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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曆詩風，指的是大曆至貞元年間活躍于詩壇上的一批詩人的共同創作風貌。這些詩人的大多數，青少年時期是在開元太平盛世度過的，受過盛唐文化的熏陶；可由安史之亂引發的近十年的空前戰亂，使他們的心理狀態産生了明顯的變化。痛定思痛，驀然感到了自己的無能和衰老，失去了盛唐士人的昂揚精神風貌。他們的詩，不再有李白那種非凡的自信和磅礴氣勢，也沒有杜甫那種反映戰亂社會現實的激憤和深廣情懷，儘管有少量作品存留盛唐餘韻，也寫民生疾苦，但大量作品表現出一種孤獨寂寞的冷落心境，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調。這使詩歌創作由雄渾的風骨氣概轉向淡遠的情致，轉向細緻省淨的意象創造，以表現寧靜淡泊的生活情趣，雖有風味而氣骨頓衰，遂露出中唐面目。
第一節 士人心態的轉變與大曆詩歌的冷落寂寞情調
韋應物部分詩歌的盛唐餘韻和他的清雅閑淡詩風 劉長卿與大曆十才子詩中的冷落寂寞情調
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極盛走向衰落的標志，它像一股突起的凜烈寒風，霎時就把人們刮進了萬木雕零的蕭瑟秋季，在士人心裏投下了濃雲密布的巨大陰影。在此之前，生活于和平環境中的士人，存有强烈的由文事立致卿相的功名願望。可戰爭爆發後，武將有了用武之地，而文士被排擠到社會邊緣，再也看不到錦綉前程了。追憶往昔，恍如隔世，目睹現實，頗多生不逢時之感，熱切的仕進欲望爲消極避世的隱逸情懷所取代，詩中頗多無奈的嘆息和冷落寂寞的情調。戰亂毀掉了這代士人青年時期意氣風發的生活，帶來希望幻滅的黯淡現實。盛唐那種昂揚奮發的精神、樂觀情緒和慷慨氣勢，已成爲遙遠而不絕如縷的餘響；而平心靜氣的孤寂、冷漠和散淡，彌漫于整個詩壇。
作爲大曆時期能自成一家的著名詩人，韋應物詩歌創作風格的變化是頗能說明問題的。他是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約生于開元二十五年（737），父親韋鑾和伯父韋鑒都是有名的畫家。他少年時期任俠負氣，15歲時成爲唐玄宗的三衛近侍。安史之亂起後，他曾入太學折節讀書，于廣德元年（763）出任洛陽丞。在他早期所寫的一部分作品裏，不乏昂揚開朗的人生意氣，其《餞雍韋之潞州謁李中丞》說：“酒酣拔劍舞，慷慨送子行。驅馬涉大河，日暮懷洛京。前登太行路，志士亦未平。”《寄暢當》云：“丈夫當爲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斑。”這種氣勢壯大的詩作，明顯地帶有剛健明朗的盛唐餘韻。
韋應物的絕大部分詩歌，作于因秉公執法而被迫辭去洛陽丞一職之後，尤以大曆中再度出仕任京兆府功曹，至罷滁州刺史的十餘年間的吏隱詩作見稱于世。在他後期的作品裏，慷慨爲國的昂揚意氣消失了，代之以看破世情的無奈和散淡。所謂“今來蕭瑟萬井空，唯見蒼山起煙霧。可憐蹭蹬失風波，仰天大叫無奈何”（《溫泉行》）。所謂“鄉村年少生離亂，見話先朝如夢中”（《與村老對飲》）。令人眷戀的盛世已去而不返，一切有如夢境，詩人對從政已感失望，感情退回到個人生活的小天地裏，欣賞山水之美和閑靜樂趣，從中尋求慰藉。
于是，嚮往隱逸的寧靜，有意效法陶淵明的沖和平淡，成爲韋應物詩歌創作的主導傾向，往往能“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氣貌高古，清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其《寄全椒山中道士》說：“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情誼深厚的真摯情感，出之以心平氣和的恬淡之語，詩境明淨雅潔而意味深長。韋應物的許多詩都有這種韻味，寫得最好的是《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以極簡潔的景物描寫，傳神地寫出了閑適生活的寧靜野逸之趣，在寧靜的詩境中，有一重冷落寂寞的情思氛圍。如其《咏聲》詩所云：“萬物自生聽，太空恒寂寥。還從靜中起，卻向靜中消。”這種歸結于靜穆空寂的詩歌情調，表現出某種冷漠遁世的心理傾向，與其他大曆詩人的創作是相同的。
