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控制朝政大权的韩侂胄发动北伐战争，不久便在四川、襄阳等地相继失利。在女真大军的外部压迫和朝中妥协派的内部破坏下，韩侂胄被杀。妥协派头目史弥远重开对金和议，以献出韩的首级和增加岁币贡物为条件，使战争又一次平息。韩侂胄因他的鲁莽而成为可悲的牺牲品，南宋王朝则以它的耻辱而获得苟安。这对整个南部中国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但朝廷不敢提恢复中原的口号，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报国雪耻的梦也在黯淡下去。这是南宋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开禧北伐的失败对于南宋文学史而言也是一个转折点。
在此前后不长的一段时间中，范成大、尤袤、陈亮、杨万里、辛弃疾、陆游等一批南宋中期最重要的作家都相继去世，大概，在陆游唱出悲愤的《示儿》以后，就没有什么人像他那样连做梦都盼着北伐中原了。当然，民族的耻辱和潜在的危难也是人们感受得到的，但这引起的不再是以往那种悲愤激昂，而是意气消沉的伤感。同时，相对安定给南宋经济尤其城市经济带来发展机会，造成了甚至超过北宋全盛时代的繁荣，社会中享乐风气又开始流行。而一些中下层文人或辗转下僚或往来子官宦之家，这种身份地位加上整个社会的风气使他们对以文学干涉政治、教化不感兴趣。他们的创作一般格局不大，题材以吟咏日常生活的情怀、流连自然风光为多，情调转向带有伤感的恬淡。但他们也因此使文学开始摆脱教化观念的束缚，对抒情艺术给予更多的重视，对以往宋诗重理智而轻感情的批评也因之出现。
在这个时期内，文坛又出现了一个虽不引人注目却有着重大意义的现象，即随着市民经济的繁荣，商人与文学开始联姻。南宋后期最大的诗人群体——“江湖诗人”的最重要的组织者与联系枢纽竟是一个叫阵起的出版商，他出版了这批诗人的诗集，实际上推动了这批诗人所代表的诗歌风格成为一代风气，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它说明了一个即将出现的趋向，即市民阶层对文学包括向来被认为士大夫传统文学样式的诗歌产生全面影响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了。
蒙古大军的南侵结束了南宋的历史。面对又一次天崩地坼般的巨变，文天祥、汪元量、谢翱等一批诗人再次写出激昂悲愤、表现出凛然气节的作品，以此结束了宋代文学的历程。
第一节 南宋后期词人
南宋后期，再也没有出现过辛弃疾、陆游、陈亮那样热情如火的词人。从年代较早、跨南宋中后期的姜夔开始，一大批词人的创作，又回到文人落拓情怀、男女恋情、离愁别苦、自然山水之类传统题材，和清丽委婉、细腻精巧的艺术风格。
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归复。词经过长期的发展和许多词人在众多方向上的探索，并吸收诗歌乃至散文的表现手段，这时又面临着一次总结的时机。才大气豪的词人往往纵横挥洒，突破陈规，自由创造，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个性，但对表现形式的精致毕竟不够注意；而才气不足的词人为他们的魅力所动，追随他们的风格，更容易把词写得粗糙。这时总会有些词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这一文学体裁的艺术特性，扭转过分率意乃至粗糙的偏向。南宋后期的词人便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虽然比较注意传统，但同时也对过去各种词人的各种手法进行了筛选整理，在词的形式、语言技巧方面作出了新的总结；他们的作品虽然气势不够雄大、境界不够开阔，但对于词的艺术的发展，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最出色的是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周密与张炎。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生卒年不详。有《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他与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萧德藻等人都有过交往，但年辈比他们都小。姜夔屡次考进士都不中，一生未入仕途，只好往来于官宦之家，是清客幕僚一类的人物。由于他精于书画、擅长音乐、能诗善文，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所以很受高级士大夫的赏识，曾自言“凡世之所谓名公巨儒，皆尝受其知矣”（周密《齐东野语》）。虽然他仍不免有“窭困无聊”之嗟（同上），但其生活即使不算阔气，大抵也可以说是比较安适的吧。
姜夔可以说是南宋中期向后期过渡时期的代表性词人。
