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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殷商到戰國時期，我國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國古代史官文化十分發達，記載歷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辭和殷商銅器銘文是我國最早的記事文字，《尚書》和《春秋》提供了記言記事文的不同體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散文的出現，標志著叙事文的成熟，開啓了我國叙事文學的傳統。
第一節 從甲骨卜辭到《春秋》
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 記言叙事文之祖：《尚書》《春秋》
我國散文的最早源頭，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辭。殷人用龜甲、獸骨占卜，占卜後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還包括日後吉凶應驗情況，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辭。甲骨文清末發現于河南安陽，是商王盤庚遷殷後至殷亡時的遺物，距今已三千多年。這些卜辭所記的內容相當豐富，包括祭祀、農業生産、田獵、風雨、戰爭、疾病等許多方面，真實樸素地反映了殷商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狀況。甲骨卜辭記事比較簡單，不成系統，但未經後人加工，保持了商代記事文字的原貌。這些占卜之辭，短的衹有幾字，長的有百餘字，比較完整的如：
癸巳卜，殼殳貞，旬亡{囗卜}（咎）？王{口占}（占）曰，B2（有）B3（祟），其B2（有）來B4（艱）。氣（迄）至五日丁酉，允B2（有）來B4（艱）自西。沚B5告曰：“土方正于我東鄙，（災）二邑。{工口}方亦牜帚我西鄙田。”（郭沫若《卜辭通纂》第五一二片）。
這條卜辭，時、地、人、事齊全，叙述較爲詳細，略具叙事要素。這些卜辭，可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
同樣未經後人加工的商周銅器銘文，反映了我國早期記事記言文字由簡至繁的發展。商周時君王、公侯、臣子都可作銅器銘文，君王所作銅器被視爲國之重寶。銅器銘文有長有短，廣泛記述了社會生活。商代銘文記事簡單，形式一律。如：“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貝，惟王來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殷文存》上二六·後）開頭交代事件發生的時間，然後叙事，內容大多是殷王的賞賜，最後還有告于先祖的祭日。周代銘文字數增加了，內容複雜了。不僅有記事文字，還出現了與《尚書》誥命類似的記言文字。例如，以記事爲主的《曶鼎》，先寫了周王策命曶繼承父業爲王卜者；又寫了曶用匹馬束絲購買五個奴隸，引起糾紛，曶勝訴之事；還記載了匡季帶其奴僕搶劫了曶的十秭禾，曶向東宮控告匡季而勝訴，得到了加倍賠償的事。叙事已有一定規模了｛曶鼎銘文，可參見嚴一萍編《金文總集》第二冊，臺灣藝文印書館1983年版，第707頁。浙江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毛公鼎銘文見同書第731頁。｝。而像《毛公鼎》等側重記言的銘文，其中的訓誥，已和《尚書》沒有什麽區別。
《尚書》在時間跨度上與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相近。《尚書》是商周記言史料的彙編｛《尚書》在先秦時稱爲《書》，漢人始稱之爲《尚書》，即上古之書，又被稱爲《書經》。《虞書》、《夏書》不是虞夏時的作品，而是出於後人的追記或經後人加工。《商書》、《周書》基本上殷商、西周時的作品，但也經過後人的加工。西周末，《尚書》已成書，相傳孔子曾編定過《尚書》100篇。秦火後，漢初伏生所傳《今文尚書》衹有28篇。漢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壁時發現的《古文尚書》，比今文多出16篇。西晉末年，《古文尚書》失傳，東晉初，豫章內史梅賾奏《古文尚書》58篇，將《今文尚書》析成33篇，又多出25篇，流傳於今。唐宋時，已有人懷疑梅賾本《尚書》，清人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以大量的論據，證明了梅本之僞。今本《尚書》，大約衹有《今文尚書》28篇是可信的。與《尚書》相類似的還有《逸周書》，記錄了周文王到春秋後期的史事。其中《世俘解》、《克殷解》、《商誓解》等大約作於西周（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附錄《追論及補遺》七《古代用牲之最高記錄》，《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頁），大多數篇章出於春秋戰國時期，甚至也可能有漢代的作品。｝，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虞書·堯典》等記載了堯、舜、禹等人的傳說，是後人的追述，不是當時人的記錄。《商書·盤庚》是可靠的殷代作品，也是我國記言文之祖。《盤庚》記錄了盤庚要遷都于殷，世族百姓普遍反對，他爲說服衆人而發表的訓辭，古樸艱澀，語言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如“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比喻生動貼切，至今仍活在我們的語言中。《周書》主要是誥與誓兩種文體，記周公言論最多，《洛誥》、《無逸》、《立政》是告誡成王之言，《大誥》是對諸侯的訓令，《多士》、《多方》是對殷民的訓誡，《康誥》教訓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與召公的談話。周公的這些談話和訓令，反映了周公的心態，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會關係。《周書》的《金縢》和《顧命》以記事爲主，《金縢》寫武王克商後患病，周公向先王禱告，願代武王死，武王病愈。後成王嗣位，周公攝政，武王之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誹謗周公，幷煽動殷遺民叛亂。周公率兵平定叛亂，成王心中對周公仍有疑忌，周公避居。于是“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爲功，代武王之說。”成王大爲感動，親自迎接周公回朝。這些情節頗曲折而具傳奇色彩。《顧命》寫成王之死，康王之立，事件的過程和宏大的場面鋪叙得很清楚。《尚書》文字古奧典雅，語言技巧超過了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而且這些文誥都是單獨成篇，有完整的結構，對先秦歷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響。
