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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是唐代社会高度繁盛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代。唐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准备和酝酿，至此终于达到了全盛的高峰。虽然，在唐诗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中，盛唐为时最短，其成就却最为辉煌。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伟大的诗人李白，还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优秀诗人。许多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诗篇，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热情洋溢、豪迈奔放、具有郁勃浓烈的浪漫气质，是盛唐诗的主要特征；而即使是恬静优美之作，也同样是生气弥满、光彩熠熠的。这就是为后人所艳羡的“盛唐之音”。
第一节 张说张九龄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王勃集序》）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说（667—731）字道济，又字说之。自武后时代起历仕四朝，玄宗时任中书令，封燕国公。玄宗本人颇有标榜崇儒复古的意识，但实际上他对文艺有浓厚的兴趣和较好的修养，并不以狭隘的功利眼光来看待。所以，就他的态度在文学领域所起的客观作用而言，主要是阻遏了专事辞藻雕饰的浮华倾向。如《新唐书·文艺传》所说：“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而张说作为玄宗长期信任的辅弼大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开元十三年，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并扩大规模，增设学士，以时任中书令的张说知院事。而张说“喜延纳后进”（《旧唐书》本传），张九龄、王翰等许多著名文士均常游其门下。他实际成为盛唐前期文学界的领袖人物。有《张燕公集》。
张说在玄宗励精图治、国力空前强盛的开元前期出将入相，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一生事业获得极大成功，他的诗主要抒写以王霸大业自许的怀抱。诗歌的语言比较质朴，有时显得粗率，总体说来，艺术成就不是很高。但是，诗中充满豪放自信的情调，显示出具有非凡才略的政治家的风采和气度。如《巡边在河北作》说：“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令人感受到以功业追求不朽人生的豪情。即使在贬谪岳州期间，他对此仍不能忘怀。《岳州看黄叶》写时序之感：“白首看黄叶，徂颜复几何。空惭棠树下，不见政成歌。”暗以西周大政治家召公自况，失意中依然透出劲健之气。
出于同样人生志趣，张说喜欢吟咏各种杰出人物。他在许多诗篇中，对曾在历史上建立殊勋的樊姬、商山四皓等极表仰慕之忱；《五君咏》更直接讴歌了魏元忠、郭元振等功名显赫的当代人物。在这方面，张说写有他最著名的代表作《邺都引》：
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虚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睌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这首七言歌行写得豪放而不觉粗率。诗中对于古人壮举伟业的缅怀，其实正是诗人自己理想怀抱的写照。比起初唐卢、骆等人的歌行，此诗变铺陈为简洁凝炼，意象更见集中，以气运词的飞跃力量也更为充沛。所以沈德潜评此诗云：“声调渐响，去王杨卢骆体远矣。”（《唐诗别裁集》）意思指它更接近了盛唐歌行的风格。
总之，在张说的诗歌中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这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考虑到他的领袖群伦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其诗作的意义就更显得重要了。
张说又以文章著称。当时朝廷著述，多出他与许国公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李肇《唐国史补》）。他的文章质实素朴，往往在俊爽的文字中展现宏伟的气势。许多在过去习惯以骈体写作的文字，他变为骈散相间，以散为主。这和陈子昂的文章一样，透露了唐文由骈入散的最初消息。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他为张说所奖掖和拔擢，张说去世后，他又于开元二十二年辅佐玄宗为宰相。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他深为时人所敬仰，王维、杜甫都作有颂美他的诗篇。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提拔王维为右拾遗；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献给他，未能如愿，晚年追忆，犹觉得可惜（见《八哀诗》）。
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有《曲江集》。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之一）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以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
其一云：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以芬芳的兰、桂喻贤者不随俗、不求悦于人的内美。其七咏橘，在屈原《橘颂》赞美独立不迁之人格的喻意中，又增之以用世济人的衷怀，立意更见丰厚。组诗之八、之九又以美人托喻：“美人何处所，孤客空悠悠。”“美人适异方，庭树含幽色。”用来抒写恋阙之心和矢志不渝的操守。这些诗篇受楚辞的影响较多，但情辞委婉，在古典传统上，可以说是兼有“风”、“骚”的情韵。
张九龄夙好山水清赏，喜表现风清月朗的江山与孤高清莹的襟怀的契合。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这就使他的一些写景诗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极貌写物、工于形似的表现手法，而在主客观的交融中大力加强抒情意味。
他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西江夜行》：
遥夜人何在，澄潭月里行。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外物寂无扰，中流澹自清。念归林叶换，愁坐露华生。犹有汀洲鹤，宵分乍一鸣。
《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这些诗中所展现的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诗薮》）又说“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同上），认为他下开孟浩然、王维等一路的诗风。这是十分中肯的。
第二节 孟浩然王维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主要活动于开元年间。他大半生居住在襄阳城南岘山附近的涧南园，中年以前曾离家远游。四十岁那年赴长安应进士试，落第后在吴越一带游历多年，到过许多山水名胜之地。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贬荆州刺史，孟浩然曾应辟入幕，不久辞归家乡，直至去世。有《孟浩然集》。在盛唐诗人中，孟浩然是年辈较早的一个，其人品和诗风深得时人的赞赏和倾慕。李白《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于此可见一斑。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诗中取材的地域范围相当广大。
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经历长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诗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和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
孟浩然在旅程中偏爱水行，如他自己所说：“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他的诗经常写到漫游于南国水乡所见的优美景色和由此引发的情趣，如：
落景余清晖，轻桡弄溪渚。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耶溪泛舟》）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万山潭作》）
诗不仅起着纪实的作用，而且融和了诗人新鲜的感受和天真的遐想。在他的眼光中，无论是沐浴在夕照清辉中的人物，还是嬉戏于水下岸边的鱼兽，寓目所见的一切，仿佛都化作会心的亲切的微笑。这些诗境，确有晶莹剔透之感。
孟浩然山水诗的意境，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但是他也能够以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庐山》中：“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是匡阜，势压九江雄。黤黕凝黛色，峥嵘当曙空。
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清人潘德舆以此诗和《早发渔浦潭》为例，说孟诗“精力浑健，俯视一切”（《养一斋诗话》），正道出了其意兴勃郁的重要特征。
盛唐著名诗评家殷璠喜用“兴象”一词论诗，在评述孟浩然的两句诗时，也说“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见《河岳英灵集》）。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重“兴象”其实也是孟浩然诗普遍的特点。这通过几首不同的作品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山暝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
这三首诗都写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异。第一首作于孟应聘入张九龄幕府时。他为自己的抱负能够有一试的机会而兴奋，曾写下“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之类诗句。正是这种昂奋的情绪，使他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气势磅礴的名句。第二、三首均作于落第后南游吴越之日，前者以风鸣江急的激越动荡之景写自己悲凉的内心骚动，后者则以野旷江清的静景写寂寞的游子情怀，它们的神采气韵是很不相同的。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这是孟浩然写景诗的重要贡献。
