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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说
自三国到南北朝，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延长到三百年之久。在这长时期中，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同化，外来的宗教、哲学、艺术以及物产各方面的输入，无论在物质精神方面，都加入了一些新居分，形成了这一阶段文化生活的特色。
把这个外在的混乱局面加以统一，在汉族与其他民族融化的基础上而成立集权的中央政府的，是开创隋帝国的文帝杨坚。在这久乱之后，如果能够休养生息，进一步采取一些改良措施，隋帝国的命运是不会这样短促的。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建设，也可以积极开展起来。无奈一到了炀帝，便形成那种严重的内荒淫而外浪费的局面，形成残酷剥削人民、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局面，于是那基础本不稳固的帝国生命，便很快地断送了。旧唐书食货志说：“隋文帝因周氏平齐之后，府库充实，庶事节俭，未尝虚实。开皇之初，议者以比汉代文、景，有粟陈贯朽之积。
炀帝即位，大纵奢靡，加以东西行幸，与驾不息。片讨四夷，兵车屡动。......数年之间，公私声竭，财力既殚，国遂亡矣。”可知文帝时代，社会经济已不大好转，如果炀帝对当日恢复过来的社会生产力不予以根本性的破坏摧残，隋帝国的生命，决不会那么昙花一现。在这种情势下，真能在政治文化的建设上，创造出巨大的成就来的，不得不待之于继隋而起的唐朝。
封建统治者鉴于炀帝暴政统治下人民反抗之激烈，农民起义军威力之强大，从历史上得到“以古为鉴”的教训，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的积极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由贞观到开元有将近百年的休养生息，经炀帝一手破坏的社会经济与劳动生产力，又恢复转来，而达到高度的繁荣。在这种繁荣中，唐帝国建立了稳固的基础。于是文教武功以及新的民族实力，都得以充分地发扬光大。由唐代所设的六都护观之，中国当日的势力，东北至黑水、渤海，西至大宛、康居及月氏、波斯，北至坚昆，南至安南一带，其声势已远在秦、汉以上了。由儒、释、道三教的并盛，与ビ教、摩尼教、回教的流布，形成思想界的活跃与自由。因陆海交通的频繁，运河、长江的便利，直接促进国内商业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发达，形成都市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成长；间接也就促进本国文化与外族文化的交流。当日如日本、新罗、百济、高昌、吐蕃诸邦，都派遣僧徒学子来唐留学，极一时之盛。从汉朝以来，唐朝是第一个强大有力的帝国，是东亚文化的代表。
民族具有一种创造的粗神与革新的毅力，再加以外来文化的激烈交流，于是音乐、绘画、雕刻、建筑各方面，都呈现着显著的进步。尤其是印度文化，继汉、魏、六朝之后，有更进一步的接与融和，对于中国文学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
诗是唐代文学的代表，这是人人所知道的。诗以外如古文运动的兴起，传奇的盛行，变文的出现，词的形成，都是唐代文学的新发展。词的产生，在中国韵文上开辟了一个新局面，是一件重大的事，所以关于它的起源和发展，将在另一章里独立叙述。再如北齐时代受着外来乐舞的影响而出现的“代面”、“拨头”
与“跳摇娘”以及唐代的“参军戏”等等，自然都是戏曲史上的重要材料，穷因成就尚微，只好等到讨论宋、元戏曲的时候，再来补述。
○二 唐诗兴盛的原因
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形式方面，无论古体律绝，无论五言七言，都由完备而达全盛之境。内容的丰富，风格的多样，派别的分立，思潮的演变，呈现着万花撩乱的景象。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所录凡一千一百五十家。清代所编纂的全唐诗，所录共二千馀家，录诗共四万八千九百馀首。但也并非唐诗之全部，其遗佚的尚有不少。在这些书里，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以及和尚、道士、尼姑、歌妓，都是作品。可知诗歌在唐朝，成为一种最普遍的文学形式，不只是少数文士的专利品。诗在唐朝这么蓬勃地发达起来，自必有种上依相附的原因。
△一、诗人地位的转移
唐诗的主要特色，是其内容包含的丰富，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而在诗歌艺术上，得到了高度的成就。通过诗歌的丰富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当日社会生活与人民思想感情的表现。在那些作品里，无论大地山河、战场边塞、农村商市，以及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政治的现状，历史的题材，阶级的对立，妇女的遭遇等等，无不加以描写。因此扩大了诗的境界，丰富了诗的内容，加强了诗的生命，提高了诗的地位。这种进步的现象，是唐以前的诗歌所没有的。这因为往日的诗坛，除了少数的民歌以外，大部分是掌握在君主贵族的手里。他们都是养尊处优，缺少社会生活的体验，尤其缺少对穷苦人民情感、生活的接触与了解。他们拿起笔，大都只能倾心于文学的辞藻与形式，表现他们那种特有的狭隘的宫廷风尚与贵族的上层生活。试看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接近民间，因此在那些作品里，就能反映一些现实社会的面貌。建安文学之有价值，就在于他们还能正视现实，学习民歌的创作精神。到了两晋、南北朝，门阀之风极盛，文坛几乎尽为贵族所占据。上行下效，彼此附和。谈玄大家谈玄，信佛大家信佛，做宫体诗大家做宫体诗。他们的生活，同民众相隔千里，民众的痛苦，他们不能了解，也无从了解。
在这种情状下，他们的作品的内容自然是贫薄，诗的情感，大都是限于那特殊阶级的情感。由两晋一般的游仙文学，梁、陈的宫体文学看来，便可了解作品中的内容是如何的空虚，更可了解那特殊阶级的生活情感，同民众的生活情感，距离得多么远。晋及南北朝诗人，只有左思、陶渊明、鲍照出身较为穷困，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时时闪露出现实社会的深厚色彩。才情固然不能否定，但社会人生的实际感受和进步的思想，对于文学的成就更为重要。到了唐代的诗人，这情形就两样了。那一批有名的作家，都不是君主贵族的特殊阶级，大半是来自中下层社会，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与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我们试检阅下下高、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李商隐、皮日休、聂夷中、仁荀鹤诸人的历史，便会知道他们都经过困顿或流浪生活、思想基础，才能正确地学习、继承文学遗产的优良传统，才能在诗经、楚辞、乐府歌辞中吸取反映现实的创作精神。六朝诗人的集子里，乐储作品很不少，他们也不是不学习乐府时的阶级斗争，也非常尖锐，但因为他们都浮在上层，所以在作品中不只能略具乐府的形貌，而没有乐府的真实内容。唐代诗人善于学习文学遗产中的精华，艺术技巧固然是其中的一面，更重要的由于他们具有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具有现实生活的基础，才以理解、掌握和运用诗经、楚辞、乐府民歌中的进步的创作方法。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在唐代各阶段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人民生活中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斗争中，吸取现实性、政治性的题材，以优秀的艺术技巧，写出形式多样、风格多样、内容充实的诗歌。同时，由于唐代用科举考式，打破了过去向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其目的虽是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但客观上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时步性，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而形成一个文化发展、思想解放的新时代。从前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既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所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充实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政治背景
在封建社会君主集权时代，政治势力，给予文学以一定的工的赋，梁、陈时代的宫体文学，我们都可看出政治势力与文学的相互关系。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不仅都爱限文艺音乐，并大加提倡。太宗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延学士，编纂文书，倡和吟咏。高宗、武后，更好乐章，常自制新词，编为乐府。中宗时代，君臣赋诗宴乐，更时有所闻。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馀篇。帐殿前结采楼，命昭容（上官婉儿）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唐诗纪事）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蜀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大唐新语）
到了玄宗，这种风气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爱好文艺，附庸风雅。在新旧唐书的音乐志、礼乐志内，有不少他与臣妃倡和的记载。其他帝后，亦多爱好诗歌，提奖后进。如宪宗召白居易为学士，穆宗徵元稹为舍人，都是以诗识拔。文宗因爱好诗歌，特置诗学士七十二人。白居易死后，宣宗作诗云：
“缀玉聊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当日的君主，这样对待诗人，一面是增加诗人的声誉，同时又给后起士子以鼓舞。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里，对于文艺的发展，很能起一些刺激作用。加之唐代以诗取士，于是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与明、清两代的制艺相同，作为当日青年士子的必修科目。以诗取士，格于歌颂的内容与形式的限制，自然难得有精采的作品。但这种考诗的制度，提倡作诗的风气，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对诗歌的普及，有重要作用。杨慎升庵诗话引胡子厚云：“人有恒言曰：唐以诗取士，故诗盛......此论非也。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王世贞也说：“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艺苑卮言）
