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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開元、天寶年間，經濟繁榮，國力强盛，涌現出大批禀受山川英靈之氣而天賦極高的詩人。他們“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爲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殷璠《河嶽英靈集序》）。初唐以來講究聲律辭藻的近體，與抒寫慷慨情懷的古體彙而爲一，詩人作詩筆參造化，韻律與抒情相輔相成，氣協律而出，情因韻而顯，如殷璠所說的“神來、氣來、情來”，達到了聲律風骨兼備的完美境界。這成爲盛唐詩風形成的標志。
開元十五年（727）前後，是盛唐詩風形成的關鍵時期。武後時興起的重視文詞的進士科，至此進一步演變爲“以詩賦取士”，而且鄉貢入試者的比例大大超過了國子監生徒，爲各地有才華的寒俊文士打開了入仕的希望之門｛詳見傅璇琮《唐代科學與文學》第三章、第十四章，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趙昌平《開元十五年前後--論盛唐詩的形成與分期》，《中國文化》第2期。｝。加之喜延納才士的張說和張九齡先後爲相，長安成爲四方鄉貢文士的聚散地。過去那種由宮廷侍從型文人集團主持詩壇的局面，爲各種鬆散的才子型詩人羣體間的爭奇鬥妍所取代；詩歌創作“既多興象，復備風骨”，幷形成不同的風格羣體，創造出各種詩歌之美。
第一節 王維與創造靜逸明秀之美的詩人
王維和孟浩然 以王、孟爲中心的其他詩人 隱逸情結與山水情懷對詩境創造的意義 神宗思想對詩歌感情格調的影響
王維是盛唐山水田園詩代表作家，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縣），後家于蒲（今山西永濟），生于武後長安元年（701）。從15歲起，他游學長安數年，幷于開元九年（721）擢進士第，釋褐太樂丞，因事獲罪，貶濟州司倉參軍。此後他開始了亦官亦隱的生涯，曾先後隱居淇上、嵩山和終南山，幷在終南山築輞川別業以隱居。他也向宰相張九齡獻詩以求汲引，官右拾遺，又一度赴河西節度使幕，爲監察御史兼節度判官，還曾以侍御史知南選。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亂起，至德元年（756），叛軍攻陷長安，他被迫接受僞職。次年兩京收復時，他因此被定罪下獄；但旋即得到赦免，不僅官復原職，還逐步昇遷，官至尚書右丞。不過，王維晚年已無意于仕途榮辱，退朝之後，常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于上元二年（761）卒于輞川別業，年六十一｛此據清人趙殿成所撰《王右丞年譜》舊說。近年來，關於王維的生卒年的考證頗多新說，如公元692~761說和公元699~761說，還有人考證王維享年七十左右，但都嫌證據不足，難以推翻舊說。詳見陳鐵民《王維生年新探》，《文史》第30輯。｝。
在當時許多想建功立業以揚名不朽的才士一樣，王維早年對功名亦充滿熱情和嚮往，有一種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他在《少年行》中說：“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其《送張判官赴河西》詩則云：“沙平連白雪，蓬捲入黃雲。慷慨倚長劍，高歌一送君。”聲調高朗，氣魄宏大。王維赴河西節度使幕時到過塞外，他出塞前後寫的詩，如《從軍行》、《觀獵》、《出塞作》、《送元二使安西》等，洋溢著壯大明朗的情思和氣勢。其《使至塞上》云：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以英特豪逸之氣融貫于出色的景物描寫之中，形成雄渾壯闊的詩境。那無盡的長河、廣闊地平綫上的落日、大漠孤堡上的烽煙，透露出詩人走馬西來天盡頭的豪邁氣概。
但奠定王維在唐詩史上大師地位的，是其抒寫隱逸情懷的山水田園詩。他精通音樂，又擅長繪畫，在描寫自然山水的詩裏，創造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靜逸明秀詩境，興象玲瓏而難以句詮。如《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在清新寧靜而生機盎然的山水中，感受到萬物生生不息的生之樂趣，精神昇華到了空明無滯礙的境界，自然的美與心境的美完全融爲一體，創造出如水月鏡花般不可湊泊的純美詩境。
空明鏡界和寧靜之美，是王維山水田園詩藝術的結晶。因心境空明，他對自然的觀察極爲細緻，感受非常敏銳，像畫家一樣，善于在動態中捕捉自然事物的光和色，在詩裏表現出極豐富的色彩層次感，如：
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送邢桂州》）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過香積寺》）
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山中》）
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終南山》）
日落昏暗，愈顯江湖之白色；潮來鋪天，仿佛天地也彌漫潮水之青色。一是色彩的相襯，一是色彩的相生。日色本爲暖色調，因松林青濃綠重的冷色調而産生寒冷的感覺，這是條件色的作用。紅葉雕零，常綠的林木更顯得蒼翠，這翠色充滿空間，空濛欲滴，無雨而有濕人衣之感，這也是條件色的作用。至于“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則淡遠迷離，煙雲變滅，如水墨暈染的畫面｛參見金學智《王維詩中的繪畫美》，《文學遺產》1984年第1期。｝。王維以他畫家的眼睛和詩人的情思，寫物態天趣，寧靜優美而神韻縹緲。
在當時，與王維齊名而同樣以寫自然山水見長的詩人是孟浩然。他的生、卒年均早于王維，但成名卻在王維之後。