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语淡而味终不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他的一些诗往往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功力。例如他的名篇《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通篇侃侃叙来，似说家常，和陶渊明的《饮酒》等诗风格相近，但陶写的是古体，这首诗却是近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一联句，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树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环境。还有那一首妇孺能诵的五绝《春晓》，也是以天然不觉其巧的语言，写出微妙的惜春之情。
另外，孟浩然在诗体的运用上往往突破固有程式的拘限，读来别有滋味。例如《舟中晓望》诗，平仄声律全合五律格式，但中两联不作骈偶，似古似律。胡应麟《诗薮》认为此类诗“自是六朝短古，加以声律，便觉神韵超然。”又如《夜归鹿门山歌》：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夜来去。
这是一首歌行体的诗，但通篇只是把夜归的行程一路写下来，不事铺张。其篇制规模类似近体，并吸收了近体诗语言简约的特点，而突出歌行体的蝉联句法，读来颇有行云流水之妙。
这些出入古近的体格饶有洒脱自在的情致，也是孟诗创造性的表现之一。
王维（700？—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是在盛唐时代文化全面高涨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他精通音乐，早年曾为大乐丞；书法上他兼长草、隶各体；绘画才能尤为特出，他曾自负地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而后人甚至推许他为南宗画派之祖。他的文学创作就是建筑在这样全面的艺术修养之上的，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王右丞集》。
王维诗歌的风格、情调，前后期有明显的不同。这种变化与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形势有重要关系。在前期，他怀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写出了不少意气风发、充满豪情的诗篇。他在《不遇咏》里自述其志云：“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在《少年行》其一、其二中，对少年意气进行了热烈的礼赞：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即使是《老将行》里的主人公，也是老当益壮的英雄，一旦边境有事，“犹堪一战立功勋”。他还反复表述了布衣寒士在政治上的要求，如《夷门歌》热情赞颂了战国信陵君礼贤下士的作风，和侯赢、朱亥乐为知己者用、不惜以身命相酬的慷慨意气；而《西施咏》、《洛阳女儿行》则以比兴托意的手法，抒写了寒士失志的不平。开元末年，有“贤相”之誉的张九龄被李林甫取代，这一人事更迭潜伏着政治的危机。作为诗人的王维对此是敏感的，他于是转而以半仕半隐的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精神上的逋逃薮，对佛教禅寂之说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因此，王维后期的诗歌并未朝“使气公卿座，论心游侠场”（《济上四贤咏》）的豪荡方向发展，而多吟咏寄情山水间，“已闻能狎鸟”（同上）的情趣，和社会政治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即使如此，王维的诗与盛唐时代具有浪漫气质的总体文化氛围仍有相一致之处。在山林溪壑之中，既寄托着诗人高尚其志、不与俗世合流的人生理想，也倾注了他对自然之美的衷心喜爱。包括那些体现禅宗哲理、给人以极端幽静之感的诗篇，同时也有生趣盎然、鲜洁明丽的意境。如《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直到安史之乱发生，王维被迫任伪职，后又因此受到朝廷的处分，乃心灰意冷，专以焚香禅诵为事，诗歌创作也告衰微。
诗歌到盛唐已经众体皆备，王维于各种诗体无所不长，堪称全才。他被人称为“五言宗匠”，今存数量也最多。其中五古如《送綦毋潜落第还乡》、《渭川田家》等，五律如《山居秋暝》、《观猎》、《使至塞上》、《终南山》、《汉江临眺》等，五绝如《辋川集》二十首、《鸟鸣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七言诗中，七绝《送元二使安西》和《伊州歌》为当时的梨园乐工广为传唱，七律《积雨辋川庄作》被后人誉为“得山林之神髓”、“空古准今”，取为唐人的压卷之作（《王右丞集笺注》引澹斋翁语），七言歌行也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如《同崔傅答贤弟》，全诗“写疏荡于队仗之中”（《唐诗别裁集》），极具跳宕飞跃的力量，洋溢着一往无前的青春气息。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中，论五、七古以王维为名家，五、七律和五绝以王维为正宗，七绝以王维为羽翼。其实，王维所写的六言诗、杂言体乐府和楚辞体等，也莫不具有深厚的造诣。就这一点而言，王维可说是盛唐时代表了各种诗体所达到的成就的一个全面的典型。
王维对各种不同的题材的驾驭和把握亦复如此。他现存的边塞诗有三十余首，艺术处理上往往表现出高度的概括力，如《陇西行》：
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
在险急的军情后面略一点景便戛然而止，把酷烈的酣战场面一并隐去，全部付诸读者的想象。全诗以歌谣式的明快节奏起头，收煞处截断众流。突兀的起结造成了饱满的张力，用语寥寥而效果强烈。又如《陇头吟》：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落尽海西头。
诗中用“关”、“月”、“笛”这些边塞的典型物色，巧妙地绾合少年的壮怀和老将的悲哀，从历史的深度上写出一代代志士不断重蹈壮志难酬的遭遇，立意精警而意味深长。王维写相思别情的诗也很出色，他善于用民间歌谣的素朴语言和自然音调，表现出单纯而又隽永的韵味，如：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相思》）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杂诗》其二）
明朗活泼如日常生活的语言，却又那么新鲜、浑厚，传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情思，因此千百年来传诵不绝。
王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田园诗，他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和惊人才华，甚至掩盖了他在边塞诗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创作正是在诗情和画意的互相渗透和生发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艺术。
同样是追求浑然一体的意境，陶渊明、孟浩然的写景诗喜用简淡的笔墨，随意点染的表现手法，王维则讲究构图布局、设辞着色，常以彩绘的笔触传达出清丽丰润的美感。例如著名的《终南山》：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诗中的视角一直在变化：首二句概述山的绵延广袤的总貌；
三、四句由进山前的眺望，变为置身山中的环顾；五、六句是居高临下的俯视；末两句又下到林壑之间，极写溪涧萦回曲折之致。通过不同角度的观察，把这座耸立在中原的山岭的面貌充分展示出来。这种不固定在一个视点而力求把握景物整体境界的方法，正是中国山水画特有的构图方法，如宋人沈括所说：“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
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梦溪笔谈》）
为了求得诗中画面之美，王维调动了各种手段。他善于表现景物的空间层次，每每通过一些点睛之笔写出错落有致的纵深感和立体感，如“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田园乐》）、“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前者以“孤烟”、“独树”的细节勾勒拉开景的距离，后者则以群山连绵和数峰高耸构成横向与纵向的配合。他还善于敷彩。这些色彩并非是单纯的消极的涂饰，而是活跃地晕染着整个画面，清新鲜润，给人以愉悦之感。如“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西》）等等。王维还着意在动态中捕捉光与色变幻不定的组合，如“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北垞》）、“瀑布杉松常带雨，夕阳彩翠忽成岚”（《送方尊师归嵩山》）等，都富有灵妙的生气。前人说王维诗“在泉为珠，着壁成绘（《河岳英灵集》）、“典丽靓深”（元范梈《木天禁语》）等等，都指出了他的诗特别富于视觉之美的艺术个性。
当然，诗与画毕竟是不同的艺术，它既不能取代画，也不应该停留在视觉形象的描绘上。王维的诗描绘景物，不仅有观察细致、感受敏锐之长，而且善于表达微妙的心理感觉，传达绘画所不可能达到的特殊效果，如下面两首诗：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
细雨中的碧苔和湿润的青山，在诗人的幻觉中翠色欲滴，仿佛荡漾开来，弥漫为一派绿的氛围。这种空际着笔，若有若无的写法，尤其具有神韵，是唯知巧构形似的诗人所远不能及的。他的《汉江临眺》则是在另一种角度上驰骋想象之作：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首二句在远望和遥想的结合中，把三湘九派连成一气；颔联又把所见江山的空间跨度扩展至无限，由实景化入虚白；颈联再以郡邑浮沉、天空摇曳的幻觉，极写水势的浩渺潏荡。如此空阔广大的境界，如此撼人耳目的动感和气势，是充分发挥诗歌艺术之特长，使虚实相生、“目击”和“神游”相融才能创造出的境界。
王维似乎常常凝神关注着大自然中万物的动、静、生、息，沉潜到自然的幽深之处，感悟到某种不可言喻的内在生命的存在。由此写出的诗篇，虽并不用说理的文字，却令人感到其中蕴涵着哲理，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作品。如《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这里，人闲、夜静、山空是从静态着手的，花落、月出、鸟鸣是从动态着手的，一个“惊”字唤醒了一个息息相通的世界。又如《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一些似乎是虚幻的声音和光影浮动着，山林因此而显得更幽静沉寂，但它却是有生命的。还有前面举出的《辛夷坞》，也有类似特点。
