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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屬于中古期第二段。宋代文學基本上是沿著中唐以來的方向發展起來的。韓愈等人發動的古文運動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頽之後，得到宋代作家的熱烈響應，他們更加緊密地把道統與文統結合起來，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爲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實用的文體。詩歌方面，注重反映社會現實，題材、風格傾向于通俗化，這兩種趨勢也得到繼續發展，最終形成了與唐詩大異其趣的宋詩。詞這種新詩體，到宋代達到了巔峰狀態。戲弄、說話等通俗文藝在宋代也有迅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以話本和諸宮調、雜劇、南戲等戲劇樣式爲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學，從而改變了中國古代文學長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視正統文學而輕視通俗文學的局面，幷爲後來元明清小說、戲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從整個文學史的大視角來看，宋代文學與中晚唐文學屬于同一發展階段，它是中古文學第二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第一節 高度繁榮的文化及其對詩文的影響
崇文抑武的國策 理學思想對文學的影響 文以載道說的盛行 印刷業和教育的發達與作家學術修養的提高 詩文政治功能與議論成分的加强
公元960年，後周世宗柴榮病死後，恭帝年幼，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權，乘機發動陳橋兵變｛後周顯德七年（959），周世宗柴榮病卒，恭帝繼位。次年元旦，風聞契丹軍南侵。趙匡胤率諸軍北上抵禦，行至陳橋驛（今河南封丘陳橋鎮），軍士擁立趙匡胤爲帝。乃回師開封，逼恭帝禪位，改國號曰“宋”。史稱“陳橋兵變”，參看《續資治通鑒》卷一。｝，建立了宋王朝。此後20年間，宋王朝先後平定了南方的後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漢等割據政權，結束了唐末以來的分裂局面，基本上實現了中國的統一。鑒于中唐以來藩鎮强盛、尾大不掉的歷史教訓，宋王朝決定採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宋太祖即位的次年，以“杯酒釋兵權”的手段，解除了禁兵統帥石守信等人的兵權｛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太祖召禁軍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宴飲，席間歡之放棄兵權，以安享富貴。史稱“酒杯釋兵權”，參看《續資治通鑒》卷二。｝，封他們爲僅有虛銜的節度使，從而根除了將領擁兵自重乃至割據叛亂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宋王朝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須用讀書人，而且主兵的樞密使等職也多由文人擔任。文臣由科舉考試而進入仕途，他們成爲宋代官僚階層的主要成分。即使像狄青那樣戰功卓著的名將也難以久在樞密。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君權、同時也使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和參政熱情空前高漲。他們以國家的棟梁自居，意氣風發地發表政見。“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歐陽修《鎮陽讀書》），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風貌｛參看[日]衣川強著《宋代文官俸給制度》，鄭梁生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排印本；金錚《文官政治與宋代文化高峰》，載《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排印本，第19~36頁。｝。
理學在元明清時期是官方的意識形態。但在宋代，除了南宋的最後半個世紀以外，理學幷未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認。理學思想主要是士大夫階層主體意識的理論表現，如程頤、朱熹等理學家即自矜掌握了古聖相傳的安身立命之道，而歐陽修、王安石、蘇軾、楊萬里等文士也熱衷于講道論學｛清人黃宗羲、全祖望所撰《宋元學案》主要是爲理學家立傳的學術史，但歐、王等人也都列於其中。歐陽修被列爲“廬陵學案”的宗主，且詳錄其《易童子問》、《本論》等論學著作（卷四）。王安石、蘇軾既被列爲“廬陵學案”的傳人，又分別單列於“荊公新學略”（卷九八）、“蘇氏蜀學略”（卷九九），前者錄王氏《王霸論》、《原性》等文，後者錄蘇氏《易解》。｝。宋代的士大夫往往懷有比較自覺的衛道意識，幷積極地著書以弘揚己說，摒斥異己。在北宋後期，即有王安石與司馬光、二程等人的新學、舊學之爭，而舊學內部又有以蘇軾爲首的蜀學與以二程爲首的洛學之爭。到了南宋，則有朱熹與二陸之爭，以及朱熹與葉適、陳亮之爭。翻開宋人的文集，幾乎總能找到論學的文章，有時這種議論還旁溢到詩歌中去。