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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说
元朝统治中国九十年，由于统治者的荒淫腐朽和对于人民的残酷剥削与奴役，以汉族为主的广大人民，一直向他们作顽强的反抗和不断的斩争。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江南，农民起义的次数更多，武装的力量更为强大，到了元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各地的起义军，先后汇合起来，成为以红巾军为主导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元朝统治者腐朽无力，红巾军势如破竹。当时松江有民谣云：
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
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南村辍录卷九）
人民用形象化的语言，描摹了红巾军的胜利。到了公元一三六八年，农民起义大军在朱元璋的领导下，彻底击败了元朝统治政权，建立了强大的明帝国。朱元璋出身贫穷的佃农家庭，明了农民的穷苦生活。他做了皇帝，便采取一系列对农民让步的措施，解放劳动力，扶植农业生产。如招抚流亡，奖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免租减税和严恁贪污等等，对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元朝统治时期，农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尤其是北方一带，造成土地荒芜、人烟萧条的荒凉景象。在明初的三十年中，全国的荒地大多变成了良田，人口也大量增加，社会经济也很快地恢复发展起来了。这些成就，不仅改善了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秩序，同时也巩固了封建统治政权。在这样的基础上，朱元璋一面安内，一面攘外，采取种措施，实行中央集权政策，在皇帝一人的手里，掌握军政大权。到了明成祖，更加巩固和发展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制度。
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城市经济也迅速地发达起来。明代的手工业，由于工奴的解放和吸收元工由西域傅来的手工业技术，在宋、元的原有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进展。如炼铁、造船、制瓷、丝织、印刷各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
明代后期是某些手工业的特点，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工场主可以利用资本顾用专门技术的工人从事生产，由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进行扩大再生产，按照生产方式来说，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
手工业如此发达，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也同时繁荣起来。北京、南京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此外还有大商业都市三十馀处。郑和七游西洋，对中国海外贸易和中外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十六世纪初期起，欧洲资本主义的商船接踵而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商人先后来到中国，跟着在他们后面的是天主教的傅教士，他们带着侵略的野心，从经济、文化方面，开始向这个封建古帝国探险。
由于农产物的商品化和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官僚地主加紧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形成明代土地的高度集中。皇帝的庄园，大至三万七千馀顷，再加以贵族、宦官各种官僚地主和大量占夺土地，加紧残酷的剥削，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村破产，人民生活陷入极端的穷困，大批的流亡，大批的饿死。到了明末，社会危机更为严重，终于在农民起义的狂涛中，明帝国覆灭了。
明代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政权，采取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这是限制思想愚民政策。表面是选拔人才，实际是毒死人才。考试时专以四书、五经为题，四书义一题，字在二百以上；五经义一道，字在三百以上；不仅字数有限制，内容形式都有限制，在这种严格规定的形式框子里，填进儒家的教条，填进为圣人立言的内容，作者不能有半点发挥思想的自由。明代的读书人士，为了功名利禄，无一不陷在八股文的泥坑里。这种为封建统治政权服务的腐朽落扣的科举制度，是为许多进步的文学家所不满的；因此，反科举、反八股，在明代一些优秀的散曲、传奇、小说里，成为反封建的进步内容。
为封建政权服务、为圣贤立言的八股考试制度，虽在当代起了凝固思想的重大作用，但到了明代的后期，在新兴经注和市民思想的影响下，在学术界产生了富有积极精神、反抗传统、追求个性解放的哲学思想。王阳明的心学虽是唯心的，但确实动摇了长期以来朱熹学派的教条统治，在思想解放上起了很大的影响。到了泰州学派，思想更为激烈，态度更为大胆，对儒家旧说、专制政权、吃人的礼教、男女的不平等以及其他封建传统，作了严万的批判。这样的思想反映到文学上去，形成晚明反拟古主义、反传统观点、重视小说、戏曲价值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学运动。
明代的印刷技术，在宋、元原有的基础上，随着手工业和社会经济的发达，大大的进展了。当代的刻画，有官刻本、家刻本（私人所刻）和坊刻本（书坊所刻）。官刻、家刻，特别精美，坊刻本非常普遍。嘉靖、万历时期，是明代刻书的黄金时代。这时正当小说戏曲发达，逐促进书坊的繁荣。南京一地，就有唐氏富春堂、世德堂、广庆堂、文林阁、陈氏继志齐等著名书店。他们从福建建阳和安徽徽州等地招请有专门雕版技术的工人，雕刻图版，在当时出版的许多小说、戏曲、通俗读物中，有许多加有精美的插画，表现出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优秀技术，到今天还得到人民的赞叹和珍重。胡应麟说：“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少室山房笔业卷四）可知当代的刻书重心，是在江苏、浙江、福建，而同时遍及各大城市。印刷这样普遍和繁荣，对于文化的普及和交流，特别是对小说、戏曲及通俗文学的推广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
明代如古文、诗、词一类的旧体文学，在拟古主义的笼罩下，成就不如唐、宋，但在新的经济和市民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说、戏曲和通俗文学，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而成为明代文学的重要部分。再如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的斩争，在文学思想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明代文学所必须注意的。
○二 旧体文学的衰微
在元朝统治中国的九十年中，汉人受到了严重的迫害，经济、文化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广大人民虽在千辛万苦中，向元朝统治者展开长期的英勇斩争，但也有一些趋炎附势的人，向统治者奴颜婢膝，谄媚逢迎，弄到一官半职，沾沾自喜的也还不少。朱元璋一做了皇帝，便下令恢复汉制。洪武元年的实录说：“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沙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前，士庶或辫椎髻，深胡帽，衣服则为夸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误。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于顶。......其辫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馀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朱元璋一面产除外来的风俗习惯，一面又积极奖励旧文教事业。聘请前朝遗老，修明礼乐制度，设置收书监丞，搜集各方图籍。文学校，行科举，又命胡广等撰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共二百馀卷，用程、朱的儒家理论，统治当日的思想。永乐年间，以两千馀人的精力，编辑永乐典二万馀卷，为历代文献的总汇。这样一面固可笼络鼓舞读书人的心情，同时对于文化的恢复与建设，也起了很大的效果。并且明代的君主皇族，颇喜艺文，奖励文学，优遇作者。在这种环境下，明代文人虽也作了一定的努力，但在古文、诗、词一类的旧体文学方面，很少独创的成绩。前人评论诗文，多侈谈唐、宋，对于明代颇多微词。
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然较之唐之韩、杜、宋之欧、苏，金之遗山，元之牧、道图，尚有所未逮。盖以一章一体论之，则有明未尝无韩、杜、欧、苏、遗山、牧、道图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则如韩、杜、欧、苏、遗山、牧、道图之家，有明固未尝有其一人也。（黄宗羲明文案序上）
诗之变随世递迁，天地有劫，沧桑有改，而况诗乎。善论诗者，政不必区区以古绳今，各求其至可也。......如必相袭而从为佳，诗止三百篇，删后果无诗矣。
至我明之诗，则不患其不雅，而患其太袭；不患其无辞采，而患其鲜自得也。夫鲜自得，则不至也。（屠隆拌苞论诗文）
论词于明，并不逮金、元，遑言两宋哉？盖明词无专门名家，一二才人如杨用修、王元美、汤义仍辈，皆以传奇手为之，宜乎词之不振也。其患在好尽，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去两宋蕴藉之旨远矣。（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明代二百七十年，文人与作品实也不少，专看朱彝尊编的明诗综，所收多至三千四百馀家，这数量并不弱于唐、宋。数量虽多，其精神，则实逊于前代。论其原委，前人多归咎于八股文。
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兰入，求之韩、欧集中，无是也。此无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馀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黄宗羲明文案序上）
事之关系功名富贵者，人肯用心。唐世功名富贵在诗，故唐世人用心而有变；一不自做，蹈袭前人，便为士林中滞货也。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耳。（吴乔答万季诗问）
论词至明代，可谓中衰之期。控其根源，有数端焉。开国作家，沿伯生、仲举之旧，犹能不乖风雅。永乐以后，两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民，惟死间、草堂诸集，独盛一时。于是才士模情，辄寄言于闺送；艺苑定论，亦揭橥于香を。体不尊，难言大雅，其蔽一也。明人科第，视若登瀛。其有怀抱冲和，率不入乡党之月旦，声律之学，大率扣。迨夫通籍以还，稍事研讨，而艺非素习，等诸面墙。花鸟其精神，赠答不出台阁。庚寅揽揆，或献以谀词；徘优登场，亦宠以华藻。连章累篇，不外酬应，其蔽二也。（吴梅词学通论）
古文、诗、词之不振，他们一致归咎于八股。明史选举志中说：“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百字以上。取书旨明皙而已，不尚华采也。”像这种规定体制、限定字数、代古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自然是人类思想感情的监牢，文学发展的陷阱。一代读书人都在八股上死用功夫，以求升官发财。要自己稍有馀力，才从事文艺，在这种环境下，文学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乃是必然的事。焦循说：“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归熙文、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远曲以立一门户。”（易馀龠录）他的观点，固然有所不同，但也说明了明代文人铭心刻骨于八股的事实。总的来说，我们也不能将明代古文诗词不振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八股。中唐以降，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继续成长扩大，到了明代，这种情形更为显著，应新生活内容的要求，各种新形式的戏曲、小说的市民文学，在这个时代里发展前进，生气勃勃地繁盛起来，几乎代替了古文、诗、词的地位，成为中国近古文学史上的主要内容。同时古文、诗、词这些旧体文学，在过去的长时期中，经过许多天才作家的努力创作，产生了不可数计的优秀作品，无论内容、风格、形式、技巧各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成就。因此明代作者，大都存有一种尊古拜古的观念，作诗学李杜，作文学秦汉，头脑中先有一个偶象，把手脚束缚得很紧，思想不能解放，迷信不能破除，写文作诗，多尚摹拟，缺少独创精神。在当日的评价界也是如此。在这种创作思想的笼罩下，即使作者很有才华，也很难跳出前人的范围。八股对于文学发展的毒害，固然是应该指出来的原因之一，但从历史条件和文学发展的社会原因，以及当日作家的创作思想方面来看，是更为重要的。正因如此，在古文、诗、词一类的旧体文学领域里，形成了明代盛极一时的拟古主义。
○三 明初的诗文
明史文苑傅序说：“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
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漂映，不可指数，盖尉然称盛已。”在这些作家里，宋濂、刘基、高启较有成就，是明初作家的代表，他们都是由元入明，在政治上遭受着不同程度的迫害，所为诗文，大都脱去元末纤浮艳之习，对当代文风颇有影响。
黄宗羲说：“当大乱之后，士皆无意于功名，埋身读书，而光芒卒不可掩。”
（明文案序上）又陈田说：“且明初诗家，各抒心得，隽旨名篇，自在流出，无前后七子相矜相轧之习。”（明诗纪事甲签序）这样的批评还是比较真实的。
△宋濂
宋濂（一三一○～一三八一），字景濂，号潜溪，浙江浦江人。元末授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辞。明初召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学承旨，知制诰。后因其孙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因太子力救，徒茂州，卒于夔州。有宋学士全集。宋濂自幼英敏强记，刻苦自学。善古文，宗法唐、宋。有文原上下两篇，推究文章的本源有其作用和利病，力主义理、事功、文辞三者的统一。集中有送东阳马生序，叙述他在贫寒中求学之苦，真实生动。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偏观群书。......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虑皲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把滋味之享，同舍生绵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佩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袍弊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劝且艰苦此。......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苦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文中描叙他的苦学生活，非常动人；指出学问之道，在于刻苦专心，尤为正确。语言明晓流畅，不失为散文中的佳作。宋濂的诗不如文，傅记用笔细致而又简炼，成就较高，如王冕傅、李疑傅、秦士录诸文，都能突出人物的性格，颇有特色。
