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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1840）前後到中日甲午戰爭（1894）的近代前期是“千古未有之變局”的前一階段。隨著民族危機、封建統治危機的加深，經世思潮蓬勃發展，統治階級內部發生複雜的分化。與此相應，詩詞文創作也流派紛呈，新舊交錯。在傳統的文壇上，宋詩派興起，常州詞派繼續發展，桐城派在努力擴大其影響領域後出現湘鄉派。這些文學流派在新的形勢下，雖然都有一定的變化和成就，但總體說來，思想基礎比較陳舊，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農民起義所建立的政權太平天國的文化政策及其詩文表現出反對封建文化的激進色彩，在天國勢力所及的地域內給舊文化以重大衝擊，但隨著天國的被鎮壓而未能發生重要影響。本時期成就顯著，反映了時代的新變化，幷對後來産生了深遠影響的是異軍突起的一些經世派作家，他們以符合時代前進步伐的新思潮和高度的愛國激情，在詩詞文各方面都唱出了新聲，改變了文壇舊貌，翻開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龔自珍、魏源、王韜等是其代表，龔自珍尤爲其中的佼佼者。
第一節 龔自珍的思想與創作道路
張揚個性與理性的“尊情”與“尊史” 以“史官”自處的社會批判精神睥睨“鄉願”的“怪魁”
龔自珍（1792～1841）字璱人，號定盦，別署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道光九年（1829）中進士。曾先後任宗人府及禮部主事等職，終其一生不出地位卑微的小京官。道光十九年（1839），因忤其長官辭官南歸，兩年後，暴卒于丹陽。有《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是在近代歷史開端之際得風氣之先的杰出的思想家與文學家。他的思想明顯受到明中葉以來伸張個性思潮的影響，重情、重童心，强調“人”、“我”與“心之力”的作用（《壬癸之際胎觀第一》、《第四》），反對壓制與束縛，倡言“好削成，大命以傾”（《削成箴》），具有鮮明的個性解放傾向。在乾嘉漢學極盛的學術風氣和家學傳統的影響下，他在漢學方面也有一定造詣，但幷不爲其所囿。他崇尚經今文學，密切關注現實，譏切時政，在對現實問題的思考中，崇史尊史，從歷史中汲取理性，有很高的理性自覺：“雖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審而後許其然”。（《文體箴》）所有這些都表現出突出個性、自我與理性而與封建專制主義處于某種矛盾狀態，富有叛逆色彩，成爲我國近代最早的啓蒙思想家。
龔自珍面對衰世，具有深沉的憂患意識。他以當代的史官自居，激濁揚清，始終把文學作爲批評現實的武器。他思想早熟，25歲以前已經寫出《明良論》、《尊隱》、《乙丙之際箸議》等文，揭露危機，鼓吹變革，呼喚風雷，憧憬未來，思想深刻，鋒芒逼人。29歲後步入官場，不能不稍斂鋒芒，常常引起內疚，慨嘆“文格漸卑”（《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其二）、“詩漸凡庸”（《己亥雜詩》六五）。實際上他寫下的一系列大膽建白文章，諸如《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上大學士書》等，無不關係國家安危及內政改革的大事，貫穿著批評與變革精神。在相對自由的詩歌領域更是“欲爲平易近人詩，下筆清深不自持”（《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其十四），落筆便不能不尖銳。當他結束20年仕宦生涯，辭官南歸，還表示要“狂言重起廿年喑”（《己亥雜詩》十四），再度發揮20年前在野的自由批評的鋒芒。龔自珍的詩文是他社會批判的産物，緊密圍繞社會政治這個軸心，徹底打破了嘉慶以來文壇的平庸風氣，體現出時代精神，成爲近代文學的開山。
龔自珍的個性，自尊自信，傲岸不羈，頗似李白，而又多一層“橫霸”之氣。他平視一切，常常幾乎是站在與現實統治對等的立場上指手畫脚。這自然不爲當時社會所容，被視爲狂怪。吳中名儒王芑孫針對他“病一世人樂爲鄉願”的激烈態度，勸戒他不要作“怪魁”：“鄉願猶足以自存，怪魁將何所自處？”然而正是這遠遠超出庸俗士夫之上而不容于封建之世的“怪魁”，顯示出了龔自珍的真實面貌與價值。
