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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楚国文化的进展
诗经以后的三百年间，是理智思维发展的时代，是哲学、历史散文胜利的时代。许多才智之士，处在那激烈变化的社会里，都以不同的立场点，用尽心力，讨论政治、经济、哲学上的各种问题，记述历史上各种兴亡盛衰的事迹。大家都利用散文这一武器，在思想的战线上，展开剧烈的斗争。诗歌的声音是消沉了，诗坛是冷落了。但诗的生命并没有死亡，它在诸子哲学时代丰富的思想基础上，在新兴的散文时代的语言发展的基础上，在民间的歌曲和音乐的基础上，正积蓄着它们的力量和感情，准备唱出更新鲜更美丽的歌声。“大风雨过后，开出来的花更香”，到了战国后期的南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开展了中国诗歌史上诗经以后的第二个春秋。
△一、南北文化的交流
楚国的祖先，据说是黄帝的后裔，鬻熊之子事文王，熊绎（鬻熊的后代）在成王时代，封於楚地。西周时代，北方的君主诸侯把楚国都看作是南方的蛮族。
如小雅采芑说：“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显允方叔，征伐犷狁，蛮荆来威。”
这是周宣王南征楚国的叙事诗。荆上加一蛮字，同北方的异族犷狁对举，很可知道北方对於楚人的轻视态度。再如时代较晚的鲁颂宫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北方的戎狄，南方的荆舒，一概看作蛮族，而加以膺惩的事，这口气是更大的。不仅中原人的熊度是如此，就是楚国人自己，也承认自己是蛮夷。如史记楚世家说：“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伐随，随曰：我无罪。
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自己称蛮夷。对方称中国。这更可说明楚国在当时政治上的地位。
楚国在江淮流域一带，很早就与殷商的文化发生渊源。殷商灭亡以后，它的文化分为两个支流，一支在北方周人的手下溶和发展，另一支则在宋楚的南方保存。楚国虽被称为蛮夷，其文化来源，与周民族同样，是受殷商的影响。但是后来因为中原政治经济的迅速推步，北方文化发展迅速，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楚国文化是较为落后的。
楚国在西周时代，努力扩展地盘，到了春秋，军事政治都有了进步，於是开始向北方进取了。楚庄王是五霸之一，观兵周鼎，声威赫赫，昔日称为荆蛮的楚人，也在中原的政治舞台上露了头角，掌握着操纵政治的大权。当时长江一带的大小家，都先后合并於楚。所谓“周之子孙对於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汉阳诸姬，楚宝尽之”，都是真实的情形。这样一来，楚的版图扩大了自不必说，最要紧的是交涉日趋频繁，会盟聘问的事也日益加多了。中原较高的文物制度、思想文化，自然会为南方的民族的大量吸收。到了战国，这种南北文化汇流的现象更是明显。许多南方学者，到北方留学，北方的人士，也都到南方来游历。思想的交融，文学的感染，更加密切起来，这就加速了楚国文化的发展。一部诗经，在春秋时代，是列国使臣的教科书，我们只要看看当日外交界的赋歌、歌诗事件的流行，便可明了。但在那时候，楚国君臣上下，很多人都能引用诗经来谈话了。
左传中所记的楚人赋诗的事就有好多起，如：宣公十二年，楚子引周颂时迈及武。
成公二年，子重引大雅文王。
襄公二十七年，楚罢如晋赋既醉。
昭公三年，楚子享郑伯赋吉日。
昭公七年，芈尹无宇引小雅北山。
昭公十二年，子革引逸诗祈招。
昭公二十三年，沈尹戍引大雅文王。
昭公二十四年，沈尹戍引大雅桑柔。
或是谈话引诗，或是盟会赋诗，在当日成了一种风气。可知一部诗经在春秋时代就从北方移植到南方来了。这种移植，开始是应用於外交辞令方面，但诗经究竟是一部诗歌。在这种环境下，楚国的文学必然要感染着诗经的影响，楚国文人的思想，必然会感受着北方的思想。橘颂、天问的形体源於诗经，屈原的政治伦理思想，受有儒家的影响，这是并不奇怪的。
△二、诗经与楚辞
诗经与楚辞，在创作方法的主要倾向和诗歌的形式、风格方面，虽具有不同的特色，但在文学发展的源流与相互的影响，是有联系的。孔子所提出来的“兴观群怨”的文学作用，和“无邪”的思想内容，正是诗经和楚辞的共同特徵。这里所说的楚辞，主要是指的屈赋，楚辞中所收的那些汉代作品，不在论述之列。
皮锡瑞经学通论诗部云：“而楚辞未尝引经，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诗素餐之语，或据以为当时孔教未行於楚之证。按楚庄王之左史倚相、观射父、白公、子张诸人在春秋时已引经，不应六国时犹未闻孔教。楚辞盖偶未道及，而实兼有国风、小雅之遗。”他从精神实质上说明国风、小雅和楚辞的继承关系，是相当正确的。再在语言上，我们也可看出诗经、楚辞的渊源。一些人以为“兮”、“只”、“也”等词汇的使用，成为楚辞的特征，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这些词汇，在诗经里全都用过了。“兮”这个字，是楚辞中用得最多了，然而在诗经中最为常见。
周南、召南是江汉一带的南方诗，我们不必讲它，就是在其馀的十三国风里，也用得很普遍。有每句用的，有隔句或隔二三句不等而用的，有用於字尾的，也有用於句中的。可知“兮”字的使用，在古代的民歌里，是普遍全国，南北不分。
不过到了楚辞，用得较为广泛较为整齐，意义较为复杂而已。大招中的“只”，在诗经中也有，如风柏舟篇云：“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形式与意义都是一样。
“也”字在诗经里也有，到了战国，散文家用得更是普遍。“些”字虽在诗经里找不出，但它在意义上，正如“兮”、“思”一样，是一个虚助词。郭沫若对於这个字有很好的见解。他说：“楚辞的’些‘字和周颂赍与周南汉广的’思‘字是一个系统。”
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
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於绎思。（赉）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汉广）
这样排列地读着，便知道招魂的体裁和这完全相似。“些”、“思”二字只是一声之转，都是口语中的虚词。
○二 楚辞的特徵
楚辞是楚国诗歌的代表。它在某些思想内容和形式方面，虽说接受着北方文化的影响，但它仍然很显明地保存着南方文化的特性和风格。想像的丰富，文采的华美，形式的变化，浓厚的宗教情调，神话传说的大量采用，情感的热烈和奔放，这都和诗经有些不同的地方。构成不同的原因，一面由於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关於这些，留在后面论屈赋时再说。但同时还要注意到楚辞的南方民族形势的特徵。语言、宗教、乐歌以及地方色彩各方面，对於楚辞的民族形式，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各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亻祭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ぇ、荃、药、蕙、若、芷、蘅者楚物也。”（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他的解释虽说不错，但还是不够的。因此我将在这里再作一点补充的说明。
