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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散文出现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是学术由官府走向民间，文化向着个性化发展的结果。它体现了先秦思想家的积极创造精神，也反映了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伟大品质。诸子散文是在教学和论辩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它们个体风格突出，论述方法多样，并且注重文采，是先秦文学的重要成就。
第一节 《论语》的语录体散文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祖先为西周时期宋国贵族，其曾祖父孔防叔迁至鲁国，父亲叔梁纥任鲁国陬邑宰。孔子少时“贫且贱”，曾任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牲畜的“乘田”，五十岁后，孔子又短期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之职。孔子一生以聚徒讲学为主，并曾周游列国，晚年回鲁后据鲁国史料编定《春秋》，整理过《诗》《书》《礼》《乐》等文献，对中国文化典籍的阐发和传播有着巨大的贡献。孔子是史官文化到诸子学术的关键性人物，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一书，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纂录孔子的言行而成，其编定成书应该在战国初年，今存《论语》共二十篇。《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孔子的教学活动，应该以《诗》、礼、《春秋》为主，而《论语》所载的则是孔子师生课余的对话，这些对话的现实性、针对性更明显，所以能直接反映孔子的思想和品德。孔子的思想基础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礼制。孔子试图用孝悌的天然合理性，来确立社会等级秩序的合理性，所以十分看重“礼”的意义。把礼的意识纳入个人的修养之中，就成了仁。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社会秩序自觉的体认和维护。在此后的学术传统中，《论语》甚至超过了六经的地位，成为儒家的圣经。
“语”来自史官文献中的记言体文，所载录的是前代史官或“君子”的言论。申叔时在论太子的教育时说“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国语·楚语》），春秋时出现的《国语》、《春秋事语》等，都是此类文体。“语”类文献本有巫史传统的神圣不容置疑的性质。据《论语·八佾》记载，仪封子对孔子的学生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原是瞽史巡行的用具，是瞽史职业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当时人们都认可孔子承继了古代瞽史的职责，认可孔子的话语权威。木铎作为一个标志，它并不直接显示意义，它只是汇聚、召唤某种注意力，汇聚人们的崇敬和反思。把孔子比作木铎，就意味着人们已经认识到，孔子的陈说方式是启示性的。我们能从《论语》的记录中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比如《论语·先进》中有这样的记载：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对同一个问题，孔子经常有不同的回答。象这样完全相反的答案，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当然能使人困惑。所以，如果想理解这样的话也只能回到问话者自身或当时的语言环境中去。其实，这段话即使没有孔子的解释，人们也可以认为，孔子的第一种答案为了强调孝，而第二种答案则是为了鼓励学生践行真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论语》的评论方式总是趋向一种相对的真理。班固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书·艺文志》）认为孔子继承了史官的“微言大义”表述方法，并认为孔子是最后一个以“微言大义”表现思想的人，这是有道理的。
《论语》只是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或是与学生之间简短的对话，尚不能成为独立的文章，所以只能称为语录体。如其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等，皆能以极为简练而通俗的语句，表达出丰富而耐人寻味的生活经验和人格理想，显示了高超纯熟的语言技巧。这些语言在当时是一种通俗晓畅的日常口语，毫无雕琢之处，读起来使人感到亲切、自然，但却含有无尽的意味。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一句，语气极平易，却蕴藏着深沉的人生感喟，既有人生苦短的悲凉，又有自强不息，逆流勇进的决心，可谓言浅意深。总的说来，《论语》文辞简约、意蕴丰厚，语言上表现为深厚隽永的特征。但《论语》的语言并不单调，而是富有变化的。如孔子感慨颜回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满怀深情，其反复绵长如诗一般的韵调，实始于内心的深沉慨叹，很具有感染力。有时直言不讳，感情尽露，如“八佾舞于庭。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之情。还有一些语言则显得活泼风趣，如“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师生之间采用隐语的形式，巧妙地谈论着老师出处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委婉而富有谐趣。
