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名著5 吴敬梓

　　1·1 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文木，安徽全椒人。青年时代性情豪迈，年23 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家庭生活逐渐下降，到他30 岁时，已经很贫困了。据说他在严冬季节常约朋友用绕城步行的方法来取暧。安徽巡抚本来想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他不愿意去做官，所以推说有病。没有去。晚年生活更加困难，甚至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的地步。最后死在扬州。吴敬梓能写诗作文，尤其擅长写小说，是清朝著名小说家。他的主要著作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这部书共有五十五回，40 万字。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作原型，但为了避免受到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的背景移至明朝中叶，而实际所写的却是十八世纪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吴敬梓通过《儒林外史》表达了他反对科举制度、轻视功名富贵的基本思想。他把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伪善及其仆从们的卑躬屈膝的丑态，集中地在《儒林外史》中表现出来。对当时的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及社会风尚做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儒林外史》的主要成就是描述了封建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利禄熏心的学子；有不学无术、趋炎附势的名流；有敲骨吸髓、贪婪成性的达官猾吏；有蛮横狡诈、鱼肉乡里的土豪；有道德堕落、招摇过市的骗子。《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讽刺文学的杰作，书中虽不曾对整个封建社会制度提出怀疑，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意义，远远超出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儒林外史》的语言通俗、准确、生动、洗练，富于形象性，表现能力很强。《儒林外史》的结构独具特点，书中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也没有一个中心事件。这一回里的主要人物，到了下一回就退居次要地位了。一回或几回自成一环，环环相扣，情节互相转移。这样的结构，具有短篇与长篇的特长，成为一种独创的文学形式。吴敬梓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生活在全椒吴氏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而且，他个人的命运也坎坷多舛，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妻，人生的不幸不断向他袭来。
　　吴敬梓十三岁时，母亲金氏就已过世，在《赠真州僧宏明》诗中他追忆道：“昔余十三龄，丧母失所恃。”这一年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自幼失去母爱，对他的心灵损伤极大。从此，他再也“不随群儿作嬉戏”，而是“屏居一室如僧庵”，沉浸到诗词歌赋中去，“从兹便堕绮语障，吐丝自缚真如蚕”（金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泰然斋诗集》卷二）。因此自幼就培养了对文学的爱好，有了一定的文学修养。母死以后隔了五年，也就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吴敬梓十八岁时，他的生父吴雯延病故。吴雯延早年曾到过南京，借住在清凉山脚下虎踞关附近的丛霄道院读书。康熙五十七年，吴敬梓随嗣父吴霖起在苏北赣榆县学教谕任上，也经常到南京来探视生父雯延。当他闻知生父雯延的病情加重时，忧心如焚，急忙赶到南京侍候，“无何阿翁苦病剧，侍医白下心如惔（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见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不久，雯延的病情有增无减，医药罔效。病危之际，由吴敬梓和其他亲人一起将他送回故乡全椒，没有多久也就病逝了。吴敬梓刚刚从生父雯延病故的哀痛中回缓过来，他的嗣父吴霖起又接着谢世。吴霖起原是一名拔贡，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出任赣榆县学教谕，过了八、九年首蓿生涯。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玄烨死去，雍正皇帝胤禛上台，“一朝天子一朝臣”，为人方正的吴霖起，此时已届暮年，也就属于淘汰之列，连教谕这一闲冷官职也失去了。回到故乡后不久，就在雍正元年（1723）病故。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记叙这一经过，写道：“归耕颍上之田，永赴遂初之约（自注：先君子壬寅年去官，次年辞世，贤人则岁在龙蛇，仙翁则惟遗笙鹤。）”这一年吴敬梓二十三岁。从少年到青年的十年中，他接二连三地失去母亲、生父和嗣父，这对他的刺激是极为激烈的。但还不仅于此，隔了没几年，他的妻子陶氏又病故。吴敬梓大约十七岁左右与全椒陶钦李的女儿结婚，夫妇生活十分幸福。在吴敬梓十九岁时就生了长子吴烺。婚后不久陶家即败落下来，先是岳父病故，接着岳母又亡，子侄既不能守成，生活又极为豪侈，连住宅也改属他姓。这对吴敬梓的妻子打击很大，不久她也就一病不起。这大约是吴敬梓二十八九岁时发生的变故。吴敬梓在三十岁时写有词作《减字木兰花》八首，其中第六首：闺中人逝，取冷中庭伤往事。买得厨娘，消尽衣边荀令香。愁来觅镜，憔悴二毛生两鬓。欲觅良缘，谁唤江郎一觉眠。
　　就回忆了服侍病妻的情景，感到目下“买得”的“厨娘”也不能替代“闺中人”；又想再娶，但此时已届中年，功名不就，囊中渐空，有谁嫁给他呢？后来虽然续娶了儒医叶草窗的女儿，但这也不能消除他中年丧妻的痛苦。吴敬梓的个人遭遇极为不幸，在家族中也没有任何温暖，甚至还不断地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在那些不愉快的事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财产的再分配，也就是瓜分遗产问题。从他的一生来看，早年析产，中年夺产，晚年产尽，由富实之家降为小康，再坠入贫困。吴敬梓童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析产”的阴影中。特别是在他出嗣给吴旦的独子霖起为子后，就成为长房长孙即大宗的宗子。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宗子在祭祀祖先时有主祭权，在分析遗产时可以多于他人。这一身份本易招嫉，而吴敬梓获得这一身份又是由于出嗣而来，这就更使他处在矛盾漩涡的中心，成为族人争夺遗产的众矢之的。在他的生父雯延、嗣父霖起相继谢世以后，遗产之争终于爆发。他的族兄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见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中说：“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鸮恶声封狼贪。”就借用《诗经》中《山有枢》“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以及《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的典故，反映了吴敬梓叔怕兄弟等人向其夺产的情景。在“兄弟参商、宗族诟谇”中，只有一位刘姓老仆为他财产的被侵夺而忧心如焚，这就是吴檠诗中所写的“刘翁为人好心事，谯脩与我忧如惔”。在这场争夺遗产纠纷中，叔伯和族兄弟的步步进逼，引起了吴敬梓极大的愤慨，他在《移家赋》中曾感叹“淳于恭之自箠不见，陈太丘之家法难寻”。据《后汉书·淳于恭传》，淳于恭之兄“崇卒，恭养幼孤，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陈太丘是指曾为太丘长的陈寔，据《后汉书·陈寔传》：“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吴敬梓借用这两个典故，说明在争夺遗产的纠纷中，叔伯之中没有一个能像淳于恭那样严格要求自己、教诲子侄，也没有一个像陈太丘那样排难解纷、处事公正，从而流露了对长辈族人的强烈不满，对他们的贪婪而虚伪的面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经过这次遗产之争，吴敬梓的财产果然被族人侵夺去不少，但他仍然保留了相当可观的一份，程晋芳说他“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但是，由于他“素不习治生”，又“遇贫即施”，再加上“偕文士辈往还”，过着“倾酒歌呼穷日夜”的生活，“不数年而产尽矣”（《文木先生传》，见《勉行堂文集》卷六）。到了晚年，就坠入极为困顿的境地，以致“人不知故向者贵公子也”（顾云《盋山志》卷四）。
　　由于丧母、丧父，也由于析产、夺产，使得吴敬梓长期生活飘忽不定，少年离乡，中年移家，晚年出游，最后客死异乡。在十四岁时（康熙五十三年，1714），他曾随嗣父吴霖起前往地处海滨的江苏赣榆。从全椒到赣榆，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也算得上远离故乡了。吴敬梓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就曾经写道：“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里。”（《赠真州僧宏明》）吴敬梓在赣榆住了八九年，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霖起失去教谕这一闲职，才最后离开赣榆，回到故乡。当他初到赣榆这个海滨城镇时，看到了在安徽内地故乡全椒所不曾见到过的汹涌大海，浩荡无际的碧波冲荡着少年的心胸，襟怀为之一爽，眼界顿然一新，意气风发地写下《观海》一诗：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
　　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
　　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
　　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
　　赣榆县虽然地处海滨，但县城附近也颇有山石之胜。嘉庆《赣榆县志》卷一：“夹谷山在治西四十余里”，“山上有圣殿、圣化亭、奎星洞、夹谷书院诸迹”。这些名胜古迹，是少年吴敬梓春秋佳日足迹常到之处。十八岁那年（康熙五十七年，1718）盛夏，吴敬梓从赣榆回到全椒，金榘诗中记载此事就说“尔从夹谷归相探”（《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就径直以夹谷指代赣榆。吴敬梓在赣榆与青衿士子一起在嗣父霖起用自己薪棒修复的学宫中学习，吴霖起根据季节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不同内容的教学，所谓“春夏教以诗书，秋冬教以羽籥”（《移家赋》）。吴敬梓的青年时代就从嗣父霖起那里学了不少诗书礼乐的学问。这种学习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宁的。不久，随着吴霖起回到故乡而结束了这种宁静的读书生涯。
　　在故乡生活的十年中，经历过析产、丧妻的种种不幸之后，吴敬梓已进入中年，由于家产的日益消蚀，也由于对族人的厌恶与日俱增，他终于离开故乡，移居南京。吴敬梓在正式移家之前，已数度游历过南京，六朝故都的风光给他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在雍正八年（1730）三十岁时，他就产生了“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减字木兰花》）的念头。隔了三年，即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吴敬梓三十三岁时，怀着“逝将去汝”（《移家赋》）的决绝感情离开了全椒，正式移居南京秦淮河畔的“秦淮水亭”，后来还自称为“秦淮寓客”。吴敬梓的生父雯延虽然曾借寓南京，但没有购置房产，敬梓这次移家南京，就是自己购房置舍、措办一切，从而使得他已经被族人侵夺过之后的财产更为减少下来。在南京，与友人诗酒唱酬，赴安庆参加考试，修复先贤祠，更把他的财产大部分花去，因而到了晚年，生活就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有时甚至无米下锅，他就“以书易米”；“冬日苦寒”，他就邀约同好，“绕城堞行数十里”，“夜夜如是，谓之‘暖足’”（程晋芳《文木先生传》）；或“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顾云《盋山志》卷四）。在如此困顿的境遇下，他有时不得不出门作客，依人篱下。他的足迹常到之处为苏北的真州（仪征）、扬州、淮安一带。
　　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与当时的江宁府知府卢见曾（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二十一）相处得不错。卢见曾字抱孙，号澹园，别号雅雨山人，山东德州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他虽然为吴敬梓的父母官，但由于他喜欢结交文士，所以对吴敬梓十分友好。乾隆元年（1736），卢见曾升任两淮盐运使，不久又兼理两淮盐政，督理扬州关务。两淮盐政分别在真州、淮安设有淮南、淮北盐所，都是属于卢见曾所管辖的范围。卢见曾还在扬州衙署中筑有“苏亭”，专门接待各方文士。吴敬梓晚年一再出游真州、扬州、淮安，主要就是去投靠卢见曾。在真州，吴敬梓还投靠过从湖广提督任上革职回乡的杨凯，“明晨衔泥问杨子，妻儿待米何时还”（《雨》），曾向杨凯要求资助。在淮安，曾在当时尚未贫乏下来的程晋芳家寄食，《文木先生传》中记载了当时吴敬梓的困顿状况，说吴敬梓“抵淮访余，检其橐，笔砚都无”。在扬州，吴敬梓虽然有不少朋友，也有亲旧，但大都是贫士，无法周济他；卢见曾又极为好客，座上客既多，就不能一一遍顾，因而“穷饿乃其宜”（金兆燕《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棕亭诗钞》卷五）了。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下旬的一天，吴敬梓尽其所有，沽酒买食，邀约好友前来痛饮，微醉之中，吴敬梓反复朗诵唐人张祜的《纵游淮南》一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在座友人听到吴敬梓朗读此诗都有些诧异。没有过几天，即十月二十八日（公元1754 年12 月11 日），吴烺（敬梓长子）的同年、诗人王又曾从北京南下，舟停扬州，上岸拜会了他钦迟已久的吴敬梓。当天黄昏，吴敬梓又去舟中回拜，两人畅谈，极为相得。归来之后，吴敬梓还自己解衣上床，但不到一顿饭时间，痰涌不绝，家人连药物也来不及投用，一代文豪就与世长辞！当时守在床边的只有幼子。住在附近的友人金兆燕闻讯赶来，为他料理后事。但检其行囊，“可怜犹剩典衣钱”（程晋芳《哭吴敏轩》，《勉行堂诗集》卷九）。治丧费用无从筹措，王又曾就出面向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请求帮助，卢见曾慨然承担一切丧葬费用，并由金兆燕将他的棺木从水路运到南京，安葬在南京清凉山脚下（一说葬在凤台门）。金兆燕诗中说敬梓“生平爱秦淮，吟魂应恋兹”（《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如今，他的坟地虽然已无遗迹可寻，但安葬在南京总算符合吴敬梓的心愿了！
　　在吴敬梓坎坷不幸的一生中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应鸿博之试、修复先贤祠。
　　吴敬梓出身在科举世家，自幼接受父、祖教诲，埋首四书、五经，揣摩八股时文，以求一第。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八岁时进学成为秀才，此后却屡试不售。雍正七年（1729）五月，二十九岁的吴敬梓又在滁州参加秀才的科考，由于“文章大好人大怪”，“酒后耳热语諵”，发了不少牢骚，讲了一些怪话，当时就有人主张不录取他。吴敬梓酒醒以后也有所懊悔，又去向当道“匍匐乞收”，但却受到大声斥责。幸亏“使者怜才破常格”，才使他“今兹冠军小得意”（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获得科考第一名。但接着参加乡试，又再次失利。他自己写的《减字木兰花》词作中就追叙了此次落第的遭遇：“文澜学海，落笔千言徒洒洒；家世科名，康了惟闻毷氉声。”对十几年来的老秀才生涯，他感到极大的厌倦；“学书学剑，懊恨古人吾不见。株守残编，落魄诸生十二年。”这种懊恨、追悔的情绪，正是他并未能忘情于科第功名的流露和反映。然而却偏偏屡困场屋、无由上进。不久，他就移家南京。在南京，过着“论文乐友朋”（《春兴》）的生活，结交了一批文士，又与江宁的“学官”相友善，颇为他们所推许。乾隆元年（1736）再次举行博学鸿辞科试，江宁训导唐时琳就将吴敬梓推荐给上江督学郑江，再由郑江推荐给安徽巡抚赵国麟。吴敬梓也就怀着感激的心情参加了学院、抚院、督院的三级考试。归来后，“消渴”病再次发作，不能赴京参加廷试，赵国麟也就无法正式荐举。对此次未能参加廷试，尽管他后来不断产生过懊恨情绪，然而，他毕竟因病辞试了，这对于曾经有过“匍匐乞收”行为的吴敬梓来说，却是一件大事，表明他的思想虽有反复，但也确有转变。通过自己屡困场屋的切身体验，以及周围亲友的不幸遭遇（如《哭舅氏》、《伤李秀才》、《酬青然兄》等诗篇中提及的舅氏、李岑淼、吴檠等），他终于对时文科举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从念念不忘“家声科第从来美”（《乳燕飞》），终于转变为“独嫉时文士如仇”（《文木先生传》），甚至发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见王又曾《书吴征君文木山房诗集后》，《丁辛老屋集》卷十二）的疑问。他出身于科举世家，自己前半生又屡次应试，有家庭传统，有切身体验，对科举制度的每一环节都十分熟悉，因而这一生活经历对他创作以抨击时文八股为重要内容的《儒林外史》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未赴鸿博廷试，表明了吴敬梓对科举弊端有所认识，那么修复先贤祠则反映了他倡导礼乐兵农的理想。吴敬梓修复先贤祠、倡导礼乐兵农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的先人和朋友的影响。明、清之际，倡导礼乐兵农最力者为当时进步的思想家颜元及其弟子李塨。颜元曾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习斋年谱》卷下）吴敬梓曾祖吴国对于康熙十六年任顺天学政时，曾识拔李塨为“县学生员第一名”，并且将李塨的文集“开雕行世”（《恕谷年谱》卷一），李塨实为吴国对弟子。康熙五十九年（1720）冬李塨曾经来到江宁，在南京传道讲学，吴敬梓此际虽曾随嗣父霖起在赣榆县，却经常来南京小住，对于李塨的讲学活动，吴敬梓极有可能也是参与的；即使未曾亲自聆教，也会从南京的友人处知晓。李塨的弟子刘著，又是吴敬梓长子吴烺的老师，刘氏《答历算十问》即为吴烺而作。所以全椒吴氏从吴国对起直到吴烺，与颜、李学派的中坚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从吴敬梓的友人来看，其中也有一些颜、李学说的信徒。为《文木山房集》写过序、替吴敬梓姐姐写过《金孺人墓志铭》的程廷祚，就是其中的代表。程廷祚在年轻时曾从南方写信给北方的李塨，说自己读到颜、李著作以后，“始知当世尚有力实学而缵周、孔之绪于燕赵间者”；李塨收到此信极为高兴，认为“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传不至堕地者也”（《恕谷后集》卷四）。程廷祚治学也正是“以习斋为主，而参以梨洲、亭林”（戴望《颜氏学记》卷九）。无论是从先人还是从友人的关系来考察，颜、李倡导礼乐兵农的理想，对吴敬梓产生影响是十分自然，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事。而具体化到修复先贤祠以倡导礼乐，则显然是受到程廷祚的影响更大。程廷祚的父亲程京萼曾写有《金陵祀典议》，他在这篇文章中说金陵为东南大都会，大禹足迹曾至，又是泰伯封地，孔子七十弟子中子游也为此地人，认为“大禹有平天地之功，泰伯作君作师，子游以文学衍圣人之传，议祀典于金陵，舍二圣一贤，其谁先之”？因而积极主张修复先贤祠以祭祀大禹、泰伯诸贤。吴敬梓族曾祖吴国缙曾经修葺过江宁府学，嗣父吴霖起也曾修葺过赣榆县学。吴敬梓终身只是不第秀才，没有资格担任教职，自然也不可能有修复学宫的光荣，因而一经有修复先贤祠之议传开，又与他平素受到的礼乐兵农思想的影响一致，他就立即参与其事，襄助其成。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他“鸠同志诸君，筑先贤祠于雨花山之麓，祀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宇宦极宏丽，工费甚巨，先生售所居屋以成之”。顾云（盋山志》卷四也记载说：“江宁雨花台，明所建先贤祠在焉，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岁久，圯矣。征君（敬梓）与同志议复其旧，资弗继，则独鬻全椒老屋成之。”由此可见，为了倡导自己的理想，吴敬梓连仅剩余的住房也售去，真可谓不遗余力了。当然，他所倡导的礼乐兵农理想并不能挽救封建末世的颓风败俗，他自己后来也认识到这一点。但尽管如此，他为了倡导自己的理想即使将家产花销净尽也在所不惜的精神，却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1.2 儒林外史周进升官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个乡村，叫做薛家集。集上有百十户人家，都是务农为业。村口一个观音庵，殿宇三间之外，还有十几间空房子，后门临着一条河。这庵里只住着一个和尚，集上人家，凡有大事，就到庵里来商议。这年正月初八，为头的申祥甫带了七八个人走了进来，议完闹龙灯的事，提出要在这观音庵里办个学堂，商议请谁作先生。
　　负责承应官府捐税和劳役的夏总甲说：“先生倒有一个，就是咱衙门里顾老相公家请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进，年纪六十多岁，县里考试曾得过头名，却还不曾中过秀才。顾老相公请他在家里三个年头，他家小公子去年就中了秀才。和咱镇上梅三相公一齐中的。你们若要先生，俺去把周先生请来。”
　　众人听了，都表示赞同。
　　第二天，夏总甲果然对周先生说了，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天二分银子在和尚那里搭伙食，约定灯节后下乡来，正月二十开馆上课。
　　到了十六日，众人将份子钱送到申祥甫家备办酒饭，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公做陪客。梅三相公名叫梅玖，戴着新方巾，老早到了。临近中午，周先生才来。众人看那周进，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黑绸旧长袍，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申祥甫拱手请进堂屋，梅玖方才慢慢立起来和他相见。众人都作揖坐下吃茶，只有周、梅二位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其余都是清茶。吃过了茶，分两桌入席。每桌八九个碗，碗中尽是猪头肉、鸡、鱼、肚、肺、肝、肠之类。申祥甫叶一声：“请！”众人一齐举筷，如同风卷残云一般，刹时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时，却一筷子也没有动。
　　申祥甫道：“今日先生为啥不用菜肴？莫非是有些见怪？”说着拣好的递过来。
　　周进急忙拦住道：“实不相瞒，学生我是吃长斋的。”意思是长年吃素食。
　　众人道：“这个倒失于打点了。”表示歉意。
　　梅玖道：“我因先生吃斋，倒想起一个笑话，前日在城里我那同学的父亲顾老相公那里听说的，是个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
　　众人都停了筷子听他念诗。他便念道：“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念罢，又说道：“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大才，呆是不呆了。”又掩着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长斋，胡须满腮’，竟被他说着了！”
　　说罢，哈哈大笑。众人一齐笑起来。周进很不好意思。
　　申祥甫见状，连忙斟一杯酒道：“梅三相公该罚一杯。在顾老相公家教书的就是周先生。”
　　梅玖连说：“我不知道，该罚该罚！不过这些话不是对着周长兄的，他说明了是个秀才。这吃斋也是好事，先年俺有个母舅，一口长斋，后来中了秀才。俺这周长兄，凭才学，只今年秋天，还不就是个秀才么！”
　　众人说他的话吉利，同斟一杯，送与周先生祝贺，把周先生脸上羞得红一块白一块，只得承谢众人，将酒接在手里。
　　厨子捧出汤点来，一大盘实心馒头，一盘油煎火烧。众人道：“这点心是素的，先生用几个。”周进怕汤不干净，要了杯茶来吃点心。
　　众人吃喝间，话头又转到梦上。梅相公说：“做梦也有些准哩。”回头问周进：“长兄这些年考试，可曾得个什么梦兆？”周进道：“倒也没有。”梅玖道：“就是小弟侥幸的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天上的日头，不差不错，端端正正掉了下来，压在我头上，惊出我一身的汗，醒来摸一摸头，就像还有些热。那时不知什么原故，如今想来，好不灵验！”周进无言以对。
　　众人吃完点心，又饮了一回酒，直到上灯时候，方才散席。申祥甫拿出一副蓝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观音庵歇宿。
　　开馆那日，申祥甫同着众人领了大小不齐几个孩子来拜见先生。众人各自散了。周先生上位教书。傍晚学生回家，周进把各家送来的“见面礼”拆开来看，只有荀老爹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作茶水费；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周进包起来，交给和尚收着，不足的以后再算。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一时照顾不到，就溜到外边去打瓦踢球，每日淘气不止。周进只得忍着性子，耐心教导。不觉过了两个多月，天气渐暖。一天，周进吃过午饭，开了后门出来，到河沿上望望。河边有几树桃柳，红绿交杂，非常可爱。看了一会儿，下起绵绵细雨。这雨越下越大，周进转入门内，忽然看见河上游有一只小船驶过来，渐渐靠岸。船上走下一个人，后面跟着两个随从。那人头戴方巾，身穿宝蓝缎长袍，脚上粉底皂靴，三绺髭须，约有三十多岁年纪。走到门口，与周进举一举手，一直进来，自言自语说：“原来是个学堂。”
　　周进跟着进来作揖，那人还了半礼，道：“想来你就是先生了。”
　　周进道：“正是。”
　　那人问随从：“怎么不见和尚？”
　　和尚听到，忙走了出来，说：“原来是王大爷，请坐，请坐。”又对周进道：“这王大爷就是前科新中的举人。先生先陪坐着，我去拿茶。”
　　那王举人也不谦让，随从摆了一条凳子，就在上首坐了，周进在下面陪着。
　　两人正说着，有小学生送来习字作业，周进叫他搁在那里。王举人道：“不妨，你只管去批，俺还有别的事。”周进去批作业。王举人吩咐随从：“天已黑了，雨又不住，你们把船上的食盒挑上来，叫和尚拿升米做饭，告诉船家伺候，明早再走。”转向周进道：“我方才上坟回来，不想遇着雨，只好耽搁一夜了。”
　　王举人回头，看见那小学生习字纸上的名字是荀玖，不觉吃了一惊，咂嘴弄舌，脸上做出许多怪相。周进又不好问他，批完作业，依旧陪他坐着。王举人问道：“方才这小学生几岁了？”
　　周进道：“七岁。”
　　王举人道：“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
　　周进道：“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他父亲央及集上新进学的梅朋友起的。梅朋友说自己的名字叫做‘玖’，也替他起个‘王’旁的名字，发发吉兆，将来好同他一样的意思。”
　　王举人笑道：“说起来，竟是一场笑话。小弟我今年正月初一梦见看考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说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玖。弟正疑惑我县里没有这样一个姓荀的，谁知竟同着这个小学生的名字。难道和他同榜不成！”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道：“可见梦做得不准！况且功名大事，总以文章为主，哪里有什么鬼神！”
　　周进道：“老先生，梦也竟有准的。前日晚生初来，会着集上的梅朋友，他说也是正月初一日，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他头上，他这年就飞黄腾达的。”
　　王举人道：“这话更说得没道理了。他进了个秀才，就有日头落在头上，像我这中过举的，不该连天都掉下来，是俺顶着了？”
　　两人说着闲话，掌上灯烛，随从捧上酒饭，鸡、鸭、鱼、肉。王举人也不让周进，只管自己坐着大吃。随后，和尚送来周进的饭，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周进也吃起来。吃罢，各自歇宿。
　　次日早晨，天晴了。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好衣服，拱一拱手，走上船去。留下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大半天。
　　自此以后，薛家集的人都知道荀家孩子是县里王举人的同年进士，传为笑话。小学生们见着也不叫他荀玖了，都叫他“荀进士”。各家父兄听见这话，都心里不平，故意向荀老爹恭喜，说他是进士老太爷，把个荀老爹气得有口难辩。申祥甫背地里又向众人说：“哪里是王举人亲口说这番话？这是周先生看见我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几个钱，捏造出这话来奉承他，图个逢时遇节，多送几个食品盒子。”
　　众人越加不喜欢周进，只因碍着夏总甲的面皮，不好辞他，将就混了一年。后来夏总甲也嫌他呆头呆脑，不知道常来承谢，便由着众人将周进辞掉了。
　　周进被学堂解聘，在家衣食艰难。他姐丈金有余出主意要他同自己一起到省城去做买卖，记记帐。他想：“‘瘫子掉在井里，捞起也是坐’，总得先寻碗饭吃。”随即应允了。
　　金有余择个吉日，同一伙客人起身，来到省城杂货行里住下。周进闲着无事，街上走走，看见不少工匠纷纷走过，说是去修理考场贡院的。周进跟到贡院门口，想挨进去看看，被看门的用大鞭子赶了出来。周进晚间把这事说给姐丈，金有余只得用了几个小钱，一伙客人也同去看，又央及杂货行主人领着。行主人走进头门，因为用了钱，看门的不再阻拦。到了三道门，行主人指着说：“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又指着说：“这是天字号了，就是相公们答卷的地方，你自己进去看吧。”贡院内分若干巷舍，按《千字文》上的字编号，每一号有只可容一人的小房若干间，考生各占一间。每间有木板两块，一块支起来作写字的案桌，一块支着作坐具，称作“号板”。
　　周进一进了号门，见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想起半生苦楚，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