孟浩然（689～740），襄陽人，是盛唐詩人中終身不仕的一位作家。40歲以前，他隱居于距鹿門山不遠的漢水之南，曾南游江、湘，北去幽州，一度寓寄洛陽，往游越中。開元十六年（728），他入長安應舉，結交王維、張九齡等人，開始遍交詩壇羣彥。次年賦詩秘省，以“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一聯名動京師；但卻不幸落第。隨後，他南下吳越，寄情山水。開元二十五年（737）入張九齡荊州幕，酬唱尤多。三年後不達而卒｛關於孟浩然的生平事跡及交游，詳見陳貽焮《孟浩然事跡考辨》，《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王達津《孟浩然生平續考》，《唐詩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在他人眼中，孟浩然是位地道的隱逸詩人。李白說：“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顔棄軒冕，白首臥松雲。”（《贈孟浩然》）其實，孟浩然幷非無意仕進，與盛唐其他詩人一樣，他懷有濟時用世的强烈願望，其《臨洞庭湖贈張丞相》詩云：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這首詩是贈張說的（一說贈張九齡），“臨淵羡魚”而坐觀垂釣，把希望通過張說援引而一登仕途的心情表現得很迫切，有一種不甘寂寞的豪逸之氣。故詩寫得境界宏闊、氣勢壯大，尤其是“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一聯，是非同凡響的盛唐之音。
孟浩然禀性孤高狷潔，雖始終抱有濟時用世之志，卻又不願折腰曲從。張九齡可舉薦王維，卻無法舉薦他。當他求仕無門，而且應舉落第後，就高吟“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放棄仕宦而走向山水，以示不同流俗的清高。他在《夏日南亭懷辛大》中說：
山光忽西落，池月漸東上。散發乘夕凉，開軒臥閑敞。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感此懷故人，中宵勞夢想。
抒發自己獨自乘凉時的感慨，一句“恨無知音賞”，表明了詩人清高自賞的寂寞心緒。以山水自適的情懷，融入池月清光、荷風暗香和竹露清響的興象中，頓覺清曠爽朗。淨化了的情思，用提純的景物表現，有種單純明淨的美｛凈化和提純問題，參見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第三章第二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由于生活環境和性格氣質的不同，在詩的寫法和藝術風格方面，孟浩然與王維是有區別的。他的山水田園詩，更貼近自己的生活，“余”、“我”等字樣常出現在詩裏。如《過故人莊》：“故人具鶏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又如《與諸子登峴山》：“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出現在孟浩然詩裏的景物描寫，常常就是他生活環境的一部分，帶有即興而發、不假雕飾的特點。如《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寫自己春曉時的感覺，不經意的猜想中透露出明媚宜人的大好春光，似有惋惜之情，卻又無迹可尋。詩語自然純淨而採秀內映，相較而言，似比王維的詩更顯淳樸，更接近陶淵明詩豪華落盡見真淳的境界。
孟浩然一生多次出游，而且偏愛水行，在乘舟漫游吳越水鄉的過程中寫了不少山水詩。遇景入咏時，他常從高遠處落筆，自寂寞處低徊，隨意點染的景物與清淡的情思相融，形成平淡清遠而意興無窮的明秀詩境。如《宿建德江》：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再如《耶溪泛舟》：
落景餘清輝，輕橈弄溪渚。澄明愛水物，臨泛何容與。白首垂釣翁，新妝浣紗女。相看似相識，脉脉不得語。
前一首寫日暮泊舟時的“客愁”，寂寞惆悵的孤獨心緒，因野曠天低、江清月近而愈顯清遠無際。後一首表現傍晚泛舟時的散淡逸興，老翁少女相對視，落落大方，情純意潔，脫盡凡俗之氣。語句平淡，淡得幾乎看不到作詩的痕迹，而詩味卻很醇厚。如果說王維的山居歌咏長于表現空山的寧靜之美的話，那麽孟浩然的乘舟行吟之作，則給人以洗削凡盡之感，情思的淨化、語言的清淡，和詩境的明秀融爲一體，將自然純淨的山水之美透徹地表現了出來。
自然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詩的風格特點。儘管他的詩中也有刻劃細緻、用字精審的工整偶句，如“天邊樹若薺，江畔舟如月”（《秋登蘭山寄張五》）；“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宿桐廬江寄廣陵舊游》）。但非有意于模山范水，衹是一時興到之語。觀其全詩，多以單行之氣運筆，一氣渾成，無刻畫之迹；妙在自然流走、沖淡閑遠，不求工而自工。
王維和孟浩然在盛唐詩壇享有盛譽，影響很大。崔興宗稱王維爲“當代詩匠”（《酬王維》詩序），王士源說孟浩然的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孟浩然集序》）。當時，以王、孟爲中心，還有一批詩風與他們相近的詩人，如裴迪、儲光羲、劉愼虛、張子容、常建等｛裴迪，生卒年不詳，關中（今陝西）人，一說聞喜（今屬山西 ）人，天寶中，與王維、崔興宗隱居終南山。儲光羲（約706~約760），潤州延陵（今江蘇丹陽縣）人，開元十四年（726）登進士第，曾任安宜、汜水、下邽尉。開元二十一年前後辭官歸鄉，後入秦，隱終南山。劉昚虛，生卒年不詳，字金乙，江東（今浙江一帶）人。開元十一年登進士第，與孟浩然、王昌齡友善。張子容，生卒年不詳，襄陽（今湖北襄樊）人。早年隱居襄陽，與孟浩然友善。先天元年（712）登進士第，開元中謫爲東城尉，又曾官晉陵尉。常建，生卒年和籍貫均不詳。開元十五年（727）登進士第，任盱眙尉。天寶中，曾寓居鄂渚。｝。
裴迪曾與王維一起隱居終南山，在生活情趣和創作風格方面受王維的影響很深。他的《輞川集二十首》就是兩人的唱和之作。如《華子岡》：
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稀。雲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
這是他寫得較好的一首詩，雖遠不能與王維的同題之作相比，但力求把詩寫得明淨一些的創作傾向，還是比較明顯的。