在反映這一時期士人的孤獨冷漠心態方面，劉長卿的詩歌似更具代表性。他是洛陽人，字文房，生年一直難以確定。經當代學者考證，他約生于開元十四年（726），主要創作活動在安史之亂以後，是位地道的大曆詩人｛詳見蔣寅《大曆詩人研究》下編第一章，中華書局1995年版。｝。由于家境較爲貧寒，他早年矢志苦讀，而命運多舛，應舉十年不第，大概于天寶十一年（752）方登進士第。入仕後又因剛直犯上，負謗入獄，兩遭謫貶，一生的大部分時光是在逆境中度過的。長期的悒鬱寡歡，使他的詩歌于冷落寂寞的情調中，又平添了一些惆悵衰颯的心緒，顯得凄清悲凉。
即使是早期作品，劉長卿的詩也沒有青年人的慷慨意氣，而帶有一種凄凉的心緒。到了後來，就進一步沉積爲進退失據、孤寂無助的茫然失落感，莫明的惆悵充斥于胸臆，發爲衰世的哀鳴。其《送李錄事兄歸襄鄧》云：“十年多難與君同，幾處移家逐轉蓬。白首相逢征戰後，青春已過亂離中。”面對戰亂後到處一片殘破雕零的景象，詩人不勝滄海桑田、人生變幻之感，對國家的命運和自己的前途都喪失了信心。
時運不濟的感傷和惆悵，在劉長卿的詩中是層層遞進的，人生失意的凄凉之感，融入黯淡蕭瑟的景物描寫中，尤顯濃重深長。其《負謫後登幹越亭作》說：“天南愁望絕，亭上柳條新。落日獨歸鳥，孤舟何處人。......青山數行泪，滄海一窮鱗。”真是孤苦凄楚之極。再如《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同病相憐，不勝愁別，傷感得不能再傷感，孤獨得不能再孤獨。一種由悲劇命運支配的孤寂惆悵的生存體驗，與特定時代的衰敗蕭索景象相結合，彙聚成生不逢時的冷漠寂寥情調，在劉長卿詩裏反復出現，以致于詩歌意象的構成也帶有某種類型化的傾向。
劉長卿的才智幷不很出衆，思銳而才窄，敏于感受，拙于叙述，其詩十首以上語意即顯重復，可在當時和後代的影響卻很大。他的五言詩寫得最好，曾自許爲“五言長城”，早年愛寫篇幅較大的叙事性的五古五排，但意脉似不甚連貫。後來他用較短的五古和五律、五絕寫離別與山水景物，頗多意象省淨而極富韻味的優秀之作。如《江中對月》：“空洲夕煙斂，望月秋江裏，歷歷沙上人，月中孤渡水。”詩境清幽冷寂，饒有淡逸閑雅之趣。他的五絕，最爲著名的是《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文字省淨優美而意境幽遠，然而彌漫著一層難以言說的冷漠寂寥的情思，透露出濃重的衰颯索寞之氣。
這一時期，在創作中以抒寫冷漠寂寥情懷爲主的其他重要詩人，便是“大曆十才子”。
“十才子”之名，最初見于中唐詩人姚合編的《極玄集》，即李端、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他們的生平大都不詳，因大曆初年在長安參加重要的唱和活動而爲世人所矚目｛李端：字正己，趙郡人，約生於開元中，大歷五年（770）登進士第，任秘書省校書郎，興元初終杭州司馬。盧綸：字允言，範陽人，約生於天寶年間，卒於貞元中。吉中孚：原是道士，大曆間召爲秘書郎，後爲萬年縣尉。錢起：字仲文，吳興人，約生於開元中，天寶九載（750）登進士第，釋褐爲秘書省校書郎，曾爲藍田縣尉，後入朝任郎官之職，約卒於建中年間。司空曙：字文初，廣平人，約生於開元中，貞元初尚在韋皋幕中。耿湋：字洪源，河東人，生年不可考，寶應二年（763）登進士第，授盩厔縣尉。後官至左拾遺。翰翃、苗發、崔峒、夏侯審四人的生卒年均不可考，生平事跡亦不詳。關於“十才子”唱和活動的考證，可參閱儲仲君《大曆十才子的創作活動探索》，《文學遺產》1983年第3期。｝。他們的創作成就高低不一，所長亦各異。如錢起才能很全面，其詩各體皆工，被公認爲十才子之冠，與劉長卿幷稱“錢劉”。李端才思敏捷，善于作應酬的送行詩。盧綸曾到過邊塞，其《塞下曲》云：“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不乏昂揚氣勢，帶有盛唐餘韻。此外，十才子都有反映戰亂生活的詩，雖是冷眼旁觀的客觀記錄，有的也寫得較爲深刻。
