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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以后白话小说仍然保持了旺盛的编创势头。这是因为白话小说拥有比诗文更大范围的读者，书坊竞相刊印。清初许多不肯屈节事清的遗民文人和科举失意的落拓文人，也纷纷做起小说来。遗民文人多是出于内心的苦闷和关怀世道之心，于诗文之外另寻一种表达方式。落拓文人多是由于受着小说盛行这种文化现象的诱导，有的是直接受到书坊主的邀请，投入小说编创中来，作为一种谋生之道。
作者的身份、境遇和创作目的不同，清初的白话小说也就呈现出多种类型，大体说来有这样几种：明代小说的续书、摹写世态人情的世情小说、叙写明清之际政事的时世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应当说，在清初各类小说都没有出现堪称杰作的作品，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丰收的时期，顺治、康熙间新出的作品总计有上百部，标志着小说创作总体上已由改编迈入个人独创的阶段。其中一些作品也呈现新的创作特征，在中国小说的发展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 第一节 小说续书与《水浒后传》
清初的小说续书 两种续法：仿造和假借 陈忱的行迹 假“水浒”人物以写心 小说的抒情性
明代《水浒传》等四大小说行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后来小说作者仿效的对象，也出现了续书现象、明末已有人写《西游记》的续书，入清后更出现了一批续书。康熙年间，刘廷玑便已注意到这种文学现象，他说：“近来词客稗官，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在园杂志》卷三）
清初的小说续书大致有两种作法。一种是仿造，作者刻意仿照原书，用原书的主要人物或者他们的后身，演绎出与原书相类似的故事情节，成为一部相类似的小说。天花才子评的《后西游记》、清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便是这类续书。这种续书虽然也蕴含有一定的新意，如《后西游记》改唐僧师徒取经为其替身唐半偈及孙小圣、猪一戒、沙弥西天取“真解”，寓有嘲谑愚昧佞佛现象的意旨；《后水浒传》叙写宋江、卢俊义等转世的杨么、王摩等３６人在洞庭湖造反的故事，中间还插入了杨幺潜入宫中进谏宋高宗“远谗去佞，近贤用能，恢复宋室”一段情节，隐寓着清初遗民的情绪，但全书模拟原书的痕迹过重，人物性格也与原书的人物大体相近，文笔疲弱，缺乏新的艺术创造。刘廷玑批评说：“作书命意，创始者始倍极精神，后此纵佳，自有崖岸，不独不能加于其上，亦即媲美并观，亦不可得。何况续以狗尾，自出下下耶！”（《在园杂志》卷三）对于这种仿造型的续书，刘廷玑的评语是非常中肯的。
另一种续书是作者假借原书的一些人物，另行结撰故事情节，内容、意蕴都与原书大为不同。丁耀亢的《续金瓶梅》，以两宋之交金兵南侵为时代背景，以原书的吴月娘携子逃难为时断时续的线索，先后写了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等人转世后的淫恶孽报，以及蒋竹山、苗青叛国通敌的罪恶，中间还插叙了宋徽宗被掳、张邦昌称王伏法、韩世忠梁红玉大败金兵、秦桧通敌卖国等历史故事。吴月娘逃难的情节，描绘出了一幅兵荒马乱、百姓流离的乱世景象，行文中还出现了清代特有的“蓝旗营”、“旗下”之类的语词，插叙宋金间军国大事，褒忠诛奸，第五十三回写金兵屠扬州，引入的【满江红】词里发出了“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的悲叹。显然，亲身经受过明清易代战乱之苦难的作者，是借续书影射现实，抒发心中对清朝以武力征服、取代明朝的愤懑。只是作者为了避开文网，假托是为顺治皇帝颁行的《太上感应篇》作注解而作此小说，书中“杂引佛典道经儒理，详加解释，动辄数百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又过多堆积了用以显明阴阳果报的情节，内容庞杂，而且多涉笔淫秽，这都成为突出的艺术缺陷。