春秋時期經過孔子編定的《春秋》，記事系統，具有自覺的記事意識和寫作義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諸侯國歷史的通稱，後特指經過孔子修訂的魯國的編年史。它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歷史，對這一時期的史事作了簡潔的大綱式的叙述。《春秋》按時間順序編排歷史事件，記事方式是“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具備了明確的時間觀念和自覺的記事意識。但其記事都很簡略，長的不過四十多字，短的僅有一字。因此，其記事雖簡而有法，卻幷非真正意義上的叙事散文。如隱公元年載：“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都有，但事件的因果、過程，人物的行爲、性格，都無從知道，仿佛一則新聞標題，而不像一篇文章。
《春秋》是“禮義之大宗”（《史記·太史公自序》），維護周禮，反對僭越違禮行爲，貶斥邪說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傾向。這種傾向在行文中不是議論性文辭，而是在史事的簡略記述排比中表現出來。《春秋》還以一字寓褒貶，在謹嚴的措詞中表現出作者的愛憎。比如殺有罪爲“誅”，殺無罪爲“殺”，下殺上曰“弑”等。這種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爲後代史傳文學所繼承。
第二節 《左傳》的叙事和記言
《左傳》的成書 《左傳》的叙事特徵 《左傳》的記言文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相傳《左傳》爲傳述《春秋》而作｛司馬遷、班固都認爲《左傳》是爲傳述《春秋》而作。（《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序》，中華書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509頁。《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贊》，中華書局1962年6月第1版第2737頁）但漢儒也有認爲《左傳》不是傳《春秋》的。（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見蕭統《文選》卷四十三，中華書局1977年第1版第610頁）《左傳》以《春秋》記事爲綱敘事，其中有說明《春秋》書法的，有用事實補充說明《春秋》經文的，也有訂正《春秋》記事錯誤的。這些都說明《左傳》與《春秋》的密切關係。與《春秋》有關的還有《公羊傳》和《穀梁傳》。這兩部書側重闡發《春秋》經義，敘事較少，以議論爲主。《公羊傳》的文章，文風淳樸簡勁，語言凝練準確，《穀梁傳》亦文字簡樸，議論精深。二書文學價值不能與《左傳》並論，但在經學史、思想史、學術史上都有深遠影響，尤其是《公羊傳》在漢代和晚清，都曾爲顯學。《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公羊子，齊人。”顔師古注云“名高”。《漢書·藝文志》“《穀梁傳》十一卷”班固自注：“穀梁子，魯人。”顔師古注“名喜”。見《漢書》卷三十，第1713頁。或說名赤、俶。（《春秋穀梁傳校勘記序》，《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10月第1版第2363頁）｝，作者是左丘明，後人對此頗多疑義｛關於《左傳》的作者，歷來異說頗多，司馬遷和班固都認爲是左丘明所作，並說左丘明是“魯君子”，“魯太史”。（《史記·二十諸侯年表序》，《漢書·司馬遷傳贊》，《漢書·藝文志》）孔子的時代確有一位左丘明，《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心，丘亦恥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10月第1版第2475頁）唐宋以後，常有人懷疑左丘明作《左傳》之說，甚至有人認爲《左傳》爲漢代劉歆僞造。（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惠公元妃孟子條”，《皇清經解》經部總類，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刊，咸豐十年補刊本。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中華書局1956年3月第1版第84頁）《左傳》的著者也許不一定是與孔子同時的左丘明，但《左傳》不是一部僞書，寫定於戰國初期，是學術界普遍認同的看法。｝。《左傳》記事，起于魯隱公元年（722），迄于魯哀公二十七年（468），基本與《春秋》重合，還有個別戰國初年的史料。今人一般認爲此書大約成書于戰國早期，最後編定者是一位儒家學者。與《春秋》一樣，《左傳》不衹是對歷史事件作客觀的羅列，而且還表達了對歷史事件的認識和理解，幷站在儒家立場上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作出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道德倫理評價，爲人們提供歷史的借鑒｛關於《春秋》敘事中寓有褒貶，前人論之甚詳。《史記·孔子世家》：“（《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史記》卷四十七，中華書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1943頁）。劉勰《文心雕龍·史傳》：“（《春秋》）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見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第284頁）也有人認爲，對於《左傳》的作者來說，“歷史顯然不僅僅是對一系列事件的羅列，它還意味著一種嘗試，即把所報告的種種孤立事件聯係起來，從混亂而不連貫的往事中找出某種道理和意義。”（[美]王靖宇《從〈左傳〉看中國古代敘事作品》，見《〈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頁）｝。《左傳》維護周禮，尊禮尚德，以禮之規範評判人物。同時，作者以敏銳的歷史眼光，記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諸侯的爭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幷，表現了新舊政治勢力的消長，揭示了社會變革的趨勢。書中還揭露了暴虐昏庸、貪婪荒淫之輩，肯定贊揚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爲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傳》進步的歷史觀。在《左傳》作者看來，有德才能爲天所佑；得民或失民，被有識之士當作取國或滅國的重要條件；在人與神的關係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與民的關係中，民的地位提高了。