但“十才子”齊名的一個重要原因，還在于主要創作傾向和詩風的相近。他們的生活態度，在錢起的《縣中池竹言懷》一詩中表現得很典型，所謂“官小志已足，時清免負薪。卑棲且得地，榮耀不關身。自愛賞心處，叢篁流水濱。”不再像前輩盛唐詩人那樣充滿兼濟理想，真正的興趣也不在政事，而是集情趣于山水，寄心緒于景物。除了應酬唱和之作外，他們的詩主要寫日常生活細事、自然風物和羈旅愁思，抒發寂寞清冷的孤獨情懷，表現超然世外的隱逸風調。如：
世事悠揚春夢裏，年光寂寞旅愁中，勸君稍盡離筵酒，千里佳期難再同。（錢起《送鍾評事應宏詞下第東歸》）
暮雨瀟瀟過鳳城，霏霏颯颯重還輕。聞君此夜東林宿，聽得荷池幾度聲。（李端《聽夜雨寄盧綸》）
出關愁暮一沾裳，滿野蓬生古戰場。孤村樹色昏殘雨，遠寺鐘聲帶夕陽。（盧綸《與從弟瑾同下第後出關言別》）
釣罷歸來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司空曙《江村即事》）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禦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韓翃《寒食日即事》）
這一類作品，是“十才子”詩裏較爲優秀的成熟之作，藝術表現上以謝朓爲宗，講究格律詞藻，追求清雅閑淡，工于白描寫景。技巧趨于細膩雕琢，大都寫得精緻工整，雖沒有劉長卿詩那種濃重的孤獨寂寞感，但總表現出一種冷落蕭瑟的衰颯氣象，帶有大曆詩特有的情思韻味。
第二節 大曆詩歌的意象類型
大曆詩歌的詞語色彩 大曆詩歌的意象類型分析
大曆詩歌的産生，主要出于兩大詩人羣體，一是以長安和洛陽爲中心的錢起等“十才子”詩人，作品多爲題贈送別之作；再就是長期在江南任職的地方官詩人，如劉長卿、韋應物、李嘉祐、戴叔倫等，作品大多描寫山水風景｛詳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李嘉祐考》，中華書局1980年版。｝。就題材內容而言，他們的詩歌幷沒有比前人提供更多的新東西，其清雅閑淡的藝術追求，則深受盛唐王、孟詩風的影響，有一脉相承的關係。然而，在與詩的風格情調和寫作技巧密切相關的詞語色彩和意象構成方面，大曆詩歌也有自己鮮明的特色。
由于大曆詩人多生不逢時之感，意氣消沉，受其特定心境和意緒支配的詩歌的詞語選擇，往往帶有凄清、寒冷、蕭瑟乃至暗淡的色彩。在這方面，劉長卿表現得尤爲突出。他是個最喜歡吟咏秋風、夕陽的詩人，諸如“寒渚一孤雁，夕陽千萬山”（《秋杪幹越亭》）；“山含秋色近，鳥度夕陽遲”（《陪王明府泛舟》）；“萬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陽”（《移使鄂州次峴陽館懷舊居》）；“帆帶夕陽千里沒，天連秋水一人歸”（《青溪口送人歸岳州》）；“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長沙過賈誼宅》）。秋風的冷色調與夕陽返照的黃昏，構成了劉長卿詩歌獨特的底色，形成凄清、蕭索的秋之色調。讓人感到寒冷的黯淡秋光，映照出詩人心靈中一個王朝的秋天｛參見儲仲君《秋風、夕陽的詩人--劉長卿》，《唐代文學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類似秋風、落葉、夕照、寒雁等冷淡色調的詞語，在大曆詩人的作品中俯拾即是。如韋應物《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李嘉祐《承恩量移宰江邑臨鄱江悵然之作》：“惆悵閑眠臨極浦，夕陽秋草不勝情。”錢起《穀口書齋寄楊補闕》：“竹憐新雨後，山愛夕陽時。”戴叔倫《李大夫見贈因之有呈》：“江清寒照動，山迥野雲秋。”盧綸《至德中途中書事卻寄李僴》：“路繞寒山人獨去，月臨秋水雁空驚。”暗淡清冷的詞語色彩，使大曆詩整體上給人以凄凉衰颯的風格印象。
與詞語選擇密切相關的是意象的運用。在大曆詩中，詩人寂寞冷落的情思，多通過象徵性意象或描述性意象表達出來，形成了兩種意象類型。