他们这些意见，似是而实非，因为都忽视了考诗制度对于诗歌技巧普遍训练的作用。诗歌技巧的普遍训练，是诗歌繁荣的一项准备工作。全唐诗序说：“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创，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劝矣。而又堂陛之赓和，友朋之赠处，与夫登临燕赏之即事感怀，劳人迁客之触物寓兴，一举而之于诗，虽穷达殊途，悲愉异境，而以言乎摅写性情，则其致一也。”这样的说明，较之胡、王诸人的议论来，就显得全面一些了。
△三、诗歌形式的发展
某一种文学在某一时代的兴衰，其内在的历史原因，固然是复杂多端，然其形式的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文学形式为内容所决定，与历名环境发生密切联系。只有合于文学内容的要求，形式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如四言诗萌芽于周初，全盛于西周、东周之际，而衰于秦、汉，后代虽偶有作者，如曹操的短歌行，固然独具特色，但究因不能应时代的需要，终无法挽回那已成的颓局。辞赋的命运也是如此。五言古诗起于汉代，盛于魏、晋、南北朝。这都说明了文学形式发展的历名意义。至如七言古诗及律体、绝句的新体诗，在六朝时代，才开始形成，形体、音律，初具规模。到了唐代，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日益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诗人的思想感情也更为丰富，在诗歌创作上，新的内容，要求新的形式。唐代诗人们，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来施展自己的才能。加以辞赋一体，久已僵化，传奇文学，兴起较迟，于是唐代文人的创作，主要集中精力于诗歌。从这一点来说，对于唐诗的繁荣兴盛，特别是表现在唐诗多种多样的诗歌形式的优美成就上，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三 唐代的古文运动
中国文学观念的解放，起于建安，经过陆机、葛洪、刘勰、萧统、锺嵘诸人的发挥讨论，在文学理论上得到很大的成就。但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无论诗文辞赋，大都偏重声律、形式与辞藻的美化，形成中国文学史上柔靡浮艳的文风。
其间虽也有刘勰、锺嵘、裴子野、苏绰、李谔诸人的批判和反抗，隋初甚至还对撰述“华艳”文表者予以处分，究意风气已成，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所谓真正的文学改革，不得不待之于唐朝了。关于诗歌的革命，留在后面再说；瑞在所要讲的是由韩愈、柳宗元所代表的反对六朝骈文的古文运动。
在韩愈之前，首先反对六朝文风的王通的中说。中说是否为王通所撰，虽有人怀疑，即使出其门人或其子孙，总还是一本隋末唐初的作品。在那里所表现的文学观念，我们可看作是排击六朝文学建立教化、实用文学的先声。
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尤也。（王道篇）
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事君篇）
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微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天地篇）
子曰：学者传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天地篇）
他在这里，一则说“王道”，再则说“志于道”、“贯乎道”，可知文以载道的观念，实由中说的作者开其端绪，也即儒家的道统作为评量文章的要旨。其镒，他不仅攻击六朝的文风，还鄙斥六朝的文人，对谢灵运、沈约、谢、吴筠（按应作吴筠）、谢庄、王融、湘东王兄弟、徐陵、庾信、刘孝绰兄弟、江总诸人，都进行了指责（事君篇）。而他的文学主张则崇尚“约以则”与“深以典”，强调重道轻艺，重行轻文。其内容必须“上明三纲，下达五常”，表现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统的儒家思想。
再如唐初的史家，如李百药（北斋书）、魏徵（隋书）、姚思廉（梁陈书）、令狐德（周书）、李延寿（南北史）诸人，在检考前代的兴衰得失时，一致认为六朝的淫靡文风，给予政治以不良的影响。于是都借着文苑传、文学传的序文，来攻击六朝文学的风气，同时又发挥宗经、尊圣、辅助教化、切合实用的儒家传统的文学理论。
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议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
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
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魏徵隋书文学传序）
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咄，牢笼于一代。......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染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令狐德周书王褒庾信传论）
夫文学者盖人伦之所基欤？是以君子苏乎众庶。昔仲呢之论四科，始乎德行，终于文学，斯则圣人亦所贵也。（姚思廉陈书文学传论）
他们都是唐初人，语气虽有经重之别，但其主旨，却都是鄙薄六朝文学的华靡，要建立一种切于实用的散文。穷其源必趋于复古，论其用必合于教化。他们或是政治家、历史家，由他们这些理论看来，知道在初唐时代的学术界，要求文学改革的呼声，已是很普遍的了。
唐代的古文运动，世人只注意韩愈、柳宗元，然在韩、柳之前，已有陈子昂、李华、萧颖士、元结、梁肃、独孤及、柳冕诸人提倡古体，不过尚未形成一个有力的运动。但柳冕的文学理论，写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柳冕字敬叔，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中官福州刺史，全唐文中录其文。他的文学观念，强调尊圣、宗经，要以封建的儒道来指导文学。指出文学衰弊的原历，是由于“六艺之不兴，教化之不明”。因此，他对于屈原、宋玉以下的诗文辞赋，一概在经视之列。他说：
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亡于比兴，失古义矣。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与徐给事论文书）
自成、康没，颂声寝，骚人作，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教不足者强而为文，则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则耻为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难。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尧、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贾生、董仲舒也。（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
他在这里初步建立了道统文学的理论，把文学与儒道合而为一，其馀如文章的技巧辞藻，都看作是枝叶，因此尧、周、孔成为文学家的正统，扬、马、曹、刘之徒都不能同贾谊、董仲舒并列了。基于这种理论，他反对政府以诗取士，反对政府重用文人，并认为应当为经术重儒教，才是正当的办法。他说：
进士以诗赋取人，不先理道；明经以墨义考试，不本儒意；选人以书判殿本，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竞而无廉耻者，以教之者不末也。（与权德舆书）
相公如变其文，即先变其俗。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给尊经术，卑文士。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此二者在圣君行之而已。（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
他这种理论，不仅为韩愈所本，也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千馀年来道统文学的定论。贵古贱今之说，尊圣宗经之论，深入于读书人士的心中。经史一类的文章，成为文学的正宗，诗词、小说、戏曲等类作品，反而得不到地位。但柳冕虽有理论，散文和的成绩并不好，因此不能发生大影响。他自己说：
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末由也已。
（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
老夫虽知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况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气，尽先生之教？（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
他这种态度是很真实的。“言虽近道，辞则不文。”正是说明他的创作力量不足。因此唐代古文运动的完成，不得不待之于韩、柳了。韩、柳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既有理论，又有优秀的创作成绩。有了成绩，理论才得到实践，才能得到世人的信仰与拥护；有了群众基础，才能形成有力的运动。李汉讲韩愈做古文时说：“遂大拯颓风，教人自为，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昌黎先生集序）可知当日在那个运动中，时人对他或加讥笑，或加在排击，然他能以坚定的自信心，勇往直前，一面以理论宣传，一面以作品示人，终于得到最后的胜利。李汉说他“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他这几句话，并没有夸张。韩愈当日对于极深蒂固的骈文陈线的宣战，新散文的建立，确有一种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确有一种摧陷廓清的功绩与雄伟锋利的力量，因而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韩愈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邓州南阳（今属河南）人。昌黎为其郡望，故世也称韩昌黎。他幼时孤苦，刻苦自学。新唐书本传说：“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免除地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如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第。”元和十三年，韩愈因谏迎佛骨，几处死刑，后贬潮州刺史。官至吏部侍郎。他为人耿直，情谊深厚，尤吉提携同辈，奖励后学。