△一、楚国的语言
在楚辞中大量地使用楚国的方言口语，形成它在语言艺术上的风格。“些”
字在文法上虽与诗经中的“思”字相同，但它毕竟是楚国的语言。再如：
“灵运蜷兮既留”（€中君），王逸注云：“灵，巫也，楚人名巫为灵子。”
“朝搴比之木兰兮”（离骚），说文云：“搴，拔取也，南楚语。”
“恁不厌乎求索”（离骚），王逸注云：“楚人名满曰恁。”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离骚），王逸注云：“羌，楚人语辞也，犹言卿何为也。”
“忄屯郁邑余祭兮”（离骚），王逸注云：“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
“倚阊阖而望予”（离骚），王逸注云：“说文云：阊，天门也，阖，门扇也。楚人名门曰阊阖。”
“又众兆之所ㄉ也”（惜诵），王逸云：“ㄉ，笑也，楚人谓相调笑曰ㄉ。”
这类的方言口语，还有很多，上面不过略举数例而已。就是“离骚”二字，也是楚国的口语。国语楚语云：“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
王应麟以为伍举所谓“骚离”，屈原所谓“离骚”，其实都是楚国方言。至於楚辞中用的“兮”字，诗经中用的也很多，虽不是楚国的方言，但它在南在北，同样是民间的口语，正如今天白话文中的“啊呀”一样。然在楚辞中，兮字用的更加广泛，并且发生更多的意义。闻一多在九歌兮字代释略说里，说明“兮”字在九歌中的各种用法，如“采芳洲兮杜若”，“观流水兮潺”，“兮”字是“之”
意。如“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兮”字是“而”意；“传芭兮代舞”，“兮”字是“以”意；“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兮”字是“然”意；“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兮”字是“於”意。楚国口语方言大量的运用，在形成楚辞文学特有的风格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楚国的宗教
由殷商到西周，宗教观念有很大的进展。由“先鬼而后礼”到“事鬼敬神而远之”，这是很好的说明。春秋、战国时代，经了儒家道家的思想的冲洗，神鬼的信仰是更加淡薄了。但处在南方的楚国，巫术迷信的宗教风气，却是非常流行。
一方面固然是导源於殷商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因为那种高山大泽、€烟变幻的自然环境，宜於那种神鬼思想与宗教迷信的保留与发育。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而重淫祀。”王逸也说：“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九歌序）可知信鬼重淫祀，是楚国人民的风俗。在这种巫术迷信的风俗中，孕育着各种各样的神话与传说，养成着丰富的幻想力，成长着美丽的歌辞和乐舞，这些都成为楚辞文学中的养料与特徵。九歌的巫灵，离骚中的天国，招魂中的幽郁，天问中的玄想，都是明显的标记。对於这些美丽的诗篇，楚国特有的宗教色彩，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南方的音乐
宗教以外我们要注意的是南方的乐歌。左传成公元年传云：“晋侯观於军府，见锺仪，问之曰：’南冠而絷着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
使与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色。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楚囚所操的南音，自然是楚国民间流行的俗乐。吕氏春秋音初篇云：“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待禹於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无论乐调与民歌，都有所谓“南音”，这种“南音”与北乐北歌自然是很不同的。它是一种富於幻想，变化曲折、悦耳动听的乐歌，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楚声。这样的“南音”
或“楚声”，对於楚国的诗歌，无论在形式和情调上都是有影响的。九歌诸篇大部分是当时民间的歌曲，是楚国的巫风和南音的结晶，由屈原加工再造出来的。
在其他的古籍里，也还可以看到楚辞以前的南方歌曲。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越人歌）
此歌见於刘向说苑善说篇，是中国第一首译诗。鄂君子泛舟河中，打桨的越人用越语三十一个字唱出这只歌来，因为鄂君听不懂，请人用楚语译出，成为这麽一首美丽的歌辞。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徐人歌）
此歌见刘向新序节士篇，叙述延陵季子北游时，路过徐国。徐君很爱慕他身上带的那一把剑。等到季子北游南返时，徐君已死於楚，於是季子把那剑挂在死者的墓上而走了。这一首歌便是徐人感谢季子的情义歌唱出来的。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孺子歌）
这首歌见於孟子离娄篇，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见一个小阿子唱的，所以叫做孺子歌。越人歌、徐人歌虽出於楚国的邻邦，然同属於南方的系统，孺子歌更是道地的楚国的民歌。由於这些歌曲，我们可以体会到楚辞的渊源。
△四、地方色彩
楚国在江淮一带的南方，得天独厚。土壤肥沃，物产富饶，雨水便利，风景清秀，与北方不同。物质生活，处境较优，精神方面，有富於幻想与爱美的倾向。
这种现象反映到古代哲学或是文艺方面，都可得到同样的影响。刘师培认为北方多尚实际，南方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南北文学不同论）他所说的虽不完全真实，也还可以供我们参考。不用说，北方也有言志抒情之作，南方也有记事析理之文，但其中的情调色彩，毕竟两样。试将孟、庄并读，诗、骚对比，虽同样是文，同样是诗，风格的差异，确很显然。我们再看在楚辞里出现的那些名山大川，奇花香草，都是那地带特有的风物，供给作家许多美丽的材料，在作品的画面上，涂染了种种新奇的颜色。刘勰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物色）
过於强调“江山之助”，当然片面，但也不能完全否认南方的自然环境对於屈原的作品所起的某些影响。在交通阻隔的二千多年的古代，地方色彩对文学艺术，更容易显出它的感染作用。
○三 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
屈原是楚辞的创造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的伟大诗人。在他以前的诗经，篇章是短小的，作者绝大部分是没有姓名的。到了屈原，才用整个的生命，献身於诗歌的艺术，用他全部的精神和情感，歌唱那一个悲剧的时代。在他的作品里，表现了他卓越的思想、人格和天才。在两千二百多年前，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这样伟大的作家，实在使我们感着无限的骄傲。
