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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所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艾南英，字千子，东乡人，万历末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以时文名天下，称章、罗、陈、艾，所著有《天佣子集》。
《明史·艾南英传》称：“始王、李之学大行，天下谈古者悉宗之，后锺、谭出而一变，至是钱谦益负重名于词林，痛相纠驳，南英和之，排诋王、李，不遗余力。”我们从这一节记载来看，可以看出二人的主张是一致的，而这样的纠驳排诋和明代文坛的风气也是一致的。这可以看作明代文坛习气的最后的表现了。
明代的文学批评，由于偏重纯艺术论，所以常带一股泼辣的霸气，用来劫持整个的诗坛。他们所持的批评姿态，是盛气凌人的，是抹煞一切的。正因如此，所以只成为偏胜的主张；而同时又正因偏胜，所以又需要劫持的力量，以博取一般人的附和。待到时过境迁，诗坛易帜，理论尽管变更，姿态却仍如旧。所以明代诗坛会造成这一般的趋势。到了钱谦益、艾南英虽想纠正此种偏差，然而一股泼辣的霸气，还在字里行间充分地流露着。他们的病根，就在只知片面地看问题，看不到问题的全面。
因此，我们要注意钱艾二氏对于七子和竟陵的攻击，不仅论到内容问题，同时还论到他们批评的态度。何以要论到批评态度方面呢？即因为批评态度也可以影响到文学批评。钱氏《湖外野吟序》云：“萌于骄，甲于易，翳于昧，杀于欺，四者得一，即有下劣诗魔入其心腑，牛鬼蛇神飞精说法。”（《有学集》十八）起初因于态度之“骄”“易”“昧”“欺”而有下劣诗魔入其心腑。待到下劣诗魔盘踞心腑以后，于是积非成是，反欲飞精说法为下劣诗魔建设其理论了。下劣诗魔的诗论，本难说服众人，于是不得不出以狂易的态度。钱氏《赠别胡静夫序》中再说：
今之称诗者掉鞅曲踊，号呼叫嚣，丹铅横飞，旗纛竿立，捞笼当世，诋谰古学，磨牙凿凶（疑作匈，即胸字），莫敢忤视。譬诸狂易之人中风疾走，眼见神鬼，口吞水火，有物冯之，懵不自知。已而晨朝引镜，清晓卷书，黎丘之鬼销亡，演若之头具显，试令旋目思之，有不哑然失笑乎？（《有学集》二十二）
他竟以“狂易”二字，批评当时批评界的态度。狂易二字，牧斋文中时常遇到。他在《王贻上诗集序》中更加以解释。他说：“不知古学之由来而勇于自是，轻于侮昔，则亦同归于狂易而已。”（《有学集》十七）勇于自是，轻于侮昔，即是我所谓泼辣霸气的表现。其《答徐巨源书》中说得更具体：“兼并古人未已也，已而复排击之以自尊；称量古人未已也，已而复教责之以从我。榷史则晔、寿、庐陵折抑为皂隶，评诗则李、杜、长吉鞭挞如群儿。”（《有学集》三十八）这还不是狂易是什么？以这种霸气劫持的诗坛，欲图改革，诚不容易。所以他只能慨叹着说：“今之为诗者┅┅才益驳、心益粗、见益卑、胆益横，此其病中于人心，乘于劫运，非有反经之君子，循其本而救之，则终于胥溺而已矣。”（《有学集》二十，《娄江十子诗序》）
这是就诗坛霸气的劫持者言，至于被劫持者随波逐流，也是牧斋所痛心的。这在《族孙遵王诗序》中曾痛切地说过：
窃常论今人之诗所以不如古人者，以谓韩退之之评子厚，有勇于为人，不自贵重之语，庶几足以蔽之。何也？今之名能诗者，庀材惟恐其不博，取境惟恐其不变，引声度律惟恐其不谐美，骈枝斗叶惟恐其不妙丽，诗人之能事可谓尽矣。而诗道固愈远者，以其诗皆为人所作，剽耳佣目，追嗜逐好，标新领异之思侧出于内，哗世炫俗之习交攻于外，ゼ词拈韵，每怵人之我先，累牍连章，犹虑己之或后。虽其中写繁会，铺陈绮雅，而其中之所存者，固已薄而不美，索然而无余味矣。此所谓勇于为人者也。生生不息者灵心也，过用之则耗；新新不穷者景物也，多取之则陈。┅┅唐人之诗，或数篇而见古，或只韵而孤起，不惟自贵重也，兼以贵他人之诗。不自贵则诗之胎性贱；不自重则诗之骨气轻；不交相贵重，则胥天下以浮华相诱说，伪体相覆盖，风气浸淫而江河不可以复挽。故至于不自贵重，而为人之流敝极矣。（《有学集》十九）
他竟欲于诗坛中觅特立独行之士，觅不随流俗毁誉为进退的人。于此，可以看出时风众势之不易摆脱；于此，可以看出捐除旧习改革风气之大非易事。所以他在《黄子羽诗序》中也慨叹着说：“近代之学诗者，知空同、元美而已矣。其哆口称汉、魏，称盛唐者，知空同、元美之汉、魏、盛唐而已矣。”（《初学集》三十二）