　　众人慌了，忙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着，灌了下去。听得周进喉咙里咯咯地响了两声，吐出一口稠涎来。众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来。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过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也劝不住。
　　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端端到贡院来耍，你家又没死了人，为什么这样嚎啕痛哭？”
　　周进像没听见，只管伏在号板上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得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杂货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抬了出来，在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劝他吃了一碗茶，他仍然抹鼻涕，流眼泪，伤心不止。
　　一个客人道：“莫不是周客人有什么心事？为啥到了这里，这样大哭起来？”
　　金有余道：“诸位老客有所不知，我这舍舅，本来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连个秀才也没得到，今日看见贡院，就不觉伤心起来。”只因这一句话说着周进的心事，周进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
　　又一个客人道：“论这事，只该怪我们金老客。周相公既是斯文人，为什么带他出来做生意？”
　　金有余道：“也只为没有书教，难餬口度日，不得已走上这一条路。”
　　又一个客人道：“看令舅这光景，胸中定是有才学的；只因为没有人识得他，所以委屈到这步田地。”
　　金有余道：“他才学是有的，怎奈时运不济！”
　　那客人道：“听说监生也可以进考场，周相公既有才学，何不捐他一个监生？中了，也可了却他一桩心事。”
　　当初，朝中最高学府国子监出来的学生称监生，后来交纳一笔钱也可以捐得。有了这个资格，不是秀才也可同秀才一样参加考试。
　　金有余道：“我也是这样想，只是哪里有这一笔银子！”
　　周进听到这里，停住了哭声。
　　那客人道：“这也不难。现放着我这几个弟兄，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不难帮周相公纳监进场，若将来考中了，做了官，哪还在乎这几两银子？何况这是好事。你们看怎样？”
　　众人一齐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见义不为，是为无勇’，俺们有什么不肯？只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
　　周进道：“若能这样，诸位便是我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趴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众人还礼。金有余也谢了众人，又吃了几碗茶，周进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
　　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备了二百两银子，交给金有余。不足的费用，都由金有余包下。金有余拿着银子，到衙门库房交了，带回收据来。正值省里负责乡试的宗师补考录遗，周进就录了个贡监头名。到了八月初八进头场，他看见了自己哭过的地方，不觉喜出望外。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章，作得花团锦簇一般。出了考场，仍旧住在杂货行里。等到放榜那日，周进果然中了！众人各都欢喜，一齐回到汶上县。县里官吏拿着晚生贴子上门来贺，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相好的也来认相好，忙了足有个把月。申祥甫听见这件事，在薛家集敛了份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糯米团之类，亲自上县来贺喜。荀老爹贺礼是不消说了。
　　看看到了京城会试的日子，路费盘缠、衣服都是金有余替他准备。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试后，授予部属司署官职。三年过去，升为御史，皇帝点派他出任广东学道。
　　范进中举周进到广州上任，心想：“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屈了真才。”到任第二天，便行香挂牌。先考了两场生员。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童生。
　　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整齐的，褴褛破烂的。落后点进来的一个童生，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虽说广东天气温暖，但时节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长袍，冻得哆哆嗦嗦，接了卷子，下去归号。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红袍金带，何等辉煌。他翻一翻点名册，问那童生：“你就是范进？”
　　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
　　学道问：“你今年多少年纪了？”
　　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实际年龄五十四岁。”
　　学道问：“考过多少次了？”
　　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已考过二十余次。”
　　学道问：“为什么总没有进学？”
　　范进道：“总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
　　周学道道：“这也不一定。你先出去，待本道细细看卷子。”
　　范进磕头下去了。
　　周学道把范进的卷子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什么话！怪不得不进学！”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看完第三遍，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看出是天地间最好的文字，真正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
　　范进年过半百，终于进学了，取得一个秀才。回到家里，母亲、妻子都很欢喜。正要烧锅做饭，只见他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范进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户道：“我自认倒霉，把个女儿嫁给你这穷鬼，多年以来，不知连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什么德，携带你中了秀才，我所以带个酒来祝贺你。”
　　范进唯唯诺诺，忙叫妻子把肠子煮了，烫起酒来，在茅草棚下坐着。母亲和妻子在厨房做饭。
　　胡屠户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秀才，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当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面前摆架子装大？倒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们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的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我不得不拿这些话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
　　范进道：“岳父教导的是。”
　　胡屠户又道：“亲家母也来这里坐着吃饭。老人家每日小菜饭，也够苦了。我女孩儿也吃些，自从进了你家门，猪油也没有吃过几回，可怜！可怜！”婆媳两个都来坐着吃饭。吃到日西时分，胡屠户吃得醉醺醺的。范进母子千恩万谢，胡屠户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回去了。
　　这一年正值省里乡试，考举人，一些同年进学的秀才约范进去乡试。范进因没有盘费，去向丈人家借，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不要错过你的好运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秀才，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起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秀才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又想当举人做老爷来！这些中举人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当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挣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才是正经！你向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给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
　　一顿夹七夹八臭骂，骂得范进抬不起头，狼狈退出门来。
　　从丈人家回来的路上，范进暗想：“宗师说我火候已到，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如不进去考它一考，怎能甘心？”于是同几个同年秀才商议，瞒着丈人，向他人借得几个钱，到城里乡试。出了考场回家，家里已经饿了两三天。胡屠户知道，又臭骂了他一顿。
　　到出榜那日，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进道：“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你快拿到集上去卖了，买几升米来煮顿粥吃，我已经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
　　范进慌忙抱了鸡，走出门去。才去不到两个时辰，只听得一阵锣声响，三匹马闯过来。那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在茅草棚上，连声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范老爷高中了！”
　　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吓得躲进屋里；听得中了，方敢伸出头来说道：“诸位请坐，小儿方才出去了。”
　　那些报喜的人道：“原来是老太太。”大家拥簇着要喜钱。正在吵闹，又是几匹马，二报、三报到了，挤了一屋的人，茅草地上都坐满了。邻居也都来了，挤着看。老太太无奈，只得央及一个邻居去找他儿子。
　　那邻居飞奔到集上，一直找到集东头，看见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正在那里寻人来买。
　　邻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恭喜你中了举人，报喜人挤了一屋子。”范进以为是哄骗他，只装没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邻居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
　　范进道：“你夺我的鸡做什么？你又不买。”
　　邻居道：“你中了举了，叫你家去打发报子哩。”
　　范进道：“高邻，你知道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什么拿这话来耍我？我又不同你玩，你快回去吧，不要误了我卖鸡。”
　　邻居见他不信，劈手把鸡夺了，摔在地上，一把拉了回来。报喜人见了道：“好了，新贵人回来了。”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一眼看见中间升挂的报帖，上面醒目写着自己高中广东乡试举人第七名。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仰，倒在地上，牙关紧咬，不省人事。
　　老太太慌了，连忙给他灌了几口开水。范进爬起来，又拍着手大笑：“噫！好！我中了！”
　　范进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喜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范进走出大门不多远，一脚踹在塘里，挣扎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不住他，他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瞪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老太太哭道：“怎么这样命苦！中了一个什么举人，就得了这个倒霉的病！这一疯，几时才能好？”
　　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么就得了这样的病！这该如何是好？”众邻居劝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们派两个人跟定范老爷。其他人去家里拿些鸡蛋酒米，先款待了报喜的老爷们，再来商量。”
　　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娘子哭哭啼啼，在厨房收拾齐了，拿到草棚下。邻居们又搬些桌凳，请报喜的坐着吃酒，商议。
　　报喜的人中有一个道：“在下倒有一个主意，不知行得行不得？”
　　众人问：“什么主意？”
　　那人道：“范老爷平日可有最怕的人？他只因太欢喜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如今只消他怕的这个人来打他一个嘴巴，说：‘这报喜的话都是哄你的，你并不曾中。’他吃这一吓，把痰吐了出来，就明白了。”
　　众人都拍手道：“这个主意好得很，妙得很！范老爷平日怕的，莫过于肉案子上的胡老爹。好了！快寻胡老爹来。他想是还不知道，在集上卖肉哩。”立即有人飞奔去寻，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户走来，后面跟着一个他雇佣的人，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
　　胡屠户进门见了老太太，老太太大哭着诉说了一番。胡屠户吃惊道：“怎么这样没福？”
　　外边人一片声地请胡老爹说话。胡屠户把肉和钱交给女儿，走了出来。
　　众人如此这般，同他商议。胡屠户作难地说道：“虽说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庙里人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可是不敢做这样的事！”
　　邻居内一个尖酸的人说：“罢了！胡老爹，你每天杀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又有什么要紧，只怕是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说不定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十八层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不可知哩！”
　　报喜的人道：“不要只管讲笑话，这件事没有别的办法，你还是再权衡权衡。”
　　胡屠户抵不住众人说劝，只得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子，把刚才这些顾虑收起，摆出平日的凶恶样子，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邻居五六个人都跟在后面。
　　老太太赶出来叫道：“亲家，你只可吓他一吓，千万不要把他打伤了！”众邻居道：“这个自然，还用吩咐！”
　　说着，一直去了。
　　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油污，鞋子都跑掉了一只，仍在拍着手，口里叫道：“中了！中了！”
　　胡屠户凶神似地走到跟前，吼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过去。
　　周围的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地笑。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再打第二下。
　　范进因这一个嘴巴，被打晕了，昏倒在地。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捶背，折腾了半天，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众人扶起，借庙门口一个外科郎中的板凳坐着。
　　胡屠户站在一边，只觉那只手隐隐作痛，自己看时，巴掌张着，再也弯不过来。心里懊悔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得厉害了，连忙向郎中讨了块膏药贴上。
　　范进一面绾好散乱的头发，一面向郎中借一盆水洗脸。一个邻居早把那一只鞋找了来，替他穿上。
　　胡屠户上前道：“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求我来劝你的。”
　　邻居内一个人道：“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得亲切，说不定范老爷洗脸，得洗下半盆猪油来！”
　　又一个道：“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
　　胡屠户道：“我哪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没指靠怎的？我早说过，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不怕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长到三十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给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
　　说罢，哈哈大笑。众人都笑起来，看着范进洗完了脸，郎中又拿茶来吃了，一同回家。范举人先走，胡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胡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了许多皱折，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
　　到了家门，胡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老太太迎出来，见儿子不疯，喜从天降。众人问报喜的人呢，说是家里用屠户送来的几千钱打发他们去了。范进拜了母亲，又拜谢丈人。胡屠户再三不安道：“这几个小钱，不够你赏人！”范进又谢了邻居。正待坐下，一个体面的管家，手里拿着一个大红帖子飞跑进来道：“张老爷来拜新中的范老爷！”说完，轿子已经到了门口。胡屠户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邻居各自散了。
　　范进迎了出去，只见张乡绅下了轿，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礼服，金带、皂靴。他是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别号静斋。同范进推让着进来，到堂屋内平磕了头，分宾主坐下。
　　张乡绅先攀谈起来，说范进乡试时的考官汤知县，就是他先祖的门生，他和范进“原是亲切的世弟兄”。范进听了，连忙道：“晚生侥幸，实在惭愧。今幸知出在老先生门下，欣喜不尽。”
　　张乡绅四面看了看，说道：“世兄果然是家庭清贫。”随即在跟从的家人手里拿过一封银子来，说是共带有五十两，作贺礼送给范进；又说有一所三进三间的空房，也赠给世兄。范进再三推辞，张乡绅急了，道：“你我世代交好，就如同亲骨肉一般，若再不肯，就是见外了。”范进方才把银子收下，作揖谢了。又说了一会儿，打躬作别。胡屠户直等张乡绅上了轿，才敢走出堂屋来。
　　范进将银子交给妻子打开看，一封一封都是雪白的细丝锭子，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去吧。”
　　胡屠户把银子紧紧握在手里，伸过拳头，道：“这个，你收着吧。我原是贺你的，怎么好又拿回去？”
　　范进道：“我这里还有几两银子，如果用完了，再来向老爹讨用。”
　　胡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口里说道：“也罢，你如今相交了这个张老爷，还愁没有银子用？他家里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哩！他家就是我卖肉的主顾，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银子是不稀罕的！”又转回头来望着女儿说道：“我早上拿了钱来，你那该死的兄弟还不肯。我说，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只怕姑老爷还不稀罕。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我拿了银子家去，骂这短命的奴才！”说了一阵子，千恩万谢，低着头，笑眯眯地走了。
　　从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范进：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又来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闹了三天。到第四天上，老太太起来吃过点心，走到第三进房子内，见媳妇胡氏，戴着银丝假髻，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正督率着家人、丫鬟洗碗盏杯箸，说道：“你们嫂嫂、姑娘们要仔细些，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
　　家人丫鬟说：“老太太，哪里是别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
　　老太太笑道：“我家怎么有这些东西？”
　　家人丫鬟一齐说道：“怎么不是？岂但这些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
　　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跌倒下去，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
　　范举人得知，三步并作一步走来，连叫几声母亲不应，忙让人把老太太抬到床上，又请医生来瞧。医生说：“老太太这病中了脏腑，不可治了。”一连请了几个医生，都这样说。范举人越发慌了。夫妻两个，守着哭泣。挨到黄昏时分，老太太奄奄一息，归天去了。
　　王惠弃官王惠，就是当年在薛家集观音庵避雨，大啃鸡骨头的王举人，如今，须发皓白，进京会试，又中了进士。皇帝降旨，授职王惠为南昌知府。并特意说明，南昌是沿江重地，需要于练有才能的人。王惠谢过恩，整理行装，即刻赴江西省城就任。
　　南昌前任知府蘧太守，浙江嘉兴府人，进士出身，以年老有病告退，已经出了衙门，职务暂由副职通判代理。王惠王太守到任，升了公座，各属官员都禀见过了，接着蘧太守来拜。王惠也回拜过了。有关帐目、公物、文书等交接盘点，一时说不清楚，王惠没有马上接下来。
　　一日，蘧太守差人来禀道：“太爷年老多病，耳朵又有些背，交接的事，本该自己来，由于不方便，明日打发少爷过来当面领教，一切事还要仰仗王太爷担待。”王惠答应，在衙里备下酒饭，等候蘧公子。
　　第二天早饭过后，一乘小轿，一副大红帖，上写“眷晚生蘧景玉拜”。
　　王太守开了宅门，叫请少爷进来。王太守看那蘧公子翩然俊雅，举动不群，互相施了礼，让位坐下。寒暄了几句，王太守问道：“尊大人精神正旺，为什么就这样急流勇退了？”
　　蘧公子道：“家父常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况且做秀才的时候，原有几亩薄产，可供粥食；先人敝庐，可避风雨；就是琴、樽、炉、几，药栏、花榭，也都还有几处，可以消遣。所以，在风尘劳顿的时候，每怀长林丰草之思，而今正可遂愿了。”
　　王太守连称公子襟怀高旷，笑道：“将来，公子定可高科得中，老先生正好做个封翁了。”封翁，是指子孙做官，父、祖等可按例受封。
　　蘧公子道：“老先生，人生在世，倒也不在科名，晚生只愿家父早归田里，能够早晚地侍候，这才是人生乐事。”
　　王太守道：“这样，就更加可敬了。”
　　说着，换了三遍茶，王太守请蘧公子脱去大衣服，坐下。说到交接一事，蘧公子道：“老先生不必过于费心。家父为官多年，布衣粗食，不过历年所积下的俸禄，也约有二千余两银子，如果仓谷、马匹、杂项之类，有什么缺少不符的地方，请拿这些银子任意填补。家父知道老先生数任京官，囊中清苦，决不连累。”
　　王太守见他说得大方、爽快，满心欢喜。
　　过了一会儿，摆上酒来，奉席坐下。王太守慢慢问道：“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略有些什么通融？”
　　蘧公子说：“南昌人情，鄙野有余，巧诈不足。如果说地方出产及词讼的事，家父在这里，准的词讼很少，除非纲常伦纪大事，其余户役、婚姻、土地等诉讼，都批到县里去，务在求得安定和睦，与民休息。至于处处利收，也绝不去苛求的。”
　　王太守笑道：“可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话，也是不确实的了。”
　　酒过数巡，蘧公子见他问的都是些俗陋不堪的话，又说道：“家父在这里没有别的好处，只落得个讼简刑清；所以衙门里的人也都逍遥自在。还记得前任按察使向家父说道：‘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声音。’”
　　王太守问：“是哪三样？”
　　蘧公子道：“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
　　王太守大笑道：“这三样声音倒也有趣得很。”
　　蘧公子道：“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声音了。”
　　王太守问：“是哪三样？”
　　蘧公子道：“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王太守并不知道这话是讥诮他，一本正经答道：“如今你我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这样认真的。”
　　二人直吃到日西时分，将交代的事情当面言明，蘧公子作别去了。过了几日，蘧太守果然送了一项银子，王太守替他结清帐。蘧太守带着公子家眷，装着半船书画，回嘉兴去了。
　　王太守回到衙门，果然一改以往风气，大加整治。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把六房管办文书的官吏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追查。用的是头号板子，把两根板子拿到内衙上称，分了一轻一重，都在上面写了暗号。出来坐堂时，吩咐叫用大板，差役如果取那轻的，就知道他得了贿赂，便取那重板子打差役。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满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王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各上司访闻，都称赞他是江西第一能员。
　　王惠任南昌知府两年有余，正值江西宁王反乱，各路戒严，朝廷就把他推升了南赣道，催运军需。王惠接了紧急文书，星速赴南赣到任，从此，又被称作王道台。
　　第二年，宁王统兵破了南赣官军，百姓开了城，四处逃散。王道台也抵挡不住，叫了一只小船，星夜逃走。行船到大江中，遇到宁王百十只战船，明盔亮甲，船上有千万火把，照见小船，叫一声“拿！”几十个兵卒跳上船来，走进中舱，把王道台反绑了手，捉上大船。那些从人、船家，有的被杀了，有的跳水淹死了。王道台吓得浑身发抖，灯烛影星，望见宁王坐在上面，不敢抬头。宁王见了，走下来，亲手替他松了绑，叫取衣裳穿了，说道：“孤家是奉太后密旨，起兵诛杀皇帝身边的奸臣，你既是江南的能员，降顺了孤家，少不得升授你的官爵。”
　　王道台颤抖抖地叩头道：“情愿归顺。”
　　宁王道：“既然愿降，待孤家亲赐一杯酒。”
　　王道台刚才被绑得心口十分疼痛，跪着接了酒，一饮而尽，心口便不疼了。又磕头谢了。王爷即赏给他江西按察司的官职，从此，随在宁王军中。宁王闹了两年，不想被江西新建伯王守仁一阵杀败，束手就擒。那些伪官，杀的杀了，逃的逃了。王惠只带了一个小木箱，里面几本残书和几两银子，换了青衣小帽，连夜逃走。真是慌不择路，赶了几日旱路，又搭船走，昏天黑地，一直走到了浙江乌镇地方。
　　那日住了船，客人都上去吃点心，王惠也拿了几个钱上岸。那点心店里都坐满了，独有一个少年自己占着一桌。王惠见那少年仿佛有些认得，却想不起是谁来。
　　开店的道：“客人，你来同这位客人一席坐吧。”
　　王惠便去坐在对席，少年立起身来同他坐下。王惠忍不住问道：“请问客人贵处哪里？”
　　那少年道：“嘉兴。”
　　王惠道：“尊姓？”
　　少年道：“姓蘧。”
　　王惠道：“往日有位蘧老先生，曾做过南昌太守，可与足下一家？”
　　少年惊道：“那便是家祖，老客怎么知道？”
　　王惠道：“原来是蘧老先生的令公孙，失敬了。”
　　少年道：“拜问老先生贵姓仙乡？”
　　王惠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宝舟在哪边？”
　　蘧公孙道：“就在岸边。”
　　当下清了帐，二人相携来到船中坐下。
　　王惠道：“当日在南昌相会的少爷，讳名景玉，想是令叔？”
　　蘧公孙道：“便是先父。家祖那年南昌解职回乡，次年即不幸先父去世。”王惠听罢，流下泪来。蘧公孙又问他姓名来历。王惠附耳低声道：“我就是后任的南昌知府王惠。”
　　蘧公孙大惊道：“闻得老先生已荣升南赣道，怎么独自改装到这里来了？”
　　王惠道：“只因为宁王反叛，弟便挂印而逃，城被围困，来不及取出盘费。”
　　蘧公孙道：“如今要到哪里去？”
　　王惠道：“穷途流落，哪有一定呢？”只不肯把降顺宁王的话说出来。
　　蘧公孙道：“老先生既然没有守住边城，今日又不便出来自首，茫茫四海，盘费缺少，怎么能行呢？晚生我奉家祖之命，在杭州舍亲处讨取了一桩银子，现在船上，送给老先生作为路费，去寻一个僻静地方安身吧。”说罢，即取出四封银子递给王惠，共二百两。
　　王惠感激涕零，连连称谢，说道：“两边船家都要赶路，不能久留，告别了，周济之情，不死定当厚报。”双膝跪了下去。蘧公孙慌忙跪下同拜了几拜。
　　王惠又道：“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无所有；只有一个小箱，里面有几本残书，我躲藏在外，虽是这一点物件，也恐怕被人认出来，惹起是非，如今拿来交给世兄，我轻身更好逃窜了。”
　　蘧公孙答应。他即刻过船去取来木箱，交给蘧公孙。王惠道：“敬问令祖老先生。今世若不能再见，来生犬马相报了。”二人洒泪分手。王惠另找了只船到太湖，从此更名改姓，削发为僧了。
　　蘧公孙求名蘧公孙回到嘉兴，见了祖父，说起路上遇见王太守的话。蘧太守大惊道：“他是投降了宁王的。”公孙道：“他并没有说明，只说是挂印逃走，来不及带半点盘缠。”蘧太守道：“他虽然对朝廷犯了罪，却与我是个故交，为什么不就将你讨来的银子送给他做盘费？”公孙道：“我已经送给他了。”蘧太守不胜欢喜道：“你真是你父亲的好儿子。”公孙又进房去见母亲，母亲问了些路上的话，慰劳了一番，进房歇息。
