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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笔之分──六朝散文的重要──抒情小品的流行──刘琨、郭璞等──王羲之、献之父子的杂帖──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与《自祭文》等──谢灵运、颜延之与鲍照──王融与孔稚──梁代诸帝与萧统──沈约、任、江淹等──何逊、吴均等──刘峻的《广绝交论》──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徐陵、沈炯、陈叔宝、江总等──六朝宗教家的活跃──本土思想对于佛家思想的反攻──慧琳的《白黑论》──顾欢的《夷夏论》──范缜的《神灭论》──《抱朴子》与《金楼子》──六朝的史书作者
○一
六朝文章有“文”“笔”之分。文即“美文”，笔则所谓应用文者是。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亦谓：“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谓：“至如文者，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是则，所谓“文”者并不是以有韵者为限，只要是以“绮纷披”之文，来抒写个人情思者皆是。当然“文”是包括了诗赋在内的。但如制诰章奏之流，便是所谓“笔”了。故除了“应用文”之外，凡“文章”皆可谓之文。《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梁书·刘赞传》：“幼孤，兄弟相励勤学。并工属文。孝绰常曰：‘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孝威也。”这里所谓“诗”，便是延之之所谓“文”。直到中唐，还有此别。赵《因话录》云：“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文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实则，六朝之“文笔”，相差也至微。即所谓朝廷大制作，也往往是“绮纷披，宫徵靡曼”的。我们可以说，除了诗赋不论外，其他六朝散文，不论是美文，或是应用文，差不多，莫不是如隋初李谔所攻击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云云。在这种状态之下的散文，便是“古文家”所集矢的。后人的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便是断定了六朝文是要归在“衰”之列的。但六朝的散文果是在所谓“衰”的一行列中么？其文坛的情况果是如后人之所轻蔑的么？这倒该为她一雪不平。
把什么公牍、记载之类的应用文，都骈四俪六的做起来，故意使得大众看不懂，这当然是一个魔道。但如个人的抒情的散文，写得“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难道便也是一个罪状么？在我们的文学史里，最苦的是，抒情的散文太少。六朝却是最富于此类抒情小品的时代。这，我们可以说，是六朝的最特异的最光荣的一点，足以和她的翻译文学，新乐府辞，并称为鼎立的三大奇迹的。在我们的文学史里，抒情小品文之发达，除了明、清之交的一个时代之外，六朝便是其最重要的发展期了。明、清之交的散文的奇葩，不过如“昙花一现”而已。六朝散文则维持至于近三百年之久，其重要性，尤应为我们所认识。其他论难的文字，描状的史传，也尽有许多高明的述作，不单是所谓“月露之形”、“风云之状”而已。
○二
抒情的散文，建安之末，已见萌芽。子桓兄弟的书札，往往忆宴游的愉乐，悼友朋的长逝，悱恻缠绵，若不胜情，已开了六朝文的先路。正始之际，崇尚清谈，士大夫以廖廓之言，袒荡之行相高，更增进了文辞的隽永。五胡之乱，士族避地江南者多，“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这样的山川秀丽的新环境里，又浚启了他们不少的诗意文情。于是便是应用、酬答的散文之间，也往往“流连哀思”，充满了微茫的情绪。
