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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散文发达的原因
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大的解放时代。无论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都起了剧烈的变化。在这新的时代中，文化思想非常活跃，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文学历史上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便是诗的衰颓与散文的勃兴。记载历史事实和表现哲学思想的散文。代替了诗歌的地位。由那些优秀的富於文学价值的历史、哲学的作品，推进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新发展。
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它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发展的规律性。
这种原因和规律性，是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思想特徵的反映，是文学给予人类社会的实用功能的表现，是新内容决定新形式的表现。在那个大变革的百家争鸣的新时代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人们丰富的思想意识，要开展剧烈的斗争和详细历史的记录，诗歌已不能担负这种繁重的任务，就在散文方面，也必然要突破盘庚、周诰的旧形式，向着新的形式发展，才能更好地为新内容服务。这是时代的要求，这是历史给予文学的新使命。
我们要了解这时代变化发展的根源，首先要注意这一时期生产力的进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而阶级斗争又是推动社会进化的基本动力。只有通过这方面，才能当日政治、社会、文化、思想诸方面变动发展的真实情形。从春秋、战国时代一般的生产情况、阶级关系、工商业的发达和意识形态各方面来看，这一时代社会变革的实质，是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都知道一切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都联系着决定性的经济意义。春来、战国时代生产工具的进步，最主要的便是铁器的使用。中国发现铁器大约在西周末年。但在春秋，尤其是战国时代，铁制器具在社会上普遍地使用起来。国语齐语云：“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Θ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是青铜，用来制剑，恶金是铁，用来作农具。春秋后期，晋国用铁来铸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这是非常可信的。到了战国，铁器使用的范围更为广泛。
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孟子滕文公）
楚人......宛钜铁牛也，惨如蜂虿。（荀子议兵篇）
可见战国时期，铁器不仅制成了各种农业工艺的器具，而且扩充到兵器。江淹在铜剑赞序中说：“古者以铜为兵，......明知春秋迄於战国，战国至於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充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在铁器普遍使用的同时，牛耕也进一步推广了。再加以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水利工程的兴修等等，直接是促进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发达，间接是促进商业的进展与都市的繁荣。出产品大量增加，商业自然是跟着兴盛，从前的城市，不过是贵族诸侯防御侵略的堡垒，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都变为工商业的集中地和文化交通的中心点了。如河南的大梁、陕西的咸阳、河北的邯郸、山东的临淄，都是当日有名的都市。
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系筑斗鸡狗博蹋鞠者。
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给人足，志高气扬。（战国策齐策）
（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
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像这种百业汇集文化集中的都市，决不是西周时代所能产生的。我们再读一读史记的货殖传，更可知道当日都会发达的真实情况。商业一发达，新兴的富商巨贾，兴货币制度便应运而生。如陶朱、猗顿、子贡之流，都是以经商致富的大财主。再如郑弦高的退秦兵，吕不卫的夺政权，都证明商人势力在政治地位上的抬头。就是当时的君主，也知道商业有利可图，尤其是注意人人必用的盐铁。汉书食货志说：“（秦）和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於古。”
由这些史料，知道当日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商人的势力一天天地扩张起来了。
经济基础发生这麽大的变化，给与政治社会的影响自然是很大的。因为农业生产力的进展，增加了土地的利润，於是剥削统治阶级，都注意到这方面去。因此便形成武力掠夺土地及收买土地的现象。而土地所有者对於劳动人民进行更残酷的剥削，出现了“率土地而食人肉”的惨状。春秋时代尚有一百馀国，到战国时只有七国，这都是当日各国掠夺、兼并土地的战争的结果。孟子说：“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军，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不管是良臣或是民贼，总之掠夺土地确是当日战争的根源。在激烈的兼并战争和阶级斗争的复杂形势中，一面是促成中国逐步上走上统一的道路，同时由於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替奴隶制社会转变为封建制社会逐渐造成了物质条件。土地私有的确立与公用制度的破壤，产生了和奴隶主贵族对抗的新兴地主阶级。商业经济的兴起，使得商人在政治上抬头。汉书食货志说：“乃秦孝公，用商君，壤井田，开阡陌......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货殖传说：“乃周室衰，礼法堕，......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不足而货有馀。...