第二節 龔自珍的散文
清代散文的轉折 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抗爭 危機與變革意識 個性解放的呼喊“橫霸”之氣與震撼力 詭異奇崛的風格
從清中葉以來，散文領域爲桐城派古文所籠罩。桐城派古文理論的“義法”，限制了散文的活力。龔自珍受經世思潮的鼓蕩，提倡古人“忽然而自言”，“畢所欲言而去”（《績溪胡戶部文集序》）的精神，主張擺脫一切束縛，暢所欲言。他直接繼承和發揚了周秦諸子散文無所拘忌的創造精神，以自由活潑的體式大膽地抒寫自己的真知灼見和真情實感，開創了經世散文的新風，標志著清代散文的轉折。
龔自珍的時代，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已經衰朽，迫切需要變革，但專制統治壓制言論，摧抑人才，造成官僚平庸，士風委靡，堵塞了變革新生之路。龔文的突出內容就是揭露專制統治的腐朽本質及其必然沒落的命運，呼號變革，憧憬未來，反映了時代的重大課題。《明良論四》、《古史鈎沉論一》、《京師樂籍說》、《乙丙之際箸議第七》、《乙丙之際箸議第九》諸文抨擊專制統治者牽制手脚，摧鋤士氣，排擯議政，扼殺人才，從多側面揭露出專制統治扼殺生機、阻礙社會發展的腐朽本質，幷正告統治者變則存，不變則亡：“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
他的《尊隱》一文深刻地表現了對大變革的預見與憧憬。所謂“隱”是指失落在野的人物。文章首先提出“山中之傲民”與“山中之悴民”，前者隱居傲世，後者學識道德備于一身而徒憔悴于山中。作者顯然不滿意這二者的道路，提出“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時也”，主張君子應該重“生”，要察“時”以“大乎其生”，即發揮“生”的價值。文章描寫了士在國家初、盛、哀三個時期的遭遇，重點則放在衰世，著重描寫這個時期代表現實統治的“京師‘力量與被排擠在野而體現社會生機的”山中之民“力量的消長變化。”京師“一片”日之將夕“的垂死氣象，不僅皇族、世宦之家不再生才，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也都被拒之門外，衹有”丑類窳呰、詐僞不材“充斥其中。因此京師之氣泄而聚于野，京師貧而四山實，國家的重心轉移到了山中。終于山中有大聲音起，”天地爲之鐘鼓，神人爲之波濤“，這就是改朝換代的到來。文章結尾提出”橫之隱’與“縱之隱”。山中之民“能大其生以察三時”，變革現實，在歷史上佔有一段空間，是“橫天地之隱”，作者熱情謳歌他們說“百媚夫不如一猖夫”，“百酣民不如一瘁民”，“百瘁民不如一之民（即”山中之民“）”；而對于明察歷史、掌握大道、知時知世而不能成爲改造現實的物質力量的“縱之隱”，雖也持肯定與贊揚態度，卻爲其不被人所認識、不能有實際作爲而感到孤獨悲凉，表現了對像作者自己這樣人物的惆悵之情。這篇文章出以寓言形式，汪洋恣肆，動人心魂。特別是描寫衰世的一段文字，構思不凡，想像奇特，語言詭異，筆墨縱恣，將兩種力量的對比，鋪排至十幾個層次，洋洋灑灑，一氣而下，瑰奇動人，頗有《孟子》的氣勢，《莊子》的奇詭，《離騷》的瑰麗，突出表現了龔文奇譎壯偉的特色。
與反對專制束縛相關，龔自珍的散文也表現了追求個性解放的精神。《病梅館記》是最集中的體現。文章採用比興手法，以梅爲喻，力斥爲了“文人畫士”的“孤癖之隱”，將梅斫正，删密，鋤直，遏其生氣，使之成爲病梅。他立誓加以療治，“解其棕縛”，必“復之全之”而後已，表現了反對摧殘自然生機、保護個性自由的堅定態度。文章比興貼切，生動引人。他的一些傳記文如《記王隱君》、《吳之臒》等，著重刻畫人物奇崛不俗的個性，反映了同樣的精神。
龔自珍散文的主要特點是識深、氣悍而風格瑰奇。他以“幽光狂慧”（《又懺心一首》）透視現實，認識深邃，多透底之言，發人猛醒，讀之“若受電然”（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二）。他的散文在後來發生了重要影響，基礎即在于此。龔自珍說他自己“氣悍心肝淳”（《十月廿夜......書懷》），“氣悍”便不免橫眉冷對，故其“文筆橫霸”（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具有淩厲的氣勢與震撼力。龔文在藝術表現上，刻意追求不恒常的構思與不恒常的語言表現，不落窠臼，想像奇特，文筆縱恣，形成詭異奇崛的獨特風格。《尊隱》之寫“山中之民”，《乙丙之際塾議三》之寫書獄，《送歙吳君序》之寫世無奇才等，無不如此。這使他的一些文章能突破一般的論議和記事的模式，富有雜文的色彩，文學意味更濃，在中國散文史上有其獨特的貢獻。