清初的小说续书中，陈忱的《水浒后传》是比较优秀的。
陈忱（１６１５～１６７１？），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身历明清易代的战乱，抱遗民之痛，绝意仕进，栖身田园，与吴中许多遗民文士优游文酒，曾参加叶桓奏、顾炎武、归庄等名士组成的惊隐诗社。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郑成功、张煌言由海上攻入长江，连陷瓜州、宣城，会师围金陵，抗清的声势大振。陈忱兴奋地写了《拟杜少陵〈收京〉》，诗云：“渤懈风云合，楼船蔽远天。樯移扬子树，旗拂秣陵烟。请将横戈进，羁臣藉草眠。遥瞻双阙外，正与楚烽连。”（《浔溪诗征》卷五）事败后，清廷大兴“通海案”，逮治有响应活动的绅民。陈忱友人魏耕因为曾遮道阻留张煌言，“请人焦湖，以图再举”，被逮就刑。（全祖望《雪窦山人坟版文》，《鲒亭集》卷八）陈忱也为避祸四处藏身，有诗云：“闭门卧风雨，只此远危机。事去不须问，家亡何所依？”（《仲春二十四日四十九岁初度》，《浔溪诗征》卷八）《水浒后传》便是他在这个期间作成的。
陈忱托名“古宋遗民”作《水浒后传》，说作者在山河破碎之际，“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垒，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水浒后传序》），无疑是自道他作此小说是借以抒愤写心的。《水浒后传》依据原书的结局，叙写梁山英雄中剩存的李俊、燕青等３２人再度起义，由反抗贪官污吏，转为反抗入侵的金兵，惩治祸国通敌的奸臣、叛将，燕青在金兵占领的地区救助被掳的民众，去金营探视做了阶下囚的宋徽宗，全伙救出被金兵围困的宋高宗，保护他奠都临安，种种情节都寄托了陈忱的亡国之恨和关心国事的无限心曲。书中写李俊起义于太湖，继而开拓海岛，最后全伙聚集海上，建基立业，更明显地是由郑成功、张煌言拥兵海上抗清的实事而生发的小说情节，个中也反映着当时江南遗民们寄恢复希望于海上和坚决不臣服新王朝的普遍心态。
这种借续书抒愤写心的作法，一般难于在艺术上获得较大的成功。《水浒后传》也未能完全摆脱这种常规。造出李俊等人在海上建基立业的情节，虽然寄托遥深，却缺乏内在的生活血肉，特别是最后以岛国中众多功臣成婚，“赋诗演戏大团圆”作结，更是落入了俗套。但是，陈忱是一位有诗文素养的文士，在小说叙事方面也表现出一些新特点。《水浒后传》是续《水浒传》之书，也属于英雄传奇一类，但叙事模式发生了变化，人物、情节没有了同类小说的那种传奇色彩，而趋向寻常生活化，抒情写意性增强了。如第二十四回燕青探视被俘的宋徽宗，献青子黄柑一节，没有突出写燕青身履险境的智勇，主要是写了燕青和成了阶下囚的老皇帝的十分动情的对话，似极平淡，却意蕴深沉，表露着较浓郁的感伤情绪。书中写人物活动往往加进几笔景物描写，如第九回写李俊太湖赏雪，第十四回写戴宗泰山观日出，第三十八回写燕青、柴进登吴山俯瞰临安景象，月夜游西湖等，都是就实地实景写生，真切、自然，造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有些地方还进而由之引出人物的感慨、议论，如写燕青、柴进在吴山看四周景物，山川秀丽，宫阙参差，城内街市繁荣，柴进感叹说：“可惜锦绣江山，只剩得东南半壁！家乡何处？祖宗坟墓远隔风烟。如今看起来，赵家的宗室，比柴家的子孙也差不多了。对此茫茫，只多得今日一番叹息！”这种借小说人物抒情写意的笔法，也就使小说带有了几分抒情写意性。这无疑是通俗小说文人化带来的新的艺术素质。
○ 第二节 《醒世姻缘传》