以上所涉及的例子，多为山水诗。王维的田园诗篇，以《渭川田家》最为有名：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这首诗用笔清淡自然，景物和人物笼罩在一片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引人神往。诗歌风格很近于陶渊明，但细读下来，却比陶诗来得精致。
山水田园诗在王维手中，得到一次总结和显著的提高。他的诗，既有精细的刻划，又注重完整的意境；既有明丽的色彩，又有深长隽永的情味；既包涵哲理，又避免了枯淡无味的表述，而且风格多变，极富于艺术创作性。他的成就，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和王、孟风格比较接近的，还有綦毋潜、祖咏、储光羲、裴迪、常建等人。他们生活在盛唐时代，都有不同程度的理想追求，如“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祖咏《望蓟门》），“邀以青松色，同之白华洁。永愿登龙门，相将持此节”（储光羲《酬李处士山中见赠》）等。不过隐逸生活是他们吟咏的中心。他们的诗歌多写山林、寺观，表现幽寂之景和方外之趣。“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裴迪《崔九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的向往，使他们对自然的美时有清新的感受，而“疏钟清月殿，幽梵静花台”（储光羲《苑外至龙兴院作》）的禅院道观，又赋予他们的诗歌以幽冷的氛围。
裴迪早年与王维、崔兴宗隐居终南，以诗唱和，今存诗中有《辋川诗》二十首，如：
落日松风起，还家草露晞。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华子冈》）
跂石复临水，弄波情未极。日下川上寒，浮云澹无色。（《白石滩》）
祖咏有《终南望余雪》诗，相传本是应试之作，五言八句方能完卷，祖咏赋四句即纳于有司，“或诘之，咏曰：意尽。”
（《唐诗纪事》）可见其对意兴的重视。诗曰：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储光羲曾写有《田家杂兴》八首，其宗旨是表现隐逸生活的乐趣，但不如《钓鱼湾》这样的小品亲切可喜：
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
常建、綦毋潜则好以光和影写幽深空寂的景象和感觉，如常建的“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宿王昌龄隐居》），“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题破山寺后禅院》）；綦毋潜的“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题灵隐寺山顶禅院》）等。常建的诗被称为“清而僻”（《诗薮》），他有些写景诗深僻幽寒，下开孟郊、贾岛一路，如“山暝学栖鸟，月来随暗蛬”（《第三峰》）、“寒虫临砌急，清吹袅灯频”（《听琴秋夜赠寇尊师》）等，而《昭君墓》、《王将军墓》、《古意》、《张公子行》等诗，其触目惊心的意象组合则又开了李贺的先声。殷璠《河岳英灵集》说他“初发通庄，却寻野径”，在当时的诗坛上可称别调。
第三节 王昌龄李颀
在盛唐诗坛上，有一批位卑而名高的诗人，他们在仕途上落拓不遇，但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却激荡着其诗情，使他们的创造才华喷涌而出。尽管他们在题材上各有侧重，在形式上各有擅长，但都能拓展诗境、别开生面，使初唐以来以“风骨”为号召的诗歌审美理想得以血肉丰满的表现。王之涣、王昌龄、李颀、崔颢就是其中几个年辈较早的杰出代表。
王之涣（688—742）字季淩，绛州（今山西新绛）人。他一生只担任过主簿、县尉等吏职，曾不屑于“屈腰之耻”而拂衣去官，天宝元年去世。据靳能在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中称，王之涣为人“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其吟咏从军出塞之作，“传乎乐章，布在人口”。由著名的“旗亭画壁”故事（事见薛用弱《集异记》）即可见其影响之一斑。王之涣今存诗仅六首，均是绝句精品，如《登鹳雀楼》①：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①此诗唐芮挺章《国秀集》作处士朱斌作，宋范成大《吴郡志》引唐张著《翰林盛事》云吴郡人朱佐日作。自宋初以来，《文苑英华》、《温公续诗话》、《梦溪笔谈》等都以为王之涣作。暂存疑。
前两句在辽阔无垠的画面上，以白日运转、河海奔流为生生不息的世界灌注了无限生气。后两句由实入虚，升华为不懈追求、进取不息的感情境界。通篇对偶而不觉其偶，用笔疏朗而气势恢宏。他的《凉州词二首》是唐代边塞诗的名篇，其一云：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苍茫云海中万仞高山围绕一座永无春色的孤城，写出绝域荒寒之苦。但诗中画面雄壮阔大，声调从容豪迈而不落于凄切，仍可见出英雄本色。诗歌因此获得了骏爽的意气和遒壮的风力。开元时期另一诗人王翰也有《凉州词》，与此篇可谓异曲同工。诗云：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纵然战死不归，何妨美酒先醉。其中并非没有痛苦，却压不倒豪荡磊落的壮怀。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京兆万年（今属西安市）人。他家境比较贫寒，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后改授汜水尉，再迁为江宁丞。一生曾两次被谪蛮荒之地：一次约在开元二十五年秋，他获罪被谪岭南；一次约在天宝六载秋，以所谓“不护细行”被贬为龙标尉。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避乱至江淮一带，被濠州刺史闾丘晓杀害。有《王昌龄集》。
王昌龄是盛唐时享有盛誉的一位诗人。他和当时著名的诗人几乎都有交游，孟浩然、李白、岑参、常建等都存有赠他的诗篇。殷璠《河岳英灵集》把他举为体现“风骨”的代表，誉其诗为“中兴高作”，选入的数量也为全集之冠。这些都可见他在诗坛上的地位。
王昌龄的诗以三类题材居多，即边塞、闺情宫怨和送别。
王昌龄的边塞诗有很高的艺术概括力，其着眼点往往不在于具体的战事，而是把边塞战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各个视角上进行深入的思考，以深刻的内涵，饱满的热情，突破了六朝以来边塞诗主要就乐府旧题加以敷衍的固有程式，使之更富于生气。
这些诗中有的热烈赞扬了前线将士舍身许国的豪情：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七首》其四）
亦不乏胜利的喜悦和自豪：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同上其五）
但诗人的眼光并不停留在这些地方，他还清醒地看到了他那个时代中战争的阴暗面。譬如说，那些义勇健儿往往是上层统治集团刻薄寡恩政策的牺牲品：“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同上其三）“功勋多被黜，兵马亦寻分。更遣黄龙戍，唯当哭塞云。”（《塞下曲》其四）“五道分兵去，孤军百战场。功多翻下狱，士卒但心伤。”（《塞上曲》）诗人在《箜篌引》中，还叙述了一个身经百战、屡建奇勋的少数民族将领，如何由于不能满足上司的贪欲而被诬害的悲惨遭遇。于是，边塞生活在王昌龄的笔下成为透视畸型的社会万象的一个窗口。而与此同时，他又把笔触深入到士卒的内心生活中去，开掘出征人戍士最普遍最典型的真切情思，如：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从军行七首》其一）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同上其二）
据《资治通鉴·唐纪》载，玄宗时，改府兵为募兵，兵士戍边时间从一年延至三年、六年，终于成为久戍之役，“天宝以后，山东戍卒还者十无二、三”。正是由于正视这种事实，诗人才不同于当时的许多文士沉溺在以边功取封侯的幻想之中，而更多地注意到战争给普通士卒带来的巨大痛苦。因此，他虽然肯定在保家卫国的意义上战争有其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面，然而对那些不以士卒的生命与鲜血为意、持宠寻衅、挑起战事以邀功的边将，则提出严厉的揭露与指斥。如《宿灞上寄侍御玙弟》一诗中，就鲜明地表示了对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的激烈反对，而主张不图远荒之地，改用“怀柔”方针。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王昌龄的边塞诗中，表现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自有史以来，在中国西北和北部广阔的边缘地带各民族之间发生过无数次血与火的冲突，这根本上是不同人类群体之间残酷的生存竞争，是这一土地上的人们难以摆脱的历史命运。王昌龄是意识到这一点的，试看《塞下曲》之二：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昔日”、“今古”点明这乃是一代一代重演着的历史悲剧，是民族命运的悲剧。诗中流露出对和平生活的热切向往，而又因在当时的条件下看不到使边塞战争彻底根绝的可能性，发出深长的叹息。在他的名作《出塞》诗中，相似的情绪以更精粹的语言表达出来：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诗被后人誉为唐人绝句压卷之作（见王世贞《艺苑卮言》），其原因就在它不但具有丰厚的内涵，而且唱出了时代的心声，诚如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所云，此诗“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堪称是王昌龄的力作。
擅长写雄健浑厚的边塞诗的王昌龄，同时又以情思婉绵的闺情、宫怨诗著称。他用比较新起的七绝体式处理这种传统题材，使人耳目一新。他善于提炼情思和物色，并把两者凝聚为鲜明的一点，凝眸注目处言语无多，而神情毕现。例如《青楼曲二首》其一：
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
末句只写少妇注视夫婿疾驰入宫，而自矜得意之情已尽在不语之中，王夫之评曰：“此善于取影者也。”（《薑斋诗话》）又如《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诗题为“闺怨”，偏从不知愁写起。有无忧无虑的轻快心情方有凝妆、上楼之举，然则没遮拦的浓丽春色又恰成了开启少妇内心奥秘的锁钥，诗情急转直下，回头方知少妇不是无愁，凝妆上楼不是无谓之举，而是由寂寞孤独的潜意识激发出来的不由自主的行为。“闺怨”的主题就在这种内心开启的过程中，被鲜明有力地揭示出来。他的《长信秋词》其三是写宫怨的名篇：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诗中通篇借用汉成帝妃子班婕妤的故事来写。但诗人无意于铺叙情节，这是绝句的篇制所无法容纳的，他着力于摄取焦点，捕捉最能点醒人物内心意绪的物色，这就是沐浴着朝阳的寒鸦。“奉帚”、“团扇”两句虽已点明人物身份，但只有到了第三句，在“玉颜”和“寒鸦”的强烈对照下，那“怨”字才呼之欲出，移情于物，而又托物言情，王昌龄宫怨诗大抵如此。