第三節 龔自珍的詩、詞
封建末世的鏡子 呼喚風雷與人才 壓抑與解脫 心的復歸 龔自珍的新詞風
龔自珍也是首開近代新詩風的最杰出的詩人。他自稱“精嚴”的少作大都佚失，今存的六百多首詩，主要是30歲以後的作品，同樣堪稱“精嚴”。他的詩與散文一樣，緊緊圍繞現實政治這個中心，或批判，或抒慨，富有社會歷史內容，爲有清一代所罕見，一新詩壇面貌。
龔自珍以深邃的史識爲詩，撕下“盛世”的面紗，把清王朝統治的腐朽本質及其沒落形勢，清晰地揭示給人們，特別具有警世、醒世和驚世的力量。《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其十二曰：
樓閣參差未上燈，菇蘆深處有人行。憑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靄生。“忽忽中原暮靄生”，即《尊隱》中所謂的“日之將夕”，以高度概括的詩句形象地表現出清王朝沒落的形勢與氣氛，可與唐代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衹是近黃昏”媲美，不過現在連那將落的夕陽也沒有了，衹是“暮靄”蒸騰即將進入暗夜了。造成這種情勢的根源，在于清王朝統治的腐朽與專橫。《咏史》詩說：“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箸書都爲稻粱謀。”地方上是幕府中幫閑人物操縱一切，朝廷裏是皇帝左右親貴把持大權，這就是政治現狀。而一般官僚文士懾于文字獄，不敢議論國家大事，著書爲文不過是爲衣食打算。高壓專制把人們變成渾渾噩噩的庸才，全無生氣，這又是一般士風的現狀。國家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中一步步日薄西山。作者深知前途與希望在于風雷飈發，人才蔚起，以强有力的變革使社會重獲生機，因而喊出了時代的最强音。《己亥雜詩》一二五首：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這富有震撼力的詩句，包含著深邃的意蘊。這裏所謂的“人材”，就是《乙丙之際箸議第九》中所說的“才士”、“才民”，《京師樂籍說》中所稱的“豪杰”，《尊隱》中所謳歌的“山中之民”。他們是不受統治者愚弄而能够打破萬馬齊喑局面、掀起風雷、改造現實的力量。作者的《西郊落花歌》以奔放酣暢的筆墨熱情歌咏落花，也是對人材的頌美：“如錢唐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奇龍怪鳳愛漂泊，琴高之鯉何反欲上天爲？玉皇宮中空若洗，三十六界無一青蛾眉。”“落花”就是“奇龍怪鳳”，是被統治者排斥的奇才，他們都從“玉皇宮中”“飄泊”下來了，那裏已經“空若洗”，而人間則出現了宏偉壯麗的奇觀。
詩人的拔俗特立，在當時的社會裏是孤立無援的，“側身天地本孤絕”，他的不少抒懷詩，充滿奇才憂國傷時而不容于世的壓抑感、孤寂感。《夜坐》云：
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坐靈。塞上似騰奇女氣，江東久隕少微星。平生不蓄湘累問，喚出姮娥詩與聽。
在難以忍受的壓抑情境中，詩人想放眼青空一舒心緒。然而入眼的景象，是庸才妒抑奇才，是萬馬齊喑而衹有朝廷一種聲音，是邊域將有事而中原人材寥落的傾危形勢。屈原曾作《天問》，詩人知道他所面對的現實是“天問有靈難置對，陰符無效勿虛陳”（《秋心》其二），提出問題是沒有意義的，向月亮傾訴一下心曲算了。此中含有多少深沉的感憤！這裏抒發的感情迥異于一般士子的不遇之嘆。在極度壓抑之中，作者有時也追求某種精神上的解脫，《能令公少年行》是這一方面的代表，也是一篇具有魁力的奇作。它以流麗的長篇歌行酣暢淋漓地描寫出一個想像中的太湖隱居天地，它高雅脫俗，自由純潔，優美充實，與污濁的現實形成鮮明的對比，這與詩人常常在詩中呼喚童心、懷戀真情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己亥雜詩》一七0首說：“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既壯周旋雜癡黠，童心來復夢中身。”在名場中周旋，有時不能不裝呆賣傻，所謂“癡”；有時又不得不耍弄狡獪，所謂“黠”，真個是“客氣漸多真氣少，汨沒心靈何已”（《百字令·投袁大琴南》）。詩人十分厭憎這種逐漸失去真人面目的生活，也是個性解放精神的一種體現。