...於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
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戳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馀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含菽饮水。”这里所说的，便是因当日经济情况的变动，促进旧政治的崩溃，旧贵族的衰落，以及新的官僚地主政治的逐步形成。同时也说明了在商业经济的发展下，农民所受的痛苦。
我们只要看左传、国语、国策这些史书，便可知当日政界人物的兴替，比起西周时代的状况是完全改观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士阶层的出现。春秋时期贵族领主已开始养士，到了战国，由於贵族领主政权与新兴地主政权的剧烈斗争，养士的风气更为普遍。士的成份很难，不少是地主阶级，也有出身於没落贵族阶级，也有下层社会的人物。有学士，如孔、孟、墨、庄、有策士，如苏秦、张仪；还有术士和侠士，所以流品也很难。学士、策士进可以取卿相，退可以著书立说，是当日学术界政治界最活跃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局面：
卿相降为皂隶者有之，布衣执政者有之。富商大贾，鸡鸣狗盗之徒都挤上政治舞堂，於是旧日的贵族王孙，不得不作式微之叹了。从前的学术文化，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因当日兼并斗争之结束，平民群中加入了不少的没落贵族。像孔子之流，也只好教书糊口，於是学术得到解放普及的机会。加之商业繁荣、大都市的产生，於是交通日趋便利，而那些都市便成为会集文人的渊薮，各方人士可以互相交换智识，而促进文化思想的兴盛。
在当日经济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组织起了空前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上的知识分子，面对着这种动摇不定的现实，面对着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面对着劳苦人民的穷困生活，自然会产生出来各种不同的思想。有守旧的，有趋新的，有调和折衷的，有代表贵族领主的，有代表新兴地主的，也有倾向於农民的，於是产生了历史上有名的诸子哲学时代。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庄子天下篇说：“天下大乱，坚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於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ウ而不明，郁而不发。
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他们把原因归於“圣王不作”、“圣贤不明”，当然是错误的，但当日学术思想的发达，却是实在的事情。这一些思想家，每个人都要尽力地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开展思想斗争。这些意见，已经不是过去时代那种神权政治的简单理论，而是具有复杂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想用诗歌的形式来表现，当然是不够的，必得采用宜於说理的散文。於是散文代替诗歌的地位，而走上勃兴之途了。
其次，春秋、战国时代，国与国的吞并，人与人的杀戮，旧贵族的没落，新人物的兴起，这种种兴亡盛衰的事迹，在政治史上，都演着激烈的变化。这种激烈的社会变化和丰富的历史内容，促进了历史观念的发展。在这样的理想基础上，进步的史学家们便从历史的立场，对於那些兴亡盛衰的人类史迹，更详细地记载下来了。要做这繁杂的工作，也不是诗歌的形式所能担任的，因此记事的历史散文，同哲学家的散文一样，蓬勃地发展起来。孟子说的“诗亡然后春秋作”这句话，如果从诗歌转到散文的发展上来看，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这一时期的散文，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反映了社会上的诸般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黑暗，而在散文的体裁和语言上，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
从奴隶社会铜器铭文和尚书中那种僵硬古板的形体解放出来，而使散文的语言规范化通俗化，叙事真实，说理透彻，气势生动，流利通畅，既富於逻辑性而又有很高的艺术概括能力，成为古代散文的典范。春秋、战国时代散文的兴盛与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件大事，我们是应当重视的。
○二 历史散文
△周诰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历史，也是中国最古的散文。它虽说一向被称为经，论其性质，正如春秋一样，也是一本古史。所谓左史记言，左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正说明了这两部书的性质。现存的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其来源有今古文之分。古文尚书之伪，经古今学者的努力证明，我们自然是不相信了。但是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伏生口传只二十八篇，加后得的泰誓，始为二十九篇），也有许多问题。尧典、皋陶谟、禹贡，自然是靠不住的，就是商书，除盘庚以外，其馀的也很有可疑。关於这一些，我在第一章里，已经叙述过了。
正如周颂是周初的诗歌代表一样，尚书中的周诰正是周初的散文代表。现在人读起来，周诰佶屈聱牙，不容易懂，其实并非此中有奥妙的道理，也并非作者的文章特别高深；原因是周诰中的文辞，全是用当时的口语记录的文告和讲演。
记录以后，一直没有什麽变动，於是那种言语渐渐随时代而︹化了。周颂中的诗篇，虽说时代也差不多，但那些都是可歌可唱的东西，写定较迟，所以也就比较容易懂了。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日，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
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
这是大诰中的一段，是武庚叛变周公东征时的一篇文告。全篇中天命、吉卜、宝龟之言，层见叠出，正反映出周初时代的神权思想。其他如康诰、酒诰、无逸诸篇，也是重要的文献。周诰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同盘庚很类似，属於中国最古的散文和类型。
△春秋
在历史散文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成为有系统的编年体的是春秋。春秋同尚书一样，也被称为经，尤其是今文经学家重视的古籍。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其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因为春秋是出於孔子，所以后代人都把它看作是一本含有微言大义的思想书，把它看作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庄子天下篇说的“春秋以道名分”，便是这个意思。
於是许多经师贤哲，都在那里面去研讨微言大义，倒把列国的史事轻视了。