王昌龄写别情的诗也颇具特色，他好以“月”“雨”为主要意象，在迷离幽微的别愁中烘托出澄朗晶莹、心心相印的友谊。《芙蓉楼送辛渐》是这一类诗中的名篇：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诗作于王昌龄官江宁丞之日，诗人正遭谤议，况送至友远行，其凄切心情可知。临别所嘱，惟以玉壶冰心自明心迹。诗里的南国烟雨和兀然傲立的孤峰，既是景语也是情语。又如《送柴侍御》：
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武冈在龙标东南，其时诗人和这位柴姓的友人皆贬谪湘西，但诗中回避悲戚的愁态，用“青山”“明月”这样开朗的形象一扫天涯沦落的颓丧，展示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真挚情怀。
从诗体来说，王昌龄最擅长七绝。绝句本自南朝五言四句的乐府短歌演变而成，故五绝的成熟较早。七绝出现则稍晚，初唐时虽偶见佳作，一则数量不多，尚未蔚成风气，二则尚未完成自家体格，有的作品似从较长的歌行或律诗割截而成。大力用七绝写作，并使之神固气完、奠定其在诗坛上独立地位的，王昌龄是有力者之一。他的七绝多达七十余首，约为存诗的五分之二。前人往往以之与李白并称，如明胡应麟《诗薮》云：“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王世贞也将王昌龄与李白的七绝并列为“神品”（见胡震亨《唐音癸签》）。清王夫之甚而推其为唐人七绝第一，在《薑斋诗话》中称“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颣。”这些意见允当与否姑且不论，但是王昌龄的七绝在唐诗发展过程中据有重要地位，而且成为后人的范本，是毫无疑义的。
和王之涣、王昌龄擅长绝句不同，李颀、崔颢等人则以古诗和歌行而著称于世。
李颀（690—753？），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家居颍阳（今河南登封），约开元二十二或二十三年进士及第，天宝中被任为新乡县尉，后退归家园，往返于洛阳、长安之间。殷璠说他“惜其伟才，只到黄绶”，可见他卒于《河岳英灵集》成书（天宝十二载）之前。有《李颀集》。
李颀以七古擅长。他今存的边塞诗数量不多，但境界高远，格调悲壮，与王昌龄有许多相近之处。不过王诗多绝句，表现上比较含蓄，李诗多用歌行，笔力更加奔放。例如他的《古意》：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能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
诗的主旨和王昌龄的“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是一致的，但李诗更富动作性和戏剧性，诗里用“三军泪如雨”的群体形象，把思乡的情绪表现得十分饱满酣畅。他的《古从军行》更为著名：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诗人放眼于历史上和亲与交战反反复复的现象，把笔触伸入到积怨不解的胡汉双方，最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不惜以百姓鲜血满足一己私欲的统治者。诗中对被征讨的“胡儿”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在唐人诗中不可多得，可说是把边塞诗的思想境界提到了新的高度。诗中以偶间散，押韵平仄互换的形式和卢、骆以来的歌行大体相承，但气势的动荡开阖却是新的发展。诗中大量运用双声叠韵和叠字，在节奏上又多变化，例如每两句的句尾轮换使用双音词和单音词，读来铿锵跳宕，韵味悠长。
李颀好以纵放奇诞的用笔和构想，描写生活中具有豪荡不羁性格的人物。他的许多送别诗，其实都是人物特写，诗人着意表现他们的骨鲠之气和狂傲性格，并将自己胸中的块垒一吐为快，如《别梁锽》诗云：
梁生倜傥心不羁，途穷气盖长安儿。回头转眄似雕鹗，有志飞鸣人岂知。虽云四十无禄位，曾与大军掌书记。抗辞请刃诛部曲，作色论兵犯二帅。一言不合龙頟侯，击剑拂衣从此弃。朝朝饮酒黄公垆，脱帽露顶争叫呼。……时人见子多落魄，共笑狂歌非远图。忽然遣跃紫骝马，还是昂藏一丈夫……。
又如《送陈章甫》，写陈的相貌，是“虬须虎眉仍大颡”；写陈的品节行事，是“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
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白云高。”这些诗都以写意的手法突出人物的精神面貌，用笔无多而声色俱现，而诗人对这些落魄人物的一往情深的赞许，又分明寄寓着愤激的牢骚不平之慨。
李颀和当时的许多艺术家有交往，他有《咏张諲山水》赠画家张諲，有《弹棋歌》赠善博弈的崔姓艺人，《赠张旭》对这位“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的书法家表示激赏，而描写音乐的诗篇更是出神入化，如《听安万喜吹觱篥歌》中写道：
……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枯桑老柏寒飕飀，九雏凤鸣乱啾啾。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
时而以听觉形象，时而又以视觉形象描写旋律的变化，化无形为有形。《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也是一首比喻联翩而出，运思奇特跌宕的佳作，其中“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以及“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等一系列描写，以奔放的想象力，表现了乐曲中丰富的情感变化。胡应麟《诗薮》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颀上述的诗篇正可见出歌行在盛唐诗坛上被广泛应用的活跃程度。
此外，李颀有一类诗取材神异，形象诡怪奇崛，又往往在叙述本事之后，忽作奇想，发以议论，在盛唐诗坛上颇为少见。其中取材于晋人温峤在牛渚矶秉犀烛照水族的神奇传说的《杂兴》诗，王闿运称为“文势极突兀，有辟易万人之概”（《论歌行运用之妙》）。这可能与李颀好神仙、慕道术有关，同时对盛唐歌行的跌荡多姿也提供了又一例证。
崔颢（？—754），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人，开元十年或十一年登进士第，早年曾漫游江南一带，一度在河东军幕中任职，后入朝为太仆寺丞，终于尚书司勋员外郎。他在当时享有盛名，如窦臮说：“时议论诗，则曰王维、崔颢”（《述书赋注》），独孤及在《皇甫公集序》中云：“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间”。殷璠说他“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河岳英灵集》）。他从军后写的《古游侠呈军中诸将》、《赠王威古》等诗，都以少年游侠的形象自况或喻人，具有豪迈勇武的气息，如《赠王威古》：
三十羽林将，出身常事边。春风吹浅草，猎骑何翩翩。插羽两相顾，鸣弓新上弦。射麋入深谷，饮马投荒泉。马上共倾酒，野中聊割鲜。相看未及饮，杂虏寇幽燕。烽火去不息，胡尘高际天。长驱救东北，战解城亦全。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
一场激烈的鏖战，在诗人笔下就像寻常的狩猎那样轻松，在顾盼自如间烘托出何等气概。他的七言歌行，有的上承卢、骆一路以赋法铺陈夸饰，如《渭城少年行》等；有的是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叙事诗，如《江畔老人愁》叙述一个贵族家庭在陈隋之际的破败过程，《邯郸宫人怨》写一个女子由入宫受宠到放归田里的遭遇，都是用悲剧性的题材抒写人世翻覆的感慨。这些诗，下启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韦庄《秦妇吟》一路，可说是歌行又一新变的先声。
崔颢以娴熟的歌行手法入近体，写出了被严羽称为“唐人七律第一”（《沧浪诗话》）的《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据说李白游黄鹤楼时，读到此诗，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另作《凤凰台》诗以较胜负（见《唐诗纪事》）。如果以严格的律体来衡量，这首诗头几句连用三个“黄鹤”，颔联又不规整，颇有“出格”之嫌。但从另一面说，为了情感的自由抒发而不惜打破定格，亦是一种创造精神的表现。
第四节 高适岑参
唐宋以来，高适和岑参是经常被人们并称的两位诗人。例如杜甫说：“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沧浪诗话》）辛文房说：“参……诗调尤高，……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唐才子传》）胡应麟说：“高岑悲壮为宗，王孟闲淡自得。”（《诗薮》）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诗风相近，都以“风骨”著称，他们都曾厕身戎幕，擅长以古诗尤其是七古的形式来写边塞题材，而且诗中充溢着感激不平之气。不过，这两位诗人同中又有异，在诗坛上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高适（704—765）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
高适一生的经历比较丰富。他早年生活困顿，二十岁时西游长安，开元十九至二十年间曾北上蓟门。以后约有十年滞留宋州，过了多年“混迹渔樵”的落拓浪游生活。四十六岁时应试举有道科中第，然仅得汴州封丘尉之职。三年后弃官，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充掌书记。安史之乱发生后，高适自骆谷西驰见玄宗，陈潼关败亡之势，又从玄宗至蜀郡，拜谏议大夫。至德元年（756），受肃宗命征讨永王璘，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此后数任地方大员。
代宗即位后，先后入朝为吏部侍郎、刑部侍郎，进封渤海县侯。《旧唐书》说他“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最坎廪不遇的是在第一次出塞前后的时期，那时他漫游蓟北一带，想投笔从军，但未能如愿，不得不在梁宋一带栖游，但这却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高潮时期。晚年做了大官后，虽也间有佳作，较之以前却不免有所逊色了。有《高常侍集》。
高适的性格狂放不羁，年轻时结交游侠，过着“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别韦参军》）的放浪生活；浪游梁宋时，也是“酒肆或淹留，渔潭屡栖泊”（《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行止不定。杜甫称他“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殷璠称他“性拓落，不拘小节”（《河岳英灵集》）。他又是具有纵横壮志和实际政治才干的人物，生平第一次任官（封丘县尉）即因与宏阔志向不合弃印而去。安史乱中他主动诣阙献计，又先后得到玄宗和肃宗的赏识，受命于危难之际。可见他志大才雄，并非好作空言之辈。