批判、呼喚、期望，集中反映了詩人高度關懷民族、國家命運的愛國激情。直到他辭官南歸之日，還唱出“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己亥雜詩》五）的動人詩句，即使已是落花身世，仍要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去培植新的花朵。
龔自珍的詩歌與散文一樣富有開創性。他的詩基本不出舊體範圍，也可以明顯看出受到前代一些作家的影響，但他吸收前人的滋養而如蜂釀蜜，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路數。他的詩主要是圍繞社會政治著議抒慨，基本傾向是重意而多陳述的筆墨。但他著議抒慨，既富有概括力，含意深遠，又多出以象徵隱喻，富有形象性。如《秋心》其一：
秋心如海復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鬱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當腰。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鬥大明星爛無數，長天一月墜林梢。悼念奇才友人的亡故，抒發憂時的深懷，全都出之以陳述式筆墨。然而以“秋心‘指愁緒，以”秋魂“指逝者，以”鬱金香“、”古玉“寫亡友的品德，以”氣寒“喻西北的嚴重形勢，以”何人劍“感慨報國乏人，以”簫“聲寥落言哀時之士的匱乏，以”鬥大明星“無數言庸才充斥，以”月“墜林梢言才友淪亡，思想深刻，形象鮮明，感情濃摯，意象含蓄，耐人玩味。詩中的形象事物大半是用爲象徵隱喻，而非意在描寫其本身。這種藝術表現上的特點廣泛地體現在作者常用的”劍“、”簫“、”落花“、”春“、”秋“等意象上。如”劍“之代表功業報國的壯懷，”簫“之代表憂國傷時的情思等。龔詩既是政治家歷史家的詩，又是真正詩人的詩。其濃郁的詩情近唐，以表意與陳述爲主近宋，近唐而不流于興象空浮，近宋而不流于枯瘠乏象，他融會了唐音、宋調的優點而避其流弊，以宋詩的面子包裹唐詩的裏子，有獨特的創造，自成一路，爲古典詩歌藝術作了很好的總結。
龔自珍自稱”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自春徂秋，偶有所觸......》其三），其詩多用象徵影喻，想像奇特，文辭瑰瑋，接受莊子與屈原的影響較大，然而其中貫穿一種詩人獨有的淩厲剽悍之氣，所謂”以霸氣行之“（譚獻《復堂日記》），因此晶光外射，飛動郁勃，富有力度。如”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夢中作四截句》之二），”西池酒罷龍嬌語，東海潮來月怒明“（《夢得”東海潮來月怒明“之句......》），”畿輔于山互長雄，太行一臂怒趨東“（《張詩舲前輩游西山歸索贈》），”猛憶兒時心力異，一燈紅接混茫前“（《猛憶》）等，其中展示出來的剽悍奇麗之美，在古人詩中是少見的。從這一方面說，又是對古代理想化詩歌藝術的總結與發展。
龔自珍從19歲開始填詞，早年與晚年詞作較多，共存詞一百五十餘首。詞在傳統上就是抒情的，龔自珍尤其把詞作爲抒情的工具。他的《長短言自序》即提出尊”情“，把自己所作的詞視爲”爰書“，即感情的供辭。因此他的詞主要抒寫理想的憧憬、失落的感慨以及鄉情友思等。如《桂殿秋》：
明月外，淨紅塵，蓬萊幽窅四無鄰。九霄一派銀河水，流過紅墻不見人。驚覺後，月華濃，天風已度五更鍾。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扃幾萬重？
詞以夜夢之蓬萊仙境作爲理想追求的目標，表現了一種難料前程的迷惘。據龔橙手抄詞，此詞爲作者19歲所作。段玉裁評作者的早期詞說”銀碗盛雪，明月藏鷺，中有異境“（《懷人館詞序》），大約即指這一類。又《減蘭》詞：