　　第二天，蘧公孙带着王惠留下的小木箱来到祖父跟前。这是一个狭长可以作枕头用的小箱，又称枕箱。公孙说道：“王太守枕箱里还有几本书。”随即取出来送给祖父看。蘧太守看了，都是抄本。其他也还没有要紧的，只有一本，是《高青邱集诗话》，有一百多张，都是高青邱亲笔抄写，非常精工。高青邱就是明代著名文人高启，青邱是他的号。
　　蘧太守道：“这本书多年藏在宫里，多少有才的人想见都见不到，天下并没有第二本。你今天无意得到这本书，真是天幸，可要收藏好了，不能轻易被人看见！”
　　蘧公孙听了，心里想道：“这书既然是天下没有第二本，为什么不就将它抄写成书，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来，也出一出大名？”
　　蘧公孙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来，把高青邱的名字写在上面，下面写“嘉兴蘧来旬駪夫氏补辑”。来旬是他的名，駪夫是他的号。印刷了几百部，遍送亲戚朋友，人人见了，爱不释手。从此，浙江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孙是个少年名士。蘧太守知道了，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诗词，同一些名士赠答。
　　蘧太守有两个爱结交名士的亲内侄，是娄中堂的公子。一个是三公子，叫玉亭，是个孝廉；一个是四公子，叫瑟亭，在国子监读书。娄、蘧两家经常来往。
　　一天，两公子进了家门，看门的禀道：“蘧小少爷来了，在太太房里坐着哩。”两公子走进内堂，见蘧公孙在那里，三太太陪着。公孙见了表叔，慌忙见礼；两公子扶住，邀到书房。蘧公孙呈上自己所刻的诗话，每位一本。两公子把书略翻了几页，称赞道：“贤侄少年大才，我等都要退避三舍了。”蘧公孙道：“小子无知妄作，还求表叔指点。”两公子欢喜不已，当夜设席款待。
　　清晨起来，两公子笑着向公孙说道：“我们明日请一位客人，劳贤侄陪一陪。”蘧公孙问是哪一位，三公子道：“就是翰林院的鲁编修，同乡，也是先父做会试主考官时取中的。”四公子道：“是个俗气不过的人。只因我们和他是世弟兄，又前日船上遇着就先扰了他一席酒，所以明日邀他来坐坐。”
　　两公子先发了请帖，第二天，又派家人去请。鲁编修直到中午才来，头戴纱帽，身穿蟒衣，进了厅堂，就要去拜老师神位。两公子再三推辞，才免了，然后宽衣坐下，献茶。吃过了茶，蘧公孙出来拜见。
　　三公子道：“这是舍表侄，南昌太守家姑丈的孙子。”
　　鲁编修道：“久慕久慕！”
　　几人谦让坐下，寒暄了一阵，摆上两席酒来。酒过三巡，谈到江西的事，鲁编修向蘧公孙道：“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的是不是叫王惠呀？”
　　蘧公孙道：“正是。”
　　鲁编修道：“这位王道尊可是了不得，而今朝廷追捕他可紧了。”
　　三公子道：“他是投降了宁王的。”
　　鲁编修道：“他是江西保荐的第一能员，到时候就是他先降顺了。”
　　四公子道：“他这降顺，终归不该的。”
　　鲁编修道：“古语说得好，‘无兵无粮，因甚不降’？只是各伪官也逃脱了许多，只有他领着南赣数郡一齐归降，所以朝廷尤其把他的罪状看得重，悬赏捕拿。”
　　蘧公孙听了他们讲话，那从前的事，一字也不敢提。
　　换过了席，两公子把蘧公孙的诗和他刻的诗话拿出来请教，都夸他少年美才。鲁编修叹赏了很久，又向两公子问蘧公孙年龄，三公子道：“十七。”又问生辰，三公子转问蘧公孙，公孙道：“小侄是三月十六日亥时生的。”鲁编修点一点头，记在心里。
　　又过了些日子，蘧公孙想回嘉兴去，两公子留他再住几天。这天，一位算命先生陈和甫来府，说鲁老先生有句话托他捎给二位公子。
　　两公子让到书房里。陈和甫举眼四面一看，见院宅深沉，琴书潇洒，说道：“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说完，将椅子移近两公子跟前道：“鲁老先生有一令爱，德性温良，才貌出众。鲁老先生和夫人因为无子，爱如掌上朋珠，许多人家求亲，都没应允。前些日在尊府会见南昌蘧太爷的公孙，着实爱他才华，所以托晚生来问，蘧公孙可完过婚事？”
　　三公子道：“那就是舍表侄，还没有完婚；非常感激鲁老先生相爱，只是不知道他这位小姐，贵庚多少？年命可相妨碍？”
　　陈和甫笑道：“这个倒不用顾虑。令表侄八字，鲁老先生在尊府席上已经问明在心里了，到家就是晚生查算，替他两人合婚；小姐小公孙一岁，今年十六岁了，天生一对好夫妻，年、月、日、时，无一不相合。”
　　四公子向三公子道：“难怪鲁老先生前日在席间谆谆询问表侄生的年月，我还以为是为什么，原来他那时已经有意了。”
　　三公子道：“这样最好。”答应马上写书信给姑丈，择吉日请媒人到鲁府上求亲。
　　陈和甫告别，向鲁编修回话去了。
　　两公子送走陈和甫，回来将这话说给蘧公孙道：“贤侄既然有这喜事，就不要忙着回嘉兴，我们写信给太爷，打发家人回去取了回音来，再说吧。”蘧公孙从命，继续住在这里。
　　家人去了十多天，领了蘧太守的回书来见两公子，道：“太老爷得知这件事，非常欢喜，对小人吩咐说，自己不能远来，全烦二位老爷做主。或娶过去，或招在这里，也是二位老爷商定。呈上回书并白银五百两，作为聘礼用。大相公就不用回家了，在这里办喜事。太老爷身体很好，一切放心。”两公子收了回书、银子，择个吉日，央请陈和甫为媒，这边添上一个媒人，就是绍兴名士牛布衣。当日两位月老，齐到娄府，款待过后，坐上轿子，管家持帖，去鲁编修家求亲。鲁编修那里也设席相留，回了应允的帖子。鲁编修只说，身边只有一个女儿，舍不得嫁出门，要蘧公孙入赘。娄府也应允了。
　　婚期订于十二月初八。这天，娄府张灯结彩，先请两位月老吃了一天。
　　黄昏时分。大吹大擂起来。娄府一门官衔灯笼，就有八十多对，添上蘧太守家灯笼，足足摆了三四条街，还摆不完。全副执事，又是一班细乐，八对纱灯，引着四人大轿，蘧公孙端坐在里面。后面四乘轿子，分别坐着娄府两公子、陈和甫、牛布衣，同送公孙入赘。到了鲁府门口，开门钱就送了几封。重门洞开，里面一派乐声。四位先下轿进去。鲁编修纱帽蟒袍，缎靴金带，迎了出来，作揖迎接。然后是一班细乐，八对红纱灯，引着蘧公孙，纱帽宫袍，簪花披红，低头进来。拜过鲁编修，于细乐声中，行礼入席。这是个三间厅古老房子，点着几十支大蜡烛，十分辉煌。乐声停了，戏子上来，大家边吃喝边看戏。
　　夜深了，众家人掌上花烛，把蘧公孙送进新房。厅上的客人换席看戏，直到天明才散。
　　蘧公孙入赘鲁府，见小姐十分美貌，已经是醉心了，又见两个贴身丫鬟，一个叫彩苹，一个叫双红，也都袅娜轻盈，十分俊俏，恍然如入仙境。他不知道，鲁小姐还是个才女呢。况且她这个才女，又与寻常的才女不同。鲁编修因为没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二岁就讲书、读文章，教她作八股文。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性又好，到这时，各大八股名家、历届科举的八股文范本，以及各省宗师考卷，肚里已经记下了三千多篇；作出来的文章，真称得上理法老练、花团锦簇。
　　鲁编修经常叹息道：“如果我女儿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闲着无事，他便和女儿谈说：“八股文章若作得好，随你作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作出什么来，都是邪魔歪道！”
　　小姐听了父亲的教训，在梳妆台边，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章，每日用红黄笔墨，细细批注。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它。家里虽然有几本《千家诗》，东坡、小妹诗话一类的书，都拿给伴读的侍女彩苹、双红看；闲时也教她们诌几句诗，只当作笑话。这回招赘蘧公孙来，门户又相称，才貌又相当，真个是“才子佳人，一双两好”，料想公孙才学过人，用不了多久就是个少年进士。但赘进门来十多天，新房里满架都是文章，公孙却一点儿不在意。小姐心里想：“这些一定是他都读烂了的了。”又想：“也许是他新婚，正贪欢笑，还顾及不到这事上。”
　　又过了些日子，小姐见公孙赴宴回来，袖里揣了一本诗来灯下翻看，还拉小姐一起坐着同看。小姐不喜欢诗，但这时还有些害羞，不好问他，只得勉强看了一会儿。到第二天，小姐忍不住了，知道公孙坐在前边书房里，就取了一条红纸，写下一行题目：《身修而后家齐》。叫彩苹过来，说道：“你拿去送给姑爷，说是老爷要请教一篇文字的。”
　　公孙接了，笑了笑，说道：“我对这种事不怎么在行。况且到尊府不满一月，要做两件雅事；这样俗事，也不耐烦做哩。”公孙心里只说是向才女说这样话是很对她心思的了，没想到正犯着忌讳。
　　当晚，养娘走进房来看小姐，只见小姐愁眉泪眼，长吁短叹。养娘道：“小姐，你才恭喜，招赘了这样的好姑爷，有什么心事，做出这个模样？”小姐把白天的事说了一遍，道：“我只说他举业已成，不久就是个举人、进士；谁想竟是这样，岂不误了我的终身！”养娘劝了一回。从此，二人见面，各有心事，啾啾唧唧。小姐心里纳闷，一说到举业上，公孙总没兴趣；劝得紧了，反说小姐俗气。小姐越发闷上加闷，整日愁眉不展。
　　夫人知道后，走来劝女儿道：“我儿，你不要这么呆气。我看新姑爷够十分人物了，你爹原来爱的他就是个少年名士。”
　　小姐道：“母亲，自古至今，什么时候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作名士的？”
　　夫人和养娘道：“这个是你终身大事，不要这样。现放着两家日子兴旺，就算姑爷不中进士、做官，难道这一生还少了你用的？”
　　小姐道：“‘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依孩儿的意思，总是自己挣的功名好，靠着祖、父，只能算作不成器！”
　　夫人道：“就算是这样，也只好慢慢劝他，这是急不得的。”
　　养娘道：“当真姑爷不能中举人、进士，你将来生出个小公子来，从小由你教训，不要学他父亲。家里放着你这么个好先生，还怕教不出个状元来，替你争口气？”说着，和夫人一齐笑起来。小姐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后来鲁编修听见这些话，也出了两个题目请蘧公孙作，公孙勉强成篇。
　　编修公看了，都是些诗词上的话，认为不是正经文字，因此，心里也闷，说不出来。全亏夫人疼爱这女婿，如同心头一块肉。
　　冬天过去了。新年正月，蘧公孙回家给祖父、母亲拜年回来。正月十八日，又同娄府二公子去乡下访名士。三人刚回娄府，看门的禀道：“鲁大老爷有要紧事，请蘧少爷回去，来过三次人了。”
　　蘧公孙慌忙回去，见了鲁夫人。夫人告诉说，编修公园女婿不肯做举业，心里生气，商量要娶一个妾，早养出一个儿子来叫他读书，接进士的书香。夫人说年纪大了，劝他不要这样，他的气更大了，昨天晚上跌了一跤，半身麻木，口眼也有些歪斜。小姐在一旁泪眼汪汪，不住地叹气。公孙也无可奈何，忙走到书房去问候。
　　经过医家多方调治，鲁编修的病渐渐好转。蘧公孙一连陪伴了十多天，一点闲工夫也没有。一天，趁编修公午睡，又偷空走到娄府，会名士去了。真假牛布衣匡超人收拾行李，包船启程。来到船上，看见中舱先坐着两个人：一个年老的，茧绸长衫，丝带朱履；一个中年的，宝蓝长衫，粉底皂靴，都戴着方巾。匡超人觉得不是俗人，就同他们拱拱手坐下，问起姓名。那老年的道：“贱姓牛，草字布衣。”匡超人曾经听景兰江说过这个人，便道：“久仰。”又问那一位，牛布衣代答道：“这位冯先生，尊字琢庵，是此科新贵，往京师会试去的。”匡超人道：“牛先生也进京吗？”牛布衣道：“小弟不去，要到江上边芜湖县地方寻访几个朋友，因与冯先生相好，正巧同船。只到扬州，弟就告别，另上南京船，走长江去了。先生仙乡贵姓？今往哪里去？”匡超人说了姓名。冯琢庵道：“先生是浙江选家，尊选有好几部弟都是见过的。”
　　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共选各类文章九十五本。我选的文章，每一回出来，书店都要卖到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不瞒二位先生说，这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牛布衣笑道：“先生，你这话错了！所谓‘先儒’者，是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健在，怎能这样称呼？”
　　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就是先生之意思！”
　　牛布衣见他这样说，也不和他争辩。
　　冯琢庵又问道：“操选政的还有一位马纯上，他选得怎样？”
　　匡超人道：“那是我的好友。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怎么行。惟有小弟我的选本，外国都有的！”
　　一路谈着。过了些时日，不觉已到扬州。匡超人、冯琢庵换了淮安船进京去了。
　　牛布衣独自搭江船过了南京，来到芜湖，找了个浮桥口甘露庵住下。甘露庵殿后有两间房，一间是这里的主人老和尚住着，一间就是牛布衣的客房。牛布衣白天出去访友，晚上点了一盏灯，吟哦些什么诗词之类。老和尚见他孤寂，时常煨了茶给他送去，陪着说话到夜深。要是清风明月的时节，同他在前面天井里谈说古今的事务，非常投机。
　　不想有一天，牛布衣病倒了，请医生来，一连吃了几十副药，总不见效。那天，牛布衣自感不济，请老和尚来到床前，说道：“我离家一千多里，客居在这里，多蒙老师父照顾。没想到今天得了这个拙病，眼看不行了。我家中又无儿子，只有一个妻子，年纪还不到四十岁；前些日子和我同来的一个朋友，又进京会试去了；而今老师父就是我的亲人。我这床头箱内，有六两银子，我死后，麻烦老师父替我买口棺材。还有几件粗布衣服，拿去变卖了，请几位师父替我念一念经，超度我升天。棺材先找一块空地寄放着，材头上写‘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如果遇着个故乡亲戚，把我的丧带回去，我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老师父的！”
　　老师父听了这话，眼泪止不住纷纷落下来，说道：“你放心吧，说凶得吉。你如果有个山高水低的，这事就都包在我老僧身上了。”
　　牛布衣又挣扎着起来，从床里面席子下拿出两本书，递给老和尚，道：“这两本是我作的诗，虽然没有什么好的，却是一生相交好的人都在上面，我舍不得湮没了，也交给老师父。要是有幸遇着个后来的才人替我流传了，我死也瞑目！”
　　老和尚双手接了，见他一丝两气，很不过意，连忙到自己房里，煎了些龙眼莲子汤，拿到床前，扶他起来吃，已经不能吃了。挨到晚上，痰响了一阵，喘息一回，断气身亡。
　　老和尚大哭了一场，遵照牛布衣的遗嘱，料理后事，把前面一间盛柴草的屋子腾出来，安放牛布衣的灵柩。从此，老和尚每天早晚课诵，开门关门，一定到牛布衣灵柩前添些香，洒几滴眼泪。
　　一天晚上，老和尚晚课已毕，正要关门，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厮，右手拿着一本记帐的折子，左手拿着一本书，进门来坐在菩萨脚下，借着琉璃灯光读起来。老和尚不好意思打扰他，由他念到二更多天，去了。老和尚关门睡下。第二天这时候，他又来读。一连读了四五天。老和尚忍不住了，上前问道：“小施主，你是谁家子弟？为什么每晚到贫僧这庵里来读书，这是什么缘故？”
　　那小厮作了一个揖，说道：“老师父，我姓牛，就住在这前街上，因为当初是在浦口外婆家长大的，所以小名就叫做浦郎。不幸父母都去世了，只有个家祖，年纪七十多岁，开个小香蜡店，胡乱度日，家祖每天叫我拿这折子去讨些赊帐。我打从学堂门口过，听见念书的声音好听，就在店里偷了钱买这本书来读，不想吵闹老师父了。”
　　老和尚道：“我刚才并不是这个意思，是想一些人家拿大钱请先生教子弟，子弟还不肯读；像你小施主偷钱买书念，这是非常上进的事。但这里地下冷，琉璃灯又不怎么明亮，我这殿上有张桌子，还有个灯挂儿，你何不就到那里去念，也觉得爽快些。”
　　浦郎谢了老和尚，跟了进去，果然一张方桌，上面一个油灯挂，十分幽静。浦郎在这边读书，老和尚在那边打坐，每晚到三更天。
　　一天，老和尚听见他念的是诗，不是应考文章，有些不解，问他念这做什么。浦郎道；“我们经纪人家，哪里还想什么应考上进，只是念两句诗破破俗罢了。”老和尚见他出语不俗，便问道：“你看的这些诗，讲得出来吗？”浦郎道：“讲不来的也多。如有一两句讲得来，不由得心里欢喜。”
　　老和尚道：“你既然欢喜，再念些日子我拿两本诗给你看，包你更欢喜哩。”
　　浦郎道：“老师父有什么诗，为什么不这就拿给我看？”
　　老和尚笑道：“不要急，让你过些日子再看。”
　　过了几天，老和尚到乡下人家去念经，不能当天回来，把房门锁了，殿上托给浦郎照看。浦郎自心里猜疑：“老师父有什么诗，却不肯就拿给我看，哄我想得慌。”仔细算来，“三讨不如一偷”。趁老和尚不在家，到了晚上，把房门掇开，走了进去。见桌上摆着一座香炉，一个灯盏，一串念珠，桌上放着些废残的经典，翻了一遍，哪里有什么诗。浦郎疑惑道：“难道老师父哄我？”又寻到床上，发现一个枕箱，一把铜锁锁着。浦郎把锁拧开，见里面重重包裹，两本锦面线装的书，上写“牛布衣诗稿”。牛浦郎喜道：“一定是这个了！”急忙拿了出来，重新把枕箱锁好，走出房来，关上门。
　　牛浦郎把这两本书拿到灯下一看，只见那题目上都写着：“吴相国某大人”，“杯督学周大人”，“寄怀王观察”，其余某太守、某司马、某明府等，随处可见。浦郎暗想：“这相国、督学、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作两句诗，并不需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多么荣耀！”于是琢磨：“他这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诗上只写了牛布衣，并没有个名字，为什么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号，刻起两方图章来印在上面，这两本诗可不就算是我的了！我从今就号做牛布衣！”想到这里，不觉眉开眼笑，手舞足蹈起来，当晚回家，喜了一夜。
　　第二天，牛浦郎又在店里偷了几十个钱，走到吉祥寺门口一个刻图章的郭铁笔店里，和郭铁笔拱一拱手，坐下说道：“要费先生的心，刻两方图章。”郭铁笔递过一张纸来，道：“请写尊名。”浦郎把自己小名去了一个“郎”字，写道：“一方阴文图章，刻‘牛浦之印’；一方阳文图章，刻‘布衣’二字。”郭铁笔接在手内，上下看了一眼浦郎，说道：“先生就是牛布衣么？”浦郎答道：“布衣是贱字。”
　　郭铁笔慌忙爬出柜台来重新作揖，请坐，奉过茶来，说道：“早就听得有位牛布衣住在甘露庵，轻易不肯会人，相交的都是贵官长者，失敬！失敬！尊章即镌（刻）上献丑，笔资也不敢领。这里也有几位朋友仰慕先生，改日一同到贵寓拜访。”
　　浦郎恐怕他走到庵里，看出真相，顺口答道：“极承先生见爱。但因为有一位朋友约我去作诗，明早就走，还要耽搁些日子。先生不必亲自去了。索性等我回来相聚吧。图章也是小弟明早来领。”
　　郭铁笔应诺了。
　　牛浦郎第二天取了图章，回去分别印在两本诗稿上面，藏得好好的。每晚仍在庵里念诗。
　　那天午后，牛浦的祖父牛老爹同隔壁开米店的卜老爹坐着说闲话。牛老爹叹息道：“我老年不幸，儿子媳妇都去世了，丢下孙儿这个孽障种子，今年已经十八岁了，还没有娶得一个孙媳妇。”卜老爹道：“我有一小女不幸病故，遗下一个外甥女，姓贾，是我领来养大的，大令孙一岁，今年十九岁了，你如果不嫌弃，就给你做个孙媳妇。”牛老爹大喜。当下两位老人做主，定下这门亲事。不久，择好吉日，为两个小人完了婚。
　　牛浦自从娶亲，好些日子不到庵里去。一天出去讨帐，顺路往庵里走走，才到浮桥口，看见庵门外拴着五六匹马，马上都有行李。走近前去，见殿内凳上坐着三四个人，头戴大毡帽，身穿绸绢衣服，左手拿着马鞭子，右手拈着胡须，脚下尖尖粉底皂靴，跷得高高地坐在那里。牛浦不敢进去。
　　老和尚在里面一眼看见他，慌忙招手道：“小施主，你怎么这长时间不来，我正要等你说话哩，快些进来！”
　　牛浦大着胆子走了进去，见和尚已经将行李收拾停当，正待起身，吃了一惊，道：“老师父，你这是要到哪里去？”
　　老和尚道：“这外面坐着的几个人，是京里九门提督齐大人差来的。齐大人当时在京，曾拜在我名下。而今他升做大官，特地打发人来请我到京师报国寺去做方丈。我本来不愿意去，因为前些日有个朋友死在我这里，他又有个朋友到京会试去了，我今天借这个方便到京寻着他这个朋友，把他的丧奔了回去，也了却我一番心愿。我前日说有两本诗要给你看，就是他的，在我枕箱内，我这时也不得工夫了，你自己开箱拿了去看吧。”
　　牛浦想问什么，那几个人催着老和尚上马，飞一般去了。牛浦送出去，道一声：“前途保重！”回到庵里，心想：“老和尚已经走了，无人对证，我何不就认做牛布衣？”于是取了一张白纸，写下五个大字“牛布衣寓内”，张帖门旁，每天来这里走走。
　　又过了一个月，牛老爹见店里不景气，渐渐支撑不住，问着牛浦，他连个清帐也拉不出来，口里只管“之乎者也”，胡支乱扯。气得牛老爹眼睁睁说不出话来，病倒了，七十岁的人，元气衰了，又没有药物补养，病不过十日，归天去了。不久，卜老爹也一病身亡。牛浦两口搬来卜家，同两位舅丈卜诚、卜信一起度日。
　　那天，牛浦走到庵里，庵门锁着，开了门，只见一张帖子掉在地上，是从门缝里送进来的。拾起一看，上面写着：“小弟董瑛，在京会试，于冯琢庵先生处读得大作，渴欲一晤。奉访尊寓不值，不胜怅怅！明日幸驾少留片刻，以便趋教。”看罢，知道是来拜访那个牛布衣的，而且第一次相会，心想：“我何不就认作牛布衣，和他相会？”又想道：“他说在京会试，肯定是一位老爷，就叫他到卜家来会我，吓他一吓卜家弟兄两个，有什么不可以的？”主意拿定，即在庵里取纸笔写了一个帖子：“牛布衣近日馆于舍亲卜宅，尊客过问，可到浮桥南首大街卜家米店便是。”写完，带了出来，锁好了门，贴在门上。
　　牛布衣回家，向卜诚、卜信说道：“明天有一位董老爷来拜，他是就要做官的人，我们不好轻慢。如今要借重大爷，明天早晨把客房收拾干净；还要借重二爷，捧出两杯茶来。这都是大家脸上有光辉的事，还须帮衬帮衬。”卜家弟兄两个，听见有官来拜，也觉得喜出望外，一齐应诺了。
　　第二天清早，卜诚起来，扫了客房的地，放了六张椅子。叫妻子生起炭炉子，煨出一壶茶来。找了一个捧盘，两个茶杯，两个茶匙，又剥了四个桂圆，一杯里放两个，伺候停当。
　　直到吃早饭时候，一个青衣人手持红帖，一路问了来道：“这里可有一位牛相公？董老爷来拜。”
　　卜诚道：“在这里。”接了帖，飞跑进来。
　　牛浦迎了出去，见轿子已落在门前。董孝廉（举人）下轿进来，头戴纱帽，身穿浅蓝色缎衫，脚下粉底皂靴，三绺须，白净面皮，约有三十多岁年纪。进来行了礼，分宾主坐下。
　　董孝廉开口道：“久仰大名，又读佳作，非常想慕！只疑先生年高博学，原来还这样年轻，更加可敬。”
　　牛浦道：“晚生不过胡乱写写，蒙老先生同冯琢翁过奖，实在惭愧。”
　　董孝廉道：“不敢。”
　　卜信捧出两杯茶，从上面走下来，送给董孝廉。董孝廉接了茶，牛浦也接了。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间。
　　牛浦见状，向董孝廉打躬道：“家仆村野之人，不知礼体，老先生不要见笑。”
　　董孝廉道：“先生世外高人，怎能这样计较呢？”
　　卜信听见这话，连脖子都红了，接了茶盘，鼓嘟着嘴进去。
　　牛浦又问道：“老先生今日要往哪里去？”
　　董孝廉道：“弟已授职县令。因为渴望同先生一会，所以两次来访，现在已经见了面，今晚就开船到苏州赴任去。”
　　牛浦想挽留，董孝廉道：“先生，我们文章情谊，不必拘这些俗情，弟这次去安置好了，就迎接先生到那里，也好早晚请教。”
　　当下打躬作别，牛浦送到门外，上轿去了。
　　牛浦送董孝廉回来，卜信的气还没有消，脸色通红，迎着他一顿数说：“牛姑爷，我再不济，也是你的舅丈、长亲！你叫我捧茶去，这是没办法，也罢了。怎么当着董老爷臊我？这是哪里来的话！”
　　牛浦道：“但凡官府来拜，规矩是该换三遍茶，你只送了一遍，就不见了，我不说你也罢了，你还来问我这些话，真是可笑！”
　　卜诚道：“姑爷，不是这样说，虽说我家老二捧茶，不该从上头往下走，你也不该就在董老爷跟前说出那样话来！惹董老爷笑！”
　　牛浦道：“董老爷看见了你这两个灰扑扑的人，也就够笑的了，还会等你捧茶走错了才笑！”
　　卜信道：“我们生意人家，也不要这老爷们来走动！没有借了多少光，反惹他笑了去！”
　　牛浦道：“不是我说一个大胆的话，要不是我在你家，你家就是一二百年也不见得有个老爷走进这屋里来！”
　　卜诚道：“没的扯淡！就算你相交老爷，你到底不是个老爷！”
　　牛浦道：“凭你向哪个说去！到底是坐着同老爷打躬作揖的好，还是捧茶给老爷吃，走错路，惹老爷笑的好？”
　　卜信道：“不要恶心！我家也不稀罕这样老爷！”
　　牛浦道：“不稀罕么？明天向董老爷说，拿帖子送到芜湖县，先打一顿板子！”
　　两人一齐叫道：“反了！反了！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是我家养你养得不是了！我们就到县衙去讲讲，看是打谁的板子！”
　　牛浦道：“哪个怕你？就和你去！”
　　当下两人把牛浦扯着来到县衙门口，知县还没有升堂。三人站在影壁前，恰好遇着郭铁笔走来，郭铁笔问他们出了什么事，卜诚学说一遍，气呼呼道：“郭先生，自古‘一斗米养个恩人，一石米养个仇人’，这是我们养他的不是了！”
　　郭铁笔也着实说牛浦的不是，道：“尊长爱幼，人生常理。那话可说不得！但是至亲为这事去见官，也不雅观。”
　　说罢又拉他们到茶馆坐下，边吃茶，边劝解，总算劝开了这一场闹。最后，卜诚提出家里人多，生活难以支撑，牛姑爷也该自己想个主意。
　　牛浦赌气道：“这也容易，我今天就搬行李出来，自己过日，不缠扰你们了。”
　　牛浦回家拿了一床被，就搬到庵里来住。没有吃用，把老和尚的铙、钹、叮当家什都当了。一天，闲着无事，走到郭铁笔店里，看到一本新刊印的全国职官录《缙绅全书》，上写有“淮安府安东县新补知县董瑛，字彦芳，浙江仁和人”的话，喜道：“有了，我为什么不寻他去？”想到这里，随即走回庵里，卷了被褥，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炉，一架磐拿去当了二两多银子，也不告诉卜家说，竟搭上江船直奔安东了。
　　牛浦在途中，结识了一个体面人叫牛玉圃的，因二人发生纠葛，被臭打一顿，剥光衣服，扔到一个粪窖子边上，险些丧命，多亏遇着一位姓黄的客人走过，牛浦道：“老爹，我是芜湖县的一个秀才，安东县董老爷请我去做客，不想路上遇见强盗，落难在这里，求老爹救我一救！”黄客人正好是安东县人，听他这样说，将他救起，送他一件布衣服，一双鞋，一顶瓦楞帽。领回家中，又替他买了一顶方巾，添了件把衣服，一双靴，穿着去见董知县。董知县一见。果然欢喜，吃了酒饭，要留他在衙门里住。牛浦道：“晚生有个亲戚在贵地，还是住在他那里方便些。”
　　董知县道：“这也罢了。先生住在令亲家，早晚常进来走走，我好请教。”牛浦辞了出来，黄客人见他果然同知县老爷有交情，十分敬重。牛浦三天两头进衙门去走走，借着讲诗为名，顺便搞些蒙骗，弄回几个钱来，博得黄家欢心。没有多久，黄家便把第四个女儿许配与他，招他做了女婿。牛浦好不得意，在安东过起快活日子。
　　不想，董知县上任不长，又高升了。接任的是个姓向的知县，也是浙江人。交接的时候，向知县问董知县可有什么事托他，董知县道：“倒没什么事，只有个作诗的朋友住在这里，叫做牛布衣，求老先生照顾一二。”向知县答应了。
　　董知县上京去，牛浦送出一百里外，到第三天才回家。
　　一天，牛浦外出回来，快到家时，一个邻居迎着来道：“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哩！”
　　牛浦道：“同谁吵？”
　　邻居道：“你刚一出门，就有一乘轿子，一担行李，一个堂客来到，你家娘子接了进去。这堂客说她就是你的前妻，要你见面，在那里同你家黄氏娘子吵得可凶哩。娘子托我带信，叫你快些家去。”
　　牛浦听了这话，如同掉进冰窟窿里一般，只得硬着胆子走回家。到家门口，站住脚听听，里面吵闹的不是贾氏娘子的声音，是个浙江人，才稳住精神，敲门进去。和那妇人见了面，互相都不认得。
　　黄氏娘子道：“这就是我家的了，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
　　那妇人问牛浦：“你这位怎么叫做牛布衣？”
　　牛浦道：“我怎不是牛布衣？但是我不认得你这位奶奶。”
　　妇人道：“我就是牛布衣的妻子。你这厮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这里挂招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谋害死了！我怎肯同你罢休！”
　　牛浦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哩，怎见得就是我谋害你丈夫？奇怪！”牛奶奶道：“怎么不是！我从芜湖县问到甘露庵，一路问来，说在安东！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就得还我丈夫！”
　　当下喊起冤来，叫跟来的侄子将牛浦扭着，牛奶奶上了轿，一直喊到县衙门。向知县命拘了有关人等，挂出牌来，第三日午堂听审。
　　这一天，知县坐堂，叫上牛奶奶来问。牛奶奶将事情缘由讲述一遍：牛布衣同船出来的好友冯琢庵进京会试，中了进士，授职部属主事，打发一个家人送来书信银子，说打听得牛布衣现在芜湖甘露庵里。牛奶奶心里悽惶不安，想：“他这么大年纪，只管在外头，又没个儿女，怎么是好？不如拿这银子，走到芜湖寻他回来。”主意已定，便把两间破房子锁了，带了侄子，搭船一路来到芜湖。找到浮桥口甘露庵，庵里没有人，屋里停着一口大棺材，棺材上的魂幡也不见了，只剩下一根棍；棺材头上的字，剥落得只剩下“大明”了。牛奶奶不觉心惊肉跳，寒毛根根都竖起来，疑心牛布衣死了。又走到庵外，沿街细问，一直问到吉禅寺郭铁笔店里，郭铁笔道：“他么，而今到安东董老爷任上去了。”牛奶奶这才千里迢迢到安东来寻，谁想竟是这样一个人！牛奶奶道：“他现挂着我丈夫的招牌，我不问他要丈夫，向谁要！”向知县道：“这也怎么见得？”转头问牛浦，“牛生员，你一向可认得这个人？”
　　牛浦道：“生员岂但认不得这妇人，也不认得她丈夫，她忽然走到生员家要起丈夫来，真是天上飞下来一件大冤枉事！”
　　向知县向牛奶奶道：“眼见得这牛生员叫做牛布衣，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踪迹。你到别处去寻访你丈夫去吧。”
　　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一定要求向知县替她申冤。缠得向知县急了，说道：“也罢，我这里差两个衙役把你送回绍兴。你到本地告状去，我哪里管这样无头官司！牛生员，你也请回去吧。”
　　说罢，便退了堂。两个衙役把牛奶奶解往绍兴去了。
　　这一件事，传得上司知道，说向知县同一位作诗文的被告交好，放着人命大事都不问，要将向知县参处问罪。
　　鲍文卿的故事这负责上参失职官员的按察司姓崔。一天，崔按察叫幕客写了上参的文稿，取来灯下细看：“为特参昏庸不职之县令以肃官方事..”内列安东向知县许多事故。他看了又念，念了又看，灯影里，有一个人双膝跪下。崔按察一看，原来是他门下的一个戏子，叫作鲍文卿。
　　崔按察道：“你有什么话，起来说！”
　　鲍文卿道：“刚才小的看见大老爷要参处安东县向老爷。这位老爷小的也不认识，但自从七八岁学戏，在师父手里念的就是他作的曲子。这老爷是个大才子，大名士，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才做得一个知县，好不可怜！今天又要因这事被参处了。况且他这件事也还是敬重读书人的意思，求大老爷免了他的参处吧？”
　　崔按察道：“不想你这一个人倒有爱惜才人的念头。你有这个意思，难道我倒不肯？只是如今免了革他的职，他却不知道是你救的他。我现在将这些缘故写一封书信，差人送你到他衙门里去，叫他谢你几百两银子，回家做个本钱。”
　　鲍文卿磕头谢了。
　　崔按察吩咐书房小厮去向幕客说：“这安东向知县的事不用参了。”
　　过了几天，崔按察果然差一个衙役，拿着书信，把鲍文卿送到安东县。
　　向知县看了崔按察写的信，大吃一惊，忙叫快开宅门，请这位鲍相公进来，站起身迎出去。
　　鲍文卿青衣小帽，走进宅门，双膝跪下，向向知县叩头请安。向知县双手来扶，要同他叙礼。他急忙道：“小的是什么样人，怎敢蒙老爷施礼！”向知县道：“你是上司衙门里的人，况且对我有恩，怎么拘这个礼？快请起来，好让我拜谢！”
　　鲍文卿再三不肯，向知县拉他坐，他也断然不敢坐。向知县急了，道：“崔大老爷送了你来，我要是这样对待你，崔大老爷知道了也不好的。”鲍文卿道：“虽说是老爷要格外抬举小的，但这个关系朝廷体统，小的断然不敢。”立着垂手回了几句话，就退到廊下去了。
　　向知县托家里亲戚出来陪他，他也断不敢当，后来叫管家出来陪他，才欢喜了，坐在管家房里，有说有笑。
　　第二天，向知县备了酒席，摆在书房里，斟酒来陪，他跪在地下，断不敢接酒；叫他坐，也到底不坐。向知县没办法，只得把酒席发了下去，叫管家陪他吃了。他还上来谢赏。
　　向知县写了谢按察司的禀帖，又封了五百两银子谢鲍文卿。鲍文卿一厘也不敢受。说道：“这是朝廷发给老爷们的俸银，小的我是贱人，怎么敢用朝廷的银子？小的如果领了这项银子去养家口，一定折死小的。求大老爷开恩，留小的一条狗命。”
　　向知县见他说到这步田地，不好再勉强他，就把这些话又写了一个禀帖，禀告崔按察，又留他住了几天，差人送他回京。
　　崔按察看了禀帖，说鲍文卿是个呆子，也就没再说什么。又过了些日子，崔按察升了京堂，把他带进京去。不想一进了京，崔按察就病故了。
　　鲍文卿在京没有靠山，他本是南京人，只得收拾行李，回南京来。
　　南京是太祖皇帝建都的地方，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密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就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
