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杂剧这朵奇葩，最初是在北中国的广袤大地上绽开的。
成书于元至顺元年（１３３０）的锺嗣成的《录鬼簿》，大致上按时间先后记录了元杂剧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情况。该书将元杂剧作家大致分为三类：“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方今已亡名公才人相知者”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及“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其中“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共５６人，可以说是元杂剧创作的第一批作家。他们的籍贯基本上在北方，虽然关汉卿、白朴等人在元统一中国后到了南方，但其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北方进行的。他们的创作活动年代，大致是从蒙古灭金（１２３４）至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１２９５～１３０７），这也正是元杂剧从兴起到繁荣鼎盛的时期。
从《录鬼簿》所谓“前辈”作家的籍贯来看，这些作家又以大都（１７人）、真定（７人）、东平（５人）、平阳（６人）最为集中，可见取这四个地方为主体形成了相对集中的作家群。这四个作家群并不是封闭的，彼此之间由于作家的流动而进行着频繁的交流，同时它们的影响又旁及附近的地区，从而构成了以大都为中心，包括河北、山西、山东以及河南和安徽的北部这一广大地域的北方戏剧圈。
北方戏剧圈的杂剧创作，既有着共同的时代精神和总体风格，同时又由于各自地域文化的特色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犹如五彩云霓，将北方的天穹妆点得云蒸霞蔚，气象万千。
第一节 大都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庞大的市民阶层及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审美趣味、价值取向 大都作家群的形成 纪君祥与《赵氏孤儿》 杨显之与《潇湘雨》石子章与《竹坞听琴》 王仲文与《救孝子烈母不认尸》
大都原是金朝的首都，称中都。在蒙古灭金的过程中，这个城市曾遭受战火的重创。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次年二月，大都正式定为元朝的首都。早在至元元年（１２６４），忽必烈就开始对大都进行大规模重建，包括在旧城西北修建新城。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大都城基本建成。随着元王朝统一中国，大都城不仅成为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而且迅速发展成为经济繁荣、消费性商业色彩浓厚的大都会。
王惲（１２２７～１３０４）在《日蚀诗》中说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大都的居民有十万家。以一户四至五口人计算，则当时大都的居民约有四五十万人之众。这些居民中，包括王公贵族、官僚和他们的家眷，更多的则是广大的下层市民－－包括各行各业的工匠（官匠、民匠）、经纪人、买卖人、小贩、小吏、侍从、奴仆以及医卜星相之流。正是他们，构成了大都市民阶层的主体。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审美趣味及价值取向，为杂剧艺术之花的盛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养分。
关于大都杂剧创作和演出的具体情况，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难以确切得知。但《录鬼簿》所载“前辈”作家大都籍的即占１７人，其中包括了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第一流作家；夏庭芝《青楼集》记载当时的杂剧名艺人，经常在大都演出的，就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最负盛名的珠帘秀、顺时秀、天然秀、司燕奴等人。另外，大都作为元王朝的首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散居于北方各地的作家们到过大都，或在大都进行过创作活动的也不少。像东平作家高文秀，据《录鬼簿》记载被“都下人号小汉卿”，这说明他在大都有过创作活动，受到大都人的赏识，并将他与关汉卿并称。这一情形清楚说明，大都的杂剧创作和演出活动十分活跃，是北方戏剧圈的创作中心，前期的杂剧艺术之花在这里绽开得最为硕大，也最为艳丽。
大都作家群以关汉卿为领袖，贾仲明《凌波仙》吊词称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说明他在戏曲界的崇高声望。同时，大都作家彼此间的联系也十分密切。据《录鬼簿》记载，与关汉卿有交往的大都剧作家就有杨显之、梁进之、费君祥等人。如“杨显之”条云：“大都人，关汉卿莫逆之交，凡有文辞，与公较之。号杨补丁是也。”这里所说的“文辞”，自然应该包括杂剧剧本的创作。这种密切的交往和切磋，对杂剧艺术的提高以及创作风格的趋同，当然是大有助益的。