人天無據，被儂留得香魂住。如夢如煙，枝上花開又十年。十年千里，風痕雨點斕斑裏。莫怪憐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詞前序曰：“偶檢叢紙中，得花瓣一包，紙背細書辛幼安’更能消幾番風雨‘一闋，乃是京師憫忠寺海棠花，戊辰暮春所戲爲也，泫然得句”。戊辰爲嘉慶十三年（1808），詞言“十年”，如系實數，則爲嘉慶二十二年，作者26歲，尚未中舉。他面對十年前的一包海棠花瓣，想到自己十年來，在風雨落花中南北奔波不已，仍是飄零的落花身世，不禁泫然涕下，多一層憐惜之情。觸物傷懷，情物相互映發，分外感人。《醜奴兒令》說：“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縱橫，泪也縱橫，雙負簫心與劍名”，都是相類的感慨。龔自珍以詩筆爲詞，直率真切地抒情，不拘聲律，發揚豪放派詞的精神。開創了經世派作家的新詞風。
第四節 反帝愛國詩潮
廣泛汹涌的反帝愛國詩潮 魏源與林則徐
“七萬里戎來集此，五千年史未聞諸”（黃遵憲《和鍾西耘庶常德祥津門感懷詩》其八），西方國家的入侵，引起中華民族的極大憤慨與震驚，成爲詩心歌懷所系。與龔自珍同時或稍後而經歷了鴉片戰爭的一批詩人，如魏源、林則徐、張維屏、張際亮、朱琦、姚燮、魯一同、貝青喬、金和等，無不表現出激烈的反帝情緒，形成汹涌澎湃的愛國詩潮。他們的作品除反映民生疾苦外，焦慮阽危，痛斥侵略，抨擊投降，謳歌抗戰，表現了中華民族反對侵略、熱愛祖國的崇高感情。如張際亮的《浴日亭》、《遷延》，朱崎的《感事》、《關將軍挽歌》，姚燮的《驚風行》、魯一同的《重有感》等。張維屏的《三元里》是爲廣州三元里人民反侵略鬥爭所樹的一座豐碑：“三元里前聲若雷，千衆萬衆同時來。因義生憤憤生勇，鄉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廬須保衛，不待鼓聲羣作氣。婦女齊心亦健兒，犁鋤在手皆兵器。鄉分遠近旗斑斕，什隊百隊沿溪山。衆夷相視忽變色：黑旗死仗難生還！”傳神地刻畫出人民羣衆風起雲涌、如火如荼的反侵略鬥爭場面。貝青喬的《咄咄吟》以120首絕句的組詩形式，以浙東軍事爲核心，有力地揭露了軍吏貪黷、庸懦、愚昧的嘴臉，是清朝軍政腐敗的縮影。每詩一注，詩咏其事，注詳本末，相得益彰，不少絕句具有冷隽的諷刺意味。金和以古體叙事諷刺詩而獨具特色。他的《軍前新樂府四首》、《雙拜岡紀戰）、《蘭陵女兒行》、《圍城紀事六咏》等，揭露清軍蹂躪百姓和統治階級怯懦投降，都善于擇取生活場景突出人物形象，于誇張的筆墨中深含諷刺，對古典叙事詩有所拓展。嘉、道以下的清王朝統治空前腐朽，文學中諷刺傾向大增，貝青喬、金和的詩歌都體現了這一趨勢。愛國詩潮中的作家雖然藝術上一般還籠罩在前人的格調之下，缺乏鮮明的獨創性、但以充實的時代內容反映了一個時期的詩歌風貌。其中魏源、林則徐思想表現出新因素，與龔自珍一起成爲這一時期進步文學潮流的核心力量。
魏源（1794～1857）與龔自珍齊名，人稱“龔魏”。不過他的思想更爲開放，對內主張發揮商人作用，對外既堅決反對西方的侵略，又主張學習其長處、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海國圖志》卷二）的方針，表現了近代優秀分子思想開明、不甘落後的品質與氣魄。他參加過實際政事改革，他的詩比較集中于揭露批判具體政事弊端和阻撓弊政改革的保守人物，爲時人詩中所少見，《都中吟》、《江南吟》、《古樂府·行路難》等組詩可爲代表。在鴉片戰爭爆發後的兩三年內，他集中地寫下了《寰海》、《寰海後》、《秋興》、《秋興後》四組詩四十餘首，全爲七律，一詩一事，廣泛地反映了鴉片戰事的具體內容和國家傾危形勢，堪稱“詩史”。如《寰海》其九揭露靖逆將軍奕山的投降行徑：
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聲。陰疑陽戰玄黃血，電挾雷攻水火幷。鼓角豈真天上降，深珠合向海王傾。全憑空氣銷兵氣，此夕姣宮萬丈明。