旧唐书本传说：“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各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于公卿间。......而颇能诱励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他这种胸怀和态度，对于作为一个文学动动的领导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韩愈是唐代重要的思想家，是司马迁以后杰出的散文家。他的学术思想是尊儒排佛，他的文学观念是反骈重散。因此他极不满意六朝以来的学术空气与华艳无实的文风。他主张思想要回到古代的儒家，文体也回到朴质明畅的散体。他在进学解中，列举五经子史之书，是他的文学模范。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便是这种意思。又因为反对六朝文学中那种艳冶的淫靡之风，所以主张文学为贯道之器，也就是要有内容。他认为文学离开了伦理便没有价值，离开了教化便没有功用。他在答李翊书中说：“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仁义诗书合而为一，便是文道合而为一。因文见道，因道造文，二者并重，不容分开。故他说：
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俗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读书以为学，赞言以为文，非以夺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送陈秀才彤序）
在这些话里，可以知道韩愈的主张，是为道而学文，为道而作文。文不能贯佛道的内容，要贯儒道的内容；文体是反对六朝的骈俪，而要用三代、两汉的散体。他的强调儒学、争取道统，当然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当时佛学流行、文风华丽的历史环境里，他这些理论，也还能起一点排华反骈的作用。他当时从思想上和经济的观点上，敢于违反统治者之所好，积极地毫无畏惧地反对佛教，几乎牺牲生命，这一点是还是可取的。
韩愈不仅宣传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他是司马迁以后杰出的散文家。他虽号召复古，他的散文实际是革新。在古代散文的基础上，创造发展，形成一种富于逻辑性与规范性的文体。这种文体，宜于说理，叙事，方言民为中古以来最流行的切合实用的散文形式，就是对于当时的传奇文学，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他主张作文“言必己出”，“务去陈言”，反对剽窃，强调语言的创造性，又力求“文从字顺”喧都很有意义，并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他的散文里，广泛地反映出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被压迫的悲哀和郁郁不平的情感，以及对于佛老思想的反抗。语言的特色，是精炼有力，气势雄伟，条理通畅，表现深刻。如原毁、师说、马说、书记、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毛颖传及蓝田县丞听壁记等篇，是他的代表作品。今举他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为例：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茂，居民鲜少。或曰：
“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
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呵茹，钓于水，鲜可食，居无时，惟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尤于其心？车服不给，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徼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维子子宫，盘之土，可以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送李愿归盘谷序）
作者以锋利的笔力，锤炼的语言，对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命运，谄媚逢迎的官僚士大夫的生活面貌，以及怀才不遇者的悲愤心情，作了深刻生动的描写。题目是写李愿，同时也是写韩愈自己的胸怀。苏轼非常赞美这篇文章，给它很高的评价。
其他如师说针对当日不重师道的风气，提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进步见解。张中丞传后叙着重侧面的描写，通过一些遗闻轶事，表达出张巡、南霁€诸人的爱国思想和坚强性格。柳子厚墓志铭从正面着笔，以非常概括有力的语言，描写柳子厚的一生遭遇、文章成就和他们俩人的深厚感情。原毁一篇，说理透彻，富于逻辑。这些文章，语言精炼，生气流动，笔力遒劲，章法浑成，都是韩文中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再哪祭十二郎文，以深挚的叔侄之情，话家常，叙身世，并联系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既亲切，复沉痛，并于生动自这中显得格局紧健，笔力奔放，是抒情散文中的佳作。
△柳宗元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初举进士，后为监察御史。顺宗李诵时，柳完元参加王叔文的比较进步的政治集团，后因失败，贬永州司马，继迁柳州刺史，接近少数民族，颇著政绩。死于柳州。新唐书配合有云：“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柳宗元这种悲苦的境遇，对于他的文学成就，有很大的影响。
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有力的支持者、宣传者。韩立论过于重道，柳则较为重文，然在文体的反骈文与重散体这一点上，两人却是一致的。柳本好佛，虽论文也主宗经，而其思想范围则较韩愈为广阔而深厚。他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良良，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参之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帝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辱书及文章，辞意良高，所向慕不凡近，诚有意乎圣人之言。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表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书）
柳氏虽一再以“明道”为言，然而他对于道的解释，较韩愈所说的要广泛得多。他觉得一面要在古书里求圣人之道，同时又要求其辞。求诸辞而遗其道固然不可，只求诸道而遗其辞，也是不可。柳宗元的道，一是古人所讲的道德的道，一是古人所文的艺术之道。他所说参孟、荀以畅其支，参庄、老以肆其端，在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都是说的作文之道，那是非常明显的。柳宗元的优秀作品，都产生在贬谪以后。由于他主社会，接近人民，在他的作品里，反映了穷苦人民的生活感情。他的作品首先使我们注意的，是他的寓言。这些寓言大都是写动物故事，短小警策，意味深远，含蓄犀利，富于讽刺文学的特色。
如三戒、罢说、负版传等作，都有深刻的教育作用和现实意义。
负版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自豪这，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大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涩以近于危坠。
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不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啵虫也，亦足哀夫！
（负版传）
在负版传这一篇短文里，作者以简炼的文笔，将封建社会中一些贪贱无厌的卑劣现象，作了辛辣的讽刺。和他的骂尸虫文一样，都是借小虫来宣泄他愤世的激情。他的论说文也很有特色，如天说、封建论诸作，以唯物论观点为，批判封建传统和封建政治的不合理，文笔锋利有力，思想价值很高。
寓言以外，柳宗元的短篇传记也是非常优秀的。这些短篇传记，不是取材于上层社会的英雄人物，而是描写一些市井细民和工农群众，通过他们，揭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和穷苦人民的苦痛。宋清传、种树郭汇驼传、童区寄传、捕蛇者说等篇，是他的代表作。作者能在这些人物身上取材落墨，就已表现出他识见的杰出。特别是捕蛇者说，文末以“孰知赋佥之毒有甚是蛇”作结，对于剥削政治的无情谴责，尤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柳宗元的山水文有两个特色：一，他不是客观的为了欣赏山水而写山水，而是把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悲愤感情，寄到山水里面去，使山水人格化感情化，因此在他的山水文里，仍然反映出作者在其他散文中一贯的思想内容；其次，他在山水的描写上，有细微的观察与深切的体验，运用最精炼的笔锋，清丽的语言，把山水听真实在貌，刻划出来。形象生动，色泽鲜明，诗情画意，宛然在目，成为山水散文的杰作。兹录钴钅母潭西小丘记为例：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钅母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了，为争奇壮者，殆不可数。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动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罢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弃地，货而不售。”
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产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之浮，溪之流，鸟兽鱼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兹丘之胜，致之丰、镐、、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度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价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曹也。
散文以外，柳宗元也是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正如他的散文，反对庸俗与华靡，保持他的清隽明秀的特色，而在内容方面，同样充满着谪贬后的愤世伤时之意。
前人说他的诗近陶渊明，语言风格方面，“颇有陶家风气”（东振孙），但在思想情感上毕竟是不一致的。
由于韩、柳的理论宣传与努力创作，朋友门生，彼此呼应，形成一个有力的散文运动。韩、柳以后，继有李翱、皇甫、沈亚之、孙樵等提倡散文。他们的成就虽不很高，也值得我们注意。如李翱的强调“仁义之辞”对文章的决定作用，皇甫的提倡意新词奇，对当时都有影响，并且各用韩文之所长。在他们的集子里，结较好的散文作品。