东晋之初，刘琨、郭璞并为重要之政治家。琨勇于任事，有澄清中原之志。所作章奏，辞意慷慨，风格遒上，像《上愍帝请北伐表》、《劝进元帝表》等等，痛陈世势，指数方略。“厄运之极，古今未有。在食土之毛，含茹之类，莫不叩心绝气，行号巷哭。”当此之时，惟有“以社稷为务，不以小行为先；以黔首为忧，不以克让为事。”（《劝进元帝表》）其言都是出之以蓬勃的热情的。然时势已不可为，军士乏食，一筹莫展。“衣服蓝缕，木弓一张，荆矢十发；编草盛粮，不盈二日；夏则桑椹，冬则[B17G]豆。视此哀叹，使人气索！”（《与丞相笺》）终于在这种情形之下为悍将段匹所杀！
同时有卢谌的，字子谅，范阳涿人，尚武帝女荥阳公主。刘琨以为司空主簿。其与琨赠答的简牍，颇为世人所称。又琨被杀后，谌上《理刘司空表》，痛切的申琨之志，理琨之冤，颇能揭发当时姑息之政的内幕。
郭璞著书极多，大都为注释古书者。如《尔雅注》、《方言注》、《三苍注》、《穆天子传注》、《水经注》、《楚辞注》等等。璞以阻王敦谋乱被杀。看他的许多表奏，对于天天在崩坏的时局，他是很能注意到，而要加以匡扶的。
为中兴重镇的王导，字茂弘，琅邪临沂人，成帝时，进太傅，拜孙相，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所作书札，类皆指挥、计划当时的政治与时事的。而措辞冲淡，中多至情披露之语，其抒写也颇有情趣。
同时又有殷仲堪、陶侃、温峤、庾亮诸人，皆为主持朝政，或独当一面者。其互相赠答的文札，或指陈政局，或相与激厉，在疏理陈辞之间，亦复楚楚有情致。仲堪，陈郡长平人，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假节镇江陵。安帝时为桓玄所败，自杀。侃字大行，鄱阳人，拜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又加都督江州，领刺史。咸和七年卒，年七十六。峤字太真，太原祁人，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亮则为晋国戚，久居政府。他字元规，颍川鄢陵人。尝镇武昌，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当时文士的东道主之一。
世家子弟的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３２１－３７９）。以善书得盛名。所作简牍杂帖，随意挥写，而自然有致。所论皆家人细故，戚友交往，乃至赠赉杂物，慰劳答问。虽往往寥寥不数行，而澹远摇荡，其情意若千幅纸所不能尽，这是六朝简牍的最高的成就。一半也为了他的字为后人所慕，故此种杂帖，遂保留于今独多。姑举二三例：
甲夜，羲之顿首：向遂大醉，乃不忆与足下别时。至家乃解。寻忆乖离，其为叹恨，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复何云。唯愿足下保爱为上，以俟后期。故旨遣此信，期取足下过江问。临纸情塞。王羲之顿首。
期小女四岁，暴疾不救，哀愍痛心，奈何夸何！吾衰老，情之所寄，唯在此等。奄失此女，痛之缠心，不能已已，可复如何？临纸情酸！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雨寒，卿各佳不？诸患无赖，力书。不一一。羲之问。
他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为古今宴游诗序中最为人知的一篇“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没有什么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又从宴乐感到人生的无常。虽不是什么极隽妙的“好辞”，却自有羲之的清澹的风格在着。大约这《兰亭序》之所以盛传，又半是为了他的书法之故罢。后人翻刻之石，至有五百帖以上。
羲之子献之，亦以善书知名。他字子敬，尚新安公主。除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卒（３４４－３８８）。所作杂帖，传者也多：
镜湖澄澈，清流泻注。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
像二王的种种杂帖，假如不是为了书法美妙之故（集中是不会全收的），恐怕是不会流传到后世来的。六朝的一部分社会情态，文士生涯，往往赖斯为我们所知。故在别一方面看来，也是颇可注意的。从其间，所谓“六朝风度”者，往往可于无意中领略到。
