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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詩歌高潮到唐穆宗長慶時期逐漸低落。長慶以後，唐王朝危機進一步加深，士人心態發生巨大變化。詩歌適應時代變遷，有了新的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于是唐詩風貌再次出現明顯轉變，由中唐進入晚唐。
第一節 杜牧與晚唐懷古咏史詩
社會衰敗中士人懷古傷今情緒的反映 杜牧的詩歌創作 許渾等人的創作
從唐敬宗和唐文宗時期開始，唐帝國出現明顯的衰敗傾覆之勢。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于斯之時，閽寺專權，脅君于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肉縱橫于原野，杼軸空竭于里閭。”（《唐紀》六十）指出宦官專權，藩鎮割據，驕兵難制，戰亂屢起，賦稅沉重，民間空竭。這一切，加上統治集團的腐敗，使唐王朝陷入了無法挽救的危機之中。由于朝廷控制的州縣減少，官位緊缺，朝中清要職位又爲朋黨及有權勢者所據，一般士人在仕途上進身機會很少；由于科場風氣敗壞，許多出身寒微，拙于鑽營的有才之士，在考場上長期受困，甚至終生不第。少數士人即使幸而中舉入仕，也很難像中唐的韓愈、白居易等人那樣，憑他們的文才進入政治機構上層。面對王朝末世的景象和自身暗淡的前途，士人心理狀態發生很大變化。一些人儘管仍然眷念朝廷，關心時政，懷抱希望，但也往往以失望告終。國事無望，抱負落空，身世沉淪，使晚唐詩人情懷壓抑，悲凉空漠之感常常觸緒即來。這種種抑鬱悲凉，在晚唐詩歌的多種題材作品中都有體現，而體現得既早又突出的是懷古咏史之作｛懷古詩和咏史詩是有區分而又很接近的兩類詩。大體上說，懷古詩是就能夠引起古今相接情緒的時地與事物興發感慨。咏史詩則無須實際事物做媒介，作者直接以史事爲對象撫事寄慨。由於兩者都是咏“古”，又時有交叉，界限並不很嚴。｝。
晚唐懷古咏史詩的數量大增，情調也與往時不同。初盛唐在懷古中常帶有前瞻的意味，中唐懷古咏史常寄托對國家中興的希望，晚唐詩人則是用一切皆無法長駐的眼光，看待世事的盛衰推移，普遍表現出傷悼的情調。這種悼古傷今，從劉禹錫在長慶末期和寶歷年間寫的《西塞山懷古》、《金陵五題》、《臺城懷古》等篇開始，形成一股勢頭，隨後，有杜牧、許渾、溫庭筠、李商隱等人的大量創作。
杜牧（803～852），與李商隱幷稱“小李杜”｛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市）人。大和二年進士及第。曾長期在江西宣歙觀察使府和淮南節度使府爲幕僚。會昌年間，先後爲黃州、池州、睦州刺史。大中二年八月爲司勛員外郎、史官修撰。官終中書舍人。｝。兩人的成就都不限于懷古咏史一種題材，而有多方面的建樹。杜牧才氣縱橫，抱負遠大，繼承了祖父杜佑以《通典》爲代表的經世致用之學，注意研究“治亂興亡之迹，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很想建功立業，有一番作爲。在詩歌創作上，他自稱”苦心爲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于中間“（《獻詩啓》）。結合他的詩歌創作看，追求的是一種情致高遠，筆力勁拔的詩風。他不滿當時詩壇的綺靡傾向，但他自己亦多綺情柔思，故而其詩能在俊爽峭健之中，時帶風華流美之致。他很强調創作的內容，主張”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辭采章句爲之兵衛“（《答莊充書》）。在其今存的500餘首詩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樊川詩集注》，包括《樊川詩集》、《樊川詩補遺》、《樊川別集》、《樊川外集》、《樊川集遺收詩補錄》，共收詩517首。其中衹有《樊川詩集》四卷絕大部分爲杜牧詩。其餘《別集》、《外集》等，大量雜入許渾、張祜、趙嘏等人作品。據今人考證，去除雜入者，杜牧現存詩約四百一十六首。參看吳在慶《杜牧論稿》（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胡可先《杜牧研究叢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有不少寫現實政治和社會生活題材。《感懷詩一首》針對藩鎮割據而發；《郡齋獨酌》有感國家的內憂外患，抒發了自己報國的願望；《河湟》詩對河西、隴右之地被吐蕃侵占久久不能恢復表示憤慨；《早雁》詩寫因遭受回鶻侵擾而流亡的民生哀怨：
