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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文学的开始──北地汉人地位的低下──北朝文学深受南朝的影响──北魏的文士们：温子升、邢邵及魏收──北齐的才人们：颜之推、阳休之等──《颜氏家训》──阳俊之的《阳五伴侣》──保持着异国情调之文士们：拓拔勰、高昂──无名氏的《敕勒歌》与《杨白花》──由南朝入周的文士们：王褒、庾信──《哀江南赋》──为北地光荣的两部不朽名著：《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
○一
所谓北朝文学，是指相当于南方的东晋、宋、齐、梁、陈诸朝的北地的文学而言。李延寿《北史》，始于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３８６年，即南朝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终于隋义宁二年（公元６１８年）。但我们所谓“北朝”，却要开始于南北朝对峙的第一年，即晋愍帝被刘聪所杀的第二年，也即晋元帝即皇帝位于金陵的那一年（东晋太兴元年，公元３１８年）。其终止，则在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５８９年）灭南朝的陈而统一南北的时候。这其间，共二百七十二年。在这二百七十余年的时代，南方是，正迈开大步，向纯文学的一条路走去。北地的文坛是怎样的呢？除上文所述的为北国之光的佛教翻译文学及佛教故事集以外，还有的是什么呢？这便是本章所要述的。
从晋惠帝的时候，所谓五胡乱华的时代起，北方的天下，便没有一天安宁过。长安陷落了，晋愍帝被刘聪所杀了，司马睿和许多世族都逃到南方来，倚长江的天堑以为固。北地的江山，千年来的帝王之都，便弃掷给许多少数民族的武士们，任他们在那里彼此吞并，互相残杀。中间南朝也曾有过数次的恢复故都运动，像桓温、谢安、刘裕之所为，然不久也仍然不得不放弃不顾。北方的大残杀，到了各个不同民族的新国尽为北魏所破灭（公元４４０年）的时候，方才宣告停止。在这一年（即宋文帝元嘉十七年），方才是真正的成为南北二朝的对立。到了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５３５年），北魏又分为东、西二朝。后东魏被禅代而成为北齐，西魏也被禅代而称为后周。到了陈宣帝太建九年（公元５７７年）北齐为后周所灭，北朝方复统一。在这样的两个世纪半的时间里，北地是那样的多难！在这样多难的一个时代里，纯文学当然是不易产生。所以北朝的文学，远不及比较安静的南朝那样的蓬勃有活气。
再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她不能产生什么伟大作品出来，那便是：无论是秦（苻氏），是凉，是魏（拓跋氏），是周（宇文氏），是齐（高氏），却没有一个不是不大通汉文的少数民族，不是以马上的征战为生涯的。他们不大懂得汉字，更不会写什么雅丽的文学的著作。至于本土的汉人呢，终年的被蹂躏在少数民族的铁蹄之下，又谁有闲情逸致来写作什么！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里，有一段极沉痛的话：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
──《教子篇》那时汉人的地位是如何的可怜！又崔浩以修魏史，触怒魏人，至被夷三族。汉人哪里还有丝毫的什么自由呢！以此，在北朝的初期，差不多是没有什么文学可谈的，除了宗教的译作以外。
到了稍后的时候，那些少数民族沉浸于汉人的文化中，渐渐的长久了，犷厉的性质，便也渐渐的变更过来，知道重文好士，文网也较宽。于是南方的文学潮流，便排闼登堂的输入北国去了。就实际上说来，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北地的文学和南朝的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后王褒、庾信，又相继的入仕于周，更煽动了北人的欣艳之心。所以远在南北朝的政治上的统一以前，他们的文学是早已统一的了。
○二
《北史·文苑传》所述文士，始于许兼、崔宏、崔浩、高允、高闾、游雅及袁翻、常景等，后则有袁跃、裴敬宪、卢观、邢茂、裴伯茂、孙彦举、温子升诸人。视子升校较后者，则有邢邵、魏收二人。诸人所作，类拟南朝，鲜见自立。例如，邢邵雅慕沈约，魏收则窃任。
温子升字鹏举，自云太原人，晋温峤之后。尝作《侯山祠堂碑文》，为常景所赏。梁使张皋，写子升文笔，传于江外。梁武称之曰：“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王晖业也说：“我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他的诗，像“光风动春树，丹霞起暮阴”（《春日临池》），“素蝶向林飞，红花逐风散；花蝶俱不息，红素还相乱”（《咏 花蝶》），都是南歌，看不出一点的北国的气息出来。
邢邵字子才，河间郑人。十岁便能属文。雅有才思，聪明强记。年未二十，名动衣冠。即参朝列，屡掌文诰。与温子升同称“温、邢。”子升死，又并魏收，称为“邢、魏”。高氏禅代后，邢邵即仕齐。他的乐府，像《思公子》：
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
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宛然是齐、梁风度。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人。与邢子才并以文章显，世称“大邢小魏”。收于子才为后辈，然时与之争名。议论更相訾毁，各有朋党。收每陋邵文。邵却说：“江南任，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之，乃道：“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斯可见二人的所好。收尝奉诏为《魏书》，是非颇失实，众口哗然，号为秽史。入齐后，为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特进。收颇无行，在京洛轻薄尤甚，人号为“惊蛱蝶”。齐武平三年卒。
