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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汉卿、王实甫双峰并峙的元代剧坛上，能够在艺术上别树一帜，受到人们推崇的剧作家，还有白朴和马致远。他们的代表作《梧桐雨》和《汉宫秋》，均写得文彩繁富，意境深邃，具有浓厚的诗味，受到文坛的激赏。关、王、马、白，被誉为“四大家”。
第一节 白朴和《梧桐雨》
白朴的生平 深沉的沧桑感 梧桐夜雨的意蕴
白朴（１２２６～１３０６），字仁甫，一字太素，号兰谷。其父白华，曾任金朝枢密院经历官。当蒙古大军围攻金朝首都时，白华随金哀宗出奔，家眷则留在城内。不久城破，白朴的母亲死于浩劫之中，年才八岁的白朴，幸得其父亲好友元好问携带抚养。
白朴“幼经丧乱，仓皇失母”，心灵饱受创伤，长大后又曾漂流于大江南北，看到了社会凋残山河破碎的情况，心情十分沉重。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感到无法对付，决心不参与政治，“放浪形骸，期于适意”。或是流连于青山绿水之间，或是在风月场中，和杂剧作家以及勾栏歌伎们往还。１２７９年南宋灭亡，东南战事平定，白朴也长期在南方居住，经常和耆老聚饮，题咏前朝名物，在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沧桑之感和失落之哀。
白朴擅词曲。词集名《天籁集》，“词语遒严，情寄高远”，多颓唐凄楚之调。散曲现存４０首，多以本色的语言抒写闲情逸致。所作杂剧，据《录鬼薄》所录名目，凡１５种。现存仅《梧桐雨》和《墙头马上》。
《梧桐雨》是描写杨玉环、李隆基爱情生活和政治遭遇的历史剧。天宝之乱以来，杨、李故事成了文坛的热门话题。特别是白居易的《长恨歌》问世以后，唐宋两代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坊间还出现《杨太真外传》、《玄宗遗录》等著述。到金元易代之际，剧作家们对杨、李故事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关汉卿写过《哭香囊》，庾天锡写过《华清宫》、《霓裳怨》，岳伯川写过《梦断杨妃》，王伯成写过《天宝遗事》。但这些剧本都已亡佚，惟独白朴的《梧桐雨》流传了下来。
白居易的《长恨歌》有“秋雨梧桐叶落时”一句，饱含凄清幽怨的意蕴。金元时期，李隆基与梧桐的细节，受到诗人的重视，与元好问、白华有联系的冯璧、姚枢、袁桷等人都为名画《明皇击梧桐图》题诗。白朴的《梧桐雨》，很可能是在这样的创作氛围中受到启迪。
从中唐开始，历来描绘、评论杨、李故事的作品，或侧重同情、赞誉杨、李生死不渝的爱情；或偏于揭露、讽喻杨、李耽于享乐，贻误朝政。白朴的《梧桐雨》固然也写到杨、李的情爱、侈逸，但创作的着眼点却不在于此，他要向经历过沧桑巨变的观众，宣示更深刻更沉痛的人生变幻的题旨。
《梧桐雨》楔子写李隆基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不问是非，竟给丧师失机的安禄山加官晋爵，让他镇守边境。第二折写李隆基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乞巧排宴，两人恩恩爱爱，情意绵绵，“靠着这招新凤，舞青鸾，金井梧桐树映，虽无人窃听，也索悄声儿海誓山盟”，相约生生世世，永为夫妇。第三折是故事的的转折点，安禄山倡乱，李隆基仓皇逃走；到马嵬坡，六军不发，李隆基在“不能自保”的情况下，只好让杨玉环自缢。“黄埃散漫悲风飒，碧云黯淡斜阳下”，经过一场激变，一切权力、荣华，烟消云散。