　　这鲍文卿住在水西门。水西门与聚宝门相近。这聚宝门，当年每日进来有百牛千猪万担粮，到这时候，就不止一千条牛，一万只猪了，粮食更无其数。鲍文卿进了水西门，到家和妻子见了面。他家本是几代的戏行，如今仍旧做这戏行营生。
　　一天，鲍文卿到城北去，打算找几个学戏的孩子，组织个小戏班。走到鼓楼坡上，遇着一个人，头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黑绸长衫，脚下一双烂红鞋，花白胡须，约有六十多岁年纪，手里拿着一张破琴，琴上贴着一条白纸，纸上写着四个字：“修补乐器”。
　　鲍文卿赶上几步，向他拱手道：“老爹是修补乐器的吗？”
　　那人道：“正是。”
　　鲍文卿道：“这样，请老爹在茶馆坐坐。”
　　当下两人进了茶馆坐下，拿了一壶茶来吃着。鲍文卿道：“老爹尊姓？
　　尊府在哪里？”
　　那人道：“贱姓倪，住在三牌楼。”
　　鲍文卿道：“在下姓鲍，住在水西门，原是梨园行业。因家里有几件乐器坏了，要借重老爹修一修。”
　　倪老爹答应，后天到鲍文卿家修补乐器。
　　这天，倪老爹来修补了一回，鲍文卿约他去酒楼，要上一盘鸭子，两壶酒，坐下对饮。倪老爹道：“为什么又要打扰？”
　　鲍文卿道：“我看老爹像个斯文人，怎么做这修补乐器的事？”
　　倪老爹叹了一口气道：“长兄，有口难言！我从二十岁进学，到如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儿女又多，只得借这手艺餬口，也是没办法的事。”
　　鲍文卿惊道：“原来老爹是学校中人，我太大胆了。请问老爹几位相公？老太太可是健在？”
　　倪老爹道：“老妻还在。从前倒有六个小儿，现在不好说了。”
　　倪老爹说到这里，不觉凄然流下泪来。
　　鲍文卿又斟了一杯酒，递给倪老爹，说道：“老爹，你有什么心事，不妨和我说说，我或许可以替你分忧。”
　　倪老爹道：“这话不说吧，说了反要惹你长兄笑。”
　　鲍文卿道：“我是什么人，敢笑老爹？老爹只管说。”
　　倪老爹道：“不瞒你说，我有六个儿子，死了一个，如今只有第六个小儿子在家里。那四个..”说着，又不忍往下说了。
　　鲍文卿道：“那四个怎么了？”
　　倪老爹被他问急了，说道：“长兄，你不是外人，料想也不笑我。告你说吧，那四个儿女，我都因为没有吃的用的，把他们卖到他州外府去了！”鲍文卿听了这话，忍不住流下泪来，说道：“这真是够可怜了！”
　　倪老爹流泪道：“不只那四个卖了，这一个小的，将来也留不住，也要卖给人去！”
　　鲍文卿道：“老爹，你和你家老太太怎么舍得？”
　　倪老爹道：“只因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着饿死，不如放他一条生路！”鲍文卿着实伤感了一会儿，说道：“这件事，我倒有个商议，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说。”
　　倪老爹道：“长兄，你有什么话，只管说无妨。”
　　鲍文卿道：“那我就大胆说了。老爹，比如你要把这小相公卖给人，要是卖到外地，就和那几个相公一样不见面了。如今我四十多岁，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你老人家要是肯的话，不嫌弃贱行，把这小令郎过继给我，我照样送过二十两银子给老爹，我抚养他成人。平日逢时遇节，可以到老爹家里去，以后老爹境况好了，依旧把他送还老爹。不知这样使得吗？”
　　倪老爹道：“如能这样，长兄就是我小儿子的救命恩人，我有什么不肯的？”
　　两人说完，又吃了一回，清了帐，走出店门。鲍文卿回家把这话向妻子说了一遍，妻子也欢喜。
　　第二天清早，倪老爹又来修补乐器，对鲍文卿说：“昨天商议的话，我回去和老妻说，老妻也很感激。如今一言为定，择个好日，就带小儿来过继吧。”
　　鲍文卿大喜。自此，两人呼为亲家，两家来往不绝。
　　这小儿原名倪廷玺，过继后，改名鲍廷玺。十六岁了，聪明伶俐。鲍文卿觉得他是读书人家儿子，不肯叫他学戏，送他读了两年书，帮着当家管班。到十八岁上，倪老爹去世了，鲍文卿又拿出几十两银子来替他料理后事，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依旧叫儿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鲍廷玺管班很得力，鲍文卿待他比亲生的还疼爱，每天吃茶吃酒，都带着他；在外揽生意，也带他去。
　　那一天，鲍文卿领班在南京上河去做夜戏，五更天才散。戏子带着箱子先回城来了，他父子两个在上河澡堂里洗了一个澡，吃了些点心，慢慢往家走。走到坊口，只见对面来了一把黄伞，两对红黑帽，一柄遮阳，一顶大轿。知道是外府官过，父子两个站在房檐下看，让那黄伞和红黑帽过去了。遮阳到了跟前，上写着“安庆府正堂”。鲍文卿正仰脸看着遮阳，轿子已到。那轿子里面的官看见鲍文卿，吃了一惊，鲍文卿回过脸来看那官时，原来是安东县向老爷，不想又高升做知府了。
　　轿子才过去，那官叫跟轿的青衣人到轿前说了几句话，那青衣人便飞跑到鲍文卿跟前问道：“太老爷问你可是鲍师父么？”
　　鲍文卿道：“我就是。太老爷可是做过安东县的老爷？”
　　那个道：“正是。太爷公馆在贡院门口张家河房里，请鲍师父到那里去相会。”说罢，飞跑着赶轿子去了。
　　鲍文卿领着儿子来到向知府公馆，向知府纱帽便服，迎了出来，笑着说道：“我的老友到了！”鲍文卿跪下磕头请安。向知府双手扶住，说道：“老友，你若只管这样拘礼，我们就难相处了。”再三再四拉他坐，他才敢在下面一个凳子上坐下。
　　向知府道：“文卿，自同你别后，不觉已经十多年了，我如今老了，你的胡子也白了许多。”
　　鲍文卿站起来道：“太老爷高升，小的不知道，没有及时来贺喜。”
　　向知府道：“请坐下，我告诉你。我在安东做了两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今年才升到这里。你自从崔大人死后，回家来做些什么事？”
　　鲍文卿道：“小的本是戏子出身，回家也没有做什么，依旧教一小戏班子过日。”
　　向知府又问了他带来的少年情况，叫进来见过面，夸赞他好气质，留他父子吃过饭，送了二十两银子，道：“我明日就要回衙门去，不能和你细谈。你回去收拾收拾，半个月内，同令郎到我衙门里来，我还有话和你说。”鲍文卿连连叩谢，答应了。
　　又过了几天，鲍文卿安顿好家务，带了儿子搭船去安庆。船上，遇到两个安庆府的书办。那两人听说鲍文卿是向知府请去的客人，一路上买酒买肉，极力奉承鲍家父子。
　　晚上，别的客人睡着了，两个书办悄悄向鲍文卿道：“有一件事，只求太老爷批一个‘准’字，就可以送你二百两银子。又有一件事，县里呈上来，只求太爷驳下去，这件事可以送你三百两。你鲍太爷就在我们太老爷面前求个情吧！”
　　鲍文卿道：“不瞒二位老爹说，我是个老戏子，下贱的人。蒙太老爷抬举，叫到衙门里来，我是什么样人，敢在太老爷面前说情？”
　　那两个书办道：“鲍太爷，你怀疑我们这话是说谎吗？只要你肯说这情，上岸先付五百两银子给你。”
　　鲍文卿笑道：“我要是欢喜银子，当年在安东县太老爷曾赏过我五百两银子，我不敢受。我知道自己是个穷命，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我怎肯瞒着太老爷拿这项钱？况且人要有理，肯定不会拿出几百两银子来做人情；要是准了这一边的情，那一边就要受委屈，这不是丧了阴德？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连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自古道：‘公门里好修行’，你们服侍太老爷，凡事不可坏了太老爷的名声，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
　　几句话，说得两个书办毛骨悚然，讨了一场没趣，不敢再提。
　　到了安庆，向知府叫他父子住在书房，每天同自己亲戚一桌吃饭；又拿出许多绸布来，替他父子两个里里外外做衣裳。后来，向知府又撮合管家王老爹，招鲍廷玺做女婿，婚娶费用，也全由向知府包下，鲍文卿感激不尽。过了新年，各县送童生来府考试。向知府要下考场去，向鲍文卿父子道：“我要下考场去考童生，如果带府下那些小厮去巡视，他们就要作弊。你父子两个是我心腹人，替我去照顾几天。”
　　鲍文卿父子领命，随去巡场查号。安庆府管辖六县，六个县学加府学，共有七学，考三场。但见那些考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到了抢粉汤、包子的时候，大家堆成一团，跌成一块，鲍廷玺看不上眼。有一个童生，推说解手，走到场院土墙跟前，把土墙挖了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被鲍廷玺看见，要拉他来见太爷。鲍文卿拦住道：“这是我小儿不知世事。相公，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作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好办了。”忙拾起些土来把墙洞补好，将那个考生送进号去。
　　考试结束，发出榜来，怀宁县的榜首叫做季萑。他父亲是个武进士，与向知府的文进士同年，现在家待赴守备的官职。这一天，季守备来府拜谢，向知府在书房设下酒席，叫鲍文卿同来坐坐。
　　当下季守备首席，向知府主位，鲍文卿坐在一侧。季守备道：“老公祖这一番考试，非常公正，全府没有人不服的。”
　　向知府道：“年先生，这看文字的事，我也荒疏了。倒是前日考场里，亏我这鲍朋友巡场，才没有什么弊漏。”
　　这时季守备才知道旁边这人姓鲍，后来渐渐说到他是一个老梨园角色，季守备脸上不觉就有些怪相。
　　向知府道：“如今的人，可以说是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授圣道，研讨经典，他就说太迂腐了；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又说是杂而不精。至于事君交友的事，一点儿也不懂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然做的生意是贱业，倒有许多君子的品行。”
　　随即将鲍文卿生平的好处说了一番，季守备听了，不觉肃然起敬。吃完酒，季守备辞别回去，几天后，还特地请鲍文卿到他家去赴宴，考榜首的儿子季萑也来陪坐。
　　豪杰杜少卿鲍廷玺到天长县，走进一家店里，正要洗脸，只见门口落下一乘轿子来。轿子里走出一位老人，头戴方巾，身穿白纱长衫，脚下大红绸鞋，一个通红的酒糟鼻子，一部大白胡须，就如银丝一般。那老人走进店门，店主人慌忙接了行李，说道：“韦四太爷来了？请里面坐。”
　　韦四太爷走进堂屋，鲍廷玺立起身来施礼，那韦四太爷还了礼。鲍廷玺请他坐在上面，问道：“老太爷尊姓是韦，不敢拜问贵处是哪里？”
　　韦四太爷道：“敝处滁州乌衣镇。长兄尊姓贵处？今往哪里去的？”
　　鲍廷玺道：“在下姓鲍，是南京人，今往天长杜状元府里去的，看杜少爷。”
　　韦四太爷道：“是哪一位杜少爷？是慎卿？是少卿？”
　　鲍廷玺道：“是少卿。”
　　韦四太爷道：“他家兄弟虽有六七个，只有这两个人招待四方宾客，其余的都闭了门在家，守着田园做举业。我所以一见就问这两个人。两个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慎卿虽是雅人，我还嫌他带些姑娘气，少卿是个豪杰。我也是到他家去的。”
　　鲍廷玺道：“太爷和杜府是亲戚？”
　　韦四太爷道；“我同他家做赣州府的太爷从小同学拜盟，极为相好的。”鲍廷玺听了，更加敬重。
　　二人一同吃了饭，韦四太爷上轿。鲍廷玺雇了一头驴子，骑上与他同行。到了天长县城门口，韦四太爷落下轿，说道：“鲍兄，我和你一同进府里去吧。”
　　鲍廷玺道：“请太爷上轿先行，我还要会过他管家，再去见少爷。”
　　于是，韦四太爷上轿径直去了杜府，鲍廷玺去会管家王胡子。
　　王胡子受了鲍廷玺的贿，带鲍廷玺去见杜少卿。王胡子走进书房，禀道：“南京一个姓鲍的，他是领戏班出身。他这几年是在外做生意，才回家来，过江叩见少爷。”
　　杜少卿道：“他既是领班子的，你说我家里有客，不能见他，叫他去吧。”王胡子说道：“他说受过先太老爷多少恩德，一定要当面叩谢少爷。”
　　杜少卿道：“这人是先太老爷抬举过的吗？”
　　王胡子道：“是。当年邵奶奶传了他的班子过江来，太爷着实喜欢这鲍廷玺，曾经许过要照顾他的。”
　　杜少卿道：“既然这样，你带他进来。”
　　鲍廷玺跟着王胡子蹑手蹑脚走进来，见杜少卿陪客坐在那里，头戴方巾，身穿玉色夹纱长衫，脚下珠履，面色微黄，两眉剑竖，好似画上关公的眉毛。王胡子道：“这就是我家少爷，你过来见。”
　　鲍廷玺上前跪地叩头。杜少卿扶住道：“你我故人，何必这样行礼？”
　　起来作揖，作揖过了，杜少卿叫他坐下。
　　鲍廷玺道：“门下蒙先老太爷的恩典，粉身碎骨难报。只因这几年穷忙，在外做小生意，没有来叩见少爷。今日才来请少爷的安，求少爷恕门下的罪。”杜少卿道：“刚才我家人王胡子说，我家太老爷非常喜欢你，要照顾你。你既到这里，先住下了，我自有道理。”
　　鲍廷玺于是住在杜府。一天，一位姓杨的裁缝做完一箱新衣，交杜少卿查点，突然双膝跪下，放声大哭。
　　杜少卿大惊道：“杨司务！这是怎么了？”
　　杨裁缝道：“小的这些时在少爷家做工，今早领了工钱去，不想母亲得暴病死了。小的工钱都还了柴米店里，而今母亲的棺材衣服，一件也没有。没办法，只得再求少爷借几两银子，小的慢慢做着工算还。”
　　杜少卿道：“你要多少银子？”
　　裁缝道：“小户人家，怎敢望多，少爷如果肯，多则六两，少则四两罢了。小的也要算着工钱够还。”
　　杜少卿惨然道：“我哪里要你还。你虽是小本生意，这父母身上大事，你也不可草草了事，不然将来就是终身之恨。几两银子怎么够用？至少也要买口十六两银子的棺材，衣服、杂费，共须二十两。我这几天一个钱也没有。——也罢，我这一箱衣服也可以当得二十多两银子。王胡子，你就拿去同杨司务当了，都给杨司务去用。”又道，“杨司务，这事你却不可记在心里，你不是拿了我的银子去吃酒、赌钱，是为安葬母亲大事。谁没有母亲？这是我该帮你的。”
　　杨裁缝感激不尽，淌着眼泪同王胡子抬着箱子去了。
　　鲍延玺吐着舌道：“阿弥陀佛！天下哪有这样好人！”
　　杜少卿没有钱用，商议叫王胡子去卖一宗田。王胡子道：“小的有一句话要禀少爷，卖了银子，少爷要做两件正经事。要是几千几百的白白地给人用，这产业卖了也可惜。”
　　杜少卿道：“你看见我白把银子给哪个用的？你要赚钱罢了，说这许多鬼话！快替我卖去！”
　　王胡子遵命，出来悄悄对鲍廷玺道：“好了，你的事有指望了。我如今去卖田，回来替你拿主意。”
　　王胡子去了几天，卖了一千几百两银子。一个看祠堂的黄大，说要修补房子，要去五十两。经常来往于杜府的臧三爷，说替人买秀才用了人家三百两银子，现在秀才没买成，人家催着还钱，他都花光了，跪着哭着求杜少爷救命。杜少卿道：“呸！我当是什么事，这也要大惊小怪，磕头礼拜的，什么要紧？我明日就把银子给你送去。”又有一个与杜少卿交往的江湖郎中张俊民，说要送儿子应考，杜少卿又送给一百二十两银子。
　　王胡子私向鲍廷玺道：“你的事也该活动了。我在这里算着，卖田那笔银子，也快完了，如果再遇个人来求些去，你就没指望了。你今晚就开口。”晚上，臧三爷、张俊民在书房同杜少卿吃酒，表示谢意。鲍廷玺作陪。
　　席间，鲍廷玺见机向杜少卿道：“门下在这里大半年了，看见少爷用银子像淌水，连裁缝都是大捧拿了去。只有门下养在府里白混些酒肉吃吃，一个大钱也不见面。我想这样干帮闲，不如揩揩眼泪，到别处去哭罢。门下明日告辞。”
　　杜少卿道：“鲍师父，你也没有向我说过，我知道你有什么心事。你有话，就说吧。”
　　鲍廷玺忙斟上一杯酒递过来，说道：“门下父子两个都是教戏班子过日子，不幸父亲死了。门下折了本钱，不能替父亲争口气；家里有个老母亲，又不能养活。门下是个该死的人，除非少爷赏我个本钱，才可以回去养活母亲。”
　　杜少卿道：“你一个梨园中的人，却有思念父亲孝敬母亲的念头，这就可敬得很了。我怎能不帮你！”
　　鲍廷玺站起来道：“难得少爷的恩典。”
　　杜少卿道：“坐着，你要多少银子？”
　　鲍廷玺看见王胡子站在底下，交换了一下眼色，王胡子走上来道：“鲍师父，你这银子要用得多哩，连叫班子，买行头，怕不要五六百两。少爷没有，只好将就弄几十两银子，给你先对付些日。”
　　杜少卿道：“几十两银子不济事。我给你一百两银子，你拿过去教班子。用完了，你再来和我说话。”
　　鲍廷玺跪下来谢。杜少卿拉住道：“不然我还可多给你些银子，因我这娄太爷病重，要料理他的事情，你就先将就些吧。”
　　一旁的臧、张二人都称赞杜少卿慷慨。
　　杜少卿说的娄太爷，是杜府一个年迈的仆人。杜少卿对他十分尊敬，关心备至。
　　那天，韦四太爷来到杜府书房，会见杜少卿，问道：“娄翁还在尊府？”杜少卿道：“娄老伯近来多病，请在内书房住，刚吃药睡下，不能出来会老伯。”
　　韦四太爷道：“老人家既是有病，世兄为什么不送他回去？”
　　杜少卿道：“小侄已经把他令郎、令孙，都接到这里侍奉，小侄也好早晚问候。”
　　韦四太爷道：“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可也还有些积蓄，家里置些产业？”
　　杜少卿道：“自先父赴任赣州，把家中田地房产的帐目，都交付给娄老伯，所有银钱出入，都是娄老伯做主，先父从不过问。娄老伯除每年酬金四十两，其余一文不沾。每到收租的时候，他亲自去乡里佃户家，佃户备两样菜给老伯吃，老伯退去一样才吃一样。凡他令郎、令孙来看，只许住两天，就打发回去，除盘缠之外，不许多有一文钱，临行还要搜他身上，恐怕管家们私自送他银子。遇着穷困的亲戚朋友，娄老伯便竭力相助。有人欠先父银钱，娄老伯见他还不起，就把借券烧了。到如今，他两个儿子，四个孙子，家里仍然赤贫如洗，小侄所以过意不去。”
　　韦四太爷叹道：“真可谓古之君子了！”
　　杜少卿不仅请娄老伯来住，供他衣食，还常常亲自寻医煨药。一天清晨，王胡子问小厮：“少爷起来没有？”
　　小厮说：“少爷起来多时了，在娄太爷房里看着弄药。”
　　王胡子道：“我家这位少爷也出奇！一个娄老爹，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他害了病，送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去，也就可以了。为什么养在家里当做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服侍？”
　　那小厮道：“王叔，你还说这话哩！娄太爷吃的粥和菜，我们煨了，他儿子孙子看过还不算，少爷还要自己看过了才送给娄太爷吃。一早一晚，不是少爷亲自送人参，就是奶奶亲自送人参给他。你要说这样话，只好惹少爷一顿骂。”
　　鲍廷玺听说，道：“这也是少爷厚道的地方。”
　　娄太爷感觉身子好些，要打发他孙子回去，只留着儿子在身边服侍。杜少卿把娄太爷的孙子叫到书房里，道：“我这里有一百两银子给你，你瞒着不要向你老爹说。你母亲是寡妇，你拿着银子回去做个小生意，养活母亲。你老爹要是好了，你二叔回家去，我也送他一百两银子。”
　　娄太爷的孙子欢喜，接了银子，藏在身边，谢了少爷。第二天辞别回家去，娄太爷只叫称三钱银子给他做盘缠。
　　不想，过了些日子，娄太爷的病又重了，而且一天比一天重。
　　那天，杜少卿坐在他跟前，娄太爷说道：“大相公，我从前熬着，指望病好，而今看这光景，病是不能好了，你要送我回家去！”
　　杜少犯道：“我还没有报得老伯的情，怎么说要回家。”
　　娄太爷道：“你又呆了！我是有子有孙的人，一生出门在外，要死自然要死在家里，难道说怪你不留我？”
　　杜少卿垂泪道：“这样的话，我就不留了。老伯的寿器，我备下了，先放在这里。衣服、被褥也做停当了，另拿几十两银子，给老伯带去。”
　　娄太爷道：“这棺木衣服，我受你的。你不要又拿银子给我家儿子孙子。我在这三天内就要回去。你明天早上到令尊太老爷神主前祝告，说娄太爷告辞去了。我在你家三十年，是你令先尊的一个知心朋友。令先尊去世后，大相公这样侍奉我，我还有什么话说？你的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但是你不会当家，不会相交朋友，这家业是肯定保不住的了！像你这样慷慨仗义，我心里喜欢；只是也要看来说话的是个什么样人。像你这样做法，都是被人骗了去，没人报答你的。虽说施恩不望报，也不能这样好坏不分。你相交的这臧三爷、张俊民，都是没良心的人。近来又添了一个鲍廷玺，他有什么好，你也要照顾他？管家王胡子，就更坏了！银钱也是小事，我死之后，你要事事学你令先尊的德行，将来定不会吃苦。你平生最相好的是你家慎卿相公，慎卿虽有才情，也不是什么厚道人。你眼里又没有官长，又没有本家，这本地方也难住。南京是个大邦，凭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许还会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了！大相公，你听我的话，我死也瞑目！”
　　杜少卿流泪道：“老伯的好话，我都知道了。”
　　忙出来吩咐雇了两班脚夫，抬娄太爷过南京到陶红镇。又拿出百十两银子来，交给娄太爷的儿子回去办后事。第三天，送娄太爷起身。真是生离死别，双方有泪无言。
　　杜少卿送别娄太爷后，又过了半年多，家产花用得差不多了，就离开天长县，同娘子往南京去。路上，王胡子见不是事，拐了二十两银子走了，杜少卿轻蔑地笑了笑。
　　杜少卿来到南京东水关租房子住下，城里不少名流、好友，纷纷赶来道贺。杜少卿备酒请这些人，很是热闹了几天。过了几日，杜娘子因初到南京，要到外面去看景致。杜少卿当下叫了几乘轿子，约卖花的姚奶奶做陪客，两三个家人婆娘都坐了轿跟着，厨子挑了酒席，一同来到清凉山一个姚园。这姚园是个非常大的园子，进去一座篱门，篱门内是鹅卵石砌成的路，一路朱红栏杆，两边绿柳掩映。过去三间厅，是一路山径，上到山顶，是一个八角亭子。席摆在亭子上。杜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观看景致。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坐了一会儿，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他带了一只赤金杯子，摆在桌上，斟起酒来，趁着这春光融融，和风习习，凭在栏杆上，留连痛饮。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杜少卿夫妇两个上了轿子回去。姚奶奶和那几个妇女，采了许多桃花插在轿子上，也跟上去了。
　　一天，娄太公的孙子穿着一身孝，来到杜家，哭拜在地上，说道：“我家老爷去世了，特来报知。”杜少卿大哭了一场，吩咐连夜制备祭礼，急急赶到陶红镇，祭奠娄太爷，一连住了四五天。
　　回到家，娘子向他说道：“自你去的第二天，巡抚一个差官，同天长县学的一个公役，拿了一角文书来找你，我回他不在家。他住在饭店里，天天来问，不知为什么事。”杜少卿正在疑惑，小厮禀报，那两人又来了。杜少卿同那差官、公役见礼坐下。差官道声：“恭喜！”公役送上文书。杜少卿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巡抚部院李，为举荐贤才事，钦奉圣旨，采访天下儒修。
　　本部院访得天长县儒学生员杜仪，品行端醇，文章典雅。为此饬知该县儒学教官，即敦请该生即日束装赴院，以便考验，申奏朝廷，毋违，速递！”
　　原来是有人举荐他去做官，经朝廷考验录用。杜少卿无意仕途，又不好推辞，道：“李大人是先祖的门生，原是我的世叔，所以荐举我。我怎么敢当？但大人这样厚意，我即刻料理起身，到辕门去谢。”先送差官、公役每人几两银子，打发走了。
　　杜少卿在家收拾，没有盘缠，把那一只金杯当了三十两银子，带了一个小厮，前往安庆拜见李大人。李大人见他来了，高兴地说：“自从老师去世之后，我常思念诸位世兄。久闻世兄才品过人，今征选用贤，我学生要借光，千万不要推辞。”
　　杜少卿道：“小侄薄才寡学，大人误采虚名，恐怕有损大人声誉。”
　　李大人道：“不必太谦虚，我就向府县取结。”
　　杜少卿道：“大人厚爱，小侄哪能不知道。但小侄生性，草野惯了，近又多病，还求大人另访高才。”
　　李大人道：“世家子弟，怎么说不肯做官？我访得不差，是要荐的！”
　　杜少卿不敢再说什么，住了几日，辞别回来。一路逆风，船行了四五天。回家第二天，杜少卿到北门桥去拜见一位庄绍光先生，他家人说游西湖去了，还没有回来，又到仓巷卢家去会教书先生迟衡山。迟衡山闲谈说道：“如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会作两句诗赋，就算很高雅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一点儿也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功比汤武，也不注重制作礼乐。少卿兄，你这次征选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经事，不愧我辈一生所学。”
　　杜少卿道：“这征选的事，小弟已经辞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举业，白白惹高人耻笑，所以还是不出去做官的好。”
　　迟衡山又提议约些朋友，捐款修建一所泰伯祠，纪念古时的吴泰伯。吴泰伯是西周太王的长子，他把王位让给兄弟，自己来到南方创立了吴国，被称作南京古今第一贤人。迟衡山说通过这项活动，习学些礼乐，成就些人才，有助于政教。杜少卿大喜道：“这是该的！”当即表示捐银三百两。
　　这时，杜家一个小厮走来禀道：“天长县有个差人在家要见少爷，请少爷回去。”
　　杜少卿别了迟衡山出来，问小厮道：“那差人他说什么？”
　　小厮道：“他说少爷的文书已经到了，李大人吩咐县里邓老爷请少爷到京里去做官，邓老爷现住在承恩寺。差人说，请少爷在家里，邓老爷自己上门来请。”
　　杜少卿道：“这样，我不走前门家去了，你快叫一只船，我顺河从后面绕回去。”
　　当下小厮在下浮桥雇了一只凉篷船，杜少卿乘船回到家里。忙取一件旧衣服，一顶旧帽子，穿戴起来，拿手帕包了头，睡在床上，叫小厮道：“你向那差人说，我得了暴病，请邓老爷不用来。我病好，慢慢去谢邓老爷。”小厮打发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为什么装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地方，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多么快活。为什么要送我到京里去？要是连你也带往京里，京里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阵风吹得冻死了，有什么好处？还是不去更妥当些。”
　　小厮进来说：“邓老爷来了，一定要会见少爷。”
　　杜少爷叫两个小厮扶着，装出十分有病的样子，路也走不动，出来拜谢知县；拜在地上，就爬不起来。知县慌忙扶起他，坐下道：“朝廷大典，李大人专要借光，不想先生病得这样厉害，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勉强前往？”杜少卿道：“晚生不幸大病，生死难保，这事是无论如何去不成。还求老父台代我辞掉。”说着，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呈子来递给知县。
　　知县看到这些，不好久坐，说道：“弟恐怕先生劳神，就先告辞了。这事，弟也只好回报上去，看大人意思怎样。”
　　杜少卿道：“非常感激，恕晚生不能亲送了。”
　　知县告辞回去，写了个文书，说：“杜生确实患病，不能前往。”详细禀告了李大人。恰好李大人也调任了福建巡抚，这事就罢了。
　　杜少卿听见李大人已去，心里欢喜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吧！”杜少卿因托病辞了知县，在家有许多日子不出来。这天，薛乡绅家请酒，杜少卿也辞了没去。到的人有迟衡山、马纯上、蘧酰夫、季苇萧等。季苇萧就是当年鲍廷玺父子监考时中了榜首的季萑，苇萧是他的号，后来也成了名士。薛乡绅道：“弟今日请的还有高老先生，最喜欢谈吐。”
　　迟衡山道：“是哪位高老先生？”
　　季苇萧道：“是六合县的现任翰林院侍读。”
　　说着，门上人进来禀报：“高大老爷到了。”
　　薛乡绅迎了出去。高老先生纱帽蟒衣，进来与众人作揖，在首席坐下。
　　众人各道了姓名。吃过了三遍茶，薛乡绅请各位去书房入席。
　　席间，谈到浙江的许多名士。蘧駪夫道：“我娄家表叔那番豪举，如今再不可得了。”
　　季苇萧道：“駪兄，这是什么话？我们天长县杜氏弟兄，只怕更胜过令表叔的豪举！”
　　迟衡山道：“两位中是少卿更好。”
　　高老先生道：“诸位说的，可就是赣州太守的令郎？”
　　迟衡山道：“正是。老先生也知道？”
　　高老先生道：“我们天长、六合是接壤之地，我怎么不知道？诸公不要怪学生我说话不中听，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他家祖上几十代行医，广积阴德，家里也挣了许多田产。到了他家殿元公，发达了，虽然做了几十年官，却不会寻一个钱来家。到他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知道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整天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得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他这儿子就更胡闹，混吃混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交，就是不肯交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工夫，把六七万银子弄得精光。天长县站不住脚了，搬到南京城里，天天携同家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杯子，就像讨饭的一样。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我在家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贴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不可学天长杜仪’！”
　　迟衡山听了，红脸道：“近日朝廷征用他，他都不去的。”
　　高老先生冷笑道：“先生，你这话又错了。他如果真的肚里有学问，就该中了去！再说，征选难道算得正途出身么？”
　　又吃了一会儿酒，席散了。高老先生坐轿先走了。众位一路走，迟衡山道：“刚才高老先生这些话，分明是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份。众位先生，少卿是自古至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马二先生道：“高老先生这些话，也有几句说的是。”
　　季苇萧道：“管他是不是，少卿那里有趣，我们几个人，明天一齐到他家，叫他买酒给我们吃！”
　　第二天，这些名士又一齐来到杜少卿家。杜少卿请他们坐下，小厮捧出茶来。
　　季苇萧道：“不是吃茶的事，我们今天要吃酒。”
　　杜少卿道：“这个自然，我们先闲谈着。”
　　迟衡山道：“前天拜读兄长《诗说》，十分佩服。兄长可否把说诗的精要，向我们讲讲？”
　　众人也纷纷要求杜少卿结合《诗经》作些讲述。杜少卿道：“小弟阅览不少儒家的评说，也正有一些要向诸位请教的。比如《凯风》一篇，前人解释说是讲的七子的母亲想再嫁，我心里不理解。古人二十而嫁，养到第七个儿子，又长大了，那母亲也该有五十多岁，哪有想再嫁之礼！所谓‘不安其室’者，不过因衣食不称心，在家吵闹，七子所以自认不是。这个意思前人没有讲到过。”
　　迟衡山点头道：“有理。”
　　杜少卿道：“《女曰鸡鸣》一篇，先生们说它怎么样好？”
　　马二先生道：“这是《郑风》，人们只是说它不淫，还有什么别的说法？”迟衡山道：“就是的。”
　　杜少卿道：“不对。凡是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就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诗中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就是三代以上修身治家的君子。这个，前人也没有讲到过。”
　　蘧駪夫道：“这一解释真是太妙了！”
　　杜少卿道：“据小弟看来，《溱洧》一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没有淫乱的意思。”
　　季苇萧道：“怪不得前天老哥同老嫂在姚园大乐！这就是你弹琴饮酒，采兰赠芍的风流了。”
　　众人一齐大笑。
　　酒菜摆齐，众人入坐。季苇萧多吃了几杯，醉了，胡乱说道：“少卿兄，你真是绝世风流。据我说，你整天同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嫂子看花饮酒，也觉得扫兴。依你的才名，又住在这样的好地方，为什么不再娶一个标致的女子，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及时行乐？”
　　杜少卿道：“苇兄，难道没有听说过晏子的话：‘今虽老而丑，我固及见其娇且好也。’况且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害理。天下正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就必定有几个没有妻子的男子。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才许娶一妾；妾如果不生子，允许另嫁。要是这样，天下没有妻子的人也许会少些的。”
　　众人称赞道：“先生说得好一篇风流经济！”
　　迟衡山叹息道：“宰相要是肯这样用心，天下马上就会太平！”
　　当下吃完了酒，众人欢笑着，一同辞别去了。
　　庄绍光见皇上杜少卿、迟衡山为修泰伯祠的事，去寻访一位大名士。这位大名士姓庄，名尚志，字绍光，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十一二岁就会作一篇七千字的赋，闻名天下，年近四十，仍闭门著书，不肯随便结交一人。这天他听说是杜少卿、迟衡山两个名士来访，才出来相会。