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人，尝为殷浩建威长史。浩败，王羲之引为右军长史。转永嘉太守，拜卫尉卿。有《至人高士传赞》二卷，《列仙传赞》三卷，《孙子》十二卷，今不尽传，传者惟诗文若干篇。（《全晋文》中有《孙子》及《至人高士传赞》及《列仙传赞》残文。）兴公长于哀诔碑版之文。政府要人死后，其碑文出于他的笔下者不少。
东晋之末，有诗人陶渊明，他的散文和他的诗一样，全然是独立于时代的风尚以外的。貌若澹泊，而中实丰腴，和当时一般的作品，惯以彩艳来掩饰其浅陋者，恰恰立于相反的地位。他的《五柳先生传》是自叙传，是个人的自适生活的写真。其《桃花源记》，却欲以这个个人生活推而广之，使之成为一个理想的社会了。原因是，见了当代的丧乱，故不得不有托而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更何有于晋、宋的纷纷攘夺呢！但桃花源究竟是不会有的。在整个龙争虎斗的社会里，怎么会有什么避世的桃花源呢？故遂以“迷不复得路”结之。但渊明究竟不是一个自了汉。他不完全提倡一个消极的躲避的办法。故桃花源也遂成为积极的思想，社会的模范，像“乌托邦”（Ｕｔｏｐｉａ）、“共和国”（Ｒｅｐｕｂｌｉｃ）、“新大西洋”（Ｎｅｗ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那样的一个“避”秦之地。避秦之地终于是一个寓言的世界，于是五柳先生遂不得不逃于酒，在醉乡里，也就是在理想国里，躲了过去。渊明全部理想几全可以此释之。所以他不仅是一位田园诗人，彻头彻尾的诗人，而且是伟大的政治理想家。但他的所作，其重要性还不完全在此。却在于他的特殊的澹泊的风格，在于他的若对家人儿女谈家常琐事似的恳切的态度。他不用一个浓艳的雕琢的辞句，他不使一点的做作的虚矫的心情；他只是随随便便的称心称意的说出他的整个情思来。纯然以他的真朴无饰的诗人的天才，来战胜了一般的惯好浮夸与做作的作家们。这便是他的真实的伟大的所在。无论在诗，在散文方面，都是如此。故他的散文，如《五柳先生传》和《桃花源记》等之外，《与子俨等疏》、《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及《自祭文》等，也是真实的杰作。
又渊明除了风格的澹远以外，其他是纯然的一位承袭了魏、晋以来的风度的人物，一位纯然的《世说新语》里的文士。他和他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里所述的龙山落帽，“好醋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的孟嘉，乃是真实的同志。他自己是“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性嗜酒，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即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传》）像这样一位坦率任性的人物，诚是“竹林七贤”以内的人物！
○三
渊明虽生在晋末宋初，而元嘉以下的文士们的风格，却一点也不曾受到他的影响──虽然他们并不是不知敬重他，爱好他。（六朝人士常是最好的文艺欣赏者。）如颜延之为《陶征士诔》，萧统也为之作传。在实际上，像他那样的纯任天真，不加浮饰的风格，非仅仅模拟之所能及的。且他的风格，也半由于他的田园生活所造成。当然像六朝文士们那样的镇日扰扰于侍宴游乐之间者是决不会企冀得到的。
然风格虽殊，而“六朝风度”的灌溉，却是同然一体的。故渊明的澹远虽不可及，而宋、齐、梁、陈之际，“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散文，也所在都有。
与渊明同代的，有谢灵运、颜延之及鲍照等。他们都是诗人，但于散文也都有相当的成就。灵运喜游山水，乃竟因游山之故，被诬为谋反，见杀。被杀前，他上《诣阙自理表》，情辞甚为悲恻，然意无救于他的死。他的《游名山志》，今仅存残文，故无可观。他的族弟惠连，有《祭古冢文》，其中充满了诗意的悲绪。又他的从子谢庄，也长于书奏哀诔，所作颇多。
颜延之的《庭诰》，是渊明的《与子俨等疏》的一流，然文繁意密，不复有澹荡之姿。其中也充满了由经验与学问给他的许多的儒家的教训。像“言高一世，处之逾嘿；器重一时，体之兹冲。不能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云云，已不复是坦率任意的魏、晋风度了。