象徵性的意象在劉長卿的詩裏用得較多，因爲他是個偏重于主觀感受的詩人，一般不對特定景物作工細的描寫，意象的運用有强烈的情緒化傾向。劉長卿詩中用得最多的一個意象是“青山”，自謝朓的名篇《遊東田》裏有“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的用法後，此一意象遂帶有故鄉居所的象徵意義，在劉長卿的詩裏也是如此。如“荷笠帶夕陽，青山獨歸遠”（《送靈澈上人》）；“落日孤舟去，青山萬里看”（《卻赴南邑留別蘇臺知己》）；“惆悵暮帆何處落，青山無限水漫漫”（《送子婿崔真父歸長城》）。“青山”似乎成了詩人坎坷愁苦的人生之旅中的歸宿地，一種內心深處嚮往的安寧的居所。
此外，具有隱逸、高潔義蘊的“白雲”意象，象徵漂泊不定生活的“孤舟”意象，隱喻衰敗消沉的“夕陽”意象，以及“芳草”、“落葉”、“滄州”、“寒山”等，在劉長卿詩裏的出現頻率也相當高，其情緒化的象徵隱喻功能，遠大于描述性和寫實性。象徵性意象的特點是富于暗示性，意蘊豐富，運用時有彈性，較爲方便；但也極易形成某種情緒類型的固定符號，像貼標簽一樣反復使用後，成爲程式化的表達，陳熟老化而失去新鮮感。劉長卿的詩之所以讓人覺得煉飾老到平穩而不新奇，甚至有語意雷同的毛病，與其喜用象徵性意象不無關係。
相較而言，其他大曆詩人更多地偏愛使用描述性意象，採用白描手法寫詩，以求意象的創新｛詳見蔣寅《大曆詩風》第七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如錢起《湘靈鼓瑟》裏的“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司空曙《喜外弟盧綸見寄》中的“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韓翃《酬程延秋夜即事見贈》裏的“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耿湋《晚夏即事臨南居》中的“樹色迎秋老，蟬聲過雨稀”；李端《過穀口元贊所居》裏的“重露濕蒼苔，明燈照黃葉”。這些詩句，均具有追求精神和具體的寫實傾向，往往是從極細微處感受體認，再逼真地描繪出帶有清幽韻味的小境界。其意象多由生活中常見的山峰、寒雨、落葉、燈影、蟬聲、蒼苔等組成，刻劃極爲精緻細巧。
在詩中運用具體的描述性意象，能保證作品的新鮮感。但要求詩人對客觀世界有仔細的觀察，細緻入微地明辨物象，然後真切傳神地寫出來。故大曆詩人的寫景更多面向現實物色，甚至連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蟻穴、蜂巢等細瑣事物，也作爲觀察描寫對象。他們的眼光能深入到盛唐詩人忽略的細微角落，發現一些前人沒寫過的瑣細幽美的自然物象和生活小情趣，開闢出新的詩境。
一味地採用白描手法作詩而偏重于描述性意象，也會使詩的境界流于淺近狹小。大曆十才子的詩，雖善于運用細微清幽的自然意象，以一、兩聯詩句就勾勒出“詩中有畫”的優美境界，但往往構不成通篇渾融一氣的意境。而且不少詩作過于講究描寫技巧而顯雕琢，以致有佳句而無佳篇。
第三節 顧況與李益
顧況詩歌的俗與奇 李益的邊塞詩
在大曆詩風的主流之外，這一時期還有兩位獨具特色的詩人：顧況和李益。他們都出生于開、天盛世，而卒于中唐。或者由于他們的獨特經歷，他們的詩與大曆詩風淡泊寂寞的主流情調有著不同的風貌，顯示出異于同輩的藝術個性。
顧況，蘇州人，生卒年不詳｛趙昌平《關於顧況生平的幾個問題》（《蘇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認爲，顧況約生於開元十五年（727）前後，而卒於元和十五年（820）以後，享年94歲。｝，至德二載（757）登進士第，曾爲校書郎、著作佐郎；貞元初，貶饒州司戶，曾至嶗山受道籙，以後行踪即不可考｛顧況生平，參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1冊趙昌平撰“顧況”條，中華書局1989年版。｝。顧況留下來的詩中，樂府和古詩占多數。他的詩，無論古體還是今體，都受著江南民歌的明顯影響，格調通俗明快，語言則有如白話，如《苔蘚山歌》：
野人夜夢江南山，江南山深松桂閑。野人覺後長嘆息，帖蘚粘苔作山色。閉門無事任盈虛，終日欹眠觀四如：一如白雲飛出壁，二如飛雨岩前滴，三如騰虎欲咆哮，四如懶龍遭霹靂。嶮峭嵌空潭洞寒，小兒兩手扶欄杆。
寫粘苔蘚作山水，和小兒一起觀看的那種樂趣，樸實而妙趣橫生。顧況的絕句受民歌影響更爲明顯，如《江上》：
江清白鳥斜，蕩槳罥蘋花。聽唱菱歌晚，回塘月照沙。
又如《山中》：