　　庄绍光头戴方巾，身穿宝蓝夹纱长衫，三绺髭须，黄白面皮，出来恭恭敬敬与二位作揖坐下。二位谈明来意，迟衡山拿出一本行礼乐的草稿请庄绍光看。庄绍光细细看过，说道：“这千秋大事，小弟理所应当赞助效劳。但是眼下有一件事，需要出门，多则三月，少则两月就回来，那时候我们再细细商议吧。”
　　迟衡山道：“不知又要到哪里去？”
　　庄绍光道：“浙江巡抚徐穆轩先生，升了礼部侍郎，把小弟举荐了，奉旨要见，只得进京走一遭。”
　　豓杜少卿道：“这祭祖的事，不能少了先生，我们专候了，请先生早回。”说罢，同迟衡山辞别回去。
　　庄绍光晚间置酒与娘子作别。娘子道：“你往常不肯出去，今天怎么上面有命就要动身？”
　　庄绍光道：“我们与山林隐士不同，既然圣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你放心，我去去就回来。”
　　第二天，应天府的地方官都上门来催。庄绍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轿，带了一个小厮，挑了一担行李，从后门老早就出汉西门去了。他从水路过了黄河，雇了一辆车，晓行夜宿，一路来到山东地方。过兖州府四十里，地名叫做辛家驿，停下车子吃茶。天还不黑，又催车夫继续赶路。
　　店家道：“不瞒老爷说，近来这地方上强盗很多，凡是过往的客人，须要迟行早住。老爷虽然不比有钱的商客，但是也要小心些。”
　　庄绍光听说，就吩咐住下。刚安置好，只听得门外骡铃乱响，来了一帮官府的饷银驮子，有百十个牲口。内中一个解官，武员打扮。又有一个同伴的人，五尺以上身材，六十多岁年纪，花白胡须，头戴一顶毡笠子，身穿箭衣，腰插一张弹弓，脚下黄牛皮靴。两人下了牲口，拿着鞭子，一齐走进店来，吩咐店家道：“我们是四川解饷进京的，今日天晚了，住一宿，明日早行。你们须要小心伺候。”店家连忙答应。
　　两人向庄绍光施礼坐下，庄绍光问他们尊姓大名。解官道：“在下姓孙，任守备官职。敝友姓萧，字昊轩，成都府人。”庄绍光也道了姓名及应召进京的缘由。
　　萧昊轩道：“久闻南京有位庄绍光先生是当今大名士，不想今日无意中相遇。”连连表示敬仰。
　　庄绍光见萧昊轩气宇轩昂，不同凡俗，也就对他亲近，说道：“国家太平日久，近来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假应付。像这盗贼横行，全不肯讲究一个除盗安民的良法。听说前路强盗很多，我们可要小心防备。”
　　萧昊轩笑道：“这事先生放心。小弟平生有一薄技，百步之内，用弹子击物，百发百中。强盗来时，只消小弟一张弹弓，管叫他来得去不得，人人送命，一个不留！”
　　孙解官道：“先生要不信我这朋友手段，可以当面请教一二。”
　　庄绍光道：“很想请教，不知可好惊动？”
　　萧昊轩道：“这有何妨！正要献丑。”
　　随即拿过弹弓，走出天井来，向腰间锦袋中取出两个弹丸。只见他把弹弓举起，向着空中先打出一丸弹子，紧接着又将另一丸弹子打去，恰好与前面那丸弹子相遇，在半空里打得粉碎。庄绍光看了，赞叹不已。连那店主人看了，都吓了一跳。
　　第二天天还不明，孙解官就起来催促骡夫上路。庄绍光也起来同行。走了十里多路，晓星还在。只见前面林子里黑影中有人走动。那些骡夫一齐叫道：“不好了！前面有贼！”把那百十个骡子都赶到道旁坡子下去。
　　萧昊轩听得，急忙把弹弓拿在手里，孙解官也在马上拔出腰刀。只听得一支响箭，飞了出来。响箭过处，就有无数骑马从林子里奔出来。萧昊轩大喝一声，扯满弓，一弹子打去，不想那条弓弦迸为两段。那强盗数十人，齐声打了一个忽哨，飞奔前来。解官吓得拨回马头就跑。那些骡夫，一个个伏在地，由着强盗赶着百十个驮有饷银的牲口往小路上去了。庄绍光坐在车里，惊得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萧昊轩因弓弦断了，使不得力量，拨马往原路上跑。跑到一个小店门口，敲开了门。店家看见，知道是遇了贼，问道：“老爷昨晚住在哪个店里？”萧昊轩告诉了他。店家道：“那个店家原是为贼做内线的，老爷的弓一定是他昨晚弄坏了。”
　　萧昊轩省悟，悔之莫及。一时急中生智，把自己的头发拔下一绺，迅速接好弓弦，飞马回来，遇着孙解官，说贼人已经向东边小路去了。那时天色已明，萧昊轩策马飞奔，不多一时，赶上强盗。他手执弹弓，好像暴雨打荷叶一样，打得那些贼人一个个抱头鼠窜，丢了银驮子，飞也似地逃命去了。萧昊轩依旧把银驮子同孙解官慢慢赶回大路，与庄绍光相会。讲起事情经过，庄绍光又着实赞叹了一番。
　　同走了半天，庄绍光行李轻便，便辞了萧、孙二人，独自乘一辆车子先走。
　　走了几天，快到卢沟桥时，只见对面一个人，骑了骡子过来，问：“车里这位客官尊姓？”
　　车夫道：“姓庄。”
　　那人跳下骡子，说道：“莫不是南京来的庄绍光先生么？”
　　庄绍光正要下车，那人拜倒在地。庄绍光慌忙跳下车来，跪下扶住那人，说道：“足下是谁？我怎么不认得？”
　　那人请庄绍光到前面一个店里，叙礼坐下，说听得庄先生被举荐，天子征召进京，算着时间快到了，特来迎候。
　　庄绍光问道：“先生尊姓大名？贵乡何处？”
　　那人道：“小弟姓卢，名德，字信侯，湖广人氏。因小弟立了一个志向，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找遍，收藏起来。二十年了，也找得差不多了。明初四大家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只有高青邱（启）是遭了祸的，文集被列为禁书，这次也在京师一个人家重价买到手了。我想，前辈已去之人，小弟尚要访他文集，况先生是当代一位名贤，岂可当面错过。因此在京等候了好久，一路问出来。”
　　庄绍光道：“小弟闭门家中，原无心于仕途，但蒙皇上特恩，不得不来一走。却喜在这里见到先生，真是快事！像先生这样读书好古，是个非常讲求学问的人，但国家有禁令的东西，也不可不作些回避。青邱文字，虽然其中并没有诽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憎恶他，定作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小弟愚见，读书一事，要以博而返约，总以心得为主。先生如有幸去南京，望屈驾寒舍，还有些拙著慢慢地请教。”
　　当晚住在小店，次日早晨分别，卢信侯先到南京等候。
　　庄绍光来到京都，在护国寺住下。礼部侍郎徐基亲自来拜，道：“先生要快些准备好，恐怕三五天内就要召见。”
　　果然，过了三天，圣旨下来，要庄绍光第六天入朝晋见。
　　到了那天五鼓，羽林卫士摆列在午门外，各官都在午门外等候着。只见百十道火把，亮光闪耀，知道宰相到了，午门大开。众官员从侧门进去。过了奉天门，进到奉天殿，里面响起了一片奏乐声。宫女们手持宫扇，簇拥着天子升了宝座，众官山呼万岁。庄绍光戴了朝巾，穿了公服，跟在后面，朝拜天子。当下乐止朝散，庄绍光也回到寓所。
　　又过了几天，传旨庄绍光便殿朝见。徐侍郎送他到了午门，他独自进去，只见两个太监，牵着一匹御用的马，请庄绍光上去骑着。两太监亲自坠蹬牵缰，引到宣政殿门外。庄绍光下了马，又有两个太监出来，宣他进殿。庄绍光屏着呼吸进去，上前朝拜。
　　天子便服坐在宝座上，道：“朕在位三十五年，海内升平，边疆无事。
　　只是百姓还没有都得温饱，士大夫也没有能行礼乐，这教养方面的事，究竟先做些什么？所以特将先生召来，望先生精心为朕筹划，不必有什么隐讳。”庄绍光正要奏对，只觉头顶疼痛难忍，便躬身奏道：“臣蒙皇上相问，一时不能—一陈奏，容臣细想，然后再启奏。”天子允诺。
　　庄绍光回来，摘下头巾，原来里面有一只蝎子。他笑一笑，踩死在地。
　　第二天起来，把教养的事，细细写了十条建议，称为“十策”，又写了一道“恳求恩赐还山”的本，从通政司送了进去。从此以后，九卿六部的官，无一不来拜望请教。大学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南京来的庄年兄，皇上很有重用他的意思，老先生为什么不邀他来学生这里走走？我想收他为门生。”徐侍郎把这话委婉地向庄绍光说了。庄绍光道：“太保公多次主掌礼部，翰苑门生不知多少，为什么要取晚生这一个野人？这就不敢领教了。”徐侍郎转告太保，太保心里很不高兴。
　　几天后，天子坐在便殿，问太保道：“庄绍光所上的十策，朕细看过，学问渊深。这人可用为相职吗？”
　　太保奏道：“庄绍光果然是超群的人才，但不是进士出身，骤然任命这样的要职，我朝祖宗，没有这个法度，恐怕开了天下凭侥幸进取之心。”天子叹息了一回，随教大学士传旨，允令庄绍光还家，赐银五百两，将南京元武湖赐给他著书立说。
　　圣旨下来，庄绍光又到午门谢了恩，辞别徐侍郎，收拾行李回南京。满朝官员都来送行，庄绍光都辞了，仍旧叫了一辆车，出彰仪门来。
　　那天天气寒冷，庄绍光多走了几里路，投不着客店，只得走小路，到一个人家去借宿。那人家是一间草房，里面点着一盏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站在门口。
　　庄绍光上前和他作揖道：“老爹，我是行路的，错过了客店，要借老爹这里住一夜，明早拜纳房金。”
　　那老爹道：“客官，你行路的人，谁还顶着房子走？借住没有关系。只是我家只这一间屋，不幸今早又把个老妻死了，没钱买棺材，现停在屋里。客官在哪里住？车子怎么办？”
　　庄绍光道：“不妨，我只需要一小块地方，将就过一夜，车子就在门外吧。”
　　那老爹道：“这样，只有同我一床睡了。”
　　庄绍光道：“也好。”
　　走进屋里，只见那老妇人尸首直僵僵停着，旁边一条土炕。庄绍光上炕铺下行李。叫小厮同车夫睡在车上，让老爹睡在炕里边，自己睡在外边。早晨起来，庄绍光推那老爹，总也不醒，细听听，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已经死了。
　　庄绍光感伤道：“这两个老人家穷苦到这个地步，我虽然在这里住了一宿，我不安葬他们，谁人安葬？”于是叫小厮、车夫到市上买来棺木，又出钱买了块地，雇了些人，把两位老人安葬了。庄绍光还作了篇祭文，焚烧纸钱，洒泪祭奠。一市上的人，都叩拜在地下，向庄绍光致谢。
　　庄绍光辞别众人，归心似箭，水陆兼程，不一日回到南京。见到娘子，笑道：“我说多则三个月，少则两个月就回来，今天怎样？我不说谎吧？”娘子也笑了，当晚备酒为他洗尘。
　　第二天早起，庄绍光刚洗了脸，地方官员早得知他是皇上看上的人，纷纷前来拜会。先是六合县高大老爷来拜，后是布政司来拜，应天府来拜，驿道来拜，上、江二县来拜，本城乡绅来拜。庄绍光十分厌烦，便向娘子道：“我好没道理！朝廷既然把元武湖赐给了我，我为什么在这里和这些人缠，我们赶快搬到湖上去受用！”连夜同娘子搬到了元武湖去住。
　　这元武湖是个很宽阔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湖中间五座大洲。中间洲上，一所大花园，赐给庄绍光住，有几十间房子。园里合抱的老树，梅花、桃、李，芭蕉、桂、菊，看着湖光山色，真像是到了仙境。门口系了一只船，要往哪边，乘船过去；如果把这船收了，飞也飞不过去。庄绍光就住在这花园里。
　　一天，同娘子凭栏看水，笑说道：“你看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们的了！
　　我们可以天天游玩，不像杜少卿要把夫人带到清凉山去看花。”闲着无事，又斟上一杯酒，把杜少卿作的《诗说》拿来，叫娘子坐在旁边，念给他听。念到有趣的地方，吃一大杯酒，两人大笑。庄绍光在湖中十分自在。
　　忽然有一天，有人在那边岸上叫船。这里放过船去，请那人过来，庄绍光迎出去。那人进来拜见，原来是卢信侯。
　　庄绍光大喜道：“途间一别，天天渴想再见，今天是怎么到这里的？”
　　卢信侯道：“昨天到尊府，今天我才到这里。你原来在这里做神仙！”
　　庄绍光道：“这里与人世绝远，虽然不是武陵那世外桃源，也差不多。
　　你在此住些时吧，只怕再来就要迷路了。”
　　当下备酒同饮。吃到三更时分，小厮走进来，慌忙说道：“中山王府里发了几百兵，有千把支火把，渡湖过来，把花园团团围住了！”
　　庄绍光大惊。又有一个小厮进来道：“有一位总大老爷进厅上来了。”
　　庄绍光走出去，那总兵见了施礼。庄绍光道：“不知有什么事？”
　　那总兵道：“与尊府不相干。”又附耳低声道：“因卢信侯家藏《高青邱文集》，那本是禁书，被人告发。京里说这人有武功，所以发兵来拿他。今天我们尾随他在大老爷这里，不要使他知觉走了。”
　　庄绍光道：“总爷，找找罢了。我明日叫他自己投监，走了拿我问罪。”那总兵听见这话，道：“大老爷说了，有什么说的。我就告辞。”
　　总兵一声令，那些兵一齐渡过湖去了。
　　卢信侯听见了他们说话，道：“我是硬汉，难道肯走了连累先生？我明天自己投监去。”
　　庄绍光笑道：“你只去暂坐几天，不到一个月，包你出来，逍遥自在。”卢信侯投监去了。庄绍光悄悄写了十几封书信，打发人进京去遍托朝中大人，从部里发出文书来，把卢信侯放了，反把那告发的人问了罪。卢信侯谢了庄绍光，又留在花园住下。
　　沈琼枝萧云仙进京见了少保，少保安慰了他一番，又呈上公文，替他引见。直等了五六个月，部里才推升萧云仙为应天府江淮卫守备。萧云仙随即赴南京就任。
　　就任不久，萧云仙奉命押送运粮船赴淮。船到扬州码头，只见后面挤上一只船来，船头上站着一个人，那人叫道：“萧老先生！怎么在这里？”萧云仙回头一看，惊喜道：“啊呀！原来是沈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忙叫拢了船，沈先生跳上船来。
　　萧云仙道：“自青枫城一别，至今已是数年了。”
　　沈先生道：“昔日蒙老先生看重，教了两年书，积下些银两，回到家乡，将小女许嫁扬州宋府上，现送她上门去。”
　　萧云仙道：“令爱恭喜，少贺。”随叫从人封了一两银子，送过来做贺礼。又道：“我今天押运北上，不敢停泊。将来回到敝署，再请先生相会吧。”作别开船去了。
　　沈先生领着他女儿琼枝上岸，叫了一乘小轿，让女儿坐上，自己押了行李，到了缺口门，住在大丰旗下店里。那里伙计接着，通报了宋盐商。
　　那盐商宋为富打发家人来吩咐道：“老爷叫把新娘抬到府里去，沈老爷留在下店里住着，叫帐房置酒款待。”
　　沈先生听了这话，向女儿琼枝道：“我们只说到了这里，暂且住下，等他择吉日过门，怎么这等大模大样？看来他竟不是把你当作正室。这头亲事，怕是有变，成得成不得，女儿，你也须自己主张。”
　　沈琼枝道：“爹爹，你请放心。我家又没有写立文书，得他身价钱，为什么肯去他家做妾！他既然这样排场，爹爹要是和他吵闹起来，反倒被外人议论。我如今一乘轿子，抬到他家里去，看他怎么样对待我。”
　　沈先生只得依着女儿的话，看着她装饰起来。沈琼枝头上戴了冠子，身上穿了大红外盖，拜辞了父亲，上了轿。那家人跟着轿子，一直来到河下，进了大门。几个小老妈抱着小公子，在大墙门口同看门的管家说笑话，看见轿子进来，问道：“可是沈新娘来了，请下了轿，走巷子里进去。”
　　沈琼枝听见，也不说话，下了轿，一直走到大厅上坐下。说道：“请你家老爷出来！我常州姓沈的，不是什么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为什么不张灯结彩，择吉过门！把我悄悄地抬了来，当作娶妾的一般，我不问他要别的，只叫他把我父亲亲笔写的婚书拿出来给我看，我就没的说了！”老妈和家人都吓了一跳，觉得奇怪，慌忙走到后边报与老爷知道。那宋为富正在药房里看着药匠弄人参，听了这一篇话，红着脸道：“我们总商人家，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都像这样淘气起来，这日子还过得？她既来了，不怕她飞到哪里去！”
　　踌躇一会儿，叫过一个丫鬟来，吩咐道：“你去前面向那新娘说，‘老爷今天不在，新娘先进房去。有什么话，等老爷来家再说。’”
　　丫鬟出来说给琼枝，琼枝心想：“坐在这里也不是事，不如先随她进去。”便跟着丫鬟，走进厅背后一个小边门。
　　这里三间楠木厅，一个大院落，堆满了太湖石的假山。沿山石左边一条小巷，串入一个花园内。竹树交加，亭台轩敞，一个极宽的金鱼池，池子旁边，都是朱红栏杆，夹着一带走廊。走廊尽头，一个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门。走进去，是三间屋，一间作卧室，铺设得齐齐整整，独自一个院落。妈子送了茶来，沈琼枝吃着，心里暗说道：“这样幽雅的地方，料想那人也不会欣赏。就让我在这里消遣几天。”
　　那丫鬟回报宋为富道：“新娘人物倒生得标致，只是性子有些辣，不是个好惹的。”
　　第二天，宋为富叫管家取了五百两银子，送给沈老爷，叫他先自己回家，姑娘就留在这里。
　　沈先生一听，说道：“不好了！他分明拿我女儿做妾，这还了得！”径直走到江都县衙告了一状。
　　那知县看了呈子，说道：“沈大年既是常州贡生，也是斯文人物，怎么肯把女儿给人做妾？盐商如此蛮横无理，岂能容忍！”
　　宋为富听说沈大年告了他，急忙四处活动，打通了关节。县里没有准沈先生的状子。沈先生不服，又补了一状。知县大怒，说他是个刁钻讼棍，一张批文，两个差人，押解他回常州去了。
　　沈琼枝在宋家过了几天，不见消息，想道：“那姓宋的一定是安排了我父亲，再来和我纠缠。不如先离开了他家，再作道理。”于是，将那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扮作小老妈模样，买通了那丫鬟，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
　　沈琼枝逃离宋府，离开扬州，上了一条船，心里想道：“我如果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怕惹故乡人家耻笑。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会作两句诗，为什么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拿定主意，中途换船，一直往南京来。
　　沈琼枝来到南京，住在王府塘手帕巷。不久，在外面张贴出招牌，写道：“毗陵女士沈琼枝，精工刺绣，写扇作诗。寓王府塘手帕巷内。赐顾者幸认毗陵沈招牌便是。”
　　一个女子贴出这样的招牌，在南京被传为奇事。连日里有来求诗的，有来买字的，也有来托刺绣的。那些好事的恶少，都一传两，两传三地到这里取闹。一天，沈琼枝同房主人娘子去清凉山赶会烧香回来，跟在她后面走的就有百十人。一位初来南京的名士庄非熊也顺路跟在后面，并且一直跟到王府塘那里看了看。
　　第二天，庄非熊来到杜少卿家，说：“这沈琼枝在王府塘，有恶少们去说混话，她就要怒骂起来。这个人一路很奇，少卿兄为何不去看看？”
　　杜少卿道：“我也听说这事。现今多失意之人，怎知她不是因避难而来到这里，我正要去访访。”
　　说着，又有两个客来，一个是迟衡山，一个是武书。说些闲话，又讲起王府塘沈琼枝卖诗文的事。
　　杜少卿道：“无论她是怎样，如果真能作诗文，这也就难得了。”
　　迟衡山道：“南京城是什么地方！四方的名士还数不清，还有哪个去求妇女们的诗文？这明明是借此勾引人。她能作不能作，不必管她。”
　　武书道：“这件事是够奇的。一个少年妇女，独自在外，又无同伴，靠卖诗文过日子，恐怕世上也没有这个道理。恐怕其中有什么情由。她既然会作诗，我们就邀她来作作看。”
　　杜少卿表示赞成，约定明天早饭后，同去走走。
　　这天，杜少卿同武书一起来到王府塘。只见前面一间低矮房屋，门口围着一二十人在那里吵闹。里边一个十八九岁妇人，梳着发髻，穿一件宝蓝纱大领披风，不住地叫骂。杜少聊同武书听了听，才知道是有人来买绣锦香囊，有几个地痞借机敲诈，敲诈不成，被她痛骂了一场。两人听明白，走进屋去。那些人看见两位进去，也就渐渐散了。沈琼枝见这两人气概不凡，连忙接着，施礼坐下。
　　武书道：“这杜少卿先生是南京诗坛高手，昨天有人说起你的诗作可观，所以特来请教。”
　　沈琼枝道：“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娼妓，就是怀疑我为江湖之盗，对他们都不值得一谈。今日见二位先生，既无玩狎我的意思，又无疑猜我的心肠。我平时听见家父说：‘南京名士很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个豪杰。’这句话是不错的了。但不知先生是客居在这里，还是和夫人同住南京？”
　　杜少卿说，是和夫人一同寄居在河房内。沈琼枝道：“既是这样，我就到府上去拜见夫人，好将心事详细说说。”
　　杜少卿应诺，同武书先别了出来。
　　武书对杜少卿道：“我看这个女人确实有些奇。要说她是个邪货，她却不带淫气；要说她是大户人家赶出来的婢妾，她却又不带贱气。看她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气。她那身装束，虽然觉得柔媚，但一双手却像练过拳技的。论如今的风气，不一定有什么女侠，怕是争斗赌气，逃出来的。”说着，回到杜少卿家门口，看见姚奶奶背着花笼儿来卖花。
　　杜少卿道：“姚奶奶，你来得正好。我家今天有个稀奇的客人来到，请你去陪陪。”
　　杜少卿让武书到河房里坐着，自己同姚奶奶进去，和娘子说了。一会儿，沈琼枝坐了轿子，来到门口，杜少卿迎进内室，娘子接着，见过礼，坐下奉茶。沈琼枝上首，杜娘子主位，姚奶奶在下面陪着，杜少卿坐在窗槅前。寒暄过后，杜娘子问道：“沈姑娘，看你这样年轻，独自一个人在这里，可有个同伴的？家里父母还健在吗？可曾许配人家？”
　　沈琼枝道：“家父历年在外教书，先母已经去世。我自小学了些手工针织，于是来到这南京大地方，借以糊口。适承杜先生关照，约到贵府，又承夫人一见如故，真是天涯知己了。”
　　姚奶奶道：“沈姑娘一手出奇的针线，昨天我在对门葛老官家，看见他相公买的你绣的一幅‘观音送子’，真个是画儿也没有你绣得好！”
　　沈琼枝道：“胡乱做做罢了，见笑得很。”
　　谈了一会儿，姚奶奶有事走出房门。沈琼枝在杜娘子面前，双膝跪下。
　　娘子大惊，扶了起来，问她缘故。沈琼枝就把盐商骗她做妾，她拐了东西逃走的事说了一遍，道：“如今只怕他不肯罢休，还要追踪而来。夫人可能救我？”
　　杜少卿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却视富贵如粪土草芥，这就可敬得很了！但他一定要追踪的，你这祸事不会太远。但也不会有什么大害。”
　　正说着，小厮进来请少卿：“武爷有话要说。”
　　杜少卿走到河房里，看见两个人垂着手，站在槅子门口，像是两个差人，吓了一跳，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怎么到这里边来了？”
　　武书道：“是我叫进来的。奇怪！县里据江都县缉捕的文书在这里拿人，说沈姑娘是宋盐商家逃出来的一个妾。不知怎么办好？”
　　少卿道：“眼下就在我家。要是从我家被他拿了去，就像是我家指使的；传到扬州去，又像我家藏留她。她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紧，只是这个倒有些不妥帖。”
　　武书道：“小弟先叫差人进来，正是为这件事。少卿兄不如先赏差人些银子，叫她仍旧到王府塘去。等她自己回去，再想法拿她。”
　　少卿依着武书，赏了差人四钱银子。差人不敢违拗，去了。
　　少卿回身进屋，将刚才的事说给沈琼枝。娘子和姚奶奶都吃了一惊。
　　沈琼枝起身道：“这个不妨。差人在哪里？我就同他一路去。”
　　少卿道：“差人我已叫他去了，你先用了便饭。武先生还有一首诗奉赠，等他写完。”
　　当下叫娘子和姚奶奶陪着吃了饭，自己走到河房里捡了自己刻的一本诗集，等着武书写完了诗，又称了四两银子，一并交给沈琼枝收了。
　　沈琼枝告辞出门，上了轿，一直回到手帕巷。那两个差人已等在门口，拦住说道：“是原轿子给了走，还是下来同我们一起走？门是不必进的了！”沈琼枝道：“你们是都堂衙门的？还是巡按衙门的？我又不犯法，又不去打钦案的官司，哪里有个拦门不许进去的道理！你们这样大惊小怪，只好吓那乡里人！”
　　说着，下了轿，慢慢地走了进去。两个差人倒有些让她。沈琼枝把诗同银子收在一个首饰匣子里，出来叫道：“轿夫，你抬我到县里去。”
　　差人忙说道：“千差万差，来人不差。我们清早起，就在杜相公家等候了半天，留你脸面，等你轿子回来。你就是女人，难道是茶也不吃的？”沈琼枝见差人想要钱，没有理会，只给轿夫添了二十四个轿钱，一直抬到县里来。
　　沈琼枝被带到县衙三堂，知县看她容貌不差，问道：“既是女流，为什么不守规范，私自逃出，又偷窃了宋家的银两，潜踪到本县地方做什么？”沈琼枝义正辞严道：“宋为富强占良人为妾，我父亲和他打官司，他买通知县，将我父亲断输了，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况且我虽然不才，也略知文墨，怎么肯以高洁之身去事奉这种奸诈小人？所以逃了出来。这是真的。”知县道：“你这些事，自有江都县问你，我也不管。你既会文墨，可能当面作诗一首？”
　　沈琼枝道：“请随意命一个题，正可求教。”
　　知县指着堂下的槐树，说道：“就以此为题。”
　　沈琼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来，又快又好。知县看了，不禁赞叹，遂叫两个原差到她下处取了行李来，当堂查点。翻到她头面盒子里，一包碎银子，一本书，一个诗卷。知县知道她也和本地名士唱和，签了一张批，备了一角关文，吩咐原差道：“你们押送沈琼枝到江都县，一路须要小心，不许多事，领了回批来缴。”
　　那知县与江都知县是同年相好，就详细写了一封书信，装入关文内，托他开释这个女子，让她回到父亲身边，另行择婿。
　　沈琼枝同两个差人出了县门，雇轿子抬着上了仪征的船。差人将行李放在船头安歇，沈琼枝搭在中舱。过了一会儿，船家来收船费。两个差人啐了一口，拿出批文道：“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办公事的人，不问你要贴钱就够了，还来问我们要钱！”
　　船家不敢再说什么，向别人要完了，开船到了燕子矶。一夜西南风，清早来黄泥滩。差人问沈琼枝要钱。
　　沈琼枝道：“我昨天听得明白，你们办公事是不用船钱的。”
　　差人道：“沈姑娘，你也太小气了！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这样一毛不拔，让我们喝西北风！”
　　沈琼枝道：“我就不给你钱，你敢怎么样！”
　　说罢，走出船舱，跳上岸去，两只小脚飞也似地，要自己走到县衙去。
　　两个差人慌忙搬了行李，赶上来扯住她，被她略加抽腿挥拳，打了个仰八叉，还不住吵骂，吵得船家和其他船上人都来说情。船家帮着雇了一乘轿子，请沈琼枝坐上。
　　两个差人讨了场没趣，只得跟在后面，乖乖去了。
　　王秀才逼女殉夫五河县有位通晓经书的先生，叫余有达，人称余大先生，是杜少卿的表兄，长年在家乡教书。后来，被选为徽州府学训导，就带了家小，又约了兄弟余二先生一同来徽州上任。
　　余大先生本来很有文名，徽州人都知道。到任之后，一些秀才们争着来会，人人自以为得识明师。又有二先生一起谈，谈的都是些有学问的话，众人越发敬佩。
　　那天，余大先生正在厅上坐着，外面又走进一个秀才来，头戴方巾，身穿旧宝蓝长衫，面皮深黑，花白胡须，约有六十多岁光景。那秀才手里拿着帖子，递给余大先生。余大先生看帖子上写着“门生王蕴”，回了礼，说道：“年兄尊字叫玉辉吧？”
　　那秀才道：“门生正是。”
　　余大先生道：“玉兄，二十年来一直思念，今日才得见面。我和你只论好弟兄，不必拘这些俗套。”
　　余大先生请王秀才到书房里去坐，并叫人请二老爷出来。二先生出来，会着王秀才，互相又道了一番仰慕的话。三人坐下。
　　王秀才道：“门生在学里也做了三十年的秀才，是个愚拙的人。往年就是本学的老师，门生也不过是公堂去见见礼。今天因为是大老师和世叔来，大名鼎鼎，所以要时常来聆听老师和世叔的教训。要求老师不把我看作一般学里的门生，而当作直接受业弟子。”
　　余大先生说：“玉兄，你我是老友，哪能说这话？”
　　二先生道：“一向知道长兄清贫，如今在家可坐馆教书？长年怎样生活？”
　　王秀才道：“不瞒世叔说，我生平立有个志向，要著三部书，留给后人来学。”
　　余大先生道：“是哪三部？”
　　王秀才道：“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书。”
　　二先生道：“礼书是怎么样？”
　　王秀才道：“礼书将三礼分起类来，如事亲之礼，敬长之礼等类。用经文大书，下面采诸经子史的话印证，教子弟们自幼习学。”
　　大先生道：“这一部书该颁于学宫，通行天下。请问字书是怎么样？”
　　王秀才道：“字书是七年识字法。已经写成了，回去就送来请老师细阅。”二先生道：“字学长时间不讲了，有这样一部书，功绩不小。请问乡约书怎样？”
　　王秀才道：“乡约书不过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的意思。门生因为这三部书，整天没有闲时，所以没工夫再坐馆教书。”
　　大先生道：“玉兄，有几位公子？”
　　王秀才道：“只有一个小儿，倒有四个小女。大女儿守节在家里，那几个小女，都出嫁不到一年。”
　　说着，余大先生留他吃了饭，弟兄两个，又一同送出大门来。
　　王秀才家离城有十五里。回到家里，向老妻和儿子说了余老师的相爱之意。第二天，余大先生坐轿子下乡，又亲自来拜，留在草堂上坐了一会儿，去了。又过了一天，二先生走来，让人挑了一石米，会着王秀才，道：“这是家兄的禄米一石。”又拿出一封银子来，道；“这是家兄的俸银一两，送给长兄先生。”
　　王秀才道：“我小侄没有孝敬老师和世叔，怎能反倒受起教师的惠赐来？”
　　余二先生笑道：“这个算得什么。只是贵处这学署清苦，加上家兄初到。虞博士在南京几十两的拿着送给名士用，家兄也想学他。”
　　王秀才感激地说：“这是‘长者赐，不敢辞’，只得拜受了。”
　　备饭留二先生坐，拿出三样书的稿子来，递给二先生。二先生细细看了，赞叹不止。
　　坐到下午时分，只见一个人走进来说道：“王老爹，我家相公病得很重，相公娘叫我来请老爹到那里去看看。”
　　王秀才向二先生道：“这是我第三个小女家的人，因为女婿有病，约我去看。”
　　二先生道：“这样，我告辞了。尊作的稿子，我带去给家兄看，看罢再送过来。”
　　说完，二先生将书稿放在挑米来的箩筐里，叫从人挑着，起身回城去了。王秀才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婿家，看见女婿确实病得很重。医生多方用药，也总不见效。过了几天，女婿竟死了。王秀才痛哭了一场，女儿更是哭得天愁地惨。
　　女儿等丈夫装入棺材，出来拜见公婆和父亲，道：“父亲在上，我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亲养活，如今我又死了丈夫，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成？父亲是寒士，也养活不了这么多女儿！”
　　王秀才道：“你如今要怎么样？”
　　三姑娘道：“我如今辞别公婆、父亲，寻一条死路，也跟着丈夫一块去了！”
　　公婆听见这话，惊得泪下如雨，说道：“我儿，你气疯了！自古蝼蚁还知道贪生呢，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能不养活你，要你父亲养活？快不要这样！”
　　三姑娘道：“爹妈也老了，我做媳妇的不能孝顺爹妈，反累爹妈，我心里不安，就由着我到这条路上去吧。只是我死还有几天工夫，要求父亲到家对母亲说了，请母亲到这里来，我当面别一别，这是要紧的。”
　　王秀才听了，没有劝说女儿，反来安慰亲家，道：“亲家，仔细想来，我这小女是要真心殉节，自古‘心去意难留’，你们就由着她吧。”又向女儿道：“我儿，你既然想这样，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尽管这样做吧。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
　　亲家再三不肯，王秀才执意要去，径直回到家里，把三姑娘殉节的事向老妻说了。
　　妻子又惊又恼，道：“你怎么越老越呆了！女儿要死，你该劝劝她，怎么倒叫她死？这是什么话说！”
　　王秀才道：“这样的事，你们是不明白的。”
　　妻子知道同他说不清楚，痛哭流涕，连忙叫了轿子，到亲家家去劝女儿。王秀才在家，依旧看书写字，等候女儿的信息。
　　妻子去劝女儿，哪里劝得转。女儿每天梳洗，陪着母亲坐，只是茶饭全都不吃。母亲和婆婆千方百计，苦求苦劝，她也不肯吃一点儿。饿到六天上，不能起床了。母亲看着，伤心惨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抬了回来，在家养着。
　　又过了三天，二更天气，几个人持着火把来打门，报道：“三姑娘饿了八日，在今日午时去世了！”
　　王秀才的老妻听见，哭死了过去，灌醒过来，仍旧大哭不止。
　　王秀才走到床前说道：“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她已是成了仙了，你哭她做什么？她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有这一个好题目死哩！”
　　说着，仰天大笑起来，连声叫道：“死得好！死得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第二天，余大先生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惊奇，感到太惨了，立即备了香蜡祭品，到灵前去拜奠，拜奠回来，马上传书办拟写文书，请求旌表烈妇。二先生帮着赶造文书，连夜呈了上去，又备了礼品来祭奠。三学的人，听见老师这样隆重，也就纷纷赶来祭奠，不计其数。
　　过了两个月，上司批准下来，制立牌位，入烈妇祠，门首建立牌坊。到了入祠那天，余大先生邀请知县，摆齐了仪仗。全县绅士，都穿着公服，步行相送。当日入祠安了位，知县祭，本学祭，余大先生祭，全县乡绅祭，两家亲戚祭，两家本家祭，足足祭了一天。然后，在明伦堂摆席，人们要请王秀才来上坐，夸他生了这样一个好女儿，为纲常礼教生色。
　　不知怎的，王秀才到了这时候，转觉伤心起来，推辞，不肯来。众人在明伦堂吃过酒，也就散了。
　　市井四奇人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这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不问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婚娶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些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哪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