大都作家群除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外，成就较著者还有纪君祥、杨显之、石子章，王仲文等人。
纪君祥，一名天祥，生平事迹不详。钟嗣成《录鬼簿》说他“配李寿卿、郑延玉同时。”所撰杂剧６种，今存《赵氏孤儿》１种，另《松阴梦》有残曲存于《雍熙乐府》等曲籍中。
《赵氏孤儿》是一部历史剧。其本事见于《左传》、《史记·赵世家》，但两书所记差异较大。本剧主要依据《史记》敷演而成，但情节上作了较多改动。剧本写春秋时晋灵公昏愦不君，武将屠岸贾擅权，将大臣赵盾满门抄斩，其子驸马赵朔亦被逼自杀。赵朔妻在幽禁中生下赵氏孤儿，被赵朔门客程婴偷带出宫。屠岸贾得知后，下令屠杀全国所有半岁以下婴儿。程婴为保赵家骨血，与退休老臣公孙杵臼商议，将自己的儿子送给公孙，顶替赵氏孤儿，然后出首，揭发公孙收藏了赵氏孤儿。结果程子被杀，公孙自杀，程婴被屠岸贾收留为门客，所携赵氏孤儿也被屠岸贾认为义子。２０年后，孤儿长大成人，程婴告之以真相，终于报了大仇。
《赵氏孤儿》显然是一部具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剧作。奸臣屠岸贾的残暴狠毒与程婴、公孙杵臼等人冒死历险、慷慨赴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构成了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屠岸贾为了个人私怨而杀害赵盾全家，为了搜捕赵氏孤儿而不惜下令杀全国的小儿，这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径，使他成为邪恶的化身。由于他得到昏君的宠信，掌握了大权，这就使得程婴、公孙杵等人为救护无辜而进行的斗争特别艰巨，甚至要以牺牲生命和舍弃自己的后代为代价，从而构成了全剧惨烈悲壮的基调。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将此剧与关汉卿的《窦娥冤》并提，指出： “剧中虽有恶人交扌冓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洵为切中肯綮之论。剧本最后以除奸报仇结局，则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完成了复仇的主题。
在对《赵氏孤儿》的研究中，曾涉及作者写作本剧是否有反元复宋的民族意识的问题。宋王室自认是春秋晋国赵氏的后裔，因而对保存赵孤的程婴、公孙杵臼等多次加以追封。南渡之际，徽、钦二帝被掳，赵宋王朝风雨飘摇，“存赵孤” 更被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政治意义。宋室覆亡之后，人们仍把一些忠臣义士、遗民故老反元复宋的行动直接与历史上程婴、公孙杵臼等人保存赵孤的行为相联系。如文天祥曾写诗赞扬抗元忠臣家铉翁云：“程婴存赵真公志，奈有忠良壮此行。” 元世祖至元年间，元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珈发掘南宋六代皇帝的陵墓，弃骨草莽，唐珏等人暗中收拾遗骨埋葬。罗有开在《唐义士传》中对此事评论道：“吾谓赵氏昔者家已破，程婴、公孙杵臼强育其真孤；今者国已亡，唐君玉潜匮藏其真骨。两雄力当，无能优劣。”可见，“存赵孤”一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确是一个敏感的、具有强烈政治暗示的话题。我们虽然难以考察纪君祥撰写此剧的真实动机，但在宋亡不久的元代舞台上演出这一历史故事，而且让主人公高唱“凭着赵家枝叶千年咏”，“你若存的赵氏孤儿，当名标青史、万古留芳”等曲辞，至少在客观上与当时广大汉族人民普遍存在的反元复宋的思想情绪是相吻合的。当然，我们注意到此剧具有民族意识的一面，并不代表此剧的意义仅仅局限在这一点。在邪恶势力黑云压城、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呼唤正义，讴歌为正义而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并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应该是此剧广受欢迎、流传久远的更重要的原因。
《赵氏孤儿》的人物形象塑造也颇具特色。剧中的一批正面人物形象，作者赋予他们不畏强权，见义勇为，视死如归的崇高品格。但他们性格的完成，并不是标签式的抽象道德观念的外化，而是在剧情的展示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加以凸现的，因而显得真实感人。例如程婴，最初受托救护赵孤时，还是出于单纯的报恩思想，而当屠岸贾声言要杀尽晋国“半岁之下，一月之上”的小儿以后，他的舍弃己子的举动，就不仅仅是为一个赵孤，同时也是为了挽救更多的无辜，他的思想境界明显地有一个升华的过程。在剧本第三折，狡诈的屠岸贾让程婴拷打公孙杵臼，以试其真伪。程婴为保住赵孤，既要担当卖友求荣的恶名，又要亲手拷打共谋者，特别是屠岸贾当着程婴的面，亲手将假冒赵孤的程子剁为三段，这都使程婴处于常人所无法承受的精神重负之下。而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强忍悲痛，始终不露破绽。正是在这种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程婴忍辱负重、沉着坚毅、视死如归的思想性格特点，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流传到国外的古典戏剧著作之一。早在公元１７３３年就传到法国。次年法国《水星杂志》发表了法译片断，１７３５年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刊登了法文节译本。从１８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初期，又在英国几经翻译、出版。此外，意、法、德等国著名作家都曾改编上演过此剧。
