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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日甲午戰爭（1894）前後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是近代後期。這一時期的顯著特點是，登上政治舞臺的資産階級相繼發動了改良主義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文學成爲資産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進行維新與革命鬥爭的武器，因此激起文學領域中的廣泛”革命“，涌現了以黃遵憲、梁啓超、柳亞子爲代表的一批作家。最引人注目的是”詩界革命“與”文界革命“取得的成果，使詩文創作面貌一新，將近代詩文的發展推向了高峰，幷爲”五四“新文學革命準備了某些條件。本時期舊的詩文流派雖然仍在文壇上繼續活動，但在充滿近代精神的文學比照之下，愈顯得黯然失色。
第一節 黃遵憲與”詩界革命“
“詩界革命”與黃遵憲的新派詩 厚重的歷史現實內容 反映新學理、新事物與“吟到中華以外天” 黃遵憲描寫藝術的拓展
近代後期由資産階級文化思想更新帶來的文學變革之一，是詩歌領域出現的“詩界革命”。鮮明提出“詩界革命”口號的是梁啓超，而早已反映出詩歌變革趨向幷獲得創作成功，成爲“詩界革命”旗幟的則是黃遵憲。
黃遵憲（1848～1905）早年即經歷動亂，關心現實，主張通今達交以“救時弊”《感懷》其一）。從光緒三年（1877）到二十年（1894），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後到過日本、英國、美國、新加坡等地。經過親自接觸資産階級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他明確樹立起“中國必變從西法”（《己亥雜詩》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幷在新的文化思想激蕩下，開始詩歌創作的新探索。他深感古典詩歌“自古至今，而其變極盡矣”，再繼爲難。但他深信“詩固無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而筆之于詩，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詩者在矣”（《與朗山論詩書》）。他沿著這條道路進行創造性的實踐，突破古詩的傳統天地，形成了足以自立、獨具特色的“新派詩”，被梁啓超譽爲“獨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飲冰室詩話》三二），成爲“詩界革命”的巨匠和旗幟。
黃遵憲的詩“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人境廬詩草自序》），廣泛反映了詩人經歷的時代，具有深厚的歷史內容。反帝衛國、變法圖强是他詩歌的兩大重要主題。在反帝方面，從抵抗英法聯軍到庚子事變，他的詩都有鮮明反映。特別是關于中日戰爭，他寫下的《悲平壤》、《哀旅順》、《哭威海》、《臺灣行》、《渡遼將軍歌》等系列詩作，反帝衛國思想尤爲突出。詩人在這類主題的作品裏頌揚抗戰，抨擊投降，充滿愛國主義激情和深摯的憂國焦思。其中不少篇章，規模宏偉，形象生動，表現出詩歌大家的氣魄和功力。如《馮將軍歌》中寫到：“將軍一叱人馬驚，從而往者五千人。五千人馬排墻進，綿綿延延相擊應。轟雷巨炮欲發聲，既戟交胸刀在頸。敵軍披靡鼓聲死，萬頭竄竄紛如蟻。十蕩十決無當前，一日橫馳三百里。”將中法戰爭中愛國將領馮子材鷙猛無前的英雄形象和馮軍排山倒海的氣勢，活現在紙上。
黃遵憲早在《感懷》、《雜感》、《日本雜事詩》等作品中即批判陳腐事物，贊賞派遣留學生和日本明治維新等新事物。後來他更以飽滿的熱情謳歌變法維新，期望能通過變革使中華民族重新崛起：“黃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贈梁任父同年》）戊戌政變發生，他作《感事》、《仰天》等詩痛惜新政夭折，憂虞國家前途，百感交集，情思深摯：“忍言赤縣神州禍，更覺黃人捧日難”（《感事》其八）。但他沒有動搖自己的信念，《己亥雜詩》第四十七首說：
滔滔海水日趨東，萬法從新要大同。後二十年言定驗，手書心史井函中。這種堅信變舊趨新的歷史潮流不可扼抑的精神，貫穿在他的詩作中。
值得注意的是，處于新舊交替時代的黃遵憲的詩歌，較早地描寫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隨近代科學而涌現的新事物，拓寬了題材和反映生活的領域，寫出了古典詩歌所沒有的新內容。他的《今別離》四首分別吟咏在出現輪船、火車、電報、照相和已知東西兩半球晝夜相反的條件下，離別的新況味，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如其一：