由前者言，他将使人看破劫持者的伎俩，可以不为所动。由后者言，他将使人运用自己的思想，不致轻易为人劫持。然而在当时，为七子之学者，尺寸比拟，俯仰随人，本是牧斋之所谓“奴”。而一方面却借他人之地位，攘他人之所有，其不可一世的气概，俨然象晏平仲的御者，意气轩昂，目空一切，则又成牧斋之所谓“剽”与“僦”了。（见《初学集》三十二，《郑孔肩文集序》）为公安竟陵之学者，师心而妄，虽似乎可以运用自己的思想，然而其心之粗由于其才之驳，其胆之横由于其才之卑，那么这又成为归有光所谓“惟庸故妄”之说了。模拟者偏饶霸气，师心者亦带奴习，这是牧斋所以不得不声疾呼对于他们批评态度加以攻击的理由。
于是牧斋再进一步挖他们的病根，归结到由于不学；不学则模拟剽窃，不学则师心自用，不学则相互诋排，于是论文要通经汲古，论诗要多师为师。
牧斋于其《答山阴徐伯调书》中说：“仆以孤生讠叟闻，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海内惊嗓，以为希有，而不知其邮传古昔，非敢创获以哗世也。”（《有学集》三十九）他认为文章之坏就因为学风之坏，纠正学风自然会转移文风。他在《赖古堂文选序》中说：“近代之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者，凡以百年以来学问之缪种，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袭习纶轮，酝酿发作，以至于此极也。”（《有学集》十七）这种论调就和清初学者有些相近了。在当时，艾南英之论时文，也提出了通经学古的口号。
再有，牧斋没有兼并古人的野心，同时又不作抹煞一切的主张，所以可以多师为师。他《答徐巨源书》云：“仆尝观古之为文者，经不能兼史，史不能兼经，左不能兼迁，迁不能兼左，韩不能兼柳，柳不能兼韩。其于诗，枚、蔡、曹、刘、潘、陆、陶、谢、李、杜、元、白，各出杼轴，互相陶冶，譬诸春秋日月，异道并行。今之人则不然，家为总萃，人集大成，数行之内苞孕古今，只句之中牢笼《风》《雅》。”（《有学集》三十八）这就是说要创造成功自己的风格，不要作兼并古人之想。他《复李叔则书》云：“天地之大也，古今之远也，文心如此其深，文海如此其广也，窃窃然戴一二人为巨子，仰而曰李、何，俯而曰锺、谭，乘车而入鼠穴，不亦愚而可笑乎？”（《有学集》三十九）这就是说要尊重别人的风格，不可作抹煞一切之论。这样，才能开拓心胸，才能扩大眼界，才不致盲从瞽说，随波逐流以自蔽其知见。其《曾房仲诗序》云：“杜有所以为杜者矣，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者是也。学杜有所以学杜者矣，所谓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者是也。舍近世之学杜者，又舍近世之訾学杜者，进而求之，无不学不舍焉，于斯道也，其有不造其极矣乎？”（《初学集》三十二）他是要无不学而又无不舍的。无不学，不致自蔽其知见；无不舍，不致徒袭其面貌。这样，才成为真文真诗。
因此，他对于文与诗所下的定义是这样：
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也。（《初学集》三十一，《李君实恬致堂集序》）
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备矣。（《有学集》十九，《周孝逸文稿序》）
夫文章者，天地变化之所为也。天地变化与人心之精华交相击发，而文章之变不可胜穷。（《有学集》三十九、《复李叔则书》）
读者志之所之也。陶冶性灵，流连景物，各言其所欲言者而已。（《初学集》三十一，《范玺卿寺集序》）
古之为诗者，必有深情蓄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轮结啬，朦胧萌析，如所谓惊澜奔湍，郁闭而不得流，长鲸苍虬，偃蹇而不得伸，浑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阴云蔽蒙而不得出，于是乎不能不发之为诗，而其诗亦不得不工。（《初学集》三十二，《虞山诗约序》）
古之为诗者，必有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轮逼塞，偃蹇排，人不能解而己不自喻者，然后其人始能为诗而为之必工。（《初学集》三十二，《冯定远诗序》）
夫诗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奋于气，而击发于境风识浪奔昏交凑之时世。（《有学集》十五，《爱琴馆评选诗尉序》）
