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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词的起源与敦煌曲子词
词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先秦时代的《诗经》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演唱的。不过音乐特别是娱乐性的音乐是在不断变化的，旧的音乐消亡、转变以后，原来的歌辞就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而有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来取而代之。譬如《诗经》到汉代就只有少数还能唱，而汉乐府到了六朝，同样多数是不能唱的了，六朝人以及唐人所写的古题乐府诗，都只用于诵读，而不是歌辞。
唐代音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实际在唐以前已经进行了很久，其主要特征是原产于西域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大量传入中土，与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燕乐。“燕乐”的名目，在隋代就有，而在唐代大盛，其部类也经过新的修定。唐代社会经济繁荣，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音乐成为唐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享受。特别是在开元、天宝年间，玄宗皇帝精通并酷爱音乐，在宫中蓄养数百人的乐团，号称“皇家梨园弟子”，更促进了社会上音乐歌舞的流行。而燕乐新鲜活泼，曲调繁多，使用各种不同的乐器伴奏，富于变化，故尤为人们所爱好。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论唐代燕乐，说它“盛于开元、天宝，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而唐人崔令钦的《教坊记》（教坊是专掌俗乐的宫廷音乐机构，也为官场宴集提供歌舞娱乐）所载教坊曲则有三百二十四种，大都也是流行于开元、天宝年间的。这些燕乐曲调有舞曲，也有歌曲，歌曲的歌辞就是词的雏形，当时叫作“曲子词”。
所以，唐代的燕乐歌辞本来与从前的乐府歌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形成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严格按照乐曲的要求来制作歌辞，包括依乐章结构分遍，依曲拍为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其文字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格的形式。这种情况是过去的乐府歌辞所没有的。到了中唐以后众多文人用这种制辞方式进行创作，这种新体歌辞逐渐成为中国文学中一种重要的体裁，就是后来通常所称的“词”。
但尽管可以作出上述大概的描述，关于词的起源仍然是一个争执不下的问题。因为一方面词与乐府诗有割不断的联系，另一方面它的依曲拍为句、按曲谱填词的基本规则又是较晚才确立的。各人着眼点不同，对词的起源的看法也就不同。大致上我们可以说：首先，词是燕乐的产物，燕乐大盛于开元、天宝年间，这是词的发展中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也可以说是词的雏形阶段。这时的燕乐歌辞，大约在民间已有不少是按曲调来写而长短不齐的了，但文人的创作，基本上还是齐言的，演唱时往往需要经过一定的处理。到了中唐，自觉按曲谱作词的文人不断增多，词在这时才能说正式成立为一体。
下面从二条线简单看一看词在雏形阶段的情况。
燕乐中很多曲调本来就是民间歌谣的曲调，而民间歌谣本来就是有曲有辞的，这些为曲而配的歌辞很可能原来就是长短不一或用衬字的形式。唐高宗时人许敬宗说：
窃寻乐府雅歌，多皆不用六字。近代有《三台》、《倾杯乐》等艳曲之例，始用六言。（《上恩光曲歌词启》）
可见民间早已根据曲调的要求填写新形式的歌辞。《旧唐书·音乐志》说宫廷中“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歌”，应当包含了不少这一类型的歌辞。近代在敦煌发现的钞本曲子词，有很多是因乐作辞的。其产生年代早晚不等，其中有一部分是玄宗时代的作品；它们的作者，可能包括了乐工、歌女、普通百姓以及无名文人。这些歌辞在结构上有长篇联章的，如《十二时》、《五更转》，也有单独成篇的，如《捣练子》、《菩萨蛮》；句式有长短不一的，也有比较整齐的；各种词调的篇幅也是或长或短。此外，在演唱体制上，有对话体的，如《捣练子》（孟姜女），有夹杂各种表演形式的，如《酒泉子》（犯皇宫）。可以看出，这些歌辞都是配合或依照音乐演唱要求而变化其形式的。