《论语》中也有少量较长的章节。如《先进》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节，详细记载了师生之间的一场谈话，除了师生的对白外，还有表情、动作和场面的描写。如“子路率尔而对”，“夫子哂之”等，颇能表达人物的性格态度；而“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一句写出了曾皙的洒脱和从容不迫；“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不但描摹出一幅生机昂然的春趣图，更营造出了一种自由放逸的精神境界，充满了抒情意味。
《论语》继承了君子“立言”的精神，并以深厚的思想和淑世情怀，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墨子·公孟篇》里有这样的记载，颇能说明孔子在当时的广泛影响：
公孟子谓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义，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
可见，当时已有人以孔子当圣王之说，墨子学派虽然不这么看，但也是承认孔子在诗书礼乐方面的巨大成就。孔子学说在经孟子、荀子和汉儒的一再阐扬，终于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文化。而《论语》的语录体形式对后世也深有影响。战国诸子，如《孟子》和《墨子》、《荀子》的部分章节，以及后世的理学家的《二程粹言》、《朱子语类》、《传习录》等，也都采用了语录体形式。
第二节 《孟子》的论辩体散文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司马迁《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之门”，后周游齐、宋、滕、薛、魏等国，以“仁政”思想游说各诸侯国君，曾做过齐宣王的客卿，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遭受冷遇。孟子是孔子之后最著名的儒家，他将孔子看作是五百年而兴的“王者”，而自己是其间的“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又感慨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孟子有很强烈的道统观念，他是第一个阐释道统理论的人，也继承了孔子的撰述观念。所以，当他觉得道不行于世的时候，“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和孔子不同的是，孟子自己也参加、主导了《孟子》一书的写作，这反映了他对《论语》立言传道精神的赞许。
《孟子》在叙述风格上明显不同于《论语》，它常常抽象地论述一些概念，如“仁义”、“心性”等，在论述方式上，以说理的方式发展了诸子散文艺术，提高了诸子文章的理论品格。孟子认为自己处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必须挺身辩论。他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 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因此，《孟子》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气势磅礴，咄咄逼人，感情色彩强烈，有着明显的战国时代的特征和突出的个性精神。其文章是以辩论为主的对话体，是从语录体发展而来，虽篇幅更长，表述更复杂，但仍不能算是典型的议论文。
《孟子》展示了儒家士人以道自任的的人格力量，表现出对道的热切追求和对人世的深切关怀，也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充满了自信。孟子提倡“知耻”，并以其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藐视世俗的权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并时刻准备着“舍生而取义”，体现了刚直不阿的卫道精神。《离娄下》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是以“君王师”的身份来游说的，所以孟子可以当面指责梁惠王说：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
充分显示了孟子刚烈的性格，以及以道抗势的胆略和气势。但孟子对百姓却抱着体谅和同情之心，认为，在君民关系中，百姓永远是主要的方面，所有的冲突都需要国君承担责任。当邹和鲁交战时，邹国的官员死了很多，而百姓没有从死的，邹穆公问孟子说：“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回答说：
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
孟子认为由于国君平时不顾百姓的死活，而百姓就有权利抛弃甚至反抗国君。以民为本的思想自古就有，但公开鼓动以民抗君的则始于孟子。它反映了孟子嫉恶如仇的性格和气势磅礴的文风。