作者与成书年代 独创的长篇世情小说 荒唐的因果报应模式 鲜活的社会众生相 宿命外壳中的真实内蕴 叙事的幽默与喜剧风格
《醒世姻缘传》署名“西周生”。对作者的真实姓名，研究者做过不同的推断，但都缺少真凭实据。小说是用山东中部方言作成，故事背景主要是山东济南府绣江县（章丘的别称）明水镇，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中间写到明代末年这一带地方的实有人事，如济南“守道副使李粹然”（第二十一回），“癸未”（崇祯十六年）除夕“大雷霹雳，震雹狂风”（第二十七回），《济南府志》里都有记载。这说明小说作者是明末清初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位文人，小说作成于清初顺治年间。
《醒世姻缘传》是继《金瓶梅》之后问世的一部长篇世情小说，风格也相近，其中的人物还引经据典式地引用了“西门庆家的潘金莲”的话语（第三回），受《金瓶梅》的影响是明显的。但这部小说的创作没有借用旧的故事框架，没有较多地采用或改制已有的作品，而是完全取材于现实生活，虚构出全新的小说人物和生活图画，而且还有一个明确的要解释社会人生的基本问题（夫妻关系恶劣的原因）的题旨，小说的情节结构也是由此而设计的。从这个角度说，《醒世姻缘传》是最早的一部作家独创的长篇世情小说。
《醒世姻缘传》原名“恶姻缘”，全书１００回，按照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先后写了两世的两种恶姻缘。前２２回叙写前世的晁家：浪荡子晁源纵妾虐妻，小妾珍哥诬陷大妻计氏私通和尚，致使计氏投缳自尽。小说开头还写了晁源伴同珍哥打猎，射杀一只狐精。这都成为冤孽相报的前因。第二十二回以后叙写今世的狄家：狄希陈是晁源转生，娶了狐精托生的薛素姐为妻，后来又继娶了计氏转生的童寄姐，婢女珍珠是珍哥转生的。狄希陈受尽薛素姐、童寄姐的百般折磨、残酷虐待，珍珠也被童寄姐逼死，“偿命今生”。最后，狄希陈梦入神界，虔诵佛经，便“一切冤孽，尽行消释”。为营造这样一个荒唐的两世姻缘的故事，小说中还写进了一些荒唐的情节和无稽的说教，整部小说有着浓重的荒诞神秘的色彩。
但是，当作者的笔触转向现实人生的时候，却又相当清醒，体察得很深切，在他主观编造的因果报应的故事框架的内外，描绘出相当丰富的真实而鲜活的世态人情。顽劣子弟私通关节便成了秀才，三年赃私十多万两的赃官罢职时还要“脱靴遗爱”，逼死人命的女囚使了银子在狱中依然养尊处优摆生日宴席，狱吏为了占有美貌的女囚不惜纵火烧死另一名女囚，无文无行的塾师榨取学生就像官府追比钱粮，江湖医生故意下毒药加重病情进行勒索，尼姑、道婆搬神弄鬼骗取钱物，媒婆花言巧语哄骗人家女儿为人作妾，乡村无赖瞅着族人只剩下孤儿寡母便谋夺人家的家产，新发户转眼就嫌弃亲戚家“穷相”。这部声称主旨在于明因果的小说，倒是全景式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吏治腐败、世风浇薄的面貌。
小说对作为因果关系的两个家庭、两种恶姻缘的描写也是有具体的生活内容的。晁家的计氏原本并非是不幸的，当初计家比较富裕，嫁到较贫寒的晁家时，除了丰厚的妆奁，还带来一顷田地，公婆欢心，丈夫也有几分惧怕，曾过了几年舒心日子。后来公公夤缘钻营，做了知县，晁家富贵了，晁源更加浪荡，娶了小妾，喜新厌旧，计氏才逐渐陷入了等于被遗弃的境地。她很苦恼，孤寂无聊，被尼姑钻了空子，经常来她房里走动，便成了被珍哥诬陷的根据和晁源要“休了她，好离门离户”的借口。这一切都写得很实际，没有羼入任何神秘的成分。作为因果链条上今世的狄家，尽管交代出与前世人物的对应关系，荒诞的内容添加了许多，但还是写出了现实的生活内容。薛素姐是带有几分神秘性的，写她超常的乖戾，虐待丈夫狄希陈，棒打、鞭笞、针刺，乃至神差鬼使地射丈夫一箭，是由于神人给她换了一颗恶心，但也写出了造成她那种虐待狂的现实原因。薛素姐出嫁前已闻知狄希陈性情浮浪，却只能听命于家长结成没有爱情的婚姻。临出阁时，母亲谆谆叮嘱：夫主是女人的终身依靠，不得违拗，丈夫即使偷丫头、嫖妓女，也要容忍，丈夫弃妻宠爱都是那做女人的量窄心偏激出来的。