儲光羲的生活經歷較爲曲折。他登進士第後任安宜等地縣尉，不久辭官歸鄉，曾與王維等人隱居終南山多年。旋又出仕，在安史之亂中被叛軍俘虜，接受僞職。後因此而被貶竄南方，卒于貶所。他的詩留存下來的比較多，《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十首》、《田家雜興八首》、《田家即事》等，是其直接寫田園生活的代表作。在這些詩中，由于作者想表達的是返樸歸真、養性怡情的思想，言玄理的成分較多，藝術上幷不成功。儲光羲寫得較好的詩，是《雜咏五首》、《江南曲四首》等表達隱逸情趣的作品。如《雜咏五首》裏的《釣魚灣》：
垂釣綠灣春，春深杏花亂。潭清疑水淺，荷動知魚散。日暮待情人，維舟綠楊岸。
由杏花春水和潭荷游魚構成的明秀小景，融進詩人的敏銳感受和怡靜心情，確有一種“格高調逸，趣遠情深”（殷璠《河嶽英靈集》評語）的韻味。在風格的自然淡遠方面，與孟浩然的詩十分接近。
劉愼虛和張子容也是詩風與孟浩然相近的詩人。他們都是孟浩然的朋友，彼此之間常有唱和，同氣相求，同聲相應。如劉愼虛的《暮秋揚子江寄孟浩然》：
木葉紛紛下，東南日煙霜。林山相晚暮，天海空青蒼。暝色況復久，秋聲亦何長。孤舟兼微月，獨夜仍越鄉。寒笛對京口，故人在襄陽。咏思勞今夕，江漢遙相望。
一種綿長的思友之情，寄寓于水長天闊的遙望之中，詩境澄淡清遠。
張子容也有類似的詩作，如《除夜樂城逢孟浩然》、《送孟浩然歸襄陽二首》等，寫得較好的是《泛水嘉江日暮回舟》：
無雲天欲暮，輕鷁大江清。歸路煙中遠，回舟月上行。傍潭窺竹暗，出嶼見沙明。更值微風起，乘流絲管聲。
寫行舟江上時所見的景色，詩境清逸淡雅，與孟浩然的詩相似，但氣味較薄而終遜一籌。
與王、孟詩風相近的詩人中，常建的創作成就最高。他中進士後曾當過一段時間的縣尉，但大部分時光隱居于終南山和武昌江渚。他寫歸隱生活的山水田園作品，多孤高幽僻的隱逸風調，其靈慧秀雅和空明寂靜，與王維詩十分相近。如《題破山寺後禪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鍾磬音。
把深山古寺的清幽和山光潭影的空明，寫得極爲真切，通于微妙至深的禪境。心無纖塵的幽遠情思，融入萬籟俱寂的寧靜之中；而清潤悠揚的鍾磬聲，又顯出了靜中之動，傳達出生氣遠出的縹緲韻味。
這種表裏澄澈的明秀詩境，不僅使山水虛靈化了，也情致化了。如常建在《江上琴興》一詩中所說：“江上調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萬木澄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黃金。”清心澄慮，靜觀山水而生情，情具象而爲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交融互滲而構成晶瑩美妙的詩境。
盛唐山水田園詩的大量出現，與隱逸之風的盛行有直接的關係。這一時期的詩人，多有或長或短的隱居經歷；即便身在仕途，也嚮往歸隱山林和泛舟江湖的閑適逍遙，有一種揮之難去的隱逸情結。
但在盛唐士人中，那種消極遁世、爲隱居而隱居的純粹隱者是沒有的。有人以歸隱作爲入仕的階梯，于是有“終南捷徑”之說。而更多的是將歸隱視爲傲世獨立的表現，以入于山林、縱情山水顯示人品的高潔；進而把返歸自然作爲精神的慰藉和享受，尋求人與自然融爲一體的純美天地。大自然的山水之美，確具有某種淨化心靈的作用，能滌污去濁、息煩靜慮，使人忘卻塵世的紛擾，産生忘情于山水而自甘寂寞的高逸情懷。
這種山水情懷對于明秀詩境的創造十分重要。因唯有甘于寂寞，才能對自然有細緻的觀察和敏銳的感覺，才能以一種虛靈的胸襟去體悟山水，由實入虛，一片空明，向外發現了山水的美，向內發現了自己的真性情。孟浩然的縱情山水，還不時流露出深感寂寞的孤獨；王維晚年的歸隱，確已達到了他在《裴右丞寫真贊》裏說的“氣和容衆，心靜如空”的“無我”境界。因此，在表現自然山水的寧靜之美方面，王維詩的心態更具典型意義。
王維《山居即事》說：“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輝。”這是他獨自隱居山中時的心態寫照。由于生性好靜而自甘寂寞，他能把獨往獨來的歸隱生活寫得很美，其《酬張少府》說：“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無心于世事而歸隱山林，與松風山月爲伴，不僅沒有絲毫不堪孤獨的感覺，反而流露出自得和閑適。
著名的《輞川集二十首》，是王維晚年隱居輞川別業時寫的一組小詩，將詩人自甘寂寞的山水情懷表露得極爲透徹。在明秀的詩境中，讓人感受到一片完全擺脫塵世之累的寧靜心境，似乎一切情緒的波動和思慮都被淨化掉了，衹有寂以通感的直覺印象，難以言說的自然之美。如：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竹裏館》）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
一則說“不見人”，再則雲“人不知”，復又說“寂無人”，在常人看來，該是何等的孤獨寂寞！而王維則不然，因他所欣賞的正是人在寂寞時方能細察到的隱含自然生機的空靜之美。那空山青苔上的一縷夕陽、靜夜深林裏的月光、自開自落的芙蓉花，所展示的無一不是自然造物生生不息的原生狀態，不受人爲因素的干擾，沒有孤獨，也沒有惆悵，衹有一片空靈的寂靜，而美的意境就産生于對這自然永恒的空、靜之美的感悟之中。
在王、孟等人的隱逸心態裏，有一種脫情志于俗諦桎梏的義蘊；其心無滯礙、天機清妙的精神境界，比前人單純心系歸隱的山林歌咏要高一個層次。這也使他們嚮往的隱逸，超出了一般意義上苟全性命的避世隱居，具有更爲豐富和新鮮的思想文化蘊涵。
王維很早就歸心于佛法，精研佛理，受當時流行的北宗禪的影響較大，晚年思想又接近南宗禪，撰寫了《能禪師碑》。孟浩然、裴迪、儲光羲、劉愼虛、常建等人，也都與禪僧往來很密切，作詩深受禪風的熏染。他們的山水詩創作，從觀物方式到感情格調，都帶有受禪宗思想影響的文化義蘊，饒有禪意和禪趣。
佛禪思想對王、孟等人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無生”觀念。王維作于早年的《哭殷遙》詩云“憶昔君在日，問我學無生”。直至晚年，他在《秋夜獨坐》中還說：“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同樣，孟浩然《還山貽湛法師》說：“幼聞無生理，常欲觀此身。”其《游明禪師西山蘭若》則云：“吾師往其下，禪坐證無生。”此外，儲光羲在《同王十三維哭殷遙》詩中亦說：“故人王夫子，靜念無生篇。哀樂久已絕，聞之將泫然。”等等。“無生”之說，出于佛典裏的大乘般若空觀，是“寂滅”和“槃”的另一種表述方式，流行于唐代士人中的《維摩詰經》裏，就有“無生無滅是寂滅義”的說法。學無生所要達到的是一切畢竟空的“無我”之境。在《能禪師碑》中，王維說六祖慧能“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孟浩然《陪姚使君題惠上人房》則云：“會理知無我，觀空厭有形。迷心應覺悟，客思未遑寧。”他們學無生的具體方法是坐禪，即靜坐澄心，最大限度地平靜思想和情緒，讓心體處于近于寂滅的虛空狀態。這能使個人內心的純粹意識轉化爲直覺狀態，如光明自發一般，産生萬物一體的洞見慧識和渾然感受，進入物我冥合的“無我”之境。