在游说中，孟子往往能抓住对方的心理特征，循循善诱，层层推进。如《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为了使齐宣王能够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特别把自己的主张说得简单易行，强调齐宣王有能力实行这些主张。孟子一开始就说自己的“王道”理想与齐宣王的“大欲”非但不矛盾，而且王之“大欲”和实现“王道”相互为必要条件。为了劝齐宣王实行“王道”，孟子先从齐宣王以羊易牛一事说起，一边为齐宣王开脱，一边把这件小事和仁政的大原则联系起来，认为“以羊易牛”之心就是实行仁政之心。接着，孟子说道：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者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孟子认为，能否实行仁政不是“能”与“不能”的区别，而是“为”与“不为”的区别。巧妙而不露声色地把对方引入自己的论题中，在轻松愉快、充满体贴的谈话中，将“仁政”主张，水到渠成地和盘托出，真可谓举重若轻。在这一论辩过程中，关键是体谅、认同齐宣王面对觳觫之牛的不忍之心，以诱导齐宣王，显示了极高超的辩论技巧。整篇说辞的总体策略是因势利导，苦口婆心，冀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很令人感动。此外，如《梁惠王上》孟子问齐宣王之大欲，并逐一驳斥，最后逼得齐宣王说：“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游说，显示了纵横捭阖、启示凌厉的辨论风格。
孟子还善于在论辩中使用比喻和寓言故事说理。其比喻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通俗易懂。如《滕文公下》有这样一段记载：
载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以“月攘一鸡”比喻朝廷不能立刻减轻关市之征，这些都非常形象，使人会心。再如“五十步笑百步”比喻梁惠王的政策在本质上和邻国没有两样，都是压迫百姓；其他如“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缘木求鱼”等比喻，都脍炙人口，流传至今。使用寓言是战国诸子和策士们的普遍风尚，《孟子》寓言颇有自己的特点，也都是就近取譬，利用生动有趣的现实生活故事来喻说道理。如“齐人有一妻一妾”故事，亦是以生动的生活事例来讽刺社会丑恶现象：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返。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返，问其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瞰良人之所之也。”早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良人，相与哭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文中描写齐人为了满足自己可笑的虚荣心，居然每日往坟间乞讨。而当妻妾发现了真相正相泣于庭中时，丈夫还自以为得计，“施施自外来”，这一情节痛快淋漓地讽刺了齐人的卑逆行径，可谓入骨三分，极其辛辣，表达了自己的蔑视之情。这一故事无情地戳穿了那些当面道貌岸然，背后却无耻钻营的小人的真实面貌。《孟子》中的其他寓言，如“揠苗助长”、“奕秋诲奕”等都精致隽永，含义深刻，令人回味无穷。这些比喻和寓言使得孟子的辩辞在气势磅礴、逻辑严密之外，更显得生动别致，亲切平易。《孟子》寓言篇幅较长，叙事完整，可以算是一篇寓意明确的独立的文章。
孟子在儒家统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后世称为亚圣。《孟子》和《论语》一起被视为儒家的经典四书之一，被后世学者所熟知。《孟子》文章对文学史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唐宋古文运动的杰出散文家，对《孟子》充沛的文气极是推崇。苏辙说：“今观其文，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孟文富有感染力的逻辑力量，以及游刃有余的论说技巧，也对后世文章有着非常大的裨益。
第三节 《庄子》的诗性散体文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做过蒙漆园吏，相传楚曾拒绝过威王以相位相聘，终身隐居，生活贫困，“穷闾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庄子·列御寇》），有著述传世，是战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是道家学派最为重要的作品[30]，现存33篇，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所作，外篇和杂篇出自庄子后学之手。
庄子有见于“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庄子·盗跖》），而反对造成这种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并进而认为一切社会制度都有违人的自然本性，都会造成对人的精神的戕害，因此，庄子对一切非自然而人为的东西都竭力反对，把它们看做是有碍自然生命的异己力量。《庄子》认为儒家所汲汲以求的仁义道德不但不能挽救这一社会现实，它还可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捆绑弱者的枷锁，加剧了社会的败坏。庄子主张回到“小国寡民”原始蒙昧社会的自然状态，过着“织而衣，耕而食”，“含哺而熙，鼓腹而游”的自然生活（《庄子·马蹄》）。