△孙樵
孙樵字可之，关东人。大中年间进士，曾任中书舍人。他和韩愈一样，也是当时排佛最坚决者之一，“以为大蠹生民者不过群髡”。并从经济观点上，攻许僧侣的“所饱必稻粱，所衣必绵，居则邃宇，出则肥马”的寄生生活。在他的集中，有不少揭露苛政，自诉牢骚之作。
他为文力求险削奇崛，欣赏“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的文章，并自谓“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退之。”（与王霖秀才书）说明他是韩文中的奇险一派的师承者。但因功力不及韩愈，所以作品也时露做作的痕迹。
孙樵的散文，以书褒城驿、龙多山录、祭梓潼神君文、骂僮志等较能表现他的艺术特色。今节举祭梓潼神君文为例：
会昌五年，夜跻此山，冻雨如泣，滑不可陟，满眼芒黑，索途不得，跛马愠仆，前仆后踣。樵因有言：非烛莫前！须臾有光，来马足间。北望空山，火起庙ヂ焰焰逾丈，飞漆射天，螟色斜透，峻途如画。樵谓庙奴苦寒，薪取温。晓及山岭，钅巢涩门，馀烬莫者，孰知其然。
大中四年，冒暑还秦，午及山足，猛雨如雹，樵复有言：神诚能神，反雨为晴，曩火乃灵。斯方才阕，回风大发，始自马前，怒号满山，劈€飘雨，使四山去。兹山巍巍，轻尘如飞，讫四十里，雨不г衣。
写景物在倾刻之间的离奇变幻，手法敏捷，气氛强烈，在晚唐散文中给人以新鲜的感觉。
在这一派奇崛风格中而最趋于极端的则为樊宗师。宗师如述，南阳人，曾出任绵州、绛州刺史。他与韩柳同时，而又不愿居他们之下，于是就竭力在诡怪僻上用力，结果遂流于涩。唐国史补史说：“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故当时号为涩体。他生前作文数百篇，但传世的仅蜀绵州越王楼诗序、绛守居园池记两篇，而僻涩几于无法句读。即此两文，元、明、清人为其作也是必然的结果。
到了晚唐，在散文中对现实的批判较为大胆深刻的有罗陷、皮日休、陆龟蒙。
△罗隐
罗隐（八三三～九○九），字昭谏。新城（今属浙江）人。光启中，会入镇海军节度使钱Α幕。工诗，尤长于咏史；文多小品，而愤世之意，时时流露于笔端。他把所著书题作谗书，并说：“他人用是以为荣，而子用是世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其用意即在讽刺当时社会的是非颠倒。所作如荆巫、说天鸡、辩害、英雄之言等，都是有感而发，而且往往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加强作品效果，富有寓方言文学意味。如说天鸡云：
狙氏不得父术，而得鸡之性焉。其畜养者，冠距不举，毛羽不彰，兀然若无饮啄意，洎见敌，则他鸡之雄也；伺晨，则他鸡之先也。故谓之天鸡。
狙氏死，传其术于子焉，尽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错嘴距利者，不与其楼，无复向时伺晨之信，见敌之勇，峨冠高步，饮啄而已。吁！道之坏矣，有是夫！
全文主题，实际是在讽喻虚伪势利的社会风气下，一些有才能而无虚表的人，所受到的不合理遭遇。狙氏的子，正是那些昏庸无能、不朝是非者的写照。
△皮日休
皮日休（约八三四～八八三），字逸少，后改袭美。襄阳（今属湖北）人。
早年佳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咸通进士，曾任太常博士。黄巢起义军进长安，署为翰林学士。其死因传说不一，一说为黄巢所杀，一说为唐室所杀。文学韩愈，并推韩愈为“吾唐以来，一人而已。”出身寒门，刻苦自学。性狂傲，工诗能文，诗崇白居易。曾游历大别山、洞庭、九江、天柱山、蓝关等地，因此对社会生活有较深久接触和体验。皮子文薮中，颇多古讽今之作，尤其可贵的，是对于代表封建权威的官和君，作了有力的狙击，如说“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又说“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ㄏ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这些都是极为大胆的议论。在读书事马法中，他的反暴的思想表现得更为鲜明：
这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从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汉魏尚权，驱赤子于利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士为诸侯，由诸侯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者，上惧乎刑，次贪乎赏。民之于君，犹子也，何异乎父欲杀其子，先给以威，后以利哉！孟子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使后之君玮有是者，虽不得土，吾以为犹君焉。通过他的锐利的笔锋，显出了动决一切力量的精神，也透露了他的参加黄巢起义军，是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陆龟蒙
陆龟蒙（？～约八八一），字鲁望，苏州人。曾任苏、湖二郡从事，后隐居松江甫里，自号江湖散人。与皮日休、罗隐、颜荛、吴融为友。有松陵集、笠泽从书等作。他的散文，文字深刻，对传统道德和黑暗现实，投以辛辣的讽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的江湖散人传、招野龙对、野庙碑等篇，都是很好的小品文。
在招野龙对中，以机智的词锋，表现了他对世俗的蔑视，并从侧面揭穿了统治者笼络手段的不可信任。今举野庙碑为例：
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汉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途之碑野庙也，非有政事功可纪，直悲夫竭其力，以奉无名之土木而已矣。瓯、粤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曰将军，有温而愿、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左右老木，攒植森拱。萝茑翳于上，鸱室其间，车马徒隶，从杂怪状。作之，怖之，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犬欢鱼菽之，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祸亦随作，耋孺畜牧栗栗然。疾病死丧，不曰丁其时耳，而自惑其生，愁归之于神。虽然，若以古言之，则戾；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何者？岂不以秉能御大灾，捍大患，其死也则血食于生人；无名之土木，不当与御灾捍患者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友前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品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未守贮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驱之以就事，校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
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尤，当报国之日，则忄匡挠脆层，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尔，又保责其真土木邪？故曰以今言之，则庶神之不足过也。既而为诗，以纪其末。
土木其表，窃吾民之酒牲，固无以名。土木其智，窃吾君之录位，如何可仪。
禄位颀颀，酒牲甚微，神之飨也，孰云其非？视吾之碑，知期文之孔悲。
借神讽人，淋淳尽致。文中对那那些荒淫腐朽鱼肉人民的统治者，对那些寡廉鲜耻的官僚士大夫，给以无情的冷嘲与热骂。
罗隐、皮日休、陆龟蒙批判现实的散文，在反映唐末的历史特徵上，也是具有认识价值的。鲁迅说：“唐末诗负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从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主天下，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这评价是极为正确的。
○四 唐代短篇小说的进展
严格地说来，我国六朝时代的小说，还没有成熟。这并不只是因其内容多是志怪，而其形式与描写也很贫弱。六朝的作品，大都只是一些没有结构的残从小语式的杂记，叙事不重布局，文笔亦较简略。中国的文言短小说，在艺术上具有价值，在文学史上获得地位，是起于唐代的传奇。那些传奇，建立了相当完整的短篇小说的形式，由杂记式的残从小语，变为洋洋大篇的文章，由三言两语的记录，变为复杂的故事的描绘。在形式上注意到了结构，在人物上，注意到是性格的描写与形象的塑造。内容也由志怪述异而扩展到人情世态的广阔生活的反映。
于是小说的生命由此开拓，而其地位也由此提高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态度的改变。到了唐朝，文人才有意识的写作小说，把它看作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不像从前那样，多出于方士教徒之手，作为辅教传道之书了。当日的作者，如元稹、陈鸿、白行简、段成式之流，都是一时的名士。他们把小说看作是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都在那里用心地写作，从这时候走，小说正式进入了中国文学界的园地。明胡应麟说：“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泵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从卷三十六）所谓作意好奇，以寄笔端，乃成为有意识的创作。这种态度，不是六朝人所有的。
唐代小说，是在六朝志怪小说和中晚唐商业经济发达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源虽出于志怪，由于社会环境与创作态度不同，在主上得到很大的进步。
正如鲁迅所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民成就乃特异，其间产或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
唐人传奇，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与市民气息。小说里面的人物是多方面的，有新兴知识分子，有旧官僚，有上层妇女，有商人，有妓女歌女等等。作品的倾向性，是对旧制度旧道德作了批判和反抗，对新的美好生活，表示渴望和追求。在创作方法上，是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的结合，有少数作品，已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力量。唐代小说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受有变文的影响。如《游仙窟》、《柳氏传》、《周秦行纪》等作，还可看出那用韵夹杂的体裁。再如当日民间流行的一枝花语，成为《李娃传》的题材，可知民间文艺于文人创作的影响。