這種以禪入定、由定生慧的精神境界，是中國人接觸佛教大乘教義後體悟到的一種心靈狀態，對王、孟等人的藝術思維和觀物方式影響極大。當他們從坐禪的靜室中走出來，即習慣于把寧靜的自然作爲凝神觀照而息心靜慮的對象，從而使山水詩的創作獨具慧眼，由早期的寫氣圖貌和巧爲形似之言，進入到“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會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齡《詩格》語）的意境創造。魏晋以來用玄學意味體會自然的山水審美意識，演進爲以禪趣爲主而契入禪境，禪境常通過詩境來表現。如王維《終南別業》裏的“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水窮盡處，自然也就是深山空靜無人處，人無意而至此，雲無心而出岫，可謂思與境諧，神會于物。詩人著重寫無心，寫偶然，寫坐看時無思無慮的直覺印象，那無心淡泊、自然閑適的“雲”，是詩人心態的形象寫照｛見葛兆光《禪意的雲》，《文學遺產》1990年第3期。｝。對境觀心而道契玄微，靜極生動、動極歸靜、動靜不二的禪意，滲入到了山情水態之中，化作天光雲影，空靈而自然。
與坐禪相關聯，王、孟等人多喜歡寫獨坐時的感悟，將禪的靜默觀照與山水審美體驗合而爲一，在對山水清輝的描繪中，折射出清幽的禪趣。如王維《秋夜獨坐》中的“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裏的“野花叢發好，穀鳥一聲幽。夜坐空林寂，松風直似秋”，以果落、蟲鳴、鳥聲反襯山林的靜謐，寄寓詩人的幽獨情懷。再如孟浩然的《萬山潭作》：“垂釣坐磐石，水清心亦閑。魚行潭樹下，猿挂島藤間。”又《武陵泛舟》：“水回青嶂合，雲度綠溪陰。坐聽閑猿嘯，彌清塵外心。”所寫景物雖有不同，但都籠罩著一層淡淡的清幽寂靜的情思氛圍。類似的感情格調，亦多見于與王、孟詩風相近的其他詩人的作品中，形成了偏于表現自然山水寧靜之美的清淡詩風。
拈花微笑的空靈境界，是禪的最高境界，也是王、孟等人在山水詩創作中所追求的藝術極境。在他們創造的明秀詩境中，既有澄淡精緻的寧靜畫面，又有綿邈靈動的情韻，能于空靜中傳出動蕩，平淡裏秀出幽深。倡導神韻說的王士禎說，王、孟等人的詩多入禪之作，所舉詩句爲：“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王維）；“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常建）；“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孟浩然）；“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劉愼虛）等。認爲其“妙諦微言，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差別”（《帶經堂詩話》卷三）。其實，這些詩句表現的是詩人靜觀寂照時感受到的自然界的輕微響動，以動寫靜，喧中求寂，超以象外而入于詩心，顯示出心境的空明與寂靜。此外，王、孟等人還善于寫靜中之動，如靜謐山林裏的一聲鳥叫、清潭中的游魚、深山古寺的幾杵疏鍾等，能于空寂處見生氣流行，清幽禪趣轉化爲詩的悠遠情韻，更顯沖淡空靈。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盛唐山水田園詩人的作品多帶有禪意和禪趣，但像王維那樣直接契入空靈禪境的幷不很多｛關於王維與禪的關係，可參閱陳允吉《唐音佛教思辨錄·論王維山水詩中的禪宗思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維詩獨具特色的寧靜之美和空靈境界，奠定了他在中國山水田園詩發展史上他人難以企及的正宗地位。
第二節 王昌齡、崔顥和創造清剛勁健之美的詩人
王翰、王昌齡、李頎、崔顥、祖咏等詩人的創作
與王維、孟浩然等山水詩人同時出現于盛唐詩壇的，有一羣具有北方陽剛氣質的豪俠型才士。他們較熱衷于人世間的功名富貴，動輒以公侯卿相自許，非常自信和自負，頗有橫絕一世、駿發踔厲的狂傲氣概。儘管他們入仕後的境遇與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反差甚大，頗多失意之感，但仍不失雄杰之氣。他們的詩歌創作，具有豪爽俊麗而風骨凜然的共同風貌，創造出了清剛勁健之美。
這羣個性鮮明的豪俠詩人，多爲進士出身的寒俊文士，文學活動主要在開元、天寶年間。王翰是他們當中進士及第較早的一位。他是幷州晋陽（今山西太原）人，生卒年不詳，于睿宗景雲元年（710）登進士第，“發言立意，自比王侯”（《舊唐書·王翰傳》），爲人狂傲而放縱。在進士登第後赴吏部詮選時，他將海內文士分爲九等，于吏部東街張榜公布；第一等中僅有三人，除了被譽爲“一代文宗”的張說和大名士李邕之外，剩下一人就是他自己，自負得近于狂妄。他入仕後生活放蕩，日與才士豪俠游樂，縱酒蓄妓，因此而被貶爲道州司馬，卒于任上。
王翰狂放不羈的行爲心態，在盛唐士人中具有典型性；與赤裸裸地追求功名相關，懷有及時富貴行樂思想。他在《古娥眉怨》中說：“人生百年夜將半，對酒長歌莫長嘆。情知白日不可私，一死一生何足算。”以放蕩爲風骨，在後人看來難免輕狂，但反映出當時士人特有的那種極其坦蕩的心情和豪健的氣格。所以王翰詩多一氣流轉的壯麗俊爽之語，代表作爲《凉州詞二首》其一：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以豪飲曠達寫征戰，連珠麗辭中蘊含著清剛頓挫之氣，極爲勁健。王翰存詩不多，但僅此一首七絕，也足以名世了。
王昌齡的七絕比王翰寫得好，不僅質量高，數量也多。他是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早年居灞上，曾北游河隴邊地。開元十五年（727）登進士第，補秘書省校書郎。七年後中博學宏詞科，爲汜水尉。因“不護細行，屢見貶斥”（《舊唐書》本傳）。開元二十七年（739）獲罪謫嶺南，翌年北歸，任江寧丞。約于天寶初又被貶龍標尉。安史之亂時，他被毫州刺史閭丘曉殺害｛詳見傅璇琮、李珍華《王昌齡事跡新探》，《文學遺產》1988年第6期。｝。