杨显之，大都人，与关汉卿为莫逆之交。贾仲明《凌波仙》吊词说著名女艺人顺时秀称他为“伯父”，可见是一位熟悉勾栏生活，与下层艺人关系密切的作家。所撰杂剧共８种，今存《临江驿潇湘秋夜雨》、《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两种，前一种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
《临江驿潇湘秋夜雨》，简称《潇湘雨》，是一部以男子负心为题材的作品。儒士崔通未仕前娶张翠鸾为妻，妆信誓旦旦地表示：“小生若负了你呵，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照临。”可一旦高中状元，便抛弃发妻而另娶试官之女，以为攀附之阶。当翠鸾历经辛苦找到他时，他不仅不认翠鸾，反诬翠鸾为逃婢，发配沙门岛，并嘱解差在途中将她害死。作品以犀利的笔触，将一个趋炎附势、人格卑下的无行文人的丑恶灵魂，无情地揭露了出来。
封建社会的某些知识分子一旦得志，往往抛弃原来患难与共的妻子，另娶高门，寻求仕途上的靠山；而许多权贵也希望通过儿女婚事，笼络新贵，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因此造成了种种婚姻悲剧。此剧反映的就是这种现象。从剧本的具体描写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作者对此类现象的深恶痛绝，和对受害妇女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但剧本的结尾，作者却让崔通在未受到惩罚的情况下，与翠鸾重续鸾胶，显得极其勉强，反映了作者无法找到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的历史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全剧的悲剧性。
《潇湘雨》以描写人物心理见长。剧本第三折把荒郊空野、风雨交加的凄凉景象，与翠鸾披枷带锁、负屈衔冤的痛苦心情融为一体，由辞如泣如诉，扣人心弦，宾白关目朴实无华，切合人物情境，历来为人们所激赏。
石子章，大都人，生平事迹不祥。所撰杂剧两种，今存《秦翛然竹坞听琴》一种，另一种《黄桂娘秋夜竹窗雨》有佚曲载于《词林摘艳》中。
《竹坞听琴》写道姑郑彩鸾与书生秦翛然的爱情故事。它的基本戏剧冲突，并不像大多数爱情剧那样着力于表现封建礼教及其代表封建家长与青年的矛盾，而是道家清规戒律与郑彩鸾对世俗生活和人间情爱追求的对立。因此，运用较多 “独白”来充分展示人物内心情感世界，乃是此剧的一大特色。“人说道出家的都待要断尘情，我道来都是些假、假！”从郑彩鸾对道庵违背人性的禁欲条规的控诉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于人的正常感情和正常生活要求的肯定，使得此剧成为一曲洋溢着人性光辉的世俗情歌。此剧在情节上多用巧合，曲文晓畅而富情韵，是元剧中较优秀的作品。
王仲文，大都人，生平事迹不详。所撰杂剧１０种，今存《救孝子烈母不认尸》一种。该剧的题旨有两点：一是歌颂贤德刚烈的母亲李氏，她让亲生儿子杨兴祖去应征从军，却将丈夫亡妾所生的次子杨谢祖留在家中。当谢祖被冤系狱时，她为救护谢祖，勇敢地与官府抗争，表现得坚韧顽强。另一点是赞颂清官王翛然的清廉公正。王翛然在历史上实有其人，《金史》有传。民间传说常把一些清官断狱的故事附会在他身上，在元杂剧中，他是一个可与包拯媲美的形象。然而此剧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乃是在描述冤狱过程中对元代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吏治腐败现象的揭露。王翛然说道：“俺这衙门如锅灶一般，囚人如锅内之水，祇侯人比作柴薪，令史比着锅盖。怎当他柴薪爨炙，锅中水被这盖定，滚滚沸沸，不能出气，蒸成珠儿，在那锅盖上滴下，就与那囚人衔着冤枉泪一般。”这里对冤狱的描写，与关汉卿的《窦娥冤》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此剧对元代军户生活也有较具体的描写，颇具历史价值。
第二节 河北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河北作家群以真定为主，同时旁及大名、保定、涿州、彰德等地区。真定，即今河北正定。这里能够成为前期杂剧创作的重镇，是和它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分不开的。