由于韩、柳的古文运动，产生一种朴实的新散文，这种文体在叙事、状物、言情的运用上，自然是远胜于骈文。在白话文未入小说的领哉以前，这种平浅通俗的散体，比较合于小说的表现。大历、元和的小说作者，大都在那个古文运动的潮流中，受着这种影响。古文运动的功绩，是文体的解放。文体的解放，间接地促进小说的发展，同时由于传奇文学的发展，对于古文运动，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说传奇是古文运动的支流，或是古文运动由传奇而产生，都是片面的看法。
初唐间的小说，有王度的《古镜记》和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其内容虽仍是六朝志怪一流，然篇幅较长，文字亦较为华美，演进之迹甚明。王度为王通之弟，王绩之兄。曾为著作郎修国史。古镜记述一古镜服妖制怪的故事，事迹荒诞，然叙述布局俱佳。《白猿传》作者失名，述六朝梁将欧阳纥之妻，容貌绝美，为白猿精夺去。欧阳纥聚徒入深山幽谷寻得之，妻已受孕，后生一子，貌绝似猿，及长，以善文工书知名于时。此文颇怪异，文中欧阳纥系唐名臣欧阳询之父，故或系询仇人故意中伤之作；其创作之动机，与其他志怪诸篇自有不同，然其文字在古镜记之上。写深山之景，猿精与诸妇女之言语动作，都生动可喜，可见作者确很有文采。
武后时有张文成者名莺，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撰游仙窟一卷，言人神相爱，实际是写的妓女生活。作者自叙奉使河源，道中投宿某家，乃为仙窟，受两仙女十娘、五娘的款待，共宿一夜而去。文体是华美的骈文，并时杂淫亵的语言，但也保存了一些唐人口语。唐书上说张文成：“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
其论著率诋消芜猥，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读游仙窟后，觉得这评语是确切的。世人或谓此篇之作，影射作者与武后恋爱的故事。帝后之尊，犹如仙界，故仙女以寄其情意，此说不可信。张所写文章，颇为当时新罗、日本诸国所重。本书在中国我已失传，却保存在日本，在唐开元间就传过去了。并且在古代的日本文学界，是一本大家爱好的读物，还有不少注释的本子。据盐谷温说，紫式培的源氏物语，是受了这书的影响。（见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后来传回中国，由书局校点印行，已成为一本通行的书了。
唐代散文、小说的兴盛，却在开元、天宝以后。中晚唐年间，作者蔚起，盛极一时，是传奇文学的黄金时期。如陈玄、沈既济、许尧佐、白行简、李公佐、元稹、陈鸿、蒋防、沈亚之、李朝威、牛僧孺、韦、房千里、段成式、李复言、薛调、皇甫枚、裴、柳呈、杜光庭、袁郊、薛用弱诸人，俱有作品。其内容不专拘于志怪，讽刺、言情、历史以及侠义各方面都有创作。这些作品同当日的社会生活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而反映出新兴的知识分子和市民的意识形态。
△讽刺小说
讽刺小说可以以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工的《南柯太守传》为代表。唐代以诗赋取士，造成那些青年知识分子热烈地追求富贵功名的欲望。《枕中》、《南柯》的作者，就用着这种社会心理为基础，对那些知识分子进行强烈的讽刺。
△沈既济
沈既济（约七五○～八○○），苏州哺人。经学渊博，大历中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贞元中为礼部员外郎。选建中实录，世人称有史才。其所作枕中记，或题吕翁。述一落魄少年，于邯郸道中之旅舍，遇一道士品翁，自叹其穷困之苦，吕翁探一枕与之。少年遂入梦，先娶妻崔氏，貌美而贤，后又举进士，做大官，破戎虏，位至实相，封公赐爵，子孙满堂，其婚亲皆天下望族。后年老，屡辞官不许，寻以病终。至是少年欠伸而醒，见身仍在旅舍，主人蒸黍却还未熟。
△李公佐
李公佐字颛蒙，陇西（今属甘肃）人，尝举进士。生于代宗时，至宣宗时犹在。曾任江西从事。小说今存四篇，以南柯太守传为最著名。传中述淳于棼某日因酒醉，二友扶卧东庑下。淳于棼就枕，即入梦。登车入古槐树之大穴，既而山川城郭，俨然在目，乃大槐安国。既至，国王遇以厚礼，先以公主妻之，后为南柯太守三十年，政声甚著。人民都歌颂他，立碑建祠以为纪念。先后生五男二女。
又因屡迁高位，煊赤一时。后因与外族交战败绩，公主又死，因而失势。至是国王忌其变心，乃送之归。及醒，见二友犹濯足榻畔，残日馀樽，宛然在目。而梦中情境，若度一世。后令仆人掘槐穴，见蚁群无数，其中泥土的形状，与梦中所经历之山川城郭无殊，乃知梦中所到者，为一蚁国。淳于棼因悟人生无常，富贵虚幻，遂入道门。
在这两篇作品里面，作者的用意及手法都是一致的，作品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一致的。他们同样用虚幻的象徵的叙述，来描写封建社会富贵功名的无常，给当代沉迷于利禄的思想的人一种强烈的讽刺。在这一点上，故事的虚幻，虽近于志怪，然在心理发展和生活逻辑上，却很有现实的基础。有些人把这种作品归之于神怪一类，与古镜记同列，那是不正确的。同时作者对于人生的态度与人生意义的认识，也大略相同。富贵功名既是虚幻，人生不得不求一个真正的归宿，这便是当日流行的虚无消极的佛道思想。枕中记的结段说：
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曰：“人生之，亦如是矣。”生怃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又《南柯太守传》的末段说：
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度酒色。......公佐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坏间云。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
在这两个收场里，很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用意和他们的人生观。当日的佛道思想，成为一般达人逸士的理想归宿。李肇那十六个字的赞语，正是这两篇作品的主题的说明。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作品一面是深刻叶对于当日的功名病奔者和封建社会的官场加以讽刺，一面是宣扬那种乐天安命的人生哲学，这两种思想在当日虽都有现实的社会基础，但其中也表现出消极逃世的因素。其文字的工丽，故事的曲折，布局的整严，描写的动人，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南柯太守传》尤为杰出。枕中记外，沈既济尚有任氏传一篇，亦为讽刺之佳作，写一女狐精殉节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坚贞大胆、敢于反抗强暴的妇女形象。其用意是对于当时一些行为放荡的妇女的讥讽，借异物以警世。作者在篇末感叹地说：“异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节，徇人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可知他的小说，都是有意之作。若只以言神志怪目之，而忽视其社会意义，那就有负于作者了。在技巧上，《任氏传》运用了对话，因而比《枕中记》更显得生动。李公佐除《南柯太守传》外，尚有《古狱渎经》、《卢江冯媪传》、《谢小娥传》三篇。前二篇无甚特色，后者为一侠义小说，容后论之。
△爱情小说
爱情小说多以现实的人事为题材，与取材于神怪者不同。才子佳人的离合，妓女秀才的结识，因此演出种种可歌可泣的故事。文人以清丽之笔，描摹体会，所以格外动人。此类作品颇多，以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和元稹的《莺莺传》为代表。
△蒋防
蒋防字子徵，义兴人，历官翰林学士及中书舍人。霍小玉传写诗人李益同名妓先合后绝的故事，是一幕失恋的悲剧。小玉是一个没落贵族的爱女，后沦为歌妓，同李益立下婚誓。后李益别娶卢氏，小玉因此尤愤而死。情节虽较简单，然文笔凄楚曲折，生动深刻。小玉临死时所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数语，尤为沉痛有力。这篇小说为被遗弃的妇女作有力的控诉，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女子的深情，男子的嫌贫爱富不忠于爱情的卑劣行为，是封建社会妇女在两性关系中的悲剧根源。
△白行简
白行简（七七六～八二六），字知退，曾官左拾遗等职。从诗人白居易的弟弟，文风也与居易相近。他精于辞赋，尤善传奇。李娃传是他的杰作。传中述荣阳公子某生恋一娼女名李娃者，后因穷因，为女所弃，遂流落为歌童。其父为显官，见之，怒其有辱门楣，鞭之几死，弃之路旁。后李娃感其情，与之结婚，从此努力读书，得登科第，授成都府参军，是时其父为剑南采访使，因此父子和好如初。关于李娃的故事，当时在民间非常浪行，已成为民间说唱文学的题材。
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的自注中，说白居易“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已，犹未毕词”，这“一枝花”就是李娃的旧名。可见白氏兄弟都很爱这个故事。
李娃传的情节复杂，富于戏剧性，波澜曲折，布局谨严，表现了很高的小产技巧。其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刻划得非常真实而又生动。语言清简工细，叙事很有剪裁，很有条理，富于组织和表现能力。在这篇里，市民的生活气息，反映得也颇为鲜明。为了争取爱情的幸福生活，那一对青年男女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对封建道德和门阀制度作了坚强的反抗，经过了艰难困苦的曲曲折折的道路，终于得到了胜利。这是一篇富于时代精神和批判意义而又具有较高艺术成就的作品。
白行简另有三梦记三篇，是一种随笔体的杂录，是不能和《李娃传》相比的。
爱情小说中影响大的尚有元稹的《莺莺传》。后人因传中和生曾赋会真诗三十韵，故亦名《会真记》，写张生和莺莺的私恋而终于于诀绝的非剧，这故事在文艺界是人人皆知的。传中的张生，就是作者自己的影子，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故事的发展，心理的活动，都有一些实际体验，决非全出于虚构。加以作者清丽的文笔，更增加了这作品的艺术价值。例如他写初看见莺莺的情状：
久之，乃至。常服容，不加新饰。垂发接黛，双脸断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在这几句里，把莺莺的姿色体态以及精神活动，都写得活跃如画。再看他写莺莺的个性：
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地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
只有几句话，把莺莺的性格画得活现，形象刻得鲜明。莺莺传的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名门闺秀，为了追求爱情的幸福生活，反抗封建道德而终归于失败的女性悲剧，并成为小说中在封建压力下反抗斗争而遭受着牺牲的女性典型之一。张生那种始乱终弃的卑鄙行为，正反映出那种热心富贵功名、玩弄爱情的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但由于传中所写的张生行径，含有著作者自己的经历，因而作者对张生的“忍情”反采取了赞美、肯定的态度，并称这为“善补过者”，这就大大地削弱了作品后半部的思想意义，并显示出作者灵魂深处的虚伪和自私。
唐代的爱情小说，多写妓女才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这是有其社会原因的。