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不仅说明了因乐写词的燕乐歌辞乃是词这一文学体裁的源头，而且保存了词的初始形态与内容特征。首先，由于燕乐是上至宫廷、贵族，下至民间都喜爱的音乐形式，所以它的歌辞内容十分庞杂，“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但它作为一种娱乐的艺术，更主要的还要让人感动，让人爱听，所以抒情、伤感的成份较为浓厚而严肃的社会政治、伦理内容相对要少。以《云谣集杂曲子》这唯一保存较完整的曲子词选集为例，可以看到“访云寻雨，醉眠芳草”的怡悦内容和征夫思妇、离愁别恨的伤感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与后来词的发展在题材上的偏向有相当重要的关系。其次，由于现存的敦煌曲子词大多是民间创作，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自然朴实、感情直率、生活气息很浓的作品，例如《望江南》：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充满了怨怼愤激的情绪。而另一首《鹊踏枝》，则借思妇与喜鹊的对话，似怨非怨地写出了征夫之妻盼望亲人回归的心情，语言在轻快风趣中又透出苦涩。再一首《菩萨蛮》，则连举出青山烂、水上浮秤砣、黄河枯、白天见星星、北斗转向南、三更见太阳等六件不可能的事来表白爱情的坚贞，让人想起汉乐府《上邪》那种炽热的感情。这些曲子词的语言也很俚俗生动，如“两眼如刀”（《内家娇》）、“把人尤泥”（《洞仙歌》）的情态描写，“看山恰似走来迎。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浣溪沙》）的景物描写，都很传神。总的说来，敦煌曲子词与后来文人创作的词还是不太一样的，前者感情真率浓烈，语言朴素生动，但未免韵味不足；后者感情委婉细腻，语言精巧典雅，但未免有些做作。
唐代燕乐歌辞的另一来源是文人的诗歌。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雪天一起到旗亭小饮，遇上一群梨园伶人与歌妓在唱曲，他们便暗中打赌，看歌妓所唱曲词中谁的诗多，结果第一个唱的是王昌龄的绝句“寒雨连江夜入吴”（《芙蓉楼送辛渐》），第二个唱的是高适的绝句“开箧泪沾臆”（《哭单父梁九少府》。案原诗为五古长篇，或当时歌者截前四句为一绝），第三个唱的是王昌龄的绝句“奉帚平明金殿开”（《长信秋词》），最后压轴唱的是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凉州词》），这就是有名的“旗亭赌唱”故事。宋代王灼《碧鸡漫志》中说：“以此知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这一类诗主要是五七言绝句，而尤以七绝为普遍。
这些诗在文人那里原来是文字的创作，它们怎样和音乐相配合呢？看来，唐代某些乐曲的曲拍声调与诗尤其绝句相合的似乎不少，如现存唐人《竹枝》、《浪淘沙》、《杨柳枝》等曲调的歌辞，现在看来与格律诗并无多少区别。在一些大曲中，大概也有比较严整、可以直接用五、七言绝句填入的段落。如《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为杜甫七绝《赠花卿》，《明皇杂录》所载《水调》为李峤七古《汾阴行》的末四句，或许就是这种情况。但同时不难想象，以诗入曲必然也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就需要作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等；据宋人沈括、朱熹等的解释，在唱这些齐言的歌辞时，还需要加入“和声”、“泛声”，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这最终导致文人直接按曲拍作词，如刘禹锡就在其《忆江南》二首题下注明：“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诗入曲，影响了曲子词的抒情趋向，也改变了它的语言风格。从现在可考知的曾入乐的诗歌来看，以五、七言绝句居多，内容大多数是吟咏山水、抒写怀抱，或反映朋友情谊、别愁离恨的，很少有严肃的社会政治内容。这一方面是由燕乐的娱乐性质所决定，另一方面唐人绝句也确实重在抒情，不像古体歌行和长篇排律那么爱插足社会重大问题。这些诗一般说来，语言都浅显而精炼，韵味悠长，很适合于樽前花间、渡头长亭的演唱。而文人开始大量创作词的时代是中晚唐，此时抒情短诗更加敛约精细、曲折含蓄，这对从民间转入文人手中的词的风格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词逐渐形成显著的艺术特点：内容以抒写日常生活的情感为主，意境比较细巧，表现手法比较委婉，语言比较凝炼精致；诗歌特别是歌行、排律等诗体中大开大阖的结构，粗放、质朴的语言，在词中是少见的。