△一、屈原的生平
屈原名平，是楚国的贵族。他有广博的学问，丰富的想像和杰出的创作天才。
关於他的生平事迹，史记里有一篇屈原传，但记载得并不很详细，所以我们只能知道一个轮廓。他的生死年代，很难确定，大约生於公元前三四○年左右，死於公元前二七八年左右。这正是战国末期，楚国由强大转入衰弱，离秦帝国的统一，只有半个世纪了。这时期是中国学术思想蓬勃发展、光辉灿烂的时代，也是各国军事政治斗争最剧烈，纵横风气最流行的时代。当代有名的学者，稍前於屈原的有商鞅、申不害、宋钅开、孟轲、惠施、庄周、陈良、许行谐人，比他稍后的有邹衍、公孙龙、荀况和韩非，纵横家苏秦与张仪，更和他一生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样一个政治变化、社会动摇而学术思想正在蓬勃发展的时代，一面是提高了屈原的政治思想，同时也就丰富了他的精神文化生活。
屈原的家世，我们可以知道的不多。他自己说他的父亲是伯庸，大概是可靠的。至於离骚中的女Ч，有说是他的姊妹，有说是他的妻妾或侍女，这都是想像之词。屈原的故乡是秭归，据水经注引宜都记云：“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於今具存。”秭归是巫峡邻近居山傍水的一个小县，也是王昭君的故乡。走过三峡的人，总会知道那地方的风景绝美，壮丽中有清秀，雄伟中有情趣，山声水影，都是自然界绝妙的音乐和图画。水经注云：“......其间首尾一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自三崃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障，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氵斥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渌潭，回清倒影，绝厌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这样奇绝的山水环境，对於屈原的雄浑的气魄和清俊而又瑰丽的文风，不能没有影响。
屈原是贵族出身，有深厚的文化教养。在二十多岁的青年时代，就在宫廷供职，任怀王的左徒。那是他的得意时期。年轻位高，怀王又很信任他，正如史记本传所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学问广博，善於辞令，又熟悉国际形势，在怀王那样的信任下，很可以替楚国做一番事业。不料这一位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竟招来了一群腐败贵族的反对。在屈原的时代，当时虽号称七国，但实际上最有地位的是秦、楚、齐三强。这三强各以地势兵力的优越，都想争雄称霸，统一中国，而三强中，又以秦的力量最大。在这种局面下，楚国的外交政策，形成两条路线，一条是联齐抗秦，保全楚国的独立，再谋发展，屈原、陈轸、昭睢主之。另一条是亲秦的投降路线，靳尚、子兰主之，再加以怀王的宠姬郑袖也站在这一边，因此亲秦派在政治上的势力，还在联齐之上。亲秦派都是一些目光短小的腐败贵族，他们只知贪图享乐，巩固权位，甘心接受秦国的贿赂，出卖楚国的利益。在这样的内部矛盾下，靳尚、子兰一派，设法在怀王的前面毁谤屈原，打击他，疏远他和怀王的关系。怀王是有名的昏君，自己毫无主见，听了儿子和宠姬的话，果然免了屈原左徒的官职，不让他以参与国家大事。后来亲秦派受了秦国种种的欺骗，丧师失地不用说，还把怀王骗到秦国，做了三年的俘虏，终於死在那里。那时屈原可能正流浪在汉北。
在那广漠的山野中，他说他自己好像是一只从南边飞来的孤独的鸟。北望着高山，南望着郢都，伤心着楚国政治的腐败和国运的危殆，写出了极其沉痛的诗篇。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屈原可能是回来过的。过了几年，亲秦派势力复活，顷襄王作了秦王的女婿，屈原又受到了打击，再被放逐到江南去。他在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一带比较偏僻的地方，流浪了不少的岁月，在长期的流浪中，和人民更为接近，对现实更为不满，在忧愁苦痛的愤恨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孤独地时常出没在江边泽畔，望着楚国的天野，朗吟着自己的诗篇，吐露出爱国爱民的深厚感情和悲叹自己的命运。他这时候年纪老了，身体衰弱了，眼看楚国的政治日益腐败，秦国的侵略日益紧迫，他既无力挽救，又不能坐视楚国的灭亡，於是写完了最后的那篇怀沙，便於旧历五月初五，投在长沙附近的汨罗江自沉了。
屈原的死，激起了楚国人民对倔无限的敬爱，增加了对腐败的统治阶级和贵族政治的愤恨，鼓舞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二千多年来，人民都不忘记他，一到了端午节，用划龙船吃粽子的种种形式来纪念他，表示了广大人民对於屈原的热爱。
屈原的历史，是他同那一群腐败贵族集团斗争的历史，他的悲剧也就是楚国和楚国人民的悲剧。他许多优秀作品的成长和发展，正是他一生的斗争的成长和发展，也就是那一时代的政治悲剧和他的人生悲剧和真实的反映。
△二、屈原的作品
屈原的作品，见於史记本传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及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二十五篇，王逸的楚辞章句，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和渔父，篇数与艺文志相符。但是王逸所收的这些作品，其中有些很可疑。因此我们研究屈原的作品，不要为艺文志的篇数所限。从他作品的内容和发展上来看，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放逐前的作品，主要有橘颂和九歌。后期是流放后的作品，主要有抽思、思美人、招魂、离骚、天问、哀郢、涉江和怀沙。屈原的放逐对於他整个的人生以及他作品的思想内容和风格，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关於屈原的放逐，可能是前后两次。一次是汉北，约在怀王末年；一次是江南，约在顷襄王时期，但其年代，很难确定。至於他许多作品写定的时间和地点，也不容易知道。可以肯定的，抽思是作於汉北，哀郢、涉江、怀沙为放逐江南时作。其馀的很难确定了。
我们先说屈原流放以前的作品。
△橘颂
橘颂是屈原初期之作。他以岁寒不凋的橘树的品质，来比拟他自己的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的精神。所谓“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这都说明了橘颂的时代和屈原写作时候的心情。战国时期，是纵横风气最流行的时代。游说之士，没有国家观念，只是抵掌揣摩，胜说而取贵。“楚材晋用”，“朝秦暮楚”，当时的知识分子，不以为耻，反对为荣。屈原对於这种风气，深表不满。因此他愿以抗傲霜雪、独立不迁的橘树作为他的朋友和榜样。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徒，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