隋唐以来，真定由于地处南北交通要塞，逐渐发展为一个人口稠密，商业繁盛的城市。宋金对峙时期，这里成了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处。南宋孝宗乾道六年（１１７０），诗人范成大出使金国，途经真定，看到了这里保存的北宋大曲歌舞的演出，不禁感慨系之，说：“虏乐悉变中华，唯真定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在蒙古灭金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真定一直由汉人世侯史天泽家庭所控制。史氏家族比较注意推行涵养民力、发展生产的政策，曾有效地解决了兵民未分，赋役无定法及国兵奥鲁的骚扰等问题，社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真定路之南门曰阳和，……左右挟二瓦市，优肆倡门，酒垆茶灶，豪商大贾，并集于此。大抵真定极为繁丽者”（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上）。从时人的这些实录中不难看出，相对于金元之际北方广大地区生产力所受到的巨大破坏，真定地区可称得上是一块沙漠中的绿洲。
真定世侯史天泽父子还是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人。天泽本人是散曲作家，《录鬼簿》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其子史樟，即史九散仙，也曾撰写过杂剧。他们都喜欢交纳文人。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当权者对文人宽容的态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众多流寓失所的文人名士向真定地区聚集，王若虚、元好问、白华白朴父子，就是其中声名较著者。
《录鬼簿》记载的前期真定杂剧作家主要有白朴、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侯正卿、史樟、江泽民等七人，此外还有大名李进取、陈宁甫，保定彭伯威，涿州王伯成，彰德赵文殷、郑廷玉等人，他们共同构成了河北作家群。
李文蔚，曾任江州路瑞昌县尹。白朴所作《夺锦标》词，题为“得友人王仲常、李文蔚书”，有句云：“梦里封龙旧隐，经卷琴囊，酒尊诗笔。”此词作于至元十七年，词中“封龙”指封龙山，在真定境内。据此可知他们年青时是感情深笃的交往密切的朋友。李文蔚所撰杂剧共１２种，今存３种：《同乐院燕青博鱼》、《张子房圮桥进履》、《破苻坚蒋神灵应》。
李文蔚存世的《燕青博鱼》和佚作《燕青射雁》，是元杂剧中仅有的两部写燕青故事的戏。燕青是《水浒传》描写的梁山泊一百零八个好汉之一。作为《水浒传》成书之前在民间流传阶段的一环，此剧与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剧一样，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剧写梁山好汉燕青，因违误军令，被宋江赶下山去，以贩鱼为生，结识了燕和、燕顺兄弟。燕和之妻王腊梅与杨衙内通奸，被燕青发现，与燕和同来捉奸。杨衙内仓皇逃走后，反将燕青、燕和捉拿，下在死囚牢中。后来他们在燕顺的帮助下脱险，并将杨衙内、王腊梅拿获，押上梁山处死。此剧的情节虽然为后来《水浒传》所无，但剧本对权豪势要横行无法的揭露、和对梁山英雄抗暴除害反抗精神的歌颂，与《水浒传》是一脉相通的。此剧曲文本色质朴，如第一折燕青所唱《燕过南楼》曲：
我是一个海龙摧鳞去甲，我是一个爬山虎也罗奈消爪敲牙。往常时我习武艺学兵法，到如今半等也不纳。则我这拿云手怕不待寻觅那等瞎生涯，我能舞剑偏不能疙查查敲象板，会轮枪偏不会支楞楞拨琵琶，着甚度年华。
将一位失路英雄悲愤无奈的心情刻画得相当生动贴切。孟称舜评此剧文辞 “固非名手不办”。唯剧本头绪较繁，人物杂出，脉络欠连贯。
尚仲贤，曾任江浙省务提举，后弃官归去。所作杂剧１０种，今存３种：《洞庭湖柳毅传书》、《汉高祖濯足气英布》、《尉迟恭三夺槊》。而以《柳毅传书》最为著名。
《柳毅传书》本自唐人传奇《柳毅传》。这一故事在宋元时期流行颇盛，但只有此剧完整保存了下来。剧写洞庭龙君之女三娘，婚后备受丈夫泾河小龙虐待，被罚往水边牧羊。落第书生柳毅路经此处，对龙女的遭遇深表同情，遂为她传书报讯。她的叔叔钱塘火龙闻讯大怒，率领水卒，打败了泾河小龙，救回三娘。后柳毅与三娘结为夫妻。
此剧虽然涂抹了一层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折射出的仍然是现实人间社会图景。在封建时代，夫权是捆缚妇女的一条粗大的绳索，造成了无数妇女的悲惨命运。此剧反映的就是这一现实问题。“他鹰指爪，蟒身躯；忒躁暴，太粗疏。但言语，便喧呼；这琴瑟，怎和睦。可曾有半点儿雨云期，敢只是一刬的雷霆怒”。三娘的这些悲怨凄惨的诉说，使我们看到了在夫权压迫下的妇女饱受摧残的身影。柳毅是一个至诚书生的形象。他见义勇为，不辞劳苦，救助受丈夫逼害的无辜妇女，体现了中国人民富有同情心的传统美德。他和三娘人神结合的爱情，符合广大观众的愿望，又具有浪漫色彩，这是此剧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此剧文辞本色而秀丽，关目紧凑而热闹，波澜迭起，境界阔大。第二折钱塘火龙与泾河小龙大战的场景，由正旦扮电母，以向泾河老龙报告战况的形式用曲、白结合说唱出来，明显带有说唱文学向戏曲过渡的痕迹。
戴善甫，一作善夫，曾任江浙行省务官。与尚仲贤既是同里，又是同僚，关系密切。所撰杂剧４种，今仅存《陶学士醉写风光好》１种。
