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出生入死
作者:牛 汉/口述 何启治 李晋西/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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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牛汉
撰文:何启治 李晋西
在国民党《正义报》的房间里宣誓参加共产党
六月初,我们从西乡县坐汽车到安康,又由安康坐船到白河。有同学乔增锐接我,用化名证书在河南、湖北交界的白河住一夜。此时,国共在宣化店已开打(此处离白河三百里)。在白河我们被国民党江边码头派出所盘查后放行。然后到老河口。这里满城都是国民党军队。
从老河口坐汽车到新野,在乔增锐家住了几天,又到城外的河里洗澡。我和吴平就像度蜜月似的过了几天很痛快的日子。
然后我们到南阳,住南阳一中一个晚上。接待我们的是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然后坐车到许昌。再由许昌坐火车到郑州。我后来见到台湾诗人痖弦,谈及这段往事。他说他当时正在南阳一中读书,说起来很激动。
过郑州时,《郑州日报》编辑、诗人赵青勃接待我们(诗人苏金伞安排的)。在《郑州日报》登了史成汉、吴海华(吴平)新婚启事。
我们在1946年6月辗转到达开封。听说一起办过刊物《流火》的寿孝鹤家在这里,我们就到他家住了。不久,郗潭封来看我。抗战胜利后,复旦复校,他们回了上海。他收到我从狱中写的信,以为我还在汉中监牢里,从重庆到城固,特去探望。见不着,遂到开封来看我。我们同住在《正义报》一个大房间里:他住在一角,我和吴平住相对的另一角。他很理性地谈他对我诗创作的认识。他的诗写得精细。在重庆他和阿垅、绿原、路翎也有来往。阿垅是胡风一群人中最值得我敬重的人。潭封经常跟阿垅谈诗。他说我的诗从上中学到在城固上大学,都是比较空浮的理想主义,需要到更艰苦的地方,锤炼自己的一生,要经历和国民党的面对面的斗争,需要扎扎实实地,经过肉搏、流血,受到巨创,再坚毅地活过来。要好好反省、检查自己,不要狂躁、梦幻、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要沉稳、宁静、理智一些,通过这样的人生体验,写真实的诗,而不是空泛的诗。阿垅的诗就是这样。我们在开封像亲兄弟似的过了一段日子。
通过西大同学李丹(李树云)见到地下党朱晦生(1926年入党,当时在国民党某副军长那里当机要秘书,文化程度低)。李丹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她知道我曾经是中共党员,她本人不是,但认识朱晦生。解放前夕朱晦生的警卫员和他老婆私下好,告发了朱晦生,朱晦生被枪杀。
开封有宋王朝遗址。在一个茶社我向朱晦生讲述了自己的历史,说1938年冬曾入过党。他让我先重新入党,1938年入党的事以后再解决。1946年7月中旬,我和吴平在国民党《正义报》的房间里宣誓入党。苏金伞早已安排,我和吴平都在副刊,我任副刊主编。我是重新入党,没有候补期。我和朱晦生单线联系。我在中共地下汴郑工作委员会任学运组长。领导人是吴宪(解放后杭州第一任市委书记),没见面。宣誓时还有孔浩然(汴郑工委书记刘鸿文之妻),由她监誓。为了掩护便于工作,不久我介绍刘鸿文在开封当中学老师。后来我介绍寿孝鹤入党(他在《中国时报》社资料室当主任)。姚雪垠当时也想通过我恢复党的关系……我编《中国》时他是编委。1950年我在北京见到过刘鸿文,时任省委统战部部长,开封市市长。“文革”时任河南省委副书记。
我和苏金伞(当时任黄河水利专科学校体育教员)三几天见一面。我们在开封宁静的小巷里边走边谈诗。他走路的姿态略有些倾斜晃动。一脚深,一脚浅,边走还边唱着河南小曲。他的湿润而温厚的眼神,爽朗而憨直的微笑,总带有几分童真。他长我十七岁,只比我父亲小三岁,但他一直把我叫“亲兄弟”。他住在学校旁边,很安静的小院子(平房)。我常到他家吃面条。他妻子的面条做得好,特别有劲儿,每次我都要吃两大碗。