金河秋半虜弦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回。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菇米岸莓苔。
運用比興手法，把逃避回鶻侵擾的邊民比作哀鴻。在抒發對人民同情的同時，隱含對朝廷未能禦侮安民的不滿。
杜牧不僅懷古咏史詩數量多，而且有不少從總體看不屬于懷古咏史的作品，也在即景抒情中注入了深沉的歷史感慨｛如《泊秦淮》、《江南春》等。｝。他的懷古咏史詩，多數是抒寫對于歷史上繁榮昌盛局面消逝的傷悼情緒。
長空淡淡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登樂游原》）
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過勤政樓》）
前一首感嘆盛大煊赫的西漢王朝，只剩下荒陵殘冢。後一首寫唐玄宗時代作爲盛世標志的勤政樓｛《唐會要》卷三十：“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以（玄宗）興慶里舊邸爲興慶宮。......後於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十六年正月三日始移仗於興慶宮聽政。”千秋節是以唐玄宗生日所定的節日。《唐會要》卷二十九：“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上表以是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令休假。......士庶以絲結承露囊，更相遺問。”｝，被遺亡冷落，獨任苔蘚滋蔓。兩首詩雖然一慨嘆漢代，一咏年朝，但抒發的都是對于現實衰頽已經無可挽回的感觸。杜牧的這種感觸又經常帶有盛衰興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雲閑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
傷悼六朝繁華消逝，同時又以“今古同”三字把今天也帶入歷史長河。“人歌人哭”，一代代人都消沒在永恒的時間裏，連范蠡的清塵也寂寞難尋了。留下的衹有天淡雲閑，草色連空。這正是對于盛衰推移，一切都無法長存的認同和感慨。此詩筆意超脫，一方面在廣闊遠大的時空背景上展開詩境，一方面又以麗景寫哀思，很能體現杜牧律詩含思悲凄、流情感慨的特色。
杜牧的懷古咏史詩也有不少是借題發揮，表現自己的政治感慨與識見，如《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借慨嘆周瑜因有東風之便取得成功，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心情。這類詩雖主要意思不在懷古，但由于是由古代歷史或遺迹觸發的感慨，一般仍帶有傷悼往事的情緒。
杜牧五、七言古今體詩都有佳作，七律、七絕更爲擅長。尤其是七絕，向來受到推崇。名篇除前面已引的《赤壁》等詩外，《山行》、《秋夕》、《泊秦淮》、《贈別》、《寄揚州韓綽判官》等，也都膾炙人口。在寫法上，有的描繪景物，鮮明如畫；有的表達深曲，情思蘊藉；有的發議論而伴以情韻。他和李商隱同爲晚唐七絕成就最高的詩人。李深婉而杜俊爽。
許渾（791？～？），今存詩四百餘首｛許渾，字用晦，祖籍安州安陸，寓居潤州丹陽（今江蘇丹陽市），遂爲丹陽人。大和六年進士。曾任監察御史及睦、郢二州刺史等職。其卒年可參看羅時進《許渾卒年再考辨》，載《學術月刊》1996年第8期。｝，以五律、七律爲主，無一古體。許渾詩在詞語、對仗、格律上都極爲圓穩工整，形成“整密”（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的風格。他與杜牧有詩唱和，幷受到杜牧推重。但其詩多表現閑適退隱的思想，內容比較貧乏，不少作品意境上給人雷同之感，缺少新鮮警策。他的懷古咏史詩在集中所占比重雖然不大，卻是較爲出色的部分。其《咸陽城東樓》云：
一上高城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州。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官秋。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清水流。
咸陽爲秦漢京城｛漢代將咸陽改爲長安，但仍在原地。｝。“鳥下”二句意謂秦苑、漢宮繁華歲月均已過去，惟有飛鳥鳴蟬點綴在秋風夕陽、綠蕪黃葉之間。末句渭水東流，一去不返，既暗喻秦、漢已成陳迹，又有自古及今的意味。這首詩本來就是在廣遠的時空背景上展開的，結尾更推進爲對人世盛衰和歷史進程的縱覽，因而吊古就含有明顯的傷今意味和對于歷史的空漠感。他的另一首名作《金陵懷古》，結聯“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涵蓋範圍更廣，集中地抒發了對繁華昌盛終將消盡的無可奈何心情。