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視詩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一向重視“文”與“道”的關係，劉勰《文心雕龍·原道》把這種關係表述爲“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到了唐代，韓愈在倡導古文時提出“文以貫道”的思想｛韓愈的門人李漢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說：“文者，貫道之器也。”（《昌黎先生集》卷首）這實際上反映了韓愈的文學思想。｝，表明了對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的重視。然而“文以貫道”的思想，在晚唐五代依然應者寥寥，直到宋代才真正予以高度的重視。從宋初的柳開、穆修開始，宋人對文道關係反復地進行論述。他們的具體看法雖然不盡一致，例如柳開、石介等人的觀點矯激偏頗，而歐陽修的觀點則平正通達，但在總體傾向上，都對“文以貫道”的思想表示認同。理學家則表現出更濃厚的理論興趣，周敦頤率先提出了“文所以載道”（《周子通書·文辭》）的新命題，更加强調“道”的第一性，而“文”僅僅被視爲一種負載工具。朱熹痛駁“文以貫道”之說，幷對“文以載道”說作了更深入的理論闡述｛朱熹說：“這文皆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文以載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壇上佔據著統治地位，例如蘇軾的蜀學被程、朱視爲異端｛參看莫礪鋒《朱熹的文道觀》，《文藝理論研究》1988年第5期。｝，但蘇軾的文道觀實質上與“文以載道”說相當接近，衹是他所認可的“道”的內容比較寬泛而已。“文以載道”說其實是一種價值觀，它把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置于審美功能之上。這種觀點如果推向極端，即是“作文害道”｛《二程語錄》卷一一載：“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從根本上否定文學。雖然對于多數宋代文學家來說，在强調“道”的同時，幷未放鬆對“文”的追求。但宋代詩文的說教意味顯然比唐代濃厚，這不能不歸咎于“文以載道”說的流行和影響。
宋王朝十分重視文治教化，印刷業和教育事業都有空前的發展。印刷術雖然在唐代已經發明，但印刷業的繁盛卻始于宋代。宋代公私刻書業的興盛使書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閣和州縣學校藏書豐富，就是私人的藏書也動輒上萬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以私人藏書爲對象的目錄學專書到宋代才首次出現，就是一個標志。與此同時，學校的數量和種類也大量增加。除了從國子學到縣學的各級官辦學校外，私立書院也日益興盛。像著名的白鹿洞書院等四大書院，其規模和學術水準都堪與官辦學校媲美｛“四大書院”指白鹿洞書院（在江州廬山）、岳麓書院（在潭州岳麓山）、應天府書院（在河南商丘）、石鼓書院（在衡陽石鼓山）。詳見張正藩《中國書院制度考略》六《宋初的四大書院》，江蘇教育出版社1985年排印本，第42~47頁。｝。這樣，宋代士人的總體學術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杜甫自稱“讀書破萬卷”（《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言下不無自矜之意，因爲那在唐代是比較罕見的現象。然而到了宋代，讀破萬卷書的作家爲數不少。像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陸游等人在文學作品之外，還寫了不少經學（包括小學）和史學的著作，都堪稱學者型的作家。學術修養的提高，無疑會使作家更善于深刻地思考社會和人生，也更善于細密周詳地進行議論。
宋代的文學家普遍關注國家和社會。宋代的文學作品，尤其是被視爲正統文學樣式的詩文，反映社會、干預政治始終是最重要的主題。唐代杜甫、白居易的詩以摹寫民生疾苦而聞名，韓愈、柳宗元的古文則以反映時事政治而著稱。宋代的文學家繼承了這種傳統，描寫民瘼或抨擊時弊成爲整個文壇的創作傾向。雖然宋詩中缺少像杜甫“三吏”“三別”和白居易“新樂府”那樣的名篇，但此類主題在宋代詩壇的普遍程度卻是超過唐代的。即使是以“浪子詞人”而聞名的柳永也寫過刻劃鹽工悲慘生活的《煮海歌》，而一向被看作專重藝術的詞人周邦彥也作有諷刺宋將喪師辱國的《天賜白》。社會政治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詩文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剛健的骨力。其負面影響是嚴肅有餘、靈動不足，有時還因過于注重社會性而削弱了個體抒情的意味。
上述歷史背景對宋代文學的另一個影響，是詩文中議論成分的加强。表達政見也好，弘揚學術也好，最直接的手段當然是議論。而“文以載道”的價值觀，也必然導致把議論視爲寫作的目的。宋人之喜愛議論堪稱前無古人。以表達政見的奏議文爲例，宋人的作品總數遠遠超過唐人｛明人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四庫全書》本），分爲六十四門，對漢代以後的歷代奏議收羅相當完備。此書收錄的宋代奏議遠遠超過唐代，以其中占卷數最多的五門爲例，“治道”門收唐五代奏議共三卷，而宋代奏議達三十五卷；“經國”門收唐代奏議不足一卷，而宋代達二十一卷有零；“用人”門收唐五代奏議一卷，宋代達二十卷有零；“御邊”門收唐代奏議不足一卷，宋代達十七卷有零；“四裔”門收唐代奏議一卷，宋代達八卷有零。｝，而且單篇奏議的篇幅也大大地擴展了。