这就使薛素姐对男人先有了一种敌意。婚后，狄希陈果然是不本分，薛素姐发现妓女孙兰姬送给狄希陈的汗巾子、红绣鞋，对他扭打拷问，便招致了婆婆的不满。狄婆子说：“汉子嫖老婆，犯什么法？”“没帐，咱还有几顷地，我卖两顷你嫖，问不出这针眵的罪来！”（第五十二回）在那种男子可以纳妾、嫖妓女．而女子却必须谨守“不妒之德”的社会里，薛素姐对不忠实的丈夫越来越严厉、凶悍的惩罚，实则是出自女性本能的妒情和对男性放纵的反抗。小说中还写了薛亲姐不顾父母的阻拦出去逛庙会的情节，她事后得意地说：“你们不许我去，我怎么也自己去了！”（第五十六回）这也反映着妇女对现实的清规戒律的反抗意识。薛素姐的乖戾、凶悍是由那种社会所造成的人性的变态，虽然有作者的歪曲成分，但也有真实的社会内容，而且比其他小说中的悍妇形象更深刻地透露出“悍”的原因。
就小说开头作为缘起的一段议论和小说以晁家为前世、狄家为今世的结构看，作者显然是出于男性的立场有憾于世间家庭“阴阳倒置，刚柔失调”意即丈夫受妻妾的辖制、欺凌的现象而发作的。作者独将薛素姐写成狐精转世的一个心肠极恶的悍妇，更表现出男权主义的立场。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展现出来的人生图画却超越了作者的思想，且不说纵妾虐妻的晁源，即便是受妻凌辱的狄希陈也有咎由自取的现实因素，他的轻浮，对薛家的背义，也是导致薛素姐敌视、虐待他的原因。小说为揭示男性被女性欺凌的原因，追究到了男性压迫女性的人生悲剧，表现为一个循环相因的生活过程，在这个因果报应的荒谬逻辑中，也正蕴含着一个现实逻辑的内核：女性对男性的欺凌，也就是对男性压迫的反抗。小说在以因果报应警世功人的思想躯壳里，包孕着呼吁尊重女性、夫妻应当“相敬如宾”的现实意义。这就是《醒世姻缘传》超越一般写悍妇而旨在维持所谓夫纲的地方。
《醒世姻缘传》受《金瓶梅》的影响，写社会家庭间的寻常细事，真切、细致，贴近生活原貌，对城乡下层社会的描绘更富有鲜活的生活气息。作者对人情世态，揣摩得深切，在写实的基调上，往往加些夸张之笔，显示出其人其事的滑稽可笑，形成讽刺艺术的效果。小说中出现的各类人物，无论是官员、乡绅、塾师、乡约、媒婆、江湖医生、市侩商人、尼姑道婆、农村无赖，大都写出各自独具的那种卑陋的势利嘴脸，可说是写尽众生相。小说用方言俗语描摹人物情状，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诙谐幽默的情趣。如第八十八回写仆人吕祥调唆薛素姐追赶狄希陈去西川，中途拐了骡子逃走，被扬州差人看破，顿时心虚的光景：
怎禁的贼人胆虚，一双眼先不肯与他做主，毛毛稍稍．七大八小起来；其次那脸上颜色，又不合他一心，一会红，一会白，一会焦黄将去；再其次那舌头，又不与他一溜，搅粘住了，分辨不出一句爽利话来。
叙述中还常用几句夸张的形容，如写晁源惧怕小妾，珍哥的话刚出口，他“没等听见，已是耳朵里冒出脚来”；写薛素姐“一个搜风巴掌打在狄希陈脸上”，“外边的都道是天上打霹雳，都仰着看天”。这些形容都富有幽默、诙谐的情趣。诗人徐志摩曾称赞作者“行文太妙了，一种轻灵的幽默渗透在他的字句间”，“他是一位写趣剧的天才”。（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本序）
第三节 李渔的短篇小说
清初的拟话本小说 李渔的小说创作 演绎个人经验和情趣 专断的叙述与叙述的机巧 讽谕和娱乐
