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清代的社会环境与旧体文学的总结
明代末年，由于政治的极端腐败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深化，形成声势浩大的各地的农民起义，加以东北新起的清国，在山海关一带施行强大的压力，到崇祯十七年，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占领了北京，明代政权覆灭。但终于由大官僚地主和洪承畴、吴三桂等人的无耻投降，引导清兵入关，打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统一了中国，便成为历史上的清朝。
清兵入关以后，明朝的文武官僚，纷纷变节投降，帮助清朝统治者，残酷地镇压各地人民的反抗力量。东南一带，遭受到清兵的疯狂屠杀和血腥的暴行，在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里，留给我们惨痛的印象。坚强不屈的人民，在这样的恐怖环境中，仍然在各地坚持着长期的反抗，在当日的历史上，留下了史可法、郑成功、张煌言一类的壮烈英雄，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一类的富有气节的学者文人。
由于清兵深入，东南一带发生了长期战争，他们大量地屠杀人民，烧毁房屋，在明代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一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残。从明代末年到顺治年间，形成了人口减少的严重情况。
清人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封建政权，一面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同时，又采取安定社会、恢复农业生产的各种措施，招抚流民，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在几十年中，耕地面积扩大，人口逐步增加，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农业经济和工商业都欣欣向荣，到康熙、乾隆时期，达到了清帝国昌盛强大的时期。
清代的国际贸易，比明代更为发展。在大陆方面，与帝俄建立了正常的商业关系；在海洋方面，和欧、美几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了通商。清代前期，虽已开放海禁，但对外通商，是采取严格的闭关政策，采取垄断压制的政策，对于国际贸易，不给予鼓励和帮助，封建统治集团反而和官商勾结一起，对于出口商人，加以种种敲榨和剥削。这种闭关政策，到了清代后期，就完全被外力冲动了。
清代是封建社会历史的末期，康、乾时期的封建文化，达到了烂熟的阶段，从整个的封建社会历史来说，那也仅是回光返照的一点馀辉短影而已。在这一幕中，我们看到了封建政权、封建文化没落前夕的影子。嘉庆以来，清帝国日趋衰败。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冲开了古老封建帝国的大门，接着是茵一般地侵入中国的血管。并且，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国的封建势力官僚地主勾结起来，加紧剥削穷苦的人民，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畸形的变化，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在政治极腐败、人民日益穷困、侵略急迫、国势危殆的紧张局势中，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出了改革政治、维新爱国的呼声。在太平天国、戊戍变法、义和团到辛亥革命一连串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我们体会出这一时期不同性质的政治内容，广大人民的觉悟，和进步人士反帝、爱国、反封建、追求旧民主的思想内涵。同时对于学术、文学思想方面，都开展各种不同的战争。晚清兴起的新体散文、新派诗和谴责小说等等，在这方面作了鲜明的反映，无论形式、内容，都起了一定的变化。当日的文学运动，虽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其思想本质，仍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鲁迅说：“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属挫于外敲（英、法、日本），细民ウ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恁敲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戍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中国小说史略）在这段话里，简明地说出了嘉庆以来的历史条件和文学变化的精神实质。
清朝统治者对待汉人虽经过初期的疯狂屠杀，但他们一稳定政权，便采用武力与怀柔双管齐下的政策。他们了解汉人的心理，尽量地保存汉人的社会习惯和传统的文化、道德。满族的皇亲贵戚，自小就受汉人的教育，同样受孔、孟思想的薰陶，同样能写苍劲的古文和美丽的诗词。因此，在清代初年，在那些遗民的脑子里，固然蕴藏着无限的家国之痛；到了后来，时光渐渐过去，民族矛盾也就渐渐淡薄了。在这样的基础上，清帝国继续了二百几十年的统治，在文化学术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一点是和元朝不同的。
在中国学术史上，清朝是有其独持的地位的。所谓古典学派的朴学，可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前后辉映，各为一个时代学术思潮的代表。朴学家都以严肃的态度，刻苦的精神，孜孜不息的努力，在学问上用工夫。无论经学、史学、诸子学、棱勘学、小学、地理、金石、辨伪、辑佚各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成绩。他们从事学问的精神，是反对主观的冥想，倾向实事求是的考察，排斥空论，提倡实际。这种精神的来源，一面是反对明末王学末流的空虚浮浅，由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一般人出来，大声疾呼，攻击明心见性的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这些人学问渊博，加以人品道德能表率群伦，一倡百和，学风为之一变。另一方面，是属于政治的环境，从顺治到乾隆，在这百馀年中，清朝统治者对于汉族的文人学士，是一方面是高压，同时又用怀柔来收拾人心。以八股科举来吸收青年，以山林隐逸和博学宏词的荐举，来收罗宿儒和遗老。这虽说是一些得诱、笼络的方法，然在当日也网罗了一大批人才。
但怀柔政策，毕竟不能全部收效，于是高压的文字狱，在顺、康、雍、乾四朝中，接连发生，造成了许多悲惨的案件，牺牲了不少的人命，再就是编纂书籍，如康熙朝的康熙字典、渊监烦函、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到了乾隆，规模更大，如四库全书、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续通志、清通典、清文献通考、清通志等，都是很重要的文献。但其目的是想把读书人送到故纸堆里去，让他们把全部精神贡献给学术，不要注意政治。再如四库全书的编纂，在文化上自有很高的价值，主持和参加者，如纪昀、朱、戴震、王念孙、姚鼐、翁方网、朱筠诸人，都是一代人才。然在其同时，也就进行了思想流利。在那书编纂的十年间（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继续毁书二十四次，共毁书五百三十馀种。在这种文网严密、政治压迫的时代，学者的才力，只能避免与实际政治发生接触，于是学术园地，大都趋向于古典学的研求。训诂、校勘、笺释、辨伪、辑佚一类的工作，一时成为风尚，造成清代朴学的大盛。学术思想是如此，文学思想亦然。
桐城派古文和浙派的词，大都倾向于复古。嘉庆以降，在客观形势的变化下，学风、文风、为之一变。
梁启超氏说：“前清一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相类甚多。其最相异之一点，则美术文学不发达也。清之美术，虽不能谓甚劣于前代，然绝未尝向新方面有所发展，今不深论。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吴业之靡曼，王士祯之脆薄，号为开国宗匠。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执信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影迩。诸经师及诸古文家，集中多亦有诗，则极拙劣之砌韵文耳。嘉道间龚自珍、王昙、舒位号称新体，则粗犷浅落。咸、同后竞宗宋诗，只益生硬，更有馀味。其稍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坏之黎简、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直至末叶，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以言夫词，清代固有作者，驾元、明而上，若讷兰性德、郭麟、张惠言、项鸿祚、谭献、郑文焯、王鹏运、朱祖谋皆名其家，然词固所共指为小道者也。以言夫曲，孔尚任桃花扇、洪长生殿外，无足称者，李渔、蒋士铨之流，浅薄味矣。以言夫小说，红楼梦双辛千古，馀皆无足齿数。以言夫散文，经师家朴实说理，毫不带文学臭味；桐城派则以文为‘司空城旦’矣。其初期魏禧、王源较可观，末期则有魏源、曾国藩、康有为。清人颇自夸其骈文；其实极工者仅一汪中，次则龚自珍、谭嗣同，其最著名之胡天游、邵齐焘、洪亮吉辈，已堆垛柔曼无生气，馀子更不足道。要而论之，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价值极大；清代文艺美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此吾所敢昌言也。”（清代学术概论）梁氏所论，过于偏激。
清代的诗词，虽不及唐、宋，然其成就，在元、明之上，而诗歌尤富有特色。散文较弱，无可讳言；但清代的小说除红楼梦外，还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即如晚清的小说，也自有价值。因此，我们对于清代文学，不能采取于简单的看法。
清代文学的发展，反映了时代的特色，由于历史的演变，在文学作品上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在清代初期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历史条件下，许多遗民诗人的优秀作品，表现了爱国热情，富于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这类作品，在清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少数作家，继承晚明文学反抗传统的精神，在文学理论上作出了一些贡献，也值得我们注意。康、乾期间，清代的封建政权，得到了巩固，民族矛盾，日益淡薄，学术、文学，大都趋于复古。言文者有桐城，言词者尊南宋，诗坛则尊唐尚宋，各立门户，其中少数作家虽也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但主要倾向，是偏重形式。但这一时期的小说戏曲界，放出了异样的光彩。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大作，对于社会的阴暗和腐烂，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思想、艺术的价值都很高。传奇中的桃花扇、长生殿，在康熙文坛，表现了优秀的成就。在单折的杂剧中，也有些优秀之作。
嘉庆以降，国势日非。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愈益加重，阶级矛盾日益深化；加以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疯狂的政治、经济侵略，奴役、榨取中国人民，形成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一八四○年终于爆发了鸦片战争，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在晚清几十年中，社会生活和思想形态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由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派，表现了政治、学术思想的转变。这一时期的文学，更表现出新的面貌和倾向。龚自珍诗文，反映了大变革前夕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在姚燮、贝青乔诸人的诗歌里，反映了鸦片战争时期的政治内容、爱国感情和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强烈愿望。戊戍的维新变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在文学上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谭嗣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诸人的提倡诗界革命、鼓吹小说的政治作用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另如当日兴起的谴责小说，在反映改革政治的要求，表现民众的觉悟，暴露清政府的懦弱无能，讽刺官吏的腐败贪污各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诗文、小说，在新历史条件的影响下，都在求变求新，文学作品和社会现实，结合得较为紧密。所用的形式和表现方法，也有所改变，一步一步趋于新方向发展。排除旧的，寻找新的，这种转变和斗争，是晚清文学的重要特征。