《左傳》以《春秋》的記事爲綱，增加了大量的歷史事實和傳說，叙述了豐富多彩的歷史事件，描寫了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簡短記事，發展成爲完整的叙事散文。《左傳》發展了《春秋》筆法，不再以事件的簡略排比或個別字的褒貶來體現作者的思想傾向，而主要是通過對事件過程的生動叙述，人物言行舉止的展開描寫，來體現其道德評價。《左傳》還創立了一種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結束後直接引入議論，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來對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倫理評價。這種形式，更鮮明地表現出作者的立場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傳》確爲先秦散文“叙事之最”｛劉知幾《史記》卷八《模擬》：“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月版第222頁）｝，標志著我國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爲編年史，《左傳》的情節結構主要是按時間順序交代事件發生、發展和結果的全過程。但倒叙與預叙手法的運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倒叙就是在叙事過程中回顧事件的起因，或交代與事件有關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記載了鄭穆公蘭之死，然後再回顧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夢見天使與之蘭，懷孕而生穆公，故名之蘭。《左傳》中還有插叙和補叙，性質作用與倒叙類似。這些叙述，常用一個“初”字領起。預叙即預先叙出將要發生的事，或預見事件的結果，如秦晋崤之戰中蹇叔在秦出師伐鄭時，已預知了必然失敗的結果：“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秦師經過周都洛陽北門，王孫滿又預言：“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僖公三十三年）｛洪順隆把《左傳》時間結構分爲“直線結構”和“曲線結構”，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左傳〉論評選析新編》（上），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2版第91~92頁）張高評在其《〈左傳〉之文學價值》第九章《爲敘事文字之軌範》中，概括前人評點《左傳》之說，歸納《左傳》有三十種敘法：正敘、原敘、順敘、逆敘、對敘、類敘、側敘、帶敘、串敘、虛敘、追敘、連敘、插敘、暗敘、直敘、婉敘、平敘、言敘、語敘、瑣敘、補敘、陪敘、突敘、預敘、提敘、結敘、拖敘、錯敘、搭敘、夾敘。概括敘法如此之多，雖稍嫌繁瑣，且似有交叉重疊，但亦可見《左傳》敘事法之豐富。（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10月初版第150~157頁）｝《左傳》以第三人稱作爲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觀者的立場叙述事件，發表評論，視角廣闊靈活，幾乎不受任何限制。個別段落中，作者也從事件中人物的角度，來叙述正在發生的事件及場景。如寫鄢陵之戰“楚子登巢車以望晋師”中陣地的情況，完全是通過楚子和伯州犁的對話展示出來的。（成公十六年）
《左傳》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過程和因果關係。《左傳》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寫戰爭。《左傳》的戰爭描寫，全面反映了《左傳》的叙事特點。《左傳》一書，記錄了大大小小幾百次戰爭，城濮之戰、崤之戰、邲之戰、鞍之戰、鄢陵之戰等大戰的描述歷來被人們贊不絕口，不計其數的小戰役也寫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動。一般說來，《左傳》寫戰爭，不局限于對交戰過程的記叙，而是深入揭示戰爭起因、醞釀過程及其後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寫城濮之戰，對大戰爆發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斷展示晋勝楚敗的原因：晋文公伐怨報德，整飭軍紀，遵守諾言，傾聽臣下意見，上下齊心協力。而楚方則是君臣意見分歧，主帥子玉恃兵而驕，一意孤行，盲目進逼晋師。城濮之戰的結果也寫得很全面，不僅寫了晋師大勝，晋文公確立霸主地位，而且還寫了戰爭的餘波：楚子玉戰敗羞愧自殺，晋文公聞之大喜，回國後賞功罰罪，對這次戰役進行總結，然後以君子之言，贊揚晋文公的霸業。至此，叙述圓滿結束。
《左傳》對事件因果關係的叙述，還常有道德化與神秘化的特點。如，作者在總結城濮之戰經驗時云：“謂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不僅是城濮之戰，整個《左傳》叙事中，禮、義、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當作影響事件成敗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還帶有神秘因素。以《左傳》中常出現的預兆爲例，這些預兆大都有道德化傾向：符合禮義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禮義之事，則常有凶兆。這些預兆有時是智者的言論，有時則是占卜、夢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韓之戰，在“僖公十年”就有已故晋太子“敝于韓”的預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的預言，戰前又有秦卜徒父釋卦之兆，晋惠公不從占卜之失。在這些看似神秘的預兆之後，是晋惠公違禮、失義、背信之舉。作者面對既成的歷史事實，根據歷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歷史事件時，加入種種神秘化的傳說故事，來預示事件的結局，解釋事件的因果關係。這反映了春秋時代人們的世界觀和認識水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左傳》是一部歷史著作，但作者有時就像一個故事講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頗具戲劇性。大量生動的戲劇性情節，使這部作品充滿故事性。不僅如此，《左傳》有的叙事記言，明顯不是對歷史事實的真實記錄，而是出于臆測或虛構。