明清之际的拟话本小说，在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中，处在由整理、改编迈向独创的过渡时期。冯梦龙编辑“三言”之后，编创“二拍”的凌蒙初曾声明：宋元旧篇已被冯氏“搜括殆尽”，“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拍案惊奇序》）到清初，可供凭借的旧材料更加难得，作家们转向记述当时见闻，凭经验结撰故事，便是势所必然。拟话本小说由改编转向独创，自主性也就增大了，必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摹写世情的小说占了主导地位，话本的体制失去了约束力，作为“入话”的诗词和头回不再是不可缺少的，叙述中引证诗词的数量大为减少，等等。这时期的小说集有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圣水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酌玄亭主人的《照世杯》）等。创作上最有特色的是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
李渔的这两部小说集都是他自兰溪移家杭州后数年间作成幷刊行的。最先刊行是《无声戏小说》，12篇，继而刊行了《无声戏二集》，6篇。顺治十七年（1660）工部侍郎张缙彦被劾，罪状之一为曾“编刊”（实为资助）《无声戏二集》，内有粉饰过去迎降李自成的话，结果张被流放。后李渔将二书重新编排，抽换了关于张缙彦的一篇，易名为《连城璧》，分内外两集，共18篇。《十二楼》包括12篇小说，每篇都写及一楼，幷以楼名标题，故名。卷首有杜浚序，初刊本序末署“顺治戊戌中秋日锺离浚水题。”李渔作小说亦如作戏曲，自行刻售，是作为一种谋生之道。他将先出的小说集题名“无声戏”，意即不演唱的戏曲，表明在其小说观念中与戏曲一样重视故事情节的新奇有趣，也意味着他作小说要赢得读者的欢喜。所以，他摆脱了改编、因袭的作法，有自觉的创造意识，锐意求新。他的两部小说集共计30个短篇，大都是就个人的经验见闻，运用想象自行结撰的。后来，他曾颇为自负地宣称：“若稗官野史，则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拈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使数十年来无一湖上笠翁，不知为世人减几许谈锋，增多少瞌睡！”（《与陈学山少宰》，《笠翁文集》卷三）
李渔的短篇小说全是叙写世情的，展示的是社会家庭间财产、婚姻、子嗣、立身处世的问题，从题材角度说，与前出之“三言”、“二拍”中写市井生活的作品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李渔的小说不是摹写社会人生的实况，他所营造的小说世界，大都是与现实世界似是而非，所显示的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他别出心裁的经验之论和游戏人生的意趣。在《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里，费隐公有二十多房妻妾，“正妻不倡酸风，众姬妾莫知醋味”，一些不堪妻妾扰闹的男子纷纷前来讨教，他以“妒总管”自居，登坛说法，广授“弭酸止醋之方”，还率领众信徒向邻家妒妇淳于氏大兴问罪之师，展开了一场关于妒道与夫道的大辩论，最后铺谋设计，制服了妒妇。他的《疗妒羹》传奇演的就是这个故事，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幷非真实生活的故事。联系李渔自己妻妾众多，曾屡以“妾不专房妻不妒”自诩，不难看出他作此小说的底蕴，费隐公的“弭酸止醋之方”，也就是夫子自道其治家疗妒的经验。《鹤归楼》写两位新进士，娶的是一对表姊妹，新婚不久便奉命出使异国。郁子昌与妻子眷恋惜别，别后相思不已，数年下来夫老妻死；段于初抱惜福安命的哲学，生离权做死别，以绝情的态度断了妻子思念之心，8年后归来，夫妇颜貌如初。段于初解释他这种方法的妙处是：“假做无情，悻悻而别，她自然冷了念头．不想从前的好处，那些凄凉日子就容易过了。还说：“这个法子就是男子寻常出门远行，也该此法”，“知道出去一年，不妨倒说两载”，“宁可使她不望，忽地归来，不可令我先期，致生疑虑！”小说图解的、由段于初说明的这种法子，其实也就是李渔的生活哲学的机巧，他在《粤游家报》里就曾向家人讲这番道理（《笠翁文集》卷三）。这类小说还只是李渔将个人的生活经验化作生活的图画，《三与楼》、《闻过楼》两篇则直是自寓之作，前者引入了他的两首《卖楼》诗，后者引入了他的《伊园十便》诗，联系他在杭州期间的行迹，不难看出两篇小说的主人公虞素臣、顾呆叟，其实就是他自己，小说叙写的就是不耻干谒的山人李渔自己起楼卖楼的辛酸和希冀达官友人资助的曲微心态。在白话小说创作中，李渔是最早勇敢地投入自己、表现自己的作家。