他这些歌颂橘树的品质和性格，也就正是歌颂他自己的品质和性格。“受命不迁”、“横而不流”和“深固难徒”的精神，正是屈原后来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爱国家爱乡土的精神，也就是屈原一生所保持着的崇高品质。橘颂的形体近於诗经，而又无“乱辞”，在形式和思想内容上，与离骚和九章中的作品有些不同，我们如果相信橘颂是屈原流放以前青年时代的作品，一切问题都可得到解决。
△九歌
九歌是一套祭祀神鬼的舞曲，是歌辞、音乐、舞蹈混合而成，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歌剧的邹形。王国维说：“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词谓巫曰灵，谓神亦曰灵。盖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所恁依，故之曰灵，或谓之灵保。......至於浴兰沐芳，华衣若英，衣服之丽也。缓节安歌，竽瑟浩倡，歌舞之盛也。......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宋元戏曲考）他所说的就是九歌。
九歌是乐曲名，不是数目名。离骚上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又天问说：“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可知九歌是一个舞曲整体的名字。我们现在读九歌，还可体会到当时表演的情况。那里面有各种乐器，有跳舞，有歌辞，有布景，有各样登场的人物。场面热闹，范围广大。必得在一个重要典礼的纪念日，才能举行。第一场是尊贵的天神（东皇太一），其次是€神（€中君），其次是爱神（湘君、湘夫人），其次是命神（大司命、少司命），其次是日神（东君），其次是河神（河伯），其次是山妖（山鬼）。因神鬼的类别不同，所以表现他们的性质也就两样。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他们本身就充满了浪漫色彩，因此对於这些神的措辞和表演都带了浓厚的浪漫情调。其他的神就都很庄严。最后一场是追悼阵亡将士的灵魂，那是全剧中最悲壮的一幕（国殇）。礼魂是全剧的尾声，是用着作合乐合唱合舞的表演来收场的。“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奸女倡兮容与”，在这三句里，我们可以想像到那合乐合唱合舞的最后一场，是多麽热闹。所谓“成礼兮”，必然是一种典礼的完成。像这样大规模的典礼，大规模的表演，还要追悼阵亡的将士，决非古代民间所用，一定属於楚国的宫廷。
所以我们说九歌可能是屈原放逐以前在楚国宫廷供职时期的作品。
九歌的原始材料，大部分是楚国民间的祭神歌曲，是南方各地流行的巫歌。
屈原采用这些材料，再加以修改和补充，才完成这整体的九歌。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窃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朱熹也说：“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楚辞集注）他们一致说九歌是民间文艺的改作，这见解是正确的。至於它的创作时期说在屈原放逐以后，朱熹说是”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那就不可信了。
屈原对於这些材料，会给以创造性的加工和提炼，在语言上得到高度的纯化和美化，融合他个人的想像和感情，变为他自己的艺术品。在这里可以看出，屈原是如何地喜爱民间文艺，是在自己民族的土地上，吸取文学的源泉和养料，来丰富他创作的生命的。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沛吾乘兮桂舟。今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隐思君兮阡侧。柱つ兮兰，斩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中？曾何为兮木上？沅有臣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湘夫人）
秋兰兮青春，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予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敲若€，矢交队兮士争先。凌余陈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雳雨输兮絷四马，援玉袍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栾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国殇）
或写风景，或道柔情，或言离别，或叙战事，有的清丽，有的悲壮，然无不委婉曲折，感染人心。这种艺术价值，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活跃清新的生命。在国殇里，他用了高歌激昂的调子，通过剧烈的战斗的描写，对於那些为国牺牲的英勇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就在这些舞曲的歌辞里，也表现出屈原的爱国精神。
其次，我们来谈屈原放逐以后的作品。
△抽思与思美人
抽思是屈原流放在汉北时的作品，可能是他在流放期中最早写成的一篇。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夸佳丽兮，版独处此异域。既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道卓远而日志兮，愿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
这是抽思中的一节。前六句是写他自己放逐异域、孤苦零仃的生活心境，后六句是写怀王北上以后，表示出自己眷恋不忘的感情。他一面追念着北上的君王，同时又怀恋着南方的故都。”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会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这些都是非常沉痛的诗句。抒情极为真实，造意富於想像。
因为他心中积压着国恨乡愁和种种痛苦的感情，所以发生这抽思的哀怨。再如思美人，想也是思念怀王之作。作抽思时怀王未死，故有独不群、无媒在侧之叹；到了思美人，怀王可能已死，故有媒绝路阻之语。欲抒哀情，只好寄言於浮€，致辞於归鸟了。幽明的悬隔，文学的轻重，都有痕迹可寻。这两篇作品，相隔的年代似乎不很久。文中说：“指れ冢之西隈兮，与黄以为期。”可知他还在汉北。又说：“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
这是说到了明年春天，准备到南方去。
△离骚
