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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讲，明代文坛也可说是热闹喧天了。然而结果怎样呢？最后的结穴却成为评点之学。我们从这一个历史的教训看来，也就可以知道唯心的观点和纯艺术论调之为害于文学与文学批评是没法估计的。宋代的唯心观点和纯艺术论调成为严羽的《沧浪诗话》，而明代文人受了《沧浪诗话》的影响加以阳明学派的唯心论。每况愈下，于是文坛上的争辨尽管热闹，结果却空无所有。明末孙矿的评经，就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代表。
孙矿，字文融，号月峰，余姚人，所著有《孙月峰评经》《今文选》等。钱谦益《赖古堂文选序》谓“呵《虞书》为排偶，摘《雅》《颂》为重复，非圣无法，则余姚孙氏矿为之魁”。（《有学集》十七）他虽不以孙氏评经为然，然而不能不承认这是“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的一种风气。这种风气的所由形成，原是一时代学术思想兴趣转移的表现，假使说清代人对于六经看作都是史，那么明代人也不妨把六经看作都是文。既看作六经皆文，也就不妨加以批评，所以他们对于孙氏评经的看法，并不重在经是不是可评，评经以后是不是“非圣无法”，而是着重在孙氏何以会注意到评经，何以评经会盛行一时，形成见气。这才是我们所要说明的问题。
在孙氏以前，茅坤已主张宗经。坤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人，所著有《茅鹿门文集》。鹿门之学，也以评选见长。他曾选唐宋文人韩、柳、欧阳、三苏以及曾、王八家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四库提要》谓：“秦汉文之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则自坤始。”这话说得一些不错。鹿门所得，原只在文之转折波澜而已，并未能得文之神理。可是鹿门虽仅得唐宋文之转折波澜，而其论调，则帽子甚大，也是摭拾一些宗经求道的话。其《复唐荆川司谏书》云：
古来文章家气轴所结，各自不同。譬如堪舆家所指龙法，均之萦掀起伏，左回右顾，前拱后绕，不致冲射尖邪，斯合龙法。然其来龙之祖，及其小大力量，当自有别。窃谓马迁譬之秦中也，韩愈譬之剑阁也，而欧曾譬之金陵吴会也。中间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称百二十二之异；而至于六经，则昆仑也，所谓祖龙是已。故愚窃谓今之有志于为文者，当本之六经以求其祖龙。而至于马迁，则龙之出游，所谓太行华阴而之泰中者也。故其气尚雄厚，其规制尚自宏远。若遽因欧曾以为眼界，是犹入金陵而览吴会，得其江山逶迤之丽，浅风乐土之便，不复思履ゾ函，以窥秦中者已。（《茅鹿门文集》一）
此外尚有类似的主张。如其《谢陈五岳序文刻书》云：“文不本之六籍以求圣人之道，而顾沾沾焉浅心浮气，竞为拮据其间，譬之剪彩为花，其所炫耀熠者或若目眩而心掉，而要之于古作者之旨，或背而驰矣。”（《茅鹿门文集》六）又《复陈王岳方伯书》云：“窃谓天地间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世之文章家当六籍中求其吾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是发之为文。”（《茅鹿门文集》八）综上所言，可知他是欲由韩欧以进窥马迁，由马迁以进窥六经。题目不可谓不正，帽子不可谓不大，只是他所谓圣人之道，说来模糊影响，肤泛得很，对于古人一段精神命脉，如荆川所言者，似乎全未理会。他的一生似乎只理会到唐宋古文之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而已。幸而他的精力，全用在这上面；假使他再有余力的话，他便将进而评选六经。所以孙月峰之评经，于这一方面也就是受鹿门的影响。
不仅如此，月峰于受鹿门影响之外，恐怕又受七子文论之影响。自七子标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于是复古之风盛极一时。顾以诗文体制不同，所以成就互异，而同时也产生不相同的影响。王世贞于《李于鳞传》中已说过：“于鳞既以古文辞创起齐鲁间┅┅操觚之士不尽见古作者语，谓于鳞师心而务求高，以阴操其胜于人耳目之外而骇之，其骇与尊赏者相半，而至于有韵之文则心服靡间言。”所以论诗宗七子者多，而论文宗七子者少。易言之，即论诗宗七子而有所阐发者尚多，而论文宗七子能自成系统者便不多见。
孙月峰就可视为七子文论之后劲，而其评经便是较七子文论更进一步的表现。当时如黄道周之学诸子，陈子龙之学六朝，也都可说是七子文论的转变。七子文论在明末依旧有他的势力。月峰之自述学文经历，谓：
四十以前大约惟枕藉班马二史，以雄肆质肖为工。丁亥以后，玩味诸经，乃知文章要领惟在法，精腴简奥，乃文之上品。┅┅万古文章，总之无过周者。（《孙月峰集》九，《与李于田论文书》）