唐人奏議中以劉蕡的《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最稱宏博，也衹有五千餘字，而宋代洋洋萬言的奏議層出不窮｛例如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蘇軾《上神宗皇帝書》、辛棄疾的《美芹十論》、《九議》和陳亮的《上孝宗皇帝第一書》等，都是著名的長篇奏議。｝。即使是那些在傳統上不宜說理的題材，宋人也照樣能大發宏論。例如亭臺記一類古文，唐人皆以寫景、叙事爲主，而蘇軾的亭臺記文卻幾乎篇篇都有議論。議論不但充溢于各體散文，而且也大量出現在詩歌之中。過多的議論會削弱詩歌的抒情功能，例如理學家的詩歌往往變成了押韻的語錄；但適度的議論則爲詩歌開闢了新的題材範圍和美學境界，像王安石的咏史詩和蘇軾的哲理詩便得益于議論的成功。宋詩所以會形成與唐詩不同的重意傾向，議論成分的增强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第二節 憂患意識與愛國主題的弘揚
憂患意識對文學家的影響 民族矛盾激化的歷史背景 愛國主題的弘揚
儒家强調個體對社會應有的責任感，應有社會憂患意識。《孟子·離婁下》曾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宋代的士大夫發揚了這種傳統。首先，宋代士大夫的國家主人公意識十分强烈，他們以國家天下爲己任，密切關注國家的隱患。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岳陽樓記》），正是宋代士大夫所追求的風範。其次，宋代的國勢不如漢、唐那麽强盛。北宋開國之初，北方被石晋割讓出去的燕雲十六州仍然歸遼人統治，而南方曾爲唐代流放罪人之地的歡州一帶已屬于越李朝的版圖。到南宋，更是偏安于淮河、秦嶺以南的半壁江山。宋帝國的軍力比較孱弱。宋代兵制把軍隊分成禁兵、厢兵等類，而具有實戰能力的衹有禁兵。朝廷爲了防範叛亂，把禁兵的大部分駐扎在京城，而且常常調防，使得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這樣，宋軍與外敵交戰，總是敗多勝少｛參看劉慶、毛元佑《中國宋遼金夏軍事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排印本。｝。從北宋開國到南宋滅亡，宋王朝始終處于强敵的威脅之下。宋代雖然經濟相當發達，但由于對內的冗官冗費和對外的巨額歲幣，農民負擔沉重，財政時有困難。面對嚴重的內憂外患，有識之士憂心忡忡。
深沉的憂患意識，使宋代作家很少用文學來歌功頌德。早在宋初，已出現了路振的《伐棘篇》、王禹偁的《對雪》那樣憂念國計民生的詩作。宋代作家在表達個人抱負時，也相當拘謹、收斂。像李白、杜甫那樣自詡能“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豪情壯志，在宋人詩文中是非常罕見的。王安石是宋代政治自信心最强烈的人，自述其志時也衹是說“材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憶昨詩示諸外弟》），口氣遠不如李、杜之狂傲。此外，宋代的思想控制比唐代嚴密得多，又不斷發生激烈的党爭，士大夫因作詩而得罪的情況屢有發生，他們作詩諷世或述懷時就顧慮較多。後人讀宋人的詩文時，很容易感受到嚴謹、平實、細密、深沉等特徵，卻難以發現唐人那種天馬行空、氣沖鬥牛的昂揚氣概。宋代詩文的現實意義很强，但缺乏唐代詩文中的那種瀟灑浪漫氣息。這都與宋人深沉的憂患意識不無關係。
深沉的憂患意識，又造成宋代文學中愛國主題的高揚。愛國主題是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學傳統。每逢國家危急存亡之秋，這類主題便會放射出異彩，從屈原到杜甫的文學史實已經昭示了這種規律。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間外患不斷。漢、唐都亡于國內的農民起義和軍閥混戰，而北宋和南宋卻亡于外族入侵。這樣，宋代的作家就勢必對愛國主題給予格外的重視。
北宋時期，遼和西夏經常侵擾邊境，宋王朝無力制止，就以每年供給巨額財物的條件求得妥協。這種屈辱的處境成爲士大夫心頭的重負，也成爲詩文中經常出現的題材。從王禹偁的《唐河店嫗傳》、蘇舜欽的《慶州敗》到王安石的《陰山畫虎圖》、黃庭堅的《送范德孺知慶州》，以愛國爲主題的佳作層出不窮。即使在婉約風格尚占統治地位的詞壇上，也出現了蘇軾的“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神子·密州出獵》）和賀鑄的“不請長纓，系取天驕種。劍吼西風”（《六州歌頭》那樣的雄豪之音。
從北宋末年開始，更强大的金、元相繼崛起，鐵馬胡笳不但騷擾邊境，而且長驅南下，直至傾覆了宋室江山，在中國建立了非漢族統治的新朝。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抗金、抗元鬥爭中，愛國主題成爲整個文壇的主導傾向。山河破碎的形勢、和戰之爭的政局，是任何作家都無法回避的現實。即使是以婉約爲主要詞風的姜夔、吳文英，也在詞中訴說了對中原淪亡的哀愁。而崇尚隱逸的“四靈”和行謁謀生的江湖詩人，也寫過不少憂國的篇章。這些作品雖然情調不免低沉，但同樣屬于愛國之作。當然，最能體現時代精神的是陸游、辛棄疾等英雄志士的激昂呼聲。正是他們的作品，把愛國主題弘揚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爲宋代文學注入了英雄主義和陽剛之氣。以陸詩、辛詞爲代表的南宋文學，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和人民心聲，而且維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和尊嚴。從那以後，每當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人們總是會從岳飛的《滿江紅》、文天祥的《正氣歌》等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這是宋代文學最值得稱揚的歷史性貢獻。