△刘基
刘基（一三一一～一三七五），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明初官至御史中丞，博通经史，学识渊博，并精象纬之学。其貌修伟虬髯，“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明史本傅）后为胡惟庸所构，优愤而卒，一说为胡所毒死。有诚意伯集。明史称他“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本傅）。我们读他的集子，散文、诗歌，都有些好作品，郁离子为他弃官归青田时所作，思想上受到农民起义的影响，以短篇的寓言形式，表达他的进步思想，对元末的暴政和社会生活，进行思想上受到农民起义的影响，以短篇的寓言形式，表达他的进步思想，对元末的暴政和社会生活，进行了批判和反映。如千里马、术使、自瞽自诸篇，都很有意义。其他散文如卖柑者言、樵渔子对诸文，写得简炼生动，而寓意深造。卖柑者言是大家读过的，兹举郁离子中一篇和樵渔子对（节录）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远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欤？”曰：“否也，天生也。”
曰：“非公不得而取欤？”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拨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术使）
且今之遇于世者何如耶？附势趋权，病于深谷之赤页肩，忧谗畏ゥ，过于蛇虺之螫毒......若夫高屋大厦，百鬼所阚，妖服贾祸，先哲时鉴，是岂野人之所愿欲哉。（樵渔子对）
作者以犀利的文笔，抒写愤世疾俗之情。或借狙公的寓言，暗示剥削者的罪恶和死亡的命运；或渔樵子的对答，揭露封建官场的丑态和黑暗，和卖柑者言一样，都是富于讽刺意义的作品。
刘基的诗，沈德潜推他为一代之冠（明诗别裁），虽称誉过高，但他确实有些好诗。乐府诗如从军五更转、闺词、吴歌、采莲歌、江上曲、竹枝歌、江南曲、双带子、杨柳枝词诸篇，基中有些作品，清新自然，具有江南民歌情调。其他如畦桑词、买马词、神祠曲、雨雪曲以及五古田家诗篇，反映现实生活，关怀人民疾苦，都是较好的作品。
驿官亭鼓冬冬打，驿使星驰买官马。府官奔走群吏，呵叱县官如使奴。一时立限限乡役，马价顿增无处觅。卖田买马来纳官，买时辛苦纳时叹。县官定价府官减，骅骝也作驽骀看。归来拊庸向隅泣，门前索钱风火急。（买马词）
结事远游，逍遥观四方。天地一何阔，山川香茫茫。众鸟各自飞，乔木空苍凉。登高见万里，怀古使心伤。贮立望浮€，安得凌风翔。（感怀）
晓日千山赤，寒烟一岛青。羁心霜下草，生态水中萍。黄屋迷襄野，苍梧隔洞庭。空将垂老泪，洒恨到沧溟。（望孤山作）
描述时事，真实动人；抒写怀抱，苍凉感慨。在这些作品里，一反元末纤丽的诗风，表现了刘基诗歌的特色。
△高启
高启（一三三六～一三七四），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
人。家世政治地位不高，但雄于财，到了他家道衰落，生活贫困（见张哀辞）。
少有才名，博学工诗，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时人比为初唐四杰，高启为之冠。元末隐居青丘，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有高太史大全集。
“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兼之，未发也。......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明史文苑傅）其得祸诗，传为宫女图（据列朝诗集注引吴中野史）。
诗云：“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图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是不是因此诗得祸，前人已有怀疑，在这里想不加考证，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这首诗写得委婉含蓄，从侧面揭露宫廷生活的淫乱，描摹细致，表现了很高的讽刺艺术；二、不管得祸是诗是文，由于文学的讽刺，竟将作者腰斩，具体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帝王屠杀文人的残暴罪行。
高启出身比较贪寒。“我本东皋民，少年习耕Θ”（京师尝吴粳）；“贫贱为客难，寝食不获宜”（我昔），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境遇，故对于农民生活，能予以同情和关怀，写出了牧牛词、养蚕词、田家行、筑城词一类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高启是一个自负不凡的人，在念奴娇词里，表达了他自己的怀抱：“策动万里，笑书生、骨相有谁会许？壮志平生还自负，羞比纷纷儿女。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风€无便，未容黄鹄轻举。”他又说：“青丘子，癯而清，本是五€阁下之仙乡。......有剑任羞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吞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青丘子歌）他这种下愿同封建政治同流合污的坚强性格，是他的致死的基本原因，而在这里正显示出他的品质。
高启的诗虽存在着拟古的倾向，但由于他才情富健，对于现实又深感不满，诗中颇多寄，在明代诗人中是较为优秀的。乐府中颇多佳篇，七古如送乡东还、忆昨行寄吴中诸友人诸作，抒写怀抱，跌宕淋漓。宫词富于讽刺，颇有特色。
两牛角弯环，我牛尾秃速。共牛短笛与长鞭，南陇东冈去相逐。目斜草远牛行迟，牛劳牛饥惟我知。牛上唱歌牛下坐，夜归还向牛边卧。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牧羊词）
马前风叶助离声，楚驿都荒不计程。一令尚淹三县事，几家会见十年矣。夕阳望树烟生戍，秋雨残荷水绕城。父老不须重叹息，君来应有故乡情。（送何明府之秦邮：原注云：何淮东人，已三为县令。）
五斛青螺一日销，迷楼深贮万妖娆。众中谁解留车驾，风浪如山莫渡辽。
（十宫词：隋宫）
欲拘长条已不堪，都门无复旧毵毵。此时愁杀桓司马，暮雨秋风满汉南。
（秋柳）
高启的散文，成就不如诗歌，但如书博鸡者事、胡应炎傅、墨翁傅诸文，谴责恶霸罪行，歌颂民族气节，愤世疾俗，笔抒怀，都写得通达流畅，尚不失为佳作。
四库提要评高启的诗说：“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各启为何格。......特其摹似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这里有褒有贬，还比较公允。高启的诗，一般是存在着拟古的弊病，但由于他的才情富健，不少作品中，还能表现出自己的精神和意象，并且所学很广，所谓汉魏、六朝、唐、宋，界限尚不分明。到了林鸿、高秉，正式以盛唐相号召。林鸿是明初闽派诗人的代表。在当日诗界，拥有相当的势力。其论诗意见是：“汉魏骨气虽雄，而青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花少秋实，惟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声律大备，学者当以是为楷式。”（明史文苑傅）尊奉盛唐，并没有错，不过他们所强调的，只是格律、技巧上的一些问题，并不注重内容，学的只是形式，并不是精神。高秉是林鸿的共鸣者，编辑唐诗品汇百卷，建立诗必盛唐的轨则。他以初唐为正始，作为唐诗的开端，将盛唐分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定为唐诗的正统，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和馀响。据明史文苑传说：“其所选唐诗品汇......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可知这书在当代文坛的影响了。李东阳批评说：“林子羽鸣盛集专学唐，袁凯在野集专学杜，盖绵极力摹拟，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题目亦效之，开卷骤视，宛若旧本，然细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两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怀麓堂诗话）这批评非常深刻，指出了他们摹拟的实质，不但字句效法，连题目也仿效，其作品自然是没有创造性而难以自立了。袁凯是以白燕诗著名的，他虽不是闽派诗人，但其摹拟的手法则无异。由此看来，拟古的风气实起于明初，不过到后来更变本加厉而已。
○四 拟古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李东阳
从永乐到在北的几十年中，明代政治比较安定，文学上所出现的，是由宰辅权臣所领导的台阁体。那一种作品，缺少现实内容和气度，大都是一些歌功颂德、雍容典丽的应酬诗文。当日的代表，是称为三杨的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其次就是称为茶陵诗派领袖的李东阳（一四四七～一五一六）。李东阳字宝之，号西涯，茶陵人，官至华盖殿大学士。他立朝数十年，推奖后进，门生满天下，有很高的声响。他的作品，人都说他是以深厚雄浑之体，洗涤单缓冗沓之习。较之三杨虽稍胜一筹，但其诗表面典雅工丽，内容一般贫乏，并多应酬题赠之作，按其实际，也与台阁体略近。有怀麓堂集。他论诗颇受严羽的影响，但也不尽同，他特别强调诗歌中的声调作用。著有怀麓堂诗话一卷，其主要精神，在于论述诗歌的形式问题。
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
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莫测，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
诗用宝子易，用虚字难。盛唐人善用虚，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于此。
用之不善，则柔弱缓散，不复可振，亦当深戒。
宋诗深去唐远，元诗浅去唐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耳。（俱见诗话）
在这些文字里，给人两个鲜明的印象：一、学诗惟唐可法；二、取法唐诗，在于学习它们的音节、格调和用字。唐诗是应该取法的，音节格呼用字也应该学习的，如果完全离开了唐诗的内容，必然流于形式的摹拟。正因如此，他虽也批评过林鸿、袁凯的拟古之作，在镜川先生诗集序中，也说过不必“模某家、效某代”的话，然而他论诗的客观效果，实际给予后来拟古主义者以理论的基础。王世贞说：“长沙（指李东阳）之于何李也，某陈涉之启汉高乎？”（艺苑卮言）
渊源所自，确是如此。
△李梦阳与何景明
明代的拟古主义，正式形成一个派别而以理论来号召的，则始终李梦阳、何景明。李梦阳（一四七三～一五三○），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后徒大梁弘治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为人刚毅，不畏权势。鞭打寿宁侯张鹤龄，反对宦官刘瑾，数次下狱，坚强不屈。刘瑾死，起江西的学副使。有空同集。何景明（一四八三～一五二一），字仲默，号大复。信阳（今属河南）人，年少能文，弘治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有大复集。为人尚节义而鄙荣利，对当日的腐败政治，进行有力的抨击。会上疏言：义子不当畜，边军不当留，番僧宠，宦官不当任。遭受到刘瑾的种种迫害，终不妥协。李何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一时齐名，后人称为前七子，而李、何实为领袖。明史文苑傅序云：“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义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明史文苑傅）在这些文字里，说明了当日文坛的实际情况。七子中，康海、王九思的成就，在于散曲和杂剧；徐祯卿能诗，著有谈艺录，议论亦较稳重；边贡、王廷相创作和理论，俱无特色。惟有李、何二人倡论鼓吹，在当日文坛发生很大影响，故“天下语时文，必并称何、李。”
（明史何景明傅）他们两人同倡复古，成名以后，又互相诋毁，但他们反复辩驳的，只是一些枝节问题，其主旨和精神，并没有很大的分歧。明史文苑传说：
“梦阳主摹仿，景明则主创造。”在这方面，何景明固优于李梦阳，但说何以创造为主，也不尽然。他写信给李梦阳，虽也说过“领会精神，临景构结，不仿形迹”的话，实际他的理论，仍是以拟古为主，不过拟的方法略有不同，而在创作上他是比较富于变化的。
李梦阳谈诗，有时也有主情之论。“故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遇而发者也......故遇者因乎情，诗者形乎遇。”（梅月先生诗序）从一般理论上讲，这是正确的。但他在创作实践上，仍然为摹拟形式所束缚，而不能自拔。所以他在诗集自序中，得到王叔武的“真诗乃在民间”
的启发，自己有深切的感受，对于自己的作品，提出了批评。“自录其诗，藏箧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闻之惧且惭。曰：予以诗非真也。王子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这样的自我批评，是比较真实的。
李、何论文的意见，在当时发生很大的影响。
△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他们是由复古而拟古的，拟古的目标，文章是以秦、汉为准则，古诗拟汉、魏，近体拟盛唐。李梦阳说：
夫诗，宜志而道和者也。故贵宛不贵，贵质不贵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庄讠皮简多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韩、孟、皮、陆之徒为诗，始连联斩押，累累数千百言不相下，此何异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也。（与徐氏论文书）
说诗要贵宛、贵质、贵情、贵融洽等等，都是不错的。但元、白、韩、孟、皮、陆之作。何尝没有这些特点，如果不加以具体分析，只说盛唐以下无诗，这就完全否定了文学发展的历史关系，而造成贵古贱今的盲目观念。秦、汉之文，盛唐之诗，确实是很优秀的，如果是很优秀的，如果不求其内容，而只言其格调，并没有把握它们的实质。大凡拟古派的人，不容易了解文学发展的原理，死守着文学是古代的好，所以他把元、白、韩、孟之徒，看作是入市攫金登场演戏的角色。他对于宋代文学，更是轻视。谓“宋儒兴而古之文废”，所谓“诗至庸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
（缶音序）这是李梦阳的得意语调。保景明也说：
仆尝谓诗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也。上考古圣立言，中徵秦、汉绪论，下采魏、晋声诗，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溺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榭。（与李空同论诗书）
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齿，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同上）
他们学古的方法虽有所不同，但其结论都是：秦、汉以后无文，盛唐以后无时。关于“文亡于韩，诗溺于陶”的问题，后来不少人提出不满的意见，列朝诗集小丙集说：“渊明之诗，锺嵘以为古今隐逸之宗......评之日溺于义何居？...