离骚是屈原在放逐中的代表作品，也是他一生中最卓越的诗篇。全诗三百七十三行，共二千四百九十个字，成为中国古代最雄伟的长诗。在离骚里，屈原将他的思想、感情、想像、人格融合为一，通过绮丽绚烂的文采和高度的艺术，倾吐出自己的历史、理想，表达出对於昏庸王室和腐败贵族的愤恨，而流露出爱国家爱人民的深厚的感情。在这一篇诗里，使我们体会到：在那个政治黑暗、矛盾非常尖锐的环境里，一个进步的作家，一个苦闷的灵魂，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尽了最大的努力和斗争，而终於感到幻灭的悲剧。全诗的发展，分为三个段落。在第一段里，他叙述了他的高尚品质和放逐的历史，并追叙古代的史实去批判当代楚国政治的危机。在第二段中，屈原织入了许多神话传说的材料，上天下地、入水登山的超越现实的描写，去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苦痛的心情，在文学上格外显出离奇与光彩。在这一段中，作者的想像，精神的升华，都达到了高潮。到了最后一段，进升的感情，又转入了波折。因为天门不开，陈志无路。他只好向灵气问卜，向巫咸请示。他们告诉他楚国不可久留。不如到国外去。“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绎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他乘龙驾象，在天空中飞翔了一阵，忽於阳光中，望见了自己的故乡──楚国，他的仆人悲伤起来，马也不肯走了。“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决心用他的生命，来殉他的祖国，他用这两句坚定的语言，作了这篇长诗的总结。在这一篇诗里，真实地反映出屈原思想发展的道路，集中地表现了他全部创作的特徵。篇幅之长，文采之美，想像的丰富，象征的美丽，爱国怀乡之情，愤世嫉俗之感，再加以神话奇闻，夹杂交织，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发挥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这一诗篇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杰作，放射出永久不灭的光辉。
△天问
天问是屈原作品中较奇怪的一篇。无论内容与情调，都与屈原其他的作品不同。在全篇中，他对於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古代史事，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
全诗三百七十多句，一千五百馀字，为屈原作品中的第二首长诗。这篇文章给我们两个暗示。其一，作者一定是富於怀疑精神而心灵又有无限苦痛的人。其次，作者一定是一个博闻强记的学者。他蕴藏着许多天文地理的自然知识，远古的神话传闻，以及古代的历史材料。屈原恰懊有这两种资格，史记又说天问是他所作，想是可靠的，我们用不着怀疑。王逸在天问序中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亻亻危，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秋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去尔。”他对於屈原作天问的心境的表白是对的，但那种事实，不很可靠。先王庙宇公卿祠堂，何至於在江南野外的放逐之地，庙壁祠墙，又何能任意涂写。衡之情理，极不可信。天问是屈原放逐以后，忧郁彷徨，精神上起了激烈的动摇，旧信仰完全崩溃，因此对於自然界的现象、古代的历史政迹、宗教中虽无放逐之言，流窃之苦，但全文中却表现一个正隐於怀疑破灭途中的最苦闷的灵魂。这一个灵魂，恰懊是屈原的灵魂。天问难读，自古已然，其难并不在文学的艰深，而在於我们缺少古史的知识。在文学的立场上看来，天问的价值还不如离骚，但在古史和神话学的研究上，它却有重要的地位。篇中保藏着无数的古代史料和神话传说，将来总有完全开发的一天。
△招魂
招魂，司马迁说是屈原所作，但王逸说是宋玉所作。王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因此古人多众王说。到了林€铭才以屈原自招的议论，推倒王逸的意见。他说：“是篇自千数百年来，皆以为宋玉所作。王逸茫无考据，遂序於其端。试问太史公作屈原传赞云：’余读招魂悲其志‘，谓悲屈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此本不待置辩者，乃后世相沿不改，无非以世俗招魂，皆出他人之口。不知古人以文滑稽，无所不可，且有生而自祭者。则原被放之后，愁苦无可宣泄，借题寄意，亦不嫌其为自招也。......玩篇首自叙，篇末乱辞，皆不用’君‘字而用’朕‘字’吾‘字，断非出於他人口吻。......故余决其为原自作者，以首尾有自叙、乱辞及太史公传赞之语，确有可据也。”（楚辞灯）
我们细看招魂的文字，觉得这一篇应当是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司马迁的话是可信的。首节与乱辞中的“朕”、“吾”是指作者自述之辞，其他的或“君”或“王”是指死者。中间一大段招词，是作者巫阳之口所表现的招魂本意。那中间所称的“君”，也都是指怀王而言。观其言宫室之，陈设之美，女乐之富丽，肴馔之珍奇，这些都合於国王的身分。有人看着是屈原的自招，他的生活身世，同这些物质环境是缺少统一性的。因怀王客死异域，后虽归葬楚国，但恐其魂流落国外，故屈原有招魂之作。
招魂中提到庐州，时人多以为是皖南的青弋江，因此说招魂是楚迁都寿春以后的作品，而非屈原所为。关於这一点，谭其骧云：“招魂乱曰所谓庐州，在今湖北宣城县北，其地於汉志为中庐县......然而何以知兹所称庐江在鄂而不在皖，此可以乱文本证之。乱下文云：’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骊结驷兮齐千乘‘，再下云：’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又云：’湛湛江水兮上有枫‘，而终之以’魂兮归来哀江南‘，与鄂西地形悉能吻合。汉水西岸，自宜城以南节入平原，故遥望博平，结驷至於于乘。平原尽则入於梦中。汉志：’编（县名）有€梦宫‘，编县故城在今当阳荆门之西，自梦而南，乃临乎江岸，达乎郢都也。若以移之皖境，则无一语可合。”（与缪彦威论招魂中庐州地望着）谭氏这一论证，解决了招魂中的地点问题，因此说招魂是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更没有什麽可疑了。
招魂本是楚国民间的一种风俗，现在还盛行於湖南的农村。屈原运用民间的风俗和民间艺术的形式，写成这篇招魂辞，他在上半篇里，通过巫阳的口气，对於四面八方的灾祸与恐怖，对於地狱的形象，作了惊心动魄、光怪陆离的描写，那一种景象，使我们联想到但丁的地狱篇。他叫魂不要东南西北地乱跑，不要到天堂地狱里去。最好的地方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下半篇里，他生动的描写了楚国宫廷华丽的生活，叫魂赶快回来。在这里也反映也楚国宫廷生活的奢侈。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他最后这两句最沉痛而又含有爱国感情的句子作了总结。这一篇作品，在形体上，在铺写的方法上，给与汉代辞赋以重大的影响。
△哀郢、涉江和怀沙
哀郢、涉江在屈原生活史的研究上，是两篇重要的文章。在那里面，他告诉了我们放逐江南的地点和流浪的路程。那些地点和路程，都合於实际的事实，决非€游想像之间，所以更觉得可贵。尤其是哀郢，具有更高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