由此可见，清代文学具有它自己的时代特色。在中国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清代文学是几千年来各种旧艳文学的总结，同时又孕育着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萌芽。旧的过去，新的起来，在清代文学发展的道路上，表现了显著的倾向。
○二 晚明文学思想的继续
由李贽、袁宏道诸人所领导的反传统、反拟古的文学思想，在明代末年风靡一时，起了很大的破旧作用。到了清代封建政权巩固以后，这种思想渐渐地衰微下去了。他们那种离经叛道的精神，重视小说戏曲的观点，自然不能容于当日的政治环境，因此，他们的著作，到了清初，全都成为禁书。但在当日竞言宗派、高唱复古的文学空气下，我们在金圣叹、李渔、廖燕、袁枚诸人的著作里，还能看出一点晚明文学思想的馀波。他们那些反拟古、反传统、攻击伪道学、以及提倡小说、戏曲的文学理论，在清代前期的文坛，很值得我们注意。
△金圣叹
金圣叹（约一六○八～一六六一），原名采，字若采。吴县（今属江苏）
人。明亡后，更名人端，字圣叹。人问其义，他说：“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欤。”（廖燕金圣叹先生傅）他性情怪诞，狂放不羁，少有才名。工诗，尤喜评解小说戏曲。他在某些方面，受有李贽、袁宏道的影响，反对传统文学观点，对于小说、戏曲，予以很高的评价。
对于杜甫诗很有研究，晚年作过杜诗解。他因参加反抗官吏贪污的哭朝案，而被统治者杀害。廖燕替他写了一篇傅，说：“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时有以讲学闻者，先生辄起而排之，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堂，召徒讲经，经名圣自觉三昧，稿本自携自阅，必不示人。每坠坐开讲，声音宏亮，顾盼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座下缁白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先生则抚掌自豪，虽向时讲学者闻之，拈眉浩叹，不顾也。生平与王斩山交最善。斩山固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与先生曰：君此此权子母，母后仍归我，予则为君助灯火可乎？先生应诺。甫越月，已挥霍殆尽。乃语斩山曰：此物在君家，增守财奴名，吾已为君遣之矣。斩山一笑置之。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除朋从谈笑外，惟兀坐贯华堂中，读书著述为务。......所评离骚、南华、史记、杜诗、西厢、水浒，以次序定为六才子书，俱别出手眼。尤喜讲易，乾坤两卦多至十万馀言，其馀评论尚多。
兹行世者，独西厢、水浒、唐诗制义、唱经堂杂评诸刻本。傅先生解杜诗时，自言有人从梦中语云：诸诗皆可说，惟不可说古诗十九首，先生逐以为戒。后因醉纵谈‘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必逐罗惨祸。临刑叹曰：斫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先生没，效先生所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徐而庵，武进吴见思、许庶为最著，至今学者称焉。”关于金圣叹，前人的附会与怪说最多，廖燕这篇傅，写得真实生动，最少怪气和异说，而又处处从文学立论，所以我在上面多抄了一点。由于这篇傅记，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金圣叹无论他的生活、性格、讲学，以及文学方面，都与正统派文人不同，都与封建传统不同，他在许多方面，与李贽有相近的地方。其次，他晚年在激烈的民族矛盾中，不仕清朝，生活穷困，日以著书为务，这也是可取的。
金圣叹的政治思想，是一面对黑暗现实和政治压迫，深表不满，同时又要求维护封建制度，巩固封建秩序。因此他有同情人民疾苦、反对贪官污吏的积极精神，深刻了解官逼民反的现实；但他只希望的水浒批评中，表现了他这一思想中的矛盾。因此，他一面赞美水浒，一面又谴责水浒；赞美的是水浒中所表现的反官僚恶霸的内容和艺术成就，谴责的是书中所表现的农民起义的政治意义。他说：
“繇耐庵之水浒言之，则如史氏之有兀是也。备书其外之权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无论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水浒序二）他不仅在评语中对宋江进行种种诬蔑，并名古本的发现，将其后半部删去，以卢俊义一梦作结，将农民起义的英雄事业，化为乌有。“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名嵇康的这两句诗，正是金圣叹自己的真心话，他在这里表现了反农民起义的阶级偏见。
但同时，金圣叹又指出梁山起义，实由于官逼民反。“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第一回总批）这不仅道出了当日的历史真情，也符合作者的愿意。他认识到在旧社会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在这里又显现出他文学批评思想中另一面的光辉。
金圣叹对于小说，特别推尊水浒。他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读第五二子书法）他又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山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开关，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数声，斯不免再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水浒序三）又说：“盖事只一事也，情只一情也，理只一理也。......然事一事，情一情，理一理，而彼发言之人，与夫发言之人之心，与夫发言之人之体，与夫发言之人之地，乃实有其不同焉。有言之而正者，又有言之而反者，有言之而婉者，又有言之而激者，有言之尽者，又有言之而半者。......观其发于何人之口，人即分为何人之言，虽其故与今之故不同，然而发言之人不可不辨，此亦其一大明验也。”（西厢：赖婚）从这两段话，可见他对于小说戏曲艺术，有较深的理解。所谓“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就是说一位作家要经过长期的学习、体会和探索，才能通达人情物理。真能通达人情物理，就能写出不同人物面貌，说出不同人的声口，各得其妙，真切感人。施耐庵、王实甫都能格物而物格，所以才能写水浒和西厢一类不朽的作品。红楼梦中有一幅对联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正好放在这里做注释。洞明世事、练达人情，是作家必要的本领。他尊重小说、戏曲，无疑是受了李贽、袁宏道的影响，但他对于小说戏曲的论述，能深一层地分析其艺术特点，能阐明水浒、西厢的价值，在善于观察事物、使用恰懊其分的语言，塑造人物的形象，描绘人物的性格，并看得指出水浒在写一百零八人时，各有不同的性情、气质、形态和声口的高度技巧，有各得其妙的特点，这比起李、袁诸人来，在艺术分析上又大进了一步。至于他那些给水浒、西厢的评语，其中虽有些较好的见解，但有不少是可笑的。正如鲁迅所说：“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谈金圣叹）但是，他对于水浒的艺术加工，对于水浒以及西厢艺术特点的认识和分析，其中颇有可取的地方，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
另外，他对于诗的意见，也有些特点。他说：“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己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儒者则又特以生平烂读之万卷，因而与之裁之成章，润之成文者也。夫诗有章有文也，此固儒者之所矜为独能也；若其原本，不过只是人人心头舌尖万不获己而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则固非儒者之所得矜为独能也。”（与家伯长文昌）又说：“诗如何可限字句？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之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天下未有不动于心而其口有声者也，天下未有已动于心而其口无声者也，动于心声于口谓之诗，故子夏曰：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志之为字，从之从心，谓心之所之也。诗之为字，从言从之，谓言之所之也。心之所之，谓之志焉；言之所之，斯有诗焉。故诗者未有多于口中一声之外者也。唐之人撰律，而勒令天下之人必就其五言八句，或七言八句，若果篇必八句，句必五言七言，斯岂又得称诗乎哉？（与许青屿之渐）在这些话里，反映也他对格律与摹拟的不满，和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精神上是相通的。
金圣叹对于杜甫诗很有研究，评解杜诗，有时也能重视其思想内容。杜甫有画梦诗云：“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他批云：“私则故乡荆棘，公则中原豺虎，农务不修，横征日甚，写世界昏昏极矣。独是横吏索钱，乃正在故乡荆棘，中原豺虎之日，其为横也，比盗贼更剧。先生于醉梦中，不觉得毛直竖，此所以眼针这必拔也。”（唱经堂杜诗解）这些见解，都很可取。从这些地方，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全面认识作为有的金圣叹的精神面貌。
△李渔
其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渔。李渔（一六一一～约一六七九），字笠鸿，谪凡。浙江兰人。博士弟子员。善诗文，才思敏捷，尤长于戏曲。所著有传奇十种曲、短篇小说十二楼及一家言。他爱山水，好遨游，自白门移居西湖，因号湖上笠翁。兰县志中说他：“性极巧，凡窗牖妆榻服饰哭具饮食诸制度，悉出新意，人见之莫不喜悦，故倾动一时。所交多名流才望，即妇孺亦皆知有李笠翁。
......当时李卓吾、陈仲醇名最噪，得笠翁为三矣。论者谓近雅则仲醇庶几，谐俗则笠翁为甚云。”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生活艺术的态度，同时也说明了李贽、李渔在精神上某些相通的地方。在他的著作里，留下许多描写山水花草虫鱼的和一些表现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小品文，颇为清新流丽。他对戏曲发表了许多可贵的意见，贡献较大。他自己是一位戏剧作家，又兼有丰富的舜台经验，对于戏剧创作和表演的曲折艰苦，有深切的体会；再加以前人的理论启发和参考比较，使得他在戏剧理论上，取得了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的情偶寄卷一、卷二，都是讨论戏曲的，分为词曲、演习二部。词曲部中，尤见精彩。第一论结构，第二论词采，第三论音律，第四论宝白，第五论科诨，第六论格局，前后照顾，组织严密，成为一套具有系统性的戏曲理论。