比杜牧、許渾年輩略晚的劉滄｛劉滄，生卒年不詳。字蘊靈，汶陽（今山東寧陽縣）人。大中八年登進士第，時已白髮蒼蒼。調華原尉，遷龍門令。｝，也是一位懷古情感極易被觸發的詩人，但詩境更爲蕭瑟。《秋日過昭陵》結聯云：“那堪獨立斜陽裏，碧落秋光煙樹殘。”在他之前，唐人把唐太宗的陵墓寫得這樣凄凉的不多。胡震亨云：“劉滄詩長于懷古，悲而不壯，語帶秋意，衰世之音也歟？”（《唐音癸簽》卷八）晚唐小家的懷古咏史詩，除意在諷刺者外，凡慨嘆昔盛今衰的，多半是這種情調。
第二節 苦吟詩人
賈島、姚合等苦吟詩人 徘徊吟哦的心境與殫精竭慮的態度與方法
在晚唐社會與文學的大背景下，有相當一部分詩人，以苦吟的態度作著“清新奇僻”的詩｛胡應麟《清源寺中戲效晚唐人五言近體二十首序》：“賈簿、姚監輩實始以清新奇僻闡別派於五言。”｝，代表人物是賈島（779～843）和姚合（775？～855？）｛賈島，字閬仙，幽都（今北京市西南）人。早年爲僧。元和年間以詩文投謁張籍、韓愈，返俗應舉，然終生未中第。晚年任長江縣（今四川蓬溪縣西）主簿，遷普州（今四川安岳縣）司倉參軍，卒於任所。存詩約四百首。 姚合，吳興（今浙江湖州市）人，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曾任武功縣主簿，晚年任秘書少監。存詩約五百首。｝。賈、姚二人詩名起于元和後期，但賈卒于會昌，姚卒于大中年間，已入晚唐。其詩代表晚唐一種最普遍的創作風尚，追隨者很多｛李嘉言在《長江集新校》附錄《賈島交友考》中統計，晚唐學賈島者22人：馬戴、周賀、張祜、劉得仁、方干、李頻、張喬、鄭谷、林寬、張蠙、姚合（按：賈島、姚合是互相演習的關係，將姚列入學賈的行列中，不夠恰當。且學賈者一般兼學姚）、顧非熊、喻鳬、許棠、唐求、李洞、司空圖、尚顏、曹松、于鄴、裴說、李中。晚唐五代有崇拜賈島如神者，如《唐摭言》載：李洞以銅做賈島像，戴之巾中，嘗持數珠念賈島佛。《郡齋讀書志》載：南唐孫晟，嘗畫賈島像，置於屋壁，晨夕事之。｝，所以將兩家歸入晚唐詩人中較爲合理。
賈島、姚合及其追隨者，詩歌內容都比較狹窄，很少反映社會問題。賈島所寫，有科考碰壁的失意和怨憤，有貧窮窘困生活的哀嘆，有對于清寂之境和佛禪境界的感受，以及與僧人、隱士的交往，大多不出個人生活範圍。姚合詩的題材與賈島接近，而對瑣細的日常生活情景寫得更多，在風格上，賈島因有過禪房生活體驗，又曾受韓愈、孟郊的影響，詩中冷僻的成分多一些，而姚合仕途較爲順利，詩風相對顯得清穩閑適。同是寫小縣府署的庭院，賈島詩：“言心俱好靜，廨署落輝空。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題長江廳》）姚合詩：“鼓絕門方掩，蕭條作吏心。露垂庭際草，螢照竹間禽。”（《縣中秋宿》）｛兩詩均爲五律，此處衹截取前四句。｝賈詩以空庭落輝的無我之境顯得超妙，姚詩境界幽靜。相比之下，可見賈詩比姚詩幽冷奇峭。
賈島、姚合等人在創作態度上的共同表現是苦吟。傳說賈島在長安街上醞釀吟誦“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聯時，唐突了京兆尹劉棲楚；斟酌“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一聯時，沖犯了京兆尹韓愈。具體情節雖不一定可靠，但賈島等人確實苦吟成癖｛“秋風吹渭水”一聯爲《憶江上吳處士》頷聯。“鳥宿池邊樹”一聯爲《題李凝幽居》頷聯。兩次吟詩沖犯京兆尹的傳說，參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冊賈島條所作之考辨。賈島等人苦吟成癖，在其詩中隨處可見。如賈島云：“溝西吟苦客”（《雨夜同厲玄懷皇甫荀》）、“苦吟誰喜聞”（《秋暮》）、“風光別我苦吟身”（《贈劉評事》）。姚合云：“欲識爲詩苦，秋霜苦在心。”（《心懷霜》）方干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閑居遣興）苦吟對晚唐詩人來說，包括創作中的苦心經營，也包括詩境的清苦。｝。晚唐時期，有大批長期困于考場的士子，也有許多人雖然入仕，卻處于低下閑冷的地位。他們有點像大曆時代的文人，需要通過作詩獲取精神上的補償｛賈島、姚合一派詩人與大曆詩人在思想和藝術上均有關係，參看李嘉言《長江集新校》附錄《賈島交友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求科名者，則更需要把五律當日常功課訓練｛參看聞一多《賈島》。｝。這樣，這些在社會上被冷落的文人，就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放在作詩上。對自己的貧窮、窘困和閑散，多方面地加以審視、發掘、體驗，“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抒寫他們的無奈。于是，通過對情與景深刻的挖掘與琢磨，做到工整中見清新奇僻，就成了一種新的風尚，有別于韓、孟的奇險和元、白的流易｛賈島因與韓愈、孟郊交游，作詩奇僻，常被列入韓、孟詩派中。但韓、孟的創作活動主要在貞元、元和時期，賈島的創作活動主要在元和後期至開成時期。韓、孟致力於古體詩創作，賈島擅長五律。賈島從元和後期起，實際上自成一家。參看聞一多《賈島》。｝。