北齐受魏禅，文章之士，于年代的邢、魏外，复有祖鸿勋、李广、刘逖、颜之推诸人，而之推为尤著。又有阳休之，诗名也甚著。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自梁入齐。河清末，被举为赵州功曹参军，后除司徒录事参军。累迁中书舍人。齐亡，入周。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甚见礼重。寻以疾终。之推有《观我生赋》，文致清远。而其不朽，则在家训一书。《家训》凡二十篇，自《序致》、《教子》、《文章》、《养生》以至《杂艺》无所不谈。以澹朴的文辞，或述其感想，或叙状前代或当时的故事，或评骘人物及文章，其亲切恳挚，有若面谈，亦往往因此而多通俗的见解，平庸的议论。像《文章篇》中的一段云：
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е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
充分的可以看出一位谨慎小心，多经验，怕得罪人的老官僚的口气来。
阳休之，字子烈，北平无终人。初仕魏，为给事黄门侍郎。入齐，迁吏部尚书左仆射。周平齐，休之又被任为和州刺史。至隋开皇间始罢任，终于洛阳。休之有诗名，颇得齐、梁风趣，像秋诗：
月照前窗竹，露湿后园薇。
夜蛩扶砌响，轻蛾绕烛飞。
休之弟俊之，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卖书的人道：“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敢轻议论！”俊之大喜。后待诏文林馆。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可惜俊之的六言，今已不传一字，不知其风格究竟如何。惟既已成为通俗文体，而流行于市 井间，则其作风，必与当时文士有所不同。史称其“歌辞淫荡而拙”，或是用当时流行的北方的民歌体而写的罢。《子夜》、《读曲》，独传南国，而北地的《阳五伴侣》则绝迹不见，殊是憾事！
○三
惟在齐、梁风尚弥漫着的北地文学里，保持着北人的刚健的风格者，也未常没有其人。像拓拔勰的《应制赋铜山松》：
问松林：松林经几冬？
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
这是南朝诗里所未尝有的一种豪迈悲壮的风度。虽只是寥寥的十余字，却胜似一篇缠绵悱恻的长赋。勰为魏献文帝第六子，宣武帝时为高肇谗构所杀。后其子孝庄帝嗣统，追尊他为文穆皇帝。又像高昂的《征行诗》：
垄种千口牛，泉连百壶酒。
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
还不是游牧民族的一幅行乐图么？正如无名氏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同样的为占据中原的少数民族所遗留给我们的最好的诗歌。其中是充满了“异国”的风趣的。昂字敖曹，北海人。齐神武起，昂倾意附之。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都督。他虽是武士，却酷好为诗，雅有情致，为时人所称。
拓跋勰的儿子子攸（孝庄帝），被尔朱荣立为帝，改元永安。后为尔朱兆所杀，年二十四。他的《临终诗》：“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云云，是殊为凄恻动人的。
还有无名氏的一篇《杨白花》，相传为魏胡太后思杨华之作。华投梁后，太后追思他不能已，作此歌，使宫人连臂蹋足歌之，声甚凄惋：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
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
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这歌，和《子夜》、《读曲》的调子是显然有异的。虽因了南北之隔，华夷之别，而北人之作与南国不同者，仅此寥寥数曲而已。
○四
当梁元帝时（公元５５２－５５４年），庾信、王褒相继为北人所羁，所掳，遂留于北方不归。在北地，他们二人发生过不少的影响。庾信初尝聘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还为东宫学士。侯景之乱，信奔江陵。元帝时，奉使于周。遂被羁留长安，不得归。屡膺显秩，拜洛州刺史。陈、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乃信等十数人。周人唯入回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留而不遣。遂终于北方。
王褒之入北方，事在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５５４年），较庾信为略后。是年，周师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军败，从元帝出降。同时北去者还有王克、刘、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他们到长安时，周太祖喜道：“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后为宣州刺史。
这二人所作，原是齐、梁的正体，然到了北地之后，作风却俱大变了。由浮艳变到沉郁，由虚夸变到深刻，由泛泛的骈语，变到言必有物的美文。因此，庾、王在公元５５４年后之作，遂在齐、梁体中，达到了一个未之前有的最高的成就。像那样的又深挚又美艳的作风，是六朝所绝罕见的。我们看子山的《拟咏怀》：
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
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
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