　　季遐年写字季遐年是个能写一笔好字的奇人。他很小就没了父母，无家无业，只得在一个寺院里安身。见和尚上堂吃斋，他也捧着一个钵，站在那里，随堂吃饭。和尚们也不讨厌他。
　　他的字写得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凡是有人要请他写字时，他三日前，就要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从不许别人替他磨。就是写十四字的对联，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笔，都是人家用秃了不要的。到写字的时候，要三四个人为他按着纸。哪个按得不好，他就要骂、要打。他情愿写才写，他如果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一件稀烂的长衫，趿拉一双破烂的蒲草鞋。每天写了字，得了钱，自家吃了饭，剩下的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给他。
　　那天下大雪，走到一个朋友家，他那一双稀烂的蒲草鞋踩了人家书房一地泥。主人知道他的性子不好，心里不高兴，又不好说出口，只得问道：“季先生的尊履坏了，可否买双换换？”
　　季遐年道：“我没有钱。”
　　那主人道：“你肯写一幅字送我，我买鞋送你。”
　　季遐年道：“我难道没有鞋，要你的！”
　　主人嫌他腌臜，进屋去，拿出一双鞋来，道：“你先生暂且凑合换换，恐怕脚底下冷。”
　　季遐年恼了，连声告别的话也没说，就走出大门，边走边嚷道：“你家什么要紧的地方！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我稀罕你的鞋穿！”一直走回天界寺，气呼呼地又随堂吃了一顿饭。
　　吃完饭，季遐年看见和尚房里摆了一匣子上好的香黑，就问道：“你这墨可要写字？”
　　和尚道：“这是昨天施御史的令孙老爷送我的。我还要留着转送别的施主老爷，不要写字。”
　　季遐年道：“写一幅好哩。”
　　不由分说，走到自己房里，拿出一个墨盆子来，拣出一锭墨，舀些水，坐在禅床上就磨起来。其实，和尚分明知道他的性子，是故意激他写。
　　季遐年正磨在兴头，侍者进来向老和尚道：“下浮桥的施老爷来了。”
　　和尚迎了出去。那施御史的孙子已走进禅堂来，看见季遐年，也不见礼，同和尚到那边叙寒问暖。季遐年磨完了墨，拿出一张纸来，铺在桌上，叫四个小和尚替他按着。他取了一管秃笔，蘸饱了墨，对着纸端详了一会儿，一气就写了一行。那右手后边的小和尚动了一下，他就一凿，凿得小和尚直叫唤，矮下半截。老和尚听见，慌忙过来，替小和尚按着纸，让他写完了。施御史的孙子也来看了一会儿，向和尚告辞走了。
　　第二天，施家一个小厮走到天界寺来，看见季遐年，问道：“有个写字姓季的可在这里？”
　　季遐年道：“问他做什么？”
　　小厮道：“我家老爷叫他明天去写字。”
　　季遐年听了，也不看他，说道：“好吧，他今天不在家，我明天叫他去就是了。”
　　第二天，季遐年走到下浮桥施家门口，要进去。门上人拦住道：“你是什么人，怎么乱往里边跑！”
　　季遐年道：“我是来写字的。”
　　那小厮从门房里走出来看见，道：“原来就是你！你也会写字？”带他走到敞厅上。
　　小厮进去回禀。施御史的孙子刚走出屏风，季遐年迎着脸大骂道：“你是什么样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一顿大嚷大叫，把施乡绅骂得闭口无言，低着头进去了。那季遐年又骂了一会儿，依旧回了天界寺里。
　　王太下棋王太祖上是三牌楼卖菜的，到他父亲手里，穷了，把菜园子都卖掉了。
　　后来父亲死了，他无以为生，就到虎踞关一带卖吸烟点火用的火纸筒过活。王太从小最喜下围棋，视棋如命。
　　那一天，妙意庵做会。那庵临着乌龙潭。正是初夏的天气，一潭碧新的荷叶，亭亭浮在水上。这庵里曲曲折折，也有许多亭榭，那些游人都进来玩耍。
　　王太也走进来，各处转转，走到一棵大柳树下。只见一个石台，两边四条石凳，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
　　一个穿宝蓝长衫的道：“我们这位马先生，前天在扬盐那里下棋，赢者一次可以得一百一十两银子，他前后共赢了二千多两。”
　　一个穿玉色长衫的少年道：“我们这位马先生是天下的大国手，只有这卞先生被让两个子还可以敌得来，像我们要学到卞先生的地步，也就着实费力了。”
　　王太挨着身挤上前去偷看。旁人看见他衣裳褴褛，推推搡搡，不许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道：“你这样一个人，也懂得看棋？”
　　王太道：“我略懂得些。”撑着两手看了一会儿，嘻嘻地笑。
　　那姓马的道：“你这人笑什么，难道下得过我们？”
　　王太道：“也勉强将就。”
　　主人道：“你是什么人，敢同马先生下棋！”
　　姓卞的道：“他既然大胆，就叫他出个丑有什么不可以！好叫他知道我们老爷们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
　　王太也不推辞，摆起子来，就请那姓马的动着儿。旁边的人都觉得好笑。那姓马的同他下了几着儿，觉得他出手不凡。下了半盘，站起身来道：“我这棋输了半子了！”
　　那些看的人都还不解。只有姓卞的道：“论这局面，却是马先生略负了些。”
　　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去。
　　王太大笑道：“天下哪里还有像下棋这样快活的事！我下了棋，心里快活极了，哪里还吃得下酒！”
　　说罢，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走了。
　　盖宽卖茶盖宽本是个开当铺的人，后来开茶馆。
　　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家里有钱，开着当铺，又有田地，亲戚本家也都是些有钱的。他嫌这些人俗气，每天坐在书房里作诗、看书，又喜欢画几笔画。由于他诗作得好，画画得好，就有许多作诗画画的人同他往来。虽然那些人诗作得不如他好，画也画得不如他好，他却爱才如命，遇着那些人来，留着吃酒吃饭，又说又笑。那些人家里有婚丧嫁娶的事，没有银子，来向他借，他从不推辞，几百几十的拿给人用。那些当铺里的伙计，看见主人这个举动，都说他有些呆气，在当铺里尽情作弊，本钱渐渐消折了。田地又接连几年都被水淹，赔种赔粮，一些混帐的人就劝他变卖。卖来的银子，能用多久？不幸他家又接连失了几次火，只好搬到一所小房子住。又过了半年，妻子死了，开丧出殡，把小房子又卖了。可怜这盖宽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一个僻静巷内，寻了两间房子开茶馆。
　　盖宽清早起来，生着了火，把水热上，仍旧坐在柜台里作诗画画。他家各样的东西都变卖尽了，只有这几本心爱的书是不肯卖的。有人来吃茶，他放下书就去拿茶壶、茶杯。茶馆的利钱有限，一壶茶只赚得一个钱，每天卖五六十壶茶，只赚五六十个钱。除去柴米，还能做得什么事！
　　那天，盖宽正坐在柜台里，一个邻居老爹过来闲坐。那老爹看他十月里还穿着单布衣裳，问道：“你老人家如今也算十分艰难了，从前有多少人受过你老人家的恩惠，现在都不到你这里来走走。那些亲戚本家，境况也还好，你为什么不去向他们借个本钱，做些大生意过日子？”
　　盖宽道：“老爹，‘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当初我有钱的时候，身上穿的也体面，连跟的小厮也齐整，和那些亲戚本家在一块，还般配得上。如今我这个样子，走到他们家去，就是人家不嫌弃我，我自己也觉得可厌。至于老爹说有受过我恩惠的，那都是穷人，我如果去寻他们，空惹他们不安，有什么趣味！”
　　邻居见他说得苦恼，道：“老人家，你这茶馆里冷清清的，料想今天也没什么人来了，趁着好天气，我们到南门外玩玩去吧。”
　　盖宽道：“玩玩最好，只是手头没银两，怎么成？”
　　邻居道：“我带几分银子，吃个素饭吧。”
　　盖宽道：“又打扰你老人家。”
　　两个人一路步出南门来，吃了五分银子的素饭，径直走进报恩寺里。大殿南廓、三藏禅林、大钟，都看了一遍，然后到宝塔背后一个茶馆里吃茶。邻居老爹道：“如今时世不同，报恩寺的游人也少了。”
　　盖宽道：“你老人家七十多岁年纪，不知见过多少事，如今不比当年了。像我也会画两笔画，要是当时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哪里愁没碗饭吃！不想今天就艰难到这步田地！”
　　那邻居道：“你不说我也忘了。这雨花台附近有个泰伯祠，是当年一个迟先生建造的。那年请了虞博士来，好不热闹！我们吃完了茶，一同到那里去看看。”
　　于是，二人又来到泰伯祠，只见大殿屋脊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后边的五间楼，连楼板都没一块了。
　　盖宽叹息道：“这样的名胜地方，破败成这样，竟没有一个人来修理。
　　多少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盖僧房道院，哪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邻居老爹道：“当年迟先生买了多少家伙，都是古老样式的，收在这楼底下几座大柜里，如今连柜也不见了！”
　　盖宽道：“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我们不如回去吧！”
　　两人慢慢走出来，顺便登上雨花台绝顶。望着隔江的山色，笼云裹翠；那江中来往的船只，帆樯历历可数；那一轮红日，沉沉地傍着山头下去了。两个人缓缓地下了山，走回城去。
　　盖宽依旧卖了半年的茶。第二年三月间，有个人家一年出八两银子，请他到家教书去了。
　　荆元弹琴荆元是一个做裁缝的，五十多岁，在三山街开着一个裁缝铺。
　　他每天替人家做了活计，余下来的工夫就弹琴写字，也非常喜欢作诗。
　　朋友们问他道：“你既然要做雅人，为什么还要做你这裁缝？怎么不同学校里的人交往交往？”
　　荆元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所以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里的人，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好。我如今每天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不是很快活吗？”
　　朋友们听了他这一番话，也渐渐和他疏远。
　　一天，荆元吃过了饭，闲踱到清凉山来。这清凉山是城西十分幽静的地方。他有一个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后。那于老汉也不读书，也不做生意，带领着五个儿子管理园地。那园有二三十亩大，中间空隙之地，种了许多花卉，堆着几块石头。老汉就在那边盖了几间茅草房，手植的几株梧桐，长到三四十围大。老汉看着儿子灌了园，就到茅屋生起火来，煨好了茶，边吃茶边欣赏园中的景致。
　　这天，荆元走了进来，于老汉迎上前道：“好些时不见老哥来，生意忙得很吧？”
　　荆无道：“正是。今日才打发清楚些，特来看看老爹。”
　　于老汉道：“恰好烹了一壶茶，请用。”斟了送过来。
　　荆元接了，坐着吃，道：“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都是从哪里取来的这样好水？”
　　于老汉道：“我们城西不比你城南，到处井泉水，都是吃得的。”
　　荆无道：“古人动不动就说桃源避世，哪里要什么桃源？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美妙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
　　于老汉道：“只是我老拙一样事也不会做，怎如老哥会弹一曲琴，也觉得消遣些。近来想是更加弹得好了，不知什么时候可以请教一回？”
　　荆元道：“这也容易。老爹不怕污耳，明天我就拿琴来请教。”
　　第二天，荆元果然抱了琴来到园里，于老汉已焚下一炉好香，在那里等候。互相见了，寒暄几句。于老汉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汉坐在旁边。
　　荆元慢慢地调了弦，弹起琴，铿铿锵锵，声震林木。那些鸟雀也都停在枝间偷听。弹了一会儿，突然变作徵音，凄清宛转。于老汉听到深微的地方，不觉凄然泪下。
　　自此，他们两人常常往来。
　　l·3《儒林外史》赏析《儒林外史》的故事从元末明初写起，至最后一回已是明代万历四十四年，前后历时二百四十八年。即使从小说正文的第二回算起，从明代成化末年至五十五回的万历二十三年，前后历时也长达一百零八年，时间跨度极长。故事从浙江写起，先后写及山东、广东、江西、安徽、陕西、四川、贵州以及南北二京，空间也很大。在如此宽广的时空中活动的三百七八十个出场人物之中，具有士人身份的又多达一百余人，而且他们又大都是处于情节纠葛中心的重要人物。因此，我们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关于这一点，吴敬梓的友人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曾说是“穷极文士情态”；在《怀人诗》中又说是“外史纪儒林”，都反映了这部小说与“儒林”、“文士”的密切关系。
　　的确，吴敬梓在这部杰出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各个角度描写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思想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社会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少见的。从具体描写来看，作者虽然将他的故事托于明朝，但却是反映着清朝康雍乾时期的知识分子命运。这些知识分子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怀柔与镇压兼施的政策之下，或是受其羁縻，或是拒其牢笼，或是惨遭镇压，或是远祸全身。作者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赞扬，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从对他们生活、命运的描写入手，作者又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末世的腐败与黑暗，探索培育人才有助政教的途径，最后却以深沉的失望告终，将目光转向“市井中间”崛起的新人，从而表现出作者新的理想与期望，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一清统治者采取了征聘山林隐逸、恢复科举考试、实行博学鸿词科试、大兴捐纳等措施，给士人以登进机会。在这些措施中又以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为其重要手段，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也就着重揭发和抨击科举考试的种种黑暗与弊端，正如鲁迅所说：“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中国小说史略》）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中，吴敬梓就通过他的理想人物王冕，对“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取士之法”，表示了批判的态度，他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很明显，在这段话中，吴敬梓对科举考试的目的、内容和方法，都表示了深刻的不满。
　　对于清朝统治者恢复科举考试的目的，吴敬梓通过王冕之口，指出这是给士人一条“荣身之路”。马纯上劝蘧公孙说：“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这段话表现了当时生活在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的心态。在作者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全都卷入四书、五经和八股时文的浪潮中。以阶层而言，有豪门贵族和娄三、娄四、汤由、汤实，地主豪绅如荀玫、严大位，盐商典当如彭家、方家，农户人家如匡超人，市井小民如倪霜峰；以职业而言，有管帐杨执中，医生赵雪斋，私塾先生周进，制艺选家马纯上；以地域而言，有东南的广东，西南的川贵，沿海的江浙，边陲的青枫，天南海北，各地皆然；以年龄而言，有从近六十岁的老童生范进，到年方四岁的幼儿蘧公孙之子。
　　其实，要想沿着科举阶梯爬上去并非易事。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即学院试考秀才、乡试考举人、会试（包括殿试）考进士。一个读书人只有考中举人、进士之后，才能做官。乡、会试都是三年举行一次，乡试每次录取举人一千余，会试每次取中进士二三百名不等。清朝初期已有秀才五十万人左右，且不论尚未进学的老童生。一介书生要想通过这样的科举考试取得一官半职，是极为困难的。然而，科举制度之所以较之选举制、九品中正制更能引诱士人，就在于它毕竟向广大士人提供了读书——考试——做官的机会。《儒林外史》中“二进”的遭遇就反映了这样的现实。周进是一个六十余岁的老童生，原在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中教馆，由于他不懂世故，在塾馆中“安身不牢”，被人辞退。后来跟着姐丈商人金有余记帐，到了省城，路过贡院，他挨进去看看，见到号房中的号板，屡试不第的屈辱，骤然涌上心头，“不觉眼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后来得到几个商人的资助，凑集了二百两银子捐了监生资格，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接着又进京会试中了进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属”。山东乡下的一个穷老头，不过三年就“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平步青云，从此“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广东南海县乡下的老童生范进，参加院试时已经五十四岁，“戴一顶破毡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由于学道大人周进与他的命运类似，同情他“考过二十余次”都未曾进学的遭遇，录取他为第一名秀才。接着他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后来又参加会试中了进士，同样是“授职部属，考选御史。数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二进”的侥幸得逞，就为天下士子指示了这条“荣身之路”。于是，广大士子全副精力都用之于举业。少数谋得官职的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受其驱策；绝大多数的士子都为博得一第而终老牖下，甘受牢笼。前者如周进、范进，中了进士当了学道或国子司业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积极推行者，无异是替封建统治阶级牢笼更多士子的工具，后者如六十余岁的王玉辉，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连女儿也养不活，却还要做“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书”来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效劳。作者吴敬梓就是这样通过人物形象的精心描绘和故事情节的逐步展现，深刻地表现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推行这一制度的目的。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还对这种教育、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内容——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和格式僵化的八股时文，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规定用八股文章来发挥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的内容，因而宋儒理学与八股制义就成为当时广大士子的必修之业。对科举弊端的揭发和批判，自不能不接触到这两个方面。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也曾对熟读四书、五经的那些由程朱理学培养出来的大批士子的虚伪面目，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深入的暴露。王德、王仁兄弟二人，一个是府学廪膳生员，一个是县学廪膳生员，“都做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名”，受的是圣人之教，教的是圣人之书，他们听到妹夫严致和要将妾扶正时，起初“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有所保留；可是一旦严致和捧出两封银子，“每位一百两”，他们“双手来接”，以后两人都“义形于色”，一个说“你这一位如夫人关系你家三代”，一个说“我们念书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有了银子，他们连亲妹妹的切身利益也不顾，不等她断气，就连忙帮着严致和将赵姨娘扶正。这种口是心非的士子，在《儒林外史》中绝不限于王德、王仁二人。贡生严致中，在他亲兄弟监生严致和死后，毫无悲戚之情；相反，当他收到弟媳妇赵氏送来的“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做“遗念”后，却“满心欢喜”。当乃弟严监生病重时，他正为人控告而逃避在外，与乃弟“临危也不得见一面”；但他却毫不感到愧疚，反倒对王德说；“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后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冠冕堂皇的言论掩饰着自己卑污肮脏的行为。在吴敬梓笔下，还有一些士人只是利用程、朱的言论，为自己的丑行辩解。朱熹曾经说过：“天下之事，有常有变，而其所以处事之术，有经有权。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事有不幸而至于不得尽如其常，则谓之变，而所以处之之术，不得全出于经矣，是所谓权也。”（《朱子大全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一》）《儒林外史》中范进母死以后，按照封建礼法应在家守制，但举人张静斋却劝他以此为由出去“秋风一二”，范举人居然颇为心动，反问张举人“只不知大礼上可行得”？张静斋就按照自己的需要，以朱熹的话为根据，说：“礼有经，亦有权，想没有什么行不得处。”两个举人于是就心安理得地结伙出去打秋风了。同样精彩的揭发，则是被杨执中吹捧为“有程朱的学问”的权勿用的表现。权勿用的母亲刚死不久，他本有热孝在身，但却不在家守制，而应邀离开故乡萧山前往湖州宰相之家娄府作客。在娄府的宴席上，他那一张嘴巴一方面说“居丧不饮酒”，一面却大用“肴撰”，还要强词夺理地辩解：“古人所谓五荤者，葱、韭、芜荽之类，怎么不戒？”在他口中，鱼肉“肴撰”不是五荤，当然可以大肆饕餮了。这与举人范进居丧而大吃虾元子，进士荀玫匿丧不报而谋求“夺情”，都同样是这些假道学的丑恶表现。作者对这些口是心非的士子都予以无情的嘲讽、讥刺。在小说的后半部，吴敬梓已不仅仅停留在揭发理学的虚伪上，而且还对虚伪的理学本身也多少有些触及。老秀才王玉辉身受程朱理学的毒害，一生攻读，未曾博得一第，依然一介寒士，当他的三女儿在丈夫病故以后准备绝食殉夫时，他竟然加以鼓励，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及至女儿活活饿死，他一会说：“她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一个好题目死哩！”一会又“仰天大笑”说：“死的好！死的好！”吴敬梓如实地描写了王玉辉这样的言行，就在一定程度上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宋儒理学进行了沉痛的谴责，宣布“理学杀人”的罪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许多受到理学毒害的士人形象，嘲笑他们的言伪行污，暴露理学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这就相当有力地对科举教育和考试的重要内容——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对于科举考试的文体——八股文，明、清之际，一些有识之士就曾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例如顾炎武就认为自从明朝规定科举考试用八股文写作以来，影响所及，使得广大士人“穷年所习，不过应试之文”（《顾亭林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而不及其余。他还抨击这种“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这些进步学者的言论，对吴敬梓无疑是产生影响的，他在《儒林外史》中也曾对八股时文竭力加以挞伐。不但通过正面人物迟衡山之口说道：“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而且在《儒林外史》中还对“无凭”的“举业”做了极为生动的描述。如广东学道周进在主考南海、番禹两县童生时，将范进的试卷“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认为“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怪不得不进学”！因为无人交卷，他坐着也是无事，再将范进的试卷“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隔了一会“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这“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随即“填了第一名”取为秀才。这正表现了这种“无凭”的举业，写作时不知好坏，衡文时又无标准。又如八股文选家马纯上“着实在举业上讲究”，他曾对匡超人“讲了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之法”，然而他自己终生也未能“揣摩”出八股文的“法则”来。匡二后来在冯琢庵面前攻击马二，说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这固然主要是为了讥刺匡二的忘恩负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举业”的“无凭”，因为另外一个八股文选家卫体善也说马二“于文章理法”“全然不知”。文瀚楼书店主人还曾对匡二说：“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他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从事选文几十年的马二，其批点文章不如刚习举业不久的匡二，这不正表明这种“时文”的“无凭”之极么？但是，这种“无凭”的时文，却为全国士子所诵习不辍，迟衡山就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不但应试的童生秀才要讲习，时文选家要批点，即连有了功名做了御史、翰林的士子，也还在讲求，如高翰林就说“‘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并且认为马二“讲了半生”举业，就是未曾掌握这一“金针”，讥笑“他要晓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什么官了”。鲁编修更进一步认为除八股以外，再也没有学问。他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果然如此么？吴敬梓以形象的描绘做了否定的答复，秀才魏好古写别字，举人张静斋把青田人刘基说成是青田知县，进士范进不知苏轼为何人；选家匡超人把活着的人也称作“先儒”，马纯上不知道李清照、苏若兰、朱淑贞“这些是什么人”，“料想”她们“不是管功名的了”。吴敬梓就这样紧紧扣住举业“无凭”这一要害，刻画了各种类型的士人，描绘了互不雷同的情节，极为形象而又非常有力地暴露和鞭笞了科举考试的又一重要内容——八股时文。
　　科举考试的方式极为繁琐，貌似关节严密、无隙可乘，实则层层黑暗、弊端丛生。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它有极为生动的描绘，揭露了从考秀才的府院试直到考举人的乡试的一片混乱景象。向鼎考试安庆及其所属六县在学童生时，考场中“那些童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条，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还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根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到外面去接文章”。这种乱糟糟的景象绝非安庆七学所仅有，浙江学道按临绍兴，主持院试，虽然“这位学道的关防又严”，但作弊者仍然可以蒙混过关。由潘三安排，让匡二戴上“一顶高黑帽”，穿上“一件青布衣服”，搭上“一条红搭包”，“手执水火棍”，“跟了一班军牢夜役”混进场内，替换下“一字不通”的金跃，由匡二代考，最后让“这金跃高高进了”学，成为秀才。而南京乡试时贡院中摆设公案，摇旗放炮，焚纸烧钱，呼神唤鬼，一片乌烟瘴气的景象，却也的确是真实状况的写照。会试的情况也不会比府院试、乡试好多少，也许由于吴敬梓终生只是一个秀才，只参加过乡试而未进入过会试的考场，缺少感性的体验，也由于当时文网森严，他还不敢将讽刺的矛头公然指向全国性的会试，特别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故《儒林外史》中关于会试方面的描写极少。但有时也用旁敲侧击的方式，对会试的情景有所透露。例如范进参加会试前，他的恩师国子司业周进，早就将他的“大名常在当道大老面前荐扬，人人都欲致之门下”，因而“会试已毕，范进果然中了进土”。即如皇帝亲自主持的鸿博廷试，也有手脚可做。小说写嘉靖帝召见了庄绍光以后，“颇有大用之意”，由于庄绍光不愿拜在大学士太保公门下，太保公就向皇帝奏道：“庄尚志果系出群之才，蒙皇上旷典殊恩，朝野胥悦。但不由进士出身，骤跻卿贰，我朝祖宗无此法度，且开天下以幸进之心。”在太保公堂而皇之的言论阻扼下，庄绍光终于又被放归南京。由此可见，无论府院试，或是乡、会试，甚至皇帝亲自召见，关关都有隙可乘，节节都积弊甚深。
　　吴敬梓在对科举制度的目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同时，还痛心地抨击了这一制度的严重后果，败坏了人才，毒化了社会风气。如前所述，全国的士子极多，而科举所取的名额又极少，不能由此谋得出身的士子，虽然白首穷经，也将一事无成，变成“稂不稂莠不莠”的废物。在这种情况下，像倪霜峰那样依靠修补乐器谋生的士人毕竟是个别的，大多数落第士子仍然要千方百计地谋求“异路功名”，社会上于是就出现了一大批的所谓“名士”。他们或依附于豪门贵族，或出入于盐商典当，作清客，当帮闲，如杨执中、权勿用之流。至于匡超人性格的变化，就更为深刻地暴露了科举八股毒害青年的罪恶。匡超人原是出身寒苦的农家子弟，他受到马纯上教诲、李本瑛的识拨、景兰江等一班名士的吹嘘、随岑庵等一流选家的训育、恶吏潘三的教唆，便醉心名利，走上举业道路。原先他得到马二的资助，回乡后一边苦读文章，一边服侍病父，克尽孝道，然而自从“科第取来，心只系乎两榜”，一任他的父亲“尿屎仍旧在床上”也不照管，只一心“上府去考”。不但如此，他自从进学成才以后，更是吹牛混骗，停妻再娶，选时文，充名士，做枪手，写状词，作恶多端，终于堕落变质。