皇天这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晁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将运舟而不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蹇傺而含。外承欢之氵勺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鄣之。尧舜之抗行兮，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憎愠伦之美兮，好夫人之忄亢慨，众妾蝶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乱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
哀郢和离骚，是屈原创作过程中两篇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情感深厚，文字清丽，对於丑恶现实的愤恨，对於国土的热爱与人民的开怀，充满着字里行间，构成完美感人的风格。在哀郢中，叙述他流浪的路线非常分明，时令也很清楚。春天离关郢都，在江夏、洞庭一带流浪。路程日远，悲痛日深。王夫之、郭沫若都主张哀郢作於秦将白起破郢、楚王迁陈之年（公元前二七八）。文中有百姓震愆，人民离散，夏之为丘，东门荒芜的话，确实有国破家亡之痛。因此在哀郢中所表现的感情，最为忧郁，最为哀苦。
涉江是叙述他从湖北入湖南的经历。先由鄂渚动身，后来入洞庭，济沅水，经枉者、辰阳而至溆浦。这路程确是相当辽远的。所以一时骑马，一时乘舟，精神物质方面极受苦痛。“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将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Ы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东兮方林。乘ぎ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者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入溆浦余亻亻回兮，迷不知吾所知。”这旅途生活的描写非常真实，其情其景，如在目前。在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苦难的诗人，在辽远的旅途生活中流浪无定的影子。
怀沙是叙屈原从西南的溆浦到东北汨罗时的作品，是他的绝命词。满纸愤慨怨恨，比任何篇都要激烈。
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奴}委兮，鸡鹜翔舞。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桀兮，固庸熊也。
他用这些辞句，对於当代黑暗的政治，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他知道他召回故都的事已完全绝望，楚国的命运，是一天天的危险了。他在前面几篇里，也时常说出要追踪彭咸的话，到了怀沙才真的下了死的决心。“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这是他下了死的决心以后，向世人的告别词，文句虽是简短迫切，而其表现的感情，实在是沉痛已极。
屈原的作品，除了上述的几篇以外，还有不少篇，但其中有些是可疑的。如“九章”之名，司马迁并没有提到。朱熹说：“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於一时之言也。”这是正确的。
○四 屈原文学的思想与艺术
△一、爱国精神的发扬
在屈原作品里，表现得很强烈的是爱国精神。这种精神，通过优美的艺术形式的表现，形成他崇高的品质和伟大的人格，使他在那个朝三暮四、纵横捭阖的战国时代里，树立着高耸€霄的碑塔，成为后代人民热爱景仰的典型，和古典文学中的光荣传统。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B183]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曾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г余襟之浪浪。......陡坠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抽思）
屈原热爱国家热爱乡土的精神，在他早期的作品橘颂里，已经有了根芽，到了那篇波澜壮阔的离骚和哀痛无比的哀郢中，在回旋反复的千言万语中，爱国精神发展到了高朝。他的爱国精神是有人民性的基础的，是能鼓舞人心的。他的愤恨和痛哭，并不只是关於他个人的升沉得失，他念念不忘的是要保持楚国的独立，是要反对腐败的贵族政治，这一切都符合楚国人民的利益。因此他是逐渐地离开了他自己的阶级，而同人民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在国破家亡之际，他总是同人民生活在一道。在这里，可以体会到屈原自己的命运，和楚国及其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最后，他完全绝望了，他以生命来殉他的国家和政治理想，用死来鼓舞人民的爱国热情。二千多年来，人民爱他敬他，正国为他有这种崇高的思想和品质。
△二、强烈的政治倾向
屈原是伟大的政治诗人。他对於政治有高远的理想。对外是主张联齐抗秦，保全楚国：对内是要严明的法纪，远贤任能，改革内政。他在离骚中说；“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这种政治思想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和民主性的，因此遭受到腐败贵族集团的反对。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屈原政治理想能实现，楚国一时是不会灭亡的。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以后，讲述楚国失败的原因说：“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这是很正确的。这里所说的良臣，自然是指的屈原一派人。屈原这样为他的政治理想而斗争，因此他的作品，带着强烈的政治倾向。他的政治生命，就是他作品的生命。
他叙述的古代历史的兴亡事迹，都通过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表现出来，对於当时的昏君佞臣，也都作了剧烈的反抗和批判。
△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屈原一生的历史，是同腐败贵族集团斗争的历史。他痛恨那一群出卖楚国利益的无耻小人。倔为了正义和理想，丝毫没有顾及到个人的利益与安危，勇往直前地向前迈进。在那些斗争中，显示了他完整的人格。