《风光好》男主人公陶谷史有其人，其故事则出于《南唐近事》、《玉壶夜话》等宋人笔记。剧写宋初陶谷奉命出使南唐，意图说降。南唐丞相宋齐丘令韩熙载设宴款待，席中派妓女秦弱兰对陶进行诱惑。陶正色拒绝，回旅舍后却题 “独眠孤馆”隐语于壁上。韩熙载等侦知后，又派弱兰化妆成驿卒之妇勾引陶谷，陶果然中计，并题《风光好》词赠与弱兰。宋齐丘再次设宴，命弱兰当堂歌《风光好》词，陶羞愧难当，遂弃官逃往吴越国，后与弱兰成婚。此剧讽刺了陶谷假道学的面目，但没有简单地将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处理，而是力图揭示在他身上人性的力量与道学要求的对立，灵与肉的搏斗，让人性力量的轻易取胜来凸显道学的虚伪和不堪一击，具有鲜明的市民文学的特色。剧本构思巧妙，意趣盎然，文辞天然本色，是元剧中较优秀的讽刺喜剧。
郑廷玉，著有杂剧２３种，今存《楚昭王疏者下船》、《布袋和尚忍字记》、《宋上皇御断金凤钗》、《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崔府君断冤家债主》、《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等６种。
关廷玉的现存剧作中既有历史题材，也有公案、神仙道化、社会伦理等题材，呈现出眼界阔大、题材多样化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他的剧作思想内容亦较为复杂。其中既有对元代社会黑暗腐朽现象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又有对封建伦理道德、佛道消极观念的露骨的宣扬和礼赞，两者交织，瑕瑜互见。其中写得较好的是《看钱奴》一剧。
《看钱奴》取材于晋干宝《搜神记》中的“张车子”故事。剧写秀才周荣祖上京应举，将家财埋在地下。穷汉贾仁在佛前祈福，因周荣祖的父亲曾对佛不敬，故神灵遂将周家财富借与贾仁２０年。贾仁到周家掘到宝藏，变为大财主，周荣祖则沦为穷人。周荣祖饥寒交迫，无奈将儿子卖给贾仁。贾仁慳吝成性，作了２０年的“看钱奴”，死后财产仍归了周家。
这个剧的主旨是借周、贾二人的荣枯转换，宣扬贫富天定，因果报应的思想，消极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中用漫画手法涂抹守财奴的形象，把财主贪婪慳吝的心理和伪善狡诈的手段，刻画得入木三分，又有着明显的积极因素。像第二折的贾仁买子，他连别人出卖亲子的钱都要赖掉，连替他作中人的门馆先生都要叫他赔钱。为了攫取财富真是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在第三折，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敷演出买鸭挝油、狗舔指头、马槽发送、借斧断尸等喜剧性场面，刻骨入髓地揭示了一个守财奴损人利己的本性和贪婪慳吝的心理。
贾仁这一守财奴的形象，概括了阶级里许多人物的共同特征，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我们从明代徐复祚的杂剧《一文钱》中的卢至、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等吝啬鬼形象身上，可以看到此剧的深远影响。
第三节 山东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东平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文化环境、丰厚的民间演剧传统 水浒戏创作的中心 康进之与《李逵负荆》、高文秀与《又献功》 李好古与《张生煮海》武汉臣与《老生儿》
山东作家群以东平人数居多，同时也包括济南、棣州、益都等地的作家。元初的东平行台辖境甚广，今天山东省的济宁、兖州、泰安、德州等地区均包括在这一范围内。东平能够成为前期杂剧创作的活跃之地，其情形与真定十分相似。在金末元初这一历史阶段，东平在汉人世侯严实、严忠济父子辖领之下。他们比较注意辖区内社会的稳定，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涵养民力的政策，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蒙古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直接破坏，保持了辖区内社会的相对安定繁荣。马可波罗在元统一之初曾到过东平，他曾描述东平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城市，商品与制造品十分丰盛”，“有一条深水大河流过城南，……大河上千帆竞发，舟楫如织。”证以史籍，马可波罗的描述大致上是准确的。如刘一清《浅塘遗事》记载，南宋太后等降元后北上，路过东平，曾说：“此处风俗甚好，商旅辐辏，绢、绵价极贱，一路经过，惟此为最。”
严氏父子还重视文治，喜延揽人才，“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材多于他镇。”（《元史·宋子贞传》）如元好问、杜仁杰、胡祇遹、王磐、杨奂、商挺等著名文人，都曾寓居于东平。又据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严忠济于宪宗二年（１２５１）重修府学，招诸生近百人。著名杂剧作家高文秀，即为府学生员。在那个斯文扫地、芹藻无光的时代，东平地区相对是文士的一方乐土。
