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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寧宗時的開禧北伐失敗以後｛宋寧宗開禧二年（1206），在權相韓侂胄主持下，南宋出兵伐金，史稱“開禧北伐”，由於準備不足，宋軍很快失敗。次年，史彌遠謀誅韓侂胄，與金重訂和約。從此南宋的國勢更加孱弱。｝，宋室再次與金國簽訂了屈辱的和議，宋、金之間再次處于相對穩定的對峙狀態。到了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蒙古滅金以後，南宋又面臨著更加强大的蒙古汗國的威脅，直至滅亡。在這段時期裏，史彌遠、賈似道相繼擅權，朝政黑暗，國勢孱弱。詩壇上激昂悲壯的歌聲逐漸減弱，而吟風弄月、投謁應酬之作則日益流行，宋詩進入了尾聲階段。然而要求抗敵禦侮的主題一直不絕如縷，到了宋末還一度成爲詩壇主流，使宋詩放射出最後一束光輝。
先後與宋王朝對峙的遼、金都是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它們在發展過程中接受了比較先進的漢文化的影響，逐漸走上了封建化的軌道。遼、金的社會文化形態呈現出契丹、女真民族的原有文化與漢文化相融合的特色，而游牧民族特有的豪放、剛健的民族性格則對遼、金詩歌有著深刻的影響。遼詩所存作品不多，以契丹詩人的創作爲主。金詩則作者衆多，作品繁盛，在詩學理論上也相當成熟，形成了一代詩風。尤其重要的是金代出現了元好問這位杰出的詩人，其成就足以與宋代的一流詩人幷駕齊驅。
第一節 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
永嘉四靈的詩風 四靈的淵源和影響 江湖詩派的形成 江湖詩派的作品劉克莊與戴復古
大約在宋光宗紹熙年間（1190～1194），也就是陸游、楊萬里等人進入創作晚期的時候，“永嘉四靈”開始出現在詩壇上。
“永嘉四靈”是指永嘉地區的四位詩人｛徐照、徐璣、趙師秀都是永嘉縣（今浙江溫州）人，翁卷則是樂清縣（今浙江樂清）人，兩縣當時同屬溫州，古稱永嘉郡。｝：徐照、徐璣、趙師秀和翁卷｛徐照（？~1211），字道暉，又字靈暉，自號山民。以布衣終身，著有《芳蘭軒詩集》三卷，存詩260首。徐璣（1162~1214），字致中，又字靈淵，歷任建安主簿、武當令等職。著有《二薇亭詩集》二卷，存詩160首。趙師秀（1170~1120），字紫芝，又字靈秀，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進士，曾任上元縣主簿、筠州推官。著有《清苑齋詩集》一卷，存詩141首。翁卷，字續古，又字靈舒，曾供職江淮帥幕。著有《葦碧軒詩集》一卷，存詩137首。｝。這四人都出于葉適之門，各人的字中都帶有一個“靈”字，所以葉適把他們合稱爲“四靈”，曾編選《四靈詩選》，爲之揄揚。“四靈”或爲布衣，或任微職，都是命運落拓的貧寒之士。他們的生活面狹小，詩歌內容也比較單薄，衹有少數詩寫到民生疾苦或時事，多數作品的內容是題咏景物，唱酬贈答。正如他們的詩集名稱所顯示的，他們的創作局限于書齋之中。宋末方回批評“四靈”說：“所用料不過‘花、竹、鶴、僧、琴、藥、茶、酒’，于此數物一步不可離，而氣象小矣。”（《瀛奎律髓》卷十○）這話確實擊中了“四靈”的要害。“四靈”的詩詩都是薄薄的一册，每人存詩衹有一二百首，他們是一羣格局較小的詩人。
“四靈”作詩以賈島、姚合爲宗，趙師秀曾選賈、姚之詩，合編爲《二妙集》。他還稱贊徐照說：“君詩如賈島，勁筆斡天巧。”（《哀山民》）而時人趙汝回則認爲“四靈”之詩“冶擇淬煉，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公廬詩序》）與賈、姚一樣，“四靈”的作品以五律爲主要詩體。今存的“四靈”詩集中，五律皆占一半以上｛據《永嘉四靈詩集》統計，徐照有五律155首，徐璣有五律94首，趙師秀有五律87首，翁卷有五律92首。｝，其中較好的作品如徐照的《山中》和趙師秀的《龜峰寺》：
世事已無營，翛然物外形。野蔬僧飯潔，山葛道衣輕。掃葉燒茶鼎，標題記藥瓶。敲門舊賓客，稚子會相迎。
石路入青蓮，來游出偶然。峰高秋月射，岩裂野煙穿。螢冷粘棕上，僧閑坐井邊。虛堂留一宿，宛似雁山眠。
內容是描寫清邃幽靜的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隱逸生活，藝術上精雕細琢，玲瓏雅潔，接近賈島、姚合的詩風。但由于過分注重煉字琢句，“四靈”的多數五律雖有較精警的句子，而全篇意境卻不够完整。倒是他們的七絕間有意境渾融之作，例如翁卷的《鄉村四月》：“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裏雨如煙。鄉村四月閑人少，才了蠶桑又插田。”趙師秀的《約客》：“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生活氣息較濃，又擺脫了雕琢之習，清麗可誦。