如“僖公二十四年”記載的介子推母子間的對話，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聽見或記錄，當是作者根據傳聞和揣想虛擬而成｛前人對《左傳》、《國語》等書虛擬情節，多有說解，而以錢鍾書之說深得文心，最爲圓通：“或爲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何所據依？如僖公二十四介之推與母偕逃前之問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殺前之慨嘆，皆生無傍證，死無對證者。注家雖曲意彌縫，而讀者終不厭心。......蓋非記言也，乃代言也。如後世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當然耳。”（《管錐編》第1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65頁）｝。這種寫法，可以看作後代小說家爲人物虛擬對話的萌芽。《左傳》中還記述了大量的占卜釋夢和神異傳聞。如“成公十年”記晋景公之死，情節曲折怪誕，用三個夢構成了互爲關連的情節。寫晋侯所夢大厲，畫鬼如生，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寫，極爲生動有趣；桑田巫釋夢之語，小臣之夢的印證，更是充滿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說。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傳》中描寫了各種人物，但《左傳》的寫人還不像紀傳體歷史著作在一個專章中叙述一個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沒有像後世小說那樣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編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記錄在事件發生的各個年代，很少對某一人物集中描寫，衹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聯繫起來，才能得到一個完整的人物形象。《左傳》中許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鄭莊公、晋文公、楚靈王、鄭子産、齊晏嬰等等，都是通過數年行迹的積累來表現的。《左傳》中還有一些人物，幷不是反復出現而形成的一個完整形象，而是僅在某一時、某一事中出現，表現的僅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斷，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動傳神，能給讀者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如“晋靈公不君”中，鉏麑、提彌明、靈輒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齊晋鞍之戰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孫綠怡將《左傳》中人物形象分爲“累積型”和“閃現型”。（見其《〈左傳〉與中國古典小說》上編“《左傳》的文學價值”，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33頁）｝。
《左傳》廣泛描寫了各種人物，其中許多人物寫得個性鮮明｛張高評認爲《左傳》善於刻畫人物個性，並列舉了書中描寫的有代表性的“善性”、“惡性”人物數十個。（《〈左傳〉之文學價值》，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10月初版第204頁，第十二“爲描繪神貌之逸品”第二節“〈左傳〉之描繪人情”）但王靖宇認爲，《左傳》中的人物，大多是性格單一、缺少變化的“扁平”、“靜止”式的人物。（《〈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0頁）｝。《左傳》有些描寫還展現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表現了人物性格的變化。晋文公是《左傳》中著力歌頌的人物（莊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他由一個貴公子成長爲政治家，由四處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個曲折的成熟過程。楚靈王是《左傳》中被否定的國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爭强好勝，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後的殘暴，驕奢狂妄等，都顯示出他確實是個昏君。但同時，作者又表現了他寬容納諫，知過能改，不記前怨，風趣等性格特點，幷寫了他最後悔恨自己的殘暴，刻畫出一個性格複雜的人物形象。
《左傳》叙事中人物的行動、對話構成了表現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絕少對人物進行外貌、心理等主觀靜態描寫。通過人物在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現，形象得以完成。如成公二年的齊晋鞍之戰，《左傳》這樣描寫戰爭場面，展現戰爭的全貌，表現人物個性：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幷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卻克受傷，解張、鄭丘緩鼓勵他堅持戰鬥，當時戰場上緊張激烈的場面，可想而知。三人同仇敵愾，視死如歸的氣概，在對話和行動描寫中，也得到充分表現。
《左傳》在戰爭描寫中還有許多與整個戰局關係不大的事，這些事衹是反映了戰爭的一些具體情狀，在戰爭中幷不具有重要意義。《左傳》還在複雜的戰爭過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寫細節。作爲歷史著作，這些描寫內容完全可以不寫或略寫，但《左傳》卻大量地描寫了這些瑣事細節，它們在叙事生動和人物刻畫方面具有文學意義，如“宣公二年”的宋鄭大棘之戰，其中狂狡倒戟出鄭人，華元食士忘其御羊斟，華元逃歸後與羊斟的對話，城者之謳等，都非這次戰爭的重要事件，但如果衹寫宋鄭戰于大棘，宋師敗績，鄭人獲華元，華元逃歸，則必然使叙事枯燥無味，毫無文學性可言。正是這些次要事件中的細節描寫，才增加了叙事的生動傳神。又如“宣公四年”記鄭公子歸生弑其君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寫了公子宋食指大動，鄭靈公食大夫黿不與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細節，整個事變由食無黿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貪饞好怒，公子歸生的遲疑懦弱，鄭靈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細節的描寫中表現了出來。再如“哀公十六年”記楚國白公之亂這一政治事件，最後寫葉公子高平叛，沒有著重寫葉公的重大軍政措施，而就葉公是否該戴頭盔這一細節反復渲染：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突出國人對葉公的愛戴和葉公急于爭取國人的心理。葉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貴之處，都在葉公免胄的細節中表現出來。