明代戏曲界的吴江派、过分强调了戏剧中的声律标准。到了李渔，关一戏剧的创作，把结构放在第一位，这是一种突破陈规的新看法。他在论结构部分，除“戒讽刺”一条以外，其馀各条如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少头绪、戒荒唐、沈虚实等等，都很正确，对于戏曲文学都是非常重要的。他的主旨是：戏曲必须突出主题，严密组织，前后照应，减少头绪，人物的穿插，情节的布置，都要入情入理，才能真实动人。论立主脑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宝，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妤经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文，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这就是主题突出，剪裁繁芜的意思，对于戏曲来说，确实重要。明代的传奇，一般长至数十句，头绪纷繁，针线不密，令读者观者找不到头脑，看不出重心。其次，论脱窠臼云：“填词这难，莫难于洗涤窠臼；而填词之陋，亦莫陋于盗袭窠臼。吾观近日之新剧，非新剧也，皆老僧碎补之纳衣，医士合成之药乐，取从剧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即是一种传奇，便有耳所未闻之姓名，从无精辟。”欲劝人为孝，则举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纪，则不必尽有其事，凡属孝亲所应有者，悉取而加之，亦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他在这里，理解到人物典型性的意义。再如论词采，他主张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都很中肯。他说：“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景书所睹，情发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以情乃一人之情，说张三要像张三，难通融于李四。......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
如前所云琵琶赏月四曲，同一月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喈有伯嘴之月，所方者月，所寓者也。牛氏所说之月可移一句于伯喈，伯喈所说之月可挪一字于牛氏乎？”
他正确地分析了文艺的特点，而具有美学的理论价值。在这方面，他受到金圣叹的启发。论宝白，他主张声务铿锵，语求肖似，词别繁简，字分南北，文贵精洁，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时防漏孔。论科诨，他主张戒淫亵，忌俗恶，重关系，贵自然。这些精到的见解，在清代文学批评史上，都是应当重视的。
李渔于戏曲理论外，创作有笠翁十种曲，下章再作介绍。另有短篇小说名十二楼，一名觉世名言。共十二卷，每卷以楼为名，故事一篇，但回数不一。有一回者如夺锦楼；有多至六回者，如弗€楼。内容以男女婚姻为主，追求情节的新奇曲折，描写虽不细致，但颇有文采。
△廖燕
廖燕（一六四四～一七○五），初名燕生，字人也，号柴舟。广东曲江人。
诸生。“幼时就塾问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博取名。燕曰：何谓功名？师曰：
中举第进士。燕曰：止此乎？师无以应。......常言士生当世，泽及生民日功，死而不朽日名，世人不悟，专事科第陋矣。因屏去时文，筑室武水西，颜日二十七松堂，闭户不出，日究心经史，蔬食断烟澹如也。”（曾廖燕傅）他终生在蔬食断烟的穷困生活中，研究学问，创作诗文，于是声誉日起，一时名士，为之倾倒。后欲北上京师，上书陈国事，中途生病，遂留南京，纵览江山之胜。其人体瘦如鹤，不偶流俗，议论多不与人同，时人目为狂者。工诗文，有二十七松堂集。
又善戏曲，著有杂剧四种。并工草书，“状如古木寒石，笔笔生动遒劲，人有得幅者，价值数金。”（曾廖燕傅）
廖燕在反抗儒家正统观点，特别在鄙薄程、朱理学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李贽的精神。他对于古代人物和经典著作的评论和解释，很多表现了他的独特见解和离经叛道的精神。关于“性”的问题，他写了性论一、性论二、性善辩略、性相近辩略诸篇，力驳孟子、荀卿、朱熹性善、性恶、性节理诸说。他认为性无善恶、情有善恶，情自心生。他说：“善恶未分是性，善恶既分是情。......心性情三字，须知心还心，性还性，情还性。......心即心肝之心，为有形之物，若性情二字，则有名而无形。”（性善辩略）他这种心“为有形之物”的看法，在当时还是比较新鲜。另外他作了殷有三仁辩、汤武论、王霸辩、论语辩、格物辩、狂简说、诸葛亮论、高宗杀岳武穆论、张浚论、明太祖论等文，大都推翻了前人的传统论点，表达了他自己的见解，其大胆过激之处，往往超过了李贽，他对于程、朱之学，尤为鄙弃。他说：“世之讲学，类皆窃宋儒这唾馀而掩有之，则是讲程、朱之学，非讲孔子之学矣。燕则何败？呜呼！自孔子没至于今，学之不讲，盖已二千二百四十馀年矣。今欲揭日月于中天，使圣人之学复明于世，合孔子其谁与归。
然燕以为遵孔子，而世则以为背程、朱，燕将奈之何哉！”（自题四书私谈）他的论学态度，是要以孔子的真精神，去揭露批判假道学的面目。因此，他对于科举八股，表示深恶通绝。他在明太祖论、重刻光幽集序、习八股非读者说诸篇里，对科举和八股文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物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明制，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发为爵录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明太祖论）又云：
“且夫世之所称为文章事业者，果何谓也哉？文章不必尽于制义，而事业亦不必限于科举。士固有宁终身不富贵，而必不肯不用寄自豪；宁受人之谤讥，而必不肯以固陋自处。”（重刻光幽集序）在以科举功名为安身立命的封建社会里，廖燕立论如此深刻，观察如此透彻，表现出他反对封建文教制度的进步见解，更值得注意的，是他那种宁居贫贱、宁受讥谤，而决不肯不用奇自豪、不肯以固陋自处的崇高品质。他终于向当日的地方政府辞去诸生，表示再不从事科举的决心，并作辞诸生说以自明。他又作读师说一篇，痛骂那些教八股的先生，是误尽世人子弟。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特点，发日的人目他为狂怪之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知道李贽因著书被谤，引以为戒，而又对他深表尊敬。
廖燕论诗，与袁宏道相近。一、强调性情；二、不满明七子。他说：“诗尤为性情之物，故古诗三百篇，多出于不识字人之口，然又非识字人所能措一辞，则其故亦可思已。读书而后能诗文，世莫不谓然抑知惟能诗文而后可读者，则读者又乌可轻言乎哉？”（题籁鸣集）又云：“予独窃怪王光美、李于鳞之名满天下，而诗文辄多不称者何哉？间见世傅七子才诗，而王、李居其二，私窃鄙之。
及后得于鳞、沧溟集观之，其填砌雕缋如其诗，此岂即世目动舌张所艳称之文耶？”
（书手录李非文后）他还在一些文章里，表现出同样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李贽的童心说和袁宏道的性灵说以及反对模拟剽窃的晚明文学思想的继续。
廖燕对于在某些方面反抗封建文化传统的金圣叹，推崇备至。金圣叹死后，他特别到苏州去采访材料，写了一篇真实生动的金圣叹先生傅。这一篇傅我在上面已经引用过了。他还写过一首五古长诗，题目是吊金圣叹先生，其中有句云：
“诸子及百家，矩度患多岐。得君一披导，忽如新相知。面目为改观，森然见须眉。直追作者魂，纸上闻啼嘻。......我居岭海隅，君起吴们湄。读君所著书，恨不相追随。才高造物忌，行僻俗人嗤。果以罗奇凶，遥闻涕交颐。今来阖闾城，宿草盈墓碑。斯人不可再，时音当俟谁！”在诗句里，一面赞赏他的批点工作，同时对他的才高遭忌表示悼惜。
廖燕的散文，如金圣叹先生傅、半幅亭试茗记诸篇，风格颇近袁宏道。如选古文小品序、小品自序、丁戊诗自序、自题刻稿一类的文章，幽深冷峭，则又近于谭元春，而其寓意之深远，则又过之。其他如论辩的杂文，则又与李贽相似，这些杂文，大都针对现实的阴暗面，进行抨击和讥讽，富于批判精神。
每怪人为万物之灵，万物皆其所役使，而独见役于一物。一物者何，钱是也。
自有此物以来，无贵无贱，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靡不争趋之惟恐后。熙熙攘攘，至于今为特甚。有之则可以动王公，无之则不足以奴役录，呜呼异哉！神盖至此乎！今以神称之，洵乎其为神也已；然予每见此物，多归于贪吝之夫，而独悭于吾辈，岂能神于彼，而不能神于此欤？抑世人之所谓神，非吾之所谓神者欤？
噫！世人之所谓神，吾知之；若吾之所谓神，固非钱神之所能为，又岂世人可得而世者哉！吾亦绅吾之神而已矣。（钱神论）
大块铸人，缩七尺精神于寸眸之内，呜呼尽之矣。文非以小为尚，以短为尚，顾小者大之枢，短者长之藏也。若言犹远而不及，与理已至而思加，皆非文之至也。故言是无繁词，理至者多短调。巍巍泰岱，碎而为岭石沙砾，则瘦漏透皱见矣；滔滔黄河，促而为川渎溪涧，则清涟潋滟生矣。盖物之散者多浸，而聚者常敛。照乘粒珠耳，而烛物更远，予取其远而已。匕首寸铁耳，而刺人尤透，予取其透而已。大狮搏象用全力，搏免亦用全力，小不可忽也。粤西有修蛇，蜈蚣能制之，短不可轻也。（选文小品序）
在这里可以看出廖燕散文的内容和风格。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他对于小品文的认识和要求，远远超过了袁宏道诸人的水平，而具有积极的战争意义。他不是把小品文作表现风花雪月的工具，而是要作为“刺人尤透”的匕首的。因此，他那些嘻笑怒骂的作品，更富于讽刺、批判的现实性。
他的诗，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虽不多，但很少应酬之作，多是抒写自己的怀抱，不事雕饰和摹拟。“轩冕岂不顾，折腰非我情。......嵇、阮以为师，忧乐一时并。”（饮酒）“豺狼满道路，奔走还多惊。官军岂盗贼，恣掠莫敢撄。”
（横溪行）“半百年同怜短丐，二三在羡长贫。”（赠朱藕男）在这些诗句里，表现出他的愤世疾俗之情和要贫困生活的境遇。从艺术上讲，他的七古尤见特色，如蘧庐歌赠吴大章、上十八滩、下十八滩、梅岭行诸篇，恣肆横奇，有抒写自如之妙。律诗中也有些佳作。
除诗文外，廖燕又能戏曲。他有杂成果国图、镜花亭、诉琵琶、续诉琵琶四种。大都是不满现实，自抒愤懑。醉画图为封四位古人的画像劝酒，而自己对饮。
四图为杜默哭朝图、马周濯足图、陈子昂碎琴图、张元昊曳碑图。他在开始唱云：
“搔首踟蹰思想，个事横胸傥。生平志激昂，牢骚待对谁人讲？且自酌壶觞，醉乡另辟乾坤样。”（步步娇）这正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鬼之意。诉琵琶写陶渊明乞食，扩琵琶写诗伯驱除穷鬼、度魔，镜花亭写作者自己游水月村，与水月道人之女文谈诗题字的故事。他的剧本有一个特点，剧中的主人都是作者自己。如醉画图开场云：“小生姓廖名燕，别号柴舟，本韶州曲江人也。”他是把自己送上舞台，自作自演，与其他剧本人者不同。其剧中所表现的满腔愤慨，与其诗文大略相同。
△袁枚
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字子才，号简齐，浙江钱塘人。少负才名，善诗文，亦工骈体。乾隆进士，官粟水、沭阳、江宁等知县，俱有政绩。后辞官居江亭，筑室小仓山下，日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从事诗文著述，广结四方文士，负一时重望，与蒋士铨、赵翼齐名。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了不语等作。
他的时代比起金圣叹来要迟得多，但作为一个流派来说，所以所他提前了。
金圣叹、李渔尽力于鼓吹小说与戏曲，袁枚则致力于诗文，其论诗较有特色。
而其渊源来自杨万里，不少论点则在袁宏道的基础上加以发挥，独创性虽不多见，但在当日诗坛，仍很有影响。在许多问题上，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一、袁枚是性灵诗派的提倡者。在袁枚稍前及其同时，诗诗坛有神韵、格调、肌理及其他各种诗说，他都表示不满。他说：“不料今之诗流，有三病焉：其一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其一全无蕴藉，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近又有讲声调而圈平点仄认为谱者，戒蜂腰、鹤膝、叠韵、双声以为严者。栩栩然矜独得之秘。”（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他又：“抱韩、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足；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祸人；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者，谓之木偶演戏；故意走宋人冷径者，谓之乞儿搬家；好叠韵次韵刺刺不休者，谓之村婆絮谈；一字一名自注来历者谓之骨董开店。”（诗话卷五）在这些形象化的语言里，他对当日各派的诗人，予以批评和讽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提出的性灵说来，颇有针砭时弊的意义。袁宏道是针对前后七子而发，他是针对王士祯、沈德潜、翁方网诸人的诗说而发的。“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民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自三百至今日，凡诗之傅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诗话卷五）又说：“若夫时者，必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答何水部）“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沙方伯予告归里）他认为诗歌应当是性灵的表现，性灵就是性情。