奕山在廣州戰敗，以巨額贖城費向英軍乞降。漢代周亞夫出奇兵平吳楚七國之亂，人“以爲將軍從天而下”，詩中用這個典故反譏奕山哪里是奇兵制勝，不過是憑金銀買降，對照鮮明，譏諷有力。他的《秦淮燈船引》等長篇歌行，把政治內容與山水名勝結合起來，情景相生，也頗爲動人。魏源詩帶有時務家論事的色彩，賦筆多，議論多，雖自成一格，有時未免缺乏詩的韻味與意象。他自言“十詩九山水”（《戲自題詩集》），他熱愛祖國的山河，游踪幾遍全國，寫下大量的山水詩，以寫實的筆墨顯現了祖國各地河山的獨特風貌和奇異景觀。如《天臺石梁雨後觀瀑歌》，從雨中、月下、冰時幾種情境中刻畫出石梁瀑布的獨特風神，引人入勝。他的山水詩大都寫名山大川，以奇偉壯麗的景色爲主，但也有一些幽美的山水畫面，富有意境神韻，如《三湘棹歌》，其《蒸湘》一首曰：
溪山雨後湘煙起，楊柳愁殺鷺鷗喜。棹歌一聲天地綠，回首語溪已十里。雨前方恨湘水平，雨後又嫌湘水奔。濃于酒更碧于雲，熨不能平剪不分。水復山重行未盡，壓來七十二峰影。篙篙打碎碧玉屏，家家汲得桃花井。將雨後在蒸湘中行舟所見的景色及其獨特感受，傳神地表現出來，境界清奇，形象鮮明。但他寫山水，有時過于追求形似，一似地貌寫生，則不免缺少詩情畫意。
林則徐（1785～1850）是開明的政治家、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睜眼看世界的帶頭人。他的詩中滲透著憂時憫民的情懷，鴉片戰爭時期詩作突出地表現了愛國激情。如寫于戰爭爆發前夕的《中秋嶰筠尚書招余......飲沙角炮臺眺月有作》，在彌天月色、遼闊海面、嚴整軍陣的雄渾背景上，抒寫詩人掃清敵氛。清淨邊圉的豪情壯志：“涵空一白十萬頃，淨洗素練懸滄洲。......蠻煙一掃海如鏡，清氣長此留炎州。”讀之令人吐氣。他遭投降派打擊而被遣戍伊犁後所寫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最集中體現了他的高度愛國胸懷。他描寫山川風物的詩如《出嘉峪關感賦》等，也氣象雄偉。林則徐志懷高遠，又長于駢儷，他的詩“氣體高壯，風格清華”（《射鷹樓詩話》卷四），近體尤其對仗工穩自然。
第五節 宋詩派、桐城派、常州派與近代前期詞
宋詩派的形成與主要傾向 鄭珍詩的藝術開拓 桐城派的新趨向 姚門弟子梅曾亮的散文 曾國藩的湘鄉派與曾門弟子的海外游記 新體散文的萌芽 周濟與常州詞派 傳統詞壇名家蔣春霖 鄧廷楨等人的愛國詞作
在歷史猛然折入近代行程時，除得風氣之先的人物外，傳統文壇一般還在循著慣性向前推衍。這時在詩歌領域，有以祁寯藻、程恩澤爲首偏于宋詩格調的流派興起，一般稱之爲“宋詩派”。領袖人物爲程恩澤、祁寯藻，主要作家有出于程恩澤之門的何紹基、鄭珍、莫友芝以及曾國藩。這個詩派的主要宗尚是“以開元、天寶、元和、元祐諸大家爲職志”（陳衍《石遺室詩話》），即以杜甫、韓愈、蘇武、黃庭堅爲宗。其創作傾向則是受當時學術主潮漢學的影響，“合學人、詩人之詩二而一之”（同上），表現出一種獨特的藝術趣味。沈曾植說“三元（指開元。元和、元祐）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殖民政策開埠頭本領”（同上書引），宋詩派發揚了“三元”的這種開拓精神，主張詩歌要有獨創性，自成面目。宋詩派理論家何紹基强調詩文要立“真我”，獨自“成家”。但其所謂“真我”，包括自然禀賦的個性氣質和後天修養而成的性情，後者是“看書時從性情上體會”（何紹基《題馮魯川小像册論詩》）得來的，大體不出封建倫理範疇和正直士大夫的標格，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與張揚個性的時代新思潮不可同日而語。宋詩派的主要成就，是在描寫具體生活方面的藝術開拓，其中鄭珍成就最高。
鄭珍（1806～1864）一生大體僻處于以貴州爲中心的西南一隅，他的詩突出的方面是表現貧士生活。作者不厭細瑣，不避俚俗，將貧士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具體的心理感受，從房子漏雨到讀書牛欄，從爲小兒做周歲到慈母教誨頑童，乃至造一物，舉一事，真切地刻畫成生動的藝術形象，散發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如《溪上水碓成》、《阿卯晬日作》、《武陵燒書嘆》、《渡歲澧州寄山中四首》、《濕薪行》等。其《屋漏詩》將屋漏的困窘狼狽境況刻畫得淋漓盡致。《題新昌俞秋農汝本先生〈書聲刀尺圖〉》寫貧家母的慈愛與教誨頑童：“女大不畏爺，兒大不畏娘。小時如牧猪，大來如牧羊。血吐千萬盆，話費千萬筐。爺從前門出，兒從後門去。呼來折竹簽，與地記遍數。爺從前門歸，呼兒聲如雷。母潜窺兒倍，忿頑復憐癡。夏楚有笑容，尚爪壁上灰。爲捏數把汗，幸赦一度答。”