...昌黎佐佑六经，振起八代，’文亡于韩‘，有何援摅？吾不知仲默所谓文者何文，所谓法者何法也。昔贤论仲默之刺韩，以为大言无当，矫诬轻毁，箴彼膏肓，允为笃主化矣。......弘正以后，为谬之学，流为种智，后生面目，亻面背不知方向，皆仲默谬论为之质的也。”他一面指出其论点的错误，更重要的指出这些论点对于人所起的影响。
△二、摹拟以形式为主
他们认为秦、汉的文，盛唐的诗，虽是各家风格不同，光彩自异，但他们都有一种方法，后人应该遵守此种方法，好像学字临帖一般，一字一句地摹拟下去，才可得到古人的神髓，而自成名家；非如此，文学便无成就之望。
是以古之文者，一挥而众善其也。然其翕辟顿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无法也，所谓圆规而方钜者也。（驳何氏论文书）
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累景者意必二，此余之所谓法，圆规而方矩者也。......故曹、刘、阮、陆、李、杜能用之而不能异，能异之而不能不同，今人止见其异，而不见其同，宜其谓守法者为影子，而支离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宽也。（再与何氏书）
这是拟古主义者说明从事文学必须摹拟的理论。从事文学艺术，先由摹拟入手，并不是坏事，但必须从事拟入，又能从创造出，方能自有成就。这就是刘知几所说的师貌师心的问题。但李梦阳所唱导的是重点放在师貌上面，而是以拟古为复古的。所以他说：“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模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耶？”（再与何氏书）这样摹拟下去，结果自己必要做古人的奴隶，作品必然成为古人的影子。难怪何景明要讥笑他说：“子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见子自筑一堂奥，突开一户牖，而以何急于不朽。”（驳何氏论文书引）又说：“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仆之愚也。”（与李空同论诗书）拟古主义的作品，结果只能变为古人的影子。“铸形宿模，独守尺寸”，一步一趋，有如邯郸学步，专心摹拟形式，当然谈不到独创性了。
拟古主义的思想，当日能风行一时，也自有其背景。一是台阁体的空洞无物，早为一般人所厌弃。其次，读书人献力于八股，心中除几篇时文范本以外，就只抱着四书、五经，不识其他著作。“成、弘间，诗道傍落，杂而多端，台阁诸公，白草黄茅，纷芜靡蔓......理学诸公，击坏打油，筋斗样子......”（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李、何辈想挽救当日文坛的浅陋，倡言复古，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一新人士的耳目。四库提要云：“考明自洪武以来，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后，安亭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逐至单缓冗沓，千篇和律。梦阳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
......而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佳往有之。......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他们反台阁，讲学问，确实是有功的；讲秦、汉、盛唐也并不错。不过他们要学的不是秦、汉、盛唐文学的精神，而只是句摹字拟的形式技巧，结果是“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结果是必然走上舍本逐末的形式主义的道路。所以他们的复古和韩、柳大有不同，无论从内容和成就上讲，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加以他们的宗派们徒，互相标榜，推波助澜，于是模拟之风大盛，在文坛上造成很不良的影响。
在上面主要是指出李梦阳、何景明的拟古主义的一般弊病巴影响，但在他们的集子里，也有些好的作品。如李梦阳的朝饮马送陈子出塞、艮岳、屯田、离愤、秋望、朱迁镇诸篇，何景明的岁晏行、津市打鱼歌、官仓行、答望之诸篇，或抚时感事，或托物抒情，顿挫纵横，笔力劲健，在明代诗歌中，堪称佳制。
朝饮马，夕饮马，水咸草枯马不食，行人痛哭长城下。城边白骨借问谁，今年筑城者。但道辞家别六亲，宁知九死无还身。不惜身为城下土，所恨功成赏别人。去年贼掠开城县，黑山血迸单于箭。万时黄尘哭震天，城门尽闭先人战。今年下令修筑边，丁夫半死长城前。城南城北秋草白，愁€日暮鸣胡鞭。（李梦阳朝饮马送陈子出塞）
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韬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免，白日横空冷战塌。闻道朔方多勇路，只今谁是郭汾阳。（李梦阳秋望）
旧岁已晏新岁逼，山城雪飞北风烈。徭夫河边行且哭，沙塞水冰冻伤骨。长官叫号吏驰突，府帖连催筑洒卒。一年徵求不少蠲，贫家卖田富卖田。白金纵有非地产，一两已值千铜钱。往时人家有储粟，今岁人家饭不足。饥鹤翻飞不畏人，老鸦鸣噪日近屋。生男长成聚北邻，生女落地思嫁人。官家私家各有务，百岁岂目了一身。近闻狐免亦徵及，列网持篇山域。野人知田不知猎，蓬矢桑弓射不得。嗟吁今昔岂异情，昔时新年歌满城。明朝亦是新年到，北舍东邻闻哭声。
（何景明岁晏行）
念汝书难达，登楼望欲迷。天寒一雁至，日暮万行啼。饥馑饶群盗，徵求及寡妻。江湖更摇落，何处可安栖。（何景明答望之）
李诗雄浑，何诗清俊，各有所长。他们的文论和创作虽一般存在着拟古的弊病，但这类优秀作品，我们还是应当推重的。
李梦阳、何景明以外，前七子中以诗名的还有徐祯卿。徐祯卿（一四七九～一五一一），字昌，一字昌国，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弘治进士，除在硬寺左寺副，除国子监博士。为诗早年沈酣六朝，风格华艳，登第后，与李梦阳游，诗风一变。长于七言，绝句较胜。有迪功集。
送君南下巴渝深，余亦迢迢湘水心。前路不知何地别，千山万壑暮猿吟。
（送萧若愚）
深山曲路见桃花，马上匆匆日欲斜。可奈一鞭留不住，又衔春恨到天涯。
（偶见）
两年为客逢秋节，千里孤舟济水傍。忽见黄花倍惆怅，故园明日又重阳。
（济上作）
风神秀朗，情韵动人，为绝句中的佳作。徐祯卿又有谈艺录一卷论诗颇多精语，其独到之处，非李梦阳、何景明所能及。王士祯论诗绝句中赞叹他说：“天马行空脱羁鞫，更怜谈艺是吾师。”惜其卒年过早，未尽其才，否则他在创作上，将有较高的成就。
嘉靖年间，继李梦阳、何景明的馀绪，又有后七子的兴起，于是拟古主义的声势更为浩大了。后七子是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其首。他们发挥前七子的主张，结社宣传，互相鼓吹，彼此标榜，声势极盛，使得当日谈论文学的人，心目中只知有李、何、李、王四大偶像了。
△李攀龙与王世贞
李攀龙（一五一四～一五七○），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
人。幼年丧父，家贫，刻苦自学。嘉靖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一生清介，身后寥落。有沧溟集。王世贞（一五二六～一五九○），字元美，号凤洲，亦称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进士，官山东副使，以父难解官。后补大名兵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有州山人四部稿、山堂别集等作。关于他们在当日文坛上的活动情况，明史文苑傅中记载颇详。
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
...其（攀龙）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亲，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知之，非是则诋为宋学。攀龙才思劲鸷，名最高，独心重世贞，天下亦并称王、李；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王、李。其为诗务以声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已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李攀龙傅）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枘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晚年攻者渐起。（王世贞傅）
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榛为长，攀龙次之。及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攀龙逐贻书绝交，世贞辈右攀龙，力相排挤，削其名于七子之列。
（谢榛傅）
在这些文字里，将他们那种自立门户、鼓吹标榜，而在成名以后又互相排挤，文人相经的恶劣习气，说得非常真实。同地也具体地指出他们作品中拟古主义的病态，为诗务求声调，甚至更改古作数字为已有；为文则聱牙戟口，故以艰深文浅易，追求藻饰，以此自高。王世贞有袁江汉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一篇，为揭发严嵩父子罪恶而作，内容现实，但过于拟古，缺少艺术的感染力。其战城南、过长平作长平行诸诗，俱有此病。由于他们的声势浩大，风靡一时，对于当日的模拟文风发生很大的影响。
李攀龙的诗文，模拟过甚，句重字复，痕迹宛然。王世贞谓其“文许先秦上，诗卑正始还”（哭李于鳞一百二十韵），阿其所好，誉过其实。他的乐府最弱，七律略胜。王世贞虽未能脱拟古之迹，然较富于才情，惟过于贪多爱博。“笔削千免，诗裁两牛，自以为靡所不有，方成大家。一时诗流，皆望其品题，推崇过实，谀言日至，箴规不闻，究之千篇一律，安在其靡所不有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其律绝诗，颇有佳作，乐府诸侯，亦在李攀龙之上。又能戏曲，鸣凤记傅奇，相傅也是他的作品。
蓟门秋杪送仙槎，此日开尊感岁华。卧病山中生桂树，怀人江上落梅花。春来鸿雁书千里，夜色楼台雪万家。南粤东吴还独往，应怜薄甭滞天涯。（李攀龙怀子相）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断接长安。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
（李攀龙塞上曲四首：送元美）
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白€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济水流。（王世贞登太白楼）
傅闻胡马塞回中，候火甘泉极望同。风雨雕戈秋入塞，€霄玉几书还宫。书生自抱终军愤，国士谁讥魏绛功。北望苍然天一色，汉家高碣倚寒空。（王世贞书庚戍秋事）
曾向沧流怒鲸，酒兰分手赠书生。芙蓉涩画鱼鳞老，总为人问事渐平。
（王世贞戚将军赠宝剑歌）
这类作品，在李、王集中都是比较优秀的。关于诗文见解，李攀龙所论不多，王世贞著有艺苑卮言及序论多篇，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在诗歌艺术上，片面追求格调、法度，在这些主要方面，前之了、何，后之李、王，是大略相同的。
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这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
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闻既杂，下笔之际，自然于笔端揣扰，驱斥为难。（同上）
夫近体为律。夫律法也，法家严而寡恩。又于乐亦为律，律亦乐法也，其翕纯绎，秩然而不可乱也。是故推盛唐。盛唐之于诗也，其声铿以平，其色历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今之操觚者，日哓哓焉窃元和、长庆之馀似而祖述之，气则漓矣，意纤然露矣，歌之无声也，目之无色也，按之无力也。（徐汝恩诗集序）
从这些论点，可以看出王世贞论文论诗的主要精神。他虽以格调为主，但对于格调，他有他自己的看法。”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他把才思和格调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才思的基础上去探讨格调的精神实质，比起那些专从形式摹拟上来谈格调，深入了一步，在这些地方，已突破了李梦阳、李攀龙的论点。他主张”模拟之妙者，分歧逞力，穷势尽态，不唯敲手，兼之无迹，方为得耳。“（同上）他不赞成死板的模拟。