诗人的性格和经历反映在创作上，使他的诗歌具有沉雄深厚的特色。他对自己的抱负和才具充满自信：“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圣心思贤才，朅来刈葵藿。”（《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对历史上的英雄勋绩也不胜向往：“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因其如此，现实中的不遇使诗人格外愤激不平。在《效古赠崔二》诗中，他讥刺那些“邈然在云霄”的贵宦唯知游宴享乐，而有才之士只能沉沦草泽，揭示了布衣与权贵的对立。他渴望得到明主的见赏和重用，常借古代人事抒发自己的情怀。如《宋中十首》其一云：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诗中借西汉梁孝王延揽人才的史迹，寄托了知音难觅的悲哀，情调和陈子昂的《蓟丘怀古》诸作颇相仿佛。但是，坦荡不羁的性格使诗人即使在失意时也不失英雄气度，如《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
蹇步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
诗人壮怀激烈的性格，正是形成他雄健诗风的重要因素。
高适抱负远大，以“谋略”自许，又长期沉沦于社会中下层，使得他热心关切许多现实问题，并表现在诗中。譬如，他笔下的农村，已不复是孟浩然、王维诗里充满牧歌情调的桃花源，而是负载着不幸和痛苦的世界。像《东平路中遇大水》，写出了“虫蛇拥独树，麋鹿奔行舟。稼穑随波澜，西成不可求”的悲惨情状。诗人还进一步指出：人祸——尤其是沉重的赋税，更加深了民众的不幸：“惆怅悯田农，徘徊伤里闾。曾是力井税，曷为无斗储？”（《苦雨寄房四昆季》）这种带有为民请命意味的诗篇，在同时代诗人中并不多见。在边塞诗中，高适也敏锐地提出不少问题和主张。如《塞上》指出：“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反对应付一时的权宜之计，主张作好充分的准备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蓟门五首》其五就戍卒待遇之低，对统治集团的寡恩提出了抗议。而《蓟中作》则从塞外部族降而复叛的现象，进而对边将只顾拥兵自重，无意安边的事实表示了深切的忧虑。这类诗有较多的议论，作为诗而言未必佳，但从中可以看到诗人的胸襟。
高适的诗以古体见长，尤以七古为胜。他的古诗显然受到张说的影响。如张说有五古《五君咏》吟咏当代功业人物，高适则有五古《三君咏》，两诗的形式和主旨完全相同。张说的《邺都引》是七古名篇，高适也以七古写了《古大梁行》，显系步武前者之作。但高适的七言歌行更具创造性，历来被认为是诗中典范，如胡应麟称为“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诗薮》），宋育仁誉为“七言不祧之祖”（《三唐诗品》）。他的七言歌行不仅上承四杰以来歌行的体制，而且还吸取了汉魏古诗简老遒壮的特色，气势浑雄而飞跃自如，在驰骋纵横中以“筋骨”取胜，例如《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风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首诗突破了以前同题诗作铺陈、渲染征人思妇缠绵相思之情的格局，而大大开拓了歌辞的内容。举凡出征的军容、军情的紧急、塞漠的荒寒、战争的酷烈、军中的苦乐不均、战士的勇武、别离的悲怆、和平的祈愿等等，俱熔为一炉。诗中骈散相间的句式和平仄互换的用韵，以及援声律入古体的写法，和卢、骆以来的歌行并无二致，但局势的动荡排阖却非前人可比。诗人的笔触并不固定在某种单纯的情思上，而是在复杂的内心波澜间跌宕回旋，在激越的抒情中又不时变换着场景，形成规格整炼而又一气斡旋，淘洗藻饰而又意象鲜明的特色。又如《封丘县》：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全诗直抒胸臆，滔滔说来，节奏鲜明而毫不局促。形式上四句一转韵，每节前两句散行，后两句以偶句出之，而对偶处总是最斩截最激昂的内心独白。尤其“拜迎”、“鞭挞”两句，既表现了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性格，也表现了他不忍诛求百姓的内心冲突，显得真切感人。歌行至此已成为一种淋漓酣畅，一泻千里的富有个性的抒情诗体了。
高适的诗歌善于取势，即使是一些寻常的题材，一经诗人处理也具有了饱满的张力，显得劲气逼人。如七律《九月九日酬颜少府》：
檐前白日应可惜，篱下黄花为谁有？行子迎霜未授衣，主人得钱始沽酒。苏秦憔悴人多厌，蔡泽栖迟世看丑。纵使登高只断肠，不如独坐空搔首。
诗发唱惊挺，出人意表。白日徒悬，菊花枉开，诗人用反挑的口吻先吐愤激不平之气以笼罩全篇，最后又用“纵使”“不如”的顿挫笔法翻跌出世自弃我的牢骚。这种师心以运思，使气以遣词的艺术表现，使高适的诗尽扫啴缓，呈现“气骨遒上”、“磊落奇俊”（《艺苑卮言》）的面目。
高适的一些绝句也写得境界阔大、风骨凛然。如《塞上听吹笛》：“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把空廓苍茫的塞外雪夜化为无比绚丽的画面。《别董大二首》其二：“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荒凉的塞漠正因有了英雄的襟怀才变得壮美动人。后两句比起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更具有一种豪杰气概。
岑参（715—769），江陵（今属湖北）人。他二十岁后有十年时间，出入于京洛求仕，三十岁应举及第，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以后又任右补阙、虢州长史等官，后转嘉州刺史，秩满罢官后卒于蜀中。有《岑嘉州诗集》。自天宝八载至至德二年春，岑参曾两度出塞。第一次赴安西（今新疆库车），为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僚属，第二次入封常清幕府，在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呆了三年，经常往来于北庭和轮台之间。他的生平遭际和高适有相似之处，如年轻时曾至长安求仕不成，以及一度任卑职而终于弃官从戎，等等。他的思想也和高适颇多相通之处，例如对于从军立功的向往：“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对于权贵的反感：“何处路最难？最难在长安。长安多权贵，珂珮声珊珊。儒生直如弦，权贵不须干。”（《送张秘书》）这些都可以说是高、岑的共性。但是岑参的想象力更加丰富，并且性格好奇，在诗歌创作上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个性。
岑参以边塞诗著称。沈德潜说：“参诗能作奇语，尤长于边塞。”（《唐诗别裁集》）翁方纲也说：“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石洲诗话》）
盛唐边塞诗中的高亢乐观之作大多产生于开元年间，如王维诗作于开元十年前后和二十七年赴凉州幕时期，崔颢诗作于开元十八年到天宝三载前河东代州幕中，王昌龄诗作于开元中期以前，王之涣的诗也成于天宝元年以前。天宝年间，由于统治集团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诗人们开始转而采取批判的态度，杜甫的《兵车行》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岑参两次出塞都在天宝后期，但他处于安西北庭的特殊环境之中，当时西域地区尚未受到开边政策的波及，仍能保持融洽和睦的民族关系，因而他的诗歌就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成为盛唐边塞诗的殿军。
岑诗“诗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这个特色在他早期的诗作中已可见到。他的写景诗喜摄取不寻常的奇观，如：“雷声傍太白，雨在八九峰。东望北阁云，半入紫阁松。”（《因假归白阁西草堂》）他又喜以奇俊语写巧思，如“涧花燃暮雨，潭树暖春云”（《高冠谷口招郑鄠》），从涧花的艳丽生发出燃烧的温度感，使云雨潭树都浸淫在春暖之中。
“孤灯燃客梦，寒杵捣乡愁”（《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则把乡愁和客梦化作可捣、可燃之物。这些诗都可见出诗人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
出塞以后，岑参诗好奇的特点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喜以瑰丽的笔调，描写带异域情调的新鲜事物或奇特风光，给边塞诗开拓了新奇的境界。他的一些诗兴致勃勃地描写了由各民族的交流而带来的新事物，例如《优钵罗花歌》写“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的奇异花草；《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写当地别具风味的饮筵：“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据有的研究者考证，金叵罗系指饮酒用的吸管，平时可作为簪子插在发髻上，至今藏民饮酒仍普遍使用吸管。《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鋋歌》则对由其他民族传入的音乐舞蹈进行了热情的描述。他还以丰富活跃的想象描绘边塞的异域风光，如写吐鲁番北部的火焰山：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火山云歌送别》）
火云随风雨晨散暮聚，炎热的蒸气弥漫四处，写出了其变幻出没的奇观。又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写水咸不冻的伊塞克湖，借助传闻和想象，以奇崛的语言和夸张手法，写出了一个斑驳陆离的童话世界，给人留下了极其鲜明的印象。这种瑰丽奇峭的景物描写，在盛唐边塞诗中是独具一格的。
岑诗又好以出乎常情的奇特想象抒发豪迈情怀，化平凡为神奇，使他的诗歌充满奇情壮采，富有力量感。例如他写对长安友人的思念：“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明日归长安，为君急走马。”（《忆长安曲二章寄庞灈》之二）把思友之情着落在翩翩翻落的马蹄下。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作于诗人二度出塞时，诗中写道：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千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诗人写北方飞雪，却用南国的春风和梨花作喻，这里不仅是因为梨花和雪都有相同的颜色，而且梨花盛开时花团锦簇的景象恰能传达出大雪纷飞的势态。这一奇想把萧索酷寒顿时转化为绚丽烂漫，从一开始就给全诗定下了豪迈乐观的基调。
诗中写风中的红旗，却用凝固的字眼来形容。这就在色彩鲜丽的画面中，突出了奇寒的感觉。这些描写都有意避实返虚，通过想象和虚构，把平凡的生活景象一变而为富有美感的艺术形象，而类似的例子在岑参诗中可谓俯拾即是（后面举出的几首，也大多可以同时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陈绎曾说“岑参诗尚巧主景”（《唐音癸签》引），胡应麟说他“清新奇逸”（《诗薮》），都指出了岑参与高适不同的风格特征。