第二节 唐代文人词的创作
盛唐文人所写曲子词基本上都是整齐的五、七言形式，但个别也有是长短句的，如唐玄宗曾作有《好时光》，传说大诗人李白也写过《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词究竟是否李白作，向来争执不下，故在此不作详论）。但是，文人真正认真地倚声填词，则是在中唐才开始的。
据说，大历十才子中的韩翃在怀念失散的姬妾柳氏时曾写过一首《章台柳》：
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而柳氏听说后，则回答了一首《杨柳枝》：
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前一首实际上依的是《潇湘神》仄韵曲调，后来因为这首词太出名，所以常称《章台柳》，后一首又名《折杨柳》。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很难说，不过，这时依乐曲格式来写词的风气确实已在文人中兴起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张志和《渔父》、韦应物《调笑》、戴叔伦《调笑》等。
张志和，金华人，生卒年不详，他曾待诏翰林，后退隐山林，自称“烟波钓徒”。《渔父》五首，据说是他在湖州一次由颜真卿主持的宴会上所作的，其中最被人传诵的是第一首：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首词中白、红、绿等明丽的色彩及富于江南特色的鹭鸟、鳜鱼、桃花水、斜风细雨，构成了一幅精美的画面，流水般的韵脚和轻快变化的节奏，又使它读来流畅而轻盈，词中渗入了淡泊闲适的情感，则令人感到作者悠远旷达的人生情趣。因此，它迅速传播开来，不仅后来唐宪宗闻名而“写真求访”（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就连日本的嵯峨天皇、智子内亲王及滋野贞主也写了和词若干首。韦应物的《调笑》二首，其一是：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写的是边塞，通过一匹骏马焦躁不安的形象，烘托出一种迷惘、悲壮、忧虑的复杂情绪氛围。韦应物充分运用了这个词调的急促节奏和反复重叠句式，将它与词的内在情绪节奏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元和年间以后，文人填词便逐渐多了。王建的《三台》写扬州商人与妇人的长久分别，诙谐生动，很像六朝的吴歌；
《调笑》写宫中女子的憔悴与寂寞，也颇幽怨动人。白居易、刘禹锡二人也写了不少小词，像白居易著名的《忆江南》①：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①旧题白居易作的《长相思》（“汴水流”）据研究者考证，非其所作。
中间两句把春日江岸与江水景色写得极其明丽鲜艳。另一首《花非花》，据说是他自己作曲填词的：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写得朦朦胧胧，自有一种惆怅在其中。刘禹锡应和白居易的《忆江南》虽然不能与白居易原作相比，但另一首《潇湘神》却写得极好：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末句尤其写得含蓄而富有韵味。
统观从初唐到中唐的文人词，我们不难发现，第一，由于依曲调调式填写词的风习渗入文人阶层不久，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人运用曲调的范围还比较狭窄，就现存资料看，文人词较常用的是有限的十几个曲调，如《一七令》、《忆长安》、《调笑》、《三台》等；相当多的词作还是齐言体（即五言或七言四句），大约要经过改编、增加叠数或泛声才能入乐。第二，文人词在语言上一方面沿用了曲子词平易浅近，诙谐生动的特色，如王建《三台》写商贾与妻子“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等，但另一方面则开始挪用了近体诗的语言，写来精致凝炼、细腻华美。如刘禹锡《忆江南》中的“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柳宗元《杨白花》末二句“茫茫晓日下长秋，哀歌未断城鸦起”，都具有文人诗的特点，绝非俚词俗谣可比。虽然燕乐曲调原本也用文人诗句入乐，但那毕竟只是乐工歌伎的借用，如今文人开始填词，这样，文人诗的语言以及思想情感便开始渗入词中，使词逐渐脱离了原来的纯朴真挚、朴素生动但又粗糙简陋的原始状态，形成了一种正式的文人文学体裁。