春秋的文句虽是简短，前人竟有饥为断烂朝报者，但在文字的技巧及史事的编排上，比起尚书来，都有显著的进步。我们读了，对於当代诸国的事实，得到一个系统的印象。在造句用字上，都从尚书的文体中解放出来，非常简炼平浅，而且为了要符合“寓褒贬，别善恶”的批判精神，在语言上必然要注意到谨严深刻，一字不苟，这一点对后人也很有影响。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滕子来朝。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秋七月，杞侯来朝。蔡侯、郑伯会于邓。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桓公二年）
一年的史事，包括在这八十五个字里，简短极了，这只能算是一个历史的大纲。但在当日比较贫弱的物质文化的环境下，这种大纲式的历史，却是带着进步的姿态而出现的。因为这种史书，无论从当日的历史观念或是物质条件看来，都表现着合於时代的形式。从文字的技巧上讲，比起尚书来，那进步也很显然：
一是︹化了的语句，一是平浅流畅的新兴散文。
到了战国时代，随着物质条件与史学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历史散文呈现着很大的进步。如国语、左传、战国策诸书，都是当日历史散文中优秀的作品。左传与国策，更为后代散文家所重视，几乎成为学习散文的教科书。在这些散文中，具有反映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现实内容。
△左传
关於左传的著有及其本身的真伪问题，我们无法在这里作较详的叙述。古说左传为孔子同时鲁人左丘明解经之作，此说虽不可靠；但近代疑古学者说左传全为刘歆伪造，从国语改作而成，也难成立。前者见於史记二诸侯年表及汉书艺文志，后者则以康有为为最有力的代表。我们放弃今古文家的成见，平心而论，左传的作者，是一位战国初期杰出的历史家、散文家，他不是孔子的弟子。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全是为解经而作，是从历史家的立场，采取春秋的大纲，再参考当时的多种史籍，而成就了这部优秀的作品。因此里面有合经者，有不合经者。
这正是当日史学观念的进步，表示不能满意於春秋式的史书，而不得不另有所创造了。到了汉朝，在刘歆的手中，内容方面可能有所增减，但也不能说全出於刘歆的伪造。我们可以说左传是出於战国初期，作者是失名了。他在历史散文的地位上，是成为上承尚书、春秋，而下关国策、史记的重要桥梁，而是战国时代无可否忍的最优秀的历史散文作品。
左传通过各国历史事实的记述，揭露了社会各种矛盾和斗争，反映了社会现实，对统治阶级的腐败残暴作了一定的批判。对於子产、晏婴、伍子胥一类的著名政治家和具有爱国精神的人物，予以表扬和赞美，表现出褒贬、美刺的精神。
其次，在左传里也反映出比较进步的民本思想。
季梁止之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於神。”（左传桓公六年）
史へ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
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文公十三年）
闵子马见之曰：“子无然，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襄公二十三年）
从这些文句里，可以看到天命、神鬼思想的衰退，人本思想的抬头。在诗经的变风、变雅中，这种思想已有了萌芽，到了左传就更为明朗了。由於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科学的进步，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实践，提高了当日士大夫认识现实、批判现实的水平。在新的经济基础巴新的社会关系上，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当然，左传中的民本思想，并不彻底，还没有完全冲破天命、神鬼的藩篱，因此书中还存留不少落后的迷信成分。汪中说：“左氏所书，不专人事。
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其失也巫，斯之谓欤？”
（左氏春秋释疑）即是如此，左传中所表现的民本思想进步的一面，仍然是显著的。
左传无论在记言记事方面，都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用着简炼的或接近口语的文句，善於以写人叙事的手法，把当日复杂的史事，多样的人物，活跃地记载或形象地表现出来。使我们现在读了，还能亲切地感到当日政治生活的实况，和那些人物的精神面貌。如吕相绝秦，炼之武退秦师，臧孙炼君纳鼎，僖伯炼君观鱼，季札观乐，王孙论鼎诸篇，都能用委婉曲折的文章，表达当日巧妙的词令。
再如城氵仆之战，ゾ之战，怀之战，鄢陵之战，层次分明，结构缜密，都是叙事文中的杰作。刘知几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薄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馀，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怜。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人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刘氏以史学家而又从文学角度来评价左传，也可见文史结合写为中国历史作品的最大特色，而这种特色，在先秦时代又不能不以左传为卓越的代表。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图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凶陵，秦军汜南。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苦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众之。辞曰：“臣之庄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类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倍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当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
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扬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烛之武退秦师。见僖公三十年）
这可作历史读，尤可作优美的散文读。用字造句是非常简炼，又是极其准确、生动。后人每以左传的文字失之浮夸，有文胜於质的弊病，这都是那些列守六经为文章正统的迷古派的意见。一定要佶屈聱牙的尚书，简略断炼的春秋，才是苍老，才是质胜於文，这正是退化的观念。像左传这样的文字，正合於战国时代的环境，由尚书、春秋到左传，那散文发展的趋向，是极明显极合理的。
△国语
左传以外，要简略地介绍一下国语。
国语旧传为左丘明所作，说与左传出於一人之手，后来很多人怀疑，至今尚无定论。此书与左传，无论从体例、文风以及内容方面都有区别，说出於同一作者，很难令人相信。全书二十一卷，分叙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起於周穆王，终於鲁悼公。晋国较多，共有九卷。书中以记言为主，与左传偏重记事者不同。在这些记载里反映出春秋时代政治变化的轮廓，反映出当代重要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其中虽杂有不少天命神鬼的迷信思想，但也有不少作品揭露社会的矛盾，对统治者的残暴、奢淫作了批判，对人民大众的利益表示开怀，对贤君贤相则寄以赞美，如召公谏弭谤（周语），里革论君之过、季文子相宣成（鲁语），桓公为司徒（郑语），灵王为章华之台、王孙圉聘於晋（楚语）等篇，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再如晋语的写骊姬，吴语的写夫差，越语的写勾践，刻划人物都比较生动，富有文学价值。语言艺术虽不如左传，但古仆简明，是其特点。