晚唐苦吟詩人對社會生活關心不够，閱歷範圍狹窄，入詩的事料相對貧乏。他們的詩思往往不是自然涌現，而是一開始就著意爲之。“莫笑老人多獨出，晴山荒景覓詩題”（姚合《寄周十七起居》），“物外搜羅歸大雅，毫端剪削有餘功”（方幹《贈李郢端公》），表現出爲作詩而刻意搜尋。他們撇開以情感充沛、氣勢貫注爲特點的歌行之類體裁，把力量傾注在近體（尤其是五律）上｛以賈島爲例，集中402首詩，五律占232首。｝。近體可以在音律、對偶、字句上見功夫，可以澄心靜氣地推敲錘煉。由于苦吟，晚唐人確實創造了不少佳句。賈島的“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通過動靜相襯，使境界更見幽迥。《送無可上人》“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一聯，上句寫人在潭邊散步，與水底的身影相映襯；下句寫走走停停，一再憩息于樹邊。境界之清幽寂寞，人之孤獨，身體之疲倦衰弱，以及對景物環境之欣賞流連，等等，均可想見。雖是“兩句三年得”｛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云：“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乃成，而一吟淚下也。”｝，尚不負苦吟之功。姚合的詩，比賈島稍嫌貧弱，但亦能于樸中見巧。如“馬隨山鹿放，鶏雜野禽棲”（《武功縣中作三十首》其一），用簡練樸實的語言，寫出山縣荒凉之景。在生活素材的提煉和景物組合上，既巧爲用心，又能出之以平淡自然。除賈、姚外，其它苦吟詩人也有一些佳句。如：“樹搖幽鳥夢，螢入定僧衣”（劉得仁《秋夜宿僧院》）、“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無可《秋寄賈島》）、“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周賀《長安送人》）、“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李洞《送雲卿上人游安南》）。這些詩句，雖然著意寫成，卻頗爲工整、精警。不用典故，不鑲嵌奇字，以看似平常的語言，取得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賈、姚一派的缺點是詩境狹窄，有句無篇。生活閱歷有限，詩料不離琴、棋、僧、鶴、茶、酒、竹、石等物｛方回《瀛奎律髓》卷十云：“（姚合詩）所用料不過花、竹、鶴、僧、琴、藥、茶、酒，於此幾物，一步不可離，而氣象小矣。”又同書卷四七云：“晚唐詩料於琴、棋、僧、鶴、茶、酒、竹、石等物，無一篇不犯。”｝。內容不足而一葉苦吟，不免琢傷元氣，減損詩美，露出小家習氣。“姚、賈縛律，俱窘篇幅”（劉克莊《程垣詩序》），之所以受縛于格律，局促不伸，關鍵還是由于缺乏博大深廣的情懷。晚唐詩人常常刻苦造就一些工整的句子，但由于才力不足，通篇看去，仍顯餒弱。方回云：“晚唐詩多先鍛煉頸聯、頷聯，乃成首尾以足以。”（《瀛奎律髓》卷十三）先有句，後有篇，難免前後不够勻稱，缺少完整的意境。
賈、姚一派詩人的心態，與封建王朝末世一些政治上無出路的士人比較吻合。這些士人將生活情趣轉移到吟咏日常感受以及與親友唱和上，因而賈島、姚合等人便很容易成爲追摹的對象。不僅五代時仍有不少詩人效法賈、姚，南宋的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亦以宗法晚唐成爲一時風尚。
第三節 愛情題材與艶麗詩風
士人的閨閣情懷與詩歌的愛情題材、艶麗詩風 溫庭筠、韓偓等詩人
晚唐時期，閨閣情懷在文士精神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幷稱“溫李”的溫庭筠與李商隱，以愛情題材的詩歌和艶麗詩風，在詩苑中開闢出新的境界。晚于他們的韓偓、吳融、唐彥謙等，則是其詩風的繼承者。