“全取文，小加裁剪”，“割缀古语，用文已漏，痕迹宛然”，乃至“名为闰继，实则盗魁，外堪皮相，中乃虑立”（同上）的各种方法，他都认为是诗之大病。因此，他一面推崇李梦阳、李攀龙，同时也指出他们的弊病。“献吉这于文，复古功大矣。所以不能厌服众志者何居？一日操撰易，一日下语杂，易则沉思者病之，杂则端古者卑之。”（艺苑卮言）“于鳞节奏上下，瞽师之按乐，亡弗谐者，其自得微少。优孟子为孙叔敖，不如其自为优孟也。”（兴张助甫书）这些批评都较为深刻。因此他在某些论点上，与何景明较为接近。到了晚年，他的思想略有转变。他理解到就是在宋代，也有好作家和好作品。（见宋诗选序）“迨乎晚年，阅世日深，读书渐细，虚气销歇，浮豹解......其论艺苑卮言则曰：作卮言诗，年未四十，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行世已久，不能复必，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元美之虚心克己，不自掩护如是。今之君子，未尝尽读州之书，徒奉卮言为金科玉条，之死不变，其亦陋而可笑笑。”（列朝诗集小丁集）这一段话，颇得知人论世之旨，使我们对王世贞的文学理论，有较全面的了解。
在后七子中，我们应当注意的还有谢榛和宗臣。谢榛（一四九五～一五七五），字茂秦，号四溟山人，临清（今属山东）人。他眇一目，任侠重义。已而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有闻于世。后游京师，识李攀龙、王世贞，结社论诗，谢榛为首。后因论诗意见不合，李攀龙贻书与之绝交，王世贞袒李，削谢名于七子、五子之列。文人标榜倾轧之习，由此可见。谢榛虽终于布衣，而其诗名不衰。
有四溟集、四溟诗话。“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茫无从，茂秦曰：
选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衰精华。
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宝茂秦，具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列朝诗集小丁集上）他所取虽广，但仍以盛唐为主。所谓“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岂有不法前贤而法同时者？”（四溟诗话）这是与李、王诸人很相近了。但他也有些很好的论点，“今之学子美者，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者，无病曰病，此摹拟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古人制作，各有奇处，观者自当甄别。”（四溟诗话）同时，他在诗话中，很强调兴、趣、意、悟、天机等等，与性灵、神韵之说，颇有相通之处。他和李攀龙论诗不合，可能就在这些地方。他主张作诗，须多加以修改，当然是正确的，但也只能改自己的诗，不能改前人的诗，更不能不顾到原作的精神，信手乱改，而自以为是。在四溟诗话中，有许多乱改唐人诗句的例子，难怪要引起后人的不满了。
但是，谢榛于诗歌艺术，确很有体会和修养。其作品虽气魄削弱，然笔力深细。律诗绝句，尤为擅长。
坐啸南楼夜，孤灯客思长。人吹五更笛，月照万家霜。归计身多病，生涯鬓易苍。征鸿向何许，春意遍湖湘。（大梁冬夜）
薄伐元中策，论兵自古难。汉唐频拓地，将帅几登坛。绝汉兼天尽，交河荡日塞。不知大宛马，曾复到长安。（有感）
忘年两我重交情，论事相同见老成。月到广除寒有色，鸦归疏柳夜无声。三农最古江南税，百战方休海上兵。岁暮银台应感叹，几人封事为苍生。（夜话李孺长书屋因怀其尊君左纳言）
秦关昨寄一书归，百战郎从刘武威。见说平安收涕泪，梧桐树下换征衣。
（换衣曲）
抚时感事，富于此兴；抒情之笔，尤为蕴藉。他在诗歌上的成就，实在李攀龙、王世贞之上。谢榛之于后七子，略同徐祯卿之于前七子。清汪端说：“昌诗尽洗芜词，故澹远清微而色韵自古。茂秦诗不尊虚响，故精深壮丽，而怀抱极和。虽当空同、沧溟声焰大炽之时，为所牢宠推挽，参前后七子之席，然本色自存，究非德涵、敬夫、伯玉、子与辈叫嚣痴重，随人作计者死。是以昌始未输心，而茂秦终且避面，宜其造诣皆旧两不群也。”（明三十家诗选）在同一潮流中，能分析他们的长短得失，是比较有眼光的。
宗臣（一五二五～一五六○），字子相，扬州兴化（今属江苏）人。嘉靖进士。他赋性耿介，不附权贵。官至福建提学副使。有宗子相集。诗学李白，然气格虚弱，时流浅俗。散文西门记描绘抵御倭寇的英勇斩争，真实生动，文辞简洁。又报刘一丈书，对于严嵩专权时期，那些谄媚逢迎、龌龊卑鄙的官场丑态，写得淋漓尽致而富有讽刺性，同时表现出作者对于当日黑暗政治的强烈不满，是明代散文中少见的佳作。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称，固自如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且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侯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见，立即中仆马之，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又不敢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监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
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即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日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
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亡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
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计交赞之。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
长者谓仆能之乎？前所谓权门者，自几时伏腊一刻之外，即经年不住也。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哉！以此常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两已。长者之得无厌其为迂乎？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现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欢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报刘一丈书）
○五 唐宋派与归有光
当拟古主义思潮风靡的时候，也还有些卓然自立、不傍门户的作家，早期如王守（一四七二～一五二八）、杨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文徵明（一四七
○～一五五九）、唐寅（一四七○～一五二三）诸人，都能在诗文上表现出一些
特色，不为拟古的习气所束缚。王守仁是哲学家，文、唐以书画著名。杨慎长于诗、文、散曲，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由于政治上的挫折，谪€南永昌，投荒三十馀年，卒于戍所，其诗多感愤之情。
锦江烟水星桥渡，惜别愁攀江上树。青青杨柳故乡遥，渺渺征人大荒去。苏武匈奴十九年，谁傅书札上林边，北风胡马南枝鸟，肠断当筵蜀国弦。（锦津舟中对酒别刘善充）
沙村草阁对渔舟，坐俯昆池万里流。萧索暮途犹浪迹，登临暇日岂销忧。阮公失路谁青眼，江令还家尚黑头。行见群英满青锁，肯忘一老在沧洲？（李君阶过皋桥新居言将北上礼部）
杨慎虽不专主盛唐，仍有拟古之倾向。其诗工丽，富于才华。但贬谪以后，特多感愤。上举二诗，抒写不平之鸣，甚为真挚。其他如三岔驿、宿金沙江、春兴、送余学官归罗江诸诗，都是佳作。但其一般作品，缺点在“援据博则舛误良多，摹仿惯则瑕疵互见。（列朝诗集小丙集）
嘉靖年间，拟古之风更盛，摹仿剿袭，风靡一时。黄宗羲说：“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为己任，汝南何大复友而应之，其说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汩没，故昌黎以六经之文变之，宋承西昆之陷溺，故庐陵以昌黎之文变之。当空同之时，韩、欧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矫为秦、汉之说，恁陵韩、欧，是以旁出唐子窃居正统，以衰之之也。其后王、李嗣兴，持论益甚，招徕天下，靡然而为黄茅白华之习。曰：古文之法亡于韩；又曰：不读唐以后书，则古今之书，去其三之二矣。又日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六经所言唯理，抑亦可以尽去乎？
百年人士梁公超之雾而死者，大概便是其不学耳。”（明文案序下）所谓“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正说明拟古主义者只慕仿形式不重内容的创作原则。在这种思潮中，在理论、创作上不随波逐流，与七子相抗的，有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茅坤诸人。他们的成就有别，见解大略相同，世称为唐宋派。
唐顺之（一五○七～一五六○），字应德，武进（今属江苏）人。嘉靖进士。抵御倭寇有功，官右佥都御史，巡抚淮、扬。与王慎中齐名。有荆川集。王慎中（一五○九～一五五九），字思道，号南江，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
嘉靖进士，官对河南参政。有遵岩集。茅坤（一五一二～一六○一），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嘉靖进士，官至大名兵备副使。有白华楼藏稿，刻本罕见，行世者有茅鹿门集。归有光详后。他们都以散文见长，反对“文必秦、汉”的论点，提倡唐、宋古文，力矫拟古派的诘屈聱牙之弊。黄宗义所说的“二三君子，振起于时风众势之中”（明文案序上），就是指的他们。唐顺之有答茅鹿门知县，表现反对复古、拟古的态度。
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双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谄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端端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力，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
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一生精力，使人读其时，见其捆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会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且夫两汉而下，文之不如古者，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秦、汉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逐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老，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逐不久湮废。
他这种见解，是对拟古主义的反抗。一、他认识了文学的时代性，反对盲古拟古。二、他主张好的作品，不在乎较声律、雕句文、邯郸学步式的婆子舌头语：
而在乎直抒胸臆，富有本色，信手写出，如写家书一般有内容和情感。唐顺之的作品，虽未能实践他的理论，但他这种见解，在当日委朋积极意义。在唐宋派中，创作上成就较高，对于后人发生较在物是归有光。
△归有光
归有光（一五○七～一五七一），字熙甫，昆山（今属江苏）人。深于经济，尤长古文。初举进士不第，退居嘉定之安亭江上，读书谈道，世称震川先生。
行年六十，始成进士，地太仆寺丞。有震川集。他为文上尊史记，不及唐、宋诸家，对于“文必秦、汉”之说，深表不满，他说：“余好古文辞，然不与世之为古文者合。”（送同年孟与时之任成都序）又说：“仆文何能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馀，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为悼叹耳。”（与沈敬甫）他又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钜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韩文公云：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之，可悲也！