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恁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謇吾法夫前兮，非时俗之所服。虽不周於今人之兮，顾依彭咸之遗则。......怨灵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亻面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
贵族集团的行为和生活，是如此的下流无耻，设法排挤也，陷害他，但屈原绝不妥协，绝不投降，并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他流放了多年，度过了长期的苦难生活，最后至於自杀，终於没有动摇他的意志。他坚决地说：“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吾不能变心而众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要有这种金石般的意志，宁死不屈的精神，才能形成屈原那种崇高的品质，才能形成屈原那种有血肉有风骨的作品。
△四、艺术的特色及其影响
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者。我在前面说过，诗经中某些作品，已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屈原作品，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由诗经与楚辞，在我国最古的文学作品里，形成了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两个优良的传统。这并不是说，屈原没有现实主义，屈原的现实主义是同他的突出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浪漫主义是他的艺术的主要力量。屈原的九歌、离骚、招魂等代表作，具体地体现了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他的作品，充满了光明的理想，丰富的幻想，狂热的感情，美丽的文采，再织入神话传闻、宗教风俗的各种描写，形成那一种特有的风格。刘勰在辨骚一文里，说屈原诸作，有诡异、谲怪、狷狭、荒淫四事於经典，不知道这正是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
屈原的作品，不仅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在艺术技巧方面，也有惊人的独创性的成就。首先使我们注意的是诗律的解放与创造。在他以前，诗经的句子虽是长短不齐，大体上是以四言为正格。到了他，善於运用和吸收楚国民间的语言和南方歌谣中的形式与韵律，写成了许多雄大的诗篇。这种富於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在诗歌的历史上，开辟了一条大路，给后代辞人以极大的教育与启发。其次是他在诗歌的语言方面，有高度的创造能力，描写的细致，刻划的深刻，用字的精巧，音律的和谐，再夹用各种美丽的象征和譬喻的手法，使他的作品，舒徐宛转，变化多端，文采绚烂，词藻瑰奇。刘勰说：“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诗。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枫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辩骚）他对於屈原的艺术价值和对后代的影响，作了很高的评价。
屈原想像力的丰富，是中国古典诗人中少有的。尤其在离骚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生命的高扬和想像的飞跃。真好像一只雄健的天鹅，展开驰的强劲的翅膀，在自然界中飞动，驱使着雷电风€，驾驭着龙象凤凰，忽而上天，忽而下地，使他的作品，增加动人的形象和鲜艳的色彩。由於这些艺术方面的特征，使得屈原的文学形成了他特有的成就。
屈原在诗经的基础上，对於古代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
由於他伟大的人格和优美的艺术成就，对於后代的文人起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在屈原传里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伟大的人格和悲剧的境遇，对於司马迁起了这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在他的杰作史记中和他艰苦斗争的生活历史中，我们看出了屈原灵魂的光辉的再现。司马迁确实是屈原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与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爵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传）正由於司马迁和屈原精神有深相契合之处，所以不但对他推崇备至，就是这篇屈原传，也写得充满了热情。汉代多少辞赋家，都在他的作品中吸取养料，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作品，有的学习他的创作精神，有的模拟他的形式，有的描写他的境遇，有的吸取他的辞藻。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杜甫，在他们的诗句里，时常表示对屈原的敬爱和推崇。“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不错，楚王台榭又怎能和屈原辞赋相比呢？屈原在文学史上是永垂不朽的。
鲁迅对屈原的评价，更重视他对於后代文坛的影响。他说：“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於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敬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於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言其丽，其旨甚明。恁心而言，不遵矩度。故以儒之服应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於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
屈原在政治上是失败了，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伟大创作，是我们民族贡献给人类文化的优美的珍贵的遗产。由於他的创作，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二千多前就达到了光辉灿烂的境界，并且体现了我们民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光荣传统。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新时代里，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已经赋予了新的意义，都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