從其《少年行》、《長歌行》等作品中可以看出，王昌齡是個慕俠尚氣、縱酒長歌的性情中人。他在《鄭縣宿陶大公館贈馮六元二》中說：“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務。”不乏睥睨一世的狂放氣概。他的一再被貶，與不護細行、放縱不羈很有關係。但因出身孤寒和受道教虛玄思想的影響，他身上有種一般豪俠之人缺乏的深沉，觀察問題較爲敏銳，帶有透視歷史的厚重感。他作詩不是全憑情氣，也很講究立意構思，其作品除豪爽俊麗之外，還有“緒密思清”的特點｛《新唐書·文藝傳》：“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如《出塞二首》其一：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全詩的主調，是最末一句表現出來的衛國豪情，悲壯渾成，給人以大氣磅礴之感。詩人從秦漢的明月關山落筆，上下千年，同此悲壯，萬里征人，迄無還日，不僅寫出了沉思歷史時對勇于獻身邊關者的同情和民族自豪感，還隱含著對現實中將非其人的諷刺。如此豐富的內容和深厚的情感，壓縮在短短四句詩中，意脉細密曲折而情氣疏宕俊爽，堪稱大手筆。
在王昌齡的邊塞詩裏，用樂府舊題寫的五言古詩和七言絕句各有10首，但爲後世傳誦的均爲七絕。因其性格豪爽，故七言長于五言；而思致縝密，講究作法，又宜于短章而不宜長篇。爲補反映複雜內容時短章的局限，他創作出了以相關連的多首七絕咏邊事的連章組詩，即著名的《從軍行七首》。按順序從中挑出幾首，也可串連起來：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上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其一）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其二）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其四）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其五）
前二首寫深長的邊愁，羌笛吹奏的《關山月》曲中的別情，用“換新聲”勾連，又被琵琶撩亂，托之以高天秋月照長城的蒼凉景色，蒼凉中又彌漫一重壯闊的情思氛圍。後二首寫追求邊功的豪情，不破敵立功“終不還”的壯志，因夜戰擒敵而實現，壯烈情懷與勝慨英風合幷而出。出于人之常情的離愁別怨，與英雄氣概相結合，聲情更顯悲壯激昂。前後章法井然，意脉貫穿，清而剛，婉而健，有氣骨，爲七絕連章中的神品。
除早年出手不凡的邊塞詩外，王昌齡後來創作的送別詩和以女性生活爲題材的作品也很出色。由于他被貶後心境有所變化，與王維、孟浩然等山水詩人交往密切，相互影響；加之受南方自然風物的熏陶，晚年詩風偏于清逸明麗，但仍有一種清剛爽朗的基調。如《芙蓉樓送辛漸二首》其一：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借送友以自寫胸臆，用“冰心在玉壺”自喻高潔，意蘊含蓄而風調清剛。再如《採蓮曲二首》其二：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
帶有南方民歌的味道，清麗自然，但有爽勁之氣爲底蘊，故能脫于流俗。作者其它寫女性的作品，如《長信秋詞五首》、《閨怨》等，亦復如此。
王昌齡是專攻七絕的高手。無論寫什麽題材，表達什麽感情，格調或高昂開朗，或清剛蒼凉，或雄渾跌宕，或爽麗自然，總有一種剛健之美在。他的七絕留存下來七十餘首，寫得幾乎首首皆好。
盛唐豪俠型詩人創造的清剛勁健之美，基于北方士人的陽剛氣質，但又帶有南國的清虛情韻，是南北詩風交融的産物。這于王昌齡的作品裏已有體現，在崔顥、李頎、祖咏等同類詩人的創作中，表現得更爲明顯。他們入仕前後，都有一段北走幽燕河隴、南游荊楚吳越的經歷，這種南北漫游，往往成爲其詩風形成或轉折的重要契機。
崔顥是汴州（今河南開封）人，約生于武後長安四年（704），于開元十一年（723）登進士第。由于他早年好賭博飲酒，擇妻以貌美爲準，稍不如意即離棄，被稱爲“有俊才，無士行”（《舊唐書》本傳）。殷璠《河嶽英靈集》說“顥年少爲詩，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崔顥詩歌的“忽變常體”，是從他及第前兩年的南游開始的，其標志是由漢水行至湖北武昌時創作的《黃鶴樓》詩：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詩的前半段抒發人去樓空的感慨，後半段落入深重的鄉愁，所用事典“鸚鵡洲”是連接前後的關捩。相傳此洲是漢末狂生禰衡被殺的葬身處，一代名士的風采早已被萋萋芳草湮蓋了；如今以禰衡爲同調的詩人，也因狂放而名陷輕薄，而游歷至此，怎能不頓生空茫之感，有不如歸去之嘆呢？
此詩雖爲律詩變體，卻被譽爲唐人七律的壓卷之作。蓋因作者以搖曳生姿的古歌行體入律，前四句豪爽俊利，顯出大氣磅礴的狂放氣質。雄渾的氣勢，令李白讀之罷筆。“晴川”、“芳草”這一對仗工整的律聯，不僅使流走的氣勢得以頓蓄，也因“鸚鵡洲”一典的隱喻使全詩意脉貫通，潜氣內轉，餘勢鼓蕩，溢爲尾聯的唱嘆。這種亦古亦律、大巧若拙的結構體制，便于表現高唱入雲的雄健氣格，也使聲諧句對的律句更顯清拔隱秀，形成寄情高遠的超妙詩境。
南方的人文景觀和自然風物，使崔顥的狂俠習氣得到洗練，作詩的豪爽筆調中，添了一層清麗空遠的韻味。他南游至吳越一帶時，寫了一些效仿江南民歌的對答體短詩。如《長幹曲四首》其一：
君家何處往，妾往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這種清新活潑而帶有一定情節性的連章小詩的創作，近于樂府古制，對于崔顥北歸後寫作《邯鄲宮人怨》等樂府歌行叙事詩是有影響的。他的樂府歌行，能將豪宕頓挫之氣勢，寄寓于明麗俊逸的叙事之中，具有清勁爽麗的特點。
崔顥詩中最具凜然風骨的作品，是他于開元後期北上入河東軍幕時創作的邊塞詩，如《贈王威古》、《古游俠呈軍中諸將》等。詩人有意在詩中顯示豪俠氣概，如“仗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能反映他此時夙願得償之感的是《雁門胡人歌》：
高山代郡東接燕，雁門胡人家近邊。解放胡鷹逐塞鳥，能將代馬獵秋田。山頭野火寒多燒，雨裏孤峰濕作煙。聞道遼西無鬥戰，時時醉向酒家眠。
此詩寫邊境之狀如在目前，似斷而能續的歌行流轉體調，保持了作者豪爽俊麗的一貫風格。由于是寫戎旅生活，更多了一些反映狂生本色的陽剛意氣。