晚唐士人寄情閨閣，既是由于在科舉和仕途上缺少出路，轉而從男女性愛方面尋找補償和慰藉，亦由于晚唐時代禮教鬆馳，享樂淫逸之風盛行，狎妓冶游，成爲時尚。士人們神馳于綺樓錦檻、紅燭芳筵。陶醉于仙姿妙舞，軟語輕歌。詩歌不僅多寫婦女、愛情、閨樓綉戶，而且以男女之情爲中心，跟其它題材內容相融合。如不少咏物詩，所咏的花、柳、蜂、蝶等，實際上是女子的化身。一些叙事詩，像杜牧的《杜秋娘詩》、韋莊的《秦婦吟》，均借表現女主人公的命運遭遇，引起讀者關注，進而在叙述中，融入廣闊的社會歷史生活內容。某些情況比較複雜的題材，在表現主題上本來可以有多種選擇，此時也更傾向于表現情愛。如關于唐玄宗、楊貴妃的題材，寫起來往往容易涉及政治，但晚唐人卻偏重于寫情愛。張祜（792？～854？）詩集中取材與楊貴妃有關的絕句達13首之多，沒有一首往政治方面去寫。這些，都表現了晚唐詩歌在題材內容上的取向。
由于題材本身具有綺艶性質，加以奢靡之風對于美學趣味的影響，晚唐情愛詩，在色彩、辭藻等方面，具有艶麗的特徵。尤其是溫庭筠的許多詩，艶麗中還帶有較濃厚的世俗乃至市井色彩，鮮明地表現出晚唐的時尚。
溫庭筠（812？～866），作風浪漫｛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祖籍山西太原。他是沒落的貴家子弟，年輕時即以文才著名，而行爲放蕩，且好譏嘲權貴，始終未能登第。僅任過縣尉和國子監助教等職，坎坷終身。｝。史稱其“士行塵雜”，“與新進少年狂游狹邪”（《新唐書》本傳），可算是士人中典型的浪子，這對他的詩詞創作都有很深的影響。溫庭筠現存詩約三百三十首，其中占六分之一的樂府詩，華美穠麗，多寫閨閣、宴游題材，如《春愁曲》：
紅絲穿露珠簾冷，百尺啞啞下纖綆。遠翠愁山入臥屏，兩重雲母空烘影。凉簪墜發春眠重，玉兔煴香柳如夢。錦迭空床委墜紅，颸颸掃尾雙金鳳。蜂喧蝶駐俱悠揚，柳拂赤闌纖草長。覺後梨花委平綠，春風和雨吹池塘。
頭兩句寫破曉時的外景，三句至八句寫美人空床獨眠，九、十兩句借旖旎的春光反襯美人孤獨寂寞，末二句以風雨送春之景，寫春光虛度、美人遲暮之感。從內容上看，屬于一般閨怨詩，但側重視覺彩繪，側重膩香脂粉的溫馨描寫，華美綽約，既染有齊梁詩風，又在細密、隱約和遣辭造境上具有某些詞的特徵。
溫詩不只限于寫情愛。他的近體詩情愛題材所占比重較小，往往格韻清拔，不同他樂府詩的艶麗。其中不乏抒情寄憤、感慨深切之作。如《過陳琳墓》、《經五丈原》、《蘇武廟》等篇，歷來傳誦。“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抒寫與陳琳異代同心之感，頗有英雄失路之慨。能够見出溫庭筠在放蕩一面之外，還有執著的頗想有所作爲的一面。他的詩還有些以山水、行旅爲題材，寫得清麗工細。如《商山早行》：
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鶏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墻。因思杜陵夢，鳧雁滿回塘。
頷聯全用代表典型景物的名詞組合，“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而且突出了“早行”的特點，“見道路辛苦，羈旅愁思”（歐陽修《六一詩話》），頗得歐陽修的稱賞。
韓偓（842～914？），以寫綺艶的香奩詩著名韓偓，字致堯，一說字致光，小名冬郎，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市）人。十歲吟詩，即受到姨父李商隱的賞識。龍紀元年進士及第。在朝時極爲唐昭宗所信任，做過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因反對朱溫篡唐，遭到貶斥。天祐年間，全家入閩避難，卒於南安。，但實際上他的感時述懷之作，在唐末詩壇上頗具光彩。韓偓存詩總共約三百三十餘篇。任翰林學士期間和貶離朝廷之後，有不少詩篇涉及時事。如《故都》、《感事三十四韻》等詩，寫朱溫强迫昭宗遷都洛陽和廢哀帝自立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堪稱反映一代興亡的詩史。“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强魂必噬臍”（《故都》）、“鬱鬱空狂叫，微微幾病癲”（《感事三十四韻》），哀感沉痛，在當時詩人中是很突出的。韓偓有《香奩集》｛關於《香奩集》作者問題，參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四冊韓偓條。｝，收詩百篇，多數是早年的作品。嚴羽謂其“皆裾裙脂粉之語”（《滄浪詩話·詩體》）。其中大致有三種類型：一是像《席上有贈》、《咏手》、《咏浴》之類，淫狎輕靡，跟齊梁宮體一脉相承。二是與時事有關，多少帶一些寄托的，爲數較少｛《香奩集》中《思錄舊詩於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有云：“自泣自吟無人會，腸斷蓬山第一流。”再證以集中某些詩句，如“動天金鼓逼神州，惜別無心學墜樓”（《代小玉家爲蕃騎所虜後寄故集賢裴公相國》），可以見出有些篇確與時事有關，甚至有所寄托。｝。三是寫男女之情而能保持一定品位的。如“繞廊倚柱堪惆悵，細雨輕寒花落時”（《繞廊》）、“若是有情怎不哭，夜來風雨葬西施”（《哭花》），可謂麗不傷雅，情濃意摯。韓偓還善于借助環境，以含蓄之筆寫閨閣情緒。如《已凉》：