历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雍土〉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百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士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雍土〉也？若〈雍土〉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不听。於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周语）
△战国策
左传、国语以外，我们得注意的，是表现纵横捭阖之术的战国策。汉志有战国策三十三篇，今有三十三卷，无作者名氏，为汉代刘向裒合排比而成。体制与国语相同，也是分为国别的。即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刘氏序云：“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怨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他在这里说明了当日时代性的特徵，同时也就说明了国策文章的特色。苏秦合众，张仪连横，范睢相秦，鲁连解纷，邹忌的幽默，淳于髡的讽刺，真可谓尽舌摇辰之能事，极纵横辩说的大观了。而其文字无不委曲达情，微婉尽意，而又明快流畅，富於波澜。章学诚说：“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纵横之学，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贵，其辞敷张而扬历，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文史通义诗教上）他在这里说明了在纵横的战国时代，随着言语辞令的需要与进步，文章除其内容以外，更为注重语言的艺术。敷张扬历，变本加奇，正是战国策散文的特色。这种散文对於后代散文家发生很大的影响，同时，汉代的赋家，在铺陈夸张的的形式上，也感染着它的影响。
在国策里，反映出这一历史时期各国之问进行兼并的政治局面，以及人民大众在残酷剥削下的痛苦生活。特别是对於士阶层一类人物的政治活动，作了非常生动的描写。苏秦、鲁仲连、冯谖、颜■、庄辛诸人的形象和性格，写得尤其鲜明。书中如邹忌讽齐威王纳谏、冯谖客孟尝君、颜■说齐王贵士、赵威后问齐使（齐策），庄辛说楚襄王、不死之药（楚策），鲁仲连义不帝秦（赵策），乐毅报燕王书（燕策）诸篇，都是优秀的作品。
邹忌修八尺有馀，而形貌失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彼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邹忌讽齐王纳谏）
由于左传、国语、战国策的出现，战国时代的历史散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发展。它们的共同特点，通过历史事实的叙述和政治人物的描写，反映出当代的社会现实和复杂的矛盾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人民对统治的反抗。
描写事物深刻细致，语言洗炼而又流畅，富于表达能力，很多文学性强烈的作品，对于后代散文很有影响。
○三 哲理散文
△老子
我国古代的哲理散文，当以老子、论语为最早。此二书出，在中国的文化界，才有近于私人著述的作品。不用说，老子与论语不是老子、孔子手写的，是他们的门徒记下来的一种语录。这种简约的语录，在我国哲理散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关于老子的时代问题，近年来发生了热烈的争论。如老聃、李耳、老彭、太吏儋、老莱子诸人，究竟是一是二，也是议论纷纷，无法断定。我认为，现存的老子这本书，究其思想的复杂矛盾，可能是完成于战国道、法家的增益；就其文字的体裁看来，许多韵文的部分，似乎也是受了骚体的影响，好像是战国末叶的作品，因此引起许多学者对于老子本人的怀疑。但由许多史料看来，觉得老子确为春秋时代的人物，并与孔子有过师生关系；现存的老子保存了老子原有的思想，其他如阴阳家、法述家之言，是后来混杂进去的，所以无论思想或是文体，都形成现在那种矛盾复杂的样子。我们如果肯承认这一个论点，那末在论语时代，可能是有过老子的原书的。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绑。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已独取虚。无藏也故有馀，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荀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庄子天下篇）
庄子天下篇内所引的各家之言，一向为学者认为比较可靠。但这里所引的老子，和现今的老子，不甚一致。因此，我们很可相信这些文句是出于老子的原本，而现存的老子是后人的增补本。在上面这些文句里，正表现了原始的老子思想，并且与论语式的简约的语录体，也大体相同。
△论语
孔子（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他的祖先虽是宋国的贵族，他自己却是士阶层中的人物。少孤贫。他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创始者，也是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他在整理文产遗产和普及文化教育方面，都有很大的功绩。他“不语怪、力、乱神”，曾说：“祭神如神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对于天神人鬼表示了非常鲜明的态度。他主张选贤任能，反对横征暴敛，对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发出“苛政猛于虎”的强烈谴责。他理解人民的生活与政治密切的关系。所以他说：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孔子，是要建立封建阶级的新秩序来反对腐朽的奴隶制度，他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应奴隶解放的进步意义的。由于他处在那社会变革的过渡时代，思想中还存在矛盾，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保守、妥协的一面。
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里，他的学说一直被统治者利用，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
论语是古代初期哲理散文中一部最可靠的书，是孔子门徒们的记录。其中一部分（如尧日等）虽也有可疑之处，但它本身的真实性，是无可疑的。书中的文句，都是三言两语，各自独立，不相连贯。这正与春秋的文字，有些相像。因为当时物质条件比较贫弱，无论在历史或是哲学上的表现，都只能做到大纲的形式。
详细情形，一切都待于口语的解说。因此，我们读论语的时候，时常有一种突然而来忽然而止的感觉。这固然是因为散文尚在发展的途中，但主要还是由于当日的物质环境。关于这一点，由春秋的历史文，老子、论语的哲理文，都是简约的文句和节段的形式，还没有达到单篇的式样看来，这是很可证明的。