杨诚齐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辨。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怀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诗话卷一）
予往往见人之先天无诗，而人之后天有诗，于是以门户判诗，以书籍炫诗，以叠韵次韵险韵敷衍其诗，而诗道目亡。（何南园诗序）
他认为感人的诗应当是抒发性情之作，而不是那些片面追求格调、夸耀学问的作品，应当在性情中运用格律，不能在性情之外片面追求格律。三百篇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它抒发了劳人思妇的真实性情，而格调又在其中，这样才能成为后人的典范。
二、因为诗歌是抒发性情之作，不能专为载道、明道、卫道的工具。它既可抒发德行、伦常之情，也可抒发男女、山水之情。必要把诗歌全部纳于圣道，那就理解得太狭隘了。
来论谆谆教删集内缘情之作，云以君之才之学，何必以白傅、樊川自累。大哉足下之言，仆何敢当。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学人也。仆景行之尚恐不及，而足下乃以为规，何其高视仆卑视古人耶？足下之意，以为我辈成名，必如濂、洛、关、闽而后可耳。然鄙意以为得千百伪濂、洛、关、闽，不知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鱼之一目，而鱼不乐者何也？目虽贱而真，珠虽贵而伪故也。
......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苏、李以夫妻喻友，由来尚矣。（答葺园论诗书）
三代后，圣人不生，文之与道离也久矣。然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故一则曰明道，再则曰明道，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
仁义之人，其言蔼如，则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认门面语为真谛，而时时作学究塾师之状，则持论必庸而下笔多滞，将终其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
（答友人论文第二书）
他反对删去集内的缘情之作，认为男女之情是诗歌中重要内容之一。他反对文学作品专门为圣道伦常说教，尤其不能作为伪道学的宣传工具。在当日封建道德具有强大势力的历史环境下，袁枚这种论点，表现了他在批评上的勇敢态度和反抗封建传统的积极精神。
三、诗以抒发性情为归，故只有工拙之分，不能以古今定优劣。凡唐皆佳，凡宋必劣，都是片面的、错误的。貌拟唐诗或是貌拟宋作，更是错误的。他说：
“人悦西施，不悦西施之影，明七子之学唐，是西施之影也。”（诗话卷五）又说：“考厥滥觞，始于吾乡辁材讽说之徒，专屏采色声音，钩考隐僻，以震耀流俗，号为浙派。一时贤者，亦附下风。不知明七子貌龚盛唐，而若辈乃皮傅残宋，弃鱼菽而敢苓，尤无谓也。”（万拓坡诗集跋）不管是唐是宋，如果只是句摹字似，都是古人影子而已。因此论诗，必须以诗歌本身的工拙为主。
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颇有未工不必学者，不徒汉、晋、唐、宋也。今人诗有极工极宜学者，亦不徒汉、晋、唐、宋也。然格律莫备于古，学者宗师，自有渊源，至于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答沈大宗伯论诗书）
诗只论工拙，不论古今，这当然是正确的。在当日诗坛，尊唐者必排宋，崇宋者必抑唐，袁枚对这些门户之见，表示非常不满。“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敲，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答施兰论诗书）“作诗有识则不徇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为习囿。杜称多师为师，书称主善为师，自唐、虞以来，百千名家皆同源异流，一以贯之者也，何暇取唐、宋国号而扰扰焉分界于胸中哉？”（答兰第二书）这些议论，说得相当透彻，所谓“作诗有识则不徇人，不欺己，不受古欺，不为习囿”，尤为精辟。
袁枚论诗，在理论上具有反传统、破偶像、反摹拟、求创新的浪漫主义精神的特点。但其创作并不能实践他的理论。袁枚的诗一味强调性灵，而其内容主要是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故不少作品流于轻浮，而内容也一般贫乏。但集中也有少数较好的作品。捕蝗曲、徵漕叹、俗史篇、南漕叹、府中趋、五人墓诸篇，在反映现实、讽刺官场上，较有意义，但这类作品，并不以代表他的艺术风格。
山顶楼高暮雨寒，飞€出入小兰干。浮空白浪西南角，收取长江屋里看。
（山居绝句之五）
萋萋芳草遍春潭，深院无人绿更酣。何处一声清声响，断峰西去有茅庵。
（春日杂诗之五）
郑虔三绝闻名久，相见邗江意倍欢。遇晚共怜双鬓短，才难不觉九州宽。红桥酒影风灯乱，山左官声竹马寒。底事误傅坡老死，弗君老泪竟虚弹。（投郑板桥明府）
这类作品，确能靓现蕴藉清新的特色。绝句二首，意境自然，尤为优秀，但这样作品，在他的集中并不多见。
袁枚生活放荡，好财好色，而受到各种各样的抨击。但他鄙弃礼教，反抗傅统，不信佛道，讥笑八股等等，这都显示出他在封建社会中的思想特点。章学诚批评他说：“略易、书、礼、乐、春秋，而独重毛诗；毛诗之中，又抑雅、颂而扬国风；国风之中，又轻国政民俗而专男女慕悦之诗，又斥诗人风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甚且言采兰、赠芍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驳诗人有关系之说。
自来小人倡为邪产，不过附会古疑似以自便其私，未闻光天化日之下敢于进退六经，非圣无法，而恣为倾邪淫荡之说至如是之极者也。”（书坊刻诗话后）从文学的观点说，六经中独重诗经，诗经中重风雅，风诗主言情，都是袁枚过人的见识，在封建社会里目为“邪说”，原不足怪。至于说他“敢于进退六经，非圣无法”，那就更显出他反抗传统的特色，这种倾向，正是李贽诸人所代表的晚明文学精神的继承，是浪漫主义精神在文学批评思想中的反映。
○三 清初的散文
作为清代学术界的先驱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诸家，他们都是经世致用、反对虚谈而又具有爱国思想的学者。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关于诗文也发表了不少意见，因而对于当日文坛，也给予一定影响。
△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
黄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字太冲，号南雷，称梨洲先生。浙江馀姚人。有南雷集。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初名绛，清兵破南京，更名炎武，字宁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有亭林文集。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字而农，号姜齐，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有姜齐诗文集。他们都是博学宏通、躬行实践的学者，对于理学的空谈，一致表示强烈的不满，对于清军坚持了反抗与斗争。他们在哲学、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清代新学风的开展，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黄宗义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儒学案，顾炎武的日知录、音学五书，王夫之关于经学、史学、子学的著作，都给予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在文学方面，他们都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顾炎武说：“文之洒中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又说：“宋史言刘忠肃每式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职，而不堕于文人也。”（与人书）王夫之也说：“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经生家析鹿鸣、嘉鱼为群，柏舟、小弁为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诗？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诗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仿佛遇之，然其能俾人随触而皆可，亦不数数也。”（姜齐诗话）要文学有益于人心世道，要文学起兴、观、群、怨的作用，文学必须重视内容，必须重视生活实践。王夫之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泉石，花鸟苔林，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姜齐诗话）
“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非按与地图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楼所得见者耳。隔坦听演杂剧，可闻其歌，不见其舞；更远则但闻鼓声，而可云演何句乎？前有齐、梁，后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同上）说诗文“以意为主”，把“身为所历，目之所见”，看作是创作的铁门限，都是精辟的意见。其次，他们对于明代文人摹拟古人的风气，一致加以谴责。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下篇，对李梦阳、何景明诸人的拟古，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雾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学耳。......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是而晦；宋因王氏而坏，犹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坏，不可言也。”再在诗历题辞里，力主论诗“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以家数”，如只求其形似，那便是虚伪的形骸。顾炎武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日知录：
文人摹仿之病）又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榜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王夫之更进一步对明代文人自立门户、相互标榜的恶习，提出了批判。“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高廷礼、李献吉、何大复、李于鳞、王元美、锺伯敬、谭友夏，所尚异科，其归一也。”“所以门庭一立，举世称为才子、为名家者有故。如欲和李、何、王、李门下斯养，但买得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与记四书置案头，遇题查凑，即无不足。若欲吮意陵之唾液，则更不须尔，但就措大家所诵诗文‘之’、‘于’、‘其’、‘以’、‘静’、‘澹’、‘归’、‘怀’熟活字句凑伯将去，即已居然词客。”（姜齐诗话）他这些议论是很激烈的，确实指出了明代文人的弊病。在这一方面，前后七子和锺、谭是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
上面这些言论，对于明代的摹拟剿袭和轻率侬薄的文风，确实起了批判作用，但他们也有些观点，是偏于封建传统的，对于李贽的思想精神和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认识尤为不足，于是在晚明解放过来的文学观念，又开台受到复古的影响。
△侯方域、魏禧与汪琬
清初散文都是列于侯、魏、汪三家，论其艺术成就，侯方域略高。
侯方域（一六一八～一六五五），字朝宗，河南商邱人。其祖执薄，父洵、叔恪，都以东林党关系，反对宦官专政，或罢官，或入狱。他自己也因遭受阮大铖的迫害，到处逃避，入清后，应河南乡试，中副榜。既无胆力反清，又不顾仕清，表现了软弱动摇的性格。他少有才名，曾参加复社。长于古文，尊唐宋八家。
