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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宋散文相比，南宋散文的成就稍爲遜色，沒有産生像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那樣的散文大家。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文體中，南宋作家對前人有所發展和超越，南宋散文的總體成就仍不可忽視｛關於南宋散文的發展過程及總體成就，參看王琦珍《南宋散文評論中的幾個問題》，《文學遺產》1988年第4期。｝。
第一節 南宋的政論文和筆記小品
胡銓、陳亮等人的政論文 陸游、范成大等人的筆記
南宋自始至終受到北方强敵的威脅，抗敵禦侮是當時最重要的政事，所以南宋的政論文多以籲請抗敵、謀劃復國大計爲主要內容。這些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十分明確，大都秉筆直書，義正詞嚴。它們不很注重文學技巧，然而氣勢磅礴，言辭懇切，在歐、蘇、曾、王之外開闢了古文的新境界。
南宋初期，抗金將領和愛國志士在國勢危急之際堅決要求抗敵，他們或誓師傳檄，或伏闕上書，留下了許多彪炳史册的政論文，如宗澤的《乞毋割地與金人疏》、《請駕還汴疏》，李納的《論天下强弱之勢》、《請立志以成中興疏》，張浚的《論恢復事宜疏》，陳東的《上高宗第一書》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名將岳飛的《五岳盟祠記》和諍臣胡銓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五岳盟誓記》是岳飛在戎馬倥偬中所作，文中說：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發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荒夷，洗蕩巢穴，亦且快國仇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
慷慨激昂，氣壯山河，不愧是出自民族英雄之手的戰鬥檄文。
胡銓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作于宋高宗紹興八年（1138）。當時秦檜爲相，專主和議，副相孫近附和秦檜，王倫則數次出使金國求和。時爲樞密院編修官的胡銓對南宋小朝廷的屈膝求和怒不可遏，奮不顧身地上書痛斥秦檜等人的賣國行徑：
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措辭尖銳，氣勢淩厲，鋒芒不但直指奸相秦檜，而且指向宋高宗。這是愛國軍民聲討投降派的正義檄文。胡銓的上書在當時引起了强烈的反響，秦檜等人驚恐萬狀，愛國之士則將它刻印流傳，金人也爲之喪膽｛據《續資治通鑒》卷一二一和《宋史·胡銓傳》，胡銓上書事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四天後秦檜在宋高宗支持下把胡銓發配往昭州編管。宜興進士吳師古把胡銓的封事刻印散發，也被流放袁州。金人聞知此事，以千金求其書。｝。
南宋中葉的政論文以替朝廷出謀劃策爲主要內容，陳亮和辛棄疾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辛棄疾寫了《美芹十論》和《九議》，全面、精闢地分析了當時的敵我形勢，提出了進取的方略，文筆酣暢，虎虎有生氣，劉克莊評其“筆勢浩蕩，智略輻湊，有《權書》、《論衡》之風”（《辛稼軒集序》）。
陳亮自負有濟世之才，多次伏闕上書，勇于言事。他在《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中力主恢復中原，告誡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機。文中還痛斥那些空談性命的道學家：“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見解深刻，筆鋒犀利，一針見血。
南宋的政論文使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意義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氣勢之雄偉和邏輯之嚴密比北宋散文有過之而無不及，因而受到後人的重視。
南宋的筆記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由于筆記具有長短不拘、形式靈活的特點，南宋作家很喜歡這種文體，許多人撰有筆記專集。比如陸游把他入蜀途中的見聞寫成《入蜀記》六卷，范成大則把他出蜀東歸途中的見聞寫成《吳船錄》二卷，兩書描寫沿江的名勝古迹和風土人情，清麗可誦。南更多的筆記具有豐富複雜的綜合性內容，舉凡史事雜錄、考據辨證、詩文評論、小說故事等，應有盡有。這些筆記集中多數文章屬于學術論著的性質，但也有不少是生動有趣的散文，像陸游的《老學庵筆記》、洪邁的《容齋隨筆》、羅大經的《鶴林玉露》、周密的《武林舊事》等｛洪邁（1123~1202），字景廬，號容齋，鄱陽（今江西波陽）人。宋高宗紹興十五年（1145）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宋史》卷三七三有傳。著有《容齋隨筆》。羅大經，字景綸，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宋理宗寶慶二年（1126）進士，仕至撫州軍事推官。著有《鶴林玉露》。｝，都有一些文學性很强的小品文，例如下面三則：