晚唐温庭筠的词，可以说是文人词成熟的一个标志。
与温庭筠同时代的不少诗人都填过词，如杜牧有《八六子》，是现存唐代文人词中最早的一首长达九十字的中调，又如皇甫松，词作数量更多，他的《摘得新》、《竹枝》、《梦江南》等，也都写得绵密精致。但是，在当时真正热心于填词而又对后世文人词的语言、题材、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却只有温庭筠。
据《旧唐书》等记载，温庭筠是一个不修边幅，才思敏捷而又精通音律的文人，他在仕途上并不顺利，却与当时“新进少年”即初出仕的年轻文人和歌妓打得火热，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才促使他大量地倚声填词。他现存有六七十首词作，所含曲调达十九种，其中如《诉衷情》、《荷叶杯》、《河传》等，句式变化大，节奏转换快，与诗的音律特点差别很大，必须熟悉音乐，严格地“倚声填词”，才能创作。以《河传》为例：
湖上，闲望。雨萧萧，烟浦花桥路遥。谢娘翠娥愁不销，终朝，梦魂迷晚潮。荡子天涯归棹远，春已晚，莺语空肠断。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
这首词所用句式，二、三、五、七字不等，都是由音乐调式决定的。以上片为例，似乎可以读成七、六、七、七字的句式，但由于曲调的内在规定性，必须断开，因而韵脚的讲究也与诗歌格律完全不同。像头两句“上”、“望”，末二句“朝”、“潮”，都要连韵。这种句式错落参差，韵脚密集多变，节奏转换复杂的形式有其与诗不同的韵律美，作者也正是从词的特殊格律来安排文字的。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曾说：“《河传》一调，最难合拍，飞卿振其蒙，五代而后，便成绝响。”在促进文人对词的特殊声律模式的推敲与运用这一点上，温庭筠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通常都把下面这首《菩萨蛮》作为温庭筠的代表作：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这首词以艳丽细腻的笔调描画了一个慵懒娇媚的女子晨起梳妆的情景，末句以“双双金鹧鸪”反衬女子的孤单，含蓄曲折。词调两句一转韵，或平或仄，节奏纡徐回环，与词境相映互衬，应该说在字面推敲、篇章布局、音乐节奏上都很成熟。
从这首词中确实可以看到温庭筠词的特点。他的词题材狭窄，所写几乎都是男女思慕或离愁别恨之情，像《菩萨蛮》十五首，大体都是写“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音信不归来，社前双燕回”之类的情怀。词本来是娱乐性的艺术，有偏重风月艳情的习惯，而温庭筠把它更推进了一步。同时，由于温庭筠颇有些贵游才子的风流浮浪习性，对以女子为主的描写对象的心灵缺乏深切细致的理解，而常常以观赏的态度描摹她们的体态、衣饰及一些外在举止。而且，像玉钗、翠钿、眉黛、蕊黄这一类对女性装饰的描述，在许多作品中反复出现，看起来色泽明艳，细读之后，却觉得单调而缺乏韵味。当然，也有一些是写得很不错的。如《菩萨蛮》第十一首表现女子的相思惆怅：“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以雨后斜阳、杏花零落这样凄凉而又艳丽的意象，衬托女子的一怀愁绪，有着特殊的效果。再如《更漏子》下半阕：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室外梧桐夜雨声点点滴滴，好像把绵绵不绝的凄寒之意注入人的心头，而为离情所苦的人彻夜难眠，便这样听滴滴雨声愁思到天明。这是写愁的绝唱，历来为人们赞叹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温词的构思技巧与语言艺术。温庭筠是第一个大量写词的文人，也是晚唐一个重要的诗人，所以他常常把晚唐诗歌中那种层次丰富，含意深婉，善于表现细腻的官能感受，色彩明丽，意脉曲折回环的特色移植到词里来，开拓了词的一个新境界。再则，温庭筠诗除了有李商隐相近的地方，还兼有姚合、贾岛那种善于锤炼词语、用自然意象表达微妙感受的长处，他把这种手段也用来写词，像“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菩萨蛮》之二）、“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之六）、“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之十）等，晚唐诗的风味很浓。而《玉楼春》一首：