有壮海堂集；又能诗，有四忆堂集。侯方域为文，早期流于华藻，工力不深，后学韩、欧，惨淡经营，较有成就。他自己说：“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然皆从嬉游之馀，纵笔出之，以博称誉，寒诋让，间有合作，亦不过春化烂熳，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索可怜。”（与任王谷论文书）他在这篇书信里，一面说明也自己学文的过程和得失，同时对文必秦、汉一派的拟古主义者，提出了批评：“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汉，而趋先秦，则是不筏而问津，无羽异而思飞举，岂不怪哉！”他的散文，流畅通达有馀，深厚蕴藉则不足。但如李姬传、马伶传之描写人物，答田中丞书、癸未去金陵日与元录书之斥责权贵，与吴骏公书、与方密之书之抒写怀抱，都是表现他散文特色的较优秀的作品。
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所将接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羡陈贞慧善也。姬为其养女，亦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称之。少风调，皎爽不群。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也。雪苑侯生，己卯来金陵，与相识。姬尝邀侯生为时，而自歌之偿之。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哉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食，非绪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
姬私语侯生曰：“妾少假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未几侯生下第，姬置酒桃叶渡，歌琵琶词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傅词固妾，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顾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钱，邀姬一见，姬固却之。开府惭且怒，且有以中伤姬。
姬叹曰：“田公岂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卒不往。（李姬传）
本传文学简炼，叙事分明，正反人物的精神面貌，给人深刻的印象。李香的性格，尤为鲜明生动，而具有短篇小说的价值。侯方域其他傅记，如马伶傅、蹇千里傅诸篇，也具有小说的特点，而当时人竟以“小说家伎俩”贬低其数文价值（陈令升语），桐城派也议其不纯，这都是不明其所长，而出于传统的偏见。然邵长蘅对于他的散文，则予以较高的评价：“明季古文辞，自嘉、隆诸子，貌为秦、汉，稍不厌众望，后乃争矫之，而矫之者变愈下，明文极敝，以讫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逐以古文雄视一世。”（侯方域傅）
魏禧（一六二四～一六八一），字冰叔，号裕齐，又号叔子，江西宁都人。
明末诸生，入清绝意仕进。与其兄祥、弟体。并能文章，世称三魏。有魏子集。
其文长于议论，但内容单薄。叙事文较为生动，大铁椎傅、燎衣图记诸篇，可称佳构。惟慕于速成，诱于势利，且多谀墓酬应之作，往往流于庸滥。王庆麟说：
“使叔子足不下金精山，不爱浮誉，不受大腹贾金钱，滥作文字，不急欲成集，益之岁年，演漾平迤，时而出之，庶几乎儒者之文矣。”（书魏叔子集后）但魏禧论文，颇有些好的见解，他指出散文家的主要弊病，为优孟衣冠。他说：“今天下治古文众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无所有，其弊为优孟之衣冠。天资卓牵者师心自用，其弊为野战无纪之师，动而取败。......虽然，师心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中无所有，其故非一二言尽也。”（宗子发文集序）欲救其弊，他认为是积理与练识。文章之所以能卓然自立，不在于貌似古人，而在于以理取胜。要以理取胜，必须锻炼见识，见识深广，才能在复杂现象中，提出精密的理。
他说：“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物务，识时之所宜。”（答施愚山侍读书）又说：“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然文章格调有尽，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穷，识不高于庸众，事理不足关系天下国家之故，则虽有奇文，与左、史、韩、欧阳并立无二，亦可无作。”（宗子发文集序）这些见解是颇为精采的。
汪琬（一六二四～一六九一），字苕文，号钝庵，又号尧峰，江苏长洲人。
顺治进士，官刑部郎中；康熙时举博学宏词，授翰林院编修。有尧峰类稿。“琬性狷急，动见人过，交游罕善其终者。又好诋诃，见文章必摘其瑕类，故恒不满人，亦恒不满于人。”（四库提要）论诗与王士祯相忤，议礼与阎若璩相诟，一见居易录，一见潜邱记。论文主上溯六经、三史，次之诸子百氏，不唐、宋诸家，博观约取，不拘一格，“而区区惟嘉靖、隆庆诸君子是询，溯流而忘源，非所仰望于足下也。”（答陈霭公论文书一）汪琬所作，力求纯正，对侯方域以小说为古文辞，表示不满。“至于今日，则逐以小说为古文辞矣。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驯，绅先生难言之。夫以小说为古文辞，其得谓之雅驯乎？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为俗学而已矣。夜与武会论朝宗马伶傅、于一汤琵琶傅，不胜叹息。
（跋王于一遗集）在这里表现出他们作文的不同态度。兹举短文一篇为例。
诸曹失之，一郡得之，此十数州县之庆也。国家得之，交游失之，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憾也。吾友王子贻上，年少而才，既举进士，于甲第当任部主事，而用新令，出为推官扬州，将与吾尝别。吾见憾者方在燕市，而庆者已翘足企首，相望江淮之间矣。王子勉旃。事上宜敬，接下宜诚，位事宜慎，用刑宜宽，反是罪也。吾告王子止此矣。朔风初劲，雨雪载涂，摇策而行，努力自爱。（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
在三家中，侯方域的散文，较富于现实意义，前人多尊汪婉，这是一种不足为信的正统看法。他们的散文成就虽不很高，但对于清初的文坛，是起了一定影响的。四库提要云：“古人一脉，自明代虑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蔽。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而（汪）婉与宁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称为最工。宋牵尝令刻其文以行世。然禧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方域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惟琬学术既深，轨彻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迥别。其气体浩瀚，疏通畅达，颇近南宋诸家，蹊径亦略不同，庆陵、南丰固未易言，要之接迹唐、归无愧色也。”文中一面指出他们的散文的历史意义，同时又评价他们的作品，只能接迹唐顺之、归有光、都很公允。至于以作原本六经，轨辙纯正，而就评为在侯、魏二家之上，就流于正统的偏见了。
○四 桐城派的古文
侯方域、魏禧、汪婉诸人，虽在散文写作上效法唐、宋，初步转变了当日的文风，但并没有形成一面文学运动。康、乾时期，在封建政权日益巩固的形势下，复古、明道之说，得到发展的机运，方苞、姚鼐之徒，应运而生，倡程、朱之道学，主八家之文体，形成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和古文运动，在清代文坛，发生很大的影响。
△方苞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
因戴名世南山集案下狱，后官至礼部右待郎。有望溪全集。方苞论学以宋儒为宗，推衍程、朱；论文根源六经、语、孟，循韩、欧之成轨，而以左傅、史记为准则，提倡义法，务求雅正。刘大魁、姚鼐诸人宗之，形成一个古文宗派。姚鼐云：
“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有出于桐城乎！”（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因为他们都提倡古文，而又都是桐城人，故称为桐城派。
方苞的文学见解，在答申谦居书中说得最为详细。“仆闻诸父兄，艺术莫难于古文。自周以来，各自各家者，仅十数人，则其难可知矣。......盖古文之傅与诗赋异道。魏、晋以后，奸佥污邪之人，而诗赋为众所称者有矣。以彼瞑满于声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状，亦所谓诚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为流俗所不弃。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故自刘歆承父之学，议礼稽经而外，未闻奸佥污邪之人，而古文为世所傅述者。韩子有言：‘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兹乃所以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后文士所可比并也。姑以世所称唐、宋八家言之。韩及会、王，并笃于经学，而浅深广狭醇驳等差各异矣。柳子厚自谓取原于经而掇拾于文字间者，尚或不详。欧阳永叔粗见诸经之大意，而未通其奥赜，苏氏父子则概乎其未有间焉。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学不能自掩者也。......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音，然后所学有以为基，匪是，则勤而无所若。夫左、史以来相承之义法，各出之径途，则期月之间可讲而明也。”
他又在古文约选序例中说：“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傅、史记。......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傅、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为明七子之伪体。”在这些文字和其他的书信里，方苞的主张是：
一、作文的目的，不仅是做一个文人，主要是通经明道。唐、宋八家的文章是好的，但是他们所用的道还是不够，得之于六经的根底还是不厚。柳宗元、苏轼比较重文，故见道不深。因此，作文必要重视义理，求其根源，继承孔、孟、程、朱的道统。
二、道以文见，欲载道、明道，必须有好文章。要写好文章，必要学习古文的法则，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与道统相依的文统。文统最早的根源是六经、语、孟，其次为左傅、史记，再次为唐、宋八家，最后是明朝的归有光。道统与文统的结合，是古文的最高标准。
三、他把古文与诗词歌赋分开。他认为诗赋一类作品，与古文不同，是不能载道、明道的。其为流俗所不弃，法这是“瞑瞒于声色之中，曲得其情状”而已。
方苞这种观点，出现于清帝国政权巩固的封建社会的末期，出现于李贽诸人反封建道德、反传统古文的思想以后，出同于小说戏曲蓬勃发展的当时，在其精神本质上，更明显地表现出要求文学为封建政治、道德服务的立场。他为了要把道统与文统结合为一，因而把义与法结合为一。他的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的重心。所谓义法，方苞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傅后）这几句话，从抽象的理论上看来，确是不错。
言有物，是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是说文章要有条理要有方法，也就是要注重形式。不过，他所说的内容，是有关圣道伦常的内容；正如方苞所说：“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而他们所注重的形式，也不过是转折波澜，选语用辞而已。方苞对其门人沈廷芳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久不讲。
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家，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见沈作书方望溪先生傅后）又说：“凡为学佛者傅记，用佛氏语则不雅，子厚、子瞻皆以兹自瑕。至明钱谦益，则直如涕唾之令人彀矣。岂惟佛说，即宋五子讲学口语，亦不宜入散体文，司马氏所谓言不雅驯也。”（答程夔州书）