孔子在论语里，对于文学发表了重要见解。他说：“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又说：“诗可以与，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又说：“辞达而已矣。”他在这里一面强调文学的内容，不要片面地追求形式美，同时又指出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关系。在二千多年前，孔子提出了这些意见，在文学思想史上，是有意义的，对后代起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他所讲的内容和作用，都有他自己的阶级标准。
其次，论语虽是一种哲理散文，还没有构成完整的文学形式，但在少数的段落里面，也还有一些具有文学意义的记事文，如写孔门师弟的形象，都各有他们的特牲。这里可举先进中一段为例：
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晒之。......“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磅沂，风乎舞雩，永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不但写出了孔门师弟谈时的从容活泼的气象，而且从各人的谈话中，还表现了不同的性格，像子路的率直中带一点浮夸（论语中写子路的那种“由也彦”
的性格是很鲜明的），会点的活泼中显得潇洒，都很合他们的身分，孔子自己给人的印象则是态度亲切、思想明智、胸襟开阔。其中写会点听了孔子的话，就立刻放下了瑟，一时瑟声就坚将而止。似乎已接触到细节的描写了。可惜这样的段落在论语全书里还是不多。
老、孔时代，正是中国哲学思想发育的初期，还没有到达诸子争鸣彼此辩论的时代。因此在他们的文学里，多是语录体的形式，而不是论辩文的形式。他们所讲的一言一语，虽具有可论辩之处，然而在当日思想发展的初期，所谓理论的斗争还没有产生。只要用那种平铺直叙的说明文学，便够表明他们的思想。到了社会基础进一步发生变化的战国时代，思想的宣传与斗争，便蓬勃地开展起来，任何流派的思想家要发表文章，非带着斗争的论辩的形式不可了。由于思想的发展，散文也跟着发展起来，于是第二期的哲学散文，带着长篇辩论的形式、深刻犀利的辞句而出现了。在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诸书中的文学里，文章的气势、格调和所表现的思想虽各有不同，然都是带着论辩的形式。
△墨子
墨翟是墨家的创始人。其生卒年代与籍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有人说他是宋人，也有人说他是鲁人。从各种古书上所载的事迹来看，他是战国初期的人，孔、孟之间的人。墨子虽早受儒家之学，而他却建立了与儒家对立的学派。
在非儒篇里对儒家作了猛烈的攻击。在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常十题中，系统地表现了墨家的思想。他相信鬼神、主张选贤任能，反对战争，反对奢侈浪费等等，是他思想中的重点。他富于实践精神，提倡俭朴生活。他组织的政治性集团，带有宗教性的色彩。门徒很多，纪律很严，在当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学派，与儒家同称为显学。从总的倾向来说，墨子最能重视下层人民的利益。不单是理论，而且见于行为。在公输盘这篇文章里，表现了墨子的高贵品质。“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这真是令人感欢。公输盘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墨子散文中的优秀作品。
墨子汉有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大都是墨子讲学，由弟子们记录下来编辑而成的。
论辩的散文是由墨子开始的。墨子的文章虽不重文采，但逻辑性很强，很有说服力。我们读他的非攻、非命、尚同、非儒诸篇，知道他是一个条理谨严的理论家，对于论辩方法与逻辑理论，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在我国古代学术界中，墨家最讲究方法，开名学之先道。故其学说之立论，都是采取首尾一贯的论理形式。因此，他的文章成为富有条理的论文。他说：
凡出言谈，则不可而不先立义而言，若不先立义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非命下）
所谓立义，便是说要有一种准则和一个要旨。所谓三表法，便是一种层次分明的论理方法，考之者是说要求证于三事，原之者是说要求证于现实，用之者是说要求证于实际的应用。他所讲的虽是一种讲学立论的方法，同时也就是做论辩文的方法。用这文法作论辩文，是有条有理，决没有前后矛盾层次紊乱的弊病。
在墨子许多篇中，都是这种方法的应用，而得到了很好的成绩。
小取篇是出于墨子还是出于别墨，现在虽是问题，在那里面所讲的论辩方法，比上述的三表，发挥得更为鲜明。所谓“辟、侔、援、推”固然是讲学立论的重要方法，同时在修辞学的理论上也有重要的贡献。小取篇说：
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
辟是譬喻，是一种与他物以明此物的譬喻法。俟是辞义齐等之意，是一种用他辞衬托此辞的比辞法。援是援例的推论，推是归纳的论断。他这种论辩方法具有科学精神。因此在古代哲学的方法论中，实以墨家为最完密。后来如惠施、公孙龙这一派的辩者，都是承断这一个系统而发扬光大起来，就是其馀各派的哲学家，也莫不接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这中方法用之于讲学立论，固然很重要，用之于论辩文，同样重要。像非攻那样有力的文章，其层次条理，都是辟、侔、援、推各种方法的应用。我们不能以墨子文的朴质无华，缺少文采，而忽视它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
△孟子
当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为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代很有影响。孟子虽是倡仁义，法先王，拒扬墨，反纵横，然而他自己却也逃不出当日流行的纵横家的风气。其门人公都子对他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他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在那诸子争鸣、纵横捭阖的时代，各派学术思想兴起，相互批评，相互争论，是非常激烈的。
孟子（约前三九○～约前三○五）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是子思的私淑弟子。曾一度为齐卿。他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发扬者。在政治思想上他有一些比较进步的见解。提倡仁政，力主安民。要人民不饥不寒，政治才能安定。
他认识到农民在社会上的重要，能从人民生活考虑政治问题。他希望“明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灭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同上）但当时各国的统治者，对于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并且“杀人盈野、杀人盈城”，是虐政而不是仁政。“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梁惠王上）“庖有肥肉，广无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同上）所以他痛切地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他这样尖锐有力地揭露阶级矛盾，对于统治者的虐政提出了严庄的批判。他还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尽心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这样鲜明的民本思想，确实是光辉的。史记说：