《梧桐雨》的第四折，是全剧最精彩的部分。李隆基退位后在西宫养老，他满怀愁绪，思念着死去的杨玉环，怀念着过去的月夕花朝。他想到无权柄的苦恼，孤辰限的凄惶。他在梧桐树下盘桓，“常记得碧梧桐阴下立，红牙箸手中敲”，到如今“空对井梧阴，不见倾城貌”，一切美好的事物和时光，只成了追忆。在落叶满阶，秋虫絮聒的气氛中，李隆基做了一个朦朦胧胧的梦，梦中杨玉环请他到长生殿排宴，不料才说上一两句话，梦就被惊醒了。梦醒后“窗儿外梧桐上雨潇潇”。这雨声紧一阵慢一阵，淅淅沥沥，“一点点滴人心碎”，淋漓尽致地烘托出李隆基凄楚悲凉的心境。
在《梧桐雨》里，白朴把梧桐与杨、李的悲欢离合联系起来。李隆基对着梧桐回忆：“当初妃子舞翠盘时，在此树下；寡人与妃子盟誓时，亦对此树；今日梦境相寻，又被它惊觉了。”这点明了梧桐在整个剧本艺术构思中的作用。在我国的诗文中，梧桐的形象，本身即包含着伤悼、孤独、寂寞的意蕴。白朴让梧桐作为世事变幻的见证，让雨湿寒梢、高敲愁助恨的景象，搅动了沉淀在人们意识中的凄怨感受，从而使剧本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加上作者以十多支曲子，细致地描绘李隆基哀伤的心境；沉痛伤悲的语言，也使人荡气回肠，更能透过人物的遭遇感受到江山满眼、人事已非的怆痛。可以说，《梧桐雨》的戏剧冲突生动跌宕，笔墨酣畅优美，而构筑的意境则深沉含蓄。浓重的抒情性以及醇厚的诗味，使这部历史剧成为元代文坛的一树奇花。
第二节 《墙头马上》
一曲歌颂婚姻自由的赞歌 维护人格的尊严 泼辣的个性和喜剧性的场面
白朴的《墙头马上》，是一部具有浓厚喜剧色彩的爱情戏。此剧的素材，源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一诗。白诗记述一个婚姻悲剧故事：一个女子爱上了一位男子，同居了五六年，但被家长认为“聘则为妻奔则妾”，逐出家门。在 “始乱终弃”的社会风气中，白居易对这不幸的女子给予同情，并对世人提出 “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的告诫。白朴在戏中所写的内容，大致与《井底引银瓶》一诗相同，但它表现的思想倾向，则与原诗迥异。整个剧本，洋溢着火热的激情。它描绘女子大胆地追求爱情，勇敢地向封建家长挑战，成为一曲歌颂婚姻自由的赞歌。
在白朴以前，《井底引银瓶》的素材，已经受到民间艺人的重视。据宋周密《武林旧事》载，宋官本杂剧有《裴少俊伊州》一本；元陶宗仪《辍耕录》载金院本有《鸳鸯简》及《墙头马（上）》各一本，《南词叙录》载南戏有《裴少难墙头马上》。而宋话本《西山一窟鬼》中有“如撚青梅窥小（少）俊，似骑红杏出墙头”的插词，可见人们不断地改编这一故事，添加了不少情节，甚至确定了主人公的名姓。在此基础上，白朴的剧本也大大地丰富了原诗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白朴虽然以传统故事为框架，但他所写的人物，实际上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是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形象。
《墙头马上》的女主人公李千金，一上场就毫不掩饰对爱情和婚姻的渴望，她声称：“我若还招得个风流女婿，怎肯教费工夫学画远山眉。宁可教银缸高照，锦帐低垂。菡萏花深鸳并突，梧桐枝隐凤双栖。”当她在墙头上和裴少俊邂逅，看上了“一个好秀才”，便处处采取主动的态度。她央求梅香替她递简传诗，约裴少俊跳墙幽会。当两人被嬷嬷瞧破，她和裴少俊一忽儿下跪求情，一忽儿撒赖放泼，还下决心离家私奔。为了爱情，李千金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做。她甘愿作出牺牲，“爱别人可舍了自己”。她深信自己要求及时婚嫁的的合理性，“那里有女儿共爷娘相守到头白”。因此，她不像深闺待字的少女那样羞羞答答，倒和话本《碾玉观音》里的璩秀秀有点相似。显然，在这个人物身上，白朴让它融合了市井女性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特征。