第三節 宋代作家的性格特徵和審美情趣
儒釋道三家思想的有機融合 社會責任感與個性自由的整合 新型的文人生活態度 審美情趣的轉變
北宋建立以後，一反前代後周的滅佛政策，對佛教採取了保護、鼓勵的措施。僧尼人數迅速增加，中斷已久的譯經重又開始，幷先後五次大規模地刻印佛經。在晚唐五代曾受到打擊的各種佛教宗派重新興盛起來，尤其是禪宗與淨土宗在宋代非常流行。禪宗又主動吸收儒、道兩家的思想，幷力求適應中國的傳統倫理觀念｛例如活躍於宋仁宗時代的雲門宗禪僧契嵩（1007~1072）鼓吹佛家應與儒家一樣講求孝道（《孝論》，《鐔津文集》卷三），並把佛教的五戒十善與儒家的仁義忠孝統一起來，認爲兩者是“異號而一體”（《原教》，《鐔津文集》卷一），便是佛教向中國傳統倫理道理靠攏的典型表現。｝。因此士大夫在接受禪學時，沒有太多的心理障礙。由于宋代的儒、道、釋三種思想都從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內心修養轉變，因而更容易在思想的層面上有機地融合起來。到北宋中葉，三教合一已成爲一種時代思潮。理學家雖然以純儒自命，但他們的性命義理之學其實都以釋、老爲津梁。程頤就說其兄程顥的學術是“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道先生行狀》）那些非理學家的文人更是對自己浸染釋、老毫不諱言，比如王安石就曾與宋神宗當面討論佛書｛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三三。｝。
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異于前代文人。首先，士大夫對傳統的處世方式進行了整合，承擔社會責任與追求個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擠的兩極。前代文人的生活態度大致上可分成仕、隱二途，仕是爲了兼濟天下，隱是爲了獨善其身。這兩者是不可兼容的。宋人則不然。宋代士人都有參政的熱情，經科舉考試而入仕是多數人的人生道路。入仕之後也大多能勤于政務，勇于言事。然而他們在積極參政的同時，仍能保持比較寧靜的心態，即使功業彪炳者也不例外。因爲宋人已把自我人格修養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標，一切事功僅是人格修養的外部表現而已。所以宋代的士大夫雖然比唐人承擔了更多更重的社會責任，也受到朝廷更嚴密的控制，但幷不缺乏個性自由。他們可以向內心去尋求個體生命的意義，去追求經過道德自律的自由。其次，宋代文人採取了新型的生活態度。宋人有很强的傳統觀念和集體意識，結盟結黨的做法得到普遍的認同。宋人認爲個人的努力和貢獻是整個傳統或整個階層中的一部分，應當受到理性和道德的制約。宋人的個體意識不像唐人那樣張揚、發舒，他們的人生態度傾向于理智、平和、穩健和淡泊，事業順利時幷不“仰天大笑出門去”（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命運坎坷時也很少悲嘆“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孟郊《贈崔純亮》）。王安石拜相之日即惦念著“霜筠雪竹鍾山寺”（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相業正隆時又寫詩追憶“江湖秋夢櫓聲中”（《壬子偶題》）。蘇軾暮年貶往荒遠的海南，也不戚戚于個人憂患，食芋飲水，吟詩作文，創造出了他文學業績中最後的輝煌。正像范仲淹所說的，他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陽樓記》）。與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靜、理性和脚踏實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動，而臻于成熟之境。宋代的詩文，情感强度不如唐代，但思想的深度則有所超越；不追求高華絢麗，而以平淡美爲藝術極境。這些特徵都植根于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態度。
宋代文人的審美情趣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禪宗原是充分中國化、世俗化的佛教宗派，尤其是慧能開創的南宗禪，經過南岳、青原一二傳以後，越發將禪的意味滲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隨緣任運的人生哲學。晚唐的臨濟宗認爲：“道流佛法無用功處，衹是平常之事。”（《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宋代的禪宗更以內心的頓悟和超越爲宗旨，輕視甚至否定行善、誦經等外部功德。與此同時，宋代的儒學也發生了類似的轉變。宋儒弘揚了韓愈把儒家思想與日用人倫相結合的傳統，更加重視內心道德的修養。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多採取和光同塵、與俗俯仰的生活態度。在他們看來，生活中的雅俗之辨應該注重大節而不是小節，應該體現在內心而不是外表，因而信佛不必禁斷酒肉，隱居也無需遠離紅塵。隨之而來的是，宋人的審美態度也世俗化了。他們認爲，審美活動中的雅俗之辨，關鍵在于主體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質和情趣，而不在于審美客體是高雅還是凡俗之物。蘇軾說：“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超然臺記》）黃庭堅說：“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題意可詩後》）便是這種新的審美情趣的體現。