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
唯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
怀抱独忄昏々，平生何所论。
由来千种意，并是桃花源。
皮两书帙，壶卢一酒樽。
自知费天下，也复何足言！
以及“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倡家遭强娉，质子值仍留”，“不特贫谢富，安知死羡生”，“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其面虽可热，其心长自寒”（以上并《拟咏怀》中句），“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怨歌行》），“值热花无气，逢风水不平”（《慨然成咏》），等等，并是很露骨的悲怨所积的愤辞！处在这样的一个逆境之下，当然所作会和酒酣耳热，留连光景的时候愉辞大为不同的。他的《哀江南赋》，尤为一代绝作。家国之思，身世之感，胥奔凑于腕下，故遂滔滔不能自已。和仅仅吊古或咏怀之作，其胸襟之大小是颇为不相牟的。其《序》云：“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皋桥羁旅。燕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词，唯以悲哀为主。日暮途穷，人间何世！”被羁而见亡国之痛，充耳唯闻异国之音，能不“凄怆伤心”么？环境迫得子山不得不腆颜事敌。这使他竟有“安知死羡生”之叹。然这种的悲愤的歌声，却使他的后半生的所作，较之一般齐、梁之什，都更为伟大了！生丁百凶，仅得造成一大诗人，亦可哀已！
王褒入周后所作，与子山有同调。这缘环境相同，心声遂亦无歧。像褒的《渡河北》（《苑诗类选》作范云诗，非）。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
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
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
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以及“寂寞灰心尽，摧残生意余”（《和殷廷尉岁暮》），“犹持汉使节，尚服楚臣冠；飞蓬去不已，客思渐无端”（《赠周处士》）等，还不是和子山“其心长自寒”之语相类么？当汝南周弘正自陈聘周时，周帝许褒等通亲知音问。褒赠弘正弟弘让诗，并致书道：“嗣宗穷途，杨朱歧路。征蓬长逝，流水不归。舒惨殊方，炎凉异节。……还念生涯，繁忧总集。视阴忄曷日，犹赵孟之徂年；负杖行吟，同刘琨之积惨。河阳北临，空思巩县，霸陵南望，还见长安。所冀书生之魂，来依旧壤，射声之鬼，无恨他乡。白云在天，长离别矣！”像这样的情调，是六朝的不幸的人士们所常执持着的。为什么在六朝会造作出许多李陵、苏武的故事，以及把许多古诗都归在苏、李名下，还要伪作什么《李陵答苏武书》之类，大约都不是没有意义的罢！那些心抱难言之痛的士大夫们，以今比古，便不得有“李陵从此去”（庾信诗）的寄托的文章。被陷在同样环境之下的士大夫们，从五胡之乱以后起，盖不仅庾信、王褒等区区可指数的若干人而已！
○五
为北朝文学之光荣者，在散文一方面，还有两部不朽的名著，即《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者是。
《洛阳伽蓝记》为后魏杨之作。之，一姓羊，北平人。魏末为抚军府司马，历秘书临，出为期城太守。齐天保中（公元５５０－５５９年）卒于官。这是一部伟大的史书。虽说是记载洛阳城中的庙宇，而魏代的兴亡，于此亦可见之。其中，包含着无数的悲剧，无数的可泣可歌的资料。少数民族的人物在此古老的都城里所干的残杀、祈祷等等的玩意儿，无不被捉入这书中；而又用了轻可喜的文字来描写，来叙述，益使这书成了一部文学的史籍。这书共五卷。在第五卷里，所节录的宋云西行求法的记载，乃是佛教史中重要的史料之一，且又和西陲及印度的历史有大关系。之著作此书，大约在武定之末（公元５４７－５４９年），他自序道：
武定五年，岁在丁卯（公元５４７年），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然其涉笔所及，又不独在记述庙观而已。
《水经注》为后魏郦道元作。道元字善长，范阳人，官御史中尉。所注《水经》，凡四十卷，繁征博引，逸趣横生，一洗汉、魏人注书的积习。其实他这书已是超出“注”的范围以外，凡于一水经流之地，必考其故实，述其逸闻。古代之神话与传说，往往赖以保存。正如希腊朴桑尼（Ｐａｕｓａｎｉａｓ）氏之《希腊游记》（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其所保存的各地的传说，竟成为今代研究民俗学、神话学之宣言加。然郦氏之作，更有较朴桑尼氏之作为尤伟大处。《希腊游记》只是干燥的旅行记载，而郦氏的《水经注》则为肌体丰腴的绝妙之文学作品。凡所状写，无不精录。而于写景描声，尤为擅长。在一切文学史中，以注“古书”而其注的自身成为绝好之不朽名著者，此书而外，似无第二部。像他注《水经》的“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一句云：
黑山在县北白鹿山东，清水所出也。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南流，东南屈。瀑布乘岩，悬河注壑，二十余丈，雷赴之声，震动山谷。左右石壁层深，兽迹不交。隍中散水雾合，视不见底。南峰北岭，多结禅栖之士，东岩西谷，又是刹灵之图。竹柏之怀，与神心妙远，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为胜处也。其水历涧飞流，清冷洞观，谓之清水矣。……
即柳宗元最佳之记游小品，即不过是。注中似此之处，更是应接不暇，且又绝少雷同之文。作者之笔力诚可称是：舒卷自如，重过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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