別腸轉如輪，一刻既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中心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幷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統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定留滯不？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其他如《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四十），詩人將新學理融入詩意內涵以表現同種一家等人生理想和事物變化轉換之理，一新詩境，別饒興味。詩人在這首詩裏說“足遍五洲多異想”，他從一個封建國家踏進資本主義世界，事事物物都觸動他的詩心歌緒，把古人不曾接觸的海外世界反映到中國詩歌中來。《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以流美豪宕的筆墨，勾勒出太平洋上夜航獨有的情境。至如各國奇異的風光，如日本的櫻花（《櫻花歌》），倫敦的大霧（《倫敦大霧行》），巴黎的鐵塔（《登巴黎鐵塔》），錫蘭島的臥佛（《錫蘭島臥佛》）等，無不收攝在詩人的筆下。海外詩篇也涉及外國民俗與時事政治。《日本雜事詩》從多方面反映了日本的歷史和社會生活。《紀事》詩富有風趣地描寫了美國總統大選時，共和、民主兩黨千方百計宣傳自己、激烈爭奪選民的情景。
黃遵憲說“風雅不亡由善作，光豐之後益矜奇”（《酬曾重伯編修》其二），他深知詩歌的生命在于變化與創造。他的詩就是在廣泛吸取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本著“善作”的精神，沿著“矜奇”的趨勢，推陳出新，加以創造，形成自己的獨特面目。首先，他的詩雖然常有一種前瞻追求的浪漫豪情，但更主要的方面是真切的寫實。他有不少宏篇巨制，篇幅都超越古人，往往自成某一方面小史，如《番客篇》近于華僑南洋開發史，《逐客篇》堪稱赴美華工血泪史，《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不啻作者的家族史與童年生活史。他善于以細緻的筆墨叙事、狀物、寫景，鋪排場面，勾畫人物，既內容豐富，又形象生動。如《渡遼將軍歌》形象鮮明地刻畫出吳大澄這個人物。吳本是湖南巡撫，喜好金石，中日戰爭爆發，恰好購得一枚漢印，印文爲“渡遼將軍”，自以爲是封侯之兆，遂請纓出師。開篇寫其出征的盛氣：“聞鶏夜半投袂起，檄告東人我來矣。此行領取萬戶侯，豈謂區區不餘畀！”豪氣沖天。篇中寫其朝會諸將的場面：
......歲朝大會召諸將，鋼爐銀燭圍紅氈。酒酣舉白再行酒，拔刀親割生彘肩。自言平生習槍法，煉目煉臂十五年。目光紫電閃不動，袒臂示客如鐵堅。淮河將帥巾幗耳，蕭娘呂姥殊可憐。看余上馬快殺賊，左盤右辟誰當前。鴨綠之江碧蹄館，坐令萬里銷鋒煙。坐中黃曾大手筆，爲我勒碑銘燕然！
吳大言不慚之態，不可一世之概，活龍活現。然而“兩軍相接戰甫交，紛紛鳥散空營逃”。前之氣勢如虎，後之怯懦如鼠，在强烈的反差中有力地勾畫出其醜陋形象。其次，爲了表現豐富的現實內容，作者比較注意吸取古人以文爲詩的經驗，所謂“以單行之神運俳偶之體”，“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人境廬詩草自序》）。但取其長而避其短，在篇章結構上，注意波瀾曲折，長而不板；叙寫上多用比興與描寫，減少抽象直陳；議論儘量精要，幷安置于描寫之後，使之有水到渠成、畫龍點睛之妙。再次，作者廣泛採摘語言資料，“自羣經三史，逮于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人境廬詩草自序》），同時又不排斥“流俗語”（《雜感》其二）。這使他的詩歌詞匯豐贍，富于表現力，典雅之中多生氣與變化。但他用典雅詞語過多，不免帶來艱奧晦澀的缺陷。黃遵憲的詩“以舊風格含新意境”，體現了由舊到新的過渡。
第二節 梁啓超與新文體
思想界的陳涉 資産階級文學革命的提倡者、鼓吹者別具魅力的新文體 散文新體散文的歷史意義及其影響。
資産階級文化思想催化的又一文學變革是“文界革命”。梁啓超（1873～1929）既是“文界革命”口號的提出者，又是新文體的成功創造者。他在戊戌前追隨康有爲，大力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戊戌政變後，流亡國外，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等，更加熱情地宣傳資産階級文化思想，致力于開通民智的“新民”工作，這都促使他立意使文學成爲思想啓蒙的工具，因此他成爲詩文小說戲曲革命的全面倡導者。而就其創作實績來說，貢獻最爲突出、影響最爲廣遠則在“文界革命”方面。他所創造的“新文體”散文，以比較通俗而富有煽動力的文字運載新思想，使他成爲“新思想界之陳涉”（《清代學術概論》二十六）。