“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兴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轲荀卿列传“
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胜。他自己曾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他在这里没有把气与文章的关系联系起来，到了后代的论文家，受了他的启发，才注意到气与文学的关系，把气作为论文的标准之一。曹丕的典论、论文，把气提到很高的地位，文心雕龙也有养气的专篇。
他们已经接触到才性和风格的问题。韩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苏辙也说：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百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书荡颇有奇气。此二者岂当拟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利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上枢密韩太尉书）
到了桐城派所讲的阴阳刚柔，那就更为细密了。其次是“知言”。孟子说：
“讠皮辞知其所敝，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知人之言而知人之情的体会。既然能知人之言，自然也能知己之言。这种修养，用之于批评固然重要，用之于创作也同样重要。真是知言之人，在自己立论造文的时候，才会对于文辞得到巧妙的选择而运用。墨子告诉我们论辩的方法，孟子所讲的养气的知言，是属于内在的修养。在孟子的文章里，许多地方也采用墨子中的“辟、侔、援、推”的方法，但因其气势辞藻的长处，总是给我们一种波澜壮阔、辞锋犀利的美感。如梁惠王的言仁义，滕文公的辟杨墨、辟许行，告子的辨性善，离娄的法先王，都是气势纵横、文采华赡的文章。
他行文的主旨，虽都很严正，然而偶尔举例的取善，时时露出一种幽默。如牵牛过堂，齐人妻妾诸段，实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与讽刺。通过这些讽喻，显示出散文的活泼和机智，这也可以说是战国文章的一般特色。历史散文中如左传、国策，哲学散文中如庄子、韩非子，这种例子也很多。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孟子的散文确实有这种特色。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贵也。
而未当有显者来，吾将暗良人之所之也。”骚起，施众良人之所之，篇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番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厌足之道也。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远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离娄下）
这段文章，用极经济的笔法，先从齐人妻对丈夫的怀疑写起，然后写她暗中的窥探丈夫行径，再把窥探的结果告诉齐人妾，最后又写出齐人自得其乐地回来，以骄其妻妾的势利之色。既有波折，又很细致，从齐人妻妾的苦痛心情，愈加映衬出齐人的丑恶可耻。两种不同性格，也就表现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上。在技巧上也具有讽刺小说的特徵。孟子借这个故事来鞭挞当时热中利录的士子，实际也反映了孟子的处世态度。
△庄子
庄子名周，宋国蒙人，曾为蒙漆园史。家境贫困，住陋巷。织鞋子，形容枯槁。他与孟子同时，其年代当在公元前三六五年至前二九○年间。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曾著录为五十二篇，但今存者只三十三篇。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有浓厚的悲观厌世的虚无思想。他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生与我为一”（齐物论）；要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篇）的逍遥放任的生活，否定是非、善恶、美丑、高低的区别和标准，否定文化知识的意义和作用，追求绝圣齐智、修生保真的神人真人的虚幻世界，对於政治斗争和对自然斗争，完全失去了信心。但他头脑很聪明，观察力很深刻，他看到了在新起的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仍然是过着痛苦的生活。
封建主和奴隶主同样是暴虐和奢侈。在他的有些作品里，对於当日新兴地主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作了一些揭露，对於儒家的仁义礼乐学说虚伪的一面，作了尖锐的批判，对於墨家名家，也表示不满。在这方面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他的思想基本上是消极的悲观的，表面上是叫人超脱，实际是把人引到弃绝人世的太虚幼境中去。荀子批评他“蔽於天而不知人”（解蔽）是很中肯的。但另一面，封建社会中一些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对封建政治采取消极反抗，对封建礼教采取蔑视嘲讽的态度，这也是受有庄子思想的影响的。
在诸子里，庄子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和孟子散文的风格不同，但对於后代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他才华杰出，想像丰富，具有驱使语言的高度表达能力，造句修辞，瑰奇曲折，如行€流水一般，创造一种特有的文体，富於浪漫主义的特徵。他的文章也采用各种辩论的方法，然无不雄奇奔放，峰峦垒起，汪洋恣肆，机趣横生。他能不顾一切规矩，使用丰富的语汇，倒装重叠的句法，巧妙的寓言，恰当的譬喻，使他的文章，显得格外灵活，格外有独创性。墨子的文失这板滞，孟子之文失之浮露，庄子之文却没有这些弊病，而耐人咀嚼和体会。但从实用性通俗性方面来说，孟子又胜过了他。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肆而不傥，不以角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危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於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环玮，而连犭十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处死生与终始者为友。其於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於宗也，可谓调而上遂矣。虽然，其应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天下篇）