形象凸出，意趣盎然。他的寫景作品如《下灘》等，亦刻畫真切。陳衍稱許鄭珍的詩“歷前人所未歷之境，狀人所難狀之景”（《石遺室詩話》），雖不免誇張，就其富有開拓創造來說是不錯的。鄭珍的詩詞語洗練，音節造句力求頓挫硬折，淺俗而不流易，沉實而不奧僻，樸瘦堅勁，充滿詩情畫意，的確可以說是“以蘇、韓爲骨，元、白爲面目”（胡先驌《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自成一家。他的成就對壯大宋詩派起了重要作用，對後來的同光體也發生了深刻影響。曾國藩後來自成湘鄉派，不過是宋詩派的別支，宗尚則更偏于黃庭堅。他自言“自仆宗涪公，時流頗忻向”（《題彭旭詩集後即送其南歸二首》其二），陳衍也說：“湘鄉出而詩皆宗涪翁。”（《石遺室詩話》）
古文方面，桐城派大師姚鼐卒于嘉慶二十年（1815），進入本時期主要是姚門弟子在擴展桐城派勢力和影響。此時，桐城文派面臨漢學家提倡考據文，阮元、李兆洛等張揚駢體文，經世派大力鼓吹經世文的嚴峻文壇形勢，早已喪失左右文壇的力量，只在姚門親授弟子與私淑弟子間傳承與傳播，其核心力量則是姚門的幾大弟子，主要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劉開。他們大體還都守持桐城派的道統、文統，不過受艱危時局的影響，也出現一些變化，即强調加强文學與現實的關係。如梅曾亮提出“因時”，姚瑩于姚鼐的學問之事三端之外加上“經濟”一條。不過他們强調文學的社會功用，主要偏于教化，不外以封建倫理端正人心風俗，思想比較保守，他們雖也批評現實弊端，多屬枝節問題，缺乏經世派那種抨擊現實、倡言變革的力度，但在對外方面，則同樣表現出反侵略的愛國立場。其中古文成就較高的是梅曾亮，道光中後期他在京師中儼然成爲古文宗師。他論文主“因時”，主“真”，二者實相輔相成，所謂’因時“，即因文見其”時“之”真“與”人“之”真“。他的文章大體能體現這種精神，以簡潔蘊藉的文筆，清明的氣體，真切地表現情與事。如《游小盤穀記》寫盤穀的形態，身處其中的感受，真切傳神，一無長語浮詞。《鉢山餘霞閣記》等也都清隽可喜。論說文如《士說》等，直申己見，短小精悍。
姚門諸弟子之後，桐城派爲曾國藩（1811～1872）及其弟子活動的時期。曾國藩以所謂”同治中興“的”名臣“，幕府廣聚人才，以堅持理學道統的桐城派爲號召，使桐城派古文一時復盛。他適應時勢的需要，進一步强調”經濟“，將義理、考據、辭章、經濟四者比之孔門的德行、文學、言語、政事四科，幷針對桐城派古文之弊，提出修正意見，包括擴大古文的傳統，由八家上推至先秦兩漢，主張駢散兼容，提倡”雄奇瑰瑋“（《致南屏書》）。他本人的文章”復字單義，雜厠相間，厚集其氣，使聲採炳煥而戛焉有聲“（李詳《論桐城派》）。這些從古文理論到創作實踐對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後人稱之爲”湘鄉派“。曾國藩門下，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稱四大弟子。他們已處于所謂”同治中興“的洋務運動發展時期，思想與實踐都與洋務有較密切的關係。他們的文章雖各有成就，特別是張、吳二人得桐城”雅潔“之傳，最爲桐城派人推崇，但是陳舊的思想與陳舊的文章模式已很難再有超越前人的建樹，他們真正給桐城文帶來新氣象的是一些反映新思想的議論文和海外游記，尤其是後者，以新奇的事物與略帶變化的文風，形成湘鄉派文的一大特色。如黎庶昌的《游鹽原記》、《蔔來敦記》，薛福成的《觀巴黎油畫記》、《白雷登海口避暑記》等都以樸實暢達的筆墨傳其形神，以異國新奇風物引人入勝。薛福成的《觀巴黎油畫記》幾成膾炙人口的名篇，以傳神之筆將內容繁雜的畫面形象地表現出來，又極善烘襯渲染。
在散文領域，本時期頗值得注意的是以馮桂芬、王韜、鄭觀應等爲代表的新體散文的萌芽，這實際是經世文的進一步發展。馮桂芬（1809～1874）思想屬于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洋務派，文章上則與桐城派針鋒對，主張”稱心而言，不必有義法“（《復莊衛生書》）。他的《校邠廬抗議》以內容爲本，達意爲用，議論剴切，文字平實。王韜（1828～1897）已具有早期改良主義思想，文章觀上同樣反對桐城派，宣稱桐城文有家法師承、門戶蹊徑，”蘊蓄以爲高，隱括以爲貴，紆徐以爲妍，短簡寂寥以爲潔“，與自己”格格而不相入“（《韜園尺牘續鈔自序》），提出”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斯即佳文“（《韜園文錄外編自序》）。