《左傳》中的記言文字，主要是行人應答和大夫辭令，包括出使他國專對之辭和向國君諫說之辭等。這類記言文字無不“文典而美”，“語博而奧”（劉知幾《史通》卷十四《申左》），簡潔精練，委曲達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如僖公三十年“燭之武退秦師”的說辭，秦晋聯合攻鄭，燭之武作爲鄭使出說秦伯。他著重對秦、晋、鄭三國之間的利害關係作了具體的分析。先把鄭國之存亡放在一邊：“鄭既知亡矣。”再叙述鄭亡幷無利于秦：“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然後歸結到保存鄭國于秦有益無害：“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最後還補叙昔日晋對秦之忘恩負義以加强說服力。說辭有意置鄭國利害于不顧，而處處爲秦國考慮，委婉而多姿，謹嚴而周密。因此，能打動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還留秦將杞子等三人率軍助鄭守衛。晋人也衹好退兵，鄭國得以保全，充分顯示了燭之武說辭的分量。《左傳》中的行人辭令、大夫諫說佳作甚多，如隱公三年石碏諫寵州吁，隱公五年臧僖伯諫觀魚，桓公二年臧哀伯諫納郜鼎，桓公六年梁諫追楚師，僖公五年宮之奇諫假道，僖公十五年陰飴甥對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師，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襄公三十一年子産壞晋館垣，等等。這些辭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對象的不同而風格各異，有的委婉謙恭，不卑不亢；有的詞鋒犀利，剛柔相濟。這些辭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個性特點，但都用辭典雅，淵懿美茂，生氣勃勃。《左傳》的辭令之美，“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史通》卷十四《申左》）大約當時的外交辭令已很講究，史家記述時又加修飾，故而文采斐然。
《左傳》叙述語言簡練含蘊，詞約義豐。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戰中，寫晋師潰敗時的狼狽之狀云：“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爲爭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亂刀砍爭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簡練的一句話，寫盡晋師爭先恐後、倉皇逃命的緊張混亂場面。同年冬天，楚國出師滅蕭，將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王勞軍的體恤之語，溫暖將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綿衣。以一個貼切的比喻，形象生動地寫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將士愉悅之情。“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
第三節 《國語》的文學成就
成書及體制 記言爲主記事爲輔
《國語》是一部國別史，全書二十一卷，分別記載周、魯、齊、晋、鄭、楚、吳、越八國事，是各國史料的彙編。成書約在戰國初年｛《國語》又被稱爲《春秋外傳》（《漢書·律暦志》，《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6月第1版第1013頁。王充《論衡·案書篇》，中華書局1954年版《諸子集成》第七冊，《論衡》第277頁）關於《國語》的作者，歷來爭論頗多。漢人認爲是左丘明所作。（見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班固《漢書》卷三十）漢以後，一直有人主張《國語》爲左丘明作，但也不乏反對者，如晉人傅玄（《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九哀公十三年“乃先晉人”句下孔穎達疏引，見《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10月第1版第2171頁），唐人趙匡（陸淳《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一，《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等等。還有人認爲左丘明採集列國之史，取其精華，爲《左傳》先採集之草稿，時人共傳習之，是爲《國語》。（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經籍”十引巽巖李氏語，光緒二十八年貫吾齋石印本）此外，還有各種說法，譚家健《〈國語〉成書時代和作者考辨》一文，梳理了各種觀點，可參看。（見《先秦散文藝術新探》，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79頁）｝。各國“語”在全書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國記述事迹各有側重。《周語》對東西周的歷史都有記錄，側重論政記言。《魯語》記春秋時期魯國之事，但不是完整的魯國歷史，很少記錄重大歷史事件，主要是針對一些小故事發議論。《齊語》記齊桓公稱霸之事，主要記管仲和桓公的論政之語。《晋語》篇幅最長，共有九卷，對晋國歷史記錄較爲全面、具體，叙事成分較多，特別側重于記述晋文公的事迹。《鄭語》則主要記史伯論天下興衰的言論。《楚語》主要記楚靈王、昭王時期的事迹，也較少記重要歷史事件。《吳語》獨記夫差伐越和吳之滅亡，《越語》則僅記勾踐滅吳之事。