李千金在裴家后院躲藏七年，生了一男一女，但终于被裴尚书发现。她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反驳裴尚书对她的辱骂。当然，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被视为“淫奔”的李千金不得不饮恨回家，但她绝没有屈服。当裴少俊考中状元，裴尚书知道了她是官宦之女，前去向她赔礼道歉，要求她认亲重聚时，她坚决不肯，并且对裴氏父子毫不留情地谴责。即使裴尚书捧酒谢罪，她还是斩钉截铁： “你休了我，我断然不肯。”只是后来看到啼哭的一双儿女，才不禁心软下来，与裴家重归于好。
剧中，李千金的形象十分突出。她不仅希望得到爱情，而且把婚姻自主看成是人生的权益，认为像卓文君那样私奔是合情合理的事。因此，当她爱上了裴少俊，便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不过，这仅仅是李千金追求的一个方面。和一般怀春少女不同的是，她更加看重人格的尊严。第三折，有这样一段对白：
尚书云：……你比无盐败坏风俗，做的是男游九郡，女嫁三夫。正旦云：我则是裴少俊一个。尚书怒云：可不道“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你还不归家去。正旦云：这姻缘也是天赐的。
李千金说她只钟情于一人，说姻缘天赐，无非是反驳裴尚书的污蔑，强调自己行为的合理和人格的纯洁。在第四折，她拒绝裴家父子，拒绝一贯梦寐以求的婚配，正是受损害者作出的抗争。她对少俊并非没有感情，但为了维护尊严，她甚至准备割舍。在戏里，作者让人们看到，渴望爱情的李千金，所看重的又非仅仅是爱情。由于李千金注重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因此，她敢于把封建道德和封建伦理，统统扔到脑后，理直气壮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表现出坚毅倔强的个性。
《墙头马上》的艺术风格，和《梧桐雨》明显不同。《梧桐雨》以深沉的意境见长，《墙头马上》则以紧凑、生动的情节安排取胜。在这个戏里，作者充分显现出他擅于通过戏剧场面刻划人物形象的才能。像在第三折裴尚书撞见了重阳和端端，便打醒了正睡得糊涂的院公查问：
（院公做醒着扫帚打科，云：）打你娘，那小厮！（做见懵科，尚书云）这两个小的是谁家？（端端云）是裴家。（尚书云）是那个裴家？（重阳云）是裴尚书家。（院公云）谁道不是裴尚书家花园，小弟子还不去！（重阳云）告我爹爹妈妈说去。（院公云）你两采了花木，还道告你爹爹妈妈去。跳起您公公来打你娘！（两人走科，院公云）你两个不投前面走，便往后头去！
这一段戏，把小孩子的天真无邪和老院公力图遮掩的狼狈相，描绘得栩栩如生。在裴尚书不阴不阳满腹狐疑的态度面前，端端、重阳活蹦乱跳，实话实说；老院公手足无措，支支吾吾。这充满喜剧性的场面使人忍俊不禁，她使人为李千金捏一把汗，人物的形象就在戏剧的冲突中凸现出来
第三节 马致远和《汉宫秋》
“曲状元” 汉元帝“不自由” 对历史与现实的体悟
马致远（１２５０？～１３２１？），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他经历了蒙古时代的后期及元政权统治的前期。青年时追求功各，对“龙楼凤阁”抱有幻想；中年时期，一度出任江浙行省务官；晚年则淡薄名利，以清风明月为伴，自称“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向往闲适的生活。
马致远在元代梨园声名很大，有“曲状元”之称。他既是当时名士，又从事杂剧、散曲创作，亦雅亦俗，备受四方人士钦羡。所作杂剧１５种，现存７种，即《汉宫秋》、《陈抟高卧》、《任风子》、《荐福碑》、《青衫泪》、《岳阳楼》，以及《黄梁梦》（与人合作）。其《误入桃源》杂剧尚存残曲一支。散曲作品被辑为《东篱乐府》传世。明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将他列入元人之首，明臧懋循则将他的《汉宫秋》置于《元曲选》之首。可见，在元代以后，马致远仍备受曲家重视。