东平的民间文艺活动也十分活跃。至元三年（１２６６），朝廷一次即“召用东平乐工凡四百一十二人”（《元史·礼乐志》），足见东平本地乐工人数的众多。今南戏《错立身》的女主角王金榜，是早期东平散乐。所谓散乐，指的即是民间剧团和艺人。杜仁杰的《庄家不识勾栏》套曲，生动记录了元代早期杂剧演出的实况，是研究杂剧史的珍贵史料。据一些研究者指出，套曲所描述的演剧场面，正是东平的实际情况。
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丰厚的民间演剧传统，如阳光雨露，滋养了东平杂剧艺术之花的茁壮开放。
据《录鬼簿》记载，前期作家中东平籍的有高文秀、张时起、李好古、顾仲清、张寿卿等五人。另外，还有济南的武汉臣、岳伯川、棣州的康进之、益都的王廷秀等，他们构成了山东作家群。
谈山东作家群，不能不首先提到他们的水浒戏创作。在全部元杂剧存目的大约三十种水浒戏中，属山东作家群的就有１０种之多，其中康进之２种，高文秀８种。从流传到今天的作品来看，山东作家群不仅创作特色显然和“地利”有关，宋代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根据地梁山泊就在东平地区，当地广泛流传着义军的故事，因而为作家进一步加工创造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康进之所作杂剧两种：《梁山泊黑旋风负荆》、《黑旋风老收心》，均为水浒戏，今存前一种。高文秀，《录鬼簿》记他是“东平府学生员，早卒。都下人号小汉卿”。可知他大约活动于元初，年龄应小于关汉卿。所作杂剧３２种，今存５种：《黑旋风双献功》、《好酒赵元遇上皇》、《刘玄德独赴襄阳会》、《顺贾大夫谇范叔》、《保成公径赴渑池会》。值得注意的是，高文秀所作３２种杂剧中，水浒戏就有８种，可说是元代写水浒戏最多的作家。存世之作《黑旋风双献功》与康进之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堪称元代水浒戏的双璧。
《梁山泊黑旋风负荆》，简称《李逵负荆》。剧写杏花村酒店东主王林之女满堂娇，被假冒宋江、鲁智深的贼人宋刚、鲁智恩抢走。李逵闻知后怒不可遏，上山寨严斥宋、鲁二人，大闹聚义堂。宋江偕鲁智深、李逵下山对质，真相大白。李逵深悔鲁莽，向宋江负荆请罪，最后擒住贼人，使王林父女团圆。
此剧成功地塑造了李逵这个农民英雄的生动形象。剧作一开始，就以细腻抒情的笔调，描写李逵对梁山风光的赞美：“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知这碧粼粼春水纹绉，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 真是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李逵心目中梁山优美纯净的景致，乃是梁山正义纯洁的起义事业的物化，从他对梁山景致的赞美，透露出来的正是他对梁山事业的无比热爱。正是基于这种朴素的感情，他不允许任何人，哪怕是他最敬重的宋江哥哥玷污它。因此，当他得知宋江、鲁智深做了有违梁山事业宗旨的事情，便本能地冲上山去，怒斥宋、鲁二人，并欲砍倒象征正义的杏黄旗。这一举动，充分展示了李逵视梁山事业为生命，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同时又颇粗鲁莽撞的性格。下山对质的情节，写李逵对宋、鲁二人抱有成见，对他们的种种猜疑和防备，从而刻画了他戆直、天真又不无小聪明的可爱性格。真相大白后的负荆请罪，则写出了李逵豁达的胸怀和勇于认错的品质。总之，剧作多角度地展示了李逵的性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血肉饱满，气足神完，极富感染力。
此剧的另一特色是喜剧手法的成功运用。李逵和宋江的矛盾是剧本的主要矛盾，它是由误会产生的。误会本身是虚假的，而误会所以产生的缘由却是严肃的，因而从误会中自然而然生发出一系列喜剧性情节。如李逵上山问罪，从旁敲侧击到正面冲突，从挥斧砍旗到堂前赌赛，自以为真理在握，步步进逼，气冲牛斗。而李逵是煞有介事，就越显得滑稽可笑。在下山对质途中，李逵对宋江行走的快慢，总能找出他认为合理的解释，使误会由于错觉而进一步加深。宋江由于胸有成竹，不仅不计较李逵的无礼，反而不时对他进行挑逗。这种从人物性格出发的误会性冲突，使此剧充溢着浓郁的喜剧气氛，同时也深化了人物的性格。
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简名《双献功》，又作《双献头》。剧写李逵奉宋江之命保护孙荣赴泰安进香。孙荣之妻郭念儿与白衙内有私情，白衙内遂将孙荣陷害入狱。李逵入监探视，巧救孙荣出，并放走满牢囚犯。最后李逵杀死白衙内、郭念儿，携人头回梁山献功。
水浒故事中的李逵本是个粗粗豪莽撞的人物，此剧也基本保持了这一性格特征。例如他杀了白衙内之后，蘸着鲜血在墙上大书：“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黑旋风李逵杀了白衙内来。”活脱脱一个敢做敢为豪气干云的草莽英雄形象。然而此剧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作者以浓彩重墨突出刻划了李逵性格中细心机敏的一面，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例如第三折，一向快人快语，动不动抄起板斧就砍的李逵却表现得十分精细，他装傻扮痴，捉弄牢卒，巧妙地用蒙汗药将其麻翻，结果无须动刀动枪，成功地救出了孙荣和满牢囚人。粗莽与精细，本来是两个相反的概念，但高文秀却能将它们和谐地统一在李逵身上，从而显示了人物性格刻划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此剧关目紧凑，曲白质朴自然，切合人物身份又富有生活气息。高文秀显然是位熟谙舞台演出三昧的当行作家。他被时人称为“小汉卿”，并非过誉。