就人自身的发展而言，庄子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和宁静，认为只有彻底否定一切社会理想，否定所有的知识和欲望，在一种无差别、无追求的生存环境中，才能体会到自在自由的精神境界。因此，自由也就是要完成对自然无为的回归，让自己的思想“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庄子·应帝王》），和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相契合，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庄子》文章已经突破了语录体和对话体，它每篇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并且有了题目。学者认为“《论语》为记言体，其记言又极简的。及《孟子》、《庄子》遂由简约的记言，进而为铺排的记言，更有设寓的记言。此乃战国诸子文体演变之初步”[31]。《庄子》主要是通过象征、譬喻的方法，而不是逐步推理的方法，来表达深刻的见解，因此，在形式和结构上仍然给人松散、跳跃性的感觉，这又和后来出现的以逻辑性取胜的说理散文也有区别。由于《庄子》有着诗一般变幻莫测的结构，有着很多优美华丽的意象、寓言、神话，语言流畅而意蕴丰厚，有着高远而独道的意境，有着汪洋恣肆和缥缈奇变的文章风格，因此，显得斑斓绚丽，美不胜收，在先秦散文中独树一帜，其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首先，《庄子》追求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常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意象来启发人们打破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界限，使人在喟叹惊异的同时，领略到更高更远的境界。庄子描写自己的一个梦境道：“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自然世界和自然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美丽的境界，人往往执著于自己的立场、认知，只认同某种特定的境界，而难以左右逢源。庄周只有放弃自己的庄周的身份，才能自认蝴蝶，翩然飞翔，体会到蝴蝶的乐趣。因此，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突破自我，从自己的经历、愿望、性情之外，才能够有新的境界。《逍遥游》开篇所言鲲鹏变化，也有这样的含义：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鲲鹏变化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极其壮丽而又超乎想象的艺术境界。庄子之所以要塑造一个这样的境界，是要人们从这一境界中看到自己的局限，并且认识到，人只有打破自身的局限，才有可能领略与天地合一的绝对自由。在这一段惊奇的场面之后，庄子再通过各种描写，从将不同层次的自由境界渐次呈现出来，直到绝无依赖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绝对自由境界。
庄子所描写的自由和自然的最高境界也充满了瑰丽奇异的色彩。“庄周梦蝶”中那种飘然自适，又无所执著的自由和飘逸，就构成了一个令人动心的美丽的境界。“大鹏变化”中那种凌轹千仞、磅礴万物的上下翻飞，场面空濛恢弘，震撼人心。再如关于“疱丁解牛”的描写：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 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借助一个普通的宰牛场面，营造出一种从必然性走向自由的精神境界，意境曼妙而灵动，具有莫大的感染力。这样的描写在《庄子》中非常多，它构成了《庄子》一书超然物外而又诡谲神奇的艺术魅力。
其次，《庄子》一书充满了奇特的意象。这些意象往往惊世骇俗、更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如书中的人物，既有“肌肤如冰雪，绰约如处子”的神人形象（《逍遥游》），也有“夷隐于脐，肩高于顶”的畸人形象；既有为中央帝混沌凿窍的南海之帝、北海之帝倏和忽，又有跳跃于矮林中的蜩与学鸠，其他如大树、鲲鹏、 髅、罔两、神龟、佝偻丈人等，无不特异诡怪，充满了奇思妙想。更重要的是，《庄子》以独有的自由或自然理想，赋予这些奇特意象以充盈、饱满、神妙的精神内涵。如《大宗师》中，子舆面对着自己“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的病体时，不无感慨地说：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
在子舆看来，无论什么样的存在方式都出于自然，因此，也只能安于这种状态，并且充分享受这一状态，使其形成一重自我满足的精神境界。正是这种自安自得、无可无不可的境界，使得生命充满了意义和趣味。
《庄子》一书中充斥了各类寓言，这些寓言都有着荒唐无稽、奇丽怪异的外在形式，然而却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如《则阳》中的触蛮之战：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这则寓言以极其夸张的手法，嘲弄了诸侯之间的战争，认为站在一个更辽阔的空间和一个更加悠远的时间来看，两国之间大肆屠戮的战争实在是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就如同蜗角上的触蛮之争，只能让人感到好笑。《庄子》中的词语意象和寓言与当时其他诸子不同，充满了一种荒诞而怪异的色彩，因为庄子认为现时是混乱污浊的，不可能严肃地表述它，或与之对话，而且庄子还认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为了获得精微的意，就必须让读者丢掉言辞，而那些怪异的言辞使人有距离感，容易抛开。