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钜子，以倡道之欤！”（项思尧文集序）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见解和对王世贞辈的强烈不满。他认为秦、汉文有秦、汉的特色，韩、柳、欧、苏也有他们独创的成就。当时茅坤好为古文，论文与归有光合，会选矮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散文，共一百六十四卷，为名唐宋八大家文钞，盛行于世。书中评批点，虽有不妥之处，解释也偶有疏误，黄宗羲于答张尔公论茅鹿门批评八大家书中，已曾言之。但他所选，内容尚佳，推崇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成就，力矫“文必秦、汉”之偏见，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有功的。
归有光乡居的时间很长，比较了解社会民生的实况，故能理解人民的疾苦。
他作长兴县令诗，政绩很佳。“熙甫平生之论，谓为天子收养小民，宜求所疾痛，不当过自严重，赫赫若神，令闾阎之意，不得自通。故听讼时引儿童妇女与吴语，务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数数具狱，出死囚数十人；旁县盗发，而无故株连者，为洗涤，复古人。”（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正由于他具有这样的怀抱，他在那些赠序的文章里，才能表现出深切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如送同年丁聘之任平湖序、送无不以民生国事为重，对于当日的政治，表示不满和批评。
在归有光的文章里，最能表现他的特色，是抒情、记事一类的散文，如先妣事略、女二二圹志、项脊轩志、见村楼记、杏花书屋记、宝界山居记诸作，都能以清淡朴素之笔，描绘平凡琐事，抒情真挚，记事生动，不事雕饰，而风味超然。
黄宗羲说：“予读震川文之为女妇者，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
盖古今来者无钜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坏。”（张节线叶孺人墓志铭）
他正确地指出先妣事略一类散文的特色。
先妣周孺入，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来归。逾年生女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殇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逾年生有尚，任十二月。逾年生淑顺。一岁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扣妊不数矣。孺人举之尽，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当以为母寝也，伤战！于是家人延画工画，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讳桂，外曾祖讳明，外祖讳行，大学生。母何氏。
世居吴家桥，去县城东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桥并小以东，居人环聚，尽周氏也。外祖与其三兄皆以赀雄，敦尚简实，与人句句说村中语，见子弟甥至无不爱。孺人之吴家桥则治木帛，入城则缉垆，灯火荧荧，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孺人不忧米监，乃劳苦不谋夕。冬月垆火炭悄，使婢子为图，累累暴阶下。室靡弃物，家无人，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抑，手中纫缀不缀，户内洒然。遇僮奴有恩，虽至楚，皆不忍有后言。吴家桥岁致鱼蟹饼饵，率人人得食，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こ，舅母卒，四姨归顾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与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归五三接，孺人所许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补学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妇，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抑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直妇泣。追惟一二，仿佛如昨，馀则茫然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先妣事略）
在早期，王世贞委轻视归有光的文章，并互相讥议。但他到了晚年，在归有光死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归太仆赞中说：“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他一面给了归有光的散文以很高的评价，同时又写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四库提要说：“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尚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归有光文论不多，而主要以创作与拟古主义者抗，终于在散文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使当日的文风发生了转变，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归有光虽不以诗名，而其诗在反映现实方面，很有佳作。甲寅十月纪事、海上纪事十四首、郓州行寄友人，都是这一类作品。
经过兵燹，焦士遍江村。满道豺狼迹，谁家鸡犬存。寒风吹白日，鬼火乱黄昏。何自征科吏，犹然复到门。（甲寅十月纪事二首之二）
海潮新染血流霞，白日啾啾万鬼嗟。官司恐君主怒，勘报疮痍四大家。
（海上纪事十四首之二）
这是写倭寇骚优以后的社会面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艺术性也很高。“其于诗似无意求工，滔滔自运，要非流俗可及也。”（列朝诗集小）这很能说明他的诗歌的特色。
○六 公安派与反拟古主义的文学运动
唐宋派对于拟古主义的反抗，虽作出了贡献，但在当时影响还不很大。到了晚期，反拟古主义的力量扩大了，形成一个新的文学运动，领导这一运动的，主要是公安派。
晚斯反拟古主义的斩争，能形成一个文学运动，一面是由于拟古主义诗文一般庸俗、虚响的直接反感，同时也受了当代进步学术思想的影响。因此这一运动的意义，比起唐顺之、归有光的内容更为广泛，产生更大的影响。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阳明提倡个人良知扩展的学说，所谓“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傅习录）这是非常大胆的宣言。
他的哲学思想虽是唯心的，但动摇了朱熹学派在中国思想界长期的统治力量，打破了过去束缚身心的各种教条。到了后来，在当代的新兴经济和市民思想的基础上，出现了泰州学派，更能发挥这种精神，他们主张人与圣贤并无先天的差别，基本上是相同的。并且肯定人民对于饮食男女的合理要求，反对道学家所强调的禁欲主义和虚伪的礼法。由王艮、颜钧、罗汝芳到何心隐、李贽，这种思想达到了高潮。这些左派王学家，自然不容于当日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他们都以排毁圣教、有伤风化的罪名，受到了不同的攻击和迫害，颜钧被捕受刑，何心隐被杀；遭遇惨痛，而在思想上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贽。他的著作还在人间，稍稍翻阅，便知道他的人品很好，思想很进步，以于封建道德的反抗是很强烈的。李贽说：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答耿中丞）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馀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余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画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易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是非也？（藏书世纪列傅总目前论）
他所反对的是那些拟古拜孔的伪道学，他所要求的是真是真非，是思想的发展，对于句摹字拟他在童心说里，主张有价值的文学，在于有真情实感，对于假人、假言、假事的虚伪文学，对于句摹字拟的拟古作品，予以谴责和讥讽，并且进而批判到圣人的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辞，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去两。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他这种激烈大胆的议论，对于封建传统，起了很大的破坏和冲击作用。在几百年前的封建社会，这种思想是要看作犯罪的，所以他的收一再被焚，自己也被害了。书焚人死，并不能阻止思想的运行。称为公安派的三袁正是李贽的弟子，他们继承李贽的思想，表现于文学的理论中，造成强有力的反形式主义、反拟古主义的运动。尤其是袁宏道，更为积极、自觉，向着拟下的阵营，进行了激烈的斩争。他说：“弟才虽绵薄，至于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辩欧、韩之极冤，掏钝贼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见有先发者，亦弟得意事也。”（答李元善）他这种精神，在当日是很可贵的。
在论述公安理论之前，焦、徐渭、汤显祖诸人的反拟古主义观点，应该略为介绍，他们在这一运动中，都起过先行的作用。
△焦
焦（一五四○～一六二○），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市）
人。官至翰林院修撰。长于古文。他论学宗罗汝芳，喜以佛语解经，想调和儒释两家思想。与李贽交游甚密，论文力反七子拟古之病。他在与友人论文书中说：
“夫词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词又不以相袭为美。......近世不求其先于文者而独词之知，乃日以古之词，属今之事，此为古文云尔。韩子不云乎：‘惟古于词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夫古以为贼，今以为程，故学者类取残膏剩香复，以相鳞次，天吴紫凤，颠倒衤豆褐，而以炫盲者之观不可见也。苏子云：‘锦绣绮，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错杂而纽之，则绨缯之不若。’今之蔽何以异此？
以一二陋者为之，不足怪也。乃悉君盲以趋之，谬种流傅，浸以成习，至有作者当其前，反忽视而不顾，斯可怪矣。”他对七子的拟古不化，表示了强烈不满，并指出他们“谬种流傅，浸以成习”的不良影响，加以谴责，态度非常鲜明。他主张好的文学作品，应当“脱弃陈骸，自标灵采，实者虚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与友人论文）他这种理论，对于袁宏道很有影响。袁氏虽是焦的晚辈，他们见过面，并且通过不少信，思想是很接近的。
△徐渭
徐渭以戏曲著称，上声猿是他的名作。他的南词叙录对于明代戏曲界追求声律、辞藻的弊病，表示不满。论诗主独创，力反拟古。他说：“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苟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叶子肃诗序）倔在这里虽没有指出姓名，而字字句句是在骂七子。袁宏道没有见过他，但读到他的诗文以后，推崇备至，替他写了一篇傅记，称其“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徐渭的创作成就，诗高于文，他自己也说过“书第一，诗二，文三”的话。他的诗，精于锻炼语言，富于气势。七言古有李贺的精神，如阴风吹火篇呈钱刑部君、杨妃春睡图尤为显著。七律颇多佳作。
幕中曾与众人群，幕外听说使君。破剑壁间鸣怪事，孤城海上倚斜曛。诙谐并谢长安米，懒散犹供记室文。把笔欲投还自笑，故山回首隔江€。（赠府吴公时）
行藩黄屋车何用，上寿瑶阶酒未酣。岂有满庭持汉节，终无个士死淮南。百年正气天为水，一觉忠魂构亦甘。词客幽怀关世事，悲歌重扣剑之镡。（孙忠烈公挽章）
这些诗纵横奇诞，确无凡俗之习。“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足无门之悲”（袁宏道徐文长傅），达之于诗，给人一种苍凉沉郁之感。其他如今日歌、二马竹、春兴诸篇，都是佳作。其题画诗牡丹云：“五十八年贫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诗固然写得好，更重要的，是诗中表现了他的生活和品质。
△汤显祖