碧闌幹外綉簾垂，猩色屏風畫折枝。八尺龍鬚方錦褥，已凉天氣未寒時。
通過闌幹、綉簾、屏風、圖畫、墊席、錦褥，烘托閨房密室的氣氛，再點出已凉未寒的天氣，不言情而情自然蘊含其中。
與韓偓同年中進士，又一起任過翰林學士的吳融（？～903），詩歌內容和風格也有些接近韓偓。《情》詩云：“依依脉脉兩如何？細似輕絲渺似波。月不長圓花易落，一生惆悵爲伊多。”思路頗細，兼有情致。唐彥謙（？～893？），少師溫庭筠爲詩，但從他用七絕寫的《無題十首》和多數律詩看，亦同時追摹李商隱。“下疾不成雙點泪，斷多難到九回腸”（《離鸞》），風格和寫法即介乎溫、李之間｛李商隱《無愁果有愁北齊歌》：“秋娥點滴不成淚。”《和張秀才落花有感》：“回腸九回後，猶有剩回腸。”所引唐彥謙兩句，即從李詩化出，但李詩多數意緒深隱，唐彥謙則相對顯豁，接近溫庭筠。｝。他以用典精巧和含蓄蘊藉受到宋代楊億、黃庭堅，乃至明代楊慎的肯定，但比起李商隱要淺弱得多。像《穆天子傳》：“王母清歌玉琯悲，瑤臺應有再來期。穆王不得重相見，恐爲無端哭盛姬。”顯然是受了李商隱《瑤池》的影響，而在詩味隽永方面遠遠不如。大體說來，寫男女情愛一類題材，到韓偓、吳融、唐彥謙等人，已遜于前一階段的李商隱、溫庭筠，而他們之後的五代時期，士大夫的閨閣情懷，主要借詞表現，同類題材的五、七言詩，則無論從數量和質量上看，都明顯地走向衰落了。
第四節 隱士情懷與淡泊詩風
陸龜蒙、皮日休、司空圖等詩人的避世心態與淡泊情思、淡泊境界
自咸通後期開始，唐王朝進入動亂階段。文人在仕途上不僅較前更難有所作爲，且常有性命之虞。“從此當歌惟痛飲，不須經世爲閑人”（司空圖《有感二首》其二）。環境險惡，一些人把功名看得淡了。平安閑放，終老煙霞，成爲生活上的追求目標。精神上則儘量做到不受外界干擾，一切淡然處之，努力保持內心的閑適、恬靜。陸龜蒙、皮日休、司空圖等人的詩歌，突出地表現了這種避世心態與淡泊情思。
陸龜蒙（？～882）、皮日休（834？～883？）二人幷稱“皮陸”｛陸龜蒙，見第八章第四節。皮日休，見第八章第四節。｝。陸龜蒙通《春秋》等儒家經典，自稱有“致君術”、“活國方”（《村夜二篇》），但又認爲“命既時相背，才非世所容”（《自和次前韻》），還是選擇了退隱的道路。《新唐書·隱逸傳》說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昇舟設蓬席，賫束書、茶灶、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他的《江湖散人歌傳》自云：“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可見他以散淡自處，努力放神于自然，無拘束地過著自得其樂的生活。他存詩600首，大部分是閑散隱逸之作。皮日休本來推崇儒學，很有用世之心，在詩歌理論方面，曾有過類似白居易的諷喻美刺之說。其《正樂府十篇》，針對現實，有美有刺。名篇《橡媼嘆》，寫老農婦一年收成被貪官污吏剝削殆盡，只得拾橡粟充饑，可以令人聯想起白居易的《賣炭翁》等作品。但這類題材在其現存四百多首詩中不到十分之一。似乎也像白居易在欲行“兼濟之志”時寫樂府詩，過後則大寫閑適詩一樣，皮日休咸通十八年入蘇州幕府，結識隱居其地的陸龜蒙，詩歌創作就起了變化。兩人詩酒唱和，歌咏風物，寫了六百多首詩，編爲《松陵唱和集》。在唐末詩壇，別成江湖隱逸一派。
皮、陸二人抒寫的是中唐以後文人那種較爲近俗的閑情逸興，帶有瀟灑游戲的成分｛參看袁行霈《在沉淪中演進》，載《中華文史論叢》第48輯。｝。與前代詩人相比，缺少陶淵明那種對社會人生的嚴肅思考，也缺少王維的禪悟和對自然美的深刻感受。與晚唐詩人相比，皮、陸和賈島、姚合的追隨者相對接近一些。但前者詩中體現的是“物外一以散”（陸龜蒙《江湖散人歌》）的情懷，詩境閑適；後者帶著窮愁失意的情緒，多寫荒僻幽冷之境，實有區別。至于藝術，姚、賈一流努力把五律做得工整規範，皮、陸則炫耀其翻新的本領｛皮、陸古體詩效韓愈的博奧和險澀。酬唱繼元、白次韻等做法而變本加厲。兩人又各有《雜體詩》一卷，其中有雜言詩、回文詩、四聲詩、迭韻雙聲詩、離合體詩、古人名詩、問答詩等。｝，更是大異其趣。