他的词中仍有不少慨叹国事的作品，虽然不像辛、陆等人那样充满激情，但一种深深的伤感与凄凉却是能感受到的。如他早年的名作《扬州慢》，是他在淳熙三年（1176）路过扬州，有感于这一名城由于金兵南侵变得满目疮痍而作：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上阕写扬州战后的荒凉和人们对战争的厌惧，下阕化用杜牧诗意回忆扬州昔日的繁华作为反衬，表现了他对国事的忧患。
但词的情调是衰凉而低沉的，它只是无奈的感慨、哀愁的叹息，却缺乏激昂亢奋的精神力量和博大的胸怀。而且，从总体上来说，家国忧患在姜夔词中所占的比重不是很大，尽管他与辛弃疾唱和的《永遇乐》一词，也有类似辛词的内容和情调，但更多的作品，或是通过自然山水的描摹来抒发个人情怀、表现高洁的襟抱，如《庆宫春》（“双桨莼波”）、《点绛唇》（“燕雁无心”），或是写男女之情，如《踏莎行》（“燕燕轻盈”）、《鹧鸪天》（“肥水东流”），或是咏物及以物写情，如《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之咏蟋蟀，《暗香》、《疏影》之咏梅等。
姜夔精通乐律，据说“尝著《大乐议》，欲正庙乐”（徐献忠《吴兴掌故》）。从他的词集中可以看到，他不仅能够按词律填词，还能修正旧谱，并用各种方法创制新曲来填词，这样就比一般词人更多了一层自由，可以在保持音节谐婉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选择句式长短及字的平仄，因而更便于他写出好词来。
自柳永、周邦彦以来，词人都很注意词的层次结构，姜夔也不例外，他的词尤其长调，极善于一擒一纵，变化跌宕，使词的层次错落有致，产生一种往复回环的美感，如《暗香》：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这首词写得比较朦胧，内容大致是对梅怀旧兼以梅喻人。上阕先通过月色和梅花，勾连现在和过去，然后转入同“玉人”月下摘梅的回忆，随即又转到现在，自比何逊，表示对美景无从下笔，后面却又说梅香不断沁入，撩人情思，欲罢不能。下阕开头宕开一笔，马上再切入对故人的思恋之情，然后写出回忆中的另一幅景象——西湖携手赏梅，最终回到现在，惋惜梅花片片零落，不知何时再开，暗暗绾合相忆之人不知何时重逢的意思。全篇不断在过去、现在之间作往复摇曳，又在这种往复摇曳中不断拓开，结构非常精致。
用字的讲究，也是姜夔词的重要特点。一方面，他在运用想象力的同时，极注重对能渲染气氛、制造色彩效果的实词的锤炼，如《点绛唇》中“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以“清苦”形容几座寥落的山峰，以“商略”描写山间云雾缭绕雨欲来的气氛，再配以“黄昏”的暗淡，就很新异又很深切地表现出一种寂寥落寞的景象。又如《扬州慢》中“波心荡冷月无声”，写荒城中冷落衰凉的感觉，《暗香》中“千树压、西湖寒碧”，写雪后一片梅花低垂的幽姿，《琵琶仙》中“歌扇轻约飞花”，写朦胧迷乱的春景，用词——特别是其中的动词——无不精深微细，显示出锤炼字句的高超技巧。又一方面，姜夔又很善于吸收苏轼、辛弃疾等人运用虚词的长处，使词句相互勾连，产生曲折、疏散和流动的效果，如《疏影》中“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各句首连用“还”、“又”、“等”、“重”、“已”，把时间关系错落开来，一推一挽，给人以动荡的感受。
过去人常用“清空”二字评价姜夔的词。所谓“清空”，大致由四个方面的因素构成：一是词中的情感，多属于文人士大夫那种高洁清雅的意趣，既很少有世俗的香艳繁杂，也很少有豪壮激烈的情怀；二是表现手法，多追求言外之意，空灵的神韵，而避免质实粗重的笔触；三是词中的语言、意象，多数不是色彩鲜丽或雍容华贵的，而是偏向于淡雅素净；四是词的意境，一般都避免过于狭小逼仄或密集拥挤，而以疏朗开阔居多。所以张炎《词源》中以“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形容他的词风，而清人则说他“清刚”、“疏宕”（周济《宋四家词序论》），“结体于虚”（陈锐《袌碧斋词话》）。
另外，姜夔也以诗名，为“江湖诗人”之一，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及。
南宋后期词的又一大家，是比姜夔约晚一辈的吴文英。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十三世纪中叶，曾做过贾似道、吴潜、史宅之等显贵的门客，和姜夔一样，终生没有当过官。有《梦窗词》。
那一时期的下层文人，往往辗转于仕途，混迹于官僚门下，深切热情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在他们身上逐渐减退，而闲恬庸碌的情调却越加增多。吴文英的词大多是应酬唱和、伤时怀旧、咏物写景之作，正是受了那种社会环境的影响。
吴文英和姜夔一样精通乐律，十分注重字的声调安排与音乐曲调之间关系，据他《还京乐》词序所说，他所作歌词，有时还“命乐工以筝、笙、琵琶，方响迭奏”来试验，可见他对保持词的音乐特性是很认真的。但吴文英的词风与姜夔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姜夔的词是“疏宕”，那么吴文英的词却是“密丽”。张炎《词源》以“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评价他的词，虽因个人好恶上的关系而语带贬意，还是有其确切的地方。大致说来，吴文英的词意象比较密集，多用平列的组合，意象的色彩比较秾丽明艳，而意脉断续跳跃，显得有些晦涩，正如后人常常指出的，这与李商隐等人的诗风有很深的关联。以《渡江云三犯·西湖清明》上阕为例：