饒德操詩爲近時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慟哭，達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老學庵筆記》卷二）
京師凡賣熟食者，必爲詭異標表語言，然後所售益廣。嘗有貨環餅者，不言何物，但長嘆曰：“虧便虧我也。”謂價廉不稱耳。（莊季裕《鶏肋篇》卷上）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史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鶴林玉露《卷四）
第一則記一位懷才不遇、佯狂避世的奇士｛饒德操即饒節，後出家爲僧，法名如璧，是江西詩派中的“三僧”之一。｝，寥寥數語，既把其憤激矯詭的舉止寫得栩栩如生，真可謂滿紙不可人意。第二則是都市中的一幅風俗畫，小商販的話衹有一句，卻宛肖市井聲口，生動有趣。第三則首尾像是評詩｛唐庚，字子西。“山靜似太古”兩句見其《醉眠》。｝，而中間一段寫景抒情各臻其妙，具有獨立的文學價值。
筆記這種文體雖然在隋唐時已經産生，北宋歐陽修、蘇軾已著有筆記專集，但筆記的廣泛流行則是在南宋。南宋留下的筆記集有近百種，其中的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稱晚明小品的先驅｛南宋文學性較強的筆記集尚有趙彥衞《雲麓漫鈔》15卷、費衮《梁溪漫志》10卷、韓淲《澗泉日記》3卷、張端義《貴耳集》3卷、周密《齊東野語》20卷等，參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第二節 南宋理學家的文論和散文
理學家的文論 從《宋文鑒》到《文章正宗》 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散文
北宋的理學家大多輕視文學，也不善詩文。到了南宋，情況有所改變。一是南宋的理學形成了幾個學派互峙的局面，尤其是其中的朱熹學派、陸九淵學派和陳亮、葉適學派，三足鼎立，在哲學、史學和文學方面都持有不同的觀點｛關於朱熹學派和陸九淵學派的異同，參錢穆《朱子新學案》中《朱子象山學術異同》節，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排印本，第三冊，第359~432頁。[日本]友枝龍太郎《朱陸の學の異同？？？背景》，《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26卷3期，第107~13頁，1966年12月。關於朱熹學派與陳亮學派的關係，參張豈之《中國思想史》第五編第六章第二節《陳亮與朱熹的論辨》，西北大學出版社1989年排印本，第716~720頁。[美國]Tillman, Hoyt Cleveland: Utilitarian Confucianism: 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2.｝。這樣，他們對文學的態度就不盡同于北宋的二程。例如陳亮、葉適的浙東學派，因爲講求功利，論學注重實用，所以對文學的實用功能相當重視。二是南宋理學家的文學修養較高，不但思想與二程有異的呂祖謙等人善于作文，就是恪守二程傳統的朱熹也幷不對文學採取極端排斥的態度。朱熹本人的詩文寫得很好，幷曾花很大的功夫對《詩經》、《楚辭》和韓愈文集進行校勘、注釋，他關于歷代文學的大量言論中也時有真知灼見，這與持“作文害道”（《二程語錄》）觀點的二程顯然有很大的區別。
南宋理學家對文學發表了許多言論，內容十分豐富。例如呂祖謙重視文學辭章｛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世稱東萊先生。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進士，仕至秘閣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宋史》卷四三四有傳。著有《東萊集》。｝，專門寫了《論作文法》來討論古文技法。葉適的文論强調事功｛葉適（1150~1223），字正則，號水心，永嘉（今浙江溫州）人。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進士，歷任太常博士、吏部侍郎。《宋史》卷四三四有傳。著有《水心文集》29卷。｝，認爲“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贈薛子長。》）然而對當時和後代的文學産生較大影響的則是朱熹的文論。