再次，《庄子》文章的结构形式亦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庄子》由于所表达内容具有神妙莫测的诗性特征，所以其文章结构也基本采用类似诗歌的方法，通过各种意象的累积来营造一种不同于现实的艺术气氛，来渲染、象征某种超越的境界。如《逍遥游》前半部分，庄子用鲲鹏变化、蜩与学鸠、汤之问棘、宋荣子定乎内外之分、列子御风而行等寓言和形象，连环相缀，最终得出“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的无所待的逍遥境界。整个文章初看起来漫无线索，段落之间的联系也若有似无，但若能突破我们平常对待说理散文的思维方法，领略每一段的意境，则文章的结构又清晰了然。显然，这是一种艺术思维的方法，这使得庄子散文如诗一般优美、飘逸，表现在结构上则如行云流水、遍地生花。《庄子》内七篇基本由连缀寓言故事或神奇形象来结构的，所包含的寓言故事就达到五十多则。这些连环相缀的艺术形象，给人以逸兴横飞的感觉，很有感染力。刘熙载论曰：“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子之文，可以是评之。”（《艺概·文概》）
《庄子》的语言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如《逍遥游》末段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这一段语言优美流畅，非常贴切地表达了那种逍遥自在的心境。再如《则阳》中这段话：“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表达了思乡怀旧的情感，语言平淡而情思邈远。除了抒情以外，《庄子》的描写语言也有很突出的成就，如其关于风的描述：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 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 ，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 者，叱者，吸者，叫者， 者， 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 。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刀刀乎？
这段文字通过多方铺陈，将无形之风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能渲染出一种生气勃勃、变幻无穷的艺术境界，显示了极为高超语言能力。后人以之比李白，说两者皆“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32]。
鲁迅论《庄子》云：“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庄子》一书，不但在思想上深刻地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其文章风格，也在中国文学史上起着卓越的典范作用，古人以《庄子》和屈原作品并称为“庄骚”，认为它们是浪漫文学的先驱。
第四节 《荀子》《韩非子》等论说体散文
《荀子》和《韩非子》中的文章首尾完整、层次清晰、论证严密，是较为成熟的专题论文。全书各篇之间也有着一定的逻辑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著作体系。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字卿，赵国人，曾游学于齐，三任稷下学宫“祭酒”，后为楚国兰陵（今山东绎县）令，晚年免官家居授学，并多有著述。荀子是儒家学派的又一代表人物，他承继了孔子的礼乐思想，并希望以此改造社会，治理国家。荀子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色彩，强调要“明于天人之分”；他反对孟子的人性善观点而主张人性恶，强调社会教化的作用；他认为应当法后王，所以赞成革新。荀子的“礼”除了孔子思想中的封建秩序外，还包含着法权观念，所以，荀子思想又包含着法家的成分。荀子差不多对孔子之外所有的思想，都进行了批判，他有着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文章在先秦诸子中也是理论色彩是最明显的。
《荀子》文章往往先总论而后分论，构思周密，逐层深入，论述严谨，条理明晰，成为后世论述文的典范。如《劝学》一文，先总括学习的重要性，指出：“”，然后再论学习需有端正的态度：、学习的内容则包括：学习的方法应该是……。文章通过分别论述的方法，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学习的意义和方法，是一篇完整的关于学习的文章。《荀子》大量运用了反驳的论证手法，使得文章极有气势。如《议兵》论就利用了反驳和对比的手法，最终确立“仁人之兵”的主张：
孙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所行，攻夺变诈者，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传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过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 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正，则若磐石然，触之者角摧，案角鹿 陇种东龙而退耳。……”