他針對時務直抒己見，又任報刊主筆，許多文章發表在報紙上，實首開報章文體。其文的通俗暢達，極言盡論，被人認爲”出之太易“（《韜園老民自傳》），這實際正反映了由古文經由報章文體向近代散文演變的趨勢。稍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繼續承襲這一形勢發展。梁啓超說：“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爲之一變，汪洋恣肆，暢所欲言，所謂宗派家法，無復問者。”（《中國各報存佚表》）清楚地說明了報章文體在散文發展史上和近代散文形成中的價值和意義。
在詞的領域，進入近代以前，已有常州詞派興起。領袖人物張惠言推尊詞體，提倡比興，主張以婉約的風格隱曲地表現士大夫的幽怨之情。到本時期的周濟（1781～1839）繼續發揚其理論，進一步提出“詩有史，詞亦有史”（《介存齋論詞雜著》），超越抒寫士子遭遇感慨的範圍，更加强調詞的社會內容，所謂“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饑，或獨清獨醒”（同上）。在詞的藝術進境上，提出：“問途碧山（王沂孫），歷夢窗（吳文英）、稼軒（辛棄疾），以還清真（周邦彥）之渾化”（《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與張氏之獨崇溫庭筠有別。關于比興寄托則提出“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同上），要使詞不粘著一點，達到“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介存齋論詞雜著》）即含意更加廣闊深厚的境地。其詞如《蝶戀花》“柳絮年年三月暮”，通過對柳絮的歌咏，表現對衰落形勢無可奈何的情緒，深藏時事之慨。
這時傳統詞壇上還有項鴻祚、蔣敦復、蔣春霖等一批詞人，蔣春霖（1818～1868）詞作藝術成就最高。他認爲“詞祖樂府，與詩同源”，反對“偎薄破瑣，失風雅之旨”，主張“情至韻會，溯寫風流，極溫淡怨慕之意”（李肇增《水雲樓詞序》引），其詞宗尚宋人張炎、姜夔，主要是傳神地表現出大動亂中士子的漂泊離亂的情懷，不用寄托手法，而表情含蓄深沉。如《臺城路》：
驚飛燕子魂無定，荒洲墜如殘葉。樹影疑人，鴞聲幻鬼，欹側春冰途滑。頽雲萬疊。又雨擊寒沙，亂鳴金鐵。似引宵程，隔溪磷火乍明滅。江間奔浪怒涌，斷笳時隱隱，相和嗚咽。野渡舟危，空村草濕，一飯蘆中凄絕。孤城霧結。剩羂網離鴻，怨啼昏月。險夢愁題，杜鵑枝上血。
詞有感于友人從太平軍佔領的南京城中逃出而作，描寫其驚魂不定的神情，善于從視覺、聽覺各方面烘襯，氣氛濃郁，堪稱刻畫入神，而其對太平軍的敵對態度也暴露得十分清楚。
此時期值得重視的是一些愛國的官僚士子，其詞以充實的社會內容，真正達到了“詞亦有史”的高度。林則徐、鄧廷楨（1775～1846）都是這方面的代表。林則徐的詞作和詩一樣表現了反侵略和愛國的激情，如《高陽臺·和嶰筠前輩韻》寫禁煙事，下片抒寫厲行煙禁的快意心境與豪情，極爲鼓舞人：“春雷欻破零丁穴，笑蜃樓氣盡，無復灰然。沙角臺高，亂帆收向天邊。浮槎漫許陪霓節，看澄波、似鏡長圓。更應傳，絕島重洋，取次回舷。”充滿禁絕鴉片、趕走侵略者的堅定意志。鄧廷幀也是鴉片戰爭中的愛國將領，而遭無理貶謫，其《雙硯齋詞》實爲“將軍白髮之章，門掩黃昏之句”（譚獻《復堂日記》戊子），如《高陽臺》“鴉渡溟溟”寫鴉片之禍國殃民，《高陽臺·玉泉山宴集》寫報國壯志難展的哀憤，《水龍吟·雪中登大觀事》寫國勢傾危的焦急心緒，都氣勢寥闊，情韻高健。《酷相思·寄懷少穆》寫他與林則徐二人先後任兩廣總督所面臨的困境及憂國深思：
百五芳期過也未？但笳吹、催千騎。看珠澥盈盈分兩地。君住也，緣何意？儂去也，緣何意？召緩徵和醫幷至。眼下病、肩頭事。怕愁重如春擔不起。儂去也，心應碎！君住也，心應碎。
這的確是“三事大夫，憂生念亂”（譚獻《復堂日記》乙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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