他的這種“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清議報〉一百册祝辭......》）的文章也形成浩大的聲勢，震撼了當時的文壇。胡思敬說：“當《時務報》盛行，啓超名重一時”，“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戊戌履霜錄·黨人列傳》）這種略有變革的文體成爲我國散文由文言向白話過渡的橋梁，在近代散文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梁啓超自稱“夙不喜桐城派古文”，早年宗尚“晚漢魏晋，頗尚矜煉”，到了撰寫報章文字後，乃“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五），大體說出了“新文體”的特點。他的《少年中國說》、《過渡時代論》、《呵旁觀者文》、《說希望》以及《變法通議》、《自由書》、《新民說》中的一些篇章都堪稱“新文體”的代表作。如（說希望）：
希望者，製造英雄之原料，而世界進化之導師也。......嗚呼，吾國其果絕望乎？則待死以外誠無他策。吾國其非絕望乎？則吾人之日月方長，吾人之心願正大。旭日方東，曙光熊熊，吾其叱咤羲輪，放大光明以赫耀寰中乎！河出伏流，狂濤怒吼，吾其乘風揚帆，破萬里浪以橫絕五洲乎！穆王八駿，今方發軔，吾其揚鞭絕塵，駸駸與驊騮競進乎！四百餘州，河山重重，四億萬人，泱泱大風，任我飛躍，海闊天空。美哉前途，鬱鬱葱葱，誰爲人豪？誰爲國雄？我國民其有希望乎，其各立于所欲立之地，又安能鬱鬱以終也！
有如懸崖飛瀑，奔騰而下。讀之不禁令人昇起希望之火，振起精神，奔赴而前。他的《少年中國說》以高度的愛國激情將少年之中國寄托于當時之少年，充滿對未來的信心與展望。《呵旁觀者文》把缺乏主人翁思想者的表現歸納爲渾沌派、爲我派、嗚呼派、笑駡派、暴棄派、待時派六種，-一加以嚴厲批判，指出或“不知責任”，或“不行責任”，如此必無法使國家“立于世界生存競爭最劇最烈”的大舞臺，發人猛醒。《過渡時代論》指出中國正處于過渡時代，而過渡就是棄舊而立新，引導人們參與變革與建設現實的鬥爭。
梁啓超新文體散文的特點，首先是比傳統的古文語言通俗，條理明晰，所謂“平易暢達”；其次，它不避俚語俗言，幷吸收外國語法，不分駢散與有韻無韻，所以詞彙豐富，句法靈活，藝術手段多種多樣，大大提高了散文的表現力；再次，自由大膽地抒寫己見，“縱筆所至不檢束”，思想新警動人；最後，筆鋒充滿感情，往往用鋪排的筆墨以加强文章的煽動力、感染力。梁啓超的新文體散文，以其思想之新穎、形式之通俗、藝術上之魁力，影響幾乎整整一代人，也對“五四”文學革命有著影響。鄭振鐸說新文體文章“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與格調的拘束”，是“五四”時期“文體改革的先導”。（《梁任公先生傳》）
第三節 近代後期散文
近代後期散文概觀 康有爲的政論文 譚嗣同沖決羅網的筆鋒 嚴復與林紓章炳麟的革命檄文
由于散文是宣傳新思想最有力的武器，近代後期散文在思想政治領域震動甚大，成爲文壇上的活躍角色。從文字深淺的角度來說，大體有三派：一、“新文體”派，以梁啓超爲代表；二、古文派，包括桐城餘勁的嚴復、林紓和尊崇魏晋文的章炳麟，他們雖堅持古文格調，思想卻不再是封建的一套；三、白話文派，以全新的形式宣傳新思想。從文體說，三者有守舊、革新之別；從思想說，則普遍趨新。其中白話文一派反映著散文變革的必然趨勢，但在當時還處于萌芽階段。白話文體也主要被視爲思想啓蒙的手段，很少有人從散文美學價值上認識它。古文派雖然還佔有相當的勢力，畢竟已不能與時代潮流合拍。因此在文壇上最有震撼力的是“新文體”派。
新文體散文，梁啓超成績最爲輝煌。此外康有爲、譚嗣同都可以說是“新文體”散文的前導。康有爲（1858～1927）是資産階級改良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氣魄宏偉，識見深敏。其政論文往往放言高論，瑰偉恣肆。文體上，析理深透，邏輯謹嚴，不拘駢散，明白曉暢，與新文體頗多相近之處，如《上清帝第二書》、《上清帝第三書》、《上清帝第五書》、《上海强學會後序》、《應詔統籌全局疏》、《日本書目志序》等。《上清帝第二書》即著名的“公車上書”，文中以深刻的析理、貼切的比喻、充分的事證、鋪張的叙說，詳論“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强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的必要性，極富說服力和鼓動性。
譚嗣同（1865～1898）是改良派中的激進分子，文章思想大膽，筆墨潑辣。他的《思緯氤氳臺短書·報貝元徵》兩萬多字，暢論變法，抨擊各種陳腐舊制和守舊謬論，鋒芒逼人。其《仁學》一書，呼號沖決“俗學”、“君主”、“倫常”等一切羅網，是對君主專制、封建倫理及舊學的猛烈衝擊。如《仁學下·三十一》談君主的一段文字引朝鮮人語：“地球上不論何國，但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命爲禮義之邦者，即是人間地獄。”作者指出朝鮮不像法國有民主思潮而有此說：“豈非君主之禍至于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對君主之害的攻擊力度，不減于革命派。