岑参诗歌的用韵节奏也表现出刻意求奇的特色。他善于根据不同的内容需要变化旋律，在夭矫多姿、不拘一格的节奏中追求声情并茂的美感。他的许多诗频频换韵，韵位繁密，这种节奏和疏宕发越、富于跳跃性的才思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例如他的《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曲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诗中两句一韵，最后四句为一韵，十二句共换了五韵，各句又多用接字法蝉联而下，造成复沓回旋的声情，深得民歌风韵。类似的例子还有《蜀葵花歌》以及《韦员外家花树歌》等。
又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用韵形式也和上述诗篇相似，两句一转，但与前诗以平声韵为主不同，这首诗通篇的韵脚平仄互间，且仄声韵中又以“重浊而断”的入声为主，如“角”、“落”、“黑”、“北”、“阔”、“脱”等。其中惟独“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用了上声韵，而这两句又恰好处在全诗的腹心处。这就造成了跌宕起伏的声情，与大军出征的气氛适相呼应。而同样是送主帅率军远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又是一种节奏：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这首诗一反传统上逢双押韵的惯例，而以三句为一用韵单位，句句用韵，且平、上、入三声互换，造成一种拗峭劲折的音节，似紧锣密鼓，比《轮台歌》更富有紧张促迫的感觉。如果把这两首诗和前引的《白雪歌》相比较，则后者基本上用仄声韵联贯到底，在声情上就要舒缓平稳得多。可见岑诗在音律上的调度安排，是由诗的内容情调所决定的，反过来它又加强了诗所要表现的基调。这也是岑参创造性的贡献之一。
第五节 李白
盛唐诗潮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而其中最引人瞩目、动人心弦的，是李白的创作。李白的诗歌，最充分也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饱满的青春热情，争取解放的蓬勃精神，积极乐观的理想展望，强烈的个性色彩，这一切汇成了中国古代诗史上格外富有朝气的歌唱。
一、李白的生平和性格
李白（701—762）字太白，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约五岁时，其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其父李客（或谓真名不详，“客”是对外来者的泛称），不求禄仕而家境富裕，所以人们猜想他可能是一位巨商。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蜀中度过的，他自幼读书就广为涉猎，所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年轻时仗剑任侠，《与韩荆州书》云：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魏颢说他“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李翰林集序》）。崔宗之在《赠李十二白》诗中也以“袖有匕首剑”、“双眸光照人”这样的句子描述其风度。很久以后，他和朋友叙旧，还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杀出五陵恶少重围的往事（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他还很早就向往游仙问道的生活：“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十八、九岁时，李白曾隐居于戴天大匡山，并从赵蕤学。赵蕤是个以“王霸之道见行于世”（孙光宪《北梦琐言》）的学者，所著《长短经》十卷即主经邦济世的事功之学。李白二十岁遇到苏颋，又深得这位“朝廷大手笔”、文章巨公的赞赏。开元十二年（724）秋，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从峨嵋山沿平羌江南下，到荆门、游洞庭，接着又到了金陵、广陵和会稽等地，不久回舟西上，寓居郧城（今湖北安陆）。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在江陵遇到他，夸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序》）。开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三年后，即开元十八年（730），李白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三十岁。
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三年。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游，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却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开元二十年（732）夏，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时，曾与孔巢父等人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后又漫游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带，北登泰山，南至杭州、会稽等地，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
天宝元年秋，由于玉真公主的荐引，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并待以隆重的礼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命李白供奉翰林。李白应召入京时，颇为踌躇满志，《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有心作一番事业来报答玄宗的知遇之恩，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一年后他就开始遭到谗毁，“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些诗句都是他当时险恶处境的写照。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
李白离长安后，沿商州大道东行，至洛阳与杜甫相识，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过着饮酒论文、追鹰逐兔的放逸生活。翌年，在山东兖州，李白又与杜甫相遇，同游泗水、东蒙等地。随着天宝年间政治形势每况愈下，李白对国事的倾危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等诗中，对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擅权和诛杀异己公开表示抗议，对险恶的政局发出悲怆的呐喊。他四处浪游，飘泊在梁园、鲁郡和金陵一带，还到过幽蓟等地。一路上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来往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居于庐山。当时玄宗之子永王璘率师由江陵东下，“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以复兴大业的名义恭请李白参与其戎幕，李白遂满怀热忱毅然从戎。不料肃宗李亨和永王璘之间又祸起萧墙，李璘军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不久被长流夜郎（今贵州铜梓一带）。当时诗人正陷于“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危险处境之中，以至杜甫还误信了流言写诗寄托沉痛的哀思。李白溯江西上，至巫山时遇赦放还。这时他已年近六十，但仍壮心未已，上元二年（761），又一次踏上征途，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军队，途中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李白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李太白集》。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广泛接触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鲜明的个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时代气息的基础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轻时就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强烈的任侠作风：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年轻时“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接济之”（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喜豪饮纵博，又精于骑射。他不屑于走一般士子由科举入仕的常轨道路，而希望一举成就大业。他又不无虔诚地求仙学道，采药炼丹，独孤及说他出门的行装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还从山东尊师高如贵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为道教徒的仪式。他对排难解纷的策士颇为倾心，有纵横家的气派，崔宗之说他“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赠李十二白》）。《新唐书·文艺列传》也说他“喜纵横术”。总之，“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而上述各个方面，又正是盛唐时代社会习尚和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代人们所心仪的人伦风范。例如为了一瞻李白的丰采，任华、魏万不远千里追踪相从；“四明狂客”贺知章一见李白，惊呼为“谪仙人”，解下随身所佩的金龟相赠；门人武七则甘愿赴汤蹈火，越过安禄山叛军的占领区至东鲁接回诗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诗歌正是通过他的个性投影，折射出时代的风容神采，从而成为盛唐的最强音的。
二、时代理想的艺术升华