家临长信往来道，乳燕双双掠烟草。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帐晓春鸡早。笼中娇鸟暖犹睡，帘外落花闲不扫。衰桃一树近前池，似惜红颜镜中老。
不仅词调的形式与诗较为接近，从语言的华丽、意象的密集来看，也很像温庭筠自己的诗。不过它也有词的特色。故明人沈际飞云：“实是唐诗，而柔艳近情，词而非诗矣。”（《草堂诗余正集》）。
当然，温庭筠词作中也有民间歌辞的痕迹，像《新添声杨柳枝》“合欢核桃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仁）”（其一），“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其二），《南歌子》“不如从嫁与，作鸳鸯”，或用双关语，或用巧喻，或直率痛快。
也有清新自然的白描笔法，如著名的《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频洲。”
毫无斧凿痕迹，结构疏朗连贯，情思幽渺悠长。但这并不是温词的主要艺术风格，温庭筠词的主要风格是音乐节奏韵律感强，语言华丽，色彩秾艳，意象细腻绵密，结构紧凑曲折，而题材内容单一，对外在形貌举止的刻画长于对内在心理的表现。
第三节 西蜀词人
温庭筠之后，写词的文人越来越多，到五代十国时期，倚声填词更蔚为风气。而西蜀与南唐二地，军事力量虽弱小，经济文化却是全国最发达的，因而成为词人荟萃的两大基地。
西蜀词人的词，大多数收在赵崇祚于广政三年（940）所编的《花间集》中。这部词集收录了唐代温庭筠、皇甫松以及韦庄、薛昭蕴、牛峤、毛文锡等十六位由唐入五代在蜀地作官或与蜀有关的词人的五百首词，所以他们常被称为“花间词人”。
《花间集》以温庭筠为首，收录了他六十六首词，欧阳炯在《序》中还把他的词与李白的词并称，这不仅表明对温庭筠这位第一个大量写作词的文人的尊重，而且也因为西蜀词人的创作基本上沿续了温词的方向，题材大抵以男女艳情或离愁别恨为中心，语言则如欧阳炯《序》中所说：“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一种艳丽精美的风格。不过，西蜀词人在描写男女情爱时，其大胆露骨的程度要远超过温庭筠。总的说来，《花间集》是一部带有宫体诗气息的词集，它因此受到后代具有正统意识的人们的严厉批评。
这一特点，既与词作为娱乐性艺术的性质有关，也与西蜀词人所处的环境有关。西蜀地区受晚唐中原战乱的影响较小，又一向繁华富庶，社会空气相应也就宽松些，而西蜀作为一个偏安一隅的地方性政权，其统治阶层既无力量亦无志愿统一天下，因此这里的文人也不以忠臣义士自居，做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他们更多的是在女性与酒中寻找个人心灵的安慰和满足，过着一种与温庭筠相似的放浪形骸的生活。
他们的词就是这一种生活的产物。
当然，具体分析起来，花间词还是有些区别。除了韦庄的作品后面另有论述外，这里面大约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描摹女子的体态或表现男女之情，只是流于表面，重在追求官能的刺激，而缺乏内在的深沉感情；另一种看起来同前一种相似，描写的大胆露骨触犯了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但其内在的情感是强烈而真实的，从文学意义上说是有生气的；第三种则不同，内容的表现较为约制，对女性的情感和心理有着细腻的理解，写得柔婉真挚。如牛希济的《生查子》：
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下阕把情侣别离难舍难分的情形写得十分生动，能让人感到女子愁肠萦绕，离恨无限，絮絮喃喃地送别而欲别又回头的情感起伏，末两句尤其回味无穷。
西蜀花间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韦庄。自温庭筠以来，文人词大都偏于绵密秾艳、柔软甜腻的风格，而韦庄在花间词人中却别树一格，与南唐词人李煜一样，为文人词另开了一个境界。
从词的题材与内容来看，韦庄与其他花间词人没有多大差别，某些作品的风格也相似。像“南望去程何许，问花花不语”（《归国遥》），“空把金针独坐，鸳鸯愁绣双窠”（《清平乐》），“人寂寂，叶纷纷，才睡依前梦见君”（《天仙子》），也写得细腻婉转；“绿云倾，金枕腻，画屏深”（《酒泉子》），“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江城子》），“云髻坠，凤钗垂。