鲍照的散文，所作虽不若他的诗赋的重要，然如《登大雷岸与妹书》，状石写水，也颇尽物趣，仍具着严谨的风格。同时又有雷次宗的，字仲伦，豫章南昌人。元嘉中，征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除给事中，不就，加散骑常侍。他是当时的一位儒者。尝有《与子侄书》，以言所守，其情趣甚同于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
以作《后汉书》著称的范晔，也有一篇《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在将就戮之前，作着这么一篇“自序”，当然是很富于感情的。然其中序生平事迹者少，而论文章、音乐的利钝者多。或者《宋书·范晔传》登录此书时，只是节取的罢。
○四
齐代的文学，以文学者的东道主的萧子良为中心。子良为武帝的第二子，封竟陵郡王。郁林王即位，进太傅，督南徐州。子良邸中所聚，贤豪最多，其后鹰扬于梁代的人物，自萧衍以下，几全集于他的左右。他自己所作，以散文为多，尤以书疏为宛曲动人。
王俭及其子融皆以文名。融为郁林王所杀。所作书序，皆甚可观。其《曲水诗序》，以巧丽称，一时有胜于颜延年之誉。刘绘、陆澄所作，传者甚少。孔稚字德璋，会稽山阴人，宋泰始中为州主簿，东昏王时为散骑常侍，永元三年卒（４４７－５０１）。他尝和子良论难宗教问题。又作《北山移文》以嘲周，有“丛条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请回俗士驾，为君谢逋客”语。草木云石，皆有感觉，斯为罕见的名作。又同时有谢，以诗鸣于世，而其笺启也很可喜。
○五
梁代的散文，其盛况几同于建安。萧氏的父子兄弟们以皇帝亲王之尊，而躬亲著作，不仅作文士们的东道主，且并是文士团体里的健将，其情形也有同于曹氏的父子兄弟们。萧纲（简文帝）《与萧临川书》、《与湘东王书》；萧绎（元帝）诸短启书札；萧统《与晋安王纲令》、《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等等，皆所谓“流连哀思”之文，绝类陈思兄弟的书启。诚足以领袖群伦，主持风雅。萧衍所作，亦多雅思。他沉浸于佛法之中，所下诏谕，往往有“煦煦为仁”之意，与一般帝王诏令之雷厉风行，词严旨酷者很不相同。
追随于萧氏父子兄弟们的左右的文士们是计之不尽的。与萧衍同辈的则有沈约、任、范云、江淹、陆亻垂、陶弘景诸人。稍后则有何逊、吴均、刘孝绰兄妹们，刘峻、王僧孺、王筠、丘迟、庾肩吾诸人。
沈约所著甚多，而诗名最著，散文的书、论，传者也不少。约笃信佛法，书牍来往，以言宏法卫教者为多，亦有留连光景，商榷辞章之作。其《修竹弹甘蕉文》，为很有趣味的“游戏文章”，或有些别的微意在其中罢。
任字彦升，小名阿堆，乐安博昌人，为竟陵王记室。入梁，拜黄门侍郎，出为义兴太守。天监七年卒。所作杂传地志等至五百卷之多。为文壮丽。沈约称其心为学府，辞同锦肆。时人云：任笔，沈诗。他闻之，甚以为病。晚节用意为之，欲以倾沈，然终不能及。他的散文，以“大手笔”为多，但也有很好的书启之作。
江淹所作散文，也以笺、启为最好。其《报袁叔明书》，乃是很隽永的抒情文。
方今仲秋风飞，平原飘色，水鸟立于孤洲，苍葭变于河曲，宛然渊视，忧心辞矣。独念贤明蚤世，英华殂落，仆亦何人，以堪久长。一旦松柏被地，坟垄刺天，何时复能衔杯酒者乎？忽忽若狂，愿足下自爱也。
范云、陆亻垂所作，罕有精思。亻垂字佐公，吴郡吴人。入齐为竟陵王议曹从事参军。入梁，终于国子博士，守太常卿。普通七年卒。亻垂文章与任并称。萧纲道：“谢、沈约之诗，任、陆亻垂之方，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也。”（《与湘东王书》）然就今所传者观之，亻垂实不如远甚。范云之作，传者绝少，也并不足与并伦。
陶弘景所作碑文，颇多浮艳之辞。其《寻山志》，始以：“倦世情之易挠，乃杖策而寻山”，实乃一赋。但像《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晖。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却是六朝散文中最高的成就之一。