这一段文字，有破有立，词锋锐利，其驳论的手法极其纯熟，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这样的文章在《荀子》一书中很有代表性，它显示《荀子》的论理技巧已经相当纯熟。
《荀子》与同时代其他的文章不同，很少使用寓言，而多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做譬喻或做铺垫，因此显得体贴温和。如《劝学》开端一段云：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冰。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豀，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 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荀子为了说明学习的重要性，连续使用了很多的比喻，而且这些譬喻皆身旁可见，能使读者感到亲切，而作者缓缓道出，态度恳切而思虑周详，其良苦用心昭然若揭，显示了循循善诱的长者风范。
通过以上所列举的两段文字我们也可以看出，《荀子》文章也非常注意句式的安排，在论述中常使用排比和骈偶句式，此外，如《儒效》篇的某些段落还有意识地使用如楚辞的“兮”字句韵语，这些都使得文章韵律和谐、富有节奏感。
韩非子（约前280-前232），出身于韩国贵族，受业于荀子，曾上书韩王变法，不为所用。后所著书传入秦国，受到秦王政的喜爱。韩非入秦后，因受李斯等陷害，死于秦狱中。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继承荀子的部分政治思想，将其发展为刑名法术之学，主张君主治国必须远仁义，要恃威集权，严刑峻法，以术来驾御群臣。君王必须时刻保持戒备心理，要采取各种手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威势。韩非子还反对崇古，认为社会不断前进，治国方法应随时代而变化。现传《韩非子》五十五篇大部分为韩非本人所撰。
与其思想的专断峻刻相适应，《韩非子》的文风显得冷峻峭拔、锋芒毕现。如其《八奸》论防止内奸篡权，而列在前三位是“在床”的贵夫人、“在旁”的左右近习以及被称为“父兄”的侧室公子，认为这些人皆对帝王有引诱、蒙骗之便，都是帝王潜在的敌人。文章在这些亲密关系中剖析出种种利害冲突，渲染出一种极为紧张的气氛，可谓深刻凌厉，尖锐刻薄。韩非在自己的游说活动中体认到游说的艰难，体会到游说之士时时处在生命危险之中，他说：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志，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藉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文中刻意凸现了游说的种种灾难，可谓左右为难，处处陷阱，从而将游说者推到一个难以自拔的尖锐冲突之中，紧张而犀利，读之使人感受到震撼。此外，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也都于不无偏颇之中渲染矛盾，显示了思想的锋芒。
《韩非子》文章亦擅驳论，其驳论技巧甚至要高于《荀子》。如儒家认为舜由于能以身作则，化解了农者、渔者的纷争，使陶者器固，显示了“德化”的功绩。韩非作《难一》驳之曰：
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 ，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
如果说舜能救败，那就可以肯定尧治天下有失，这就将儒家推到一个两难的境地，使他们不能同时赞颂尧和舜，从而自己否定自己。韩非接着说：
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
他认为舜通过亲自做榜样的方式来行教化，所达到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不如通过赏罚更有效，因此舜的做法不值得赞扬。韩非至此再宣扬法家的好处就水到渠成了，他总结说：“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可见，整个驳论从逻辑上可以说是犀利无比，手法纯熟圆润，很有说服力。
《韩非子》散文的另一特点是寓言众多，全书达300多则。《韩非子》重视文章的逻辑力量，他的寓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逻辑理路，因此其故事精致而细腻，富有广泛的意义。如《难一》中他立证儒家观点的前后抵牾，难以成立，便以自相矛盾寓言以辅助自己的论证逻辑：
楚人有鬻矛与盾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坚，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这一寓言无论是在哲理性还是讽刺意味上，都很有代表性，显示了《韩非子》寓言的个性特点。从风格上来说，《韩非子》寓言不同于《庄子》奇幻汗漫，而是典雅庄重、观点突出、事理明晰。如深为后人赏识的“老马识途”、“滥竽充数”、“郑人买履”、“滥竽充数”、“郢书燕说”等等，故事皆平实朴素，而构思精巧，所蕴藏的哲理都明晰而深刻，在后世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韩非子》中有大量的寓言，其中《说林》《储说》《喻老》《十过》诸篇，是韩非将社会上所流行的寓言作系统的收集、整理，再加上自己创作的部分，而分门别类编定的寓言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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