“四靈”出現的時候，江西詩派的影響已漸趨衰微。當時陸游、楊萬里等人以各具特色的新風格超越了江西詩風。“四靈”在主觀上也想打破江西派的藩籬，他們選擇被黃、陳懸爲厲禁的晚唐詩人賈島、姚合爲典範，幷在寫作中儘量少用典故成語，都含有與江西派背道而馳的意圖。葉適認爲“四靈”詩風是對唐詩的復歸｛葉適在《徐文淵墓誌銘》中說：“四人之語遂極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水心先生文集》卷二一）｝，其實“四靈”的才力尚不足以做到這一點，他們衹是因爲不滿體現著典型宋調的江西詩風，從而又回到了宋初崇尚晚唐體的老路上去。所以“四靈”與宋初的“九僧”在詩學宗尚、詩體選擇乃至藝術風格上都是遙相呼應的。由于“四靈”在江西詩風長期籠罩詩壇之後，所以這種雕琢功多而又注重日描的詩風多少有一些革新的意義，加上葉適以理學名家的身份爲之大肆揄揚，所以“四靈”在當時獲得了遠遠超過其實際成就的名聲。那些不滿江西詩風又無力像陸游、楊萬里一樣自辟新路的詩人對“四靈”趨之若鶩，竟出現了“舊止四人爲律體，今通天下話頭行”（劉克莊《題蔡炷主簿詩卷》）的局面，幷以稍後的江湖派詩人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南宋後期，一些沒能入仕的游士流轉江湖，以獻詩賣文維持生計，成爲江湖謁客。當時杭州有一個名叫陳起的書商，喜歡結交文人墨客，其中有低級官員、隱逸之士，也有許多江湖謁客。從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開始，陳起爲上述詩人刻印詩集，總稱爲《江湖集》。以江湖謁客爲主的這些詩人就被稱爲江湖詩派｛陳起所刻《江湖集》以及《江湖後集》、《江湖續集》的原本今已不存，從後人所抄錄或輯錄的各種本子來看，陳起收錄詩人的標準不很嚴格，例如曾鞏爲北宋人，李錞爲江西派詩人，曾幾詩風也近於江西派，他們都不應被看作江湖派詩人。但收入《江湖集》的多數詩人在傳統上是被看作江湖詩派的。參看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附錄一《江湖詩派成員考》，中華書局1995年排印本。｝。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詩人身份各異，又沒有公認的詩學宗主，所以江湖詩派是一個十分鬆散的作家羣體，他們衹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創作傾向而已。
在陳起始刻《江湖集》的前一年，即宋寧宗嘉定十七年（1224），權相史彌遠擅行廢立，次年又逼死了已被廢黜的濟王趙竑。史彌遠爲了鉗制輿論，便從新刊的《江湖集》中找出“東風謬賞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和“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等詩句，誣爲譏刺朝政，對作詩者進行迫害，《江湖集》被劈板禁毀，且詔禁士大夫作詩｛“東風”二句見於劉克莊《落梅》。“秋雨”二句全詩已佚，當是陳起據劉子翬“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汴京紀事二十首》之七）改寫而成。這些詩其實都作於史彌遠廢立之前，參看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四“詩禍”條、周密《齊東野語》卷十六“詩道否泰”條及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劉克莊《落梅》詩注。｝。“江湖詩禍”的發生一方面影響了江湖詩人的創作，使他們畏禍而較少咏及時事；另一方面卻也使得江湖詩派名揚一時，反而提高了他們在詩壇上的聲譽。
江湖詩派成員衆多，人品流雜，其中大多數人對于國事政治不甚關心，但也不甘于清貧寂寞的隱逸生活。他們熱衷于交游、結社、互相標榜。有不少人甚至以詩歌作爲幹謁權貴、謀取錢財的工具。他們的前輩姜夔雖然結交高官，但尚能清介自守。而此時的江湖詩人則不再堅持那種操守和志趣，他們追求的是社會的承認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實際利益，幷不在乎沾染庸俗習氣。這種習氣給江湖詩人的創作帶來了不利的影響。他們寫了許多用于獻謁、應酬的詩，內容大多是歌功頌德或嘆窮嗟卑，空洞無聊。此外，獻謁、應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時甚至逞才求博，以多相誇，結果辭意俱落俗套，在藝術上相當粗糙。