汤显祖是明代的戏曲大家，他也深受泰州学派的思想影响。罗汝芳是他的老师，李贽是他特别尊重的人物。他和徐渭、袁宏道兄弟都很有交谊，在他的集子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他们之间的书信来往和寄赠的诗篇，表现了相当深厚的感情。因而在文学观点上，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对于戏曲创作，他力反吴江派的专得格律，轻视形式上的传统，强调独创精神。论文不满摹拟，而主“灵性”与“灵气”。他说：“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灵性。能为伎巧文章，竟佰什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则乃其性少灵者与？......观物之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张元长嘘€轩文字序）他又说：
“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故夫笔墨小枝，可以入神而证圣，自非通人，谁与解此？”（合奇序）他反对诗文创作中的“步趋形似”，而强调“灵性”、“灵气”的独创性，即使怪怪奇奇，不合传统之格，只要是从“灵性”、“灵气”
而来，就能感染人心。他这种论调，正是袁宏道的性灵说所宣传的内容。他又推崇宋文，反对“文必秦汉”的论点。他对于公安派反拟古主义的文学运动，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汤显祖虽以戏曲著名，其诗歌也颇有成就，徐渭对他的诗歌，作过较高的评价。如疫、饥、感事、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甲申见处北驿寺许多为故刘侍台发愤者附题其后诸章，俱富于现实意义。其怀人写景之作，时有佳篇。
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
（感事）
五风十雨亦为褒，薄夜焚香г御袍。当知雨亦秋抽税，笑语江南申渐高。
（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
秋光远送芙蓉驿，乱石还过打顿滩。独棹青灯红树里，露华高枕曲江寒。
（韵阳夜伯）
溪山€影杏花飘，衫袖凌风酒色消。数道松杉残日里，春深立马望华桥。
（青阳道中）
前二首讽论统治者的剥削，用意曲折深厚。第三首是为南贬徐闻诗旅途中所写，景中有情。第四首一般写景，风韵天然。他的诗绝句较佳，读了上面这些作品，可见其风格。
李贽、焦、徐渭、汤显祖诸人，对于当日拟古的文风虽都表示不满，并没有形成一个运动，影响不大。正如钱谦益所说：“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文长、义仍，崭然有异，沉痼滋曼，未克芟。”（列朝诗庥小丁集中）因此真能旗帜鲜明、向拟古主义作正面斩争而能形成一个文学运动的，不得不待之于以袁宏道（一五六八～一六一○）为首的公安派了。
△袁宏道
袁宏道与其兄宗道（一五六○～一六○○）、弟中道（一五七○～一六二三）
并有文名，世称三袁。公安（今属湖北）人，故称为公安派。三袁中袁宏道声誉最隆，文学成就也较高。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万历进士，官终稽动郎中。
他年少能文，十五六岁，结社城南，自为社长。后为吴县令，听断敏决，清除积弊，一县大治，时人称赞他多少年来没有这样好的县官。但他鄙弃官场，不慕荣利，对当日政治深感不满。性爱山水，漫游南北，为官不久，终于退隐乡居。
他师事李贽，推崇徐渭，在诗文和思想上很蒙受他们的影响。李贽评为“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见公安县志）曾赠以诗云：“诵君金屑句，执鞭亦欣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其称许如此。袁宏道的生活态度虽流于消极，但并不是一个完全忘怀世事的人。“三年忧国计，鬓风霜霰。......倭奴逼朝鲜，虚费百亿万。竭尽中国膏，不闻蹶双箭。东虑近乘胜，虚声震京甸。我兵折大将，腹背两受战。......志士立功名，不在麒麟殿。卑官如治场，英雄听锻炼”（送刘都谏左迁逊东苑马寺薄）；“雪里山茶取次红，白头孀妇哭春风。自从貂虎横行后，十金钱九室空”；“贾客相逢倍网然，便楠杞梓下西川。青天处处横虎，鬻女陪男傥税钱。”（竹枝词）感愤国事，关怀民生，这类作品在他的集子里形成光辉的一面。“劝我为官知未稳，便令遗世亦难从”（甲辰初度）；“忧时心耿耿，学道鬓苍苍”（沧州逢瞿太虚运使问及近事偶题）；“言既无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少年泪”（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书生痛哭倚蒿蓠，有钱难买青山翠。”（闻省城急报）在这些诗句里，反映出他的矛盾心情和对于黑暗现实的不满。在他的录遗佚疏、查参擅去诸臣流、摘发巨奸疏诸文里，更表现了他对于政治的态度。他的诗歌，虽存在着轻俏的弊病，但也有些好作品。
猫竹为墙杉作城，白日赤丸盗公行。官军防御无计策，逐户排门呼士兵。卫尉呵持急如虎，老弱十家充一伍。本是市上备工儿，身无尺籍在官府。东家黄金高于天，食指盈千皆少年。朝朝门前科子母，何曾饶得半文钱。富儿积财贫儿守，父老吞声叹未有。（巷门歌）
秋菊开谁对，寒郊望更新。乾坤东逝水，东马北来尘。屈指悲时事，停杯忆远人。汀报与岸草，何处不伤神。（登高有怀）
湘山晴色远微微，尽日江头独醉归。不见两关傅露布，尚闻三殿未垂衣。边筹自古无中下，朝论于今有是非。日暮平沙秋草乱，一双白鸟避人飞。（感事）
这些诗言之有物，寄意颇深。其他如逋赋谣、猛虎行、京洛篇、荆州前苦雪引、从军行赠程生以及竹枝词中一些作品，都寄寓着对政治的不满和关怀民生疾苦的感情。但他的文学理论，更值得我们重视。他在反拟古主义的文学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作出了贡献。明史文苑傅云：“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崇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是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齐日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
在这一运动中，袁宏道具有代表性。其主要论点如下：
△一、文学是发展的
历代文学的演变，各有其时代的特性和历史的原因。贵古贱今，蹈袭拟古，都是不承认文学发展与演变的原则。袁宏道说：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后之人有拟而为之者。终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骚于骚之中也。至苏、李述别及十九诗篇，骚之音节体致皆变矣；然不谓之真骚不可也。
......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之习者，以流丽胜，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然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雪涛阁集序）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无不达者。今人读古书不即通晓，辄谓古文奇奥，今人下笔不宜平易。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
（袁宗道论文上）
这些议论，颇为透彻。从时代的社会的立场，说明文学演变的过程，这是符合历史意义的。各代的文学有正有反，有优有劣，那种正反优劣的对立，正是相反相成的矛盾斩争，作为新思潮推动的基力。“夫法因于敝成于过者也”，这是文学思想形成、发展、衰颓的原理，能明乎此，就不会贵古贱今了。袁宗道指出唐、虞三代之文，今人惊为奇字奥句，实际是古代的街谈巷语。“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全篇里，他强调文辞、语言合一，才能增强文章通情达意的功能。在使散文接近口语这一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前后七子倡言复古，而形成摹仿古语古辞、晦涩难解的文体，进行了批判。
△二、反对摹拟
文学既是发展的，学习古人，决不能句比字拟地摹仿古人。袁宏道说：
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唱亿和，优人驱从，共谈雅道。吁，诗至此抑可羞哉！（雪涛阁集序）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误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尚，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叙小修诗）
学习古人，本来是必要的。若以剿袭剽窃为复古，只劝人不读秦、汉以后文，不读天宝以后诗为复古，那就是“粪里嚼查，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的假古董了。结果是走到“一唱亿和，优和驱从，共谈雅道”的境地，这样的文坛，还有什么生气。
△三、抒发性灵、不拘格套
拟古的人，处处有一个偶像在，只有古人，没有自己。小心翼翼，遵守古格古律，丝毫不肯放松，刻苦用力，只想一章、一句、一字与古人相似，绝非从自己性情中流出，所以作品没有精神和个性。
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
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叙小修诗）
余与进之游吴以来，每会必以诗文相励，务矫今代蹈袭之风。进之才高识远，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雪涛阁集序）
“独抒性灵”便是文学要抒发情感，要抒发情感是对的，但其所谓情感，实际是封建文人的情感。不拘格套，便是充分发挥文学的独创精神，不拘泥於古代的格调格律，要做到“信腕信口，皆成律度。”文学作品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自然不会与人雷同，“虽欲废焉而不能”了。所以他说：“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他这些见解，对当日的拟古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起了破坏作用。
△四、文必贵质
文学能感染人心，在于质与文的结合，而质是其基础。“质者道之”，“言之愈质则其傅愈远。”拟古主义的作品，华而不实，重文不重质，故只能悦俗，而不能传远。袁宏道在这方面也表达了较好的意见，他说：
物之傅者必以质，文之不傅非曰不工，质不至也。树这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泽，非无虑也。文章亦尔。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故今之人所刻画而求肖者，古人皆厌离而思去之。古之为文者，刊华而求质，敝精神而学之，唯恐真之不极也。......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刑者必减，媸者必增也。噫，今之文不传矣。嘉、隆以来，所为名公哲匠者，余皆诵其诗读其书，而未有深好也。古者如赝，才者如莽，奇者如吃，模拟之所至，亦各自以为极，而求之质无有也。（行素园存稿引）
他并不反对有质的文，是反对无质的文。“文之不傅非曰不工，质不至也”，这确是文学作品的根本问题。他并且在文中指出，要达到质与真的境界，首先是要博学而详说，其次是要有会于心。他在理论上虽是理解这些重要问题，但他自己的创作，也未能完全实践他的理论。他所强调的性灵，大都是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接触到人民思想感情的作品并不多，一般来说，质的方面仍然是贫乏的。
△五、重视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
我们过去的文学界，文艺学术的界限，一向不很分明，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经史诗文，视为正统，以词曲为小道，小说戏剧更加轻视，不能入于文学之林。不仅汉、唐如此，就是在小说戏曲渐渐兴起的宋、元，其观念也未完全改变。
一直到了李贽、袁宏道们出来，才打破这个传统的不合理的观念，对于通俗文学的小说戏曲以及民间歌谣，加以重视，给予文学上以新价值。这一点值得特别重视，是过去的文学批评史上所没有过的。李贽最先提出这个问题来。
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童心说）
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杂说）
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
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傅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傅焉。（忠义水浒传序）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上，李贽这种见解，具有革命的意义。以传奇、院本、杂剧、西厢、水浒与秦、汉文、六朝诗同比，称为古今至文，从前有谁说过？