嚴復和林紓都是思想上傾向于改良主義、文學上堅守桐城古文的人物，又都是近代著名的翻譯家。嚴復（1853～1921）翻譯了赫胥黎《天演論》、亞當·斯密《原富》等西方資産階級學術名著，按著“信、達、雅”的譯述標準，“即義定名”，所擬譯詞既善傳西學新概念的本義，又符合古文規範，毫無生硬杈丫之態，成爲他譯筆散文的重要特色。從甲午戰後到戊戌變法期間，在國家和民族危機的刺激下，嚴復寫下《論世變之亟》、《原强》、《救亡決論》、《辟韓》等一批政論文，揭示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抨擊君主專制以及“無實”、“無用”的舊學之害，疾呼變法圖强，具有强烈的戰鬥性和深厚的愛國主義精神，代表了他的政論文的成就。如《辟韓》之批判君主制：
......秦以來之爲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于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于是其法與令胃毛而起。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爲，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一針見血，擊中要害，君主專制制度的反動本質及其爲愚民弱國之源，揭露無遺。他還常將中西對比起來講，如《論世變之亟》中以兩兩相對的語句列述中西之異，增强了文章的明晰性與說服力。
林紓（1852～1924）從光緒二十三年（1897）開始陸續譯出外國小說一百八十餘種。他不懂外文，由通外文者口述，他以古文筆錄。其譯文雖不盡忠實原文，但簡潔傳神，時雜諧趣，頗能傳達原著的情味。林紓推崇《左傳》、《史記》、《漢書》、韓愈文爲“天下文章之祖庭”（陳希彭《十字軍英雄記序》引），他的譯筆之妙得力于古代叙事文的深厚修養。由于他精研過古文，在一些小說的譯序中，常將中外爲文之用心加以對比，較早對中外文學比較研究做出了貢獻。林紓自稱對文章“未嘗言派，而眼膺惜抱（姚鼐）者，正以取徑端而立言正”，即使在這樣的話裏，也可以看出他對桐城派的看重。不過他不滿意桐城派過于拘攣“義法”，而更爲强調“意境”，認爲意境是“文之母”（《春覺齋論文》），這使他的文章更重視形象與情境。他的文章接近于歸有光，突出的特色是善于以含蓄隽永的筆墨造境叙情。《先妣事略》、《蒼霞精舍後軒記》等無不如此。如後者寫母病時，夫婦治庖情事：
......宜人病，常思珍味，得則余自治之。亡妻納薪于灶，滿則苦烈，抽之又莫適于火候。亡妻笑。母宜人謂曰：“爾夫婦呶呶何爲也？我食能幾，何事求精，爾烹任豈亦有古法耶？”一家相傳以爲笑。寥寥數語，情境畢現，而子媳敬母之深情，夫婦間的恩愛諧洽，老母對子媳的慈愛體貼，盡在不言中。此外，他的《冷紅生傳》緊緊扣住一個“情”字，刻畫出作者情深“至死不易志”的品格；《徐景顔傳》以簡潔的筆墨記述中日之戰中的烈士事迹，都寫得光氣內斂，富有餘味。
章炳麟（1869～1936）是資産階級革命家、思想家和著名學者。與當時大論爭的形勢相關，他特別看重論辯文，因此于古人文章中最推崇魏晋，認爲魏晋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國故論衡·論式》）。他鼓吹革命和批判改良主義的議論文，如《客帝匡謬》、《正仇滿論》、《駁康有爲論革命書》、《代議然否論》等，都有明確的針對性，以學識爲根，析理深切，重證尚質，辯難有力，言辭明快，都明顯地發揮了魏晋文的長處。《駁康有爲論革命書》針對康有爲謳歌保皇、盛贊立憲、恫嚇革命的種種謬論，逐條批駁，理足事勝，無浮辭叫囂，而自有一種銳不可當之勢，“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魯迅《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他的《革命軍序》肯定鄒容《革命軍》的“叫咷恣言”，主張對不覺醒的人們“震以雷霆之聲”，則顯示了在革命形勢的推動下，他贊賞一種通俗而富有鼓動性的文風。
第四節 近代後期詩歌
康有爲的浪漫主義歌唱 丘逢甲的愛國歌聲 女俠秋瑾 南社詩人柳亞子與蘇曼殊 同光體的詩歌主張與創作湖湘派與晚唐派
近代後期詩，改良派作家大體籠罩在“詩界革命”之下，個別作者仍固守同光體，革命派則以高昂的激情發出民主革命的高歌。改良派的作家除黃遵憲外，主要有康有爲、梁啓超、夏曾佑、譚嗣同、蔣智由、丘逢甲等，陳三立、劉光第、林旭則屬于同光體，嚴復、林紓也頗受同光體影響。康有爲、丘逢甲的詩歌成就尤爲突出。康有爲作爲改良派的政治領袖，表現出橫掃陳腐詩壇、開拓詩歌新境的叱咤文壇的氣概：“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意境幾于無李杜，目中何處著元明”，他要創造一種“悱惻雄奇”的境界，“飛騰作勢風雲起，奇變見猶神鬼驚”（均見《與菽園論詩......》），他的詩突出地表現了這種胸懷與氣勢，如《出都留別諸公》其二：