在山东作家群中，李好古和武汉臣的创作也较有特色。李好古，撰杂剧３种，今存《沙门岛张生煮海》１种。此剧与尚仲贤的《柳毅传书》一样，写的是一出人神相爱的故事，富有神话色彩，但它所反映的，实是人世间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女主角龙女琼莲的唱词：“普天下旷夫怨女便休教间阻，至诚的一个个皆知所欲”，点明了此剧的主旨，它与《西厢记》“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要求可谓如出一辙。男主角张羽的形象似比《西厢记》的张珙更有所发展。张珙在爱情受到阻隔之后，长吁短叹，表现出书生软弱无能的一面；张羽则大胆抗争，用仙姑所赠的银锅等法宝煮得大海沸腾，迫使龙王作出让步。龙王显然是封建家长的化身，张羽以自己的主动斗争赢得了胜利，这一情节，对现实生活中的青年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此剧曲词清隽优雅，但关目情节稍嫌冗杂。剧末东华仙度脱张羽、琼莲同升仙班的描写，落入神仙道化剧的窠臼，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此剧的思想意义。
武汉臣，济南人。著有杂剧１０种，今存《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包待制智赚生金阁》两种，以前一种较有特色。
《老生儿》是一出社会伦理剧。它表现的是一个财主家庭围绕子嗣及继承权所引发的纠纷，展示了血缘区分亲疏远近的封建家庭成员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让人们透过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看到了其真实的一面，极具认识价值。剧作刻划人物真切自然。像主人公刘从善盼子心切，平日最怕人骂“绝户的刘员外”。当他得知侍婢小梅有了身孕时，“频频的加额，落可便暗暗的伤怀”。把一个财主对家世无人继承的恐惧与悲哀，以及对得子的期盼和喜悦等复杂的内心活动，表现得细腻真实，生动传神。剧作语言生动，曲白相生，尤以宾白的朴质本色而为后世人们所赞赏。
第四节 山西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平阳显要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石君宝与《秋胡戏妻》、《曲江池》 李潜夫与《灰栏记》 吴昌龄与《西天取经》
山西作家群居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地区），兼及太原、大同等地区。平阳为晋南政治、军事重镇，“东边上党，西略黄河，南通汴洛，北阻晋阳……所以制关中之肘腋，临河南之肩背”（顾祖禹《读史方舆经要》），地理位置十分显要。在蒙古灭金过程中，这一地区也曾遭受战火波及。但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初平阳地区已有人口二十七尤馀人，是仅次于大都的人口最多的地区。元太宗八年（１２３６），“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 （《元史·太宗本纪》）。元世祖中统二年（１２６１），曾诏令“凤翔府种田户隶平阳兵籍，毋令出征，条耕屯以给军饷”（《元史·世祖本纪》）。以上材料显示，平阳乃是元初经济较快得到恢复、社会较为稳定和繁荣的地区。
平阳地区有着民间艺术的深厚传统。宋金时期盛行于民间的说唱艺术诸宫调，其发源地就在这一地区。宋王灼《鸡碧漫志》卷二云：“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北宋时的泽州，即属金代的平阳府。而诸宫调对杂剧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早已被元剧研究家所肯定。近年来，在这一地区陆续发现了大批宋金元时期的戏曲文物，如舞台、戏雕和壁画等，说明这里的戏曲演出活动十分活跃，不局限于城镇的勾栏瓦舍，而且深入到了广大的农村、乡镇。在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孕育下，平阳成为元代杂剧创作繁荣的地区，是题中应有之义。
据《录鬼簿》记载，前期杂剧作家中平阳籍的有六人：石君宝、于伯渊、赵公辅、狄君厚、孔文卿、李潜夫；太原籍两人：李寿卿、刘唐卿；大同籍人一：吴昌龄。他们构成了山西作家群。其中以石君宝、李潜夫、吴昌龄等人的创作较有特色。
石君宝，著杂剧１０种，今存３种：《鲁大夫秋胡戏妻》、《李亚仙花酒曲江池》、《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其中《紫云亭》只有元刊本，宾白不全，难以窥其全貌。
《秋胡戏妻》的故事源自汉代刘向《列女传》，唐代则有《秋胡变文》，可见是个流传颇广的民间故事。石君宝在这一基础上，对这个故事作了进一步加工改造，成功地塑造了勤劳、善良，具有坚贞的操守和顽强的反抗精神的劳动妇女罗梅英的艺术形象。