他说水浒传是发愤之所作，前人称为梁山泊的强盗，他看作是抗外敲、清内奸的忠义英雄；前人认为水浒是诲盗的小说，他看作是一部具有时代性有社会价值的作品，这种大胆的进步见解，从前何处有过？他未能从阶级矛盾认识水浒精神，而只从民族矛盾来认识作品的价值，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有局限的，然而就是他那种看法，已经大大突破了他自己时代的水平。李贽因为名大，当日许多出版者，在小说上都用他的名字，他对于小说戏曲，特别是水浒，确实是用过工夫的。
袁中道游居柿录云：“录无涯来，以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见遗，余病中草草视之。
记万历壬辰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今日偶见此书，评处与昔无大异，稍有增加耳。”这记载是可靠的。
袁宏道受了他的影响，对于小说、戏曲、民歌，也非常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说：
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叙小修诗）
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听朱生说水浒传）
前人以为诲盗的水浒传，他予以很高的文学评价，与六经、史记、七发并论，这是大胆的态度。劈破玉、打草竿一类的歌谣，他认为是民间的真声，比那些拟古的才子之作，要高明得多，可以流傅后世，这也是不同于传统的意见。我们看了这些，才知道金圣叹以西厢、水浒为才子书，不过是发挥李、袁的思想而已。
上面将袁宏道的文学理论，大略讲到了。其他如袁宗道、袁中道、雷思霈、江进之、陶望龄、黄辉诗人，互通声气，彼此唱和，一时风靡，于是拟古主义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代之而起的是公安一派的诗文。袁宏道所领导的文学理论，在当日具有反形式主义的内容，而其倾向，是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期新兴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表现了浪漫主义在文学思想上的斩争精神。特别是把从来为人轻视的小说、戏曲、民歌一类的作品，给予文学上的新评价，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应该重视的。便同时必须指出：他的文学理论，并没有深入到文学的思想内容，而只是从抽象的概念上去反对拟古，去强调个人的性灵，未能在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更好的成绩，因而破坏性大，理论意义超过了创作成就。结果是作品内容较为贫乏，风格流于轻俏，而在生活态度上也容易给人一种消沉的影响。
袁宏道以后，继之而起的是锺惺和谭元春。他们都是竟陵（湖北天门）人，故称为竟陵派。
△锺惺与谭元春
锺惺（一五七四～一六二四），字伯敬，号退谷，万历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有隐秀轩集。谭元春（一五八六～一六三七），字友夏。有获归堂集。
明史文苑传说：“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谭元春附和锺说，并合选诗归、唐诗归二书，风行一时，故世称锺、谭。在王、李盛时，人人王、李；到了中郎盛诗，又人人中郎。锺、谭对于这种现象，是表示不满和讥嘲的。至于公安所倡言反拟古、反传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些主要方面，锺、谭并无异议。锺谭在作品上，看见分安体确实有些流于轻率，想以“幽深孤峭”的风格救其流弊，特别欣赏“幽情单绪”、“孤怀孤诣”、“奇理别趣”、“朴素幽真”一类的意境，因而造成一种冷僻苦涩的诗文，其成就更低，而其流弊也更为严重。锺惺论诗，诗归序最为具体。他说：
诗文气运，不能不代趋而下，而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然其变有穷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变无穷也。操其有穷者以求变，而欲以其异与气运争，吾以为能为异，而终不能为高。其究途径穷，而异者与之俱穷，不亦愈劳而愈远乎？此不求古人真诗之过也。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人之极虑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报学古者之心。无以服其心，而又坚其说以告人曰，千变万化不出古人。问其所为古人，则又向之极虑极狭极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
这一篇文章，不仅代表竟陵派的诗论，也可表现他们的文章风格。所谓“幽深孤峭”，可见一斑。锺惺认为学诗当求其精神，不要专取途径（形式和派别），途径虽异而有穷，精神虽同而变无穷。只有“取异于途径”，才能“求其高”。
其次，他认为学古人者，一派是取其“极虑、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另一派又专取其险僻和俚俗，这都不能见古人之真诗，他在这里，对于七子和公安，都进行了批评。这是意见，有他的独到之处，但一到他自己实践，所追求古人的只是“幽情单绪”、“奇趣别理”一类的意境，仍然是取的途径，而不是精神。
结果所欣赏、所创作的是：“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本集中），而其所得者更加窄狭，其流敝也就更为敬重了。因而受到各方面的批判和谴责，有的评为“鬼趣”、“诗妖”，也有评为“亡国之音”的。然而他们反传统、反拟古的精神，是和公安相通的。也正因如此，公安、竟陵诸人的著作，都成为邪说异端，遭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重迫害，全部列为禁书了。在晚明数十年间，他们的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主要成就的一面，是对于明代的拟古主义，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文长、义仍，崭然有异，沉痼滋蔓，未克芟。中郎以通明之资，学禅于李龙湖，读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于是乃昌言击排，大放厥词。
......中郎之论出，王、李之€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健矣。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列朝诗集小丁集中）他主要是肯定袁宏道在文学理论上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在创作上的不良影响，这是比较公允的。由李贽、徐渭、袁宏道诸人所形成的晚明文学的精神，在清初的政治环境下虽受到很大的挫折，但并没有完全消灭，在金圣叹、李渔、廖燕、袁枚诸人的作品中，还可看到这种精神的继续。
○七 晚明的散文与诗歌
△晚明的散文
晚明新兴的散文，是公安、竟陵文学运动的产物，比起他们的诗歌来，散文的成就比较高。这派散文的特色，是摆脱古代散文规律的束缚，从拟古的桎梏里解放出来，形成一种新的风格。这些作品不是代圣人立言的大块文章，也不板起严肃的面孔，进行说教，或是宣传儒家圣道。题材多样，形式也很自由。叙事抒情，谈情说理，信笔直书，毫无滞碍，其中有幽默，也有讽刺。因此不是应世干录的文章，兴高文典册不同，与经、史不同，与唐、宋八家的散文传统，也很有不同，故历来为正统的文学家所轻视。当时写这种散文的作家很多，现在只举出袁宏道、刘侗、王思任、张岱四人作为代表。但在徐渭、汤显祖的集子里，已有这类作品，如徐渭的吕山人诗序、豁然堂记、记梦、自为墓志铭、汤显祖的合奇序、耳伯麻姑游诗序、牡丹亭记题词、溪上落花诗题词诸篇，无论内容、语言，都已是晚明的散文风格。
袁宏道的山水游记，风格俏隽，颇有特色。他感到封建官僚政治的窒息，追求闲生活，想在山光水色中寄自己的灵魂，表现出避开现实的消极的一面。
他有不少诗歌，描绘了这种心情；在他的尺牍中也时常表现这种情感。
闻长孺病甚，念念。若长孺死，东南风雅尽矣。能无念耶？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
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家弟秋间欲过吴，虽过吴，亦只好冷坐衙斋，看诗读书，不得如往时携胡孙登虎邱山故事也。近日游兴发不？茂苑主人虽无钱可赠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饮，太湖一勺水可游，洞庭一块石可登，不大落寞也。（寄丘长孺）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害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胃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文长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麦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汉，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於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礼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雅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徐文长传）
这些散文有两个特征：一、文中有人，作者的个性活跃纸上，不是那些讲圣道、说假话的大块文章所能有的。二、文字流利清新，随意抒写，与古文家法不同。“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百暖百寒，乍阴乍阳”，封建官场的丑态和心理上的痛苦，只有从自己真实体践的基础上，才能这麽形象地描绘出来，在这里也反映出作者对封建官场的讽刺意义。袁宏道所作的传记，也与传统不同，所传者并非达官显贵，所记者多为家常琐事。徐文长传尤为生色。由於作者对徐渭的耿介孤标的品质，反抗传统的人生态度，以及他的诗文书画的实质，有很深的理解与同情，才写得那样笔墨酣畅，形象生动，使人对徐渭的精神面貌，留下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袁宏道的文学事业，是理论高於创作，散文胜於诗歌。
然其弊病，是语言清新有馀，内容深厚不足，并常在作品中，表露出消极低沉的情调。当日这一派人的文章，大都如此。
竟陵文体是以幽深孤峭，矫公安的清真，所以读他们的作品，没有公安一派的流利。用字造句，有时组织得很奇很怪，初看去还不好懂，时有艰涩之病。现举刘侗的散文为例。
△刘侗
刘侗字同人，号格，湖北麻城人。崇祯进士。於赴任吴县知县时，死於扬州。与谭元春、于奕正友善。他因为文章写得奇怪，被人弹劾。麻城县志云：
“刘侗初为诸生，见赏於督学葛公，礼部以文奇奏参，同竟陵谭元春、黄冈何闳中降等，自是名著闻。......客都门，取燕人于奕正所抄集著为书，名帝京景物略。”
可知帝京景物略是刘、于二人合著的。
德胜门东，水田数百亩，洫沟浍川上。堤柳行植，与畦中秧稻，分露同烟。
春绿到夏，夏黄到秋。都人望有时，望绿浅深，为春事浅深；望黄浅深，又为秋事浅深。望际，闻歌有时，春插秧歌，声疾以欲。夏桔槔水歌，声哀以啭。秋合赛社之乐歌，声华以嘻。然不有秋也，岁不辄闻也。有台而亭之以极望，以迟所闻者。三圣庵，背水田庵焉。门前古木四，为近水也，柯如青铜亭亭。台庵之西，台下亩，方广如庵。豆有棚，瓜有架，绿且黄也，外与稻杨同候。台上亭日观稻，观不直稻也，畦陇之方方，林木之行行，梵宇之厂厂，雉堞之凸凸，皆观之。（三圣庵）
这种文体，确实有点怪僻。无一难字，无一典故，无一经文，但读去总觉得有些不顺口，要稍稍细心，才可体会。前人指的幽深孤峭，就是这一类的文章。
△王思任
在散文中以诙谐见长的，是王思任（一五七四～一六四六）。字季重，号谑，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进士，曾任九江佥事。有王季重十种。关於他的生平，在张岱的琅文集里，有一篇王谑先生传，记得很详细。他生性滑稽，对人常是调笑狎侮，不加检点。但每逢大事，又气宇轩昂。弘光败走时，马士英称皇太后制，奔逃至浙，王季重写信痛骂他，当时人心大快。后清兵破绍兴城，他绝食而死。张岱云：“五十年内，强半林居，乃遂沉湎趋蘖，放浪山水，且以暇日，闭户读书。自庚戍游天台、雁宕，另出手眼，乃作游唤，见者谓其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摩，尽情刻画，文誉鹊起。盖先生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王谑先生传）可见他的性格和文风。他游过不少地方，写了不少游记，而其佳者，往往於诙谐之中，寓以讽世之意。
越人自北归，望见锡山，如见眷属。其飞青天半，久喝而得浆也，然地下之浆，又慧泉首妙。居人皆蒋姓，市泉酒独佳，有归折阅，意能远，予乐过之。