髻坠钗垂无力，枕函欹”（《思帝乡》），也写得秾艳密丽。但韦庄在此之外，还用了另一种前人未有的风格写了同样的题材，我们看这两首：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有知。（《女冠人》）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女冠人》）
这里没有艳丽的辞藻，没有晦涩的象征，也不是那么断续曲折；它的语言明白，色彩清淡，全篇意脉流畅，通过一个连贯的心理过程描述，呈现了女子思念情人的浓烈感情，既不失词原有的细腻深婉的抒情风格，又把笔调改造得疏朗明晰。
正如后人所说，他“尤能运密入疏，寓浓于淡”（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这与韦庄的诗风也有关系，他的诗歌接近白居易，语言流畅平易，而不太使用艳丽的色彩。这种习惯用到词里来，自然显得与温庭筠一流诗人所写的词具有不同风格。他不长于“状物”即通过描摹景物来烘托气氛，而长于在描述对象心理、情感的过程中直接呈露意旨，因而他的词就比较多地运用结构疏朗、意脉流畅的白描方式。如《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这里完全从一个女子的角度来写，从眼中景，写到眼中人，心中意及意中情，不用华丽的词藻和多余的描摹，而直率地呈露了她的心理。紧凑的节奏与浓烈的情感，也配合得恰好。而最有名的《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全词无一句不明晰。上阕一二句借评述他人对江南的赞美写出自己对江南的眷念，三四句接着以典型的江南水光风光回应“游人只合江南老”；下阕不像其他词人那样拓开一层或转入一层，而是紧接上阕，一二句写江南女子的可爱，与上阕写景的两句呼应，三四句再回应“游人只合江南老”，在对江南美景的沉醉中写出人生的惆怅。同前一首一样，全词没有艳丽的色彩，没有绵密朦胧的意象，也没有断续跳跃的层次，而是色彩清淡、结构疏朗、意脉流畅，这就是韦庄与其他西蜀花间词人的不同之处。
第四节 南唐词人与李煜
南唐是建立在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带的小朝廷。据史书记载，由于地理条件优越，环境比较安定，南唐吸收了不少从北方流亡过来的劳力，使这里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出现了当时少有的繁荣气象。因此，不少文人也聚集在这里，过上了安定风雅的生活。北宋陈世修为冯延巳《阳春集》所作序中说：“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这其实代表了一种风气，而词这一用于弹奏演唱的艺术形式因此在南唐得到了发展。
南唐词人中以冯延巳、李璟和李煜最为出色。
冯延巳（903—960）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当过南唐中主的宰相。他的词以写恋情为主，也写一些别愁离恨和个人伤感，但在语言的运用和表现方法上，与花间词人不同，他比较注重心理体验，善于用清新的语言，通过自然意象与心理变化的表现来抒情，如《更漏子》：
雁孤飞，人独坐，看却一秋空过。瑶草短，菊花残，萧条渐向寒。帘幕里，青苔地，谁信闲愁如醉。星移后，月圆时，风摇夜合枝。
全词只用了一些最引人愁思的自然意象，通过主人公的视线变换、心理活动，传达了一种寂寞苦涩的心境。再如《归自谣》：
寒山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来朝便是江山隔。
全词以白、青为主要色调，勾勒出一幅江上送客图。山碧水清，芦花含霜，月色皎洁，没有花间词人的金碧艳红色彩，却正与别离时的愁苦心境相应；末句从送客拓开一层，遥想到明天将远隔万水千山，更令人平添惆怅。这种色彩、意象、语言与境界，在宋词中常常可以看到。
当然，冯延巳的词还介乎晚唐五代花间词风与北宋词风之间，不少作品还是带有秾艳色彩的。“玉筯双垂”、“金笼鹦鹉”之类的语辞也还常常出现，但他的词风已转向了清新流畅、深婉含蓄。后来北宋重要词人晏殊、张先、欧阳修都曾受他的影响。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他“虽不失五代风格”，但已“开北宋一代风气”。