當然，江湖詩派的情況十分複雜，不可一概而論。江湖詩人生活在社會下層，接觸的生活面很廣，詩歌的題材來源比較豐富。農民以及城市貧民的悲慘處境不時出現在江湖詩人筆下，例如許棐的《泥孩兒》把“雙罩紅紗厨，嬌立瓶花底”的泥孩兒與“呱呱瘦于鬼，棄臥橋巷間”的貧兒作比，從而發出“人賤不如泥”的慨嘆，相當感人。
江湖詩人最擅長的題材是寫景抒情，他們在這方面受到“四靈”的影響，即字句精麗，長于白描。但境界較爲開闊，又稍勝于“四靈”。例如陳允平的《青龍渡頭》和葉紹翁的《游園不值》：
天闊雁飛飛，松江鱸正肥。柳風欺客帽，松露濕僧衣。塔影隨潮沒，鐘聲隔岸微。不堪回首處，何日可東歸？
應憐屐齒印蒼苔，小扣柴扉久不開。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
江湖詩人大多未能自成一家，衹有劉克莊與戴復古較能自出機杼，成就也較爲突出。劉克莊（1187～1269）在江湖詩人中年壽最長｛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居士，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以門蔭入仕，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賜同進士出身，官至工部尚書兼侍讀。卒謚文定。著有《後村先生大全集》196卷，有四部叢刊本。存詩4500首。｝，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他又喜歡提携後進，故被許多江湖詩人視爲領袖。他早期作詩頗受“四靈”的影響，葉適甚至認爲他是“四靈”的繼承者｛葉適在《題劉潛夫南岳詩稿》中說：“今四靈喪其三矣......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按：《南岳詩稿》是劉克莊早年的詩集，初刊於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但劉克莊最敬服的當代詩人卻是陸游，正是陸游的影響使他在題材取向上與“四靈”分道揚鑣。劉克莊關心國事，金和蒙古的威脅使他憂心忡忡，南宋政治窳敗、軍隊孱弱的現狀更使他痛心疾首，他寫了《國殤行》、《築城行》、《苦寒行》等樂府詩來抨擊時弊，例如《軍中樂》：
行營面面設刁斗，帳門深深萬人守。將軍貴重不據鞍，夜夜發兵防隘口。自言虜畏不敢犯，射麋捕鹿來行酒。更闌酒醒山月落，彩縑百段支女樂。誰知營中血戰人，無錢得合金瘡藥！
描寫生動，揭露深刻，繼承了唐代新樂府詩人和陸游的傳統。
劉克莊在藝術上兼師唐、宋諸家，其詩歌風格呈現出多種淵源，其中尤以賈島、姚合到“四靈”的一脉比較顯著。但從總體上看，劉克莊的詩風幷未受“四靈”的束縛，例如《郊行》：
一雨餞殘熱，忻然思杖藜。野田沙鸛立，古木廟鴉啼。失仆迷行路，逢樵負過溪。獨游吾有趣，何必問棲棲？
思新語工，文字卻不甚雕琢，風格平易明快，已與“四靈”詩風有相當的距離。
劉克莊的缺點是一意追求作品的數量，故多滑熟之作，尤其是他的七律和七絕，往往一題多首，搖筆即來，未免粗濫。這也是江湖詩派的通病。
戴復古（1167～1248？）性喜漫游｛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天臺黃巖（今浙江黃巖）人。平生不事科舉，遍游各地，以布衣終身。著有《石屏詩集》。存詩905首。｝，以詩聞名于公卿間。他早年曾從陸游學詩，後來一度崇尚晚唐，但受陸游雄渾詩風的影響最深。他雖然身在江湖，但作詩則繼承杜甫、陸游的傳統，指斥朝政，反映民瘼，絕少顧忌。例如《庚子薦饑》指責官府賑災之虛僞：“官司行賑恤，不過是文移！”言辭之尖銳，是宋詩中少見的。戴復古最好的詩是寫對時事的感觸，例如《江陰浮遠堂》和《頻酌淮河水》：
橫岡下瞰大江流，浮遠堂前萬里愁。最苦無山遮望眼，淮南極目盡神州！
有客游濠梁，頻酌淮河水。東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春風吹綠波，鬱鬱中原氣。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
沉鬰之中有一股雄放之氣，語言淺切而耐人尋味，在江湖詩派中獨樹一幟。
從總體上看，江湖詩派的風格傾向是不滿江西詩風而仿效“四靈”，學習晚唐，但取徑比“四靈”更寬闊一些，這基本上代表著南宋後期詩壇的風尚。
第二節 宋末詩歌
宋末詩人的兩個羣體：英雄與遺民 文天祥的集杜詩 謝翱和汪元量等詩人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南宋和蒙古聯合滅金，從此南宋便直接面臨蒙古的威脅。從端平二年（1235）開始，强大的蒙古軍隊連年南侵，宋軍節節敗退。到衛王祥興二年（1279），南宋的最後一個據點厓山被元軍攻占｛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蒙古定國號爲元。｝，南宋滅亡。這場江山變易的劇烈程度更超過了靖唐之難，因爲人們不再有任何地方可以逃避異族的鐵蹄了。然而“國家不幸詩家幸”（趙翼《題元遺山集》），正是在宋元易代之際，宋詩放射出最後一道奪目的光彩。