矿昔童时，于先君案上，窃取《史记》读之，见其新奇而伟丽，心极爱之，如获奇宝，时时诵习，以为天下书惟此则已。又于伯兄所见庄生籍，亦惊喜，苦其难解，因极力研究，顾终不能如龙门之莫逆。他书虽间涉猎，然止是涉猎，与不读同。至二十五岁，始知爱欧阳文。二十六而熟读《韩非子》，手节录之，以资举业。二十九而始读《文选》，爱其Ο厚深至。再逾年而读《汉书》，爱其质而错落，如岩间树木，不圆正乃佳。逾年释褐，又一年乃读《左传》，熟记与僚友相背诵，然无所得。逾年复读《汉书》，后复涉猎。至四十四家居，乃尽屏诸书一小厨，独置马班二史，益之《国策》、《韩》、《吕》三种，以此五部音节相类，是一家耳。又二年，始读《国语》，又进之十三经，乃大有悟；盖文章之法尽于经矣。（同上，《与余君房论文书》）
可知他童时已诵习汉文，至四十六以后，始玩味诸经，而深有所得。所以他的路线，仍是循七子之途径，不过更进一步而已。其《与吕甥玉绳论诗文书》云：“世人皆谈汉文唐诗，王元美亦自谓诗如大历以前，文知西京以上，愚今更欲进之古，诗则建安以前，文则七雄而上。文则以《易》《书》《周礼》《礼记》，三《春秋》，《论语》为主，两之《语》《策》，参之《老》《庄》《管》；诗以三百篇为主，兼之楚《骚》、《风雅广逸》、《汉魏诗乘》。”（《孙月峰集》九）这即是他的主张。他的主张既是如此，那么在批评风气盛行复古之时，雌黄及于诸经，原是当然的现象。
他为了拥护这种主张。于是说明其理由，以为经之所长在法。
古人无纸，汗青刻简，为力不易，非千锤百炼，度必可不朽，岂轻以灾竹木。宋人云：“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弟则谓惟三代乃有文人，惟六经乃有文法。周尚文，周末文胜，万古文章，总之无过周者。《论语》《左氏》《公》《》《礼记》最有法。公羊，子夏弟子；《礼运》出于子游，其余似多系二贤高弟所撰，此皆是孔门文学。《国策》而后乃大变。庄、列、荀、屈、韩、吕诸家，变态极矣。子长承之，祖《论语》，沿战国余风，更以奇肆出之，遂为后代文豪。其实法穷而纵，以嗣周秦之后，即唐宋之苏氏也。浸淫至于六朝，及唐，惟务绮靡，法益亡。昌黎氏力振之，直探原于经，法乃更出。近人不知，乃顾以纵肆者为古，规矩者为今，此迷于初始矣。（《与李于田论文书》）
文章之法，尽于经矣。皆千锤百炼而出者。至子长乃纵肆，盖沿战国风气来，实亦本之《论语》。此即近代之苏氏也。后至六朝，靡漫极矣。昌黎起，乃悉反之经，今人不深察，谓纵者为古，法者为今，此大误也。（《与余君房论文书》）
此二文意旨大致相同。他持论主于法古，主张周文汉诗，可谓较七子更进一步。而他所以法古的理由，即以其千锤百炼，精腴简奥，合于唐宋之所谓法。在月峰以前，空同论文主法，荆川论文也主法，然而他们的意义不同。空同之所谓法，重在学秦汉文之语法文法，他欲于语句组织上以求其色泽气象之古。荆川之所谓法，重在学唐宋之作文法，他又欲于文章组织以求其开阖顿挫变化之方。至于月峰，实在是用唐宋派的文法，以读周秦之文，于是觉得周秦文中，似断而实连，与似连而实断之处，也未尝无法则可窥。所以我说月峰提出周文汉诗的主张虽本于七子，而其评经的伎俩，则又同于鹿门。他与鹿门一样于经文中窥到有所谓绳墨布置之法而已。他既在这方面窥到有所谓法，于是觉经文之千锤百炼，于是觉经文之精腴简奥。他的评经，全是这一种关系。实则，在这方面，唐荆川也早已说过。荆川谓：“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董中峰侍郎文集序》）那么荆川也知道汉以前文之未尝无法了。不过他认为“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罢了。何以汉以前之文，其为法密而不可窥，而唐与近代之文又能毫厘不失乎法呢？何以荆川所认为密而不可窥的而月峰又可以把它拈出示人呢？这就因为此虽是作文法上的问题，但是仍不能与语文法没有关系。由中国的语文法言，至唐宋以后而助词之作用特别突出，所以丰神摇曳，能够曲折帮助语言的神态。又至唐宋以后，而连词之作用也特别突出，所以开阖顺逆，抑扬顿挫诸种变化，也都可在文章中表现，这即是所谓“严则疑于有法而可窥”。周秦之文，减少了助词连词，则此种关系就不很明显，所以说“密而不可窥”。然于诵读之际，默加体会，也就觉得于音节歇宣之间，未尝不有自然之节，与后世之文初无二致，所以成为“法寓于无法之中”，所以成为“出乎自然而不可易”。月峰之所体会到者，恐怕就是这一点。总之，这是指远离口语的文言讲的。
明人用文学眼光来读任何书籍，固然不能说有什么大错误，但因眼光只局于文章的形式技巧，那就所得有限。然而他们沉溺其中，迷不如返，还自以为走的是正路呢！孙月峰《与余君房论文书》说：“自空同倡为盛唐、汉魏之说，大历以下悉捐弃，天下靡然从之，此最是正路，无可议者。然天下事但入正路即难，即作人亦如此。”那么显然他的主张是更正的路，可是他却不知道这是古人所走过而荒废了的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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