这一段作为评论庄子的哲学思想与写作态度，固然是要其精当，然而看作他的文学批评也是非常确切的。要懂得他的思想，才能了解他为什麽不欢喜用那种辞严义正的庄语，偏要采用那种寓言、卮言等类的荒唐谬悠的语言。“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是他说明庖丁解牛的秘诀，也就是他的语言艺术的精义。我们只要读读逍遥、齐物诗篇，便会知道他散文技术的特点，而不得不承认他在散文上创立了一种特殊的风格。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是鸟也，海运则将徒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徒於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脉，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莺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莽苍者，三冫食而反，腹犹果然；百里者，宿春粮；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了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於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
郭象说：“夫小大虽殊，而放於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於其间哉！”（庄子注）这就是本篇的意义。他的散文，风格鲜明，形象生动，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至於他的思想，虽有破坏圣人偶像、毁弃礼教名教、揭露黑暗现实的积极的一面，但那些引人逃避现实的悲观厌世的虚无思想，在旧社会里也是很有影响的。
△荀子
荀卿名况，赵人，是儒家的大师。他的生死年代，已难确定，大约生於前四世纪末年，死於前三世纪末年，史记本传及盐铁论毁学篇都说李斯相秦，荀子还在世，可见他是一个活到将近百岁的老人。他曾游学於齐，称为学术界的领袖，后因不得志，去楚，春申九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因发愤著书而死，葬於兰陵。他在儒家学说的传授上，占有重要地位，毛、鲁、韩诗、左传、梁皆其所传，犹长於礼。他是以孔学为本，再合当代政治社会变迁的趋势，综合各家的思想，加以补充修正，建立了一种新儒学。这种新儒学，很多地方接近法家的学说。
荀子的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他肯定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同时又强调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他以科学的态度，对当时的迷信思想作了批判。特别是他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在诸子哲学中最有力量和光辉。“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於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篇）在制天、用天的思想基础上，特别强调人的创造能力，强调人对自然界作斗争的重要意义，正确地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
荀子的文学思想是重质尚用，反对华而不实的文章。他说：“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故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非十二子）这里所批评的是哲学，同时也反映出荀子的文学观点。他在正论里说过：“故凡言议期命以圣王为师”，在儒效篇里说过：“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从这些文字里，知道荀子初步建立了文学原道、徵圣、宗经的传统，把文学和政治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他的散文虽文采不足，但质朴简约，谨严绵密，剖析事理，非常透辟。如劝学、解蔽、正名、天论、非十二子诸篇，都是深刻有力的作品。
荀子除哲学著作以外，还写过赋和诗。这类作品，晚於屈原，现在为了便利，附论在这里。汉书艺文志列孙卿赋十篇（孙卿即荀卿，避汉宣帝刘询讳改。）今荀子的赋篇中只有礼、智、€、蚕、箴五篇和亻危诗二章。又汉志列成相杂辞十一篇，无作者姓名。现荀子集中有成相三篇。那末汉志的成相杂辞中，或有荀子的作品。班固云：“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艺文志）可知古人是把他们两人看作为辞赋之祖的。屈原的作品，本无赋名，真正以赋名篇时，则起於荀子。赋篇的艺术价值虽不甚高，然在赋的发展史上，却很有影响。
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
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与？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与？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与？
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与？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与？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礼赋）
这种作品同离骚、九辩并读，我们便立刻体会到两种不同的特色。荀子虽久居楚国，他的赋篇并没有感染到南方文学的色彩和情调。礼赋是一种说理的散文赋，离骚、九辩却是抒情的长篇新体诗。在礼赋中，很明显的缺少诗歌所必有的那种情感、韵律的美质，它同汉代的散文赋，形式已很接近。它的问答形式，成为汉代赋家普遍采用的形式。由这种作品的变代发展，出现了贾谊的服鸟赋，枚乘的七发，前篇用他的赋名，后篇用他的形式，而终於演成司马相如、扬雄诸人一类的作品。汉赋的形体是源於荀子，辞藻是取於楚辞，又受了纵横家辞令的影响。
荀子的赋，其表面虽是咏物，其内容还是说理。其主要目的，是要说明礼、智、€、蚕、箴这五种具体的或是抽象的物的形状与功用。这种态度，正如他写论文时候所取的态度一样，是抱着不反先王之言不背礼义的要旨的。所不同者，他采取了一种诗文混合的新体裁。他的成相辞也是想把政治思想装在通俗的文学里的。如果说屈原、宋玉的创作态度是文学的，荀子的态度则是学术的教育的。
到了汉代的赋家，接受荀子尝试过的粗具规模的新体裁，抛弃了他那种学术家的教育家的态度，完全从文学的立场上来创作，於是号称六义附庸的赋，变为汉代文学界的重要部门了。
荀子是重视通俗文学的功能的。成相辞是荀子一种宣传道义贤良的通俗文学。
它的体裁，是当日流行的一种歌谣式的自由体。成相二字的意义，古今学者，各有解释。东坡志林云：“卿子书有韵语者，其言鄙近，成相者，盖古歌谣之名也。”
把成相解作是古代歌谣之名，可备一说。但也有以为“成”是演奏，“相”是乐器，故文中的“请成相”，即是“先来奏乐唱一曲”之意。卢文绍云：“礼记：
治乱以相，相乃乐器，所谓春牍。又古者瞽必有相。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篇首即称’如瞽无相何伥伥‘，义已明矣。首句’请成相‘，言请奏此曲也。
汉志成相杂辞十一篇惜不传，大约於瞽蒙讽诵之辞，亦古诗之流也。”（荀子集解）成相辞虽不能说一定就是弹词之祖，但说它是受了当日民间歌谣的影响，把治国为政的人君大道，写在通俗的文体中，要达到规箴教训的目的，与现今的弹词道情一类作品大体相同的事，是可以相信的。
成相辞所叙述的也都是尚贤、劝学、为君、治国的道理。在前面叙述了不少的贤君如尧舜等人、暴君如桀纣等人的史事，中间言世乱之因，末篇言治国之术。
他是想和通俗的民歌体裁，来传布他的政治思想。
请成相，世之殃。愚ウ愚ウ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
请布基，慎圣人。愚而自专事不治。主忌苟胜，群臣莫谏必逢灾。
......