宋末的愛國詩人在宋亡前後採取了兩種抵抗方式：其一是奮起抗敵，以死殉國；其二是隱居守節，不仕異族。前一類人是民族英雄，以文天祥爲代表。後一類人歷來被稱爲遺民，以謝翱、謝枋得、林景熙、鄭思肖爲代表｛這兩類人並非截然可分，比如謝枋得起兵抗元，屢敗屢戰。宋亡後變名隱遁，誓不屈節，堅決拒絕元朝統治者的詔聘。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謝枋得被強行押解北上，乃絕食而死。其忠烈程度與慷慨捐軀的文天祥並無二致。可能由於他入元所以還生活了較長時間，所以在傳統上被看作遺民。｝。他們用以報國的方式雖然不同，但都能在危急存亡之秋堅持民族氣節，他們的詩歌都是血泪凝成的悲歌，風格都有慷慨悲壯的傾向。所以在文學史上，他們又可以被看作是一個羣體。
文天祥（1236～1283）是宋末民族英雄的代表｛文天祥，字履善，後改字宋瑞，號文山，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進士，歷知瑞州、贛州。恭帝德祐二年（1276）任右丞相，出使元軍。宋端宗景炎三年（1278）兵敗被俘，拘於大都四年，堅貞不屈，從容就義。《宋史》卷四一八有傳。著有《文山先生全集》。存詩九百三十多首。其中集杜詩200首。｝，他早年的詩歌比較平庸，詩風近于江湖派。艱苦的戰鬥和苦難的命運使他的創作出現了昇華，他用詩歌紀錄了自己從出使元營被拘逃脫直到從容就義的人生遭遇和心路歷程，其中包括傳誦千古的《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悲愴激奮，大義凜然，最後兩句成爲鼓舞後代仁人志士捨生取義的格言。他的另一首名作《正氣歌》更加全面地表現了他的忠義情懷和英雄氣概，詩中頌揚了歷代忠臣義士的高風亮節，用文學形式宣告剛毅正大的道德力量是不可戰勝的，是振撼人心的人生頌歌。
文天祥晚期詩作的一種重要形式是“集杜詩”，即把杜甫的詩句重新組合成詩。他在燕京獄中寫了《集杜詩》一卷，共五言絕句200首。集句詩向來被視爲文字游戲，但文天祥的集杜詩卻是具有獨立文學價值的創作，例如《至福安第六十二》和《思故鄉第一百五十六》：
握節漢臣回，麻鞋見天子。感激動四極，壯士泪如雨。
天地西江遠，無家問死生。凉風起天末，萬里故鄉情｛兩詩中所集的杜句分別見於《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述懷》、《八哀詩》、《聽楊氏歌》、《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得深字》、《月夜憶舍弟》、《天末懷李白》、《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二評事韋少府侄》。｝。
前一首寫自己從元軍中逃出，歷盡艱險回到溫州朝見宋端宗的情景。後一首寫身處窮北獄中對江西故鄉的懷念。情真詞摯，意境完整，如出己手。200首集杜詩清晰地寫出了宋亡前後的歷史過程，且滲入了詩人自己的感受，正如文天祥在集杜詩的《自序》中所說：“予所集杜詩，自餘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概見于此矣。”文天祥的集杜詩說明杜甫的傳統對宋末詩壇的深刻影響，也說明集句詩這種形式也可能改變其游戲文字的性質而成爲嚴肅的創作，雖說這也許是文學史上僅有的一個範例。
謝翱（1249～1295）是宋末遺民詩人中成就最高的一家｛謝翶，字皋羽，晚號宋纍，又號晞髮子，長溪（今福建霞浦）人。曾從文天祥起兵抗元，任咨議參軍。宋亡後不仕，曾與遺民結“月泉吟社”。著有《晞髮集》。存詩近三百首。｝，他的詩沉痛悲凉，意旨深密，深刻地反映出在異族統治下人們的哀痛心情，例如《西臺哭所思》：
殘年哭知己，白日下荒臺。泪落吳江水，隨潮到海回。故衣猶染碧，后土不憐才。未老山中客，惟應賦八哀。
此詩是悼念文天祥的，文既是謝的故友，又是民族的烈士，故詩中寓有雙重的悲痛，深摯感人。謝翱最有特色的詩是《效孟郊體七首》，成功地運用隱喻的手法抒寫了亡國的哀思。例如其三：
閑庭生柏影，荇藻交行路。忽忽如有人，起視不見處。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
深有所感，卻又閃爍其詞，意境如夢如幻，凄迷的夜景正襯托出亡國孤臣無處歸宿的感受，辭意精警瑰麗，風格奇崛高古，呈現出孟郊和李賀詩風的影響。