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啬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逼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有学集》十七，《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
诗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气动焉。如土膏之发，如候虫之鸣，欢欣噍杀，纡缓促数，穷于时，迫于境，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然者，古今之真诗也。（《有学集》四十七，《题燕市酒人篇》）
我们看了上边所引的几节文辞，可以知道牧斋论诗，与七子竟陵有一个绝大的分别，即是他只从诗之内质与外缘上着眼，而不在诗之格律意匠上着眼。他说过：“今之为诗者，矜声律，较时代，知见封锢，学术柴塞，片言只句侧出于元和永明之间，以为失机落节，引绳而批之：是可与言诗乎？”（《有学集》十八，《陈古公诗集序》）所以他是很反对尺尺寸寸，专从格律形式方面去论诗的。他又说过：“古人之诗，了不察其精神脉理，第抉摘一字一句，曰此为新奇，此为幽异而已。于古人之高文大篇，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者，一切抹杀曰，此陈言腐词而已。斯人也，其梦想入于鼠穴，其声音发于蚓窍，殚竭其聪明，不足以窥郊、岛之一知半解，而况于杜乎。”（《初学集》三十二，《曾房仲诗集》）所以他又反对专从一字一句上推敲挑剔以论诗的。前者是李、何、李、王辈论诗之误，后者是锺、谭辈论诗之误。人家于诗内求诗，反而失诗之真；牧斋却于诗外求诗，反而得诗之本。因此，可以知道他的所谓“情”，所谓“性”，所谓“志”，所谓“才”，所谓“气”，都是就诗之内质说的。所谓“学”，所谓“识”，所谓“境”，或“遇”，或“会”，都是就诗之外缘说的。
照牧斋这样讲文，所以他并不废性灵，但是更重在学问。牧斋于《汤义仍先生文集序》又申其义云：
古之人往矣，其学殖之所酝酿，精气之所结啬，千载之下，倒见侧出，恍惚于语言竹帛之间。《易》曰“言有物”，又曰“修词立其诚”，《记曰》“不诚无物”，皆谓此物也。今之人耳佣目僦，降而剽贼；如州四部之书充栋宇而汗牛马，即而示之，枵然无所有，则谓之无物而已矣。（《初学集》三十一）
学殖之所酝酿，即是真学问的表现；精气之所结啬，即是真性灵的表现。言之有物，指真学问；修词立其诚，指真性灵。这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在牧斋看来，是不能偏废的。他的《瑞芝山房初集序》本苏东坡“不能不为”之说而引申之云：“古之人其胸中无所不有，天地之高下，古今之往来，政治之污隆，道术之醇驳，苞罗旁魄，如数一二，及其境会相感，情伪相逼，郁陶骀荡，无意于而文生焉，此所谓不能不为者也。”（《初学集》三十三）这样阐说东坡之语，便可知学问必须贮之于平时，兴会乃是触发于一旦。有学问而无兴会，即无性灵；有兴会而胸中无所有，即无学问。这是他所谓“萌拆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见《有学集》四十九，《题杜苍略自评诗》文）
照牧斋这样讲诗，所以他也和公安派一样讲到性情，但是不重在“韵”与“趣”，而重在“时”和“境”。必须通过“时”和“境”来表现的性情，才是真性情。这样，也就接触到现实生活了。因此，他论诗先论有诗无诗。“结啬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逼侧，时命连蹇之会”，“穷于时，迫于境，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然”，这才有真性情，这才算有诗。这是他和公安派很不相同的一点。其《书瞿有仲诗卷后》云：
余常谓论诗者不当趣论其诗之妍媸巧拙，而先论其有诗无诗。所谓有诗者惟其志意逼塞，才力偾盈，如风之怒于土囊，如水之壅于息壤，傍魄结啬不能自喻，然后发作而为诗；凡天地之内恢诡谲怪，身世之间交互纬纟画，千容万状，皆用以资为状：夫然后谓之有诗。夫然后可以叶其宫商，辨其声病，而指陈其高下得失。如其不然，其中枵然无所以（案当作有）而极其ㄎ扯采撷之力以自命为诗；剪彩不可以为花也，刻楮不可以为叶也。其或矫厉矜气，寄托感愤，不疾而呻，不哀而悲，皆象物也，皆余气也，则终谓之无诗而已矣。（《有学集》四十七）