又说：“是篇（货殖傅）大义与平准相表里，而前后措注，又各有所当，如此是之谓言有序。所以至赜而不可恶也。”（又书货殖傅后）可知他对于文章的要求，不过是文字雅洁，不过是布置当而已。至于在散文中限制各种语言，设立各种清规戒律，要违反了文学发展的规律，而成为落后的复古思想。他所讲的义法，只是旧义书法，没有什么新内容。从其本质来说，与当日为圣道立言的八股文，精神上是相通的。王若霖说方苞是“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钱大昕与友人书引），这评伦颇为深刻。但方苞在政治迫害和实际生活的体验中，也写出了一些好文章，如狱中杂记、高阳系文正逸事、左忠毅公逸事、辕马说、田间先生墓表、先母行略等篇，都是较为优秀的作品。兹举辕马说为例。
余行塞上，乘任载之车，见马之负辕者而感焉。古之车独加衡而服两马，今则一马夹辕而驾，领局于轭，背承乎靼，靳前而革半后。其登也，气尽喘汗，而后能引其轮之也。其下也，股蹙蹄攒，而后能抗其辕之伏也。鞭策以劝其登，棰刺以起其陷，乘危而颠，折筋绝骨，无所避之，而众马之前导而旁驱者不与焉。
其渴饮于溪，脱驾而就槽枥，则常在众马之后。噫！马之任孰有难于此者乎！然其德与力，非试之辕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称，则虽善御者不能调也。驽蹇者力不能胜，狡愤者易惧而变，有行垣途惊蹶而偾其车者矣。其登也若跛，其下也若崩，泞旋淖陷，常自顿于辕中，而众马皆为所制。呜呼！将车者其慎哉！
本篇文笔简炼，寓意颇深。狱中杂记在反映现实和暴露黑暗上，很有成就。
左忠毅公逸事目张献忠为“流寇”，对农民起义不能正确认识，这是由于他的阶级偏见；但文中在描绘左光斗的形象与性格上，表现了深刻的笔力。其他诸篇，也各有特色。这些较好的作品，大都从实际生活中得来，同他那些宣扬封建伦常的文章，是有区别的。
△刘大魁
刘大魁（一六九八～一七七九），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晚官黟县教谕，有海峰集。他善为古文，穷居江上，刻苦自学，深得方苞的推许，而又是姚鼐的老师，故成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康熙间，方侍郎（苞）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所作记事文略见清峻，其馀成就不高。
惟其文论，稍与方苞不同。其重要部分，见于论文偶记。
方苞重“义法”，刘大魁则强调“法”。他说：“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恶手段，何处施设？然即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故文人者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他认为义理固然重要，但只是材料，要把它写成好文章，必须重视方法和技巧。所以他说：
“古人文学最不可攀处，只是文法高妙！”又说：“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
那法是什么呢？刘大魁认为主要是音节字句。“近人论文，不知有所谓音节者，至语以字句，则必笑以为末事。此论似高宝谬。作文若字句安顿不妙，岂复有文字乎？”“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他认为在音节字句的抑扬高下和起承转合之间，可以求得文章的神气和奇变。方苞兼论义法，齐大魁则以法为主。而所论的法，也是偏于修辞一面而已。到了姚鼐，才汇合方、刘二人之论，发展成为自己的体系。
△姚鼐
姚鼐（一七三二～一八一五），字姬传，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任四库馆纂修官。历主讲南京锺山、扬州梅花等书院。
通经学，长于古文，为桐城派主要作家。有惜抱轩全集、九经说等作。所选文辞类，流傅很广。
一、姚鼐论文，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他说：“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凡执其所能为而此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在述文钞序中，也是谈这个问题。齐大魁言义理、书卷、经济三事，到了姚鼐，改为义义理、考证和文章，将宋学、汉学和辞章结合起来，当然是受了当代朴学风气的影响。
不过姚鼐自己，于考据根底不深，程、朱之学也很不精密，而他较有贡献的，是讨论文章作法和风格方面的意见。
二、姚鼐所编撰的古文辞类，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曾序、诏令、傅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选自秦、汉，终于方苞、刘大魁。体例统一，取舍比较严格，贯彻他的论文、选文精神。他在序目开始说：“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百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俊焉。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其编纂此书之宗旨，于此可见。在桐城派的宣传作用上，这一部书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他在理论上提出了文章八要的主张，他在序目的最后说：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
这一段文章，是姚鼐论文的重点。一、他所说的神、理、气、味，是指的文章内容和精神，这是文之精；格、律、声、色属于文章的形式，这是文之粗。无粗不能见精，但也不能因精而轻视粗。他认识到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同时也体现了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精神区别。学习古人的过程，初步是掌握形式，其次是重视精神，最后达到“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的境界。从理论上说，这具有概括创作艺术的特征，这是从他作文的体会和实践中得来，比起方苞空谈义理，强调雅洁，比起刘大魁以义理为材料，专谈音节、字句的法则，姚鼐在这方面的理论，有了一些提高和发展。
二、学习古人，主要在其精神，不在于形貌，韩愈善于法古，因为他善于变化，无迹可寻，显出他作品中的独创性。这一点前人虽也说过，他在这里加以强调，也还是有意义的。
三、姚鼐在论文章的神、理、气、味和格、律、声、色的结合和精粗的关系以外，又指出了阴阳、刚柔的文章风格问题。以刚柔论文，前人早已有之，但到了姚鼐，论述较为完密。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
其得于阴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Α铁；其于人也，如恁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和寥廓；其于人也，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偃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丈文之多变，亦若是已。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复鲁非书）
在这一段文字里，姚鼐首先认为文章的风格，可以划分为阴刚、阳柔两大范畴。如他所说，阳刚相当于放，阴柔相当于婉约。一，在作品中表现豪放风格的作家，其气魄偏于雄浑，表现婉约风格的作者，其性格大都近于柔情。因此，在作品的不同风格中，可以看出作家的不同性情。二，阳刚、阴柔为两在基本范畴，但在阴阳、刚柔的程度不同的互相结合下，又可以产生多种多样不同的风格，在这里显示出文章的各种变化。三，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文章风格不偏于阳刚，必偏于阴柔，但刚中必带有柔，柔中也必带有刚，所不同者，在于成分的多少。如果只有绝对的刚，或是绝对的柔，如他所说的“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或是刚不足为刚，柔也不足为柔的，都不可以言文。前人论到风格的，司空图较为完密，但他的缺点，把二十四品平列起来，没有主次，同时也没有说明风格形成的根源。姚鼐在这方面有了发展。他从自然现象的体会，说明作家的性格和风格的各种关系；并把风格分为两大范畴，在阴阳刚柔的相互配合、相互调剂的基础上，产生千变万化的风格，但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基本上不偏于刚，必偏于柔，基本上离不开这两大范畴。姚鼐这种理论显出了他自己的特色。他在海愚诗钞序中，同样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他这种“阳刚阴柔”说，对作家性格与文学风格的形成及其变化，未能深入分析，因之仍不免显得抽象。
到了姚鼐，桐城派才正式形成，桐城派的文论，才成为一个体系。他所谈的义理，全无新意，说来说去，只是一套封建道德的旧内容。他自己的散文创作，一般内容贫乏，技巧也没有胜过方苞。较佳之作，如朱竹君先生傅、袁随图君墓志铭、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诸文，写得谨严洁炼。兹举游媚笔泉记为例。
桐城之西北，连山殆数百里，乃且治而驰平。其将平也，两崖忽合，屏矗墉回，崭横若不可径。龙曲流，出乎其间。以岁三月上旬，上循西入。积雨始霁，溪上大声纵然。十馀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枞，槐枫粟橡时有鸣隽。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鼠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鸟飞若坠。
复西循崖可二里，连石若重楼，翼乎临于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氵片也。
或曰：后人求公麟地不可识，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树，阴数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书其上曰：“媚笔之泉。”泉漫石，上为圆池，乃引坠内。左丈学冲于池侧，方平地为室，未就，要客九人饮于是。日暮半阴，山风卒起，肃振严壁，捧莽群泉，矶石交鸣，游者悚焉，遂还。是日姜坞先生与往，鼐从，使鼐为记。
△姚门弟子
到了姚鼐，桐城派形成了一个有力的运动。他晚年主讲锺山书院，蔚然为一代文宗。弟子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诸人，各地傅授师说，加以姚氏的友好，随声附和，称扬标榜，对于当日文坛，产生很大影响。创作方面，梅曾亮的成就较佳，在理论方面，方东树稍有特色。
方东树（一七七二～一八五一），字植之，安徽桐城人。诸生。有仪卫轩文集、昭昧詹言、汉学商竞等作。他标榜程、朱，对汉学表示不满。论文推衍义法，尊方苞、刘大魁、姚鼐，在清代后期，对于桐城派的文论，作了有力的宣传。
他论文很强调文章之“用”和言之有“物”，他自序其文集云：“盖昔人论文章不关世教，虽工无益，故吾为文务尽其事之理而足乎人之心。”又说：“盖昔贤平日读书考道，胸中蓄理至多，及临事临文，举而书之，若泉之达，火之然，江河之决，沛然无所不注；所以义愈明，思愈密，而其文层见叠出，而不可穷，使待题之至而后索之，乌有此妙哉？”（复罗月川太守书）从理论上说，这些话都没有错，不过他所言的“用”和“物”，都是世教风化和封建伦常，并没有新的内容。实际他的理论，重点仍在法而不在义。他说：“夫有物则有用，有序则有法；有用尚矣，而法不可背。”（切问齐文钞书后）言义者浅而腐旧，言法者较佳，方苞、刘大魁、姚鼐是如此，方东树也是如此。
夫唐以前无专为古文之学者，宋以前无专揭古文为号者。盖文无古今，随事以当时之用而已。然其至者，乃并载道与德以出之，三代、秦、汉之书可见也。
顾其始也，判精粗于事与道，其末也，乃区美恶于体与辞；又其降也，乃辨是非于义与法。噫！论文而及于体与辞，义与法，抑末矣。而后世至且执为绝业专家，旷百年而不一觏其人焉。岂非以其义法之是非，辞体之美恶，即为事与道显晦之所寄，而不可昧而杂、冒而耶？文章者道之器，体与辞者文章之质；范其质，使肥瘠短合度，欲有妍而无媸也，则存乎义与法。（书惜抱先生墓志后）
本文论义法，虽与方苞、姚鼐大略相同，但也有发展；其叙述“古文之学”
的历史过程，尤有见地。开始是判精粗于事与道，其后是区美恶于体与辞，而其末流则是辨是非于义法，而桐城所论者，正是他所谓末流“义与法”的问题。他认为虽是末流，但为了文章更好地为内容（事与道）服务，讲求义法仍然有其重要意义。