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峰。懷抱芳馨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眼中戰國成爭鹿，海內人才孰臥龍？撫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風雨嘯青鋒！這是他第一次上書爲頑固派所阻出都抒懷之作。面對國勢阽危、壯志受挫的現實，他沒有自餒，而以天龍爲騎，萬靈爲儀衛，獨立高山之上，撫劍長號，千山風雨都以呼嘯與他呼應。在雄渾的意象中，有一個自負可以呼喚風雲、旋轉乾坤的高大的詩人形象在。其他如《秋登越王臺》的“腐儒心事呼天問，大地山河跨海來”；《過昌平城望居庸關》的“雲垂大野鷹盤勢，地展平原駿走風”；《登萬里長城》其二的“清時堡堠傳烽靜，出塞山川作勢雄”等，無不表現出這種雄渾磅礴的意象。此外，他的《蘇村臥病寫懷》、《聞鄧鐵香鴻臚安南畫界撤還卻寄》、《戊戌八月國變紀事》、《聞意索三門灣......有感》等，都富有現實感，充滿憂國傷時之情。他流亡國外後，寫下許多登臨之作，即景生情，結合外國風物以抒慨。如《望須彌山雲飛......》、《羅馬訪四霸遺迹》、《過比利時滑鐵廬......》、《登巴黎鐵塔頂......》等。《登巴黎鐵塔頂......》結尾寫從高俯瞰大地之感說：“湯湯太平洋，橫海誰拿攫。我手携地球，問天天驚愕。”構思奇偉，感慨深沉。
康有爲的詩富于浪漫主義色彩，重在抒發主觀感受，而在抒情寫懷中，高視闊步，氣魄宏偉，感情奔放，藝術上又出以雄奇的想像，瑰麗的語言，磅礴的意象，有一種雄奇壯麗的美。所以梁啓超說他的詩“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清代學術概論》三十一），汪國垣也說其詩“反虛入渾，積健爲雄”（《光宣詩壇點將錄》），頗有屈原、龔自珍的影響。
丘逢甲（1864～1912）是臺灣省人，清廷割讓臺灣，他抗日失敗內渡，所寫詩歌突出反映了失臺的悲憤和光復鄉國的心志。詩中的切膚之痛，啼血之悲，填海之志，感人至深。如《送頌臣之臺灣》八首，其一云：“故鄉成異域，歸客作行人”；其五云：“鬼雄多死別，人士半生降”；其六云：“棄地原非策，呼天儻見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來”，非臺灣故土之人身經抗戰、親歷漂泊不易有此深切之言。又如《春愁》與《去歲秋初抵鮀江，今仍客游至此，思之憮然》其二兩首絕句：
春愁難遣强看山，往事驚心泪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
淪落天涯氣自豪，故山東望海雲高。西風一掬哀時泪，流向秋江作怒濤。前首有杜甫“感時花濺泪”之境，寫出臺灣四百萬人失臺之悲憤。後一首以隱約的意象表現出作者如江濤海潮般汹涌澎湃的恢復之志。其他如《鐵漢樓懷古》、《往事》、《秋日過謁張許二公及文丞相祠》、《夢中》等，無不如此。所以柳亞子評他的詩說：“戰血臺澎心未死，寒笳殘角海東雲。”（《論詩六絕句》其五）丘逢甲自言“筆端浩氣滿乾坤，桑海歸來義憤存”（《林氅雲郎中鶴年寄題......遙答》其二），所以詩筆雄健淩厲，氣足勢剛，很受當時人的稱譽。梁啓超稱他爲“詩界革命一钜子”（《飲冰室詩話》），柳亞子甚至說：“時流競說黃公度，英氣終輸倉海君”（《論詩六絕句》其五）。
20世紀初期，在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派蓬勃發展的過程中，涌現出一批革命詩人，有章太炎、秋瑾、柳亞子、陳去病、高旭、蘇曼殊、黃節、馬君武、周實、寧調元等。其中突出的是革命巾幗英雄秋瑾、南社領袖柳亞子和社員蘇曼殊。秋瑾（1875～1907）是近代婦女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先鋒，她在新思潮的鼓蕩下，以一女子隻身留學日本，投身于革命事業：“雄心壯志銷難盡，惹得旁人笑熱魔”（《感時》）。她的詩激蕩著挺身救國的激情：“漆室空懷憂國恨，難將巾幗易兜鍪”（《杞人憂》），“儒士思投筆，閨人欲負戈”（《感事》）。她二十餘歲即懷抱爲救國而不惜犧牲的壯志，曾說自庚子以來，已置生命于不顧。又說男子爲革命而獻身如沈藎、史堅如、吳樾“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致王時擇書》），其獻身精神與譚嗣同前後輝映。這種精神使她的詩充滿壯烈情懷，常常表現出一種勇往直前，誓把革命事業進行到底的撼人心魄的力量。如《黃海舟中日人索句幷見日俄戰爭地圖》：