《汉宫秋》是马致远的代表作。剧本以历史上的昭君出塞故事为题材。关于昭君出塞的史实，载于《汉书》的《元帝纪》、《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东汉以后，历代都有题咏昭君之作，比较值得注意的有托名王嫱写的《昭君怨》、石崇的《王昭君辞》、《西京杂记》所载《王嫱》以及唐代的《昭君变文》等。按照历史形势，汉强胡弱，《汉宫秋》却改变了胡汉之间的力量对比，把汉朝写成软弱无力、任由异族欺压的政权。作者虽然写到君臣、民族之间的矛盾，但着重抒写的，却是家国衰败之痛，是在乱世中失去美好生活而生发的那种困惑、悲凉的人生感受。就这点而言，《汉宫秋》与白朴的《梧桐雨》，有异曲同工之妙。
官吏贪墨，宵小之徒兴风作浪，这是乱世突出的征象。在《汉宫秋》中，作者写毛延寿“雕心雁爪，做事欺大压小”，他百般巧诈，一味谗谀，教唆皇帝少见儒臣，多昵女色；他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王昭君就是因为不肯行贿，遭到他的暗算，结果发配永巷，长居冷宫。后来，毛延寿还勾结番邦，背叛朝廷，致使朝中君臣一片恐慌，整个国家陷入困境。
在马致远笔下，汉朝的文武百官都是一批“干请了皇家俸”，却不能“安社稷，定戈矛”的废物。他们平时“山呼万岁，舞蹈扬尘”，一旦有事，便互相推搪，“似箭穿着雁口，没个人敢咳嗽”。总之，文恬武嬉，招致了政权的衰败。显然，马致远对历史的认识，和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室奸佞当权，阻塞贤路，外族凭陵，危机四伏，可是汉元帝完全被蒙在鼓里。《汉宫秋》楔子写他一上场就说：“边塞久盟和议策，从今高枕已无忧”，既然天下太平，便只以“后宫寂寞”为念。他在巡视后宫时，意外地见到才貌出众而困居长巷的王昭君，从昭君的琵琶声中听出哀怨之情，心生爱怜之意，表示 “我特来填还你这泪揾湿鲛绡帕，温和你露冷透凌波袜”（第一折〔油葫芦〕）。他宠爱昭君，更多的是着意于情感的契合。他称自己与昭君的姻缘是“五百载该拨下的配偶”（第二折〔梁州第七〕），在这里，马致远写汉元帝对昭君爱得如痴如醉，俨然是个怜香惜玉的多情才子。
然而，汉元帝如此珍惜的姻缘，转眼间便成为泡影。他本以为，处置欺君的毛延寿易如反掌，谁知道，竟招致毛延寿献图、呼韩邪单于“索要昭君娘娘和番” 的被动局面；而满朝文武碰到危难，了无良策，却众口一词，劝他割恩断爱，以美人换取和平。这一来，身为九五之尊的汉元帝，落得个“无人搭救”的屈辱下场。他痛苦地认识到：“我呵，空掌着文武三千队，中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鸿沟。” （第二折〔斗虾蟆〕）这绝望的呼喊，道出了汉元帝无可奈何万念俱灰的情怀。
汉元帝虽然贵为天子，但实际上，许多事情身不由己，一直受人摆布，甚至在送别昭君时，本想多留昭君片刻，尚书即横加干预道：“陛下，不必苦死留他，着他去了罢。”汉元帝悲从中来，痛苦不堪地唱道：“说甚么大王、不当、恋王嫱，兀良，怎禁他临去也回头望！”（第三折〔七弟兄〕）连多看昭君一眼、略诉衷情的自由也没有，只能酸酸楚楚地“割恩断爱”。值得注意的是，现存的《汉宫秋》多种版本，题目正名都有“汉元帝不自由”一句。在汉元帝被迫舍弃昭君时，作者又让他恨恨地唱：“虽然似昭君般成败都皆有，谁似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这“不自由”三字，力重千钧，颇能体现出剧作家塑造汉元帝形象的苦心孤诣。