《國語》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禮重民等觀念。西周以來的敬天保民思想在書中得到了繼承。雖然《國語》許多地方都强調天命，遇事求神問卜，但在神與人的關係上，已是人神幷重，由對天命的崇拜，轉向對人事的重視。因而重視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爲施政的依據。如《魯語上》魯太史里革評晋人弑其君厲公時，認爲暴君之被逐被殺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爲無可厚非。又如《周語上》邵公諫厲王弭謗中，邵公主張治民應“宣之使言”，從人民的言論中考察國家的興衰，政治的得失，國君衹有體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惡，增加人民的財富衣食，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國語》以記言爲主，所記多爲朝聘、饗宴、諷諫、辯詰、應對之辭。《國語》記言文字在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方面都很縝密，又有通俗化、口語化的特點，生動活潑而富于形象性。當然，由于《國語》是各國史料的彙編，素材來源不一，編者亦未作統一潤色，其記言水平參差不一，風格也頗有差異。比如《周語》旨在說教，行文委婉，多長篇大論，《魯語》篇幅不長，語言隽永，《楚語》、《吳語》、《越語》則文字流暢整飾，頗有氣勢。《國語》中的應對辭令，有的與《左傳》相同，但文字不如《左傳》精彩，有的則難分高下。有的爲《左傳》所不載的辭令也頗有特色。如周襄王不許晋文公請遂，辭婉義嚴（《周語中》），越王勾踐求成于吳，辭卑氣低等（《吳語》），都是很有特色的辭令。而《國語》中一些議論說理文字，往往也精闢嚴密，層次井然。如《周語上》邵公諫厲王弭謗，《魯語下》敬姜論勞逸，《晋語八》叔向賀貧，《楚語下》王孫圉論寶，都歷來爲人們所稱道。
《國語》雖然記言多于記事，但《國語》沒有單純的議論文或語錄，有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現出叙事技巧和情節構思上的特點，有時也能寫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總的說來，《國語》也有對歷史事件因果關係的叙述，但不及《左傳》普遍、完整。《國語》中許多事件的前因後果及經過都是一筆帶過，而把重點放在大段的議論文字上。但《國語》也有情節生動曲折、極富戲劇性的叙事，如《晋語》前四卷寫晋獻公諸子爭位的故事，獻公寵妃驪姬的陰謀，太子申生的被讒冤死，公子重耳的流亡等，都寫得波瀾起伏，精彩紛呈。其中有虛擬的情節，如驪姬夜半而泣（《晋語一》），讒太子申生，驪姬夜泣及其讒言，非第三者能知，顯然是作者援情度理的虛構，刻畫出一個口蜜腹劍、陰險狠毒的人物形象。其中也有精彩的描寫，如爲分化朝中大臣，驪姬寵幸的優施與朝中重臣里克飲酒，以歌舞暗示里克，將殺太子申生立驪姬子奚齊，里克夜半召優施，欲中立以自保等（《晋語二》），描寫細緻入微，具體生動，表現出鮮明的個性特點。更有一些滑稽的小插曲，寫得生動活潑，如重耳流亡到齊國後，安于寄人籬下的生活，其妻姜氏及從亡之臣子犯將其灌醉載之而行（《晋語四》），《左傳》衹寫到重耳醒，“以戈逐子犯”，《國語》中還寫了重耳子犯相駡的對話，幽默有趣，寫出了重耳流亡集團的內部衝突。對晋獻公諸子爭位的叙述，展示了春秋時期一場複雜政治鬥爭的生動畫卷，描繪出一系列生動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國語》叙事的成就。
由于國別史的特點，《國語》有時在記叙某一國事件時，集中在一定篇幅寫某個人的言行，如《晋語三》寫惠公、《晋語四》專寫晋文公、《晋語七》專記悼公事，《吳語》主要寫夫差、《越語上》主要寫勾踐等等。這種集中篇幅寫一人的方式，有向紀傳體過渡的趨勢。但尚未把一個人的事迹有機結合爲一篇完整的傳記，而僅僅是材料的彙集，是一組各自獨立的小故事的組合，而不是獨立的人物傳記。總之，由于《國語》以記言爲主，雖然叙事和刻畫人物有一定特色，但文學成就比《左傳》還是稍遜一籌。
第四節 《戰國策》的文學成就
成書過程和縱橫家思想 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 辯麗橫肆的語言藝術
《戰國策》凡三十三卷，雜記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諸國軍政大事。時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幷六國。主要記載了謀臣策士游說諸侯或進行謀議論辯時的政治主張和鬥爭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戰國後期縱橫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漢間人所作。最後由西漢劉向編校整理成書，定名爲《戰國策》｛《戰國策》之名始定於劉向。劉向《戰國策書錄》：“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又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見《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第2版第1195頁）。除通行版本《戰國策》外，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類似《戰國策》的帛書，未標書名，共27章，其中有10章見於《戰國策》，有8章見於《史記》。除掉兩書之重復，僅11章著錄過，其餘16章皆佚書，有相當重要的史料價值。｝。
與《春秋》、《左傳》、《國語》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戰國策》表現了縱橫家思想，反映了縱橫家的人生觀。在政治上他們崇尚謀略，强調審時度勢，肯定舉賢任能，在人生觀上則是追求功名顯達，富貴利祿。不過，《戰國策》的思想內容又比較複雜，所記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價值取向。既有講權術謀詐，圖個人功名利祿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之士（《趙策三》）。《戰國策》的思想價值，在于它反映了戰國時代“士”階層的崛起。“士貴耳，王者不貴”（《齊策四》）的聲音，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張揚。書中大量描寫策士奔走于諸侯之間，縱橫捭闔，令“所在國重，所去國輕”（劉向《戰國策叙錄》）的重要作用和社會地位，可以說是一部士階層，尤其是策士行迹的生動寫照。
《戰國策》的文學成就首先表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書對戰國時期社會各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鮮明生動的描寫，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寫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縱橫之士如蘇秦、張儀，勇毅之士如聶政、荊軻，高節之士如魯仲連、顔斶等等，都個性鮮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代表了士的不同類型。由于作者對這些人物心儀不已，頗爲傾慕，甚至不惜脫離史實，以虛構和想像進行文學性描寫。《戰國策》中，不是史實，出于虛構依托的內容頗多｛繆文遠在其《戰國策考辨》（中華書局1984年版）和《戰國策新校注》（巴蜀書社1987年版）的各章說明中，指出《戰國策》四分之一左右爲虛構、依托之作。許多著名篇目，如《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齊策一》“鄒忌諷齊王納諫”、《趙策三》“魯仲連義不帝秦”等等，都是依托之作。