皮陸唱和，在淡于世事的同時，特別關注個人生活，多攝取日常和身邊的器具、景物、人事爲詩料。《漁具詩》、《樵人十咏》、《酒中十咏》、《添酒中六咏》、《茶具十咏》，等等。連篇累牘地唱和，無非是酒、茶、漁釣、賞花、玩石等瑣物、碎事和各種閑趣，兩人又逞强爭勝，誇巧鬥靡。一題之下，成詩數十首，都是類似的情味，不免既繁雜而又單調，甚至給人空虛無聊之感。倒是一些似乎不大經意的小詩，寫得較有情味。如《春夕酒醒》的唱和詩，皮日休原唱寫酒醉醒來後見到燒殘的紅燭，猶如一枝珊瑚，從氣氛到境象都很不錯｛皮日休《春夕酒醒》：“四弦才罷醉蠻漢，酃醁餘香在翠爐。夜半醒來紅蠟短，一枝寒淚作珊瑚。”｝，而陸龜蒙的和詩又別開生面：
幾年無事傍江湖，醉倒黃公舊酒壚。覺後不知明月上，滿身花影倩人扶。
不寫紅燭等物，不爲原唱所拘，徑自用閑放自然的筆調，寫詩人放達瀟灑的情懷和風度。“無事傍江湖”的處境中，推出一副“滿身花影倩人扶”的悠然醉態，把詩人那種帶世俗色彩的“江湖散人”形象表現得很逼真。既有韻致，又具皮、陸一派寫日常閑適生活的特有情調。
司空圖（837～908），所處的時代稍後于皮、陸｛司空圖，字表聖。其籍貫有河中虞鄉（今山西永濟縣）和泗州（今江蘇泗洪縣）兩說。
咸通十年登進士第。入仕後，先是黃巢軍攻入長安，圖退居河中；後是僖宗被宦官脅迫奔寶雞，圖扈從不及，由中書舍人任上歸隱中條山王官谷。後梁開平二年，聞唐哀帝被殺，不食而卒。今存詩三百餘首。｝，屢經動亂艱危，其避世思想的産生，跟戰亂有著更爲直接的聯繫。“家山牢落戰塵西，匹馬偷歸路已迷”（《丁未歲歸王官穀》）、“亂來已失耕桑計，病後休論濟活心”（《丁巳重陽》）。戰亂中遁歸鄉里，雖意識到了士大夫濟世活國的責任問題，但仍要隱居，其避亂自全的思想是很清楚的。爲了在退隱中獲得心境的平靜，司空圖還進一步泯滅心中的是非和不平：“有是有非還有慮，無心無迹亦無猜。不平便激風波險，莫向安時稔禍胎。”（《狂題十八首》其十六）像這樣自勸自誡，在詩中一再出現。他不可能像皮、陸那樣津津有味地誇述漁樵隱逸之趣。蒿目時艱，苟全一身，其避世情懷內含濃重的悲凉，詩境一般比較凄冷。如《重陽阻雨》：“重陽阻雨獨銜杯，移得山家菊未開。猶勝登高閑望斷，孤煙殘照馬嘶回。”不願去高處看亂離衰敗景象。由節候的凄冷，進而推向內心的凄冷，形成冷寂淡漠的詩境。司空圖是晚唐詩論家，强調“韻外之致”、“味外之旨”（《與李生論詩書》）。而從他的創作看，所追求的韻致，也往往是淡冷清雅的。其所舉以自矜的詩句，如“草嫩侵沙短，冰輕著雨消”（《早春》）、“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殘句）、“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殘句）、“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歸王官穀次年作》），等等｛司空圖在《與李生論詩書》中列舉自己得意的詩句24聯，此處所引爲其中四聯。｝，所具有的韻致，都偏于清幽，可見司空圖的淡泊詩境總是帶有一絲孤冷，絕無皮、陸那種瀟灑。
第五節 亂離之感與時世諷諭
鄭谷 韋莊 羅隱
唐末詩人，置身昏暗動亂時代，對社會災難、民生疾苦，均有所關注。聶夷中的《咏田家》、杜荀鶴的《山中寡婦》、《亂後逢村叟》等篇，反映民瘼與世亂，尤其深刻沉痛。但其時從詩歌創作的總體情況看，這方面的內容仍未能居于主要地位。著名詩人中，衹有生活到五代初的鄭谷、韋莊、羅隱等，歷經易代之際的種種劫難，才對時代的喪亂有較多的反映。
鄭谷（851？～910？）｛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市）人。光啟三年進士及第，仕至都官郎中，晚年歸隱宜春。｝，早年遭逢戰亂，曾奔走亡巴蜀，淹留巫峽，流寓荊楚吳越。“十年五年歧路中，千里萬里西復東”（《倦客》）。入仕以後，在唐王朝行將滅亡前的强藩互鬥中，又多次“奔走驚魂”。鄭谷現存詩三百餘首，有近百首寫其奔亡流徙，涉及時局。如“荊州未解圍，小縣結茅茨”、“傳聞殊不定，鑾輅幾時還”（《峽中寓止二首》），涉及光啓年間秦宗權軍隊長期圍困荊州、僖宗因受强藩威脅出逃等事。“十口飄零猶寄食，兩川消息未休兵”（《漂泊》），把家口飄零與兩川戰亂聯繫起來描寫，揭示國無寧日，民不聊生。“訪鄰多指冢，問路半移原”（《訪姨兄渭口別墅》），令人想見戰亂後新冢累累，陵穀變遷的慘痛景象。鄭谷除奔逃、訪舊之類作品一再反映時亂之外，其送別懷友詩也多涉及亂離。《久不得張喬消息》云：“天末去程孤，沿淮復向吳。亂離何處甚，安穩到家無？樹盡雲垂野，檣稀月滿湖。傷心繞村落，應少舊耕夫。”牽挂友人和感念時局的心情交融在一起，清婉淺切，很能代表鄭谷的詩風。同時因亂離懷友，詩中又有一種悲凉的氣韻。