其他的遺民詩人也有許多好作品，如謝枋得（1226～1289）托物咏志的《武夷山中》、林景熙（1242～1310）揭露元人發掘宋室陵墓罪行的《夢中作》四首、鄭思肖（1239～1316）自明心迹的《自挽》、《二礪》，都體現了深沉的愛國情操，傳誦千古｛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今江西弋陽）人。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進士，歷仕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等。宋亡後堅不出仕，絕食而卒，門人私謚文節。著有《疊山集》，存詩68首。林景熙，字德暘，號霽山，溫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由太學生入仕，仕至從政郎。入元後不仕。著有《霽山集》，存詩306首。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今福建連江）人。少爲太學上舍，宋亡後隱居蘇州，坐臥皆不向北。著有《鄭所南先生文集》和《心史》等，存詩374首。｝。
宋末還有一位身份獨特的詩人汪元量｛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度宗時以琴藝供奉宮廷，宋亡後隨謝太后北遷，住大都十年。後出家爲道士，不知所終。｝。汪元量（1245？～1331）幷非士大夫，但他目睹了宋亡的過程，把隨宋室帝後被俘北上的所見所聞一一紀之于詩，其代表作是《醉歌》10首、《湖州歌》98首和《越州歌》20首。例如《醉歌》之五和《湖州歌》之五：
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簽名謝道清。
一掬吳山在眼中，樓臺疊疊間青紅。錦帆後夜煙江上，手抱琵琶憶故宮。
前一首記述南宋的太皇太后謝氏在降表上簽名之事，後一首寫被俘的宮女乘舟離開臨安的情景，直書其事，幷無議論，但作者的痛憤之情卻溢于言表。這些大規模的組詩如同一幅幅畫卷，從不同的角度展現了南宋王朝覆滅的過程，完整而真切生動地記載了那段傷心的歷史。其友人李鈺說：“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湖山類稿跋》）這是對杜甫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宋末的愛國詩歌使南宋後期詩壇缺乏激情、氣骨衰弊的習氣一掃而空，詩人們用血泪悲歌表現了民族的尊嚴，從而爲宋代文學畫上了光輝的句號。
第三節 遼代詩歌
契丹族的民族性格 契丹族的代表詩人 由契丹文譯成漢文的長詩《醉義歌》
遼是契丹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權，起于907年，迄于1125年，恰與整個五代、北宋時期相終始。契丹是以游牧和漁獵爲主要生産方式的北方少數民族，逐水草、隨季節而遷移放牧，以車帳爲家，從而形成了豪放勇武的民族性格。“彎弓射獵本天性”（《虜帳》），蘇轍的這句詩是對契丹族社會風俗、民族性格的生動寫照。
遼詩留存下來的作品衹有七十餘首，作者既有契丹人，也有漢人。其中最能體現遼詩特色的當推契丹詩人之作。契丹詩人大多是君主、皇族和後妃，這是因爲他們較早有機會接觸漢文化｛清人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卷二七中專列《遼族多好文學》一節，論述了這種情形，可參閱。｝。
遼代第一個較有名的契丹詩人是耶律倍｛耶律倍（899~936），小字圖欲，一作突欲，遼太祖阿保機長子。神冊元年（916）被立爲太子。阿保機死後，述律后立德光爲帝，耶律倍被迫流亡國外。耶律倍多才藝，擅書畫。｝。他博覽羣書，對漢文化頗爲嚮往。現存《海上詩》一首：
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
“山”是契丹小字，其義爲“可汗”，與漢字之“山”形同義異。“小山壓大山”實際上是寫太后立德光，自己雖有太子卻被摒棄之事，這是契丹文和漢文合璧爲詩的典型例子。詩人利用漢字“山”的意象與契丹文“可汗”的意思的巧合，使此詩既有鮮明的意象，又有深微的隱喻義，故後人稱贊說：“情詞凄婉，言短意長，已深合風人之旨矣。”（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二七）
契丹女詩人蕭觀音、蕭瑟瑟的成就也頗可觀｛蕭觀音（1040~1071），道宗皇后，被人誣與伶人趙惟一私通，賜死。蕭瑟瑟（？~1121），天祚帝之妃。｝。蕭觀音的詩作比較多樣化，既有雄豪俊爽，頗見北地豪放氣概之詩，也有委婉深曲之作。前者如《伏虎林待制》：
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老虎不投降。
粗獷奇崛，氣勢不凡。後者如《懷古》：
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