李渔作小说也继承了拟话本小说与生俱来的关乎名教、有裨风化的套数，篇首篇尾总要做一番说教，有少数作品径直是劝善惩恶、维持世道的内容。但是，李渔绝少在封建纲常伦理上做文章，所发的大都是别出心裁的饮食日用之道，如“惜福安穷”、儿子无论亲生养子都要一律看待、死时不妨劝妻妾改嫁等等，可见他幷非道学先生。有时，他还会做点调侃语，如《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里，为主人抚养孩子的侍婢碧莲最后主人归来做了他的正室，作者说：“可见做好事的原不折本，这叫皇天不负苦心人也。”在一些篇章里，劝惩性的说教就只是一种敷衍。如《合影楼》里发的是“男女大防”要“防微杜渐”，而故事叙写的男女恋情却受到了肯定，最后通情达理地让有情人终成了眷属，顽固的家长则成了被愚弄、嘲笑的人物，说教也就成了虚假的门面。拟话本小说固有的教诲宗旨，在李渔的小说里完全变了味道。
李渔的小说创作突出地表现着一种玩世的娱乐性。他曾自谓其作小说戏曲是：“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偶兴》，《笠翁诗集》卷五）表白得很坦诚，也很确切。他写社会家庭间的纷争，总是以“欢喜心”让好人不必付出大的牺牲，最后得到好报，人生的酸味苦情都被冲淡、化解了；写人生浮沉穷通，总是用“游戏笔”让困顿中的人物神差鬼使般地陡然时来运转，富贵起来，好不欢喜。小说虽不全无劝惩之意，但主要还是娱乐人心。《换八字苦尽甘来》写皂吏蒋成由于八字不好，事事吃亏倒霉，人称“蒋晦气”，算命先生为他戏改了八字，便交上了好运，要钱有钱，要官得官。作者尽管煞有其事地做点幷不能自圆其说的表面文章，说这还是因为蒋成老实，而实则是用调侃游戏之笔编造了一个歪打正着的故事，让读者开心。《归正楼》写一位神通颇大的拐子改邪归正的故事，题目很正经，但小说没有着意写他归正前的拐骗恶行，他还是颇善良的，倒是在他立意归正后，具体写了他用拐子的手段骗来银子，建起了一座佛堂，还说是骗人作福。李渔幷没有顶真地按题目作文章，而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作游戏文章。有些篇章竟至涉笔极丑陋、污秽之事，也是为媚俗而跌入了庸俗。
李渔意识到了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不同，在小说创作中有着活跃的创造意识，但却过分地强调了创造的自由性，以为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为所欲为”。所以，他的小说表现出一种主观专断的叙事特征和情节的随意性。他不掩饰他作为叙述者的存在，总是以自己的名义、口吻进行叙述，不仅在篇前篇后絮叨地发议论，叙述故事也会随时介入他的解释和俏皮的调侃。他很少放弃叙述，作客观的展示，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懒得去描写人物的相貌、气质和活动的场景，藉以增强故事的可信性和情节发展的合理性。他选定了一个题目，便无顾忌地摆布人物，编织故事。他往往只凭着“时来运转”、“因祸得福”、“好人好报”之类的口头禅，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让皂吏蒋成、落泊文人秦世良（《失千金祸因福至》）、乞儿“穷不怕”（《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富贵起来。