唐代商业发达，国内国际的贸易交往频繁，长安、扬州诸地，更为繁盛。在这种交通便利、经济发达、都市繁荣的状况下，唐代妓女，盛极一时。有的重利，有的爱才。重利的与富商逢迎，爱才的与文人来往。当日那结名诗人新进士之流，年轻貌美，又前途远大，最为当日妓女所倾慕。开元天宝遗事云：“长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线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又宋张端义云：“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贵耳集）这种社会，正是产生妓女文士恋爱故事的环境。这些作品的内容，并不完全出于文人的想像，而具现实生活的基础巴历史条件。但李朝威的《柳毅传》却是从另一角度来描写爱情，并且是一篇浪漫主义的小说。
△李朝威
李朝威陇西人，生活于贞元、元和间。柳毅传的内容，是写洞庭龙女，受夫家虐待，被逐在野外牧羊；赖书生柳毅仗义援助，送信给洞庭君，结果由洞庭君之弟钱塘君救回洞庭，后两人终于成为夫妇。在这篇小说里，不仅反映了封建婚姻束缚下青年妇女的痛苦处境，还描绘出柳毅和龙女高洁的品质。柳毅在开始援助龙女时，动机十分单纯，只是为了替龙女送信伸冤，并无“重色之心”。龙女得到柳毅之助，内心虽很感激，并很爱慕柳毅的人品，但后因得悉他已有妻子张氏，张死后又续取矮氏，所以一方面拒绝父母之命要她嫁与濯锦小，一方面又不敢向柳毅表白心愿。作者这样来处理这对青年男女对待生活的严肃、正确态度，从而也赋予作品本身以积极的艺术效果，使人物的精神品质更显得饱满和充实。
其次，作品中对细节的描写，情节的创造，景物的织绘，语言的运用，都很精致巧妙，在唐人传奇中不失为优秀之作。
△历史小说
陈鸿字大亮，贞元、元和间人，曾有志于编史，白居易之友。《长恨歌传》为白氏的长恨歌而作。传中叙贵妃入宫，禄山作乱，马嵬之变以至方士求魂为止。其中虽杂有神仙方士之说，并不损害这篇小说的社会性，传中写贵妃得宏后，其兄弟姊妹俱煊赫一时，既真实而又充满了讽刺。
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贵，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王宫，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侔矣。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故当时谣咏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又曰：“男不对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其人心羡慕如此。
在这一段内，已将当日裙带政治的黑暗面目，暴露无遗，天宝之乱，迟早是要爆发的了。同时把当日的人民愤恨心理，也表现得非常真切。我们读了杜甫的丽人行，再看这一篇，真有无限的感慨。作者在篇末说：“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这是《长恨歌传》的主题。表现虽说是惩尤物，侧面就是骂皇帝，这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东城老父传》或云是陈鸿祖作，因传的后段叙及颖川陈鸿社访问贾昌事，但《太平广记》及《宋史·艺文志》对于撰人皆无异说。内容写斩鸡童贾昌一生的历史。在他的历史中，正反映出玄宗的荒淫与天宝的乱象。贵妃以以得宠，贾昌以鸡承欢，都这了政治的正轨。作者极力从正面铺写，从侧面暗示着当日政治的腐败，终于走到天下大乱的下场。
文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斩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官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词。上之好之，民风尤什。诸王子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龙门道旁，召人，为鸡坊小，衣食右龙武军......即日为五百小长。加之以忠厚谨密，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东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礼奉尸归葬雍州，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十四年三月，衣斩鸡服，会玄宗于温泉。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时人为之语曰：“生不用识文字，斩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举。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上生于乙酉鸡辰，使人朝服斩鸡，兆乱于太平矣，上心不悟。
玄宗既淫于女色，又荒于游乐，把国家大事，全抛之脑后，政变之祸，自然难免。这两篇中的民歌，他充分地表现了人民对于君主的谴责，对于当日政治的腐败与社会秩序的紊乱的愤懑和诅咒。民众的怒火，已经在燃烧了。因此一声兵变，潼关京都相继失陷，逼得贵妃只好上吊，神鸡童也只好改名换姓遁入空门。
这种小说题材，都是当代的实事，所以具有很强烈的时代性。
△侠义小说
侠义小说是以侠士的义烈行为为主，而加以政事爱情的穿插，更显得故事情节的繁复。唐代中叶以后，藩镇各据一方，急权夺利，私蓄游侠之士以仇杀异己，于是侠士之风盛行一时。如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的被刺，开成三年宰要李石的被刺，前者出于平卢陈度使李师道所遣，后者为宦官仇士良所主使，这都见于正史的记载。欧洲中世纪骑士活跃于社会，因此产生描写骑士生活的小说。唐代侠义小说的产生，同样有着近似的这种社会基础。但因为要表现侠士的特别技能，所以常有种种超现实的描写，如胜€驾雾之术，神刀怪剑之事，与当日神仙术士一流的迷信思想，发生密切关系，因此这一类小说的作者，往往是佛道的信徒。如杜光庭之为道士，段成式之信佛，裴之好神仙，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侠义小说前有许尧佐的《柳氏传》，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后有薛调的《无双传》，裴的《昆仑奴传》、《聂隐娘传》，袁郊的《红线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段成式有《剑侠传》一书行世，是明人伪之作。但在段氏的《酉阳杂俎》里，有“盗侠”一门，叙述剑侠故事的共有九则。段氏为宰相文昌之子，兼为当代的骈文家、诗人，故其文笔华丽而有情致。《杂俎》虽似《博物志》一流，丽杂万象，然其中亦时有佳作。到了晚唐，是侠义小说的极盛时期。
在这些作品中，从艺术的价值上讲，以杜光庭的虬髯客传为较佳。此篇叙述红指私奔与李靖创业的故事，时代虽回到隋朝，而其社会基础却正在晚唐。作者一面是以当日盛行的侠士为主题，一面又在唐末离乱之际，想望着新英雄的出现。
在形式上具有严整的布局和当的剪裁。对于人物的个性，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的描绘，红拂、李靖、虬髯三个主人翁的形象，都写得分明而又生动。李公子是一个陪角，偶然出现，虽着墨不多，然神态毕露。文中语言清丽，情节的穿插，富于变化曲折的波澜，更能引人入。唐以前的小说，大都不重结构，都只叙事而不注意描写人物，到了《李娃传》、《莺莺传》、《虬髯客传》等作，这种缺点初步克服，于是唐人小说，在艺术价值上大大地提高了。
关于唐代的小说，重要者已如上述。其他佳作尚多，如陈玄的离魂记，李景亮的《李章武传》等，都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纯洁爱情的歌颂。其次以传奇之文，汇为专集者，唐代亦多。重要的有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袁郊的甘泽谣，裴的传奇，皇甫的三水小牍等著。玄怪录原为十卷，今已佚，在太平广记中尚存三十三篇，可见其大概。然其造文立意，大都故作虚幻，不近人情。至于世间所传的周秦行纪一篇，是李德裕的门客韦牛名而作，因以构陷者。其行为固可鄙，其文字亦不甚佳。三水小牍中的步飞烟一篇，写步飞烟因不甘心作封建官僚武公业之妾，和青年赵象相爱，后被琥公业鞭笞而死，死之前还是强硬地说着：“生得相亲，死亦何恨！”表现了封建恶势力迫害下妇女的不甘屈服的精神。“他如武功人苏鹗有杜阳杂编，记唐世故事，而多夸远方珍异。
参寥子高彦休有唐阙史，虽间有实录，而亦言见梦升仙，固皆传奇，但稍迁变。
至于康骈《剧谈录》之渐多世务，孙《北里志》之专叙狭邪，范摅《€溪友议》之特重歌咏，虽若弥近人情，远于灵怪，然选事则新颖，行文则逶迤，固仍以传奇为骨者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些作品虽仍以传奇为骨，但要称为短篇小说，就远不如前面那些作品了。
唐代的传奇，对后代戏曲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传奇中的故事，大多敷演成迷后代戏曲的题材。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演为元马致远的《黄粱梦》和明汤显祖的《邯郸记》。陈玄的《离魂记》，演为元郑德辉的《倩女离魂》。
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演为汤显祖的《南柯记》。李朝威的《柳毅传》，演为元尚仲贤的《柳毅传书》及李好古的《张生煮海》。元稹的《莺莺传》，演为董解元、王实甫的《西厢》。陈鸿的《长恨歌传》，演为元白朴的《梧桐雨》和清洪的《长生殿》，蒋防的《霍小玉》演为明汤显祖的《紫钗记》，白行简的《李娃传》演为元石君宝的《李亚仙诗酒曲江池》，明薛近兑的《绣襦记》，这些都是著名的作品。其他如裴之《昆仑奴》，杜光庭的《虬髯客》，袁郊的《红线》，后代曲家，亦多取材。经过这些戏曲家的努力????，于是唐代的小说内容，成为普遍的民间故事了。
同时这些作品，也曾影响过日本的文坛。像《游仙窟》风行于日本古代读书界的事，在上面已略略说及。其创作品对于日本古代的文学，也有过很深的关系。据《拙堂文话》中说：“物语、草纸之作，在呈汉文大行之后，则亦不能无所本焉。枕草纸多沿李义山《杂纂》，《伊势物语》从唐本事诗章台柳来者。《源氏物语》其体本南华寓言，其说闺情盖自《汉武帝内传》及唐人《长恨歌传》、《霍小玉传》诸篇得来。”这些话出自日本人之口，当然是可信的。
○五 唐代的变文
△一、变文的发现
变文同卜辞一样，是近几十年来才发现的重要文献。有了它们，许多历史学者文学史学者，对于古代文化史上某些困难问题，得到了新的材料与解决的途径。
关于卜辞的发现对于我国殷商文化的研究，在本书第一章里，已大略说过，现在要叙述的是唐代的变文。
六十馀年前（一八九九年五月），一个英国人叫做斯坦因（Ａ．Steine）的，带了一位姓蒋的翻译，到了甘肃的极西部敦煌。他听说敦煌千佛洞的石室里，茂有无数的写本书籍和图画文物，于是设法引诱千佛洞的王道士出卖这批宝藏。后来这计划成功了，他盗买了二十四箱写本和五箱图画和古物。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献，是一种无价之宝。后来这消息法国人知道了，汉学家伯希和（Ｐaulpelliot）也到中国来掠取，他也弄去了不少。不久中国官厅知道了这件事情，行文到甘肃去提取这些写本，但所得大半为佛经，好的材料，大都到了英、法的博物院、图书馆中去了。此中的藏书总数量约有两万个卷子，藏在北京的也有六千多卷，私人亦偶有收藏，然为数较少。后来注意这种文献的人，日多一日，或到英、法的图书馆、博物院去抄写、照相，或到北京去研究，或将已得的材料加以校印，或发表专篇的论文，于是这埋藏了将宾一千年的古代写本，渐渐地在我们的肯前露面了。如罗振玉编印的敦煌零拾，陈垣氏的敦煌劫馀录，刘复的敦煌掇不诸书，虽篇目不多，然在研究敦煌文献的初期，已是可宝贵的典籍了。其中变文部分，以解放后所辑印的敦煌变文集为最丰富。