｝。如書中用力極深，描寫得極成功的人物蘇秦，其事迹言論有不少就是虛構的｛徐中舒《論〈戰國策〉的編寫及有關蘇秦諸問題》（載《歷史研究》1964年第1期），唐蘭《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楊寬《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史料價值》（二文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戰國縱橫家書》附錄，文物出版社1976年12月第1版）等，都曾論及《戰國策》中蘇秦事跡記載多有錯誤，並非全是歷史事實。｝。至于在具體描寫中，虛構的手法更爲普遍，也更進一步。如《秦策一》寫蘇秦夜讀，引錐自刺及慨嘆之語，夜室獨語，有誰知道，顯然是作者根據傳聞虛擬而成。而《齊策一》鄒忌諷齊王納諫，寫鄒忌看見徐公時“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不僅表現了鄒忌內心的活動，而且涉及心理活動的過程，接近人物的心理描寫，顯繫出于作者的想像。誇張虛構不合史著的要求，但卻使叙事更加生動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鮮明的人物形象。
《戰國策》還以波瀾起伏的情節，個性化的言行，傳神的形態和細節來描寫人物。作者不滿足于平鋪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驚人，如《燕策三》記燕太子使荊軻刺秦王，其中田光自刎以明不言，樊于期自刎獻頭以圖報仇，易水送別，秦廷獻圖行刺等情節，出人意表，慷慨悲壯，于緊張激烈的矛盾衝突中，人物性格得以生動展現。人物個性化的言行在《戰國策》中很突出，如《秦策一》中，蘇秦落魄而歸後的刺股和喟嘆，榮歸故里時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後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性格特徵。而對蘇秦歸來時“羸縢履蹺，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黧）黑，狀有歸（愧）色”的外貌神情描寫，綿密細緻，極爲傳神。
《戰國策》在寫人上，一方面繼承了《國語》相對集中編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發展，出現了一個人物的事迹有機集中在一篇的文章，爲以人物爲中心的紀傳體的成立開創了先例。如《齊策四》馮諼客孟嘗君，寫馮諼彈鋏而歌、焚券市義、營造三窟的事迹，馮諼一生的主要事迹盡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這類作品，顯示了由《左傳》編年體向《史記》紀傳體的過渡。
《戰國策》的“文辭之勝”｛李文叔《書〈戰國策〉後》：“文辭之勝移之而已。”（見四部備要本《戰國策》附錄）｝，在語言藝術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學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策士廷說諸侯之辭，臣諷君主之辭，以及不同意見的辯難，都反映出春秋時期從容不迫的行人辭令，已演化爲議論縱橫的游說之辭｛《左傳》和《戰國策》說辭，呈現出不同風格。蔣寅、張宏生有同題論文《〈左傳〉與〈戰國策〉中說辭的比較研究》。蔣文認爲，（1）在陳說方式上，《左》以情理服人，《戰》以聲勢奪人；（2）在陳說內容上，《左》持之有故，信而可徵，《戰》則杜撰寓言，間雜鄙俚；（3）在陳說態度上，《左》言辭懇切，彬彬有禮，《戰》強詞奪理，巧言令色；（4）在辭令風格上，《左》平實典重，委婉蘊藉，《戰》鋪張揚厲，誇飾鄙俗。張文則認爲《左傳》和《戰國策》辭令在表現形態上有文與野的不同；在層次邏輯上有密與疏的不同；在語言風格上有婉與恣的不同。（《南京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第120頁、第128頁）｝。其文章藝術風格，前人概括爲“辯麗橫肆”｛王覺《題〈戰國策〉》：“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見四部備要本《戰國策》附錄）｝，鋪張揚厲，氣勢縱橫，可說是《戰國策》說辭的主要特色。
戰國時代，君德淺薄，多庸主暴君，游士爲說服君相，說辭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類譬喻，借動物、植物或人們生活中習見的其他事物爲喻，循序漸進地達到辯說的目的。《楚策四》載莊辛說楚襄王，莊辛針對楚襄王淫逸侈靡、不顧國政而進諫，說明國君如此行徑必遭殺身之禍。他運用四種譬喻，即蜻蜓爲五尺之童所黏捕，黃雀被王孫公子射殺，黃鵠被射者用網羅捕獲，蔡靈侯因放蕩逸樂被楚大夫發用繩索捆縛。四種譬喻，由小到大，逐漸過渡到楚頃襄王本身，指出其所作所爲，正把自己置于危險境地。形象生動，引喻諧調，氣勢充沛，說理充分。再如《齊策一》鄒忌諷齊王納諫，也是從切身體驗的生活趣事，來形象喻示所要闡述的道理，貼切深刻，饒有風趣，很有說服力。
《戰國策》還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聞掌故來增强辯辭的說服力。寓言的巧妙運用，成爲《戰國策》文章的一大特點。｛據熊憲光統計，《戰國策》有寓言74則，其中有4則重復。（熊憲光《戰國策研究和選譯》，重慶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頁，該書有附錄《〈戰國策〉寓言故事總目》）｝如《燕策二》蘇代以鷸蚌相爭，說趙惠王不應伐燕，以免强秦坐收其利。這類例子《戰國策》中俯拾皆是，如“畫蛇添足”（《齊策二》）、“狐假虎威”（《楚策一》）、“南轅北轍”（《魏策四》）等等。這些寓言大都即事編撰，獨出心裁，比附現實，以表情達意。用具體的形象概括抽象的道理，表現出極强的藝術力量。
《戰國策》的鋪張揚厲，氣勢充沛，還與行文的誇張鋪陳，大量運用對偶排比有關，如《趙策三》“魯仲連義不帝秦”，列舉了周烈王之斥齊威王，殷紂王之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齊閔王之欲仆妾鄒魯等，肆意誇張鋪陳，極言尊秦之害。又如《齊策一》記蘇秦說齊王合縱，極力誇張渲染齊國之强，臨淄之勝，排比對偶層出不窮，文辭瑰麗多姿。
與其游說之辭一樣，《戰國策》的叙述語言，也長于鋪張渲染。“蘇秦始將連橫”（《秦策一》）寫蘇秦說秦王不行時的狼狽之狀，發迹後路過家鄉時的躊躇滿志，“荊軻刺秦王”（《燕策三》）寫荊軻易水送別時的慷慨悲壯，都是典型的例子。《戰國策》叙述語言有時描寫相當精細。蘇秦刺股（《秦策一》），觸龍入朝（《趙策四》），鄒忌窺鏡（《齊策一》）等，寫的都是瑣屑細節，卻展現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尤其是荊軻刺秦王的場面，描寫人物動作神情，極爲細緻傳神，荊軻的豪邁暇豫，秦王的驚慌失措，殿上殿下的混亂驚擾，這些頃刻間發生的驚險緊急場面，作者一一道來，清晰詳盡，有條不紊，如同電影鏡頭，作者對叙述語言運用之嫻熟，令人驚嘆。
《戰國策》文章辯麗橫肆的文風，雄隽華瞻的文采，是當時縱橫捭闔時代特徵的體現，標志著先秦叙事散文語言運用的新水平。