李頎的創作經歷與崔顥頗相像。他是嵩陽（今河南登封縣）人，在當地有東川別業｛據姚奠中《李頎里居生平考辨和詩歌成就》，《山西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于開元二十三年（735）登進士第。在及第後作的《緩歌行》中，他說：“男兒立身須自强，十年閉戶潁水陽。業就功成見明主，擊鐘鼎食坐華堂。二八蛾眉梳墮馬，美酒清歌曲房下。”歌唱當時寒俊士人所憧憬的功名富貴和享樂生活，將初入仕的“尊榮”誇張到了極點，其狂想近于天真。官至一小小縣尉的現實，很快就擊碎了他的美夢，未滿秩而去官，歸隱東川｛李頎生平，參見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李頎考》，中華書局1980年版；譚優學《唐詩人行年考·李頎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寫有一些給他帶來聲譽的邊塞詩，其中較著名的是《古從軍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雲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泪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起調雄渾曠放，一片神行，中以一、二聯攬寫大景物而意氣磅礴，再結之以感慨萬分的唱嘆。骨氣老勁，剛健有力。與崔顥詩不同的是，詩中缺乏鮮亮的色調，鋪天蓋地的野雲、紛紛雨雪、哀鳴胡雁等陰冷的意象，蘊含著狂生末路的鬱勃不平之氣，透出一種極蒼凉的悲愴情懷。
李頎信奉道教神仙之說，與著名道士張果有交往，失意南游時，他對南方風物中的幽奇景象和靈怪事物尤爲傾心，使其作品在雄渾剛健中帶有玄幽之氣。如《愛敬寺古藤歌》，先寫古藤橫空直上的龍虎英姿，繼而筆鋒一轉，集中描寫古藤遭雷擊後倒垂黑枝的幽奇意象，所謂“風雷霹靂連黑枝，人言其下藏妖魑。空庭落葉乍開合，十月苦寒常倒垂。”在前後意象强烈對比的反差中，回旋跳宕著矯健之氣。再如《聽董大彈胡笳弄兼寄語房給事》裏，對彈奏胡笳的描寫：
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竊聽來妖精。言遲更速皆應手，將往復旋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雲陰且晴。嘶酸雛雁失羣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川爲淨其波，鳥亦罷其鳴。烏孫部落家鄉遠，邏娑沙塵哀怨生。幽音變調忽飄灑，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
用衆多通神明的幽奇意象，形容胡笳聲的酸楚哀怨，言其能逐飛鳥、遏行雲，靈感鬼神，悲動夷國，有一種震蕩心神的强勁力量。
這首足以代表李頎詩歌創作成熟風格的七言歌行，作于天寶五載（746）。在此前後，他還創作了一些頗負盛名的送別詩，傳神地寫出了盛唐士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徵。如《別梁鍠》：“梁生倜儻心不羈，途窮氣蓋長安兒。回頭轉眄似雕鶚，有志飛鳴人豈知。......一言不合龍額侯，擊劍拂衣從此棄。朝朝飲酒黃公壚，脫帽露頂爭叫呼。”把一代豪俠那種雄武坦蕩、縱酒狂叫的形象，生動地描繪了出來。又如《送陳章甫》：“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東門酤酒飲我曹，心輕萬事皆鴻毛。醉臥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孤雲高。”在唐代詩人中，李頎第一位以詩成功地刻畫了人物性格。所寫人物的狂傲精神，正是詩人自身心態的反映，與詩風的豪爽俊麗和雄健磊落高度吻合。
祖咏也是當時值得一提的詩人。他是洛陽人，開元十二年（724）登進士第，與王維有唱和；後因仕途失意，移居汝墳，爲王翰的座上客。他也曾南游江南，北上薊門，其成名作是應試時寫的《終南望餘雪》：“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以蒼秀之筆，寫出了終南山景色的清寒，詩僅四句，意盡而止。祖咏的代表作當爲北上時創作的《望薊門》：
燕臺一望客心驚，蕭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連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
寫要塞薊城的險要，令人望之心驚，但卻觸動了詩人要立功塞上的豪情。調高語壯，氣格雄健，不失爲盛唐正聲。
第三節 高適、岑參和創造慷慨奇偉之美的詩人
高適、岑參、王之渙等人的創作
以邊塞爲題材的詩在唐代極爲流行，盛唐時蔚爲壯觀。作爲盛唐邊塞詩的杰出代表，高適的詩歌在反映現實的深度方面超過同時的許多詩人，應時而生的追求不朽功名的高昂意氣，與冷峻直面現實的悲慨相結合，使他的詩有一種慷慨悲壯的美。
高適（700～765），字達夫，郡望渤海蓚（今河北景縣），早年生活困頓，隨父旅居嶺南。開元中他曾入長安求仕，幷于開元十八年（730）至開元二十一年（733）間，北上薊門，漫游燕趙，希望能從軍立功邊塞，但卻毫無結果。後寓居宋中近十年，貧困落拓。天寶八載（749），他因有人舉薦，試舉有道科中舉，授封丘尉。三年後棄官入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幕府，掌書記。安史亂起後，他從玄宗至蜀，拜諫議大夫。自此官運亨通，做過淮南節度使和蜀、彭二州刺史。代宗即位後，他入朝爲刑部侍郎、轉左散騎常侍，進封渤海縣侯。
在動輒自比王侯的盛唐詩人中，高適是唯一做到高官而封侯者。《舊唐書》本傳說：“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但他仕途暢達的最後十年作詩幷不多，大部分作品是安史之亂以前寫的。在高適早年的詩作裏，頗多不遇的悲慨，其《宋中別周梁李三子》說：“曾是不得意，適來兼別離。如何一尊酒，翻作滿堂悲。”在《宋中十首》其一中，他對歷史上梁孝王廣攬人才之事的不再有感慨不已，吟唱道：“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迹唯高臺。寂寞向秋草，悲風千里來。”高適詩中，頗多這種寓壯氣于蒼凉之中的慷慨悲歌，如《古大梁行》：“暮天搖落傷懷抱，倚劍悲歌對秋草。”又《送蔡山人》：“斗酒相留醉復醒，悲歌數年泪如雨。”悲歌聲裏，跳動著一顆不甘寂寞、急于用世的雄心。