羞红颦浅恨，晚风未落，片绣点重茵。旧堤分燕尾，桂棹轻鸥，宝勒倚残云。千丝怨碧，渐路入、仙坞迷津。
肠漫回，隔花时见，背面楚腰身。
这里共五十一字，叠合了一连串意象，五光十色，令人目眩。
但由于时间、空间的关系以及人、景、情的过渡、转换都不太清楚，意思也就很朦胧，不容易读懂。此外如“银瓶露井，彩箑云窗，往事少年依约”（《澡兰香》），“檀栾金碧，婀娜蓬莱，游云不蘸芳洲”（《声声慢》），“榴心空叠舞裙红，艾枝应压愁鬟乱”（《踏莎行》）等等，随手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大抵都是句中语法关系不确定而语意减缩，写得字面明丽而语意晦涩的。
后人对于吴文英词的评价，往往褒贬不一，相互冲突。应该说，文学风格理应是多样化的，无论诗或词，并不是一定要明白流畅才好，问题只是隐晦不能超过某种限度。吴文英写词的手法，长处是能够容纳较大密度的内涵，造成色彩缤纷的境界和扑朔迷离的气氛，锻炼出很精炼的句子，能够耐人咀嚼。就此而言，吴文英别树一格的词风，自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但他常常走得太远，在雕琢字句、突现色彩、密集意象时把脉理埋得太深，就难免有堆砌零碎之感，使得读者在字面上耗费了许多精力，反而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
在姜夔与吴文英之间，还有不少词人，像史达祖、卢祖皋、高观国、张辑等，虽然作品内容比较狭窄，情感力量比较弱，但在章法、句法、声律、锤炼字语上都很见功力，其中史达祖尤其出色，他的《双双燕·咏燕》是一首为人传诵的名作：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其中“又软语商量不定”，以拟人手法写燕语呢喃，似在商量这旧巢是否还可住入，体验细腻，想象新鲜；紧接两句则突然一快，而且色彩对比极鲜丽，又富于动感，使词在节奏上形成一暗一明、一弛一张的变化。所以姜夔、张辑等人都很欣赏他的词作。
在当时还有一些与姜夔、吴文英不太相同的词人如黄机、刘克庄等，受辛弃疾的影响，一部分作品写得很有气势，也较多地涉及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如黄机有《满江红》（“万灶貔貅”）、《六州歌头》（“百年忠愤”），刘克庄有《沁园春·梦孚若》、《满江红·夜雨凉甚，忽动从戎之兴》、《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等。刘克庄的词尤其与辛弃疾相仿，无论写慷慨悲愤还是旷达诙谐，都很得辛词风味，但他不如辛弃疾写得那么灵动潇洒、深沉豪放，显得粗糙与直露一些，像比较有名的《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
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两河萧瑟惟狐兔。想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空目送，塞鸿去。
这首词从内容到语言都明显有辛词意味。但可以看出，他急于表达某种意思，因而意蕴浅明直露，结构缺乏层次变化，语言粗糙而欠推敲，常常出现一些套语或用得较滥的典故。
到南宋末年，又出现一批著名词人如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他们大都继承了姜夔、吴文英以来格律谨严、炼字精工的传统，作品的力度弱、气势小，意境往往显得清婉、明丽、凄楚而不够豪宕开阔，但在发展词的独特艺术风格和语言技巧方面有较大成就。
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蘋洲，原籍济南，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曾当过义乌令，入元后不仕。有《蘋洲渔笛谱》。他的词中也有些关心民族与国家命运的感慨，如《一萼红》：“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但这种感慨不是化为激情喷涌而出，而是融在一层淡淡的哀愁之中，显出无可奈何的情调。所以他的词更多写个人身世的伤感，像“消几番、花落花开，老了玉关豪杰”（《瑶花慢》），“零落碧云空，叹转眼，岁华如许”（《长亭怨慢》）。他把这种心境投射到周围的自然山水中，常常在词里借一种凄清的外在情景以表现落寞空寂的内在情怀，如《玉京秋》：
烟水阔。高林弄残照，晚蜩凄切。碧砧度韵，银床飘叶。衣湿桐阴露冷，采凉花、时赋秋雪。叹轻别，一襟幽事，砌蛩能说。客思吟商还怯。怨歌长、琼壶暗缺。翠扇恩疏，红衣香褪，翻成消歇。玉骨西风，恨最恨、闲却新凉时节。楚箫咽，谁倚西楼淡月。
写得含蓄委婉，总是欲言又止，一波三折，把心中的伤感、惆怅都埋藏在种种景物之中，并充分利用了汉语的特点，把意脉打散，让人既感到有深沉的内蕴，又一时不容易理清它的所在。