我和苏金伞的相识,是在1943年下半年,由青年诗人林汀介绍我和苏金伞通信的。当时我刚上大学,他在迁到伏牛山区的河南大学教体育。1944年冬,我们在西安首次相会,还一同去见了郑伯奇。
1946年夏,为了避免伤亡,张焕彩和复旦大学的一些学生从宣化店突围出来,要转入华北解放区。我通过救济总署的张振亚把他们转移到解放区,给他们一些钱。救济总署也常送救济品到解放区。他们一路上化装成生意人。
我到1947年夏天才离开开封。这期间梦游症严重,晚上老是叫喊。被打成外伤,颅内出血没检查,更没治疗。
在《正义报》待的时间不长。
晚到二十分钟我就没命了
1946年9月至12月,我由党组织派到嵩县伏牛山区从事机密工作,险遭杀害。当时解放军正准备南下。我的工作任务是调查那个山区当地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分布情况,还包括土匪的情况。
我们离开开封,先坐牛车到嵩县,在宜阳县拜谒了李贺故里。还路过二陈故里。洛阳附近一带满目凄凉。这些经历对我有影响,心想将来一定要振兴李贺故里。
到嵩县住朋友家,雇骡子到潭头镇。原有地下党员何燕凌在搞情报,我接他的班,他已回华北解放区。潭头镇“七七”中学的校长柴化周是北大学生出身,进步青年,其父是伏牛山有权有势的土匪头子柴老六。我送柴化周几部书——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的书。我在“七七”中学教语文,吴海华教英语。我通过柴化周他们把国民党部队的番号、人数、装备等情报都向组织上汇报了。
在寂静的深山的一间茅屋里,我写了首讽刺蒋介石的长诗,语言非常尖刻,寄给在上海编《希望》的胡风,没有得到回信,后来知道《希望》已经无法编辑印行。那时我以为,身在炼狱,诗就是反叛的匕首和旗帜。
当局终于知道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人,我和吴海华(吴平)只好雇了头驴子出逃。
我和吴平走出20多里,就被国民党部队拦截抓住,捆了。他们要在嵩县下一个镇枪毙我。(潭头镇离嵩县70里)有人告诉了柴化周。他立即骑马赶来救我。一彪人马卷起一股烟尘直扑到我们跟前。只见柴化周翻身下马,半跪在我跟前,大声说:我总算在死神之前赶到了。国民党军队见柴化周来解救,便放了我。后来柴化周对我说,晚到二十分钟我就没命了。死里逃生。我们随即到他家大吃了一顿,然后由他派人送我们到嵩县。(1947年洛阳解放后,柴化周为首任副市长)
寒冷的1946年冬,我和怀孕的吴平住在开封一条小巷临街的没有窗户的小屋里。在阴暗而有霉味的空气里,我写了长诗《血的流域》,记录下那时艰难而充满危险的生活与悲愤的情绪。地下工作是极为艰险的,灵魂在地狱的火焰中得到冶炼和净化。
1946年冬至1947年春天,吴平在开封女中教英语。这时我介绍张仪威(同班同学)入党。为了救济孔浩然一家人,他从乡下家里拉了好多粮食和南瓜。
我埋头工作,不再抛头露面。
1946年12月,国民党又开始抓人。我很危险,便只身逃到上海,在复旦(郗潭封在那里)混饭吃,混住在学生宿舍里。在这里见到诗人冀访。他当时是复旦大学学新闻的学生,1947年毕业。
吴平临产,我从上海偷偷地赶回来。1947年3月1日晨,长女史佳诞生在河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那时,我们住在开封高中对面的曾是小书店的黑屋子里。寿孝鹤知道我们冷,特意送来木炭,又送我电炉做饭。
我没有钱,也没有为史佳准备好衣服。接产的医生是山西人,拿了很多卫生纸给我们,收费也很少。寿孝鹤从他刚生孩子的妹妹那里也拿了几件婴儿衣服送来。史佳那时还没有名字,就叫毛毛。不到半个月,吴平又去上课了。她就在学校里搭伙。我从豫北回来看她瘦得一塌糊涂,实在很可怜。但她异常坚强。我很心疼,却也无可奈何。
3月1日上半夜,女儿出生那天,我得到国民党特务要抓我的消息。3月2日凌晨,我先躲到乔增锐教书的学校,随后出逃到豫北汲县(现在叫卫辉市)。我在这里的一个小学校代课一两个月,写了不少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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