何逊散文，见传者仅寥寥数篇耳，而皆工丽可喜。为《衡山侯与妇书》：“心如膏火，独夜自煎，思等流波，终朝不息”诸语，也见巧思。吴均的《与施从事书》、《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等，皆为绝妙好辞，能以巧之语，状清隽之景。像：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漂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横河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与朱元思书》
状风光至此，直似不吃人间烟火者。这乃是：“其秀在骨”，决不会拂拭得去的。谁说六朝人只会造浮艳的文章呢？
刘氏兄弟姊妹们，几无不能文者。刘孝绰，彭城安上里人，本名冉，小字阿士，绘子，为秘书监；所作笺启甚工。刘潜字孝仪，以字行，孝绰第三弟，太清初，为明威将军，豫章内史；在大同中，有《弹贾执傅湛文》，颇传人口。又刘令娴为孝绰第三妹，适仆射徐勉子晋安太守悱；今传《祭夫文》：“雹碎春红，霜雕夏绿。躬奉正衾，亲观启足。一见无期，百身何赎。呜呼哀哉！生死虽殊，情亲犹一！敢遵先好，手调姜橘。素俎空乾，奠觞徒溢！”甚为恻恻动人。
刘峻字孝标，初名法武，平原平原人。梁时为荆州户曹参军，以疾去职，居东阳之紫岩山。普通二年卒（４６２～５２１），门人谥曰玄靖先生。有《世说注》十卷最为有名。《世说注》随事见人，随人隶事，所引之古书，今已亡逸者至多，故极为世人所重。孝标所作散文，并皆隽妙。《辩命论》才情溢，一切归之天命，似为有激而言。《广绝交论》则明为任诸孤而作，更多悲切之音。其他书启，亦甚动人。像《送橘启》：
南中橙甘，青鸟所食。始霜之旦采之，风味照座，劈之香雾巽人。皮薄而味珍，脉不黏肤，食不留滓。甘逾萍实，冷亚冰壶。可熏神，可以Ρ鲜，可以渍密。毡乡之果，宁有此耶？
我们读此，似也觉得“香雾巽人”。
王僧孺，东海郯人，王肃八世孙。仕齐为唐令。梁时，尝因事入狱。后为南康王咨议参军。入直西省。普通三年卒（４６５－５２２）。僧孺才辩犀利，而名位不达，故所作每多愤激之语。当他免官，久之不调，友人卢江何炯，犹为王府记室，乃致书于炯道：“寒虫夕叫，合轻重而同悲；秋叶晚伤，离黄紫而俱坠。蜘蛛络幕，熠熠争飞。故无车辙马声，何闻鸣鸡吠犬。俯眉事妻子，举手谢宾游。方与飞走为邻，永用蓬蒿自没。”辞意虽甚酸楚，而亦不无几分的恳望在着，故结之以：“唯吴冯之遇夏馥，范之值孔嵩，愍其留赁，怜此行乞耳。”云云。有文集。
丘迟字希范，吴兴乌程人，梁时尝为永嘉太守，迁司徒从事中郎。天监七年卒（４６４－５０８）。他的《与陈伯之书》劝伯之来归江南者，最为传诵人口。“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此虏僭盗中源，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ㄡ烂……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变惑乎！”六朝人所伪托的《李陵答苏武书》，或正足为这封名札作一个答案罢。
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小字养楫子。梁简文帝时为太子詹事。庾肩吾字子慎，新野人，简文时为度支尚书。二人并笺启碑铭，为世所传。肩吾又著《书品》，极论书法，颇有意绪。
又后梁有王琳者（《酉阳杂俎》作韦琳），明帝时为中书舍人，尝作《且表》（《酉阳杂俎》作《旦表》），颇富滑稽之趣。
○六
陈承萧梁之后，遗老的散文作家们有徐陵、沈炯、周弘让等，稍后又有陈叔宝（后主）、江总诸人。
徐陵为陈代文萃的宝鼎，有如梁之沈约、任。不仅他的诗为时人所宗式，即其散文，也并为当代的楷模。陵的才情甚大，自朝廷大制作，以至友朋间短札交往，无不舒卷自如，随心点染。他初与庾信齐名，合称徐、庾。后信被留拘北庭，不得归来，陵遂独为文章老宿。信因环境难苦，情绪遂以深邃，故所造有过于陵者。然陵也尝于梁太清中，为魏人所拘系，久乃得还。陵在那个时期所作《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在北齐与宗室书》、《与王僧辩书》、《与王吴郡僧智书》等，莫不凄楚怀归，情意缠恻。“游魂已谢，非复余生，余息空留，非为全死。”（《与王僧辩书》）而《与杨遵彦书》慷慨陈辞，恺切备至：“山梁饮啄，非有意于笼樊；江海飞浮，本无情于钟鼓。况吾等营魄已谢，余息空留。悲默为生，何能支久！……岁月如流，人生何几！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牵牛，情驰扬越。朝千悲而下泣，夕万绪以回肠。不自知其为生，不自知其为死也！……若一理存焉，犹希矜眷。何故期令我等必死齐都，足赵、魏之黄尘，加幽、并之片骨。遂使东平拱树，长怀向汉之悲；西洛孤坟，恒表思乡之梦！”那样的沉痛的呼号，似不逊于《哀江南赋》。