据说，冯延巳有一次与南唐中主李璟闲谈，李璟引了他《谒金门》词中一句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冯延巳回答：“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见马令《南唐书·党与传》）这是词史上有名的佳话。李璟（916—961）字伯玉，是南唐第二代国君，他治国软弱无能，却有较高的文艺修养，词也写得很好，在他周围曾聚集了韩熙载、徐铉、冯延巳等文才之士。可惜他传世的作品很少，《浣溪沙》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首：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西风吹过花萎叶残的荷塘，引人注意到秋色萧条，进而想到人生与时光一起渐渐流逝的悲哀，这悲哀又投射到景物中，使景色更显出萧条衰凉，情与景的交叉回复，构成了上阕的情绪氛围。下阕用秋雨绵绵、梦境缈远、玉笙呜咽这样几个意象，构成一个声色虚实相交的意境，最后推出含泪倚栏的主人公，使全词悲凉凄清、惆怅伤感的气氛愈发浓烈。全词较少修饰，意象虽稍密，但毫不滞重，视境转换虽快，但意脉却流畅而不破碎。
李璟的儿子李煜（937—978）即李后主，字重光，是五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也是整个词史上一流的大家。他洞晓音律，工书善画，尤擅于作词。李煜的性格本来不合适做政治家，而南唐的军事力量也根本不能与宋相提并论，所以他二十五岁当了国君以后，只能在年年向宋朝称臣纳贡的情况下，苟安于一隅之地。当他三十九岁时，南唐终于为宋所灭，已经投降的李煜也被押到汴京，开始了半是俘虏、半是寓公的生活，过了两年多被宋太宗用毒药杀死。
李煜的前半生，尽管当的是宋朝附属国的儿皇帝，但毕竟是富庶的南唐的一国之主，生活相当豪华奢侈。他的词作的题材范围，也没有超出花间词人、冯延巳及其父李璟，或写宫廷生活及歌舞宴饮，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或是沿袭传统题材写男女恋情，如《一斛珠》（“晓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或写离愁别恨，如《采桑子》（“庭前春逐红英尽”）、《清平乐》（“别来春半”）等等；但当他成了亡国之君，被拘于汴京之后，“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王铚《默记》），亡国的悔恨，对江南故国的思念，伴着孤寂、悲凉的心境，使他的词转向了写思乡之情、亡国之恨，像《望江梅》（“闲梦远”）、《望江南》（“多少恨”）、《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以及著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
在李煜之前，冯延巳、李璟等人已经开始采用一些比较清新的文人语言及比较流畅的形式结构来写抒情的词了，这使南唐词风与西蜀词风有了一些差异。李煜早期的词虽说没有太大的创新，一些花间词人常用的秾丽光鲜的辞语典故也每每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但他还是沿着其前辈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更多地表现了一种与晚唐及西蜀花间词不同的风格。花间词的意象细密堆砌，意绪隐约，在镂金错玉、五光十色中呈现一种云遮雾罩、曲折回环的效果，但由于它注重的是视觉意象的外在描摹，而且跳跃性太大，所以每每显得零乱纷散，而李煜的词则流动清晰。他多以描述对象的心理活动、感情起伏为主线，把视觉意象贯穿在情绪主线之中一一呈露，意象与意蕴结合得十分自然。我们以花间词人牛峤的《菩萨蛮》与他的《菩萨蛮》相比，牛词作：
玉楼冰簟鸳鸯锦，粉融香汗流山枕。帘外辘轳声，敛眉含笑惊。柳阴烟漠漠，低鬓蝉钗落。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
李词作：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两首词写的都是男女幽会。牛词用语显然秾丽香艳，李词显然自然清新；牛词中，玉楼、冰簟、鸳鸯锦、粉、汗、枕、辘轳、柳阴、鬓、钗，意象重叠稠密，令人目不暇给，但相当多的是一种外在点缀，而李词则完全是一个连贯的动态过程，就连首句，也是为了构成一种气氛来烘托幽会之“幽”，而后面每一个细节，都通过女子偷跑出来的过程描写来形象地表现少女幽会时又惊又喜、向心上人撒娇的微妙情感。字面虽仍显得华丽，却没有妨碍抒情。再以花间词人魏承班《渔歌子》与李煜的《清平乐》比较，魏词如下：
柳如眉，云似发，鲛绡雾縠笼春雪。梦魂惊，钟漏歇，窗外晓莺残月。几多情，无处说，落花飞絮清明节。少年郎，容易别，一去音书断绝。