朱熹（1130～1200）是南宋最重要的理學家｛朱熹，字元晦，號晦庵，別號紫陽，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進士，曾任秘閣修撰等。卒謚文。《宋史》卷四二九有傳。著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另有與弟子問答的記錄《朱子語類》。｝，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著述和講學。他繼承了北宋周敦頤和程頤等人的文道觀，幷對文與道的關係作了更深入的論述。首先，朱熹强調道的重要性：“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朱子語類》卷一三九）這段話是針對唐代李漢《昌黎先生集序》“文者，貫道之器也”而說的，在朱熹看來，“文以貫道”之說仍嫌太重視文了，所以他明確地强調道是第一性的，道是根本，而文不過是輔助手段而已。然而朱熹幷不認爲文與道是毫不相干的，他曾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朱子語類》卷一三九）這就更加清楚地說明了道爲本、文爲末的關係。從表面上看，朱熹的文道觀與北宋理學家如出一轍，但由于他在强調重道輕文的同時又認爲文道一體，幷指責韓愈“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讀唐志》），所以他事實上承認了文學的價值。在理學思想內部，朱熹的文學觀比二程更爲通達。正因如此，朱熹雖然批評韓愈、蘇軾等人倒置了文與道的關係，但他對歷代文學中的佳作深有會心，幷常與弟子探討歷代文人的優劣。
朱熹的文論對南宋的古文創作有深刻的影響。一方面，散文被置于理學的規範之下，文成爲從屬于道的表現工具。這妨礙了作家對藝術作深入的研究，幷導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語錄體散文的産生。另一方面，朱熹畢竟沒有完全抹煞文學的價值，仍然爲文學在理學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朱熹卒後不久，他的學說既被南宋朝廷採納，成爲占統治地位的官方思想｛朱熹生前受到韓侂胄的打擊，他的學派也被宣布爲“僞學”而遭到禁止。但他去世後不到十年，就開始受到朝廷的追封。宋理宗寶慶三年（1127），朝廷將朱熹編注的《四書集注》定爲科舉考試的指定參考書，從此奠定了程朱理學作爲官方哲學的地位。｝，歷元、明、清三代有增無減。朱熹的文學觀對宋以後的文學也有深遠的影響。
南宋編刊散文選集的風氣很盛，編選文集成爲人們表達文學思想的一種重要方式。各種散文選本的相繼出現，清楚地呈現出文壇風氣和文學思想的嬗變。南宋初期，由于黨禁解弛，一度被嚴禁的蘇文大爲流行，書坊及時刊行了《三蘇文粹》、《蘇門六君子文粹》。著名古文家呂祖謙也編選了《呂氏家塾增注三蘇文選》27卷和《宋文鑒》150卷，後者是南宋前期最重要的文選。《宋文鑒》專選北宋的文學作品，其中散文達一千四百餘篇。由于編者意在補治道，所以收入了許多奏議，其中間有平庸之作。但總的說來，《宋文鑒》所選的北宋散文很有代表性，它體現了南宋作家對北宋散文傳統的重視。稍後，魏齊賢和葉棻編選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110卷，選錄範圍自北宋擴展到南宋前期的陸游、楊萬里、辛棄疾、李燾、樓鑰、陳亮、葉適等人的散文，可視爲《宋文鑒》的續編。
南宋後期，編選散文集的風氣更盛，最有代表性的選本爲真德秀所編的《文章正宗》和《續文章正宗》各20卷。真德秀是朱熹的再傳弟子｛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後改字希元，學者稱西山先生。建寧蒲城（今福建蒲城）人。宋寧宗慶元五年（1199）進士，仕至參知政事。卒謚文忠。《宋史》卷四三七有傳。著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論文一遵朱熹的觀點。他在《文章正宗綱目》中自述其編選宗旨爲：“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其旨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這是趨于極端的理學家的文學觀，它完全抹煞了文學的審美功能，是對梁代蕭統編《文選》的宗旨“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的反撥。《文章正宗》是理學思想爲了全面控制文壇而提供的範本，對于南宋後期的散文創作起了一些不好的影響。然而真德秀的目的幷沒有完全實現，南宋末年出現的其他的散文選本如謝枋得的《文章軌範》等，仍然主要著眼于藝術水準。而宋末文人的創作實際更不是理學家文論所能牢籠的，如文天祥的《指南錄後序》、謝翱的《登西臺慟哭記》等作品，情文幷茂，充分發揮了散文的藝術感感染力。這說明《文章正宗》的極端文學思想幷沒有被作家普遍接受。
南宋的理學家大多能文。除了正論文以外，他們也寫了不少文學性散文，像呂祖謙的山水游記、葉適的亭臺記都頗有佳作，所以他們被後人看作理學家兼古文家。即使是朱熹也不例外。朱熹少喜文學，在中年以前曾下大功夫練習作文。朱熹文集除了奏狀、論學等大量說理文以外，也有許多記、序、碑、銘之類文字，其中不乏文學性較强的佳篇。例如《江陵府曲江樓記》、《雲穀記》、《百丈山記》等文，或寫山水風景，或叙游覽見聞，都是情韻深永之作。又如他的《記孫覿事》，全文僅二百來字，便活畫出孫覿草降表以媚金人且恬不知耻的醜惡面目，叙事簡潔生動，辛辣的諷刺寓于其中，表現出很高的文學技巧。