沈炯于江陵陷时，也尝被俘入西魏，迫仕为仪同三司。绍泰中始归国。为王僧辩所作劝进诸表，慷慨类越石诸作。而他的《经汉武通天台为表奏陈思归意》：“陵云故基，共原田而无々；别风余址，带陵阜而茫茫。羁旅缧臣，岂不落泪！”竟乞哀于故鬼，尤可悲痛！清初吴伟业尝谱此事为《通天台杂剧》，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并是血泪成书，不徒抒愤写意而已。
陈后主叔宝，诗才甚高，书札也复不凡。他的《与江总书悼陆瑜》，追忆游宴论文之乐，惜其“遽从短运。遗迹余文，触目增泫”，大类子桓兄弟给吴质各书。
江总的散文，今传者不多，有《自序》，时人谓之实录，惜仅存其大略。其他诸文，大都和释氏有关。他自以为，弱岁便归心释数，“深悟苦空，更复练戒，运善于心，行慈于物。”齐、梁以来的作家，殆无不是如此的。
○七
六朝散文，论者皆以为惟长于抒情，而于说理则短。这话是不大公允的。六朝不仅是诗人云起的时代，且也是宗教家和卫道者最活跃的时候。在六朝的散文里，至少宗教的辩难是要占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的。那时，自汉以来的佛教势力，渐渐的根深柢固了。自皇帝以至平民，自诗人以至学士，无不受其熏染，为之护法。南朝的梁武帝至舍身于同泰寺。北朝魏都洛阳，城内外寺观之数，多至一千余（见《洛阳伽蓝记》）。但以外来的佛教，占有那么伟大的力量，当然本土的反动是必要发生的了。汉、魏是吸收期，六朝却因吸收已达饱和期而招致反动了。故六朝便恰正是本土的思想与佛教的思想，本土的信仰与佛教的信仰作殊死战的时候。这场决战的结果，原是无损于佛教的豪末。却在中国思想史上，文学史上留下一道光明灿烂的遗迹。我们看，佛法的拥护者是有着一贯的主张，具着宗教家的热忱的，其作战是有条不紊的。然而本土的攻击者，却有些手忙足乱，东敲西击，且总是零星散乱，不能站在一条战线上作战的。时而以纯粹的儒家见解来攻打。时而以新生的道教信仰当作攻打的武器。时而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就夷教排斥论来鼓动一般人的敌忾之心。时而又发表什么“白黑论”以宣传道释并善之说。总之，攻击的阵线是散乱的，佛家的防御却是统一的。以一贯之旨来敌散乱之兵，当然是应付有余的了。但在决战的时候，双方的搏击却是出之以必死之心的。其由冲突而生的火光，是如黑夜间的掣电似的，特别明亮的出现于乌漆如黑的天空，显着异样的绚丽。自此以后，向佛家进攻的，如持着儒家正统论的韩愈、欧阳修等，其立论之脆弱，更是不足当佛徒之一击的了。
这种论难的最早的开始，当在于宋元嘉十二年（公元４３５年）的公布的《白黑论》的时候。何尚之有《列叙元嘉赞扬佛教事》，把这次辩难的经过，说得很详细：
是时，有沙门慧琳，假服僧次，而毁其法，著《白黑论》。衡阳太守何承天与琳比狎，雅相击扬，著《达性论》。并拘滞一方，诋呵释教。永嘉太守颜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检驳二论，各万余言。琳等始亦往还，未抵迹乃止。炳因著《明佛论》以广其宗。
今《白黑论》等并存于世，旨颇可知。慧琳本姓刘，秦郡秦县人。出家住冶城寺。元嘉中，在朝廷颇有势力。他的《白黑论》（即《均善论》），设为白学先生和黑学道士的论辩，以“白”主中国圣人之教，“黑”主谈幽冥之途，来生之化的释教。其结论是：“夫道之以仁义者，服理以从化，帅之以劝戒者，循利而迁善。故甘辞兴于有欲而灭于悟理，淡说行于大解而息于贪伪……但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耳。”是明持着儒释折衷论的。以沙门而发这种议论，当时护佛者自然要大哗起来了。何尚之径称他为“假服僧次，而毁其法”。何承天似是当时唯一表同情于他的人，他将《白黑论》分送朝士，力为宣传。他是东海郯人，宋时为尚书祠部郎，领国子博士，迁御史中丞。元嘉二十四年，坐事免官。卒年七十八（３７０－４４７）。他原是当代的儒学的宗师，本来对于佛教是一肚子的不满。看见有一个释子做出了那样的“毁法”的文章来，自然是十二分的高兴，代尽分送的义务。因此，起了很重要的反响。护法的文士，无不参加论战。宗炳原是承天的论敌，便首起举难。炳字少文，南阳涅阳人。义熙中，为刘裕主簿。后入宋，屡征皆不就。他见了《白黑论》，便写几封长信给何承天，讨论此事。后又著作《明佛论》，大为佛家张目。承天初送《白黑论》给他，只是请他批评。及炳长篇大论的攻击起来，承天也便亲自出马，与之驳难。又著《达性论》及《报应问》。《报应问》直攻佛家的中心的信仰，举例证明“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又和颜延之往复辩难。延之也是信从佛教者。连作三论，专攻承天的《达性论》。