李煜词如下：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两首写的都是女子春日里思念远人的离愁别恨。魏词上阕除了“梦魂惊”外，用了许多词藻来描摹女子的容貌与她所处的环境，而与主题联系并不紧密；李词上阕则一下子便揭出“别”这一主题，而在写外部环境时，实际上是在写人的心理：
相思之情尤如雪花般飞舞的梅瓣，令人烦乱惆怅，这烦乱惆怅又如落花拂了又满似地绵绵不绝。下阕，魏词显得有些粗率，而李词则很细腻；魏词下阕与上阙构不成一个意脉连贯的完整氛围，而李词下阕则紧接上阕，末两句以春草无际来形容离恨不绝如缕而难以排解，以“更行更远还生”与上阕“拂了一身还满”相呼应，烘托出一腔绵绵愁绪。因而，李煜的词在语言、意象上显得清新，在结构、意脉上显得完整连贯，不仅注重外在视觉感受而且更注重内在心理描述，不仅注重静态物体而且更注重动态过程，因此抒情内涵更丰富，表现力更强。
代表李煜最高成就的是他的后期词，主要是写亡国的愁苦、悔恨和绝望。据说下面这首《破阵子》写于他亡国之时：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显然这首词有软弱的儿皇帝的可怜相，但这是他从一国之君一下子变为阶下囚时最真诚的自白了。他过去写情人幽会，写男女离愁，写旷逸情致，其实不全是他作为国君的真实生活内容，有许多是通过揣摩他人的心理写出来的，毕竟隔了一层，有时不免有点做作。而亡国之后的愁苦、悔恨、绝望，则是他自己亲身的体验，真情的流露，因此，便更真挚，更深切。无论是《相见欢》中抒写的时光倏忽、人生长恨，还是《乌夜啼》中所叹息的往事成空如一梦；无论是《浪淘沙》中“一任珠帘闲不卷”的满怀愁绪，还是另一首同调中的“梦里不知身是客”的伤感，都源自他那“一江春水向东流”似的内心感情，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
出自真情的词并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何况李煜周围此时也没有了那金镶玉砌的凤阁龙楼、肌雪肤明的春殿嫔娥了，因此，李煜后期词便完全脱去了秾丽色彩与脂粉气味，也减少了对于感情直接显露的阻碍，使胸中的真情一泄而出，如《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上阕虽写景，但这大自然的岁华变迁无一不是抒写人生的岁华变迁，朝雨晚风苦苦相逼，摧残着春意，也销磨人的青春；
下阕写人，而人也与自然一样，在风风雨雨中韶华消尽，所以末句说“人生长恨水长东”。没有一点秾丽香艳的修饰，没有一点镶金嵌玉的词藻，完全是直率地倾吐情怀。并不是说真情的抒发便不需要语言的锤炼和修辞的琢磨，但语言上过分的雕琢、过分的罗列、过分的修饰会造成读者注意力的分散，使读者注意外在的描摹而减弱了阅读时凝心观照中的移情体验，因此，写情的词很忌讳过分艳丽的词藻与过分密集的意象。李煜的词在这一点上把握得极好，他多采用白描手法，自然流畅地表达某种情思，如著名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语言是清晰的，意境是透明的，它不依靠外在的描摹来烘托气氛，而是以自己的心境去观照事物、想象事物，使一切都笼罩在他的故国之思中。这样，词中所用的意象就在“情”的贯穿下，构成了和谐完整的意境。再看另一首著名的《浪淘沙》：
帘外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首词的层次比上两首丰富一些，变化也多一些。先写帘外雨，春意渐去，渲染出一种令人怅惘的氛围；再写睡，五更时寒意侵人，静谧而凄清，梦醒忆梦，梦里唤起的往日的欢娱恰与醒后孤寂相映，梦中贪欢心境恰与醒时悔恨痛苦心境相对，表现出一种悔恨的复杂情绪。下阕拓开，写凭栏远眺，与梦境相配合，写自己亡国之恨，最后以无可奈何的一声长叹收束，又与上阕开头相呼应，写出一种涵意复杂的“春去也”的悲哀。这首词也完全是以主体的心理活动的呈露来贯穿意象，即以情御景的，结构回环往复，首尾呼应，给人以清晰完整而流动的感觉。
应该说，李煜前后期词在艺术上是有一致之处的，即它以动态的呈露为词的意脉，因而使词显得流畅连贯；它以抒情为词的目的，因而词中不多用辞藻；它的意象选择得很精心，常能与情感表现融为一体；它的结构设计也很巧妙，能使词的感情基调鲜明突出。但是，前期词题材比较陈旧，语言上受唐五代词人影响较多，而且有些并非出自切身体验，所以不易深入。后期词则发自内心，写的是从未有人写过的作为亡国君主的故国之思，而词中流露的，又主要是追惜年华、感慨人事变迁无情、哀叹命运等容易引起普通人共鸣的情绪，因此艺术感染力大大加强；更由于他采用了唐五代词人少用的白描手法，以清新的语言写情，因而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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