審美情趣的轉變，促成了宋代文學從嚴于雅俗之辨轉向以俗爲雅。這在宋詩中尤爲明顯。梅堯臣、蘇軾、黃庭堅都曾提出“以俗爲雅”的命題｛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六引《後山詩話》：“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爾。‘”又蘇軾《題柳子厚詩》云：“詩須要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黃庭堅《再次韻（楊明叔）·引》云：“蓋以俗爲雅，以故爲新......此詩人之奇也。”按：上述三處引文都將“以俗爲雅”與“以故爲新”相提並論，可見“以俗爲雅”應理解爲“化俗爲雅”之意。｝。“以俗爲雅”，才能具有更爲廣闊的審美視野，實現由“俗”向“雅”的昇華，或者說完成“雅”對“俗”的超越。宋代詩人採取“以俗爲雅”的態度，擴大了詩歌的題材範圍，增强了詩歌的表現手段，也使詩歌更加貼近日常生活。衹要把蘇、黃的送別贈答詩與李、杜的同類作品相對照，或者把范成大、楊萬里寫農村生活和景物的詩與王、孟的田園詩相對照，就可清楚地看出宋詩對于唐詩的新變。而實現這種新變的關鍵正是宋人“以俗爲雅”的審美觀念。
第四節 城市的繁榮與詞的興盛
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與城市的繁榮 士大夫的優裕生活與詞的興盛 社會的廣泛需求對詞人創作熱情的刺激
宋初百餘年間，國內比較安定，生産持續發展，經濟高度繁榮｛參看漆俠《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及其在中國古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葛金芳《宋遼夏金經濟研析》，武漢出版社1991年排印本。｝。冶金、造船、紡織、印刷、制鹽、醫藥等行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術進步｛英國的李約瑟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見《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科學出版社1975年排印本，第1卷，第287頁。｝；農業生産發展迅速，手工業和商業也非常繁盛，紙幣的流通，商行組織的形成｛宋代的紙幣稱爲“交子”，發行地域幾乎遍及全國，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紙幣，詳見《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宋代的商行組織範圍遍及全國的城鎮，詳見《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下五。｝，城市、城鎮乃至草市的興盛，以及海外貿易的增加，都是明顯的標志。
宋代的城市經濟繁榮。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南宋的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達十萬以上的大城市。宋代還逐漸取消了都市中坊（居住區）和市（商業區）的界限，不禁夜市，爲商業和娛樂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環境。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等書對汴京、臨安城中商賈輻輳、百業興盛以及朝歌暮舞、弦管填溢的繁華情景有生動的記錄。此外，宋王朝優待士大夫，官員的俸祿及貼補收入比較優厚，宮廷和官僚階層的生活奢華，一般市民也崇尚奢靡的風氣。
繁華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類以娛樂爲目的的文藝形式，說話、雜劇、影劇、傀儡戲、諸宮調等藝術迅速興起和發展｛關於宋代說話、雜劇等藝術的詳細情況，將在本書第六編予以論述。｝，而詞則成爲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學樣式。
從晚唐五代以來，詞的主要功用是在宴樂場合供給伶工歌女歌唱。五代詞的兩個創作中心，分別在西蜀和南唐的宮廷，就是由于這種文體最適合于追求享樂的小朝廷君臣的緣故｛參看劉尊明《唐五代詞的文化觀照》第六章《唐五代詞與宮廷文化》、第七章《唐五代詞與城市文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排印本，第289~443頁。｝。入宋以後，新的社會環境更加有利于詞的發展。
首先，宋王朝的財政措施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于萬民者不留其有餘”（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二五）。大量的財富被集中起來供皇室和官僚階層享用。宋太祖曾鼓勵石守信“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史·石守信傳》）。這種用物質享受籠絡官員的做法在整個宋代都沒有改變。官員們既有豐厚的俸祿，以滿足奢華生活的需求，這種生活方式又可以避免朝廷的疑忌，于是縱情享樂之風盛行一時。宋代的官員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養的士大夫，他們的享樂方式通常是輕歌曼舞，淺斟低唱。比如寇準生活豪侈，女伶唱歌，一曲賜綾一束。又如晏殊喜招賓客宴飲，以歌樂相佐，然後親自賦詩“呈藝”｛參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四○與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地位高的士大夫大多蓄家伎，像南宋張鎡，宴客時出以侑酒的歌者樂者竟多達百人。又如姜夔在范成大家作客，范因激賞其詞而贈與歌女一名｛分別見周密《齊東野語》卷二○與陸友仁《研北雜志》卷下。｝。地位低的官員也有官伎提供歌舞娛樂。歐陽修、張先、蘇軾等詞人爲官伎作詞的事，詞話中屢有記載，不盡是出于虛構｛參看錢世昭《錢氏私志》、陳師道《後山詩話》、楊湜《古今詞話》等。｝。歌臺舞榭和歌兒舞女既然成爲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滋生于這種土壤的詞自然會異常興盛。