　　至于这一制度对社会风气的毒化，小说中也多有反映。如作者笔下的五河县的风俗就真切地反映了这种情景：“五河县发了一个姓彭的人家，中了几个进士，选了两个翰林，五河县人眼界小，便合县人同去奉承他。”对这种趋炎附势的风气，作者极为不满，予以辛辣的讥讽：“五河人有个牢不可破的见识，总说但凡是个举人进士，就和知州知县是一个人。”“问五河县有什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德行，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作者对这种恶劣风气的谴责，真可谓淋漓尽致！其实，不但五河县一地如此，在科举社会中何处不是如此？老童生周进在薛家集观音庵坐馆时，和尚冷落他，梅玖挖苦他，可是一旦中了进士，出任国子司业后，观音庵中立刻供上金字写的他的长生禄位牌，写着“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梅玖见了就“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围绕着老童生范进进学、中举的经历，作者描写了各种人物的表现，从而深刻地解剖了科举社会的现实，着力地抨击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以范进的亲属而言，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的态度就有鲜明的变化。胡屠户雇了一个“二汉”以杀猪为生，这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营生，但其经济收入比起农村中又穷又老的童生范进来说要富裕得多。范进即使进了学成了秀才，还得仰承他的鼻息，被他骂了一顿“现世宝穷鬼”也不敢则声。可是一旦范进考中举人，胡屠户随即一反常态，口口声声“贤婿老爷”。原来他看秀才范进处处不顺眼，文章也不好，又是一副“尖嘴猴腮”的相貌；但是中了举人的范进，在胡屠户看来却是“才学又高，品貌又好”。他以五千钱的贺仪换得范进给他的“六两多银子”，一面“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一面“千恩万谢，低着头，笑眯眯的去了”。可见，虽然亲如翁婿的关系，也要随着社会地位的转换而变化。至于科场中的人物，更其如此。范进中举前，从未见过哪一个乡绅正眼看他一下；可是一旦高中第七名举人以后，“做过一任知县”的“举人出身”的乡绅张静斋老爷，从四十五里地远的城里乘轿前来拜见，一面向范进表示“一向有失亲近”的歉意，一面又七扯八拉地攀结成“亲切的世弟兄”；既送“贺仪五十两”，又送“三进三间”的“空房一所”。这样，骤然中举但依然贫寒的新贵范进，自然要对这个老于世故的乡绅感激不尽了。而投下这笔赌注的“张老爷”，日后就依恃着范进，再度去他“先祖的门生”、范进的房师“高要县汤公”处一再秋风，汤奉看在新收的门生范进的面子上，也不得不敷衍他一番。作者虽然只是通过有限的人物形象，反映出这种浇薄的风气，然而，他的抨击矛头所向乃是整个科举社会。
　　二清初封建统治者怀柔、笼络广大士子以消除他们敌对情绪、为其所用的同时，还对于一些不愿就范的、具有进步思想或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多方罗织罪名，进行残酷迫害。顺治十四年（1657），福临借顺天（北闱）、江南（南闱）乡试舞弊事件，大兴科场案，开清代统治者镇压知识分子的先声，特别是最后被征眼的江南地区的读书人，受到的迫害最为惨重。北闱仅处死房考二人，南闱则将主考二人斩决，十八房考除已死者以外，其余也全部处死。可见科场舞弊情节虽然存在，而封建统治者也是借此题目屠戮不为其用的士人。接着，顺治十八年（1661），又借苏、松、常、镇四府奏销案，对江南知识分子严加惩处，革黜功名，刑责逮捕，牵连受害的有一万余人。其中“贪吏蠹胥，侵没多至千万，反置不问”，而对广大士人却极为严酷，以致一时“衣冠扫地，如某探花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仕籍、学校为之一空”（董含《三冈识略》）。这个被黜的探花就是顺治十六年一甲第三人及第的叶方蔼。除科场案、奏销案以外，清朝迫害知识分子最常用的方式是大兴文字狱。随着清统治者武力统一全国之后，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也不断趋向严酷、频繁。正由于最高封建统治者屡兴大狱，因而社会上挟嫌诬告成风，常常一案之兴，地涉七、八省，时延数十年，牵连甚广，造成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局面。乾隆朝御史曹一士曾上疏，恳切说明后果的严重，他说：“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憨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措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他还认为，长此以往，“将使天下攻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清史稿·曹一士传》）但曹一士的告诫，并未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文字之狱，并未因此而稍有减少。
　　吴敬梓生活在文网如此森严的时代，以他巨大的胆识和娴熟的技巧，在《儒林外史》中将封建统治阶级以文字罪人的血淋淋的现实，形象地反映出来。在第一回“楔子”里，就让他的理想人物王冕，用含蓄的语言假借天象点出当时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文字狱恐怖气氛中的情景。他对秦老说：“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贯索与文昌，原就是分别象征牢狱和文运的两颗星座，作者用一“犯”字，虽然曲折但却已经明确地表现出当时文字狱的恐怖景象。此后，作者运用了若断似续的“遮眼法”，将文字狱的情节分别穿插在有关回目中加以描叙，并以所谓的禁书《高青邱集诗话》为线索，将它们前后贯串起来，从而真切地反映了一起文字狱案件的全过程，让广大读者能深切地感受到清代康雍乾“盛世”中的文字狱的恐怖气氛。
　　在小说的第二回，就开始出现文字狱的受害者之一王惠。作者对他原无好感，讽刺他的说神道鬼，抨击他的贪婪凶残，是把他当作一个否定人物来加以鞭笞的。但在他成为“钦犯”、仓惶逃离江西之后，吴敬梓却一反前态，对他不再加以挞伐，而是以无限怜悯的笔触描写他的“厄运”。在宁王统兵破了南昌城，王惠被捉拿后不得已投降了宁王。宁王起事两年被王守仁所败，束手就擒。此时，宁王手下的“那些伪官，杀的杀了，逃的逃了”。做过南昌太守又升任南赣道的王惠也只有逃走一途。虽然他在任上搜刮了不少银两，但逃亡之际他“在衙门并不曾收拾得一件东西，只取了一个枕箱，里面有几本残书和几两银子”，就“换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了。当他逃到浙江乌镇时，“几两银子”早已用光，幸亏遇到前任南昌太守蘧祐的孙子蘧公孙。公孙知道他的遭遇后，慨然赠送他二百两银子作为“盘缠”，他在不胜感激之余，就将他在仓惶之际仍未曾忘记携走的枕箱送给公孙，并且极为郑重地说：“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无所有，只有一个枕箱，内有残书几本。此时潜踪在外，这一点物件，也恐被人识认，惹起是非，如今也将来交与世兄，我轻身更好逃窜了。”枕箱内原来也只“有几本残书和几两银子”，银子不怕别人“识认”，而且沿途已经花光，那么剩下的怕人“识认”的“物件”只有“残书”几本了。正因为这“几本残书”能“惹起是非”，所以他在逃离南昌时，可以不拿去他极为看重的金银财宝，而要将它随身携带；在他逃亡浙江途中，银两用尽，但这“几本残书”却始终珍藏在身，并且郑重其事地将它交付公孙。这样的描写，就把文字狱的恐怖气氛渲染出来。
　　这有可能“惹起是非”的“几本残书”究竟是什么书呢？原来是《高青邱集诗话》。蘧祐知道此事利害，干系重大，再三吩咐乃孙“不可轻易被人看见”！哪里知道蘧公孙年少气盛、好名心切，在此书上题上自己姓名刊刻出来遍赠亲友。果然就“惹起是非”，家人要首告他“交结钦犯，藏着钦赃”。幸亏秀水县的两个差人要借此敲诈他的银两，所以“开弓不放箭”，以谋求私下了结，如果真的首告，那“就是杀头充军的罪”，公孙全家就要被“杀个精光”。后来为人厚道的马纯上将自己的“束脩”“抖了包”，“挤的干干净净”也“只挤的出九十二两银子来”，全部送给秀水县的公人才赎回“枕箱”来。由于吴敬梓生活在文字狱频兴的时代，在反映文字狱的罪行时不能不故作含糊。这里看起来“钦赃”只是一个“枕箱”，其实要害在“枕箱”中的“几本残书”。宦成的话就泄露了“天机”，他对双红说：“皇帝也未必要他这个箱子，必有别的缘故。这箱子能值几文！”
　　虽然马纯上慷慨解囊替蘧公孙赎回“枕箱”并建议公孙将它“或是劈开了，或是竟烧化了，不可再留着惹事”，让公孙逃了这一关。但《高青邱集诗话》一案并未了结。在第三十五回以后，此案又再兴起。只不过换了一个主角。湖广人卢信侯“立了一个志向，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寻遍了，藏在家里”。他“走到京师”才把“被了祸的”《高青邱集诗话》“用重价买到手”。庄绍光劝告他要“避忌”“国家禁令”，说：“青邱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这段话反映了清代文字狱完全由最高封建统治者个人意志所决定：所谓“禁书”不一定就是有“毁谤”封建统治阶级的“言语”，只要最高封建统治者厌恶其人，那么他的著作就成为“禁书”，作者也就要“被了祸”。果然不出庄绍光所科，卢信侯终于因收藏所谓“禁书”被捕入狱，后来由于“征君”庄绍光的大力营救，才得以开释出来。
　　其实，清代的知识分子只要被网罗在文字案件中，是不可能像卢信侯那样轻易逃脱的。这也是由于当时的高压气氛，作者不得不如此处理。至此，这一案件似乎已经结束，其实不然。隔了几回以后，又换回了原来的主角，作者笔力犹健地反复叙写，直到交代出最早受此案牵累的王惠的悲惨命运才停笔。王惠从江西逃到浙江后，又远走四川，削发为僧，隐姓匿名，深藏在成都城外四十里的庵中。他的儿子也改姓为郭，“二十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庵中。但老和尚王惠开门“见是儿子，就吓了一跳”，抵死也不敢认，甚至“提着郭孝子的领子，一路推搡出门”。不久，王惠也就凄惶地死去，连听说此事的萧云仙也垂泪道：“可怜！可怜！”作者写王惠不敢认亲生儿子，是表现他的极端恐惧，而他的极端恐惧，则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以文字罪人、残酷屠戮读书人的血腥现实！在吴敬梓笔下，这一案件迁延二十年之久，从江西发案，波及到浙江、南北二京，直到四川，受到牵连的有曾任南赣道的王惠、前任南昌太守蘧祐的孙子蘧公孙、制艺选家马纯上、湖广藏书家卢信侯、应荐博学鸿词的征君庄绍光等等。作者通过这一件文字狱案，就把当时封建统治阶级钳制人民思想的高压政策和恐怖气氛，极为浓郁地表现出来。当然，《高青邱集诗话》一案是被吴敬梓分散在不同的回目中叙写，似乎不够集中，也穿插了一些与文字狱无关的情节，看来有些游离。但这是作者不得已而采用的“遮眼法”，是作者有意识地做了若断似续的安排，只有通观全书，清代康雍乾“盛世”中文字狱的恐怖景象依然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这一案件并非吴敬梓凭空杜撰，而是有着现实依据的。他基本上是以刘著收藏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为人诬陷入狱一事为“本事”，但吴敬梓并没有完全按照原案写来，而是从康雍乾三朝发生的许多文字狱事件（如《南山集》案等）中选取了不少事实，改造成小说的情节，写入《儒林外史》中的。刘著一案，对吴敬梓的创作影响甚大，因为刘著是当时大科学家宣城梅定九的弟子，又是当时进步思想家李恕谷的门生，后来吴敬梓的长子吴烺曾从刘著学习数天之学，刘著的《答历算十问》即为吴烺而作。刘著在江南一共住了九年，被捕入狱以前，曾在程廷祚家坐馆，程廷祚又是吴敬梓的至友。此案发生时，吴敬梓已从故乡迁居南京，因而他对这一案件的始终过程是了解的，对这一案件的实际内情也是清楚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儒林外史》中反映出来的文字狱的恐怖气氛，才能如此真切而深刻，令读者不寒而栗、不危自惧。当然，在整个作品中，揭露文字狱罪行的篇幅，大大少于对科举弊端的抨击，这是时代使然。在文网严密的时代，能做出如此深刻的揭发，也就十分难得、弥足珍贵了。《儒林外史》中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和描写，无异是一份清初封建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记录，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认识意义。
　　三《儒林外史》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牢笼，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惧怕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吴敬梓还以赞赏的笔触塑造了一些讲究文行出处、提倡礼乐兵农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不受羁縻，也不怕迫害，坚持自己的生活情操和社会理想。
　　小说中出现的为作者所肯定的正面人物，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牢笼士人的八股取士制度的种种弊端，大都持批判态度。在第一回“楔子”中的王冕明白地否定“礼部议定”的“取士之法”“却定的不好”以后，接踵而来的一些正面人物，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八股制艺进行嘲讽和批判。如杜少卿的父祖先人中有不少出身于科举，用郭铁笔的话说，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门生故吏，天下都散满了。督、抚、司、道，在外头做，不计其数”，连“管家们出去”也都“做的是九品杂职官”，但少卿本人却不愿“守着田园做举业”。南京国子监博士虞育德，虽然也是从科甲出身，但“也不耐烦做时文”。正在国子监学习的武正字，却表示自己“并不会做八股文章”。他们或是科举世家，或本人就由科甲出身，却都蔑视八股时文。由于看不起八股时文，他们也就连带着看不起举业出身的士人，当臧荼邀约杜少卿去拜会进士出身的本县王知县时，杜少卿气恼地说：“他果然仰慕我，他为什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根本不理睬这个“灰堆里的进士”，迟衡山对那些“只不过讲个举业”的“读书的朋友”极为蔑视，当面教训高翰林这一类禄蠹：“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甚至于一派名士作风的公子哥儿娄三、娄四居然也说出：“俗语说得好，‘与其出一个骘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这个是的紧。”这虽然是娄三、娄四宽解姑丈蘧祐的话，但也确实反映出当时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的见解。在吴敬梓生活的时代，也的确有人认为“子孙有一方人，不如有一长者，与其出一丧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能明理的秀才”（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三）。
　　《儒林外史》中这些正面的知识分子，不仅消极地批判科举弊端，他们对于如何教育士人，选拔人才，还有着积极的主张。例如关于教育与政事的关系，他们认为教育应该培养人才。这些人才要有益于政事，也就是说教育要培养出一批能为政治（当然指封建政治）服务的人才。迟衡山就明确地提出，倡导礼乐兵农的目的，就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他还对杜少卿说：“少卿兄，你此番征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方不愧我辈所学。”杜少卿虽然以病辞聘，未出去替朝廷做事，但他称赞萧云仙时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也正表现出同样的思想主张。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形象的描绘，透露出这样的见解：教育培养出的读书人，文要能作相，武要能作将。做宰相，就要使得百姓能“温饱”，引导士大夫“能行礼乐”；为将帅，则要像萧云仙那样平定叛乱，修复城垣，或者像汤镇台那样剿灭“目无法纪”的“逆贼”，维护“朝廷体统”。而对那种“念文章、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培养禄蠹的教育，他们则表示了极为深刻的不满。又如，他们还主张“教”与“养”要紧密结合起来。《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写嘉靖皇帝召见应鸿博之荐的庄绍光，向他询问：“..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者为先？”庄绍光于是“便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呈送进去。这教养十策的具体内容，在此回中没有具体交代，但作者通过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所作所为，就表明了这些正面人物的主张。萧云仙平定青枫城之后，首先“出榜召集流民”、“开垦田地”；接着“亲自指点百姓开沟修洫”、兴修水利；然后“骑着马”到处劝农。这是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到了次年，生产发展了，“百姓们的日子有的过了”，萧云仙才考虑“只是这班小孩子..怎得有个先生教他们识字便好”；再三寻找，终于请到一个常州的读书人沈大年来教书，把这些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这就生动地反映了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的思想主张：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发展教育，要先“养”后“教”，“教”“养”结合。此外，对教育和考试的内容，他们不满意于专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并且从多方面嘲讽和抨击了这些内容的空疏无用，于政事毫无裨益。与此同时，他们主张以能够经世致用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作为教育和考试的内容。小说中出现的正面人物，无一不重视天文、地理、工、虞、水、火、医药、经、史等学问，如王冕在二十岁前，“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二十多岁的虞华轩“学问成了，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头就知到尾”。由进士出身做了六七年南京国子监博士的虞育德，在调离之际向杜少卿说：“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他们所看重的这些学问，大都不同于科举制度所规定的内容。他们肯定这些实用之学，实际上就是对礼部议定的教育和考试内容的否定。
　　《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不但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讲究文，而且无一不重视操守、修养道德，重视文行。虞华轩聘请余大先生为西席时，明确要求余大先生对自己的儿子加强道德教育，希望自己的儿子“第一要学了表兄的品行”；至于“举人、进士，..也不是什么出奇的东西”，不必在意，也就是说不必用四书、五经、八股文这一套来教育他的儿子。虞华轩这样的思想主张，在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身上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例如所有的正面人物都极为重视孝道，而那些否定人物或多或少的都有不孝或伪孝的言行。杜少卿对先人极为孝敬，杜慎卿对他的评价是：“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举人范进母死后不在家守制，却以此名目出外到“肥美地方”高要县去“秋风一二”。荀玫中进士后，正值“考选科道在即”，居然匿丧不报，谋求“夺情”。作者对正面人物的孝行极为赞扬，而对那些不孝或伪孝的言行则予以讥讽。又如，所有正面人物都待人厚道，而那些否定人物待人接物却极为刻薄，作者显然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杜少卿的“太老爷的门客”娄焕文病重时，杜少卿亲自检视药物、饮食；娄焕文病故后，他又“制备祭礼”，亲往陶红镇娄家哭奠，“陶红镇上的人，人人叹息，说‘天长杜府厚道’。”应天府把一个“犯了赌博”的监生送到南京国子监“来讨收管”，虞育德见那端监生“是个乡里人”，受了冤枉，并没有处置他，而是“把他留在书房里，每日同他一桌吃饭，又拿出行李与他睡觉”；后来，又替他到府尹面前“辩明了这些冤枉的事”，将他释放。这样的学官，当然令门生感激不尽。但是刚刚考上内廷教习的匡二，对过去给予他很多“好处”的潘三，却掉头不顾，当蒋刑房受潘三委托邀约他去“叙叙苦情”时，匡二却翻脸不认人，说什么“既替朝廷办事，就要依朝廷的赏罚”，拒绝前往。严大位也是打着“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的幌子，掩饰自己在亲弟死前不来“当面别一别”的寡情行为。一些正面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尊重妇女、男女平等的思想。庄绍光与妻子同在玄武湖中欣赏湖光山色，杜少卿携着夫人的手同游清凉山，杜少卿还反对娶妾，赏识不愿为盐商作小妾的沈琼枝。他们的思想行为与一年讨七八个妾的宋盐商、整日玩戏子的高翰林那一类反面人物的行径，截然相反。凡此等等，都表明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与否定人物截然不同，他们无不重视道德修养，行为高尚。吴敬梓在小说中不仅描写了这些正直知识分子讲究文行，而且还表现了他们极为重视出处。例如王冕，在文行方面，他是一个真名士，很有学问，又讲究孝道；在出处方面，他又是高人，遵从母教，学习段干木、泄柳，钦敬屈原。他不愿为官，但对百姓生计十分关心，当封建统治阶级要征聘他出来为官时，他却遵循“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儒学思想，“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去了。这种思想行为在其他一些正面人物身上也体现出来。杜少卿之所以辞去征聘，是“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庄绍光虽应召进京陛见，但也认为“我道不行”，坚决“恳求恩赐还山”，回到南京玄武湖著书立说。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出于衣食考虑，不得不谋求一官半职，但在能够维持温饱以后，就表示要辞官归里。虞育德就曾对杜少卿表白：“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也有一些读书人在觉醒之后，认识到“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像老秀才倪霜峰那样，毅然放弃“儒业”，而改以修补乐器为生。
　　作者笔下的这些正面人物，一般说来，虽然大都不愿出而为官，但对于倡导礼乐兵农的理想却不遗余力。吴敬梓着重描写了祭泰伯祠和平青枫城两件事来予以表彰。祭泰伯祠着重于倡导，而平青枫城则付诸实践。他们修祭泰伯祠的目的很明确，发起人迟衡山对杜少卿说得很清楚：“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对此，作品中一些正面人物都表示赞同。此时已开始没落、连“自己住的房子”也“并与本家”的杜少卿，慷慨解囊，捐银三百两；迟衡山自己也“把历年做馆的修金节省出来”捐了二百两；庄绍光听说后也表示“自当赞助效劳”，将“要行的礼乐”“细细考订”一番；南京国子监博士虞育德表示愿意担任主祭。由于有了这些正面人物的倡导和支持，泰伯祠得以盖成，并举行了祭祀活动。当日，南京的百姓“携老扶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直到若干年后，还使得未能与祭的士人如王蕴（玉辉）、盖宽之流前来凭吊不已。
　　平青枫城一节，主要写萧云仙如何通过史书记载，知道青枫城“地方水草肥饶”，冬天仍可用兵，他亲自“带领五百步兵”，攻克了被“番子”占据的青枫城；然后又修复城池，恢复生产，办学堂，兴礼乐。虽然萧云仙被工部以“任意浮开”的罪名令“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但他却得到南京一些“最喜赞扬忠孝的”“大名家”如庄绍光、虞育德、杜少卿等人的称赞。尽管这些知识分子倡导的礼乐兵农并不能挽救当时的社会弊病，作者在作品中也表现了这种理想的破灭过程，然而，作者写这些正面人物倡导自己的理想，都是全力以赴，不遗余力，从而让我们看到当时不仅有被科举和理学牢笼、毒害的士人，也有着讲究文行出处、重视礼乐兵农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作者笔下的这些正直的知识分子，还对文字狱的受害者极为同情，并给予可能的支持，表现了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大兴文字之狱的蔑视。王惠曾经勒索过蘧祐二千两银子，可是在王惠逃亡时，蘧祐得知孙子蘧公孙送了二百两银子给他作盘缠，也“不胜大喜”。这就表明，对于受到封建统治者迫害的人，这些正直的士人即使与他有个人恩怨，也能释去前嫌。后来蘧公孙受到王惠一案的牵累，立刻有马纯上出来相救，以自己全部积蓄为其赎回“钦赃”。再有，卢信候也因收藏这“几本残书”被捕入狱，庄绍光又为他积极疏通，使他得到释放。王惠之子郭力“寻访父亲”，路过南京，杜少卿让自己的妻子替他“浆洗衣服”，并“寻衣服当了四两银子”相赠；武书也“当了二两银子”送他；庄绍光不但送了十两银子，还写了“一封书子”；虞育德也同样送了十两银子，写了“一封书子”。郭孝子不肯接受这些赠金，杜少卿却对他说：“这银子是我们江南这几个人的，并非盗跖之物。”这样，他就接受下来。由于有了庄、虞的介绍信，郭孝子一路上不断得到照顾，终于步行到了四川，访见了父亲。在这些同情文字狱受害者的读书人中，不仅有作者所充分肯定的正面人物，如庄绍光、杜少卿、虞育德等人，而且还有作者并不全然肯定的“中间人物”如马纯上、蘧公孙之流。吴敬梓代表着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创作，形象地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罪行。同时表现了当时一些正直的士人，既不接受封建统治者的牢笼、羁縻，也不惧怕封建统治者的迫害、镇压。这样，就使得《儒林外史》成为全面反映清初知识分子生活的一部形象历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四《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极高的成就，鲁迅认为在它产生之前，我国小说之中还没有一部“足称讽刺之书”，在它出现之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中国小说史略》），“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对它做了极高的评价。
　　吴敬梓创造的讽刺艺术，既师承前人的讽刺传统，又有自己独创的风格，其手法之丰富，令人惊叹不已。鲁迅称赞它说“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中国小说史略》）。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步展现，摇曳多姿的讽刺手法纷至沓来，使人目不暇接，毫无重复之感。
　　一目了然和出乎意外，这是两种绝然相反的表现方法，然而在吴敬梓运用时都各具讽刺意味。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词的产生，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唐五代以下的事，这本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当陈礼扶乩，请出“关圣帝君”所写的判词居然是“调寄《西江月》”一首，而进士王惠、荀玫又居然“悚然，毛发皆竖”，相信无疑。这样，在吴敬梓笔下，进士的无知，读者就一目了然了。严贡生在船上吃的是云片糕，船家何尝不知道，读者也十分清楚，可是严老爷却硬说是为了治疗“晕病”，用了什么上党人参、四川黄莲，一共“费了几百两银子”才“合了这一料药”，其存心讹诈船家力资，连“搬行李的脚子”也瞒不过，这本是一目了然的敲诈行为，严贡生却振振有词地倒打一耙，这个“衣冠人物”的操守，也就可以不问而知是极其卑污的了。侠客张铁臂用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骗取了娄三、娄四两位公子的五百两银子去后，“不怕有意外之事”的这两位公子还在等他归来大作“人头会”。可是久等却不见其来，打开革囊一看，原来是一颗六、七斤重的猪头。事情之怪诞出乎读者的意料，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而娄三、娄四徒务好客虚名的公子习气，也就历历如绘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梁上的老鼠掉在燕窝碗里，厨役的钉鞋踢到点心盘上，陈和甫的衣袖招翻了粉汤，这三件事虽然光怪陆离，极为偶然，但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可能发生的。不过，接二连三地一齐出现在蘧公孙和鲁小姐的婚宴席上，却未免出乎主客的意外，也出乎读者的意外。这就使得“一些也没有破绽”的、“极其辉煌”的喜事显得“不甚吉利”。存心“要做两件雅事”的蘧公孙，与热衷制艺追求“封诰”的鲁小姐，原就不类，他们相配岂能“吉利”？作者在他们婚礼上穿插进这几件出乎意外的偶然事件，既有嘲讽、也有暗示。
　　故意漏写与特为补叙。这两种情况极易被误认为是纰漏和赘笔，但在吴敬梓笔下，也成为绝妙的讽刺。莫愁湖梨园大会发起人、帖子上写的是季苇萧和杜慎卿，但会演前“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只“叩见杜少爷”一人，而未有“叩见”季少爷的。这不是作者的漏笔而是故意的漏写。因为实际主人是杜慎卿，季苇萧只不过是帮闲清客。这一漏写，不但讽刺了旦角的势利眼光，而且也嘲讽了杜慎卿好美色的卑污行径。有时作者又不惮词赘，事情已经过去，却又特为补叙，从而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严监生与妾赵氏正在谈论前妻王氏如何“心慈”，接济别人。之后，却让猫跳翻床顶上的竹篓，抖出王氏的私房银子五百两。这种对“心慈”的补叙，看似随手拈来，却有着浓郁的讽刺意味。同样，当范进中举后，退职知县张静斋随即来拜，既送银子，又赠房子，颇为慷慨。但作者又通过僧官之口说出“张家是什么有意思的人”，点出他的为人。其后，他怂恿范进去汤奉处打秋风，汤奉收到“帖子”对这位“张世兄屡次来打秋风，甚是可厌”。但因同着新中举的“门生范进”前来，“不好回他”，只能“吩咐快请”。这一补叙就表明张静斋先前的“慷慨”行为，只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手段。作者补叙出他后来“打秋风”的目的，就嘲讽了他先前送银子、赠房子的手段。