说汉元帝“不自由”，当然只是出于作者的虚拟，是一种无史无据的艺术创造。不过，中唐以后，随着作家对人生思考的深化，已经有人看到掌握极大权力的帝王，也会出现极不自由的局面，李商隐曾经说：“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对帝王身份的尊贵提出怀疑。在《汉宫秋》中，马致远构拟了帝王 “不自由”的戏剧情境，还让他在灞桥送别时感慨“小儿家出外也摇装”，流露出对平民生活的羡慕。随着剧情的推进，作者逐步转换了汉元帝的感情色彩，让一个拥有三宫六院的皇帝，更多地表现出有如普通人的情感愿望，从而引发人们对他更多的同情，在他身上看到无力主宰自身命运的悲剧。由于“不自由”的汉元帝毕竟头戴冕旒，这华贵的枷锁使他更感受到超乎寻常的压力。在脍炙人口的〔梅花酒〕一曲中，他唱道：“……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幽深的宫苑，与汉元帝落寞的心情互相衬托，酣畅淋漓地抒写出一个空有尊贵名分却又无法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内心的悲凉与哀伤。
作者在第四折写汉元帝对昭君的思念，进一步渲染他孤苦凄怆的心境。在汉宫，人去楼空，汉元帝挂起美人图，苦苦追亿，朦胧间昭君入梦，梦醒则茫然若失，只是孤雁哀鸣，“一声声绕汉宫，一声声寄渭城”，凄厉地陪伴他度过寂寞的黄昏。整个戏，就在浓郁的悲剧氛围中结束，含蓄而深沉地传达出人生落寞、迷惘莫名的意境。
剧中的王昭君，也与汉元帝一样，受到命运的播弄。她空有才情与美貌，但事事总不如意。皇宫选美，使她离乡别井；毛延寿弄权，她被打入冷宫；偶然间得遇恩宠，却又好景不长，被迫和番；后来身入异邦，她眷恋汉朝，义不受辱，投江自尽。在《汉宫秋》里，作者对王昭君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依然写得相当突出。她是乱臣贼子横行天下时代的牺牲品。
在金元之际，马致远选择了汉室受到凌辱的历史题材，不能说他不曾寄寓着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环绕着汉元帝、王昭君的形象，他向人们揭示的，主要是对历史、对人生的体悟。他通过戏剧冲突，抒发自己无法主宰命运、只能任由播弄的悲哀。加上《汉宫秋》以“秋天”的意境作为结撰全剧的背景，突出秋的萧瑟悲凉，更使整个戏笼罩着灰暗荒漠的气氛，这又表达出作者对时代的体验和认识。
第四节 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和《陈抟高卧》
全真教的盛行 《黄梁梦》 《陈抟高卧》 避祸意识在悲剧时代如何摆脱苦难，马致远有他独特的思考。
马致远有“万花丛里马神仙”之誉，在其现存的杂剧作品中，神仙道化题材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说明他与盛行于元代的全真教有着密切关系。在元代，全真教主要人物邱处机备受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尊崇，一些志不获骋的文人，在内心十分苦闷而又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往往较易受到全真教的影响。全真教主张儒、道、佛三教合一，性命双修，提倡“外则应缘，内则养固；心上忘机，意不着物”的处世态度，劝告人物珍重“吾身”、认识“真吾”，参悟生命的真谛。这一类说教，对于仕途失意、焦躁彷徨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抚慰的作用。因此，全真教成不为少文人精神的避难所。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正是在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在这些剧本中，马致远借鉴、吸取了全真教的思想主张，宣扬人生在世，应与世俗社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求取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化解生活中的种种痛苦。至于《黄梁梦》写钟离权度脱吕洞宾，《岳阳楼》写吕洞宾度脱柳精，《任风子》写马钰受了王重阳点化之后便去度脱任屠，大体按全真教的传承关系，即照钟离权传吕洞宾，吕洞宾传王重阳，王重阳传马钰的的次序编成，可见，马致远的几个神道剧，基本上是依据全真道统而结撰的一组系列戏。