第五節 先秦叙事散文對後世文學的影響
爲史傳文學直接祖述 散文創作的楷模 奠定了小說的叙事傳統
《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對後代的文學創作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把《左傳》給予後世文學的影響，推崇到了無所不在的極致，如其書章題即有“爲文章體裁之集林”，“爲古文家法之宗師”，“爲駢體文章之先河”，“爲神話小說之原始”，“爲通俗文學之遠源”，“爲傳記文學之祖庭”，“爲敘事文學之軌範”，“爲說話藝術之指南”等。｝。它們的叙事傳統和語言藝術對史傳文學、散文和小說創作的滋養，尤爲明顯。
先秦叙事散文的體例、思想、寫作藝術等對後世史傳文學的創作有直接啓發。《史記》體例是在先秦編年史、國別史的基礎上的創新和發展，而《漢紀》、《資治通鑒》等，則是《春秋》、《左傳》編年體史書的直接繼承。先秦叙事散文記述歷史事件時直書其事、褒貶鮮明的特點，《左傳》、《戰國策》高超的寫作藝術，對後世史傳文學的創作，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偉大的史傳文學著作《史記》就吸收了《左傳》、《戰國策》的寫作技巧，對其中的一些史實略加改動便加以運用｛前人認爲《史記》採用了《戰國策》九十餘條，不同的衹有五六條。（姚宏《題〈戰國策〉》，姚寬《書〈戰國策〉後》，見《戰國策》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第2版，第1203頁、第1205頁）｝。少數特別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動就直接錄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等繼承了《左傳》開創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寫人物的形象生動的寫史傳統，他們不僅是歷史學家，同時也是文學家，其作品既是歷史著作，又是文學作品。《左傳》的叙事藝術，如對歷史事件因果關係、發展過程的重視，對歷史事件故事化的描寫，歷史事件的叙述條理井然而又富于變化等等特點，在後代史傳文學中都有充分體現。《左傳》簡練蘊藉的語言風格，爲後代史家所繼承，而《史記》的奇譎文風，顯然與《戰國策》的辯麗恣肆有直接的關係。總之，先秦叙事散文是我國史傳文學最初成就，其沾溉于後世，不言而喻。
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成爲後世散文寫作的楷模。秦漢以後，《左傳》的文章一直爲人們所喜愛，尤其是唐宋以來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傳》，幷把它作爲學習對象。韓愈《進學解》說他“沉浸濃郁，含英咀華”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傳》。宋人把《左傳》與《史記》、韓文、杜詩相提幷論｛陸游《楊夢錫集句杜詩序》：“前輩於《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通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久之，乃能超然自得。”（《渭南集》卷十五，見《陸放翁全集》，四部備要本）｝，同作爲文學範本。情韻豐富的《左傳》散文，也深爲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對《國語》語言藝術的贊譽，歷來甚多。柳宗元儘管曾作《非國語》批評《國語》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還是認爲“其文深閎杰異”，其爲文即以《國語》爲法｛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全唐文》卷五七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2575頁）劉熙載：“呂東萊《古文關鍵》謂‘柳州文出於《國語》’；王伯厚謂‘子厚非《國語》，其文多以《國語》爲法。’余謂柳文從《國語》入，不從《國語》出。”（《藝概》卷一《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版第23頁）｝。漢初散文，尚有戰國遺風，賈誼、鄒陽等西漢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顯看出《戰國策》文風的餘緒。這種影響持續不斷，在蘇洵、蘇軾等後代作家的散文中，還可以體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韻。《戰國策》的文章，對漢賦的産生也起過促進作用。漢賦主客問答的形式，鋪張揚厲的風格，都可以看出對《戰國策》的借鑒。
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藝術，對我國古代小說的産生發展及其獨特的藝術個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歷史事件中表現出的褒貶分明的傾向性，對我國古代小說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響，幷且，《左傳》、《國語》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對事件進行的評述，在文言小說如唐宋傳奇、《聊齋志異》等書中被直接借鑒，就是在明清白話小說中，也有明顯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國古代小說基本的叙事結構。我國古代小說常按時間順序安排結構，串聯情節，特別重視對故事起因、過程、結果的完整描寫，幷以倒叙、插叙、補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預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結局。這些都是《左傳》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傳統。第三，我國古代小說寫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規模。我國古代小說主要通過描寫人物個性化的言行，通過生動的細節描寫來刻畫人物，表現人物性格，而較少長篇的外貌描寫、心理描寫，而這正是《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寫人的共同特點。第四，我國古代小說和戲曲作品對歷史題材的重視，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啓示。這不僅是指諸如《東周列國志》之類以先秦叙事散文爲題材的作品，同時，古代小說大量採用歷史題材，也和我國叙事文學最初成果是産生在歷史著述中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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