○五 宋玉
△宋玉的时代及其作品
在古人的文章与诗歌里，常是屈、宋并称。宋就是宋玉，他与唐勒、景差，同为屈派的南方诗人。宋玉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很少，因为古书中供给我们的材料，都很混乱。史记上说宋玉是屈原的后辈，王逸九辩序说屈原是宋玉的先生，新序杂事第一说宋玉见过楚威王，同书虽事第五说他事楚襄王，北堂书钞卷三十三引宋玉集序又说他事楚怀王。威王、襄王是祖孙三代，年代是相当久远的。在各说中，仍以史记所载，较为可信。“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我们可以说，宋玉是战国末年一位富於才华的南方诗人，他的文风是屈原的继承者。
汉书艺文志载宋赋十六篇，隋志有宋玉集三卷。他现今流传下来的作品，有楚辞章句中的九辩与招魂（招魂已见前论）；文选中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古文苑中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钓赋、讽赋等篇。
古文苑成书最晚，其志实性本不可靠。文选所载各篇，其中叙事行文，也多有可疑之处，最重要的是那种散文赋体，宋玉的时代尚难产生。九辩以外的那些赋篇，大都叙述宋玉与楚王的问答之辞，观其文气，显然是出於第三者的口吻。崔述云：
“周庚信为枯树赋，称殷仲文为东阳太守，其篇末云：’桓大司马闻而欢日‘云云，仲文为东阳诗，桓温之死久矣。然则是作赋者托丰人以自畅其言，固不计其年世之符否也。谢惠连之赋雪也托之相如；谢庄之赋月也托之曹植，是知假托成文，乃词人之常事。然则卜居、渔父亦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自作明矣。但惠连、庄、信其世近，其作者之名传，则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赋其世远，其作者之名不传，则遂以为屈原、宋玉之所为耳。”（考古续说卷一观书馀论）崔述所论，言之成理，颇有说服力。所谓“假成文，乃词人之常事”，是和丰人之言与事为题材，并不是故意作伪。但如登徒子好色赋、风赋、对楚王问数篇，善用比喻，描写细致，文辞简劲明切，寄寓讽刺，在艺术上都有较高的成就。
△九辩
宋玉的作品，最可信的是九辩。九辩正如九歌一样，是古代的乐名，与汉人模仿楚辞而作的九怀、九叹的意义是不同的。王夫之云：“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於风雅，盖楚声也。”（楚辞通释）因此，九辩只是完整的一篇，把它分为九章（朱熹）或是十章（洪兴祖），都是不必的。在九辩里，宋玉用了美丽细致的文笔，描写穷苦文人在秋风寒冷中的哀愁。王逸在九辩序中说，这是宋玉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此篇以述其志，这不很可信。九辩中的语言是精巧的，但作品中所反映出一的政治社会的影子很淡薄，也没有屈原那种深厚的思想内容和那种刚毅坚强的精神以及那种丰富奔驰的想像。“惆怅兮而私自怜”，“私自怜兮何极”，自怜自叹，这是九辩的主题。一个失职的贫士，发泄出一点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感，吐露出一点悲秋的感情，比起屈原那种以生命殉葬自己的政治理想，那种对於国家、人民的热爱以及对於腐败政治的强烈反抗来，宋玉就显得柔弱了。屈原的感情，是由理想破灭中所产生出的愤激与沉痛，宋玉的感情，主要是由仕途失意与自然环境所酿成的哀伤。九辩中虽也有思君之语，与屈原相比，那思想的基础也是很不相同的。但是宋玉的文才和情感，在旧社会里，对於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必然会产生同感与共鸣。因此穷愁潦倒的文人，都自比宋玉，伤春悲秋，多愁善感，模仿九辩，写出那些自怨自怜的哀感文章。在九辩的前段中，连用着“萧瑟”、“忄忄栗”、“寥”、“よゐ”、“怆”、“忄广忄良”、“坎廪”、“廓落”、“惆怅”、“寂寞”、“淹留”这此哀怨的字眼，织成凄凉悲苦的音乐，令人读去，确有阴寒落魄之感。然而这些字眼，便成为后代无情病呻吟的文学的滥调，觉得乱堆这种字眼，便算是哀感顽体的妙文，这当然不能要宋玉负责。善学者师其心，不善学者师其貌；专师其貌，得来的必然是皮毛了。
虽如此说，九辩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用字深刻，描写细致，音调和美。
那样细致的技巧，在宋玉以前的文学里是不多见的。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忄忄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よゐ增欷兮，薄爱之中人。
怆忄广忄良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
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ńń而南游兮，鲲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城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他这一段对於秋天的描写，确是极成功的文字。必然要对自然界有深刻的观察和感受，才能表达得出来。在那里面有声音、有颜色、有情调、有感慨，从这些形象内，衬托一个失意文人的穷苦的心境，引起读音的同情。再如他在末段十四句中，连用十二次叠字，藉以增强音律美与文字美的效果，这是他在艺术上表现的特色。宋玉虽不一定是屈原的弟子，但熟读过屈原的作品，同情屈原的境遇，而深受其影响的事是无可疑的。我们说宋玉是屈原文学的继承者，他的意义，只能在这一方面。“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杜甫咏怀古迹），杜甫对他的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
△唐勒与景差
宋玉以外，屈原的诗人，还有唐勒与景差。汉书艺文志载唐勒赋四篇，但不见於楚辞章句。景差赋连艺文志也没有载，可见他们的作品，早已失传了。楚辞章句中有大招一篇，传为景差所作。王逸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到了朱熹，以为平淡醇古，定为景差所作，但此说不一定可信。
我们细读大招这篇文章，知道是后人模拟招魂之作。篇首无叙，篇尾无“乱”，只模仿招魂中间一大段，文字句法，都很相同。大招中铺叙饮食歌舞一段，模拟招魂，尤为鲜明。游国恩云：“大招有’青色直眉，美止面只‘。考礼记礼器：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郑康成注曰：’变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语犹存也。‘礼记汉儒所述，所谓黑为青。今大招亦以黑眉为青眉，若果战国诗人所作，胡为作秦以后语耶？知其必秦汉间辞人所为也。”（先秦文学）此论颇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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