马致远与多人合作的《黄梁梦》，含义比较深刻，在神道剧中较有代表性。剧中的主人公吕洞宾，幼习儒业，他自称：“策蹇上长安，日夕无休歇。但见槐花黄，如何不心急？”热切地希望一举夺魁，功成名就。当钟离权劝他出家时，他傲慢地不予理睬，声言向往“居兰堂住画阁”的生活，对“草衣木食，干受辛苦”的仙家景况十分鄙夷。他的言行，实际上概括了一般热衷功名利禄的士子的共同心理。
然而，作者写吕洞宾在一顿饭的工夫里，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中的吕洞宾考取功名，官拜兵马大元帅，踌满志，威风八面。可是，一旦身处宦海，便经历了喝酒吐血、受贿卖阵、妻子变心、争执被杀等一连串惊心骇魄的事件，当他深受酒、色、财、气之祸后，才大梦初醒，幡然彻悟，知道了仁途凶险异常，伴随功名利禄的是无边苦海。在剧中，作者采用了梦境叙事的技巧，使神仙道化的题材转化为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寓言故事，高度概括了官场的腐败，以及涉足其中的知识分子本性的“迷失”，颇能发人深省。这个戏，梦境是虚的，而梦境中的宦海生涯，却以人间现实为依据。这种虚中有实的写法，冲淡了题材本身的 “神道”色彩，使之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由此可见，马致远提倡“求仙悟道”，和他对恶浊官场的厌恶情绪，有着密切联系。
《陈抟高卧》是马致远一部耐人寻味的神仙道化戏。剧中的主人公陈抟，一上场就说：“吾徒不是贪财客，欲与人间结福缘”，表明了他既是仙家，又关怀人间，是一个与社会不即不离的高人。他身处乱世，盼望着天下大治，当他发现 “中原地分旺气非常，当有真命治世”时，异常兴奋，随即下山，到汴梁开卦肆，伺机点拨他心目中的太平天子赵匡胤。他下山的动机很明确：“这五代史里胡厮杀、不曾住程，休则管埋名隐姓，却教谁救那苦恹恹天下生灵？”（第一折〔醉中天〕）他指点赵匡胤用后之道，预期出现“治世圣人生，指日乾坤定”的局面。而当赵匡胤得了天下，陈抟便飘然引退。他对功名利禄看得极透：“三千贯二千石，一品官二品职，只落的故纸上两行史记，无过是重卧列鼎而食。虽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哎！这便是死无葬身之地，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 （第三折〔滚绣环〕）因此，他“推开名利关，摘脱英雄网”，以超脱心态拒绝诱惑，坚心清修。陈抟既有用世之意，又有避祸之心。而在避祸这一点上，《陈抟高卧》与《黄梁梦》是相通的。陈抟的态度，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在人世的利弊得失问题上产生思想矛盾的一种反映。
《陈抟高卧》中的一些曲词，写得十分出色，像第四折〔双调·新水令〕： “半生不识晓来霜，把五更打在老夫头上。笑他满朝朱紫贵，怎知我一枕黑甜乡，揭起那翠巍巍太华山光，这一幅绣帏帐。”造语豪俊潇洒，恰切地表现出陈抟在抛却名利之后闲逸的心态和融入大自然的舒畅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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