借咏史以興發感慨，深婉含蓄。她另有《回心院詞》十闋，情感深摯，意象細膩，向稱佳作。蕭瑟瑟的詩頗含政治見解，現存的《諷諭歌》、《咏史》都是諷諭朝政的。前者說：“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枕燕雲。”詩中指出國家面臨的危難，勸諫朝廷勵精圖治。後者則借史實來諷刺朝廷的昏暗壅蔽，大厦將傾。兩詩都稍嫌直露，但情感激切，風格奔放。詩用騷體寫成，句式參差錯落，具有較强的力度。
在契丹人的詩作中，篇幅最大、且最具典型意義的莫過于《醉義歌》。此詩署爲“寺公大師”作，作者當是一位僧人。原詩用契丹文寫成，後由元初的耶律楚材譯爲漢文，今即保存于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中，譯文爲七言歌行體，長達120句。此詩從重陽節飲酒入手，多方面地抒寫了對人生的感慨，表示對隱逸生活的喜愛：“我愛南村農丈人，山溪幽隱潜修真。老病尤耽黑甜味，古風清遠途猶迍。喧囂避遁岩麓僻，幽閑放曠雲水濱。”也表現出要以佛道思想來消解人生煩惱的意願：“問君何事徒劬勞，此何爲卑彼豈高。蜃樓日出尋變滅，雲峰風起難堅牢。芥納須彌亦閑事，誰知大海吞鴻毛。夢裏蝴蝶勿雲假，莊周覺亦非真者。”由于議論較多，藝術感染力有所減弱，但全詩結構開闔有致，脉絡鮮明，是遼詩中最出色的長篇歌行。原詩雖用契丹文寫成，卻運用了許多屬于漢文化的典故，是古代詩歌中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生動例證。
相形之下，遼詩中漢人的創作成就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趙延壽的《失題》：
黃沙風卷半空拋，雲重陰山雪滿郊。探水人回稱帳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鳥逢霜果饑還啄，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寫北國景物，生活與質樸粗豪，很能體現北方民族的本色。
遼詩所存作品雖然不多，但它既表現出契丹人的民族性格及其社會生活狀況，又體現出他們逐步接受漢化的過程，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關於遼代契丹詩人的詳細情形，參看張晶《遼金詩史》第三、四、五章，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排印本，第34~109頁。｝。
第四節 元好問與金代詩歌
金詩發展的三個階段 元好問的紀亂詩 元好問的其他成就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權，始于1115年，迄于1234年。金在滅遼侵宋以後，佔據了淮河以北的廣大地區，在文化上比遼有顯著的進步。女真統治者在政治制度、文化建設諸方面廣泛地吸收了漢文化的要素，使金朝的封建化進程發展很快，其文學成就更遠遠超過了遼代。金代詩壇，詩人輩出，作品繁多｛清人郭元釪在《中州集》的基礎上編成《全金詩》，共收詩人358人，詩作五千五百餘首。｝。其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金國初建到海陵朝（1115～1161）。此期的主要作家都是由遼、宋入金的文士。這種情形，後人稱爲“借才異代” ｛清人莊仲方說：“金初無文字也，自太祖得遼人韓昉而言始文。太宗入汴州，取經籍圖書，宋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輩先後歸之，而文字猥興。然猶借才異代也。”（《金文雅序》）｝。其中比較重要的詩人有宇文虛中、吳激、蔡松年等｛宇文虛中（1079~1146），字叔通，號龍溪居士，成都華陽（今四川成都）人。宋徽宗大觀三年（1109）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出使金國，被羈留，後被女真貴族誣以謀反而殺害。《宋史》卷三七一、《金史》卷七九有傳。存詩五十餘首。吳激（？~1142），字彥高，號東山，建州（今福建建甌）人。宋米芾之婿。也因出使而羈留金國。《金史》卷一二五有傳。存詩二十餘首。蔡松年（1107~1159），字伯堅，號蕭閑老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隨其父由宋入金，後官至丞相。《金史》卷一二五有傳。存詩六十餘首。｝。他們以宋人而仕金，內心頗多矛盾，作品中常流露出故國之思。但他們在客觀上充當了文化傳播的使者，其創作爲日後金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宇文虛中在宋時已是很有名的詩人，因出使金朝被羈留。入金後，他雖身爲金臣，卻仍以宋人自居，其名篇《在金日作三首》之二的“遙夜沉沉滿幕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就表露出這種心迹。故後來被金統治者殺害。他的經歷和庚信有些相似，詩風也顯示出南北融合的特點。吳激的詩也多憶國懷鄉之作。他們的詩本是宋詩的移植，但由于不同的地域背景、文化氛圍的影響，已經具有一些北方文學的雄豪特色，表現出由宋詩向金詩過渡的特徵。