其次，宋代文人的人生態度也有利于詞的興盛。宋代文人大多實現了社會責任感和個性自由的整合。他們用詩文來表現有關政治、社會的嚴肅內容，詞則用來抒寫純屬個人私生活的幽約情愫。這樣，詩文和詞就有了明確的分工：詩文主要用來述志，詞則用來娛情。這種分工在北宋尤爲明顯。一代儒宗歐陽修的艶詞寫得纏綿綺麗，與他的詩文如出二手，以致有人認爲是僞作。宋代的士大夫本有豐富的聲色享受，又有趨于輕柔、細密的審美心態，自然能够領略男女之間的旖旎風情。詞便是他們最合適的宣泄內心衷腸的渠道。詩詞分工的觀念對宋詞的發展大有好處。由于詞被看作是用于抒寫個人情愫的文體，很少受到“文以載道”思想的約束，因而文人可以比較自由地抒寫旖旎風情，詞體也因此能够保持自身的特性，取得獨立的地位。
此外，詞是宋代尤其是北宋社會文化消費的熱點。由于都市的繁榮，“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民間的娛樂場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詞，士大夫的詞作便通過各種途徑流傳于民間。更有一些詞人直接爲歌女寫詞，如柳永常常出入于秦樓楚館，“多游狎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于世。于是聲傳一時。”（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北宋中後期的秦觀、周邦彥，也都爲歌妓寫了不少詞作。社會對詞作的廣泛需求，刺激了詞人的創作熱情，也促進了詞的繁榮和發展。
當然，隨著詞體的發展和創作環境的變化，宋詞幷不是一味滿足尊前筵下、舞榭歌臺的需要。如蘇軾的詞作，自抒逸懷浩氣；辛棄疾的篇章，傾吐英雄豪情，便不再與歌兒舞女有關。但就其整體而言，宋詞的興盛是與宋代都市的繁榮和文化娛樂業的發展密切相關的。
第五節 宋代文學的獨特成就與歷史地位
宋代古文對唐代古文的繼承與發展：文體的多樣化 古文的實用價值與審美價值的整合 風格的變化 古文的普及 宋詩對唐詩的因革：題材向日常生活傾斜 以平淡爲美的美學追求 唐詩之外又一美學範式的創建 宋詞在詞史上的巔峰地位 遼金詩文的成就
宋代文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散文沿著唐代散文的道路而發展，最終的成就卻超過了唐文。後人有“唐宋八大家”之說，而八位古文作家中有六人出于宋代｛明初朱右編選唐代韓愈、柳宗元、宋代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八家之文爲《八先生文集》，明中葉唐順之編《文編》，於唐宋時代獨取此八家之文。茅坤繼而編成《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八大家”就成爲文學史上的專有名詞。｝。而且北宋的王禹偁、范仲淹、晁補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銓、陸游、呂祖謙、陳亮等人，也都堪稱散文名家。宋代散文作家的陣容比唐代更爲壯大。
宋代作家吸取了唐代古文的經驗和教訓，使古文更加健康地發展。唐代的韓愈、柳宗元等人，在古文的章法、句法等技巧和叙事、議論等功能方面，都爲宋代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啓示。然而唐代古文本是作爲駢文的對立面而出現的，韓、柳對駢文頗爲排斥，這使習慣于駢文的作家和讀者都感到不滿，所以古文幷沒有取代駢文的地位。而且韓愈的古文已有艱澀古奧的傾向，韓愈以後的古文作家因襲了這個缺點。到了晚唐、五代，駢文又重新佔據了優勢。宋代作家清醒地看到了唐代古文的得失，于是歐陽修等人既採取古文作爲主要的文體，又反對追求古奧而造成的險怪艱澀，從而爲宋代古文的發展開闢了正確的道路。
宋代散文的文體出現了多樣化的趨勢。歐、蘇等人幷不絕對摒棄駢文，他們的古文注意吸收駢文在辭采、聲調等方面的長處，以構築古文的節奏韻律之美。同時，他們又借鑒古文手法，對駢文進行改造，創造出參用散體單行的四六和文賦。這樣，古文和駢文經過取長補短而各自獲得了新的活力。此外，宋代散文中還出現了獨具一格的筆記文。這種文體長短不拘，輕鬆活潑，是古文文體解放的重要標志。
散文在傳統上具有議論、叙事、抒情三種主要功能。在宋代散文中，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爲一體，使散文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更好地結合起來。宋代的政論文和學術論文特別發達，從王安石、曾鞏到胡銓、呂祖謙，散文的議論功能臻于完善。以歐、蘇爲代表的作家則更加注意三種功能的融合，加强了散文的抒情性質與文學意味。比如歐陽修的史論在議論中滲入强烈的感情色彩，蘇軾的亭臺記把叙事與議論結合得天衣無縫。《秋聲賦》、《赤壁賦》等散文名篇更堪稱典範。在這些作品中，散文的各種功能已水乳交融，且具有詩的意境，成爲名副其實的美文。