张炎（1248—？）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有《山中白云词》。他是贵胄子弟，早年的词多写贵公子的优游生活；宋亡后不仕，漂泊四方，潦倒而终，所作词在写景抒情中常带有深沉的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感，情调哀怨凄凉。过黄河时，他哀叹当年南北对峙，何曾想到一游中原大地，如今却是在蒙古人的一统天下，见了“老柳官河，斜阳古道”（《壶中天》）；面对美丽的西湖，他感受到的是一片凄凉衰飒的气氛，“无心再续笙歌梦”，甚至“怕见飞花，怕听啼鹃”（《高阳台》），这些都表现了他经历了宋亡后刻骨铭心的哀痛之情。而《解连环·孤雁》则是以咏物为象征的写法：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
这形单影只、惊恐交集、思慕群侣的孤雁，正是作者自身心境的写照。在时代的巨变中，他不仅失去了往日的生活环境，被迫四处漂流，而且常常处在一种无依无靠、不知何终的失落感中，词中就渗透了这样的情绪。
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年辈大约与张炎相仿，入元后曾任庆元路学正。有《花外集》，又名《碧山乐府》。他虽然做了元朝的官，心理却很复杂，在他的词中，也仍有许多是写故国之思的。只是这种情绪，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对宋王朝的怀念或民族意识，而是同世事无常、兴亡盛衰不由人意的沧桑感融合在一起，同时又渗透了个人在历史巨变中无可奈何、只能听任摆布的凄凉感。在写作手法上，他比周密、张炎写得更隐晦、含蓄，常常借甲咏乙，借此喻彼，看上去大多只是咏物、写景以及写男女恋情，而在隐隐约约之间，用些特殊的笔法，暗示词中埋藏得很深的真实想法与情感。如《眉妩·新月》中“千古盈亏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齐天乐·萤》中“汉苑飘苔，秦陵坠叶，千古凄凉不尽”，《天香·咏龙涎香》中“讯远槎风，梦深薇露，化作断魂心字”等，都是如此。其中《齐天乐·蝉》借蝉咏怀，叹息岁时变迁的无情，自述“清高”、“凄楚”，最为人称道。正由于王沂孙是以深隐的笔法抒发复杂的情感，所以词的结构特别地曲折，语言也特别地精细。
宋元易代之际，与周密、张炎、王沂孙词风相近的词人还有一些。他们大抵都是被时代巨变的风浪所颠簸而不知何往，既不能抱必死之志投身血火，又不能忘情故国，所以他们的词一般说来都有这样的共同特点：骨力较弱、气势较小、境界较狭，但内涵却很深，渗透着很复杂的伤感情绪，和想要向高远处挣脱的欲望。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多用精致而丰富多变的层次结构，隐喻暗示的手法（所以他们的咏物词特别多），精细工巧的语言，往往以清丽空灵为追求的目标。张炎的词学理论著作《词源》可以说是他们的词的理论总结。
《词源》中提出了两项最重要的准则，一是“雅正”，即语言上不趋俗、不乖张，既不能像柳永词那样俚俗软媚，也不能像苏轼、辛弃疾词那样纵恣无忌，破坏词本身的语言习惯，而是要典雅、合乐、中律，以此传达一种高远的意趣；二是“清空”，即整体境界的蕴藉清明，表面淡雅空灵而不落痕迹，内涵却很深沉。这种理论当然有其偏狭之处，但这一派词人遵循这种观念的创作，在词的形式和语言上应该说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要论词的深婉清丽，恐怕是很少有人能同他们相比了。
第二节 江湖诗人
“江湖诗人”是个泛称，从广义上说，它不仅指被称为“江湖派”的一大批诗人，还包括通常被称为“四灵”的赵师秀（字灵秀）、徐玑（字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
南宋宁宗、理宗年间，杭州书商陈起以一个富商兼诗人的身份，结交了不少当时的文人雅士，他们相互应酬唱和，形成了一个不固定的诗人群。而陈起以他定居文化中心杭州的优越条件和他所拥有的财富，俨然成为这一诗人群来来往往的联络枢纽。宝历初，他搜集选择了一部分诗集出资刻印，称为《江湖集》，以后又陆续印刻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等，前人或通称为《江湖诗集》。
诗集的刊刻与流传，扩大了这一群诗人所代表的诗风的影响，也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组织虽然松散、诗风却比较接近的诗歌流派，后人便称之为“江湖派”。至于“四灵”，原是出于永嘉（今浙江温州）的一个诗人小团体。他们的诗虽未刻入《江湖诗集》，但他们中有人也参与了以陈起为中心的文人雅集，他们的诗风又与江湖派相近，所以在广义上也被归为“江湖诗人”。