萬里乘風去復來，隻身東海挾春雷。忍看圖畫移顔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濁酒不銷憂國泪，救時應仗出羣才。擠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其他如《吊吳烈士樾》、《寶刀歌》等無不顯示了這樣的特色。她的詩洋溢著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激情，既有堅定的理想追求，又有淩厲的氣勢，獨具一種巾幗英雄的雄豪氣概。所謂“朗麗高亢”，“有漸離擊築之風”（邵元沖《秋俠遺集序》）。
隨著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日益高漲，爲了團結革命文學力量，“作海內文學之導師”（高旭《南社啓》），宣統元年（1909）由陳去病、高旭、柳亞子發起，成立了革命文學團體“南社”。以“南”名社，對北而言，寓有對抗清朝政府之意。第一次雅集有17人參加，其中14人爲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前，社員發展到二百餘人；辛亥後，更劇增至一千多人，網羅了絕大多數革命文化人，成爲民主革命派的文化大軍。
南社的代表作家是柳亞子（1887～1958）。作爲革命文學家，柳亞子在文壇上表現出極大的革新勇氣。他對晚清幾個守舊的詩派，無不給予尖銳的批評，指斥以王闓運爲代表的漢魏六朝派的刻板擬古“古色斕斑真意少”；以鄭孝胥、陳三立爲代表的同光體“枯寂無生趣”；以樊增祥、易順鼎爲代表的晚唐詩派“淫哇亂正聲”（見《論詩六絕句》其一、其二）。他主張在革命洪流日益汹涌澎湃的時代裏，應將“國恨家仇”“發爲文章，噌吰鏜答，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天潮閣集序》），也就是應使詩歌成爲喚醒民衆、鼓吹革命的武器。他之提倡唐音，就在于唐詩風調適于表現蓬勃的革命豪情，同時又可與當時遺老派詩人宗尚的同光體相對抗。
柳亞子的詩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號角，集中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題，充滿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激情。作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放歌》深刻地揭示出中國衰弱的根源在于專制統治：“上言專制酷，羅網重重强。人權既蹂躪，天演終淪亡。”他在詩中呼號吸收盧梭思想，實行民主革命：“《民約》創鴻著，大義君民昌。胚胎革命軍，一掃秕與糠。”他的詩中充滿對革命的焦灼渴望與期待。《元旦感懷》云：
希望前途竟若何？天荒地老感情多。三河俠少誰相識，一掬雄心總不磨。理想飛騰新世界，年華孤負好頭顱。椒花柏酒無情緒，自唱巴黎革命歌。“巴黎革命歌”即指法國資産階級革命時期的戰歌《馬賽曲》。爲激勵革命精神，他甚至超越一般局限，謳歌太平天國的革命業績：“旗翻光復照神州，虎踞龍蟠擁石頭。但使江東王氣在，共和民政自千秋。”（《題太平天國戰史》他的《吊劉烈士炳生》、《吊鑒湖秋女士》于對革命烈士的沉痛哀悼中寓有奮發繼成大業的豪情。如《吊劉烈士炳生》中說“尚有椎秦遺恨在，聞鶏起舞亦因緣”，“何時北伐陳師旅，撥盡陰霾見太陽”。辛亥革命後，他一心捍衛革命果實，當袁世凱愈來愈猖狂地向革命進攻時，詩人寫下橫眉冷對的詩作《孤憤》：
孤憤真防決地維，忍抬醒眼看羣尸？美新已見揚雄頌，勸進還傳阮籍詞。豈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時。宵來忽作亡秦夢，北伐聲中起誓師。直刺陰謀稱帝的元凶以及諂附羣小，不啻一篇討袁的檄文。
柳亞子在南社成立的虎丘雅集上賦詩說：“莫笑過江典午鯽，豈無橫槊建安才！”柳詩的基調正有橫槊賦詩的氣概。他的詩以近體爲主，尤以七律七絕爲多，喜歡用事，文辭典雅，但在嚴整的格律中有一股激昂豪宕之氣，富于革命浪漫主義氣息。
蘇曼殊（1884～1918）是南社詩人中更富詩人氣質的作家。他以小詩見長，或抒慨時之情，或寫自然風物，清靈隽永，柔婉動人。前者如《以詩幷畫留別湯國頓》，後者如《澱江道中口占》：
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煙水著浮身。國民孤憤英雄泪，灑上鮫綃贈故人。
孤村隱隱起微煙，處處秧歌競種田。羸馬未須愁遠道，桃花紅欲上吟鞭。
詩情意纏綿，畫面鮮明，但多感傷情調。
光緒十年（1884）前後，近代後期的一些學古詩派在詩壇上更加活躍起來。陳衍從光緒九年到十二年，日漸鮮明地打出“同光體”的旗號。光緒十二年王闓運在長沙創立碧湖詩社，漢魏六朝派開始壯大。同年，易順鼎在蘇州創立吳社聯吟，一時頗盛，他與樊增祥齊名，皆以學晚唐香艶體爲主，于是晚唐詩派也角逐詩壇。其中同光體詩人最多，影響最大，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白話詩興起，仍以舊體詩的代表與之對峙發展。