同时又有范泰，王弘，郑鲜之诸人，讨论“道人踞食”事。但那是佛教本身的仪式问题，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却也可以看出一般人对于沙门等之行动，像踞坐与以手取食等，颇为诧怪不满。
《白黑论》的论战过去了，却又起了另一个新的论难。那便是以顾欢的《夷夏论》为中心的一场论难。顾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人。宋末，征为扬州主簿，永明初，征为太学博士，并不就。《夷夏论》的攻击，较《白黑论》更为明白痛快，也更为狠恶深刻。先引道经，说明老子入天竺维卫国，因国王夫人净妙昼寝，遂乘日精入其口中，后生为释迦，佛道兴焉。“道则佛也，佛则道也。”然因所在地不同，故仪式有异。“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废宗祀……且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则大乖矣。”这场攻击，颇为可怕，说他基本之道，原是中国的，而仪式则大不同。以此鼓动人民爱国之心，而去排斥佛教，方法是很巧妙的。故当时此论一出，驳者便纷纷而起。若袁粲，若朱昭之，若朱广之，若明僧绍，皆痛陈其误，加以详辩。和尚一方面，也有慧通、僧愍二人做文来反攻。僧愍作了《戎华论折顾道士夷夏论》。以《戎华论》来骂欢的《夷夏论》，恰刀是针锋相对。僧愍也引经来说明老子为大士迦叶的化身，“化缘既尽，回归天竺，故有背关西引之邈。华人因之作《化胡经》也。”正是以矛攻盾之法。又引经说，佛据天地之中，而清导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国也。”针对欢之责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子出自井坂之渊，未见江湖之望矣”，以更阔大的一个世界，来驳欢的偏狭的夷、夏之别。末更丑道而扬佛，欲其革己以从佛理。确是一篇很雄辩的东西。
欲以浅薄剽窃的道教的理论，来攻击佛教，当然是不会成功的。奉佛甚虔的沈约学著《均圣论》，阐扬佛家素食之说，以杀生为戒，并证之以中国往古圣人“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等等事，决定“内圣外圣，义均理一”。这不是什么很重要的文章，但因此招致了道士陶弘景的热烈的责难。约又作了一篇《答陶隐居难均圣论》，便辞旨弘畅得多了。弘景之难，颇似顾欢之论，仍以“夫子自以华礼兴教，何宜乃说夷法”为责难的中心。约则偏是规避此点不谈。
但当时，最重要的辨难，还不是什么就爱国主义而立论的《夷夏论》，也不是什么折衷儒佛的《白黑论》，真正的决死战，却在于以范缜的《神灭论》为中心的一场大争斗。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人。齐初为宁蛮主簿。建武中，出为宜都太守。天临四年，征为尚书左丞。坐事徙广州。还为中书郎，国子博士。缜的《神灭论》，未知作于何时。然齐的郑鲜之已有《神不灭论》：“多以形神同灭，照识俱尽，夫所以然，其可言乎？”鲜之卒于元嘉四年（公元４２７年）。难道缜的此论竟作于元嘉四年以前么？但缜的所作，在梁武帝时候（公元５０２－５４９年），才有人纷纷的加以驳难，甚至连梁武帝他自己也亲自出马，可见此作决不会是八十几年前产生的。郑氏的《神不灭论》和缜的此论，当是题材的偶同，而不会有什么因果的关系的。
佛家所持以劝人者，像因果报应，幽冥祸福等等，类皆以灵魂不灭论为其骨干。若人死，灵魂果即消失，则佛家所说的一切，胥皆失所附丽。从前的《夷夏》、《白黑》诸论，皆只攻其皮毛。到了范缜的《神灭论》，才以科学的态度，直攻其核心的观念，欲一举而使其土崩瓦解。当缜著论之时，正是南朝佛家最为专霸的时代，自天子以至亲王、大臣、将军们，几无不为佛氏的信徒。而缜则居然冒大不韪而向之进攻，诚不能不谓之豪杰之士。惟萧衍及其臣下们究竟还是持着宽容异端的主义的，他虽作《敕答臣下神灭论》，骂了缜一顿：“妄作异端，运其隔心，鼓其腾口，虚画疮，空致诋诃”，而实际上也不曾加他以重罪。缜所论的，要旨如下：