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的诗歌丰富和发展了盛唐诗歌中英雄主义的艺术主题。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士一样，具有恢宏的功业抱负，所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就是他最执着的人生信念。李白是否具有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实际能力，也许是很可疑的，但作为诗人，这种信念更多地成为他追求和歌颂壮丽人生的出发点。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崛起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富贵如草芥的义士，如《古风》其十写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歌颂爱才若渴、礼贤下士的英主，如《行路难》其二中的：“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赞美傲岸不驯、坚持布衣尊严的名臣，如《梁甫吟》中的郦食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笔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动荡变乱的非常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和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浑然而不可分。例如他在赠酬友朋的诗中说：“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在醉醒后自抒其志云：“傅说板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安史之乱起，李白视形势如楚汉相争，并以张良、韩信自况：“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猛虎行》）他入永王璘幕府后，又以谢安自比：“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直至他六十岁投军时，还以西汉大侠剧孟自许：
“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生在盛世的李白而对乱世英雄致以礼赞，当然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因为通过这类人物，诗人更能够抒发自己“心雄万夫”的气概和热情，表现在历史中建立辉煌功业、积极创造自我价值的人生愿望。同时，这也成为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
李白把排难解纷的济世理想和纵放不羁的个性自由统一起来，以求得圆满的人生。他对人生道路的设计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建立奇功伟业，如云：“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酒酣舞长剑，仓卒解汉纷。”（《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而功成之后，却又不贪恋富贵名位，而以“五湖”、“沧州”为家，向往自由的生活。他早年在干谒求仕期间不讳言这一点：“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玉真公主馆苦雨》）在仕途最得意时不放弃这一点：“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直到晚年，他仍矢志不移：“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这种人生理想集中表现了诗人“羞伐其德”和热爱自由的意识：“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
“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这些诗句都是诗人心迹的自我表白。由于他的自由意识是如此强烈，当遇到现实生活中丑恶力量的阻梗时，他的愤怒和抗争也表现得格外强烈。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的个性之活跃和解放是少有的。
他一生不以功名显，却高自期许，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李白反权贵的思想意识，是随着他的生活实践的丰富而日益自觉和成熟起来的。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不屈己、不干人”、“平交王侯”的平等要求，正如他在诗中所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他有时也发出轻蔑权贵的豪语，如“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等，但主要还是表现内心的高傲。而随着对高层权力集团实际情况的了解，他进一步揭示了布衣和权贵的对立：“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古风》第三十九）“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
（《鸣皋歌送岑征君》）并对因谄事帝王而窃据权位者的丑态极尽嘲讽之能事，如《古风》之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个艺术概括在李白诗歌中的意义，正如同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在杜诗中一样重要。在天宝末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下，李白又把反权贵和广泛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既为屈死的贤士仗义抗争，也表达了对朝廷的失望和轻蔑：
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在《书情赠蔡舍人雄》、《古风》第五十一、《登高丘望远海》等诗中，李白甚至借古讽今，对玄宗本人提出了尖锐的斥责。
总之，可以说他把唐诗中反权贵的主题发挥到了淋漓酣畅的地步。任华说李白“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这种在权贵面前毫不屈服、为维护自我尊严而勇于反抗的意识，是魏晋以来重视个人价值和重气骨传统的重要内容，李白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而成为诗坛巨星的。
李白的诗歌充满热烈的人生之恋。他的诗往往于旷放中洋溢着童真般的情趣，如：“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蓠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襄阳歌》）生活如同馥郁的浓酒使诗人心醉，这当然不是说生活中没有悲哀和痛苦，但诗人的乐观精神足以使他超越和战胜忧患意识，所谓“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襄阳曲》之四），就是他旷达心态的写照。他的《行路难》三首之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即使写失路的忧愁，也没有丝毫寒促蹇涩的危苦之词，诗中出现的黄河、太行、海上、日边等意象，以及拔剑四顾的雄姿，扬帆渡海的遐想，都具有着壮美的情采。他永不安于寂寞和孤独，如《月下独酌》其一：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只有充溢着生命活力的诗人才能发出如此的奇思妙想。他有一首《短歌行》，诗中构想道：“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这里没有嗟老叹卑的哀惋，却用“劝酒”的天真想象表达了对人生的无限依恋之情。这些诗篇以其纯真的情趣，感召着被庸俗的生活所淹没了的美好的人性，并因此而获得永久的魅力。
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诗中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又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李白具有英风豪气，又追求单纯高洁的心境，这些不同的性格侧面也就形成了他的山水意境的两大类型：一类是在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中突出力的美、运动的美，在壮美的意境中抒发豪情壮思；另一类则着意追求光明澄澈之美，在秀丽的意境中表现纤尘不染的天真情怀。例如他笔下的黄河、长江，奔腾咆哮，一泻千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他笔下的山峰高耸峻拔，峥嵘奇峭：“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他用胸中之豪气赋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他对自然伟力的讴歌，也是对高瞻远瞩、奋斗不息的人生理想的礼赞，超凡的自然意象是和傲岸的英雄性格浑然一体的。同时，李白又写了许多具有晶莹透剔的优美意境的山水诗。例如“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寻阳送弟昌岠鄱阳司马作》）；“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山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西楼望吴越。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等。这些诗以明朗纯净取胜。
李白的山水诗与其说是对自然形貌的逼真描绘，不如说是按诗人个性被改造和理想化了的图景。他只求把握整体的气势或氛围，凭倏来飙起的感兴泼墨写意，而略去具体的细节，甚至连观照景物的视觉转移的顺序也往往毫不在意。李白的山水诗又是无往而不抒情的，他善于把山水物色和特定的情绪渗透、交融在一起，在“景”的形势和“情”的特征之间有着“同构互感”的微妙的呼应关系。例如他初出蜀时写的《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诗人从豁然开朗的开阔处着笔，写出了一个初上征途的青年富于展望的情怀。而晚年遇赦获释后所写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则是从江流迅疾的速度着手，抒发了轻快活脱的心情。李白把汉魏以来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和生活实感结合起来，娴熟地掌握了传统文化积淀的意蕴，在妙手偶得之间留下了令人咀嚼的隽永韵味。例如《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诗中的“浮云”、“落日”，既是眼前景，又是古诗中有着特定情感内容的比兴意象，意谓游子一去如浮云飘泊无止，故人惜别又似落日依依，缘情布景而不留凿痕。又如“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首两句既点明了季节和时辰，又用“云”和“雁”的意象喻指离别和远行。此外如“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游南阳清泠泉》）等等，也无不在传统意象和生活实感的统一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李白自由解放的思想情操和具有平民倾向的个性，还使他能更深入地开掘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情美。这里有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之情，如《子夜吴歌》其三：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有对劳动生活的赞美之情，如《秋浦歌》十四：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有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的爱情要求，如《夜坐吟》：