敦煌的写本，因有些有题跋，可以考出年代最古者为公元四世纪末年，最晚者为十世纪末年。其内空除了十分之九的佛经和少数的道教经典以外，颇多在中国失傅的文学作品。如王梵志的诗，韦庄的长诗秦妇吟，以及许多民间的歌词和小说。我们在要讨论的变文，也是敦煌文献之一。变文是一种韵散夹杂的新体裁，是一种在唐代以前的正统文学中未曾见过的新体裁。因这些变文，直接影响后代的弹词宝卷一类的民间文学，同时对于宋、元的小说戏曲，也给予间接的影响，使我们对于这些作品的形式的发展，得到重要的说明。因此变文本身的艺术价值虽不甚高，然而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却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变文的来源
变文也简称“变”，变是奇异的意思，变文就是讲唱奇异故事之意。它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来源和它的实际功用。它的来源是佛经，功用是傅教。所以这种作品初期的产生，并无多少文学的意义，不过是宗教的宣传品。后来这种体裁在民间颇为流行，也受到民间文学的一些影响，于是作者渐变其宗教的内容，代以史料故事的叙述，就成为一种民间文学的新形式了。
佛经翻译的工作，在中国过去的文化界上，是一种大事业，年代延续一千年之久，译品保存着的，到现在还有一万五千多卷，为世界上翻译佛经最多的一个国家，其中也有直接从印度、尼泊尔的古代语文翻译的，有间接从中亚细亚的各种古文字翻译的，可见古代翻译工作者用力之辛勤。这样大量地将外国的宗教经典、宗教文学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国的哲学界、文学界，自然会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先显露于哲学思想方面，在东晋、南北朝的思想界，佛教的思想交织着道家的哲学，深入于当日士大夫的头脑，这种情形，在前面几章里，已大略说过了。但在文学的形式、内容与想像方面，发生较明显的影响，却是起于唐朝。
佛经的翻译，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从后汉至西晋，为译经的初期，内容方面不一定可信，文字多取本国流行的文体，真正译文的体裁还没有建立。宋赞宁宋高僧傅卷三中云：“初期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和难和。碗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这是译经第一期的真实情状。如安清、支讥、支谦、竺法护诸人，实为此期的代表人物。支谦、竺法护本为人，因久居中土，故又爱汉语，所以他们的译作，在第一期中是较好的。第二期从东晋到南北朝，为译经的全盛时期。据唐代开元释教录所述，当代的译者九十六人，译品多至三千一百五十五卷；而最重要的是当日的译者，无论其为中外，能兼通汉语梵文者甚多。一将佛教的经典作有系统的真实的介绍，同时又确立一种翻译的文体。这种文体，不求其华美，只求其切合原意。于是在文句的组织构造上，多倾向梵化，而语体亦夹杂其间，因砦酿成一种新文体。这种新文体同当日流行的骈文与古文，都不桢。如北方的鸠摩罗什、昙无讥，地方的佛陀跋陀罗、宝€诸人，是此期的重要译家。第三期为唐代，代表的译者，是那位将毕生的精力之于佛教傅布的玄奘。他孤征取经，历国数百馀，在外十七年。回国后，在十九年内译出经典七十馀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又别撰旅行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他在死前的一月，仍是执笔不停。这种伟大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继玄奘而后的为义净，留外二十五年，回国后译出经典五十六部。但佛教到这时代，重要的经典俱已译出，主要的工作已由介绍而入于佛教哲学的创立了。
佛经中有许多有文学价值的。如西晋竺法护译的普曜经，是一篇极好的释迦牟尼的傅记。鸠摩罗什译的维摩诘经，很像有一部小说。法华经内的几则美丽寓言，也都有文学的趣味。昙无讥译的佛所行赞经，是佛教诗人马鸣的杰作，他用评论么述佛一生的故事。译者用五言无韵诗体移植到中国来，成为一篇九千三百句、四万六千多水曾有过的长篇叙事诗。于如宝€译的佛本行经，四五七言合用，文字更觉生动。又如曾为鲁迅所介绍的、齐代求那毗地译的百喻经（原名痴华），其寓言部分也颇隽永而有新意。在这些佛教文学的作品里，表现了两个特色。第一是富于想像，其次是用散韵并用的体裁。这两点都很显著地影响于中国后代的文学。中国作品比较缺少想像力，佛教文学则不然。他们能够用一点小事，变化百出，上天下地，极为奇幻。那种丰富强烈的幻想能力，真是惊人。他们的脑里，不知道有多少世界，有多少层天，有多少层地。他们的想像无穷尽，他们的创作也是无穷尽。一写就是几十卷，就是几万字一篇的长诗。这些想像，自然不近情理，不合于现实，但在重现实而少想像的中国文学，却正需要这种精神。这种精神的输入，无疑给予中国文学以很大的影响，反过来也说明中国文人善于吸收养料的能力。我们读了古代的山海经、穆天子傅和六朝时代的许多志怪小说，再去读后代的西游记、封神傅，便会知道印度文学的幻想精神，在中国的小说里发生了一定的作用。鲁迅曾说：“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华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个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他并举续齐谐记中的阳羡笼鹅为例，以为与旧杂譬喻经中的壶中人出于同一来源。
其次，中国文学的体裁，比较单纯。散文是散文，韵文是韵文。像韩诗外傅那种前面散文后面引两句诗的样子，人是一种解说诗义的方式，并不是成为一种文体。但佛经里却很多散韵夹杂并用的体裁。它每每于散文叙述之后，再用韵文重述一遍。这韵文叫做偈，偈可以唱，这容易使人记忆。并且佛经的真义时常包含在这些偈里，而其文学的趣味，也往往较散文部分为丰富。普曜经、法华经里面都有这种文体。这种体裁对于通俗唱本与戏曲的运用上，晃非常需要的。所以这种文体傅到中国以后，对于后代的弹词、平话和戏曲的形式，都有影响。现在所讲的变文，便是接受这种影响而在中国出现的新文体。
变文最初的出现，是把它当做一种普及佛教经义的宣传品。当日的经典虽说译出了这么多散韵夹杂并用的体裁要佛教深入于民间，专靠这些经典是不行的。
在民间宣传佛教，一面要注意把佛经变成通俗有趣的故事，使民众容易了解；同时也要增加音乐的歌唱成分，使民众容易记得。在南北朝时代，佛徒对经外，在傅教方面，有所谓转读、梵呗、唱导种种方法，这些方法的使用，无非是想把佛教普遍到民间去，但是佛教的深入民间，同时也就是佛教文学的深入民间。由佛教文学的民间化，接着就会产生民间文学的华经化。所谓转读，是用一种正确的音调与节奏，去朗诵佛教的经史。梵呗是一种赞诵的歌唱。高僧传说：“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方，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
可见在印度，转读与梵呗只是一门，到了中国才分为二类。这些梵呗的内容与功用，自然都是宣传佛教的教义，但久而久之，这些梵歌在民间的口里唱熟了，流行得太普遍了，于是便有人依拟其形式代以他种内容而出现的民歌。如叹五更、十二时、女人百岁篇一类的俚曲，可能就是受了这种影响的作品。至如南宗赞、太子入山修道赞等篇，我们可以看作是梵呗俗歌化以后的一种遗形。
唱导是一种佛道的演讲和说法的制度。慧皎在高僧傅中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傅，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帝引譬喻。其后卢山慧一贞华，风才秀发，每发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傅受，遂成永则。”可适种制度在东晋末年就有了，到了南北朝，宫廷民间都很盛行。慧皎又叙述导师唱导的情形说：“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话地狱则怖泪交零，徵昔因则如见往业，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泣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在这两段文字里，可以看出导师所讲的，主要的目的是宣传佛道。
对于贵族阶级所用的导文，是要华丽典雅，对于民众，不得不求其通俗。因为要引起听众的兴趣，不得不“杂序因缘，旁引警喻”。也不得不在无常、地狱、昔因、当果、怡乐、哀戚、各方面，增加多少叙述和描摹。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所产生的结果，一面是经文的通俗化与故事化，一面是经文的扩大化。由这种情形渐渐演变下去，变文就应这种环境而产生了。变文里有讲有唱，有描写，有譬喻，是一种极好的对于民间的宣传品。唐段安节乐府录说：“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叙一作淑），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这里所说的俗讲僧，想就是导师的遗形。唐赵因话录中说：“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文淑所讲的就是变文。最初的变文，只限于演述佛事，到后来史事艳闻也都讲起来了，于是变文成为一种内容复杂的民间文学的新体裁。赵所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想就是指此而言。
△三、变文的形态类别以及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
变文或有称为佛曲、俗讲和讲唱文者。名称虽殊，范围则一。但上述唐代寺院中所盛行的说唱体作品，实为俗讲的话本，变文则为话本的一种名称。其形式散韵夹杂体，然其构成的方式，亦有数种：
一、先用散文讲述故事，再用韵文歌唱，如维摩诘经变文的持世菩萨卷和降魔变文等。
二、史用散文作为引子，主要是以韵文来详细地叙述，很像后来弹词、宝卷中的白与唱的组合。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三、散文韵文交杂并用，不可分开，成为一种混合的形式。如伍子胥变文。
至于韵文的体裁，都是以七言为主体，其中偶有杂以三言五言或六言的。五言六言的杂用，见于八相变文，是一种不大常见的例子。散文的体裁，有用的普通文的，有用语体的，也有用骈文的。前两种颇多生硬之处，而骈体却极圆热。
维摩诘经变文及降魔变文中间的几段骈文，确是非常毕丽，知道这两篇的作者，决不是普通的和尚，或出于当日文士的手笔。试看下面的一小段：
波旬自乃前行，魔女一时从后。擎乐器者喧喧奏曲，乡聒清霄；香火者洒洒烟飞，氤氲碧落。竞作奢华美貌，各早窈窕仪容。擎鲜花者共花色无殊，捧珠珍者共珠珍不异。琵琶弦上，韵合春莺，箫管声中，声吟鸣风。杖敲羯鼓，如抛碎玉于盘中；手弄秦筝，似排雁行于弦上。轻轻丝竹，太常之美韵莫偕；浩浩喝歌，胡部之岂能比对。妖容转盛，艳质更丰。一群群若四色花敷，一队队似五€秀丽。盘旋碧落，宛转清霄看时意散心惊，近观者魂飞目断。从天降下，若天花乱雨于乾坤；初出魔宫，似仙娥芬霏于宇宙。天女咸生喜跃，魔王自己欣欢。
（维摩诘经讲经文持世菩萨卷）
这种热闹华丽的描写，很影响中国后代的长篇小说。我们读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时候，每逢战争风景的场面，或是宫殿人物的描写，总是突如其来的加入一段争奇斩艳的骈文。从前我们总觉得这种艳裁放在白话小说些奇怪，其实他们是从变文里取法去的。大概那些作者都欢喜用这种方法来表现自己的才学和词章，就这么相澡地用着不改了。
关于变文的类别，我们可以因其内容分为二种：一、演述佛事。二、演我事与民间故事。