南宋理學家能文的現象一方面體現了理學思想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理學家對文學的容納和重視。理學家和文學家在北宋時往往是勢不兩立的，但他們在南宋卻有相互融合的趨勢，有的甚至成了一身而二任的人物。這種情形對宋以後的散文有深遠的影響。
第三節 南宋的四六
汪藻和南宋初期的四六 南宋後期的四六
四六這種文體經過北宋歐陽修、蘇軾等人的努力，已經具備了不同于唐代駢文的特點。南宋的四六作家正是在歐、蘇的影響下進行寫作的，所以在運散入駢、多用長句等方面都繼承了歐、蘇的傳統，使四六成爲靈活多姿、便于議論的應用文體。
南宋前期的四六名家有汪藻、孫覿、洪適、周必大等人，其中以汪藻的成就最爲突出。汪藻（1079～1154）｛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今江西德興）人。宋徽宗崇寧三年（1103）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宋史》卷四四五有傳。著有《浮溪集》。｝，南渡後任中書舍人，拜翰林學士，當時的朝廷詔令多出其手。汪藻當天下危難之時，受命擬詔，其處境與唐代的陸贄相似。汪藻所擬的詔令也與陸贄的作品一樣，既明暢洞達，曲盡情事，又具有激動人心的情感內蘊，最著名的是《皇太后告天下手書》和《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等篇。前一篇作于靖唐二年（1127）四月，當時徽、欽二帝被俘北去，哲宗廢後孟氏臨朝，議立康王趙構爲帝。汪藻奉命爲擬手令，既不能回避四海崩潰、宗廟傾覆的嚴重局勢，又要維繫人心，號召天下共禦外侮，確是一篇很難做好的文章。但汪藻僅用不足三百字的篇幅就把上述內容委曲周詳地表達出來，而且措辭得體，真切動人。比如後面一段：
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共定安危之至計｛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九三靖康二年四月十一日記事錄此文作《太母下手詔》，並引《回天錄》曰：“呂公好問建言：‘今日布告復辟之書，須是明白，使人易曉，不必須詞臣。’乃命太常少卿汪藻行詞。”可見汪藻的四六文明白易曉爲當時人所公認。｝。
這篇文告公布之後，天下傳誦，人心感奮，成爲宋代四六中的名篇。
陸游、楊萬里等人雖不以四六名，但都善于四六，文集中有不少四六精品。如陸游的《祭雷池神文》：
某去國八年，浮家萬里。徒慕古人之大節，每遭天下之至窮。登攬江山，徘徊祠宇。九原孰起，孤涕無從。雖薄奠之不豐，冀英魂之來舉。
語言淺切而氣勢雄放，與其詩風頗相近。楊萬里的四六則工于偶對，清新自然，如其名作《除吏部郎官謝宰相啓》中的一段：
方攬牛衣而袁臥，驚聞騶谷之馮招。蓬門始開，山客相慶。載命呂安之駕，旋彈貢禹之冠。搔白首以重來，問青綾之無恙。玄都之桃千樹，花復蕩然；金城之柳十圍，木猶如此！
雖然多用成語典故，但語氣流暢，頗似其詩風。陸、楊的四六中滲入了各自的詩歌風格因素，所以較有個性。
南宋中期以後的四六作家在藝術技巧上追求細密工巧，風格趨于流麗妥帖，代表作家有李劉、李廷忠等。李劉是宋代最用力于四六的文人｛李劉（生卒年不詳），字公甫，號梅亭，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宋寧宗嘉定初進士，仕至中書舍人。著有《梅亭先生四六標準》。｝。他的四六作品多達1100多篇，名作也多，在當時享有盛名，如《賀丞相明堂慶壽幷册皇后禮成平淮寇奏捷啓》中的一節：“南方之强歟，北方之强歟，風移俗易；東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氣奪膽寒。風聲鶴唳，不但平淮；雪夜鵝鳴，更觀擒蔡。信君子不戰，戰必勝；知人臣無將，將則誅。”此啓是祝賀平定叛將李全的，典故成語運用得十分貼切，對仗工巧而又穩妥，風格也比較典重渾成。然而李劉的多數作品卻未能達到如此境界，過分追求工巧妥貼造成了纖弱靡麗的缺點，自北宋至南宋初期四六的渾厚之氣、奔放之風漸趨泯滅。如其《上任中書》的“玉堂草罷，又吟紅藥之翻；金匱䌷餘，還對紫薇之伴”；“幽桂遺榛菅，底敢累犯嚴之口；江梅托桃李，但欲熏自潔之香”等句，刻意求工，雕琢過甚，氣格不高。李廷忠等人的四六也有類似的缺點，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宋亡，使南宋後期的四六在總體上呈輕靡卑弱之勢。
當然，南宋後期也有一些作家如真德秀、劉克莊等，幷沒有隨波逐流。他們或以理學家著稱，或以詩人馳名，都不是專寫四六的作家，但他們的四六作品卻自具面目，與李劉等人異趣。真德秀的四六遣詞造句雖然比較拘謹，但未染當時的浮靡之風，高華典重，卓然名家。劉克莊早年的四六頗好雕琢，至後期則趨向雅淡清新，筆致流暢。到了宋末，文天祥、陸秀夫等人在國家傾危之際，寫出了一些四六名篇，如文天祥的《賀趙郎月山啓》、陸秀夫的《景炎皇帝遺詔》，詞偉氣壯，慷慨激越，一掃晚宋四六的衰弊之氣。由此可見四六這種文體同樣可以反映時代風雲。宋代四六是文學史上一種重要文體，雖然有些作家把它寫成徒具華美外表而內容空洞的作品，但四六這種文體自身是不任其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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