　　人物的冷讽与作者的热嘲。作者在描写杜慎卿的形貌“穿着莺背色的灰纱直缀”、“面如傅粉、眼若点漆”之后，忽然说“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这颇似赞美之语。但后文却又写他在雨花台上“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活脱是一幅顾影自怜的画像。读者至此方才明白前文的赞美之词实在是作者极为冷峻的嘲讽。黄老爹“不做戏子”之后，穿戴起士绅衣着，颇引起恪守上下尊卑封建秩序的演员鲍文卿的不满，讽刺他说：“像老爹拄着拐杖，缓步细摇，依我说，这‘乡饮大宾’就该是老爹做！”这种冷讽一转到作者口中，则直斥黄老爹为“老畜牲”！王惠就任南昌太守之初，迫不及待地要多方搜刮，蘧景玉却缓缓而言，说府中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将被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所代替。这是作者通过正面人物之口去委婉地嘲讽那些否定人物。对于“五河的风俗”，作者却直接出面给予热辣辣的斥骂，说“其风俗恶赖如此”！倾泻其满腔愤怒。总之，冷讽热嘲，相映成趣；嬉笑怒骂，皆成妙文。
　　攻讦与吹捧。吴敬梓常常让他的讽刺对象互相攻讦，从而抖出他们的老底。王德、王仁借汤奉取文“不入时目”，没有入帘来讽刺严贡生笔下干枯，没有才气。严贡生则反唇相讥，说：“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是有才气不成？”并且明知二王在周进“手里都考的是二等”，就竭力赞扬“周老爷极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则的老手”。从而讽刺二王笔下杂乱无章。这样的攻讦就彼此揭了“底”。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制艺选家对同行马纯上极为嫉恨，攻击“他把个选事坏了”，说他“终日讲的是些杂学”，“于文章的理法”“全然不知”。事实上马纯上所选的《三科程墨持运》虽不如古书行时，但在杭州城隍庙附近书店中尚有“发卖”，而这两位“老选家选的文章”却未曾见在何处刊刻出来。可见卫、随两位“老选家”的水平更在马二之下，他们攻击马二“全然不知”只是暴露了自己更其愚昧无知。相互胡吹乱捧，更是一种妙趣横生的讽刺。西湖名士集会、分韵赋诗，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二十年的老选家”自视颇高，目空一切，众名士也如众星拱月地加以顶礼膜拜。岂知他们的诗作中居然出现“且夫”、“尝谓”的字面，连此时刚刚学会写诗的匡超人看来也并不甚佳，被吹捧者的“才气”既然如此，那么，吹捧者的“才能”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相互吹捧得越高，跌得越重，作者对他们也就贬得越低。有时作者又让他笔下的人物诚心诚意吹捧对方，却不料实实在在地戳痛别人的疮疤。在万雪斋宴席上，一些盐商争相赞美自己的家乡徽州好，“不但东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们徽州”。正当吹嘘得极为热闹之际，清客牛玉圃也向主人献媚，凑趣地说：“雪翁，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么？”岂料他一心一意想奉承万盐商，恰恰戳到“雪翁”不堪忍受的痛处，当众抖出万雪斋是程明卿“书僮”的老底来。于是，一场相互吹捧的闹剧哑然收场，满座为之不欢，读者却为之捧腹、喷饭。吹捧者的主观意愿与吹捧后的客观效果极不和谐协调，作者予以逼真地描绘，就形成强烈的讽刺效果。
　　崇高的谈吐与卑污的行为。杜慎卿纳妾，偏偏要说是“为嗣续大计”；寻男色，又说是“独得情之正”。严贡生自我表彰“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拦劫猪只，讹诈钱财，逼占弟妇财产，强赖船夫力资，刻剥家人奴仆，到处招摇撞骗，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秀水县差人口口声声说：“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怎肯坏这个良心？”却执定要敲诈蘧公孙“三二百两银子”。范进穿着“吉服”，却口称“先母见背，尊制丁忧”；不用“银镶杯箸”，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作者如实地描绘出他们的言行不一，也就将他们的口是心非暴露无遗，有着强烈的讽刺效果。
　　回目的谴责与正文的嘲讽。《儒林外史》的回目是经过作者着意构制的，与正文的配合也是经过作者精心安排的。回目与正文两相映照起着多方面的作用，而强化讽刺效果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匡超人从乐清逃来杭州，结识了景兰江、赵雪斋这一批西湖名士；之后又去拜访他的恩人潘保正的房分兄弟、“现在布政司里充吏”的潘三。十九回回目就大书“匡超人幸得良朋”，作者宁愿把兜揽公事、私刻印章、买卖关节、广放私债的恶吏称为“良朋”，可见得他对西湖名土的憎恶更在恶吏之上，把他们贬低在恶吏之下。这样的回目也就极为有力地配合了正文，讽刺了那些假名士。鲍文卿临死虽然叮嘱儿子廷玺不必等服满就娶一房媳妇，但作者对廷玺未能守制却极为不满，在二十六回回目中大书“鲍廷玺丧父娶妻”，大加斥责，但正文中却对此事没有正面抨击，只是描写廷玺的言谈行事，逐渐不同于前，为人气质也渐渐变化，成为一个帮闲的清客；随着他的这一变化，作者的用语也就多含讥讽。其他如四十七回正文中描写方盐商与权卖婆在尊经阁上不堪入目的丑态，予以辛辣的讥讽，回目则大书“方盐商大闹节孝祠”，用一“闹”字，就将正文中的讽刺转化为回目中的谴责。回目与正文，相互掩映关照，烘托出否定人物的丑恶本质，从而强化讽刺效果。
　　前倨后恭与前恭后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世态炎凉的关系。吴敬梓极善于摄取前后不同的镜头来解剖和鞭笞那些势利小人的丑恶灵魂。周进与范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一旦中了进士飞黄腾达，不是亲的也来亲。秀才梅玖可以尽情地嘲弄、奚落老童生周进，可是对国子司业周进却要如神般地敬重。胡屠户可以痛骂秀才范进“尖嘴猴腮”，但对举人范进则必须恭而敬之地称呼“贤婿老爷”。反之，在不明白对方身份或有求于对方时，先是诚恳恭敬，而后又倔傲无礼。牛浦郎初次见到牛玉圃，为他装模作样的气势所威慑，“作揖”、“下跪”，认作“叔公”。跟随日久，渐知底细，就让他在其衣食主人万雪斋面前出丑，终被撵出万家，连清客也做不成。匡超人逃至杭州时，对潘自业也曾“作揖行礼”，“欢喜之极”，潘三则帮他攒钱成家。可是一旦匡二考取内廷教习，潘三事发入狱后，托人邀约匡二前来会一面“叙叙苦情”，他竟然毫不理会。作者就是这样或描写出他们前倨后恭、或描写出他们前恭后倨的不同态度，表露了对这些势利小人的强烈憎恶，这种鲜明的变化也就极具讽刺意味。
　　当场出丑与逐步暴露。一个特写镜头，闪光似地将讽刺对象的丑恶形态和灵魂呈现出来，让他们当场出丑。这是作者在《儒林外史》中常常运用的一种讽刺手法。西湖名士支剑峰吃得酩酊大醉，口中乱嘈嘈地嚷道：“谁不知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正当他手舞足蹈，高兴万分之际，前面却来了“盐捕公府”，立即叫人“采过他来”，“挝去”他冒充士人的方巾，“一条链子锁起来”。秦中书的宴席上高朋满座，饮酒演戏，一片欢乐，“大门口忽然一棒锣声”，就在欢乐的宴席上，将假冒中书的万里“锁了出去”。吴敬梓常常在他们兴头上浇下冷水，让他们显出原形。有时吴敬梓对他所要讽刺的对象，却只先轻描淡写地提上一两句，然后再像剥春笋似地层层剥露，逐步展现他们的丑恶本质。对匡超人的讽刺是从他拜马二先生为“盟兄”开始的，当时他流落杭州摆摊拆字，马二先生帮他银子，送他衣服，赠他书籍，教他读书作文，让他回乡事亲尽孝。匡超人十分感激，“拜为盟兄”，心地忠厚的马纯上为之“大喜”。但其实，此时的匡二才二十二岁，而马纯上已补廪二十四年，无论从年岁、学问、恩情来看，匡二也应该拜他为师，但却只认为“盟兄”。作者此处只用一句话点出匡二为人“乖巧”，心性刻薄。然后再通过他的一系列表现，步步深入地暴露他的丑恶本质，最后竟然攻击起恩人马纯上来，说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写胡三公子的吝啬，也是先淡淡地写一句，他将为祝寿者所设的宴席由“两席改作三席”，这就初步透露了他的悭吝性，然后才写他因为“出名的悭吝”无人肯借地方让他饮酒作乐，买鸭子要看肉厚不厚，买肉包子又嫌价钱贵，吃剩的“骨头骨脑”还一齐装走。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吝啬性格。这两种手法各有千秋，却又都能曲尽其妙地达到讽刺目的。
　　客观事物与主观经验。吴敬梓还善于随意点染人物周围的有关事物，或者突出他们一己的生活经验，烘染、衬托人物的性格，取得强烈的讽刺效果。周进见到广东贡院的“号板”，勾引起长年屡困场屋的积愤，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范进考了二十余次，得到周进的识拔才中了举人，一见“报帖”，不禁由悲而喜，喜极而疯，“一交跌倒”，也是“不省人事”。一喜一忧，一哭一疯，均由与科举有关的事物“号板”、“报帖”引起。鲁小姐闺房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全摆了八股文章，其人的心愿、志趣不问而知。杨执中客座中对联是“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颇有名士腔，可是对联上又有一个“报帖”，上书“捷报贵府老爷杨讳允，钦选应天淮安府沭阳县儒学正堂”，却露出了“腐儒”气。这样的对联与报帖放在一起极为不伦不类，但却正表现了“老阿呆”不三不四的性格。突出人物一己的狭隘经验，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吹嘘他们并不熟悉的事物，从而出尽“洋相”，也成为绝妙的讽刺。五河县余殷为了吹捧乡绅彭老四如何有声势，与皇帝又如何亲近，居然说：“彭老四点了主考了，听见前日辞朝的时候，他一句话回的不好，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别人笑他缺少常识，他还红着脸强辩“然而不然”。牛浦郎吹嘘他如何骑着驴子，一直骑到安东县董老爷的暖阁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这与王太太吹嘘她当年嫁入王家的威风，四个家人婆娘“把头在地板上磕的朴通朴通的响”，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如夏总甲、匡超人、汤六之流，都爱吹牛，也都是从一己之生活经验，吹嘘未见之排场，作者细细写来，读者却为之喷饭。
　　总之，《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极为丰富而多变化，绝不限于以上所举。鲁迅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也汲取它的某些讽刺手法，熔铸成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讽刺艺术。可见《儒林外史》的艺术讽刺，对后来的影响极为深远。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本阶级一些士人的嘲讽和讥刺，其最终目的在于挽救。这是历来《儒林外史》的研究者、评论者所一致公认的。如闲斋老人在序《儒林外史》时就说：“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金和在跋《儒林外史》中也认为作者之“苦心”在于“警世”。黄安谨在《儒林外史评》序中同样认为“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东武惜红生在序该书时也说这部小说“如暮鼓晨钟，发人猛省”。邱炜■更说《儒林外史》是一部“警世小说”（《客云庐小说话》）。这些见解都不失为正确可取。作为形象构成的一项重要方法——讽刺，就是要改正讽刺对象的一些缺陷。谢皮洛娃在总结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著名讽刺作家的创作经验后说：“讽刺乃是对生活的某些方面和现象的嘲笑，其目的在于改正或根除它们。”（《文艺学概论》第七章）鲁迅更在对中外古今讽刺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十分精辟的论断，他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什么是“讽刺”？》）从《儒林外史》的实际内容来看，也大致符合这样的论断。吴敬梓所嘲讽的大多是他本阶级的读书人，作者的讽刺尽管辛辣，鞭笞尽管沉重，然而却并非将他们置之死地，而是希望他们能幡然悔悟，洗心革面。即如在作者看来是头等大事的祭祀泰伯祠，参与其事者就有被作者不同程度嘲讽过的人物，如热衷举业的马纯上、诸葛佑，马纯上甚至担任三献；假名士蘧来旬、景本蕙；风流恶少季萑、余夔；其余如书办恶吏金东崖，惯于趋附的郭铁笔，甚至被杜少卿斥为“下流无耻极矣”的“匪类”臧茶也侧身其间。由此可见，吴敬梓对他们的嘲讽，的确“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有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讯》），流露出的是“恨铁不成钢”式的感情。
　　但尽管如此，《儒林外史》的艺术讽刺对我们仍然有着很大的认识价值。鲁迅说得好：“..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时候，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了，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而且还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以至恶德，而对于敌对的别一群，倒反成为有益。我想：从别一群看来，感受是和讽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们会觉得‘暴露’更多于‘讽刺’。”（《什么是“讽刺”？》）的确，吴敬梓所创造的讽刺艺术，不仅可以提供我们作为发展讽刺艺术的借鉴，而且他的艺术讽刺对我们认识封建末世的社会现实也有价值，作者所力图挽救而予以嘲讽的人物，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群没有前途的“不可收拾”的封建士子而已。作者对他们的讽刺，也并不能使他们有所感悟、有所奋发，刺之并不能救之，只不过“暴露”了他们必然没落的命运而已。
　　五《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也独具特色，然而有些研究者圃于某些西洋小说的概念，对它颇有微词，说什么：“《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自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于。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人为干耶？则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缺名笔记》）胡适在论及《儒林外史》的结构样式时，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说：“《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起来，可长至无穷。”（《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这些评价是极不允当的。鲁迅在有关著作中，曾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作过许多深刻的分析，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论及《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时，虽然并不完全同意上述见解，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给予一定的肯定，但也显然流露了一些贬意，如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中国小说史略》）；认为这部作品仅“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其实，认为没有贯串全书的主要人物、没有赅括全书的情节，就不能算作长篇小说，这仅仅是从一些外国长篇小说结构概括出来的见解，它不仅不能范围《儒林外史》，也并不能全面反映所有外国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就说：“《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契诃夫论文学》，《写给阿·谢·苏沃陵》）《儒林外史》的结构样式，不也正有着与此类似的特点么？
　　如前所述，《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初知识分子生活面貌的长篇小说。作者通过对当时各种类型士人的描绘，从而揭露和抨击了封建末世的黑暗和弊端，并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以及自己的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结构样式就是为这样的创作意图和思想主题服务的。从纵的看，在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贯串着以下几条线索：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受到牢笼、毒害；个别人物受到迫害、镇压；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实践自己的社会理想过程中逐步感到幻灭。围绕着对知识分子生活遭遇的描写，作者又深入解剖了官场乃至整个社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昏愦无能，贪婪凶残，使得吏治越发腐败、黑暗；受理学浸染的土人，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使得社会风气更趋败坏、浇薄；官僚地主与盐商典当相互勾结，两者的势力彼此消长不已；作者对否定人物施以嘲讽，切盼他们改善；对肯定人物大力表彰，希望他们能挽救颓风，然而，他们先后都使作者失望了。作者不得不舍弃他们，而在现实社会中另行寻求新理想人物。这几条线索或隐或现、时伏时起地贯串全部作品，从而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真实景象，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表现了作品的思想主题。
　　从横的看，整部小说的结构，除楔子与尾声之外，可分成三大部分，作者将上述几条线索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精心地分别主次，妥善地安排在这几个部分中。全书五十六回（据目今可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浑然成一体。第一回通过“楔子”以“敷陈”创作大义，塑造“名流”王冕以“隐括”小说全文；然后又以最后一回“幽榜”回映“楔子”。卧本“楔子”回批语说“作者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观楔子一卷，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真是不肯浪费笔墨”；“幽榜”回批语又说“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结全部大书，缀以词句，如太史公自序。”这是以《史记》、《汉书》的结构来比喻《儒林外史》。后来的一些评论家也都一再指出这一特色，如天僇生即认为《儒林外史》这类小说“其源出于太史公诸传”（《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换言之，作者是以开始的“楔子”揭示了小说的全部情节。危素、时仁与王冕这两类截然不同的知识分子，就是后来出现的许多士人的代表，七泖湖边三个不知姓名的客人的聚会，就提示了后来的三湖之会；王冕眼光中的社会动乱景象，也就是后来一些士人活动的社会背景。作者所描绘的“楔子”这幅画面，无异是整部小说情节的浓缩，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缩影，尔后的正文，只不过是将这浓缩的情节逐步铺开，将现实的缩影徐徐舒展。
　　第一部分自第二回起到三十回止。主要描写出一群为科举牢笼、理学毒害的士人，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大位、严大育）及汤奉、张静斋之流为代表，以莺脰湖、西子湖、莫愁湖三瑚之会为中心，暴露了科场中举人、进士的愚昧无知和虚伪贪诈，嘲讽了江湖上名士、高人的攀附权贵和故作风雅。与此同时，在这一部分中也隐隐约约地表现了少数士人受到迫害的情景，这就是有关“钦犯”王惠的情节，这一情节在以下部分中有所补叙交代。围绕着这两条线索的发展，逐步展现了吏治的腐败，人民的困苦，以及在封建官僚统治下盐商典当势力逐步抬头的趋势。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止。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描写的重点已转移到这样一些士人：他们不受八股制艺的牢笼，不独尊程朱理学的地位，宣扬自己的理想，并努力付诸实践，但最后终于破灭。沿着这一条线，作者着重写了三个中心；修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围绕着这三个中心，塑造了一些真名士、真儒者的形象如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萧云仙等等。修祭泰伯祠，是他们倡导礼乐兵农理想的标志；奏凯青枫城，是他们实践礼乐兵农的努力；而送别三山门，则表明了他们礼乐兵农理想的破灭。从此以后，这批贤人、学者也就风流云散，飘泊各地去了。在这一部分中，作者的视野还从这三个中心逐步扩展开去，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的状况。
　　第三部分自四十七回起到五十五回止。如果说上一部分中杜少卿、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萧云仙等人是努力以倡导和实践礼乐兵农的理想来改变社会风气，那么这一部分中出现的为作者所肯定的人物虞华轩则只是“激而为怒”式地亲自上阵与“五河的风俗”搏斗。前面两个部分中的贿赂行为、暗通关节，到这一部分中发展为公开卖官鬻爵，“有了钱，就是官”。而盐商典当的招摇横豪、伤风败俗，较之前两部分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一部分中，寄寓着作者理想的泰伯祠，“壁上”早已积满“尘灰”，“乐器、祭器”也都全部被锁起来，无人问津。因而作者便自然而然地写出第五十五回“述往思来”，表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显然，整部小说的结构是首尾一致、浑然一体的。
　　《儒林外史》的结构手法也极为丰富、巧妙，如同它讽刺手法一样，也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认真研究的。首先，由于这部小说是由众多的艺术形象来共同体现思想主题的，因而较之以一两个主要人物贯穿始终的长篇小说来，就更其重视各种人物的登场是同气相求或趋附拉拢。前者如范进，他首次登场与退场。吴敬梓对此做了精心的设计。不同人物的登场与退场方式，充分表现了他们独特的性格，也显露了作者对他们或贬或褒的不同态度。一些人物的登场是同气相求或趋附拉拢。前者如范进，他首次登场是参加院试，而主持院试的又是早年与他有着类似遭遇的周进，范进就是在周大人手中先后考取秀才、举人而进入宦途的。后者如“南海县光棍”张静斋，他是为了巴结新举人范进而初次登场的。一些人物的登场是闲闲引入或突然闯进。前者如“老阿呆”杨执中的登场，是由邹吉甫与娄三、娄四两公子闲话时偶然提及，然后一步一步上场的。后者如张俊民的出场，是在“第一等贤人”权勿用被魏大人拿住“要将他审问时”，张俊民突然闯进场中，向魏大人说明权勿用是娄府“上客”，既解了权勿用的困境，自己也就此登台表演。一些人物的登场是无意邂逅、臭味相投或故意作合、投其所好。前者如匡超人在逃往杭州的船上无意中遇到景兰江，两人求名心切，谈得非常投机，从此牵三搭四，勾出一串西湖名士来。后者如“美貌少年”季苇萧，原就是一个自命“清风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的风流俗物，他与另一个既爱男宠又恋女色的“对月伤怀，临风洒泪”风流才子杜慎卿结识以后，两人“极其投合”，他揣摩透了杜慎卿的心思，故意介绍神乐观来了一个“飘逸风流”的“男美”，煽动杜慎卿的情欲，终于寻见一个身材“肥胖”、“油晃晃”的黑脸，“两道重眉，一个大鼻子，满腮胡须”的道士来霞士。杜慎卿见到如此“男美”，“心里忍不住”，“拿衣袖掩着口笑”，而读者却为之捧腹大笑了。有的人物是帮助亲友处断家务而登台，有的人物是见义勇为、为人消灾而出场。前者如“铮铮有名”、见银眼开的“廪膳生员”王德、王仁，是为了解决严大老官与严二老官的纠纷开始登台演出。后者如鲍文卿的出场，是为了替“大才子、大名士”向鼎求情。这两种不同的登场方式，正表现了作者对这两类不同人物的爱憎。另外，对于肯定人物的出场，作者更加着意安排，以期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他们或由正面人物先予介绍或由否定人物引而出之。前者如庄绍光的出场，先由杜少卿予以介绍；后者如萧云仙的初次“亮相”，是为了救援老和尚、弹打“贼头”赵大。前一种出场方式起了正面渲染的作用，后一种方式则产生了反面烘托的效果。
　　《儒林外史》中人物的退场方式，较之丰富多彩的登场方式来说要相对逊色，然而也并非全然一律、平庸呆板。在吴敬梓笔下，有的是寂寞无聊、悄然离去，有的是洁身自好，终老林下。前者如虞育德之离开南京三山门，后者如王冕之隐居在会稽山中。前一种方式反映了作者对原来理想的幻灭，后一种方式表露了作者对真正弃绝功名者的无限钦迟。有的远祸全身、老死他乡，有的打瞎双眼、跌倒在地。前者如王惠避祸远走四川成都，最后客死异乡。后者如敢于“劫饷”的赵大，先在山东道上被萧吴轩打得抱头鼠窜，后又被吴轩之子萧云仙在四川打瞎双眼、跌倒在地。前者表现了作者对文字狱受害者的一定程度的同情，后者则表现了作者对武力反抗者的敌视，流露了地主阶级的封建意识。但小说中大部分人物的退场总是不了了之。这又有两种情况：对于那些热衷制艺、追逐功名的科场中人物，作者对其中大部分人物进行嘲讽、鞭笞之后，随即放置一旁，不予理睬。这是因为作者生活的时代，正是清代初期恢复科举制度以后的鼎盛时期，一般士人依然在功名利禄的欲海中或遨游或挣扎，作者无法预示到他们的下场，只有略而不写。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作者新的理想人物“四客”，除了盖宽是被“人家出了八两银子束脩”请去教书以外，对季遐年、王太、荆元三人，作者以赞扬他们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自由自在不事权贵的性格以后，也随即搁置起来，对他们的下场不着一字，这正表现了作者对市井小民能否成为新的理想人物还有犹疑。总之，作者对书中重要人物的进退场方式，都做了精心设计，表现了他的艺术匠心。
　　其次，《儒林外史》的照应手法也是值得称道的一种结构艺术。所谓照应，是指性质有些相通、表象有些类似的事件，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彼此补充，显示它们在区别之中的联系，从而更加突出事物的性质，起到强化思想主题的作用。吴敬梓运用这一手法极为成功。
　　再次，吴敬梓在安排和组织《儒林外史》的情节时，还大量运用了对比手法，使得画面更加鲜明、思想更为突出。对比，又和讽刺艺术有关。因为讽刺就要求突出事物的矛盾，而突出矛盾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比。对比，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就要求作家有高度的认识水平，能够分辨出客观事物之间以及客观事物本身各方面的差别和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创作中正确、娴熟地运用对比手法。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运用的对比手法极为绚丽多彩，无一不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从整个小说的结构来看，祭泰伯祠前后是一个对比：之前是以嘲讽否定人物为主，之后则是以赞扬肯定人物为主。从人物形象来看，这部以士子为主要形象的作品，尽管作者笔下的这些士人性格不同、身份各异，但大体上分属两类：一类是受科举牢宠、理学毒害而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士子，一类是坚持理想、不受统治阶级羁縻的比较正直的士人。这两类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操、生活意趣处处形成对照，这又是一种对比。从作者的理想看，在作品的主要部分所塑造的杜少卿、虞育德、迟衡山、萧云仙等正面人物形象中，寄寓着作者倡导礼乐兵农、讲究文行出处的理想；在小说的后一部分中却反映了作者先前理想的破灭，并重新在市井小民中去探寻新的理想。尽管这两种情况在作品中所占的篇幅很悬殊，但也是一种对比，从这一对比中让读者了解到作者世界观也随着情节的展开而不断发展。这些，都是作品整体结构的对比。
　　在具体情节的安排上，吴敬梓也运用了极为精彩的对比手法。例如反面人物的集会，在作者写来极其不同，三湖之会与祭泰伯祠和三山门送别，气氛就大不一样，这就形成对比。诸暨知县时仁邀约王冕与乐清知县李本瑛邀见匡超人，两者就不一样，前者为巴结老师危素，后者却是出自爱才心切，出发点大相径庭，写成文字也就成为对比。至于南昌前任蘧太守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换为新任王太守的“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也自然是一种对比。不仅情节安排讲究对比，在刻画人物性格时也运用对比。鲍文卿之恭、向鼎之谦、严贡生之奢与严监生之吝，在对比中显得更为突出、鲜明。不同身份人物之间，作者也用对比，如学道周进的“绯袍金带”与童生范进的“麻布直裰”，在这种对比中，更表现出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够牢笼士人的缘故。身份相同的人物之间也有对比，如高翰林与鲁编修。高翰林低毁杜少卿，态度严峻而用语尖刻；鲁编修劝说娄公子，略寓责备而语气平和。这种种对比手法的运用，就使得人物性格具有个性，避免流于类型化。
　　吴敬梓还经常将照应、对比这两种表现手法交织起来运用，取得更为突出的艺术效果。例如权勿用、万青云、沈琼枝、卢信候下场颇有类似之处：权勿用是在二“娄”席上被乌程县的差人一条链子锁走的；万青云也是在秦中书宴席上被台州府的差人一条链子锁走的；沈琼枝是在杜少卿府上被县里差人捉走的；卢信侯是在庄绍光的花园中被中山王府发兵拿走的。这四个场面极为类似，先后出现于作品中，彼此有着照应作用。但权勿用、万青云是作者嘲讽的对象，而沈琼枝、卢信侯却不是作者抨击的人物。尽管他们的下场类似，但具体情节又不同，这就自然形成对比。权勿用、万青云被捉时，主人的表现或是洗刷自身，或是相互埋怨；而沈琼枝、卢信侯被拿时，主人或送程仪，或为打点。这两类主人和被捕者之间既有照应又有对比，作者写来各具特色，恰如其分，从而表现了对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
　　另外，《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中还有一些非情节成分。这种非情节成分实际上是作者的插话。插话形式在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中就已存在，是当时说书人（作者）对他们所说（所写）的故事和人物表示的看法与评价，有褒有贬。吴敬梓继承了这一传统，于描写故事、刻画人物之外，将它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以倾泻其爱憎感情。
　　总之，《儒林外史》虽然貌似短篇集锦，但实为长篇巨制，是一种创新的艺术结构，对后来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儒林外史》丰富多彩的结构手法，同它的讽刺手法一样，为我们留下一份珍贵的、可资借鉴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