第一类的变文，可以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为代表。维摩诘经本身就是一部富有文学趣味的小说式的经典。三国时支谦译出，晋时鸠摩罗什又加以重译，到了隋、唐，为它作流疏的也有好几家。可见这部经典，在中国极为一般人所重视。经中叙述居士维摩诘生病，释迦佛吩咐他的门徒去问病。他的门徒舍利弗、大目乾连、大迦叶、须菩提、富楼那诸人，诉说维摩诘的本领过人，都不敢去。释迦佛又叫弥勒菩萨、光严童子、持世菩萨诸人去问病，他们一样不敢去。最后只有文殊师利一人，担负这个重任，肯去问病。后来文殊与维摩诘见了面，维摩诘果然在显神能。这种故事说出来，自然是平淡无味，然而因其想像的丰富，描写的生动，看去却很有趣味。维摩诘变文的作者，就是把这部经典通俗化扩大化。他再加以想像和铺叙，在第十二卷的首饿，将十四个字的经文，演为五百七十字的散文，七十二句的韵语。于是这部变文的全量，总要多出原经几十倍了。可惜我们今日无法见其全本，然只就其所见的零卷看起来，他在变文中，恐怕是第一部宏伟的著作。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第二十卷，才叙到释迦叫持世菩萨去问病。敦煌零拾所载的持世菩萨问疾第二卷，才叙到魔王波旬欲以美女破坏持世的道行。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文殊问疾第一卷，才叙到文殊去问病的事。可知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全篇中极小的一部分。现在试举文殊问疾中的一段作例，看看变文究竟是一种什么面目。
经云：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白：言佛告者，是佛相命之词。缘佛于会上，告尽圣贤，五百声闻，八千菩萨，从头遣问，尽曰不任。皆被责呵，无人敢去。酌量才辩，须是文杰。其他小小之徒，实且故非难往，失来妙德，亦是不堪。今仗文殊，便专问去。于是有语告文殊曰：
断诗三千界内总闻名，皆道文殊艺解精。体似莲花敷一朵，心如明镜照漂清。
常宣妙法邪山碎，解演真乘障海倾。今日筵中须授敕，与吾为使广严城。
白：于是园会上，敕唤文殊：“劳君暂起于花台，听我今朝敕命。吾为维摩大士，染疾毗耶，金粟上人，见眠方丈。会中有八千菩萨，筵中见五百个闻声，人头而告尽遍差，至佛而无人敢去。舍利弗聪明第一，陈情而若不堪任。迦叶是德行最尊，推辞而为年老迈。十人告尽，咸称怕见维摩。一会遍差，差着者怕于居士。吾又见告于弥勒，兼及持世上人。光严则辞退千般，善德乃求哀万种。堪为使命，须是文殊。敌论维摩，难偕妙德。汝今与吾为使，亲往毗耶。诘病本之因由，陈金仟之恳意。汝看吾之面，勿更推辞。领师主之言，便须受敕。况及汝久成证觉，果满三只。为七佛之祖师，作四生之慈父。来辞妙喜，助我化缘。下降婆娑，尔现于菩萨之相。你且身严璎珞，光明而似月舒空；顶覆金冠，清净而如莲映水。一名超于地，众望难偕；词辩迥播于筵中，五天赞说。慈悲之行广布，该三途六道之中；寒流之心遍施，散三千界之刹内。当生之日，瑞相十般。表菩萨之最尊，彰大士之无比。而又眉变春柳，舒扬而宛转芬芳；面若秋蟾，皎洁而光明晃曜。有如斯之德行，好对维摩。具尔许多威名，堪过丈室。况以居士，见染缠疴，久语而上算不任，对论多应亏汝。勿生辞退，便仰前行。领大众而速别园，逞威仪而早过方丈。龙神尽教引路，一伴同行，人天总去相随，两连围绕。
到彼见于居士，申达慈父之言。道吾尤念情深，故遣我来相问。”佛有偈告赞文殊。
牟居会上称宣陈，问疾毗耶要显真。受敕且须离法会，依言勿得有辞辛。维摩丈室思吾切，卧病呻吟已半旬。望汝今朝知我意，权时作个慰安人。
又有偈告文殊曰：
断：八千菩萨众难偕，尽道文殊足辩才。身作仟师主久，名标三世号如来。
神道解灭邪山碎，智慧能销障海摧。为使与吾过丈室，便须速去别花台。
（平侧）世尊会上告文殊，为使今朝过丈室。传吾意旨给摩处，申问殷勤勿得迟。前来会里众声闻，个个推辞言不去。皆陈大士维摩诘，尽道毗耶我不任。
众中弥勒又推辞，筵内光严申恳款。八千大士无人去，五百声闻没一个过。汝贪今便请速排谐，万一与吾为使去。威仪一队相随逐，衔敕毗耶问净名。菩萨身为七佛师，久证功圆三世佛。亲辞净土来凡世，助我宣扬转法轮。巍巍身若一金山，荡荡众中无。眉分皎洁三秋月，脸写芬芳九夏莲。......便依吾敕赴前程，便中今别法会，若逢大士维摩诘，问取由病所因。文殊德行十方闻，妙德神通百亿说。
能摧外道皆归正，能遣魔军尽隐藏。依吾告命速前行，依我指踪过丈室。殷勤慰问维摩去，巧着言辞问净名。
（经）是时圣主振春雷，万亿龙神四面排。见道文殊亲问病，人天会上喜ㄉㄉ。此时便起当筵立，合掌然近宝台。由赞净名名称煞，如何白佛也唱将来。
经云：文殊师利乃至诣彼问疾。
开始只有两名经文，由作者演成这么一大篇文字。散文中有普通散文，有白话，也有很好的骈体。韵文中有相当成格的律诗，有很通俗的韵语。维摩诘经变文都是由这种形式组织起来的。看它对于文殊的面貌性情才的铺写，很有点像小说了。俗讲话本的正宗，大概即是这类作品。在第二十卷的末尾有题记云：
“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寺写此第二十卷文书，恰遇抵黑书了。不知如何得到乡地去。年至四十八岁，于州中{宿心}明寺开讲，极是温热。”由这题记看来，文字不大纯熟，加以篇中别字也不少，似乎这位僧人只是这变文的抄写者，不见得就是作者。由那些骈文看来，作者的旧文学的素养，是相当高的。广政为十国后蜀孟昶年号，也即后汉天福十二年（九四七年）。那末这篇作品的时代，已经是在五代或晚唐了。
降丽变文篇幅虽短，但文字颇流丽生动。这故事见于贤愚经卷第十须达起精舍品第四十一。变文的背面还有插图数幅，和正文相应，已近于后世的插图本小说。又破魔变文地有精美的插图。文中叙述须达为南天竺舍卫城大国的贤相，他因为替婚子求亲，遇见了佛僧，因此诚心信佛，得见如来。如来叫慈善好施，广建庙宇。并派舍利弗与他同行，随时帮助。后因买地建庙，与国王的六师发生恶感，遂起争斗。后卒降服妖魔，同归佛教。篇中写六师和舍利弗斗法的大段，为全篇的精采处。西游记的许多斗法场面，有些地方和此篇相像。前有序云：“伏维我大唐汉朝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化越千古，声超百王，文该王典之精微，武折九夷之肝胆。八表总无为这化，四方歌尧舜之风。加以化洽之馀，每弘扬于三教。”由此看来，降魔变文的作用虽不可考，其时代则在玄宗年间。玄宗时代的变文已知如此成熟，其初期的作品，恐怕在初唐时就有了。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叙述佛弟子大目乾连救母出地狱的故事。这故事见于佛经经律异相，在唐代已很流行。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云：“张处士忆柘枝诗曰：
‘鸳鸯经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白乐天呼为问头。矛之曰：‘鄙薄问头之诮，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连经。长恨辞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此岂不是目连访母耶？’”又太平广记亦有此条，字句稍异：“祜亦尝记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曰：‘上穷碧落，此非目连何耶？’”所谓目连访母，目连变，想都是指的这篇变文。那末在元和年间，这篇变文在社会已很流行了。到了后代，戏曲、宝卷多取此为题材，一直到现在，目连救母还成为民间很普遍的佛教故事。篇中极力铺写地狱界的凄惨景象，人生因果轮回的报应，由此暗示佛力与信佛的善果。在从前的迷信时代，自成为一篇佛教宣传的有力作品。对于地狱界的描写，也成为后代小说中描写“幽冥界”“阎罗殿”的范本。
关于演述佛事的变文，除上述的三种以外，尚有地狱变文、父母恩重变文、八相变文诸种，现藏北京图书馆。在伦敦、巴黎的图画书馆、博物院中，还藏有多种，在这里不必再多讲了。大概这些演述佛事的变文，在惮极为流行，于是有人依其格式，换其内容，将古代的历史故事及民间传说演述进去，经非佛教故事的变文就因之而起了。其中写得较好的有伍子胥变文、捉季布传文、舜子变、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秋胡变文等。
伍子胥变文写子胥为父兄报仇，历尽艰苦的坚强意志，极有生气。其中几段景物的描写，气氛的渲染，如颍水遇拍纱女、江边逢渔人、在吴国城外发兵伐楚、临江哭奠父兄英灵几段，尤能烘托出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文字也凝炼有力：
“子胥祭了，发声大哭，感得日月无光，江河混沸。忽即€昏雾暗，地动山摧。
兵众含啼，人伦凄怆，鱼龙饮气，江水不潮，涧竭泉枯，风尘惨烈。”捉季布传文一名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内容刘邦因季布曾在阵前痛骂过他，故悬赏搜捕季布，后由季布的机智勇敢及周谥、朱家的协助，终于免难得官。季布的事迹在史记中记是很简短，变文的作者根据这段史事敷演而成一篇长文。文中写季布的英雄落魄，流亡江湖，和周谥的说服郭解救援季布，都很曲折生动。全文都是七言唱词，共六百四十句，四千四百馀字，气魄结构，都很宏伟紧凑。
舜子变的故事来源见于孟子、史记及刘向的孝子传等书。变文的作者把这故事扩大，增加了许多想像，极力铺写后母对于他的虐待。而每次都是帝释来救他，在这一点，仍是与佛教有关。最后一次，因为后母和瞽叟把舜帝压在井里，因此他们的眼睛就瞎了，穷得没饭吃。舜在井底遇了救，便隐居历山耕田，收成很好。
后来在商人的口里，听见父母穷困的惨状，便回家去救他们。结果把父母的眼睛也医好了。父亲地时才觉得一切事情都是后妻作怪，想杀掉她，舜又苦口求免。
自此一家安乐，天下傅名，尧帝知道了，以二女妻之，把帝位也让给了他。篇中对于后母的虐待舜的诚笃，在描写上都很成功。
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秋胡变文中对古代妇女各种不同的悲惨痛苦遭遇，和她们忠贞、勇敢、坚毅的品质，都加以同情与歌颂。又如韩朋赋（其本书见于搜神记）结尾所用的手法，具有浪漫主义的精神。变文中的所谓赋，实际就是小说。这些都说明变文到了后来，一面是演述佛经，一面在演述中国古代的历史故事或传说，Й民为一种民间文学了。作者在这些作品里，善于运用丰富的想像，在本事以外，增加了许多枝叶，使这些故事带有小说的趣味。
此外，也有抒写当时当地的国家大事的，如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张氏叔侄的事迹见于新唐书吐蕃傅下，义潮本是沙州（即敦煌）首领，后联结英豪，归顺唐室。这两篇作品虽已有缺文，但其中描写张氏叔侄的忠勇爱国，大败蕃军的场面，还是很有声色，并可补史傅之不足。可见变文体裁确立后，民间已在自由运用，而且直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了。
变文对于后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有几点值得重视的。
一、宋人话本，在形式上受有变文的影响。
二、实卷、弹词一类的民间通俗作品，是变文的嫡派。
三、在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时时夹杂着一些诗词歌赋或是骈文的叙述，是变文体裁的遗形。
四、唐、五代的口语，在变文中还保存着不少。这不仅对研究古汉语的人有用处，对于理解唐、五代以至宋、元的文学作品，也很有参考价值。
唐代变文的艺术价值虽不很高，然在中国某些文学体裁的发展史上，却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近年来，研究与整理变文的人已在增加，文学史的编写者对变文也有了较高的评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高兴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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