广义上的江湖诗人几乎代表了南宋中后期诗坛的整个动向。从诗集被刊入《江湖诗集》而本人与陈起等并无来往的早期诗人姜夔到永嘉“四灵”，从刘克庄、戴复古等名列《江湖诗集》的中坚人物，到并未列名《江湖诗集》的方岳等，虽说人数众多，情况复杂，并且他们也没有明确提出过大家公认的诗学标准，但大体上都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其一，他们多属于流宕江湖的所谓“雅士高人”的类型。这些人实际是从士大夫中游离出来的下层文人，随着战争的平息和社会的安定，他们既无法通过从军杀敌、入幕赞画等途径追求理想的人生，也无法在拥挤不堪的科举仕途获取功名，所以或啸游江湖，或奔走公卿之门；他们大多对政治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与明确的主张，对个人的前景出路却常抱有深深的忧虑与怅惘；同时由于经济繁荣、生活安定，他们又不致于缺吃少穿，于是便把政治理想与个人功业上的失望，转化为对一种高逸情趣的追求，参禅访道，交友吟咏，以此求得心理的平衡。其二，他们大多对诗歌的抒情性比较重视，因而都反对江西派诗风，而提倡一种清丽尖新的诗歌风格。
从南宋初期以来，特别是到了所谓“中兴四大家”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尤袤等，诗人们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途径，都在设法挣脱江西诗风的笼罩，革除其流弊。与此同时，在杨万里、陆游那里，已经产生了试图以清丽精巧、空灵轻快的晚唐诗风与之对抗的趋向。杨万里曾写道：“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又曾说：
“受业初参且半山，终须投换晚唐间”（《答徐子材谈绝句》）；
陆游一面瞧不起晚唐诗，一面却时常效仿晚唐诗人，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就曾指出他的诗有晚唐之风。比杨、陆晚一辈的一些诗人，这一趋向更加明显，如张镃，不但诗风，连句式、字面都模仿晚唐诗歌；姜夔则把陆龟蒙当作楷模，自称“沉思只羡天随子”（《三高祠》）、“三生定是陆天随”（《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姜夔的朋友潘柽，更直截了当地以晚唐诗风与江西诗风对抗，开了“四灵”的先声。他们的身份、地位及人生情趣都与晚唐诗人相近，晚唐诗轻巧空灵、精致尖新的特点也很合他们的口味，因此，从北宋中叶衰落下去的晚唐诗风又一次被他们张扬，以致笼罩了整个南宋后期的诗坛。
其中姜夔的年辈实际比一般江湖诗人早，他的诗集被刻入《江湖诗集》，是因为诗风相似的关系。姜夔诗初学黄庭坚体，后来才改学晚唐诗，他的长处在善于锤炼字面，使字句精巧工致而不落痕迹，尤其一些小诗，清妙秀远，富于悠远的意蕴：
细草穿沙雪半销，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除夜自石湖归苕溪》之一）
夜暗归云绕舵牙，江涵星影鹭眠沙。行人怅望苏台柳，曾与吴王扫落花。（《姑苏怀古》）
这些诗写得很细腻。情调恬淡而带些惆怅，讲究韵味，语言在自然中显出新巧，确有晚唐绝句的味道。
在姜夔、潘柽之后闻名于诗坛的，是所谓永嘉“四灵”。
他们都是中下层文人，有的当过小官，有的终生未仕，本来有满肚子的愤懑不平，但他们却力图从庄禅以及理学中学会自我平衡和自我压抑，在山林自然寻找解脱愁苦的寄托；而内心的不平其实并不能因此就真的消散无影，只是转化为一种不与世俗同流、清高脱俗的自我标榜。所以在诗歌方面，他们很明确地把人生遭遇和情趣与自己最为接近的贾岛、姚合作为楷模，以五律为写作的主要体裁，苦心雕琢推敲，锤炼字句，以表现一种凄情落寞的心境，和自然淡泊的高逸情怀。
所以，他们诗歌的意境，与充满矛盾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相隔，写得清远幽深；他们的诗歌的语言，则是在固定的形式、狭小的境界中翻空出奇。这正如叶适所评论的“敛情约性，因狭出奇”（《题刘潜夫南岳诗稿》）。
“四灵”学贾岛、姚合苦思苦吟的功夫，有些诗句确实写得很精致，像赵师秀的“瀑近春风湿，松多晓日青”（《桐柏观》），“地静微泉响，天寒落日红”（《壕上》）；翁卷的“数僧归似客，一佛坏成泥”（《信州草衣寺》）；徐玑的“寒水终朝碧，霜天向晚红”（《冬日书怀》）；徐照的“众船寒渡集，高寺远山齐”（《题衢州石壁寺》）等等，听觉、视觉、触觉的感受都捕捉得很细致、很准确，在动静、高低及色调的对比上都有很好的效果。但他们的五律诗通篇完整的却不多，倒是有几首七绝更见出色，如：
水满田畸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徐玑《新凉》）
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翁卷《野望》）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赵师秀《约客》）
由于这四位诗人的生活天地太狭窄，取法的范围也小，所以他们的诗往往流于纤巧，而且缺少变化。