野人愛向山中宿，況在葛洪丹井西。庭前有個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聽子規》：
棲霞山中子規鳥，口邊血出啼不了。山僧夜後初入定，聞似不聞山月曉。
但顧況的詩，又常常俗中有奇，有怪奇的想像、怪奇的比喻，如《鄭女彈箏歌》：
鄭女八歲能彈箏，春風吹落天上聲。一聲雍門泪承睫，兩聲赤鯉露鬐鬛，三聲白猿臂拓頰。
類似這樣怪異的詩句，給人以刻意求奇的印象，如《華山西崗游贈隱元叟》寫山林：“羣峰郁初霧，潑黛若鬟沐。天風鼓唅呀，撼搖千灌木。”《露青竹鞭歌》寫駿馬：“曲江昆明洗刷牽，四蹄踏浪頭枿天。蛟龍稽顙河伯虔，拓羯胡雛脚手鮮。”顧況詩俗的一面影響了張籍、王建和元、白詩派，怪奇的一面影響了韓、孟詩派。在詩的表現技巧的探索、詩美的新的追求上，顧況是一位值得重視的人物。
在大曆詩壇，以邊塞詩獨樹一幟而藝術成就很高的詩人是李益。
李益，字君虞，隴西姑臧人，生于天寶七載（748），大曆四年（769）登進士第，大曆六年（771）登諷諫主文科，授華州鄭縣尉，後遷主簿。約在大曆九年以後至貞元初，他先後入渭北節度使臧希讓、朔方節度使李懷光、靈州大都督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幕。貞元中，他被幽州節度使辟爲從事；後入朝，官中書舍人、右散騎常侍，以禮部尚書致仕，太和初卒｛參見卞孝萱《李益年譜稿》（《中華文史論叢》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譚優學《唐詩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由于有十多年的軍旅生涯，李益的邊塞詩寫得極好，尤其是七絕，常常是壯烈、慷慨之中帶一點傷感和悲凉，如《夜上受降城聞笛》：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詩寫月下登上西受降城，望回樂峰，沙漠在月色裏是一片清冷的雪白，脚下的西受降城，同平是一片如霜的月色。就在這荒凉清冷的邊塞之夜，引發了思鄉之情。這詩最精彩的地方，便是寫那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蘆笛聲。在荒凉、清冷、寂寞的邊地氛圍裏，悠悠揚揚、嗚嗚咽咽的笛聲，把由此引發的思鄉之情表現得更加濃烈。“一夜征人盡望鄉”一句，是誇張之詞，但又確切地表現了此時邊關將士久戍思歸的懷境。全詩從大處著眼，大概括，大描寫，重在寫情思氛圍。《從軍北征》也類似這種寫法：
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
一樣寫由樂聲引起的思鄉之情，末句寫法也相似，卻無重復之感，原因就在于其中蘊含著濃烈的鄉愁和悲凉的情調。《夜上西城聽梁州曲》二首也有此種情調：
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唱《梁州》雙管逐。此時秋月滿關山，何處關山無此曲！
鴻雁新從北地來，聞聲一半卻飛回。金河戍客腸應斷，更在秋風百尺臺。
金河縣也就是東受降城｛參見譚優學《卞者〈李益年譜稿〉之商榷》，《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梁州曲》，也稱《梁州》、《凉州詞》，多用來抒寫邊關情懷。秋月、秋風與邊聲，全由氣氛烘托出來，其中有一重難以擺脫的感傷。這種感傷情調，也表現在李益的其它一些詩裏。如《春夜聞笛》：
寒山吹笛喚春歸，遷客相看泪滿衣。洞庭一夜無窮雁，不待天明盡北飛。
《揚州萬里送客》：
青峰江畔白蘋洲，楚客傷離不待秋。君看隋朝更何事，柳津南渡水悠悠。
李益還有一些寫得質實明快的詩，如《江南曲》：
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李益的詩，帶有盛唐詩的一些特色，可以看作是盛唐詩藝術上的一種殘留現象。而他詩中的感傷悲凉情調，應與大曆時期的時代風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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