世之衰，谗人归，比干见刳箕子累。武王诛之，吕尚招麾殷民怀。
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徒。穆公得之，强配五伯六卿施。
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绌，春申道缀基毕输。
请牧基，贤者思，尧在万世如见之。谗人罔极，险陂倾侧此之疑。
基必施，辨贤罢。文武之道同伏戏。由之者治，不由者乱何疑为？
这完全是一种歌谣或道情式的调子，一定可以伴着简单的乐器来歌唱。里面所说的虽都是一些贤德圣道，但其中夹杂着许多历史故事，听者也会感着兴味的。
其中所谓“愚而自专，谗言得逞；暴人刍豢，贤士糟糠”，显示出荀子对当代是非不分的黑暗政治的谴责。
亻危诗可称为荀子的诗，然其中也杂有许多散文的调子，似乎是一种诗赋混合的体裁。它的内容，正和他的赋篇和成相辞一样，也还是表现他的政治思想。
“天下不治，请陈亻危诗”，由这开篇两句，就可领悟他的创作态度和作品中的政治倾向。他重视文学的实际功用，他说过“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的话，所以在他的作品里，这种思想始终是一贯的。
△韩非子
韩子，韩国贵族，是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荀子的学生。在先秦诸子中，他的时代最晚，故能综合各家思想，成为他自己的体系。司马迁说他“喜刑名法述之学，而其归本於黄、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但他的思想，主要是批判、结合申不害、商鞅、慎到的法、术、势三者而成，而又杂着道家、儒家的思想成分。由分裂趋於统一，新兴地主政权日益壮大的政治环境，是产生韩非思想的历史根源。他一面攻击儒家的仁政，一面详细说明法令、手段、权势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尊耕战之士，除五蠹之民，严刑罚，一思想，把一切权力集中於君主，造成一套完整的极端专制主义的理论。难怪秦始皇读到他的著作，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虽不用於秦而死於秦，而秦皇、李斯之徒，实际是他的学说的忠真奉行者。
韩非的散文，深刻明切，锋利无比，具有严峻峭拔的风格。他对於逻辑和心理有很深的研究，所以文章写得条理分明、严密透彻，有很强的说服力。又善用寓言，巧设譬喻，使得文章更为生动。显学、五蠹、孤愤、说难诸篇，辞锋犀利，论证充实，且富於批判精神，表现他散文的特色。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於爱听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炼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处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谬也，故法禁壤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则兵弱而地荒矣。人主悦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五蠹）
五蠹是一篇重要的政治论文，集中地表现了韩非的政治思想。文中反复说明由於社会的变化发展，只有法治学说最能符合实际情况。他认为儒家、纵横家、游侠、近侍之臣及商工之民为五蠹，主张善养农民和军队，除去五蠹，方可富国强兵。文章写得谨严绵密，很能代表他的散文风格，因为篇幅过长，上面只录了一段。
△吕氏春秋与李斯
吕氏春秋和李斯虽属於秦代，我想在这里也简单地附论一下。吕氏春秋与吕不卫的门客编撰，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又称吕览。内容综合诸子，兼收并蓄，所以称为杂家。但对於儒道两家的思想，采取吸收者多，也杂有一些法家思想，对於墨家则表示不满。书中文章，颇有佳作。其特点是语言简明，组织严密，大都篇幅短小，而言之有物。如察今、去囿、察传诸篇，无论思想与艺术，都是较为优秀的作品。
李斯死於公元前二○八年，年约七十岁，生年不可考。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热中富贵利禄的人，同苏秦正是一流人物。他先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后来看见楚国不足成大事，乃西入秦。到了秦国，先投吕不韦，为其舍人，后来果然得了秦王的重用，步步高升，一家富贵，成为秦朝一统的大功臣。始皇死后，不久便惨死在赵高的手里。临刑时，对他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种心情，似乎在悲怆中还含着悔恨。
李斯的政治思想很近於韩非。他虽是一个严格的法治主义者，但也有一个富於文采的纵横家、散文家。读他的谏逐客书，便会知道他的文才和辞令。铺陈排比，气势奔放，上承纵横之势，下启汉赋之渐，不仅是秦代散文的佳篇，同时也可看出当日散文赋化的倾向。到了贾谊的过秦论，这倾向更为显著了。
李斯还替秦始皇作过几篇刻石铭文，这当然是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现在所看到的，以史记中所载的泰山、琅琊台、之罘、东观、碣石、会稽诸篇为可信。
除琅琊台铭外，都是三句一韵，是一种新体。虽为歌颂之作，文笔确还壮丽。故刘勰说：“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泓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封禅）这种作品，对后代的碑铭文是有影响的。
汉志有秦时杂赋九篇，刘勰诠赋篇也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这些赋是早已失传了，连作者的姓名也无法知道。如果我们能发现那时的作品，那末从荀赋到汉赋的发展状况就更明显了。
春秋、战国时代散文发展的过程，同着当代社会生产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取着一致的步调。由古代的尚书到春秋春秋以至於左传和国策，这是一条分明的历史散文发展的路线；由老子、论语到墨子、孟子、庄子以及荀、韩诸子，这又是一条分明的哲学散文发展的路线。随着社会的发展，文章的质与量，内容与形式，也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由历史散文的左传、国策与哲学散文的墨、孟、庄、韩诸子的出现，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为中国上古散文的典型。它们不仅在文章技巧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也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有的叙述了复杂的史事，反映了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有的批判了政治制度，提出了经济上的各种意见；有的在宇宙观上伦理观上展开了辩论，进行了古代唯物主义与古代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有的对贵族统治者的罪行作了暴露，对知识分子的面貌作了刻划，对人民的穷困生活作了同情的叙述。它们的内容是广泛的，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些散文在形式上的发展也非常显著。在这些作品中，已埋藏着各种文体的种子等待后人去培植创造，关於这一点，史学家章学诚是早已说过了。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於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於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家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在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馀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於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甚且於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
（诗教上）
章氏指出“辞章”是战国散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着重肯定了战国散文的艺术成就，因此，后代的历史和文学家都向它们吸取营养、学习技巧，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这些大家们的作品，无不渗透着战国散文的血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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