东树论诗有昭昧詹言二十一卷，为其晚年所作，多采姚范、姚鼐之说。其主要精神，是以桐城文论的思想去评论诗歌，以“古文文法”论诗；论中尤强调章法、字法，“承上启下”之谈，“草蛇灰线”之喻，这些评八股文、试帖诗常用之术语，往来笔下，络绎不绝。但其中亦时有善言，读者可善取之。如“诗不可堕理趣固也。然使非义丰理富，随事得理，灼然见作诗之意，何以合于兴、观、群、怨，足以感人，而使千载不诵者流连讽咏而不置也。比如容光观澜、随处触发，而测之益深，自可窥其蕴蓄。......若乃无所欲语而强为之词，盗袭剿窃，雷同百家，客意易杂，支离泛演，意既无真，词复陈熟，何取也。”又云：“大约胸襟高，立志高，见地高，则命意自高。讲论精，功力深，则自能崇格。读书多，取材富，则能隶事。闻见广，阅历深，则能缔情。”又云：“学于杜者，须知其言高旨远，一也；奇警而出之自然，流吐不费力，二也；随意喷薄，不装点做势安排，三也；沈着往来，不拘一定而自然中律，四也。”又论王维诗云：“辋川于诗，亦称一祖。然比之杜公，真如维摩之于如来，确然别为一派。寻其所至，只是以兴象超远，浑然元气，为后人所莫及。高华精警，极声色之宗，而不落人间声色，所以可贵。然愚乃不喜之，以其无血气无性情也。......称诗而无当于兴、观、群、怨，失风骚之旨，远圣人之教，亦何取磅？政如司马相如之文，使世间无比，殊无所损。但以资于馆阁词人，酝酿句法，以为应制之用，诚为好手耳。”
这些意见，也还有他自己的特点。
在这里还要附带叙述的，是阳湖派和骈文派。
刘大魁的门徒，除了姚鼐以外，还有王灼（悔生）、钱伯（鲁斯）。王、钱都是张惠言作文的导师。张惠言与恽敬俱长于文，因同是阳湖（今江苏武进）
人，故有阳湖派之称。恽敬（一七五七～一八一七），字子居，号简堂。乾隆举人，官南昌等地同知。有大€山房文稿。张惠言（一七六一～一八○二），字皋文。嘉庆进士，官编修。工文，有茗柯文编。张惠言说：“余学为古文，受法于挚友王明甫，明甫古文法，受之其师刘海峰。”（书刘海峰文集后）又说：
“鲁斯大喜，顾而谓余，吾尝受古文法于桐城刘海峰先生，顾未暇以为，子偿为之乎？余愧谢未能，已而余游京师，思鲁斯言，乃尽屏置曩时所习试赋若书不为，而为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送钱鲁斯序）恽敬也说：“后与同州张皋文、吴仲伦，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传之学出于刘海峰，刘海峰之学出于方望溪。”
（上曹俪笙侍郎书）这样看来，张惠言、恽敬应该都是桐城派，为以另立名目？
这原因是他们一面作古文，同时又喜作骈体。其次，他们除取法六经八家外，同时兼取子史杂家。吴仲伦批评恽敬的文章说：“先生之治古文，得力于韩非、李斯，与苏明允明上下，近法家言。......先生于阴阳名法儒墨道德之书既无所不读，又兼通禅理。”（恽子居先生行状）这显然与方苞是有些不相同了。他们觉得方苞才力较弱，方面较狭，“旨近端而有时而歧，离近醇而有时而窳。”（上曹俪笙侍郎书）因此他们的文章，笔势较为放纵，但不及方、姚的严谨，我们可以认作是桐城派的旁流。古文成就，恽敬较高于张惠言，所作多碑铭文字，内容一般贫乏。但也写了一些比较好的山水游记，兹举一篇为例。
自宁都西郭外，北望群山，有虎而踞者，二峰若相负，北峰为翠微峰，易堂九子讲学之所也。背郭十里，陟山西折而北，过前所望虎而踞之南峰有。复北有严，夹磴而上。西折有冈，冈之西为金精洞，北即翠微峰。循冈行，有石门，木阖背局之，仰视绝壁而已。冈之东，望果盒山有楼阁。于是欲返游果盒山，而而阖为从游所排，遂游焉。过石门有南北，相去以尺数，倚立俯仰相隐闭。北为登以登，级三十有六。道绝植梯，级十有六，以出于穴，有木构少息，为第一巢。复登为梯登之级二十有八，有巢、隘于前巢，不可息，为第二巢。级十有七，为第三巢。级八十有三，为第四巢，皆可息。至此始出。日杲杲然射诸峰，峰如相荡矣。复得登、八十有三。有坪，为易堂，已毁废。其北有屋，魏氏居之。
其旁后无他道，复循故道而下。魏氏之先，为避乱计，故凿山无左右折，上下皆悬身以难其登。登山极劳弊，无游览之胜，然九子穷居是山，能各有所守，不欺其志，是则不可没者。......（恽敬游翠微峰记一）
△汪中与骈文派
在桐城派古文运动的同时，清代的骈体文学，也很流行，作者出了不少。较早的如陈维崧、吴绮、章藻功诸人，为初期的代表，陈名尤著。乾、嘉之际，胡天游、汪中以外，有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孙星衍、吴锡麒、洪亮吉、曾燠、孔广森八大家之称。汪中尤为杰出。这些人对于文章的见解，大都与桐城派的议论相反。如汪中、李兆洛、曾燠、孔广森之流，都主张骈散并重，并无上下轻重之分。另如阮元则主张文笔分立，只有骈文才是美文，重骈而轻散。并且他进一步否定散文在“文”中的地位，要替骈文争正统。他说：“韵者即声音也，声音即文也。然则今人所便单行之文，极其奥折奔入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
（文韵说）更进一步说：“明人号唐、宋八家为古文者，为其别于四书文也，为其别于骈偶文也。然四书文之体，皆以比偶成文，不比不行，是明人终日在偶中而不自觉也。且洪武、永乐时，四书文甚短，两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后，气机始畅，篇幅始长，笔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后而昧于前也。是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然则今人所作之古文，当名之为何？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傅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曰古文乎！”（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他这种意见，当然是片面的，但在当时对于桐城派的文统说，确实起了破坏作用。还有李兆洛编撰了一部骈体文钞，也是替骈文宣扬。他在书序中说：“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
...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矣。沿其流极而斥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
他这些话，也是针对桐城派而发。
在清代的骈文作家中，文学成就较主的是汪中。
汪中（一七四五～一七九四），字容甫，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出身孤苦，自少好学。三十四岁为贡生，即绝意仕进，一生过着清苦的生活。赋性耿直，疾恶如仇；而又恃才傲物，不肯下人。因而遭受到种种的冷遇和迫害。“不恕人，指瑕蹈隙；何况今人，焉免勒帛。众畏其口，誓欲杀之；终老田间，得与祸辞”（卢文绍公祭汪容甫文），这很可看出他的遭遇和性格。他自己在自序里面，比于刘孝标，有四同五异之说。他学问渊博，识见超群，研讨经、史，尤多卓见。
对于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敢于批驳。有述学内外篇。工诗，尤长于骈文。他的自序、哀监船文、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广陵对诸篇，长于讽谕，辞语精丽，表现他的文章特色。
岁在单于，客居江宁城南。出入经回光寺，其左有废圃焉。寒流清Г，秋菘满田。室庐皆尽，惟古柏半生。风烟掩抑，怪石数峰，支离草际，明南苑妓马守真故居也。秦淮水逝，迹往名留。其色艺风情，故老遗闻，多能道者。余尝览其画绩，业兰竹，文弱不胜，秀所灵襟，纷披楮墨之外，未尝不爱赏其才，怅吾生之不及见也。夫身乐籍，少长风尘。人生宝难，同可责之以死。婉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在昔婕予悼伤，文姬悲愤，矧兹薄命，抑又下焉。
嗟乎！天生此才，在于女子，百年千里，犹不可期。奈何锺美如斯，而摧辱之至于斯极哉！余单家孤子，寸田尺宅，无以治生，老弱之命，县于十指。一从操翰，数更府生，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静言身世，与斯人其何异？以荣期二乐，幸而为男，差与妆策之辱耳。江上之歌，怜以同病，秋风鸣鸟，闻者生哀。事有伤心，不嫌非偶。（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序）
马守真号湘兰，是明末的名妓，能文善画，赋性豪侠。汪中这篇文章，以对湘兰沦落的同情，抒发自己困于贫穷、怀才不遇、俯仰异趣、哀乐由人的思想感情。“修辞安雅，持论精沈”（章太炎语），而抒情又极为沉痛。“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会相识”，是这篇文章的主旨。前人对于汪中的文学成就，评价都很高。李详云：“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汪容甫先生赞序）王引之说：
“陶治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
（汪中行状）他的哀监船文和广陵对，都具有这种特色。他这类作品，当然高出于专在形式上模拟唐、宋八家的桐城派的古文了。
△五 散文的新变
桐城派在清代虽有很大的影响，几乎成为古文正宗，但从它一开始，就遭受到各方面的反对。或前或后的如钱大昕、袁枚、阮元、章学诚诸人，或从义理、考据，或从史学、义法，或从文笔之辨，向桐城派提出各种不同的批评。从道统而论，钱大昕说：“盖方（苞）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与友人书）从文统而论，受到阮元诸人骈文为正的论驳。于是桐城派的两个堡叠，道统与文统，都受到攻击，而发生了动摇。到了稍晚的蒋湘地，以激烈的语言，对桐城古文，批判得更为尖锐。
夫名之为古文，则不得不别于今文；欲别于今文，则不得不读古书。书之古者，然法字法，与功令文凿枘不入，于是舍其难者，就其易者，专以八家为主，且以明人所录之八家为主。夫明人所录之八家，示尝非古文也；而数百年来所为八家之文，则非古文也。韩皂欧台，沾沾自喜，语助星罗，吞吐吞唯，其弊也奴。
未识麟经，先骂盲左，哧彼走卒，立僵而跛，其弊也蛮。黄茅白苇，彳亍河干，饥肠雷隐，忍后无餐，其弊也丐。钣规植矩，比葫画瓢，皋苏律令，不如萧、曹，其弊也吏。凡胎御风，自标仙度，杀马毁车，腾空觅路，其弊也魔。井底看天，岂无珠斗，转笑岱顶，空立搔首，其弊也醉。道听程、朱，涂詈许、郑，龙门未登，兰台已病，其弊也梦。庾语歇后，或续或断，有声无音，呻吟莫辨，其弊也喘。然而门径既成，擅占相高，天下群然追逐，合其辙者为正宗，异其途者为左道，空疏无具之徒，皆得张原以树八家之帜，是古文之愈失，由于为古文之太易也。仆之所以不敢言者此也。（与田叔子论古文书）
他在文学里，虽没有指名桐城，而无一不是指的桐城。他以奴、蛮、丐、吏、魔、醉、梦、喘八字，概括桐城派古文的弊病，这对于桐城的末流来说，是颇为深刻的。
在这一时期，桐城派的古文这样不得人心，遭受到这样严厉的批判，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的文章本身，一般空疏浮浅，价值不高，更重要的是当日的历史条件对于他们的排斥。乾隆末年到道光中期，封建政治腐败黑暗，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加以外国资本主义，乘机而入，进行各种侵略活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先进思想的分子，都感到要挽救民族的危亡，是非变不可了。政治要变，思想要变，文章也要变。那一套孔、孟、程、朱的迂腐之道，那一套起承转合的清规戒律之法，已为进步人士所厌弃、所鄙薄、所攻击，要表达新的内容，必然要求新形式，于是桐城派的古文，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代表这个时代要求而出现的是龚自珍。
△龚自珍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字瑟人，号定，浙江仁和（今杭州）
人。道光进士，官中礼部主事。他出于于一个富于学术空气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长于史学，母亲是当代有名的小学家段玉裁的女儿。由于他自己的刻苦努力，过人的才情和家庭的优良环境，青年时期就取得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他精通经学、史学和文字学，工诗文，亦善于词。有定文集、续集。
龚定一生的五十年，正处在中国历史大变革的前夜，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日益解体，而又是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时期。在严重的阶级矛盾和国势日非的现实教育中，培养成他的进步思想。他蒿目时艰，关心国事，发为文章，多指砭时弊之作。为学以公羊义为本，力辟烦琐之虚谈，提倡经世致用这实学，对当日政治的黑暗腐败，表示强烈不满，要求社会改革，挽救危亡。如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平均篇这些论文，犀利警辟，言之有物，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他的散文，不但在内容上，远远超过了桐城派的古文，即在形式、技巧上，和桐城派的古文，也有很大的区别。他打破了桐城派所提倡的一切清规戒律，鄙弃他们所主张的义法，随笔直书，笔力极为遒劲。在他的作品里，充满了不满现实、追求理想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气势磅薄、ㄈ诡连狂的风格。如说张家口、说居庸关、说昌平州、说京师翠微山、书金伶、钱史部遗集序、叙嘉定七生、王仲瞿墓表记、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呆馆记、记王隐君、吴之癯诸篇，都在不同内容和形式方面，表现出他的散文特色。兹举他的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为例。