买泥人，买纸鸡，买木虎，买兰陵面具，买小刀戟，以胎儿辈。至其酒，出净磁，许先尝论值，予丐冽者清者，渠言燥点摆奉，吃甜酒尚可做人乎！冤家，直得一死。沈丘壑曰：若使文君当垆，置相如何地也。谑、孙田锡於卷头注曰：口齿清历，似有一酒胡在内，呼之或出耳。（游慧锡两山记）
京师渴处，得水便欢。安定门外五里有满井，初春，士女€集，予与吴友张度往观之。一亭函井，其规五尺，四洼而中满，故名。满之貌，泉突突起，如珠贯贯然，如蟹眼睁睁然，又如渔沫吐吐然，藤蓊草医资其湿。游人目中贵外贵以下，巾者帽者，担者负者，席草而坐者，引颈勾肩履相错者，语言嘈杂，卖饮食者，邀诃好火烧、好酒、好大饺、好果子。贵有贵供，贱有贱供。势者近，弱者远，霍家奴驱逐态甚焰。有父子对酌、夫妇劝酬者，有高髻€鬟、觅鞋寻珥者，又有醉詈泼怒、生事祸人、而厥夭陪乞者。传闻者年妇节坐此蓐，名老妪解襦以帷者，万目睽睽，一握为笑。而予所目击，则有软不压驴、厥夭扶掖而去者；又有脚子抽登复堕、仰天露丑者；更有喇唬恣横、强取人衣物、或狎人妻女，又有从旁不平、斩殴血流、折伤至死者。一国惑狂，予与张友酌买苇盖之下，看尽把戏而还。（游满井记）
前文以诙谐之笔，捕捉小情小景，写得新鲜活泼，酒香人影，如在眼鼻之间。
后文笔力辛辣峭拔，描绘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现象，情景生动，而对於黑暗势力，加以指责，但著墨不多，意在言外。造语遣辞以及法度风格，俱与传统的散文不同。
△张岱
兼有各派之长，可称为晚明散文的代表的，是以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文集著称的张岱。张岱（一五九七～？），字宗子，一字石公，别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亡后，入山著书。他品行高超，个性坚强，富有民族气节。
关於他的生平，最好是看他自作的墓志。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三十年前，真如隔世。......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生於万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时。......明年、年跻七十月五，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
他一生境遇，由此可知大概。著作这麽多，现在流传的，只有梦忆、梦寻、琅文集及石匮书后集数种。他自己最重视的是石匮书，这是一部前后为了二十七年的明史。他作此书的原因，一是“第见皇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的谀，野史失臆”，所以他下决心写一部比较真实的历史。二是他家三世“聚书极多，苟不稍事纂述，则茂先家藏三十馀乘，亦且汤为冷烟，掬为茂草矣。”岂不可惜。
因此他自“崇祯戊辰，逐Г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遽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幸余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石匮书自叙）
这种作史的严肃态度，多麽可敬。
张岱是一个富有气节的文人。他前半世生活优裕，而突然堕於国破家亡衣食不足的贫困环境，他避迹山居，以著书为乐，保持他的高傲品质。不忧生，不畏死，去世之前，自己作好墓地，作好墓志，一天不死，一天还是读书著书。亡国以后，处在那种暴力下，自然是绝无办法。但怀国之念，无时或已；加以家道衰落，朋辈死亡。“葛巾野服，意绪苍凉。语及少壮华，自谓梦境。”（山阴县志张岱传）他在这种苍凉的心境里，写成了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两本忆旧的书。
他在梦忆序中说：“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在这里表示出他对故国乡土的追恋和热爱，但书中也流露出一些感伤消沉的情调。
他的诗文，开台学过公安、竟陵，但后来他融和二体，独成风格。他自己说：
“余少喜文长，遂学文长诗。因中郎喜文长，而并学喜文长之中郎诗。文长、中郎以前无学也。后喜锺、谭诗，复欲学锺、谭诗，而鹿鹿无暇。......予乃始知自悔，举向所为似文长者悉烧之，而涤胃刮肠，非锺、谭则一字不敢置笔。刻苦十年，乃问所为学锺、谭者又复不似。”（琅诗集自叙）他不为公安、竟陵所囿，能汲取两家之所长，弃其短，而形成他自己的特色。其文学理论，并不与公安背，他同样主张反拟古，抒性灵。他的散文，题材范围非常广阔，於描画山水外，社会生活方面，无所不写。并且各种体裁，到他手中都解放了，如传记、序跋、像赞、碑铭等等，在他的笔下，都写得诙谐百出，情趣跃然，这是他散文上的特点。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类之。
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枭嘘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者，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处，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游湖，已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坠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
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拂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溱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坠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妙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西湖七月半）
他用活泼新鲜的文字，对当代的社会生活和美丽的湖光月色，作了真实生动的描写。有公安的清新，有竟陵的冷峭，又有王谑的诙谐。在晚明的新散文中，张岱是一个成就较高的作家。他写过水浒牌序，赞赏陈洪绶的画意。还写过水浒牌四十八人赞，对水浒中的英雄人物，作了概括的评述。如称宋江为“忠义满胸”，吴用为“诸葛、曹瞒，合而为一”，表示对他们的同情。
△明末的诗歌
明代末年，由於封建统治阶级加紧残酷剥削，官僚政治更为黑暗腐朽，迫使农民陷於饥饿死亡的绝境，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危机极端严重，终於爆发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但接着清兵乘机入关，击败了李自民，直下江南，於是民族矛盾成为当日的主要矛盾。在风雨飘摇的南朝政权下，广大的东南人民，坚持抗清斗争，从福王到桂王，继续十馀年之久。不少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的诗人，和人民一道投入了这个斗争。他们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发之於诗，表现出忧国伤时的悲痛和感慨激昂的感情。无意於追摹人的声调格律，也无暇於讲求唐、宋的法度，从前后七子和公安、竟陵各方面解放出来，信笔直书，动人心魄，诗风为之一变。如曹学（一五七四～一六四七）、祁彪佳（一六○二～一六四五）、麟露（一六○四～一六五○）、黄淳耀（一六
○五～一六四五）、吴易（？～一六四六）、陈子龙（一六○八～一六四
七）、吴应箕（？～一六四四）、黎遂球（？～一六四五）、张煌言（一六二○～一六六四）、夏完淳（一六三一～一六四七）诸人，都在抗清斗争中，表现了崇高的气节，有的以身殉难，有的削为僧，或以诗名，得到后人的景仰。
在这里我要作为明末诗人代表的，是陈子龙、张煌言和夏完淳。再如钱澄之、屈大均诸人的作品，留在第二十九章再来叙述。
△陈子龙
陈子龙字人中，更字卧子，号轶符、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清兵入关后，仕南明。后欲联络抗清军事，事泄被扑。乘间投水死。有陈忠裕公全集。他才学宫健，工骈体，尤长於诗。当复社名盛时，曾与夏允彝等结几社，遥相应和，声誉甚者。他论诗承前后七子馀流，具有复古倾向，前期作品，颇多华艳拟古之习。国变以后，诗风一变，伤时感事，慷慨悲凉，前人曾称为明诗殿军。
小车斑斑黄尘晚，夫为推，妇为晚。出门茫然何所之，青青者榆了我饥，顾得乐土共哺糜。风吹黄蒿，望见垣堵，中有主人当饲汝。叩门无人室无釜，踯躅空巷泪如雨。（小车行）
鸟啼征马动，曙色散滤沱。海气通三岛，天风静九河。沙平边草断，日澹塞€多。百里无烟火，空屯客自过。（交河）
清溪东下大江回，立马层崖极望哀。晓日四明霞气重，春潮三折浪€开。禹陵风雨思王会，越国山川山霸才，依旧谢公携屐处，红泉碧树待人来。（钱塘东望有感）
小车行写人民的流亡情景，极为真实动人。后面两首律诗，感时而发，辞意深厚，具有沉郁顿挫的特点。吴伟业称其诗“高华雄浑，睥睨一世”。（梅村诗话）给他很高的评价。
△张煌言
张煌言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为抗清义军首领之一，在浙东沿海一带进行斗争，坚持十馀年之久。后见大势已去，避居一小埃岛上，终於被捕牺牲。后人编其遗著为张苍水集。他有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忧国爱民的思想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发之於时，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也反映出人民生活的苦难。
香台咫尺渺人琴，万里寒潮送夕阴。报国千年藏碧血，毁家十载散黄金。名山难夹孤臣骨，潮海空磨战上镡。留得荒祠姓氏古，春归惟有杜鹃吟。（吊沈五梅中丞）
长驱胡骑几会经，草木江南半带腥。肝脑总应涂旧阙，须眉谁复叹新亭。椎飞博浪沙无起，弩注钱塘潮亦停。回首河山空血战，只留风雨响青萍。（追往八首之三）
落魄须眉在，招魂部曲稀。生还非众望，死战有谁归。蹈险身谋拙，包羞心事违。江东父老见，一一问重围。（生还四首之一）
戎马仓皇，环境艰苦，故其诗无意在辞句技巧上用工夫，但由於深厚的生活体验，真情实感的吐露，直抒胸臆，全无矫饰虚华之病，而富有感人的力量。
△夏完淳
夏完淳原名复，号存古，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幼年聪明过人，才情早熟，五岁知五经，七岁能诗文。十二岁时，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奇中”（王弘撰夏孝子传），这固然有赖於他良好的家庭教养，但他天赋的才华，确异於常人。陈继儒在这方面表示过很大的称赞。他父亲夏允彝，老师陈子龙，都是讲文章气节的江南名士，在思想上给予很大的影响。清军入关以后，直下江南，夏完淳同他的父亲、老师以及吴易一起，参加了实际的抗清斗争。后来他父亲和老师都投水而死，吴易被杀。他的长诗细林夜哭是吊陈子龙的，吴江夜哭是哀悼吴易的。在这两篇诗里，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英雄未路的哀痛，音调悲凉，文情并茂，富有感染人心的艺术力量。不久，他自己也被捕牺牲了。他那种慷慨就义、视死如归的精神，真是令人敬仰。他在世群只短短的十七年，留下了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续幸存录等多种著作。
近人汇编的夏完淳集，所收他的著作，最为完备。
夏完淳如此年少，在诗歌上得到很高的成就，在事业和品格上放射出这麽灿烂的光辉，在我国文学历史上真是仅见的。他的诗，前一时期受了陈子龙复古的影响，所作有摹拟之习，文字倾於虚华。国变后，受了实际斗争生活的锻炼和国破家亡的深刻体会，发之於诗，慷慨悲歌，动人心魄，形成沉郁的风格。南冠草中临难前的诗篇，尤为感人。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前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别€间）
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有憾留天地，为君问古今。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洒尽穷途泪，关河雨雪深。（昆陵遇辕文）
夏完淳又能文。大哀赋、寒泛赋、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诸篇，都很真实感人。大哀赋尤见才情，朱彝尊谓可与庾信匹敌。他也能填词作曲，小令双调江儿水云：“望青烟一点，寂寞旧山河。晓角秋笳马上歌。黄花白草英雄路。闪得我，对酒消魂可奈何。荧荧灯火，新愁转多。暮暮朝朝泪，恰便是长江日夜波。”气壮而语俊，情厚而调高。再如自叙、感怀二套，写得更为沉痛。夏完淳有过人的才华和深厚的修养，能运用多样的文学形式，惜夭折过早，未尽其才；否则，他在文学事业上将取得更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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