第二個階段是金世宗、金章宗統治時期（1162～1208）。隨著金朝對漢文化的主動接受，生活在金國的各族人民在文化上互相吸收、融合，金詩也逐漸走向成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此期的主要詩人有蔡珪、王庭筠、党懷英、周昂等｛蔡珪（？~1174），字正甫，蔡松年之子，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進士，官至禮部郎中。《金史》卷一二五有傳。存詩近五十餘首。王庭筠（1151~1202），字子端，號黃華山主。蓋州（今遼寧蓋縣）人。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進士，官至翰林修撰。《金史》卷一二六有傳。存詩四十餘首。黨懷英（1134~1211），字世傑，號竹溪，泰安（今屬山東）人。大定十年（1170）進士，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金史》卷一二五有傳。存詩六十餘首。周昂（？~1211），字德卿，真定（今河北正定）人。24歲中進士，官至監察御史。《金史》卷一二六有傳。存詩一百餘首。｝。他們被金末的元好問稱爲“國朝文派” ｛元好問說：“國初文士如宇文太學、蔡丞相、吳深州等，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然皆宋儒，難以國朝文派論之，故斷自正甫爲正傳之宗，黨竹溪次之，禮部閑閑公又次之。”（《中州集》卷一）｝。他們的詩作與金初“借才異代”的詩人有較大的差異。由于他們大多爲金朝的文學侍從之臣，作品中已不再有對異族政權的拒斥傾向；藝術上雖然沒有完全擺脫宋詩的影響，例如王庭筠的詩風就頗有仿效蘇、黃之處，但從總體上看，他們的詩篇已初步形成了雄豪粗獷的北方文學的特質，蔡珪的《野鷹來》，王庭筠的《韓陵道中》等詩，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第三個階段是金朝在蒙古的進逼下被迫南渡直到金亡前後。在這期間，金朝的國勢逐漸衰微，但詩歌創作卻相當活躍，不事雕琢、重在達意的文學思想佔據了主導地位，産生了一批關心國計民生的好作品。此時詩壇由趙秉文、李純甫主盟，他們各有自己的詩學主張，形成了兩個不同的詩歌流派。趙秉文主張師法古人，强調多樣化的風格，但對個人的獨創性有所忽略。他本人的詩作也不拘一格，五古、七絕顯得清遠沖和，有蘊藉之致，如《暮歸》、《雨晴》等。其七古則氣勢奔放，雄麗高朗，如《游華山寄元裕之》。王若虛的文學思想與趙秉文相近，他著有《滹南詩話》，論詩崇尚真淳而反對奇詭。李純甫則另立一派，他論詩力主自成一家，詩風奇險雄肆，其《雪後》等詩，意象奇崛，光怪陸離，近于韓愈詩風。雷希彥，李經、李汾等人的詩都有類似的風格特徵。
此期詩壇更值得注意的新氣象是，隨著金國國勢的日益衰微，社會動蕩不安，人民飽受戰亂之苦，憂時傷亂的題材走向漸趨加强。不少詩人寫出了反映動亂現實的詩篇，如趙元的《修城去》寫金國人民在蒙古侵擾下的災難，宋九嘉的《途中出事》寫兵荒馬亂中的流民生涯，都堪稱寫實的佳作。最能代表這種新氣象的詩人首推元好問，他的創作使金詩的成就飛躍到一個嶄新的境界。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祖先出于北魏鮮卑拓拔氏。他32歲登進士第，曾任南陽等縣的縣令，後入朝任右司都事、東曹都事等職。金亡，他被元兵押解到聊城，後回到家鄉從事著述｛元好問的生平事跡，見《金史》卷一二六本傳、清施國祁《元遺山詩集箋注》卷首《年譜》。｝。
元好問是金代最重要的詩人，也是杰出的詩論家。他存詩一千四百餘首，作品之富在金代詩壇上首屈一指，成就也最爲突出。元好問生逢金代後期的動亂時代，親身經歷了亡國的慘痛，他個人的遭遇與民族、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他的詩歌生動地展示了金、元易代之際的歷史畫卷。在藝術上，元好問全面地繼承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優秀傳統，熟練地掌握了各種詩體的藝術形式。時代和個人的條件使他成爲金代詩壇上迥然挺出的大詩人。
無論是從思想價值還是從藝術成就來說，元好問詩都以那些寫于金亡前後的“紀亂詩”爲上乘。“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趙翼《題元遺山集》）在國破家亡、身爲敵囚這些重大變故的刺激下，詩人以他那“挾幽幷之氣，高視一世”（郝經《遺山先生墓銘》）的藝術禀賦，寫出了一系列雄渾悲壯的紀亂詩。