在“四灵”之后主盟诗坛的是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自号后村居士，莆田（今属福建）人。淳祐间赐同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尚书，在以“江湖”为名称的诗人群中，是少有的达到显达地位的一个。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刘克庄的词颇受辛弃疾影响，他的诗中也有不少涉及现实政治，如乐府体《运粮行》、《苦寒行》、《军中乐》等，都揭示了赋敛残暴、百姓困苦的社会问题。他最初学“四灵”，后来感觉他们的格局太小，批评说：“永嘉诗人极力驰骤，才望见贾岛、姚合之藩而已。”（《瓜圃集序》）所以又转而广泛学习其他中晚唐诗人如王建、张籍、李贺、许浑等的风格；同时他又觉得晚唐诗“捐书以为诗失之野”（《韩隐君诗集序》），于是又采用一些江西诗派的老方法，化用典故，推敲对偶声律，力图使诗歌达到既轻快灵动，又不失深沉绵密。所以他的诗比“四灵”要充实，气势也开阔些。但他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
一方面他贪多务得，写得比较草率，往往反而不如“四灵”诗那么灵秀清新，填了很多材料、典故后显得生硬板滞；另一方面他吸收了各种风格，却没有融汇贯通，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所以模拟痕迹还较严重。只有晚年一部分诗写得较好，用典引事，经过锤炼复归自然，气势较开阔。
与刘克庄同时的戴复古，也有类似的情况。戴复古（1167—？）字式之，号石屏，黄岩（今属浙江）人，一生以布衣的身份游历四方，有《石屏诗集》。他作诗，一方面由“四灵”追溯贾岛，一方面又由江西诗派追溯杜甫。他的诗友邹登龙的《戴式之来访，惠石屏小集》一诗说他“瘦似杜陵常戴笠，狂如贾岛少骑驴”，他的《望江南·自嘲》词则说“贾岛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据说他曾搜集千百家古书，自称“胸中无千百字书，如商贾乏资本，不能致奇货”（《宋诗钞·石屏诗钞序》）。互相参照来看，他正是希望将晚唐诗的轻灵秀逸与杜甫诗的拗峭浑厚融汇起来，实际也就是沟通“四灵”与江西诗派，使之互相补救。他的诗，从内容来看，比“四灵”更关心现实问题，像《织妇叹》、《庚子荐饥》等，指责时弊都很尖锐；从形式来看，他不像“四灵”那样专注于五律，而是歌行体、五古、五、七言近体都有；从语言来看，他不像“四灵”那样在个别句子和字眼上花大力气，而是比较注意整体意境，同时也不那么忌讳用典，像下面这首《夜宿田家》：
簦笠相随走路歧，一春不换旧征衣。雨行山崦黄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身在乱蛙声里睡，心从化蝶梦中归。乡书十寄九不达，天北天南雁自飞。
写得自然流畅，用典也很妥切。又如《江阴浮远堂》：
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
诗中对国耻不报、国土不归感到悲愤，骨力的豪健和境界的开阔都要胜过“四灵”。尤其后两句以无山遮眼、使人望北国而生憾恨来表达内心的痛苦，立意显得很巧妙。
在刘克庄、戴复古的同时及稍后，有高翥、方岳、叶绍翁等江湖诗人。他们大抵都受过“四灵”的影响，又从那种狭小的圈子里稍稍挣脱出来，在内容、形式、语言方面有些变化。高翥的诗偏于自然轻快，有杨万里的风味，但有时写得俚俗滑易，流于粗率。方岳在当时名声很大，他的诗是从江西派入手，但大体诗风仍与江湖诗人相近，有些写田园风情的短篇，接近范成大的朴素圆润，但语言的雕琢显然要更为用心，如《农谣五首》之四：
雨过一村桑柘烟，林梢日暮鸟声妍。青裙老姥遥相语：今岁春寒蚕未眠。
叶绍翁的诗中不乏豪宕磊落之作，如《题鄂王墓》，但最为人称道的，却是一些既清丽又带有理趣的绝句，如《游园不值》：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第三节 严羽的《沧浪诗话》
南宋后期诗歌虽说情况纷杂，但脱离往日宋诗主流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严羽的《沧浪诗话》。
严羽字仪卿，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一生未仕。他在诗歌创作方面没有很突出的成就，但《沧浪诗话》却是一部极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门，以第一部分为核心。严羽论诗立足于它“吟咏性情”的基本性质，而《福建文苑传》亦以“扫除美刺，独任性灵”总括严氏诗论。全书完全不涉及诗与儒道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而重视诗的艺术性和由此造成的对人心的感发，这与理学家的文学观恰成对立，很值得注意。
根据上述基本宗旨，严羽在《沧浪诗话》中，针对江西诗派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由此涉及了宋诗的具有普遍性的弊病，认为“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对苏轼、黄庭坚都表示了相当的不满。在揭示宋诗的主要弊病方面，严羽的批评是很有力的。
同时，他借用禅宗的思想方法和语言，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认为作诗之道，在于“妙悟”——即超乎理性认识、逻辑分析的直觉体验，并以盛唐诗为最高标准，要求达到一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即不能从具体文字去追寻而必须从整体上去体味、富于言外之韵的浑然高妙的境界。过去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玄虚之论，其实结合严羽重“吟咏性情”的论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他也很简明地指出：“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心。”可见“妙悟”并不与真实的生活体验相脱离。