“同光體”的代表作家有沈曾植、陳三立、陳衍等。陳衍（1856～1937）又是這一派的理論家。“同光體”是指“同光以來詩人不專宗盛唐”一派詩人。所謂“不專宗盛唐”，有兩方面含義，一是隱隱與專宗盛唐的明七子相對，所以它是道光、咸豐以來宋詩運動的繼續；一是指其詩歌宗尚大大擴展，超逸盛唐，上探晋宋，下及中晚唐、北宋。陳衍提出“三元說”（《石遺室詩話》卷一），即上元盛唐之開元，中元中唐之元和，下元北宋之元祐。沈曾植提出“三關說”（《與金潜廬太守論詩書》），即作詩要通過宋之元祐、唐之元和、南朝劉宋的元嘉三關。這個詩歌流派學古的主要宗尚在宋，而其學古的主要精神則强調創造。陳衍說“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石遺室詩話》卷一），“力破餘地”就是他們要發揚的主要精神。所以他們强調學古而不呆板摹古，要有開拓創造。同光體詩人因其具體宗尚不同，又有閩派、浙派、江西派之分（錢仲聯《論同光體》）。陳衍將道光以來宋詩運動的詩歌分爲“清蒼幽峭”和“生澀奧衍”兩派，前者“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後者“語必驚人，字忌習見”。（《石遺室詩話）卷三）大體說來，閩派近于前者，浙派、江西派近于後者。
同光體的突出作家當推江西派的陳三立、浙派的沈曾植、閩派的鄭孝胥。他們都同情和擁護變法維新，也都寫下一些富有現實內容的詩作，如陳三立（1852～1937）的《園館夜集聞俄羅斯日本戰爭甚亟感賦》、《曉抵九江作》；沈曾植的《夜哭》、《簡天琴》等，表現了憂國傷時的感情。藝術上則各有不同的特色。陳三立被近代宋詩派詩人推爲宗師，他贊賞黃庭堅“鑱刻造化手，初不用意爲”（《漫題豫章四賢像拓本》其三），追求一種精思刻練、奇崛不俗而又能達于自然不見斧鑿痕迹的境界。其《十一月十四夜發南昌月江舟行》曰：“露氣如微蟲，波勢如臥牛。明月如繭素，裹我江上舟。”比喻、描寫都超逸庸常，而又如出自然，不見刻煉之迹，反映了這種藝術努力的成果。不過，他的詩多數奇奧難讀。沈曾植（1851～1922）曾被陳衍稱之爲“同光體之魁杰”（《沈乙庵詩序》）。他學識淵博，詩作突出體現了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合一。張爾田說他的詩“以六籍百氏葉典洞笈爲之溉，而度材于絕去筆墨畦町者，以意爲輗，而以辭爲轄”（《寐叟乙卯稿後序》），頗能得其要點。他的詩“雅尚險奧”，大多“聱牙鈎棘”，其“時復清言見骨，訴真宰，蕩精靈”（陳衍《沈乙庵詩序》）之作，頗能體現他作詩的功力。如《道中雜題》其一：“榆葉乾青柳葉黃，淡雲斜日蜀東岡。秋心總在無人處，坐看鳧翁沒野塘。”用筆沉煉而文不奧衍。富有詩情意趣。鄭孝胥（1860～1938）在閩派中藝術成就最高，陳衍說“清蒼幽峭”一派，以他“爲魁壘”（《石遺室詩話》卷三）。他主張詩歌要“興象才思兩相湊泊”（陳衍《海藏樓詩叙》，其詩富于興象，而筆墨清隽峭硬。如《十一月二十三日出京道中雜詩》其十七：“揚州在何許？帆影亂煙樹。南風且莫競，我欲過江去。”
王闓運（1833～1916）是標舉漢魏六朝的領袖人物。他認爲“詩法既窮，無可生新”（《論作詩之法》），摹古是必然的，而認爲漢魏六朝詩法最高，合于“以詞掩意，托物寄興”，而非“快意騁詞”，“以供世人之喜怒”（《湘綺樓論詩文體法》），故以之爲典範。但他主張模擬的是“詩法”，非全襲古意，所以提出“不失古格而出新意”（《論作詩之法》），故“其所作于時事有關係者甚多”（陳衍《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如名篇《圓明園詞》即反映了英法聯軍侵華的大事件。但其詩畢竟規古過甚，面目陳舊，所以柳亞子批評他“古色斕斑真意少”（《論詩六絕句》）。漢魏六朝派詩人還有鄧輔綸等。
晚唐詩派的代表人物是樊增祥和易順鼎。他們都是有才華的人物，易才尤高。他們的詩主要是學晚唐香艶體，對仗工巧，辭藻華美，喜歡用事。二人亦有愛國情懷，不乏感傷時事之作。如樊增祥的《聞都門消息》寫庚子事變，句云“犬銜朱邸焚餘骨，烏啄黃驄戰後瘡”、“娥眉身世唯青冢，貂珥門庭但落花”等，屬對精工，不過筆墨過于雕琢刻鏤，用以反映慘酷的現實，情味幷不完全相宜。易順鼎詩多爲行役游覽之作，反映時事的詩以甲午戰爭爲最突出，如《感時四首》云：“有客南冠甘效死，泪痕盈毗血盈腔。”（其四）《自關入都道中八疊韻》之一曰：“熏天媼相空持國，割地兒皇尚紀年。”感情激憤，詞語激烈。其詩過于追求對仗、用事等技巧，有時幾乎流于文字游戲。
第五節 近代後期詞
近代後期詞的創作傾向 “清季四大詞人” 異軍突起的文廷式
近代後期詞，緊承前期的發展，出現馮煦、譚獻、陳銳等詞人。其間被稱爲“清季四大詞人”的王鵬運、朱祖謀、況周頤、鄭文焯以及異軍突起的文廷式最爲突出。近代後期詞的創作基本是在常州詞派理論的籠罩之下，推尊詞體，既講求詞的傳統藝術軌範，又重視詞的厚重內容，不把詞視爲“詩餘”小道。清季四家面臨更形阽危的國勢，都具有愛國感情，又大都贊成變法維新，企望自强。他們在戊戌、庚子前後的詞作不乏憂世傷時之慨。辛亥以後，則思想落伍，多有遺老情緒。