元好問“紀亂詩”的特點之一，是他對國家滅亡、人民遭難的現實不是一味地哀嘆悲泣，而是把悲壯慷慨的感情表現于蒼莽雄闊的意境之中。如在蒙古軍圍攻汴京城時寫的《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之二：
滲淡龍蛇日鬥爭，干戈直欲盡生靈。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精衛有冤填瀚海，包胥無泪哭秦庭。幷州豪杰知誰在，莫擬分軍下井陘。
對于戰爭所帶來的巨大災難和國家的危急形勢，詩人深爲悲愴沉痛，但字裏行間仍充溢著一股慷慨壯烈之氣。這類作品在元好問詩中相當常見，如“北風獵獵悲笳發，渭水瀟瀟戰骨寒”（《歧陽三首》之三），“紫氣已沉牛斗夜，白雲空望帝鄉秋”（《衛州感事二首》之一）等，都是以雄勁的筆力抒寫深哀巨痛。情感悲凉而骨力蒼勁，是元好問的獨特詩風。
元好問“紀亂詩”的另一個特點是具有深刻的歷史洞察力。他往往把對現實的悲愴情懷與對歷史的批判意識融合在一起，從而增加了詩的思想深度。如《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賜金，當時南牧已駸駸。衹知灞上真兒戲，誰謂神州遂陸沉。華表鶴來應有語，銅盤人去亦何心。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
這是天興二年（1233）詩人被蒙古兵押解出京時所作。當年金人破宋，俘宋徽、欽二帝，在青城受宋人之降；如今蒙古軍破金，也在青城受金人之降，歷史的悲劇在同一個地方重演。詩人在國家淪亡的悲憤中，對國家武備鬆馳而招致敗亡的歷史教訓作了深刻的省察。其他如《出都》、《岐陽三首》等，也都表達了詩人對金朝敗亡原因的理性思考｛參見張廷鵬、郭政、宮應林《賦到滄桑句便工--論元好問的紀亂記》，《文學遺產》1986年第6期。｝。
元好問擅長各種詩體，尤以七律的成就最爲突出。他的七律，深受杜甫的影響，功力深厚，意境沉鬰。他的七古也往往氣勢磅礴，意象奇偉壯麗，但又沒有粗戾豪肆、一覽無餘之病。《涌金亭示同游諸君》、《游黃山》等詩就集中地體現出這種特色。即使是被拘聊城時所作的《南冠行》，仍然是壯氣凜然，風骨遒勁，後半首中更充滿奇特壯逸的想像。他的五言詩，渾融含蓄，如五古《穎亭留別》中“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二句，物我相融，意象平淡而韻味隽永，體現出元詩的另一種風格。
元好問也是金代最杰出的詞人，現存詞作三百餘首，數量爲金詞之冠，藝術造詣也雄視一代，風格與其詩風類似：氣象雄渾蒼莽，境界博大壯闊。《木蘭花慢·游三臺》、《水調歌頭·賦三門津》等，都是其代表作。元詞中又有摧剛爲柔、幽婉深摯之作，如咏贊雙蕖和雁丘的兩首名作《摸魚兒》，分別寫人與雁的殉情，手法綿密，情致深婉。故宋末張炎稱道元好問詞“深于用事，精于煉句，有風流蘊藉處，不減周、秦”（《詞源》卷下）。
元好問在古代文學批評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詩論集中在一些論詩絕句和序跋文字中。其《論詩絕句三十首》相當全面地評論了自漢魏下迄宋季這一千餘年間的重要詩人及詩派，表達出重視自然天成的意境和雄放壯偉的風格的詩學主張，一直爲後代的詩論家所重視｛《論詩絕句三十首》，清人翁方綱、宋廷輔曾有疏箋，今人郭紹虞《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小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排印本）頗詳備。｝。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論詩絕句自身也是優美的詩歌作品，例如其二和其七：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堪稱歷代論詩詩中最具有藝術性的作品之一。
金亡之後，元好問爲了保存金源一代的文獻，編成《中州集》十卷，附《中州樂府》一卷。全書收錄金代的251位詩人的2026首詩作，且每人名下各系小傳，或叙生平事迹，或評所作詩文，旨在以詩存史。《中州集》不僅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而且是金代歷史的寶貴史料，是元好問一生文學業績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見張博泉《元好問與史學》，《晉陽學刊》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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