宋代散文的風格豐富多採，幾位大家各具鮮明的藝術個性。就整體傾向而言，宋文的風格是趨于平易暢達、簡潔明快，從而在韓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之外開闢出新的藝術境界。就美學價值而言，宋文與唐文幷無高下之分。宋文的風格變化，主要是朝著更加自然、更加貼近生活的方向發展。這種文從字順、如行雲流水的散文、顯然更切于實用，也更易爲作者和讀者所接受。從宋代開始，古文成爲用途最廣的散文文體，以古文爲主、駢文爲輔的文體格局得以確立，歷元、明、清諸代而沒有變化。明末艾南英說：“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再答夏彝仲論文書》）這是後人對宋代散文歷史地位的公正評價。
對于唐、宋兩代的散文，後人沒有太多的軒輊之見。可是唐詩和宋詩之優劣，卻引起了後代曠日持久的爭論。宗唐還是宗宋，甚至成爲後代詩壇宗派門戶的標志。這就給人一種錯覺，仿佛宋詩與唐詩毫無共同之處。事實上，從中唐開始，唐詩就有向日後的宋詩演變的趨勢。而宋詩的許多特徵，都可在杜甫、韓愈的詩中找到濫觴。從整個詩歌史來看，宋詩正是唐詩發展的必然結果。唐詩與宋詩，本是一脉相承的。例如，詩歌在題材和語言上趨于通俗化，描寫平凡、瑣細的日常生活，幷採用俗字俚語，這種趨勢是從杜甫開始的，中唐韓愈、白居易、孟郊、賈島及晚唐皮日休、羅隱等人又有所發展，而宋代詩人則沿其流而揚其波。又如在詩歌中發議論，也是從杜甫、韓愈開始，在晚唐杜牧、李商隱的詩中已屢見不鮮，入宋以後則發展成爲詩壇的普遍風氣。宋代詩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詩的營養，才創造出一代詩風。杜甫、韓愈對宋詩的啓迪作用尤其重要。宋人曾說：“工于詩者，必取杜甫。”（黃裳《陳商老詩集序》）清人則認爲：“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葉燮《原詩》卷一）這些論述都是符合實際的。宋人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們對唐詩幷未亦步亦趨，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創造出與唐詩雙峰幷峙的宋詩。
仰望唐詩，猶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宋代詩人可以從中發現無窮的寶藏，作爲學習的典範。但這座山峰同時也給宋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壓力，他們必須另闢蹊徑，才能走出唐詩的陰影。宋人對唐詩的最初態度，是學習和模仿。從宋初到北宋中葉，人們先後選擇白居易、賈島、李商隱、韓愈、李白、杜甫作爲典範，反映出對唐詩的崇拜心理。待到宋人樹立起開創一代新詩風的信心之後，他們就試圖擺脫唐詩的藩籬。然而極盛之後，難以爲繼。宋詩的創新具有很大的難度。以題材爲例，唐詩表現社會生活幾乎達到了巨細無遺的程度，這樣宋人就很難發現未經開發的新領域。他們所能做的，是在唐人開採過的礦井裏繼續向深處挖掘。宋詩在題材方面較成功的開拓，便是向日常生活傾斜。瑣事細物，都成了宋人筆下的詩料。比如蘇軾曾咏水車、秧馬等農具，黃庭堅多咏茶之詩。有些生活內容唐人也已寫過，但宋詩的選材角度趨向世俗化，比如宋人的送別詩多寫私人的交情和自身的感受，宋人的山水詩則多咏遊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詩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蓋世英雄或絕俗高士。這種特徵使宋詩具有平易近人的優點，但缺乏唐詩那種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壯採。
宋詩的任何創新都是以唐詩爲參照對象的。宋人慘淡經營的目的，便是在唐詩美學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許多詩人的風格特徵，相對于唐詩而言，都是生新的。比如梅堯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緻，蘇軾的暢達，黃庭堅的瘦硬，陳師道的朴拙，楊萬里的活潑，都可視爲對唐詩風格的陌生化的結果。然而宋代詩壇有一個整體性的風格追求，那就是平淡爲美。蘇軾和黃庭堅一向被看作宋詩特徵的典型代表，蘇軾論詩最重陶淵明，黃庭堅則更推崇杜甫晚期詩的平淡境界，蘇、黃的詩學理想是殊途同歸的。蘇軾崇陶，著眼于陶詩“質而實綺，臒而實腴”（見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黃庭堅尊杜，著眼于晚期杜詩的“平淡而山高水深”（《與王觀復書》之二）。可見他們追求的“平淡”，實指一種超越了雕潤絢爛的老成風格，一種爐火純青的美學境界。唐詩的美學風範，是以豐華情韻爲特徵，而宋詩以平淡爲美學追求，顯然是對唐詩的深刻變革。這也是宋代詩人求新求變的終極目標。
唐詩和宋詩，是詩歌史上雙峰幷峙的兩大典範。宋以後的詩歌，雖然也有所發展，但大體上沒能超出唐宋詩的風格範圍。元、明、清的詩壇上有時宗唐，有時宗宋，或同時有人宗唐，有人宗宋。甚至在一個人的詩集中，也有或學唐體或效宋調的現象。唐宋詩的差異是多方面的。南宋嚴羽推崇唐詩，批評宋代的詩人“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滄浪詩話·詩辨》），實即總結了宋詩異于唐詩的一些特徵。但這種歸納，主要著眼于藝術手法和功能，尚停留于淺表的層面。到了近代，學者對唐宋詩的差異有了更深刻的闡述。如說：“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折透闢。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或謂：“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分別見鏐鉞《詩詞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排印本，第36頁；錢鍾書《談藝錄》一《詩分唐宋》，中華書局1984年排印本，第2頁。｝這種著眼于美學風格的論述，揭示了唐宋詩內在本質的差異。