清季四家中，王鵬運（1848～1904）年歲最長，爲詞亦早，有領導風氣的作用。中日戰爭時，侍御史安維峻上疏彈劾李鴻章，語涉對慈禧的微諷，被革職發往軍臺，王寫下《滿江紅·送安曉峰侍御謫戍軍臺》一詞：
荷到長戈，已禦盡、九關魑魅。尚記得、悲歌請劍，更闌相視。慘淡烽煙邊塞月，磋蛇冰雪孤臣泪。算名成、終竟負初心，如何是？天難問。憂無已。真御史，奇男子。只我懷抑塞，愧君欲死。寵辱自關天下計，榮枯休論人間世。願無忘、珍惜百年身，君行矣。詞中回憶他們清流議政的豪慨，對安維峻救國“初心”落空無限惋嘆，面對“天難問、猶無已”的形勢，大膽贊譽安敢斥重臣、觸逆麟，是“真御史，奇男子”。“寵辱”二句尤見以國事爲重的高尚品格。其他如《祝英臺近·次韻道希春感》、《點絳唇·餞春》、《浪淘沙·心事共疏檠》等將感情與物象融化爲一，境界渾成，表現了他詞作的藝術成就。王詞總的格調豪健疏暢，密而不澀，朱祖謀贊其“得象每兼花外永，起孱差較茗柯雄”（《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
朱祖謀（1857～1931）被葉恭綽稱爲“詞學之一大結穴”（《廣篋中詞》卷二）。其《鷓鴣天·九日豐宜門外過裴村別業》、《減字木蘭花》其五“盟鷗知否”都是傷悼“戊戌六君子”的劉光第。前者曰“紅萸白菊渾無恙，衹是風前有所思”，以極淡之語隱微地寫出極深之情。其《鷓鴣天·庚子歲除》云：
似水清尊照鬢華，尊前人易老天涯。酒腸芒角森如戟，吟筆冰霜慘不花。拋枕坐，卷書嗟。莫嫌啼煞後棲鴉。燭花紅換人間世，山色青回夢裏家。
他那“森如戟”的酒腸，“慘不花”的吟筆，正是國事撑胸的表現，末二句表現了失望思歸的情緒。他的詞較之王鵬運多些書卷氣，詞語刻練未免有傷自然。
鄭文焯（1856～1918）最精音律，作詞講求選辭切律，易順鼎稱他的詞“體潔旨遠，句妍韻美”（《瘦碧詞序》）。如《浣溪沙·從石樓石壁往來鄧尉山中》：“一半梅黃雜雨晴，虛嵐浮翠帶湖明，閑雲高鳥共身輕。山果打頭休論價，野花盈手不知名，煙巒直是畫中行。”其庚子前後所寫的《賀新郎·秋痕》、《漢宮春·庚子閏中秋》等感時傷事，都情足意滿。
況周頤（1859～1926）更多名士氣，早年填詞主性靈。葉恭綽稱他的詞“寄興淵微，沉思獨往，足稱巨匠”（《廣篋中詞》卷二）。其詞煉意煉句而不失自然。如《南鄉子》：“秋士慣疏蕭，典盡鸘裘飲更豪。況有鸞笙丹鳳琯，良宵。不放青燈照寂寥。一笠一詩瓢。隨分滄洲聽雨潮。何止黃花堪插帽，嬌燒。江上芙蓉亦後雕。”活畫出一個狂放名士的形象。他的《蘇武慢·寒夜聞角》、《水龍吟》“聲聲只在街前”則都是傷時之作。
文廷式（1856～1904）爲愛國志士，“帝党”人物，因反對中日和議，支持變法維新而被革職，憂傷憔憔以終。他的詞作更富有時代感。他論詞反對“意多柔靡”，“聲多嘽緩”，“用字則風雲月露、紅紫芬芳”，强調思想內容和氣勢，要寫出“照天騰淵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極之志，甄綜百代之懷”（均見《雲起軒詞自序》）的詞作。他不尚苟同，不重戒律，不拘一格，自寫胸臆，豪邁勁健，而又頗注意詞的藝術表現，故能獨張一幟。陳銳評其詞“有稼軒、龍川之遺風，惟其斂才就範，故無流弊”（《B1碧齋詞話》）。朱孝臧題其詞集稱“拔戟異軍成特起”，“兀傲故難雙”（《强村語業》卷三《望江南》）。
文廷式反映時事的詞，如《翠樓吟·歲暮江湖，百憂如搗，感時撫己，寫之以聲》：
石馬沉煙，銀鳧蔽海，擊殘哀築誰和？旗亭沽酒處，看大め、風檣軻峨。元龍高臥。便冷眼丹霄，難忘青瑣。真無那、冷灰寒柝，笑談江左。
一笴，能下聊城，算不如呵手，試拈梅朵。苕鳩棲未穩，更休說、山居清課。沉吟今我，只拂劍星寒，欹屏花妥。清輝墮，望窮煙浦，數星漁火。詞中滾動著“感時撫己”的哀憤，心系朝廷國事，卻不被容于朝廷，袖手江湖，又不能忘情國事，一邊說“不如呵手，試拈梅朵”，一邊還是“冷眼丹霄，難忘青瑣”，聲情凄厲感人。他的《廣謫仙怨》詞說“相臣狡兔求窟，國論傷禽畏弦”，尖銳地揭露出甲午戰爭後朝廷對輿論的壓制與謀國大臣的卑瑣。其《水龍吟》曰：
落花飛絮茫茫，古來多少愁人意。游絲窗隙，驚飈樹底，暗移久世。一夢醒來，起看明鏡，二毛生矣。有葡萄美酒，芙蓉寶劍，都未稱，平生志。
我是長安倦客，二十年、軟紅塵裏。無言獨對，青燈一點，神游天際。海水浮空，空中樓閣，萬重蒼翠。待驂鸞歸去，層霄回首，又西風起。志士不得施展報國之懷的無比壓抑之感，噴薄紙上。末二句顯有所指，當是影指慈禧的幹政。其他如《賀新郎·贈黃公度觀察》、《鷓鴣天·贈友》、《蝶戀花·九十韶光如夢裏》等詞，都感情激越，而表現得不率不露，將深憂大憤寓于悲凉凄愴的意象之中。胡先驌說：雲起軒詞，“意氣飈發，筆力橫恣，誠可上擬蘇、辛，俯視龍洲。其令詞穠麗婉約，則又直入《花間》之室。蓋其風骨遒上，幷世罕睹，故不從時賢之後，局促于南宋諸家範圍之內，誠如所謂美矣善矣”。（《評文芸閣雲起軒詞鈔·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學衡》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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