高適是個非常自負、功名心極强的詩人，性情狂放不羈，好交結游俠。想通過立功邊塞而封侯的理想和熱情，促使他不畏艱險，兩次北上薊門，所謂“北上登薊門，茫茫見沙漠。倚劍對風塵，慨然思衛霍”（《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想像漢代大將衛青、霍去病那樣在邊塞立功封侯。儘管這種願望當時落了空，但對邊塞生活的實地體驗和冷靜觀察，使他能在第一次北上歸來後，于開元二十六年（738）創作出了極負盛名的邊塞詩力作《燕歌行》：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顔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生死，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鬥兵稀。身當恩遇恒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這首詩表達的思想感情是極爲複雜的，既有對男兒自當橫行天下的英雄氣概的表彰，也有對戰爭給征人家庭帶來痛苦的深切同情；一方面是對戰士浴血奮戰而忘我的崇高精神的頌揚，另一方面則是對將領帳前歌舞作樂的不滿。作者對當時邊塞用兵而將非其人的情形是有看法的，亦不諱言征戰的艱苦，但不失奮發激昂的高亢基調；苦難與崇高的對照，更增添了出塞征戰的慷慨悲壯。故此詩雖多用偶對，卻不以文采華麗見長，而是縱橫頓宕，以沉雄質氣和渾厚骨力取勝。
高適的邊塞詩，多數寫于薊北之行和入河西幕府期間，是據詩人親臨邊塞的實際生活體驗寫成的。除七言歌行外，在表現形式上多採用長篇吟懷式的五言古詩，將作者個人的邊塞見聞、觀察思考和功名志向揉爲一體，蒼凉悲慨中帶有理智的冷靜，但基調是慷慨昂揚的。特別是他被哥舒翰聘用，入河西幕府後，精神很振奮，其《送李侍御赴安西》詩云：“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虜障燕支北，秦城太白東。離魂莫惆悵，看取寶刀雄。”壯志滿懷，雄心勃發，寫得極粗獷豪放。在《塞下曲》中，他描繪了從戎征戰時“萬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風”的壯觀場面後，直言道：
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這種熱烈嚮往邊功的慷慨豪情，往往使他的詩顯得壯大雄渾、骨氣端翔。不過，戰爭的艱苦往往超出想像，也是詩人能冷靜感受到的，故慷慨激昂中亦時見悲凉，如《武威作二首》其一：“匈奴終不滅，塞下徒草草。唯見鴻雁飛，令人傷懷抱！”
殷璠在《河嶽英靈集》裏稱贊高適，說他“詩多胸臆語，兼有氣骨”。故高適作詩以質實的古體見長，律詩好的不多，但他寫的一些與從軍邊塞相關的絕句，亦有氣質沉雄、境界壯闊的特點。如《別董大》：“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再如《塞上聽笛》：“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這樣的詩，若沒有親臨邊塞的生活體驗，也是不容易寫出來的。
以邊塞詩著稱的盛唐詩人中，與高適一樣有入幕經歷而詩風相近的是岑參。杜甫在《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中說：“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高、岑幷稱始于此。後來嚴羽在《滄浪詩話》中也說：“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
岑參（約715～770），祖籍南陽，出生于江陵（今湖北江陵）。他的曾祖父、伯祖父和堂伯父都曾做過宰相，父親做過兩任州刺史，但這些都是往日的光榮了。他幼年喪父，家道中衰，全靠自己刻苦學習，于天寶三載（744）登進士第，授右內率兵曹參軍。天寶八載（749），他棄官從戎，首次出塞，赴龜茲（今新疆庫車），入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幕府。兩年後返回長安，與高適、杜甫等結交唱和。天寶十三載（754），他又再度出塞，赴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縣），入北庭都護府封常清幕中任職約三年。後來他到靈武，經杜甫等推薦，任右補闕；又歷起居舍人、虢州長史等職。永泰元年（765）出爲嘉州刺史，因蜀中兵亂，他兩年後方赴任。次年秩滿罷官，流寓成都，卒于客舍。
兩次出塞深入西北邊陲，是岑參一生中最有意義的壯舉。與高適一樣，他是個熱衷于進取功名的詩人，有著强烈的入世精神。時逢朝廷大事邊功，高仙芝、哥舒翰、封常清等，都是以守邊博得爵賞的著名將領，這爲當時的士人展示了一條封侯的捷徑。岑參在《送郭乂雜言》中說：“功名須及早，歲月莫虛擲。”《銀山磧西館》又說：“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追求功業而羡慕富貴，是盛唐士人的普遍心理，也是岑參不滿于在內地的卑官任上虛度時日而慷慨從軍的主要思想動機。
岑參第一次出塞就寫了不少邊塞詩，如《武威送劉判官赴磧西行軍中作》、《早發焉耆懷終南別業》、《敦煌太守後庭歌》、《磧中作》、《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等，但不知由于何種原因，在當時未引起注意｛殷璠《河嶽英靈集》選錄盛唐時期有代表性的詩人的作品，時間下限是天寶十二載（753）。其中收有高適的《燕歌行》、《營州歌》、《塞上聞笛》等有關邊塞的作品；而所錄岑參作品七首，無一首邊塞詩。｝。
再次出塞，給岑參提供了成爲邊塞詩大師的又一次機會。這次入幕的幕主封常清，是他每一次出塞時的幕友，上下和同僚的關係都很融洽。儘管邊塞生活比較艱苦，自然環境惡劣，岑參的心情卻樂觀開朗，充滿了昂揚進取精神。昔日幕友的成功，對他也是一種激勵。他這一時期所寫的詩，多爲獻給封常清的頌揚之作，以及幕友間的道別之作，思想性幷不强，但卻都是其邊塞詩的代表作。因這些作品充分體現了岑參長于寫感覺印象的藝術才能和好奇的個性，將西北荒漠的奇異風光與風物人情，用慷慨豪邁的語調和奇特的藝術手法，生動地表現出來，別具一種奇偉壯麗之美。如《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伫獻捷。