他要写才子的风流，便让书生吕哉生交上桃花运，有三个妓女真情实意地爱上了他，还出资为他娶来了一位大家闺秀，兼收了一位倾慕于他的富孀。（《寡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这就只能说是一些有趣的故事，而不是真实的人生写照。李渔毕竟精于人情世故又有文学才智，他编造的故事里也蕴含着人生的机趣。他的几篇小说大都取意尖新，突破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就伶人的身份和独特的生活环境，写男女主人公在舞台上借戏文传情，在面临被拆散的情况下，假戏真做，双双赴水殉情，成为李渔小说中最合乎人情物理而又最见其聪明才思的一段情节。《夏宜楼》用一架当时还是稀罕物的望远镜作为媒介，写了一场男女幷不在一处的爱情的发生和胜利，在叙事上又运用了控制视角的方法，使情节在悬念和解释的更替中进行，可以说别出心裁，富有情趣。《合影楼》就环境的特征，写一对男女在两家后园墙下相通的水池边对影盟心、荷叶传诗，终成眷属，意境新颖，随着家长态度的变化和爱情的顺逆，水池也发生了分隔和沟通的变化，连环境也带有了象征意蕴。
第四节 才子佳人小说
一种小说类型 作家的创作底蕴 才子佳人的婚姻 梦想 顺乎情而不悖乎礼故事的模式化及其演变
清初各类小说中，数量最多的是才子佳人小说。才子佳人的婚恋小说由来已久，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以后，传奇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中都不少见，旨趣是不同的。清初一时出现许多本这类小说，蔚为大宗，内容基本一致，与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迥然不同，成为清初小说的一大类型。
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是从晚明话本小说发展而来，篇幅增长了，一般在15至20回之间，成为章回式的中篇，书名也多仿照《金瓶梅》由主要人物姓名中的一个字拼合而成，如《玉娇梨》、《平山冷燕》。文字比较清顺、规范，中间夹有较多的诗词韵语，大多数是以诗词为主人公发生爱情的契机，有的诗词写得还颇有韵致。从这一点说，这类小说又受到了明人传奇的影响。就小说的内容说，这类小说是晚明拟活本中婚恋小说的新变。“三言”、“二拍”里都有才子佳人的婚恋小说，多是写文人的风流艶事，重在情欲的爱悦，有着浓厚的世俗色彩。清初的这类小说叙才子佳人才色相慕，终成连理，是超世俗情欲的，追求理想的配偶，却严守礼教规范，幷往往与才子的功名遇合纠缠在一起，题旨、意趣与晚明小说是不一样的。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家是天花藏主人张匀，槜李烟水散人徐震。张匀编着幷经营刊印，多为才子佳人小说，最著名的是《玉娇梨》、《平山冷燕》、《定情人》等。徐震是在最初写出传奇类的小说《女才子书》之后，受书坊主人的邀请作起才子佳人小说的，作品有《合珠浦》、《珍珠舶》、《赛花铃》等。他们都是失去了科举仕进缘机的文人，在小说创作迈入兴盛之际，作小说是一种谋生的方式。他们都曾自述其境遇、心境。张匀在《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中说：“顾时命不伦”，“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其黄粱事业”，“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徐震在《女才子书叙》里述说穷困不遇的境况还特别讲到家中没有梁鸿孟光“举案齐眉”之乐的遗憾，自谓作小说“虽无异乎游仙之虚梦。跻显之浮思”，然“泼墨成涛，挥毫落锦，飘飘然若置身凌云台榭，亦可以变啼为笑，破恨成欢矣。”这也都道出了他们写才子佳人小说的深层底蕴。