所谓有诗无诗，用别一种话说来，即是所谓真诗伪诗。其《季沧苇诗序》云：“有真好色有真怨诽，而天下始有真诗。”那么，凡不知言志永言真正血脉，而如襞人学步如伧父学语者，可以称作无诗，也可以称作伪诗。
惟有真情，才有真诗。他说：“诗者情之发于声者也。”（《有学集》十九，《陆敕先诗稿序》）只有从外缘激发的情，才是真情。所以他又说：“古之君子笃于诗教者，其深情感荡必著见于君臣朋友之间。”（见同上）其《胡致果诗序》云：
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盛。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竹国，水云之茗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Ё寒，风高气栗，悲噫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有学集》十八）
他阐说诗与史之关系，以为时愈变则诗也愈盛。这即是所谓“结啬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逼侧时命连蹇之会”。大概牧斋也不能没有一些时代的刺激吧！故国禾黍，不能无感，所以他以为随时代而反应的诗才是真诗。
艾南英虽附和钱谦益，但是因为能文而不能诗，所以艾氏就没有论诗的主张，又因为艾氏长在时文，所以艾氏论文和钱氏相同的在论时文一方面。至于论古文，就只有《重刻罗文肃公集序》总论有明一代之文，以实学为衡量的标准，（见《天佣子集》四）可说和牧斋的论调相一致。此外，就有一些不一样。这就因为明末为王李之学者，其作风又有些转变。其一派于文必秦汉之外，又参以六朝之藻丽，陈子龙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其又一派学秦汉文之钩章棘句，以诘屈聱牙为能事，这是又兼受“竟陵”之影响，文翔凤王思任又可为这方面的代表。所以他的诋讠其前后七子，又与王唐归诸人有些相似而毕竟不同。他于攻击秦汉伪体之外，更攻击六朝之俪体与古文家中尚奇一派。总之，他们都是“桐城派”的先声，而千子的主张也就更与桐城为接近一些。经过了他们这样辨难讨论以后，于是所谓古文之学，其法益严而其流益狭。
在姚鼐《古文辞类纂》以前，千子也想编这一类的选集，以定古文之准的。他曾手订秦汉至元之文，为《历代诗文选》，又订明代诸家为《皇明古文定》。（见《再与周介生论文书》）此二书虽未成，可以看作《古文辞类纂》的先声。他所谓古文标准，以为“千古文章独一史迁，史迁而后，千有余年，能存史迁之神者独一欧公”。（见同上）古文标准愈精而愈约，古文门户亦愈坚而愈定。所以明代自王唐归茅以后直至千子，其论文观念都与桐城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千子不仅示人以鹄的，他更欲语人以避忌，于是他再选《文剿》《文妖》《文腐》《文冤》《文戏》五书，此五书虽也不传，然于《再与周介生论文书》中曾述其义。要之，他于古文门户，有鹄的，有避忌，虽不言古文义法，而隐隐以义法标准衡量文章了。“桐城”文之主张雅洁，也不外去此数者之弊而已。
千子论文虽未标雅洁之称，而实有雅洁之义。以其重在雅，故不主六朝之浮艳；以其重在洁，故又不主樊宗师一流之奇险。前者是对陈子龙发的，后者是对文翔凤王思任辈发的。他们都是秦汉派之末流旁支，而千子一例轻视之。轻视之故即因他们这些伎俩，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不雅不洁，仅能博流俗之称赏而已。其《论文诗》所谓“昔友陈与罗，巨刃摩天扬，蛟龙盘大幽，鬼语争割强，凌猎经与史，嘈杂奏笙簧。近者思简淡，净洗十年藏，先民有典型，震泽方垂裳”云云，（见同上）欲由嘈杂而转变到简淡，是则他虽不言雅洁，而雅洁已在其中了。他答《夏彝仲论文书》云：“每见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饰句字者辄觉其俚，读《史记》及昌黎永叔古质典重之文，则辄觉其雅，然后知浮华与古质，则俚雅之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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