严羽的诗歌理论与当时诗歌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联系。
对江西诗派过多地讲究“出处”、“来历”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作诗方法，一般江湖诗人都是持批评态度的。
而以“四灵”为代表，通过标榜晚唐诗，已经带有对宋诗的知性倾向加以反拨的意味。但严羽比他们高明的地方在于：第一，严羽的诗论虽然带有札记、语录式的特点，论说并不周详（这可能与他受禅宗影响有关），但他还是能够从一定理论高度上对诗歌的某些关键问题作总体把握，这是当时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第二，对于诗歌取法的对象，“四灵”是专注姚、贾，刘克庄以后的诗人虽范围有所扩大，但仍局限在中晚唐，或至多加上个别盛唐诗人。而严羽虽然最推崇盛唐，同时却主张“从上做下”，要求对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唐诗，乃至被他批评的苏轼、黄庭坚，都要加以关注，不可偏废。这样的眼光当然更全面公允。第三，从学习古人的方法来说，江湖诗人大多数是停留在学习个别、具体诗人的诗风以及写作手法上，模仿的痕迹仍然很深，难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严羽则要求在熟读细参、多方吸取的基础上从“悟”而入，虽然他对个人独创的强调不够，仍没有跳出古人窠臼，但毕竟以“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这样的见解提出了融汇贯通、以我为主的学习方法。第四，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妙悟”一说，实际上涉及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构思、欣赏心理中最核心的直觉体验与感悟等问题。虽然他未能深入分析这种心理活动的真正内涵与科学道理，但毕竟比较敏锐地从禅悟上体会到诗歌的构思与欣赏都与逻辑思维不同，既不是知识积累的结果，也不是理论分析的结果；诗歌的语言，在根本上不是说明性的，而是暗示性的。
《沧浪诗话》是一部对后世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都有很大影响的著作。元明诗人推崇盛唐诗的立场及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之提出，均与此书有一定关系。
第四节 文天祥及宋元之际的诗人
蒙古人崛起后，经过反复的战争，最终摧毁了南宋政权。
这一场巨变使一大批诗人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民族之忧、身世之悲以及对历史兴亡的感慨，在他们诗中交织成一片悲怆的歌吟。其中文天祥、汪元量的诗尤为突出。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别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二十岁中进士第一名，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蒙古大军进逼临安时，他出使谈判，被无理扣押。后脱险南逃，组织义军力图恢复失地，再度因兵败被俘，押到大都（今北京）囚禁四年。尽管忽必烈一再威胁利诱，他始终不屈，最后被杀。有《文山先生全集》。
文天祥前期诗歌比较平庸，学了些江西诗派的技巧，常常搬弄典故，堆垛词汇，写些应酬唱和乃至赠相士、丹士、道士、咏相面、占卜、算卦的诗。但当他投身于抗元斗争，并历经沧桑之后，诗风大有变化，不仅内容变得充实丰富，情感变得深沉厚重，语言也沉着凝炼多了。他自言“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指南录后序》），是为了“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同上），也是为了使“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这种以诗为史和以诗明志的态度，与江西诗派主要从语言技巧上效仿杜甫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由此更能够接近杜诗苍劲悲凉、沉郁顿挫的风格。但由于处境的不同，文天祥的诗写得更直露急切、也更多一层绝望的悲愤。