冬夜夜寒觉夜长，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闺，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灭，啼转多，掩妾泪，听君歌。歌有声，妾有情，情声合，两无违。一语不入意，从君万曲梁尘飞。
也有人物交往中的天真情态，如《越女词》其三：
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他的纯真的友情，常常能摆脱等级意识的污染。如《赠汪伦》、《哭宣城善酿纪叟》等诗，所写的都是普通百姓。李白晚年所作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更集中表现了这一点：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飡。
这位在权贵面前傲岸不羁的诗人，在一个普通的农妇面前却感动得难以进食。所有这些诗篇，都无不是以理想的光轮使日常生活题材焕发出诗意的丰采。
总之，李白是时代的骄子、盛世的歌手。他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成为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正如李阳冰所说：“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草堂集序》）李白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主要即在于此。
三、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在文学史上，从六朝到隋唐是审美观念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虽在曹丕就已提出“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钟嵘也提倡“自然英旨”（《诗品》），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六朝的艺术趣味仍是更多地偏向于典雅文饰；至盛唐诗歌转以主体意兴的天才抒发和自然表现为鹄的，前人的这些审美理想才真正得到充分的体现。而李白在这方面又正是一个集中的代表。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以“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两句话概括李白诗歌的总貌，这一特点体现于李诗的艺术形象、抒情方式和诗歌语言等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他与众不同的鲜明的艺术个性。
李白对形象的捕捉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当诗人的澎湃诗情无法为寻常的形象所容纳时，诗人就展开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幻想，以气骋词，来实现艺术的变形。这种变形的依据是诗人感情的强度，它使形象突破常规而染上了奇幻的色彩。
例如，诗人往往改变现实生活中事物大小、多少、轻重的比例关系，通过形体规模的变形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他忽而化重为轻，如“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结袜子》），“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忽而又化轻为重，如“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在这种对比关系中，诗人写出了他的愤激和自信。李白的写景诗又常常打破空间方位的拘限，把天上地下、四面八方任意安排，通过空间的变形展示出诗人宽阔的襟怀。例如他的《横江词》六首，本来是从“横江”（在今安徽和县）这一地点着眼的，但诗人的视角却没有限于这个局部的地段，它忽而跳到远在江宁城外的瓦官阁，甚至到了地处江宁县北、比瓦官阁更远的三山，忽而又跳到当涂西南三十里的天门，忽而又写了钱塘江的潮水。又如《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其三：
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诗人醉后竟想把君山削去，好让湘水一无遮拦地流泻，借以发挥他奔放的豪情。此外如写庐山瀑布的“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海风吹不断，明月照还空”（《望庐山瀑布》之一），“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同题之二），也无不是在想象中变换空间，以壮大气势。李白诗中还可以依据情感的要求，改变时间的速度，出现了所谓的“主观时间”。例如《将进酒》里的“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把人的一生说成如朝夕之间的短暂；《寄韦南陵冰》“月色醉远客，山花开欲燃。春风狂杀人，一日剧三年”，又把一天放大为三年的时间。《长相思》则更奇妙地把某一瞬间凝固起来，诗中云：
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
诗中的女主人公要把对镜流泪的时刻封存起来，好作为日后的明证。这和六朝民歌《莫愁乐》的“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伸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借时间的变形烘托出女子的痴情。李白在更多的诗里，好以游仙、梦境或幻境来补充或组织画面，在虚拟的描写中更加恣肆汪洋地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感情。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开始时所作的描述就带有很大的虚拟成分，例如“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这些是诗人在写胸中丘壑，不能当作真山真水看待的。
从“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以下，诗进入了神话般的世界，自在遨游的神仙激发了诗人追求自由的热情，终于迸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反抗呼声。诗人是通过幻想的境界来表现自己对权贵的决绝态度的。又如《梁甫吟》中的：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
《古风》第十九首：
西上莲华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也都是在幻境中充分表现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或是不能忘怀苦难现实的拳拳之心。把丰富的现实生活感受寄托在幻境之中，在惝恍迷离的幻觉形象中表现出清醒的抗争意识和热情，这是对屈原诗歌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李白的“以气为主”，还表现为其壮浪纵恣的抒情形式。
在创作的过程中，诗人的感情往往如喷涌而出的洪流，不可遏止地滔滔奔泻，其间裹挟着强大的力量。因此，在诗体的选择上，他较少运用多有限制的律诗，而偏爱便于纵横驰骋、随意抒写的以乐府体为主的古诗，尤其是七言歌行。而且，这一类诗体在李白那里，比前人更为放纵自由。例如《蜀道难》大量运用长短不齐的杂言，劈头就用了独特的句式：“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接下去忽而五言，忽而七言，时而短至三、四字，时而又长至十几字，如：“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在句式的屈伸变化中把诗人的激情一步步推向高潮。李白诗歌的跳跃性也是极强的，往往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开阖动荡中坦露变幻无常的感情活动。贯穿在这些飞跃之中的，不是生活的逻辑，而是情感的踪迹。例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全诗仅十二句，可是诗人的情感活动却出现了几度跌宕起落。
首两句从忧愁落笔，但从三句开始境界忽然一变，诗人抖擞精神，情绪变得高昂起来，以至于想上青天，揽明月。“抽刀”两句又从天上跌回到人间，愁绪像回潮般再度袭来。但诗人不愿被这种消沉的情绪吞噬淹没，终于再次挣脱出来飞向自由的空间。诗人就在这样大起大落的飞跃之中，披露了其内心深沉的痛苦，也表现了他睥睨忧患的达观性格。
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写有大量的乐府诗，几乎占全部诗歌的四分之一，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他最擅长的七言歌行，其渊源本起自乐府；而用为唐代乐府的绝句也正是李白所运用自如的。这一切都说明李白的诗具有接近于歌谣的特点，实际上也就是使诗歌语言更多地从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中得到充实和丰富，并加以提炼、升华。乐府诗自初唐以来没有多大发展，李白则融古朴森茂的汉魏乐府和清新明丽的六朝乐府为一炉，以其俊逸的才气创造了新鲜的诗歌语言。
他有很多诗篇的用语就是直接从乐府民歌中点化而来的，如《静夜思》系从《子夜秋歌》“秋风入窗里”一篇化出；而他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又显然受到南朝乐府《西洲曲》里“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的启发。他的《上三峡》诗则是以古代民歌《三峡谣》为张本改造而成。歌谣原词为：“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李白诗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还有许多诗篇，虽然不是直接由民歌改造而来，却在语言风格上保持了率真自然、明朗流转的风格，深得民歌韵味。如：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
但是，并不是说李白的诗歌语言局限在乐府民歌的范围，实际上，他也广泛汲取了前代文人诗歌的精华，形成通俗而又精炼，明朗而又含蓄，清新而又明丽的风格特色。他的“自然”并不仅仅是除去雕饰，浅显明白，而且是语近情遥，具有丰富的意味。总之，李白善于博采前人的成就而自成高格，堪称炉火纯青的语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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