罗梅英的思想性格，主要是通过两场尖锐的戏剧冲突凸现出来的。一是反抗李大户的逼婚。梅英与大夫秋胡新婚只三日，秋胡就被勾去当兵，一去十年，杳无音讯。梅英在家侍奉多病的婆婆，采桑养蚕，担水卖浆，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财主李大户利用财势，串通梅英娘家父母，欲图娶她为妻。在富贵与贫穷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面前，梅英表现得十分刚烈，她抢白了父母，打走了李大户，表现出坚贞不屈、视富贵如粪土的崇高品德，同时也为她后来与秋胡斗争，作了有力的铺垫。戏的高潮出现在第三折。秋胡做了高官，衣锦还乡，在桑园巧遇梅英。由于两人分别时间太久，彼此已不认得。秋胡见梅英长得标致，竟无耻地加以调戏，并以黄金为诱饵。这自然遭到梅英的严词拒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梅英弄清真相后，尽管秋胡是她日思夜想了十年的丈夫，尽管秋胡此时做了高官，并给她带来了金冠霞帔，她也决不原谅秋胡的丑行，向他索要休书，誓与他一刀两断。这就把一个自尊自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劳动妇女形象鲜明生动地刻划了出来。
此剧曲词本色泼辣，与人物思想性格十分吻合。如梅英严词痛斥秋胡的唱词： “〔三煞〕你瞅我一瞅，黥了你那额颅；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汤我一汤，拷了你那腰截骨；掐我一掐，我着你三千里外该流递；搂我一搂，我着你十字阶头便上木驴。哎！吃万剐的遭刑律！我又不曾掀了你家坟墓，我又不曾杀了你家眷属。”排比的句式，如串串响雷，使梅英愤激的感情得到充分宣泄。
《曲江池》演妓女李亚仙与书生郑元和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产生于唐代，原名《一枝花》。著名诗人白居易和元稹曾听艺人说唱这个故事，三个多时辰还没有说完，可见它内容的丰富，后来白行简将它改写成传奇《李娃传》。宋以后又被改为话本、唱本流传。
《曲江池》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比《李娃传》大大提高了一步。作者删去了李娃参与鸨母用欺骗手段赶走郑元和的情节，改成她和鸨母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维护自己的爱情幸福。她说：“常言道：娘慈悲，女孝顺；你不仁，我生忿。”这就把封建家长对子女的统治改变为对等的关系，使李亚仙的艺术形象更显得完美。看来，塑造性格刚烈、敢于斗争的下层妇女形象，正是石君宝剧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剧本还揭露了郑父的虚伪凶残，鸨母的势利狠毒，暴露了封建社会种种黑暗现象。但最后仍以父子相认，一门团聚的方式结束，尚未摆脱《李娃传》的影响，从而弱化了作品反封建的主题。
李潜夫，字行道，一作行甫，绛州（今山西新绛）人。绛州元代属平阳路。《录鬼簿》贾仲明吊词说李潜夫为“绛州高隐”，过着“养素读书门镇掩”、 “恬淡齑盐”的隐士生活。有《包待制智赚灰栏记》杂剧一种传于世。
《灰栏记》是一出公案剧。剧作对元代吏治的腐败，恃强凌弱、欺诈浇薄的社会风气，以及下层妇女苦难的生活境况均有所反映，有一定现实意义。但此剧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包拯断案的情节。针对两个妇女共争一个孩子的棘手案件，包拯并没有按常规靠侦查掌握人证物证去破案，而是根据母亲爱子的心理，巧设灰栏计，把小孩放在用白粉画成的圆圈（灰栏）中，让两个女人同时用力把孩子拉出栏外，并声言：“若是孩儿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得出来；不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不出来。”结果孩子亲身母亲因怕孩子皮肉受苦而不忍用力，孩子被假母亲拽出。包拯却由此断定拽不出孩子的是亲生母亲。这一故事不落俗套，充分表现了包拯的智慧，也使得剧情悬念丛生，波澜起伏，有很强的戏剧性。
这类审判二母夺一子的故事，早在汉代应劭《风俗通义》中就有类似记载。另外同类故事，在古代东西方国家如印度、希腊、罗马等也有流传。《旧约》中所罗门王以剑判争儿案也与此相类似，故这个戏较受国外观众的欢迎，早在１９世纪就被介绍到欧洲。现代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还据此改编为《高加索灰栏记》。
吴昌龄，西京（今山西大同）人，延祐年间曾任徽州路婺源知州。著杂剧１１种，今存《花间四友东坡梦》、《张天师夜祭辰钩月》２种，另《唐三藏西天取经》有两折残曲存于明止云居士编《万壑清间》中。
吴昌龄的创作成就并不算太高，他为后世所推重，主要因为他是元代写西游戏最多的作家，著有西游故事杂剧３种：《哪咤太子眼睛记》、《鬼子母揭钵记》和《唐三藏西天取经》，遗憾的是前两种未能保存下来。从现存《西天取经》的两个残折，我们得以窥见《西游记》小说成书之前取经故事在民间流行的情况。另外，吴氏的作品中还保留了一些宋元习俗。如宋元说话有“说参请”一类。吴自牧《梦梁录》谓：“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可知其内容为僧人师徒之间或僧俗之间参禅悟道、问难斗智。吴氏《东坡梦》杂剧所写苏东坡访佛印的情节，完整地保留了一段说参请，这是研究宋元说话艺术的宝贵资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