清初同类小说最先出的几部都是才子佳人求偶择婚的故事。才子必定要有才貌双全的佳人为偶，于是外出访求，“游婚姻之学”；才女也必定待才子而嫁，于是个人和家长乃至朝廷都要试才选婿，也就往往引出权豪的构陷，又有无才的小人拨乱其间。作者心目中的“才”主要是能诗擅文，诗便成了男女主人思暮、追求的契机和表达倾慕之情的方式，婚姻之事便注入了文雅风流的内容。权豪由于为子女提亲被拒绝而进行构陷，才子佳人大都难免为避害而易名迁徙之苦，故事也就曲折起来。但是，其中几乎完全没有现实的礼法、婚姻制度对青年人的爱情所造成的阻力、不幸，几乎所有家长对子女的自主择婚都是支持的。小说最后都是以才子佳人终成眷属而结束，又往往是才子中高科，奉旨成婚，富贵风雅都有了。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所描绘的，正如它们的作者所表述的，不过是他们徒自憧憬的富贵风流梦。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将晚明世情小说的纷繁世界转向文人、淑女的一角，由文人们的风流韵事变为求偶择婚的庄语，也反映了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这类小说中明白表现了自主择婚的意识，提出了以才、貌相当为条件的爱情婚姻观。丢了现实中还占据着支配地位的家长包办婚姻、子女不得自主的封建现念，让所谓佳人超脱了“无才便是德”、只是做男子的附属的境地，有的小说还特别突出了佳人的才智、胆识，如《定情人》的江蕊珠。这显然是承受了晚明反传统礼教、反理学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但是，这些小说的作者使婚恋主题雅化、淡化，甚至淘汰掉青年男女相爱的自然情欲的动因和内容，突出了诗词才情的欣赏，将男女之情引向择婚的风雅上去，自主择婚而不越出礼教设定的范围，才子佳人之间只有爱慕而没有爱情的冲动和情思，更没有幽会、私奔，情被超俗化自然也就无伤大雅了。当时的官僚文人刘廷玑说：“近日之小说，若《平山冷燕》、《情梦柝》、《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等类佳人才子慕才慕色，已出之非正，犹不至于大伤风俗。”（《在园杂志》卷二）这也说明清初才子佳人小说言男女之情而不悖乎礼的思想特征。
作者多是为谋生而作小说，他们幷不熟悉上层社会和得意文人的生活，创作缺乏生活体验的基础，继《玉娇梨》、《平山冷燕》而出的才子佳人小说，多是在其奠定的格局中作些变化，旨趣和情节模式大体相类，人物缺乏有生活血肉的个性，所以后来受到了如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头借石头之口所作的“千部共出一套”的批评。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对后世小说创作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康熙以后出现《好逑传》、《驻春园小史》等，都是沿袭了《玉娇梨》、《平山冷燕》的套路，只是增加了世情方面的描写，加入侠义乃至神怪的情节。曹雪芹虽然批评了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上也确实是与之大不一样，由编织才子佳人超俗的婚姻理想，转向直写上层社会人生婚恋之不幸，艺术造诣更是才子佳人小说不能比拟的，但是，《红楼梦》中对女子情有独锺的文化内蕴，显示出的心灵结合的爱情观，大观园中试诗才、联吟唱和的情节，也还是发脉于才子佳人小说。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无疑是中国小说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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