居礼曹，客有过者曰：卿知今日之扬州乎？读狍照芜城赋则遇之矣。余悲其言。明年，乞假南游，抵扬州；属有告伞谋，舍舟而馆。既宿，循馆之东墙，步游得小桥。免溪，溪声ん。过桥、遇女墙可登者，登之。扬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见。晓雨沐屋，瓦鳞鳞然，无零断甓，心已疑礼曹过客言不实矣。入市，求熟肉，市声ん。得肉，馆人以酒一瓶，虾一筐饭。醉而歌，歌宋、元长短言乐府，俯窗呜呜，惊对岸女夜起乃止。客有请吊蜀冈者，舟甚捷，谱幕皆又绣，疑舟窗蠡っ也；宪视，玻璃五色具。舟人时时指两岸曰：某图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约八九处，其实独倚虹图，圮无存。曩所信宿之西图，门在，题榜在，尚可识。其可登临者，尚八九处；阜有桂，水有芙渠菱芡。是居扬州城外西北隅，最高秀。南览江，北览淮，江淮数十州县治，无如此治华也。忆京师言，知有极不然者。归馆、郡之士皆知余至，则大ん；有以经义请质难者，有发史事见问者，有就询京师近事者，有呈抽业若文，若诗，若笔，若长短言，若杂著，若业书，乞为叙为题辞者；有状其先世事竹乞为铭者；有求书册子书扇者，填委塞户牖，居然嘉庆中故态；谁得日今晨承平时邪？惟窗外船过，夜无笙琶声，即有之，声不能彻旦。然而女子有以栀子华为贽求书者，爰以书画环填互通问，凡三人，凄馨哀体之气，缭绕于桥亭监舫；虽澹定，是夕魂摇摇不自持。余既信信，流风，捕馀韵，乌者所谓风嗥雨啸，鼯悲、鬼神泣者！嘉庆末，尝于此如友人宋翔凤侧体诗，闻宋君病，存亡弗可知；又问其所谓赋诗者，不可见，引为恨，卧而思之。余齿垂五十矣。今昔之慨，自然之运，古之美人名士、富贵寿考者，几人哉？此岂关扬州之盛衰，而独置感慨于江介也哉！抑予赋侧艳则老矣，甄综人物，辑文献，仍以自任，固未老也。天地有四时，莫病于酷暑，而莫善于初秋。澄汰其繁缛淫蒸，而与之为萧疏澹荡，冷然瑟然，而不遐使人有苍莽寥之悲者，初秋也。今扬州，其初秋也欤？予之身世，虽乞伞，自信不遐死，其尚犹丁初秋也欤！作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这一篇文章，在定文集里，比较通达流畅，但其用字的奇警，叙事的简括，表现了深厚的笔力。全文从琐层处下笔，贡曲写来，于扬州的盛衰升迁中反映了时代正在衰落。己亥为道光十九年，翌年即发生鸦片战争，再过一年，龚自珍就死了，一叶深秋，感慨尤深。文中的宋翔凤，也是龚氏所最心折者，曾赠以“万人业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一诗，龚、宋交谊，于此可见。故文中伤时怀旧，写景抒情，兼而有之，所谓“凄馨哀体之气”，正可以借喻作此文的特色。
比起以复古为高，以摹拟为能事的桐城派的古文来，这类作品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
龚自珍的进步思想，虽未能完全脱出封建立场，但其主要精神，已具有启蒙主义的积极力量，揭开了近代反对封建思想的序幕，对于后一时期，无论在政治、学术、文学各方面，都发生影响。正统派虽是抨击他，新学派都在推尊他。梁启超云：“自珍性失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ㄈ诡连步，当时之人弗善也。而自珍益以此自喜；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
...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虽然，明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在这段话里，说明了龚自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为启蒙主义者的精神实质，以及他的文章特点。
“一事平生无，但开风气下为师。”（己亥杂诗）在“开风气”这一点上，龚自珍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大人民的响应和支持下，席卷南北，建都南京，震世。
这一次的农民革命，比起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农民革命，具有更高的思想内容，表现了坚决反抗封建制度、彻底破坏封建基础的历史意义。但由于当时还没有先进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在他们本身还存在大小不同的弱点，同时由于封建统治势力最后的顽抗，革命终于失败了。在封建政权回光返照的情况下，衰退无力的桐城派古文，又为之一振。薛福成说：“言古言语者必宗桐城，号桐城派，其渊源所渐广矣。厥后流行益广，不能无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向出诸先生上。早尝师义法于桐城，得其峻洁之诣。平时论文，必导源六经、两汉......故其为文，气清体闳，不名一家，足与方、姚诸公并峙。其尤然者，几欲跨越前辈。”（寄龛文存序）这是桐城文论的最后宣傅。曾国藩是清朝统治阶级的忠臣孝子，以凿败太平军有功，得到高官厚禄的赐赏。他以政治地位的优势，招揽才学，一时为文者，都被搜罗在他的门下。薛福成说他的幕府宝僚，共八十三人，除十数人不以文学见称外，其馀皆为当代知名的文士。此辈文士，或为其友人，或为其弟子，或为其幕僚。在这一大群人中，吴敏树、莫友芝、郭嵩焘、李元度、吴汝纶、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诸人，俱有文名。他们的影响及于清末。如严复、林纾也都与桐城派有关。在散文写作上，成就较高、而能称为桐城派殿军的是吴汝纶和马其昶。吴（一八四○～一九○三），字挚甫，同治进士。马（一八五五～一九二九），字通伯，清时官学部主事。俱为安徽桐城人。吴氏散文，以纵肆见长，颇具气魄，曾为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作序。有桐城吴先生全书。马其昶曾学文于吴汝纶，但风格不同。其文简易朴质，无矫饰之病。有抱润奸文集、遗文。章炳麟对于同时文人，多所鄙薄，独于其昶，颇为心折，许为“尽俗”；并云：“先生之文，如孤桐绝弦，盖声在尘埃之外矣。”（题抱润轩遗文）
△梁启超与新文体
鸦片战争以后，外患内乱，纷至沓来。人民穷困，国势危殆。太平天国革命的被扼杀，并不能挽救封建政权的命运，反而更加暴露出封建专制政权的腐朽残酷和民族前途的严重危机。改良主义者的戊戍变法，反映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应时代的要求，为了广泛宣传他们的思想内容，散文必须作更大的改变，必须在龚自珍的基础上，向通达流畅的报章文体转变。在这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康有为的弟子，因积极参与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维新，故世称康、梁。在清末会主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业报、新小说等报刊，在宣传资产阶级民间思想，批判封建政治，以及介绍外国学术、提倡小说各方面，作出了贡献，发生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的散文，流利明畅，平易通俗，情感丰富，条理明晰，写于煽动性与说服力，时人号为新文体。他自己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在这里，确实说明了他的散文特色和“新文体”在当日所发生的影响，同时也告诉我们，他是桐城文派的反对者。他还说过：“然此派（桐城）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关创获，无益于社会。”
（清代学术概论十九）
今举新民说一段为例：
自世界初有人类，以迄今日，国于环球上者何啻千万，问其归然今存，能在五大州地图占一颜色者几何乎？日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国中，其能屹然强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将来可以战胜于天演界者几何乎？曰四五而已矣。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圆面，而若者以兴，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强，则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然今之亚美加犹古阿美利加，而盎格里索逊（英国人种之名也）民歌何以享有荣？古之罗马犹今之罗马，而接丁民族何以坠其誉？
或曰：是在英雄。然非无亚历山大，而何以马基顿今已成灰尘？非无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几不保残喘？呜呼噫嘻，吾知其由。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藏筋脉血输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新民说叙论）
在这一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散文的特色。内容和过去的古文大有不同，即在形式、风格方面，也突破了古文的束缚。他的变法通议、少年中国说、呵劳观者文、译印政治小说序、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篇，在宣传政治、文学思想和唤醒人民觉悟方面，都起过很大的影响，而成为他散文中的重要作品。但他到了后来，终于停留在立宪派的道路上，不能前进，并成为民主革命的反对者，而远远落在时代的后面了。因而他后期的散文，无论内容技巧，都失去了前期的光彩。
梁启超以外，康有为、谭嗣同的散文，也值得我们重视。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字庆夏，号长素，广东南海人。进士出身，任工部主事。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导者，谭嗣同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都抱有救国的热情，同封建专制政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政治思想，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改良派。正因如此，康有为终于成为保皇会的首领，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其晚年更为堕落，而成为时代的幽灵。但他在戊戍变法时期所写的政论散文，却饱含着政治热情和进步思想，不受旧形式的拘束，秉笔直书，表现酣畅淋漓的风格。如强学会序、上清帝第五书、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请禁妇女里足习等文，都很有特色。这些作品对于梁启超的新文体，也起了一定的影响。
谭嗣同是被清朝统治者杀害的，是戊戍变法运动的牺牲者。他的思想邀进，反对封建传统最为坚决，对于封建教条，要求以冲决一切网罗的力量来反抗，又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可称为改良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可惜他年未四十，即遭惨杀，未尽其才，否则他在政治、学术、文学事业上，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他留给我们的仁学，是近代思想史上的光辉著作，给予人们很大影响。他的散文，是学过桐城派的。“嗣同少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以为似矣。出示人，亦以为似。诵书偶多，广识当世淹通专壹士，稍稍自惭，即又无以自达。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三十自纪）在这里说明了他的学文的态度，一方面是从桐城派解放出来，一方面博观约取，融会贯通，对于古人，是师心而不是师貌。他的散文，感情充沛，气势磅薄，表现出他的性格。我们读他的仁学和书信，便可体会这种特色。康有为、谭嗣同是称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但他们那些表现当时进步思想的作品，在近代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并且这些作品，在新文体运动中，也是起过作用的。
改良派在戊戍变法的历史时期，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散文作品，都具有进步的内容和反旧求新的积极精神。同时，他们当日在文体上的改革，也很有意义，但这种新文体，仍然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没有从语言基础上去求解放。一定要到五四文化革命的大潮中，反对文言，推行白话，散文的文体，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和转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