或问予云：神灭，何以知其灭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堕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
这论，太重要了，不仅对于佛家挑战，实在也对一切宗教挑战。对于当时兴高彩烈的佛教徒们，这正是一个当心拳。故他们见了，莫不一时失色，纷纷的出死力以驳之。只沈约一人，便作了《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等好几篇文章。居皇帝之尊的萧衍，也亲自出马来训斥了范缜一顿，缜又有《答曹思文难神灭论》，更申前旨。这场论辩，实在是太有趣，太重要了。
当时，又有《三破论》出现，专攻佛而崇道。全文已不存，幸刘勰的《灭惑论》所引不少，尚可见其大要。《三破》所论，与《夷夏论》鲜殊，彦和所驳，也不过佛家常谈，故无甚重要。
与顾欢约同时的，有张融，以作《门律致书周等诸游生》，力言佛家攻道之非。“吾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狱是非。昔有鸿飞天道，积远难亮。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燕。人自楚、越耳，鸿常一鸿乎！”他持着佛、道调和论，以为其本则一，其源则通。这已是道家的防御战，而非攻击战了。但他的论敌周则穷追不已，力拥佛而攻道。他以为非道则佛，不宜持两端。“道佛两珠，非凫则燕，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为鸿耳。”此言殊足以破佛道调和论之坚垒。（有《答张融书难门律》及《重答张融书难门律》。）
如此纷纭的论战，大约要到梁代的后半叶方才告了灭熄。其所以灭熄之故，半因佛家势力的一天天的膨胀，半也因皇家的热心护法，足以缄止攻击者之口。
○八
于关于佛家的论难以外，六朝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名著。像葛洪的《抱朴子》，萧绎的《金楼子》，都是很重要的巨作。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晋惠帝时，吴兴太守顾秘檄为将兵都尉，迁伏波将军。元帝时，以功封关内侯，后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固辞，求为句漏令。卒年八十一。他是一位很奇怪的人物，既是儒生，又是道士武的官僚，颇以神仙服食为务。其求为句漏令，盖即以其地多出丹砂。他的《抱朴子》，有内篇，有外篇。内篇言黄白之事，外篇则为“驳难通释”之文。今内外二篇存者颇多。外篇诸文，尤为后人所传诵。如《勖学》、《崇教》、《君道》、《臣节》、《贵贤》、《任能》、《钦士》、《用刑》、《擢才》以至《酒诫》、《疾缪》、《刺骄》、《安贫》、《文行》、《弹祢》等等皆是儒家之言，并异方士之术。而《诘鲍》一文，专攻鲍敬言老、庄式的议论，其立场也是站在纯粹的儒学之上的。由此看来，他似是有两重人格的。著《抱朴子》内篇的是一位葛洪，作外篇的，又是另一位葛洪。前一位是道人，是术士，后一位却似可列入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表里的纯粹的儒者。
萧绎（梁元帝）的《金楼子》，自《兴王》至《自序》凡十四篇，其中以有关文章者为多，如《聚书》、《立言》、《著书》等皆是。惟往往多及往古之事，如《兴王》便叙古帝王事，《志怪》便叙天地间怪异之事，大似张华的《博物志》，聚琐屑的杂事而为之整理归类。并不是有一贯的主张，有坚固的壁垒，像《抱朴子》等的。但其中保存古代神话传说不少，颇可供我们的研究。
○九
最后，还要一叙那时代的关于历史的著作。六朝人士们，著作史书的勇气与兴致都甚高。故《晋书》之作，前后共有十八家之多。像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沈约诸人皆有一家的著作。沈约又著《宋书》，至今尚传于世。又有范晔者，著《后汉书》，也成为最后的一个定本。裴松之则为陈寿的《三国志》作注，该博渊深，至今犹为寻辑古代逸书的宝库之一。
萧衍尝集儒士们著作《通史》，规模极为伟大，当是合力的史书的最早之一部，可惜今已不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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