韋莊（836？～910）｛韋莊，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市）人。乾寧元年進士及第。在朝官至左補闕。天復元年入蜀依王建。唐亡，王建在蜀中稱帝，韋莊任宰相。｝，廣明元年在長安應舉，值黃巢軍攻占京城。其後寫了長詩《秦婦吟》｛《秦婦吟》，全詩久失傳。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重新發現於敦煌石窟。｝，借一曾委身黃巢部下的婦人之口，述亂離之景。雖對農民起義軍有所詆毀，但像“內庫燒爲錦綉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等一系列叙述和描寫，還是相當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歷史面貌。韋莊的抒情詩，傷時之作亦佔有很大比重。對時代喪亂和社會問題的表現，較鄭谷具體。如《汴堤行》：“欲上隋堤舉步遲，隔雲烽燧叫非時。才聞破虜將休馬，又道征遼再出師。朝見西來爲過客，暮看東去作浮尸。綠楊千里無飛鳥，日落空投舊店基。”雖似略帶一點懷古的意味，實則描寫了烽火連天，一片傷亡殘破的現實圖景。又如《聞再幸梁洋》：“才喜中原息戰鼙，又聞天子幸巴西。”寫戰鼓剛剛住聲，皇帝又因爆發新戰爭而再次出逃。針對這種無休無止的戰亂，韋莊在《憫耕者》中說得更痛切：“何代何王不戰爭，盡從離亂見清平。如今暴骨多于土，猶點鄉兵作戍兵。”韋莊前逢黃巢農民大起義，後遇軍閥大混戰，不見清平之世，唯見骸骨蔽地。詩通過憫被征者，抒發對整個時代的痛心。莊弟韋蘊謂其：“流離漂泛，寓目緣情。子期懷舊之辭，王粲傷時之制。或離羣軫慮，或反袂興悲。”（《浣花集序》）由于有這種身世和抑鬱懷抱，韋莊詩能在通俗平易中見感慨深沉，非當時一般平淺成篇之作可比。
與鄭谷、韋莊對時局側重于傷感不同，羅隱（833～909）｛羅隱，見第八章第四節。｝，在晚唐社會中一再碰壁，懷才不遇，不免偏于激憤，其詩多通俗快露、諷喻時世之作。從諷慨中也反映了社會的昏暗與動亂。《黃河》：“莫把阿膠向此傾，此中天意固難明。解通銀漢應須曲，才出崑崙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帶小，仙人占鬥客槎輕。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報太平！”借諷黃河，以見時世混濁，太平無望。因爲多諷刺而少溫厚，羅詩略嫌粗疏。其絕句在韻度上又稍遜律詩，但諷刺更爲尖銳。如《帝幸蜀》｛《帝幸蜀》，清編《全唐詩》題下注：一作狄歸昌詩。｝：“馬嵬山色翠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借爲楊妃洗刷，冷嘲熱諷，同時反映了唐僖宗在黃巢起義軍的打擊下，逃亡蜀地的歷史事件。
唐末的傷時諷世之作成就不算突出，與極其動亂的社會情況相對照，其時詩歌對現實的反映是不够的。詩人們懷著避世心理，追求淡漠情懷與淡漠境界，固然是要避開現實，不願看到苦難，就連鄭谷、韋莊、羅隱等的傷時諷世，一般也是從自己的命運遭遇出發，把現實社會的動亂作爲背景表現，而非正面直接地反映慘淡的社會人生。詩人們在動亂中惶惶不安，四處漂泊，自顧不暇。即使得到暫時的安定，也是或潜身窮鄉僻壤，或依托僅據有一隅之地的地方霸主。他們難以再有那種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也難以再有那種博大之氣和飽滿的熱情。詩境一般比較淺狹，而且籠罩著末世的凄凉黯淡情緒，表現出痛苦絕望的心理。鄭谷的《慈恩寺偶題》，被金聖嘆稱爲“唐人氣盡之作”｛鄭谷《慈恩寺偶題》：“往事悠悠成浩嘆，勞生擾擾竟何能。故山歲晚不歸去，高塔晴來獨自登。林下聽經秋苑鹿，江邊掃葉夕陽僧。吟餘卻起雙峰念，曾看庵西瀑布冰。”金聖嘆云：“一’成浩嘆‘妙，二’竟何能‘妙，便攝盡未來。三、四承之，不惟不是高興，兼亦不是遣興；不惟無勝可攬，兼亦無涕可揮，此爲唐人氣盡之作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九）｝。韋莊的《咸通》，于亂中回首亂前，極寫咸通時代官僚貴族的奢侈淫樂。末聯云：“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華。”心情無比沉痛，在樂盡哀來的慨嘆中，有一種認同天意或劫數難違的末世心理。羅隱的《中秋夜不見月》云：“陰雲薄暮上空虛，此夕清光已破除。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也是借諷慨月中有蟾蜍陰影，永遠不得有真正的光明皎潔，表示他對清平世界不抱幻想。與其《黃河》詩之不望有河清之日一樣，都基于對時代由失望痛苦到近于絕望的心理。哀莫大于心死，詩人在對時代失去最後一點信心與希望的時候，詩境便再也難有大的開拓，唐詩也就自然降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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