在文天祥后期的诗篇中，反复表达了他对民族危亡的深沉的忧患，如“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南安军》），“故园水月应无恙，江上新松几许长”（《苍然亭》），“独自登楼时拄颊，山川在眼泪浪浪”（《登楼》）等等。同时，文天祥曾在两次被迫北行途中亲眼目睹战火之后留下的种种惨象，他为此写下了不少纪实的作品，如“累累死人家，死向锋镝中”（《淮安军》），“烟火无一家，荒草青漫漫”（《发淮安》），“烟横古道人行少，月堕荒村鬼哭哀”（《越王台》），这些诗有力地控诉了蒙古军队的暴行，凝聚着民众的苦难和诗人的血泪。
文天祥在从事复国事业的过程中，是清楚地看到南宋的覆亡无可逆转这一严酷事实的；甚至，他也并不反对自己的亲人出仕元朝，而认为这在道义上也是各有所取①。但同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完成自己的历史责任，宁死不肯屈降。这种精神在今天看来，仍然可以理解为是人性的一种高贵气质的表现。在文天祥的诗中，反复表露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凛然气节，如著名的《正气歌》，以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事迹赞誉这种“正气”的浩然博大，表明自己要以此“正气”抵御狱中种种邪气的侵袭，保持人格的完整。而《过零丁洋》和《金陵驿》二诗，更以它结合个人身世之悲与国家危亡之悲的抒情艺术给人以至深的感动：
①如他赠二弟文璧（璧仕宋而降元）的《闻季万至》诗，以“三仁生死各有意”指他们兄弟的不同选择，又其《狱中家书》也说这是“惟忠惟孝，各行其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
这两首诗中，交织着悲怆、哀婉、激奋、绝望等种种复杂的心情，它以诗中所表现的诗人情感的真实性和诗人人格力量的崇高，成为中国诗史上的优秀篇章。
汪元量，字大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供奉内廷的琴师，元灭宋后，跟随被掳的三宫去北方，后来当了道士，自号水云，又南归钱塘，不知所终。汪元量的特殊经历，使他对由于国家的覆亡所带来的耻辱有他人所不及的痛切感受，所以他的诗中有不少感慨深沉的作品。尤其是《醉歌》十首、《越州歌》二十首、《湖州歌》九十八首，用七绝联章的形式，每一首写一事，组合成相互衔接的流动画面，分别纪述了南宋皇室投降的情形、元兵蹂躏江南的惨状，和他北上途中所见所闻，广泛地反映了南宋亡国前后的历史，因此有“宋亡之诗史”之称。
汪元量的诗受江湖诗人的影响，不常用典，不多议论，每每以朴素的语言白描叙事，却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悲恸。如《醉歌》中“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一首，据实直书谢太后屈辱地签署降书一事，既包含愤慨，也包含着悲悯；《湖州歌》中“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喝道上将军。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似幼君”一首，写年仅六岁、却是国家的象征的帝昺作为俘虏离开内宫时的情形，字面极其平淡，而内心的伤痛却无比沉重；《湖州歌》中另一首，“太湖风卷浪头高，锦舵摇摇坐不牢。靠着篷窗垂两目，船头船尾烂弓刀”，写被掳的宫女面对元兵的亮闪闪的弓刀吓得不敢睁开眼睛，也是表面上着力不多，实际凝聚了作者内心深处的血泪。在汪元量的其他诗作中，则有不少的以登临眺远、怀古伤今的方式抒写心中的悲愤，如七律《石头城》、《金陵》等，其中《彭州》一诗是他北上途中路经彭州（今江苏徐州）时所写：
我到彭州酒一觞，遗儒相与话凄凉。渡江九庙归尘土，出塞三宫坐雪霜。歧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入愁肠。此行历尽艰难处，明月繁华是锦乡。
已经成为“遗儒”的文人们持酒相对于沦陷之地，感怀历史的兴亡，悲叹眼前的渺茫路程，诗中那种沧桑感和亡国之痛，没有亲身经历这一切的人是难以感受到的。
在宋元之际，有一大批遗民诗人在写兴亡的感叹，如谢枋得、谢翱、郑思肖、林景熙、萧立之、文及翁等。他们或是写沉痛的故国之思，如谢翱《秋夜词》：“愁生山外山，恨杀树边树。隔断秋月明，不使共一处。”或是写悲愤的民族之情，如林景熙《读文山集》：“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或是抒发自己坚贞不屈的意志，如谢枋得《武夷山中》：“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或是表现失却故国的怅恨情思，如萧立之《茶陵道中》：“山深迷落日，一径窅无涯。老屋茅生菌，饥年竹有花。西来无道路，南去亦尘沙。独立苍茫外，吾生何处家。”这些诗篇或悲愤或愁苦，都充满了沉郁苍凉的气氛，从而改变了南宋后期诗歌纤弱秀婉的风气。因为时代的巨变，使许多文人无法再沉浸在恬淡闲适的人生情趣中，也无暇在追踪古人的风格技巧和雕琢字面中悠然吟唱，于是，以自然朴素的语言抒写自然涌发的“哀”与“愤”的情感，成为宋元之际遗民诗的基本特点。
他们为宋代文学写下了悲切而又高亢的最后一个音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