雪夜風吼、飛沙走石，這些邊疆大漠中令人望而生畏的惡劣氣候環境，在詩人印象中卻成了襯托英雄氣概的壯觀景色，是一種值得欣賞的奇偉美景。如沒有積極進取精神和克服困難的勇氣，是很難産生這種感覺的，衹有盛唐詩人，才能有此開朗胸襟和此種藝術感受。再如《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幹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幕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此詩寫得大氣磅礴，奇情逸發，最令人稱絕的是“梨花開”的意象。此意象在作者第一次出塞時寫的詩裏就出現過，但均爲寫實，如《登凉州尹臺寺》：“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開。”而此次所寫純屬雪花似梨花的誇張感覺。此一感覺印象，不僅體現了戍邊將士不畏嚴寒的樂觀精神，也使邊地風光更顯神奇壯麗。
在這一時期，岑參還寫了《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天山雪歌送蕭治歸京》、《火山雲歌送別》、《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旋歌》等一系列優秀作品。在立功邊塞的慷慨豪情的支配下，詩人印象中的軍旅生活、邊塞風物、異域風情，全都變得神奇瑰麗起來，幷熱情地加以歌頌。突破了以往征戍詩寫邊地苦寒和士卒勞苦的傳統格局，極大地豐富拓寬了邊塞詩的描寫題材和內容範圍｛參見戴偉華《對文人入幕與盛唐高岑邊塞詩幾個問題的考察》，《唐代文學研究》第6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藝術表現上，借鑒了高適等人七言歌行縱橫跌宕、舒卷自如的體勢而加以創新，形式接近樂府，但完全不用樂府古題而自立新題。用韻十分靈活，有基本上一韻到底的（《白雪歌》），也有兩句換韻（《輪臺歌》）或三句換韻的（《走馬川》），視所寫內容而定。聲韻或輕快平穩或急促勁折，音節宏亮而意調高遠。岑參的這些作品，不僅意奇、語奇，還兼有調奇之美。殷璠《河嶽英靈集》論岑參詩說：“參詩語奇體俊，意亦奇造。”其時岑參第二次赴邊塞的詩作尚未問世，他就看出了岑詩的這些特點。而這些特點在岑參後來寫的邊塞詩裏，得到了更爲充分的表現。
岑參擅長的體裁是七言歌行和七言絕句，他以邊塞生活爲題的七絕也多佳作，如《逢入京使》：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泪不幹。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表達赴邊塞時對家鄉和親友的思念，情真意切。雖衹是用家常話寫眼前景致，卻道出人人胸臆中語，反映了詩人感情生活及詩風深沉細膩的一面，遂成爲客中絕唱。
在以寫邊塞題材著稱的盛唐詩人裏，岑參是留存作品最多的。他前、後兩次出塞創作的邊塞詩多達七十餘首。尤其是後一次出塞，他寫出了同類題材中最優秀的作品，其藝術成就在某些方面已超過了高適，無愧高、岑幷稱的榮譽。
與高適、岑參詩風相近的詩人有王之渙、陶翰等。
王之渙（688～742），字季淩，絳州（今山西絳縣）人，曾寓居薊門，故被稱爲薊門人。他少有俠氣，常擊劍悲歌，後折節攻文，以門蔭調補冀州衡水主簿。遭誣構成拂衣去官，遍游大河南北，交謁名公。開元末復出仕，補文安郡文安縣尉。他爲人“慷慨有大略，倜儻有異才。”｛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太原王府君墓志銘並序》，轉引自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中華書局1989年版。｝開元中，他與高適、王昌齡交往唱和，三人齊名。王之渙僅存六首詩，有兩首極爲著名。一首是《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登鸛雀樓》詩，芮挺章《國秀集》作朱斌詩。《吳郡志》卷二二引唐張著《翰林盛事》作朱佐日詩。《文苑英華》卷三一二作王之渙詩。陳尚君箋《唐才子傳》（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五冊，第84~85頁）謂《國秀集》之說可從，認爲“之渙作此詩，爲晚出之說，未可盡信”。按：《國秀集》之《序》與選目斷限，均存疑點，選者似於所選詩人詩作不甚了然。而從此詩的風格與情調看，則與之渙《涼州詞》頗爲相似。｝詩境壯闊雄渾，反映出盛唐士人高遠開朗的胸襟，比王灣《次北固山下》的“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更顯氣勢昂揚。另一首爲《凉州詞二首》其一：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于壯觀中寓蒼凉，慷慨雄放而氣骨內斂，深情蘊藉，意沉調響。其沉雄渾厚處與高適詩相近。此詩當時即被配樂傳唱，流傳甚廣。但黃河距凉州甚遠，似無關涉，故有的傳本第一句爲“黃沙遠上白雲間”，由此引起後人的無數爭論｛盛唐邊塞詩中的地名與方位多有與地理不相符者，因以邊塞生活爲主題的詩篇，往往需要以空闊邊遠的環境爲背景。詳見程千帆《論唐人邊塞詩中地名的方位、距離及其類似問題》，《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3期。｝。
陶翰是潤州丹陽（今江蘇丹陽縣）人，生卒年不詳，于開元十八年（730）登進士第，次年又登博學宏詞科，授華陰丞。天寶中入朝任大理評事等，官至禮部員外郎。他作詩以五言爲主，寫有一些邊塞詩，多古意蒼勁的悲壯風格。如《出蕭關懷古》中的“孤城當瀚海，落日照祁連。愴矣苦寒奏，懷哉式微篇。更悲秦樓月，夜夜出胡天。”再如《古塞下曲》：
進軍飛狐北，窮寇勢將變。日落沙塵昏，背河更一戰。騂馬黃金勒，雕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泪如霰。
用古調抒寫身經百戰的將士不獲封賞的悲慨，明顯帶有受傳統征戍詩影響的痕迹。未入幕到過邊塞的詩人寫作邊塞題材時常常如此。其作品的現實內涵和藝術創意，自然不能與高適、岑參等親臨沙場的詩人的作品相比，但在慷慨悲壯的詩歌風格方面，確有一些相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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