相對而言，宋詩中的情感內蘊經過理性的節制，比較溫和、內斂，不如唐詩那樣熱烈、外揚；宋詩的藝術外貌平淡瘦勁，不如唐詩那樣色澤豐美；宋詩的長處，不在于情韻而在于思理。它是宋人對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學表現。唐宋詩在美學風格上，既各樹一幟，又互相補充。它們是古典詩歌美學的兩大範式，對後代詩歌具有深遠的影響｛自從宋詩在蘇軾、黃庭堅手中形成自己的特色以後，對它的批評也就開始了。南北宋之際的張戒說：“自漢魏以來，詩妙於子建，成於李、杜，而壞於蘇、黃。”（《歲寒堂詩話》卷上）南宋後期的嚴羽更明確地說：“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滄浪詩話·詩辯》）對宋詩的這些指責，都是以唐詩爲參照對象的。這說明唐詩的高度成就和美學風範已深入人心，異於唐詩的新詩風較難得到人們的認可。衹有宋末元初的方回編選《瀛奎律髓》，入選宋詩多於唐詩，評語中也多有推崇宋詩之言，但他的看法並無人響應。到了明代，在“詩必盛唐”的詩學思想主導下，人們對宋詩更不屑一顧，甚至出現了“宋無詩”（李夢陽《潛虬山人記》）、“宋人詩不必觀”（何景明語，見楊慎《升庵詩話》卷一二）等極端的論點。李攀龍選錄歷代詩歌爲《古今詩刪》，對宋詩竟只字不錄。雖然晚明的公安派曾一度贊揚宋詩，但未能挽回輕視宋詩的風尚。入清以後，人們開始重新評價宋詩。吳之振、吳自牧、呂留良等編刊了《宋詩鈔》，從此宋詩纔得到較廣泛的流傳，並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一度出現了“舉世皆宋”的盛況（陳訏《宋十五家詩選序》），並形成了宋詩派。但在整個清代，尊宋與貶宋之爭一直沒有停息，而且一直沿續到現代。特別是毛澤東在《給陳毅同志的一封信》中提出“宋人不懂形象思維”和宋詩“味同嚼蠟”的觀點之後，20世紀70年代末學術界圍繞著這兩點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進而討論嚴羽等人對宋詩的批評。目前對宋詩的研究方興未艾，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主編的《全宋詩》正陸續出版，人們對宋詩的認識將會更加深入。關於歷代宋詩之爭的情況，可參看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岳麓書社1984年排印本）、劉乃昌《關於宋詩評價問題的討論綜述》（《文史知識》1983年第9期）；關於宋詩的特色和發展情況，可參看王水照《宋代詩歌的藝術特點和教訓》（《文藝論叢》第五輯）、胡念貽《關於宋詩的成就和特色》（《學習與思考》1984年第2期）、許總《宋詩史》（重慶出版社1992年排印本）等。｝。
作爲有宋一代文學之勝的是宋詞。在詞史上，宋詞佔有無與倫比的巔峰地位。詞在晚唐五代尚被視爲小道，到宋代才逐漸與五七言詩相提幷論。宋詞流派衆多，名家輩出，自成一家的詞人就有幾十位，如柳永、張先、蘇軾、晏幾道、秦觀、賀鑄、周邦彥、李清照、朱敦儒、張元幹、張孝祥、辛棄疾、劉過、姜夔、吳文英、王沂孫、蔣捷、張炎等人，都取得了獨特的藝術成就。宋詞的總體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完成了詞體的建設，藝術手段日益成熟。無論是小令還是長調，最常用的詞調都定型于宋代。在詞的過片、句讀、字聲等方面，宋詞都建立了嚴格的規範。詞與音樂有特別密切的關係，詞的聲律和章法、句法也格外細密。宋詞獨特的藝術魅力是五七言詩難以達到的，它爲豐富古典詩歌的藝術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其次，宋詞在題材和風格傾向上，開拓了廣闊了領域。晚唐五代詞，大多是風格柔婉的艶詞，宋代詞人繼承幷改造了這個傳統，創作出大量的抒情意味更濃的美麗動人的愛情詞，彌補了古代詩歌愛情題材的不足。此外，經過蘇、辛等人的努力，宋詞的題材範圍，幾乎達到了與五七言詩同樣廣闊的程度，咏物詞、咏史詞、田園詞、愛情詞、贈答詞、送別詞、諧謔詞，應有盡有。藝術風格上，也是爭奇鬥艶，婉約與豪放幷存，清新與穠麗相競。無論是題材還是風格，後代詞人很少能超出宋詞的範圍。
在中國詩歌史上，唯一堪與唐詩媲美的是宋詞。詞在宋以後幷未完全衰退，到了清代，還呈中興之勢，但清詞的各種流派都與宋詞有一脉相承的關係。清詞的復興，正體現了宋詞强大的藝術生命力。
在兩宋時期的北方中國，文學也取得了較高的成就。尤其是金朝統治中原地區的一百多年間，文學創作相當繁榮。遼、金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受到漢文化很深的影響，金人甚至以華夏文化的正宗後繼者自居。遼、金與宋王朝之間的軍事對峙，幷未阻斷南北文化的交流。南北之間使臣的往來，還常常促進文學創作活動的開展。元好問等詞人深受蘇、辛詞風的影響，就是明證。而北方游牧民族的粗獷性格，爲遼、金文學注入了較多的陽剛之氣；戎馬倥偬的時代背景，也使遼、金作家更多地注重滄桑興亡之感的抒發。金代産生了杰出的詩人元好問，這位鮮卑族的後裔，以卓越的成就躋身于中國古代著名詩人的行列｛清人曾國藩編選的《十八家詩鈔》，對宋代詩人僅選了蘇軾、黃庭堅、陸游三家，而元好問也入選其中。又趙翼《甌北詩話》、況周頤《蕙風詞話》均以較多篇幅評述元好問的詩、詞，可見後人對元好問重視的程度。清人潘德輿甚至說元好問詩“直欲跨蘇、黃，攀李杜矣”（《養一齋詩話》卷七）。說元好問“跨蘇、黃”，有些誇張，如說他與蘇軾、黃庭堅的成就接近則近於事實。參看周惠泉《元好問研究發微》，《社會科學戰線》1990年第2期。｝。這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燦爛的古代文學的典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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