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出生入死
作者：牛 汉／口述 何启治 李晋西／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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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汲县时，山西长治北方大学曾派人来接我到太行解放区。我说组织没发话，我不能去。在汲县我改名史纯夫。张仪威他们帮我弄了个假证件。1947年4月底我回到开封。吴平爸爸在安徽阜阳女中当校长。她爸爸是朱光潜的好朋友，二十年代武汉大学学生。大革命时期进步过。后来教书，但并不糊涂，知道我的处境。5月，我们带着出生才两个多月的女儿到了安徽阜阳。吴平在阜阳女中教了几个月的英语。我只住了几天，阜阳就解放了。
我看见解放军进城，满怀激情写了几首诗。但解放军是进军大别山区，只是路过阜阳。我们没经验暴露了自己。为了安全，组织上叫我到南京、上海去找适当的工作。1947年7月，我只身到了南京。翦伯赞的儿子是共产党，当时在国民党的国防部工作。我到南京后找到曾卓，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快毕业了。但他和翦伯赞儿子都帮不上忙。翦伯赞儿子便介绍我到上海去找他父亲。后来，全国学联把我安排在上海交通大学吃住几个月，然后又安排在上海汉口路，住在汉口路山西的一个商库，也是有吃有住。在上海交大，我趴在学生会的地铺上创作了《我的家》、《悼念鲁迅先生》等诗。1947年在北京《泥土》杂志第五期发长诗《彩色的生活》时第一次用笔名牛汉。因为“谷风”有重名，改用“牛汉”。牛是妈妈的姓，再从史成汉中取一个字，也是大汉，牛一样的汉子的意思（艾青说我是“长牛角的汉子”）。以前多用“谷风”。
后来，组织又指示我赶快回华北解放区（关系在组织部长张盘石那里）。但我没有路费，我们一家便先到浙江天台县玉湖村育青中学，从1948年2月至6月在这里教书。我教语文，吴平教英语。我还为学生墙报画报头。时逢日蚀，我把一尺见方的报头全部涂黑，题了“暗无天日”四个字。当然还写诗，创作了三百行的长诗《彩色的生活》和短诗《我和小河》等。1948年2月29日，将《彩色的生活》寄给了胡风。这是第一次给他写信。
育青中学校长是某科学家的夫人。她不愿让我们走，但我不得不走。1948年7月，我们一家三人还是先到上海，在这个大都市里容易隐蔽。我先在江湾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寄居，混在学生食堂吃饭。两个月后转到徐家汇交通大学，在学生会的楼上睡地铺，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我趴在地铺上写了厚厚的一本诗，有二三十首。我还把在汉中牢里写的几首诗整理了出来。我没有自来水笔，使用的是由郗潭封保存的石怀池生前最后用过的钢笔，橘红色的粗粗的笔杆，笔尖是康克林的。石怀池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也是写诗的他，准备到中原宣化店解放区参加革命。从重庆回北碚，过嘉陵江时被国民党弄翻船淹死了。从江水里把他捞上岸，这支笔还别在他的衣袋上。他的金星钢笔（单配了康克林笔尖），捞出来后被郗潭封收存。1946年冬，郗潭封把石怀池的笔给了我。我用这支笔写了《悼念鲁迅》《我的家》《爱》《春天》等等。很多好诗都是用这支笔写的。可惜1955年之后，这支笔遗失了，令我一生难以忘怀。
1947年8月我和郗潭封、逯登泰曾去看望仰慕多年的胡风。胡风没在家，他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看电影。梅志在家接待了我们。我曾留话说以后再去看望，但以后终于没有再去。我个子大，怕引人注意。1948年底逯登泰在兰州入了党，是西北军阀马步芳供他上大学的。解放后他被抓起来，死在监狱。郗潭封解放后才入党。
1948年7月，郗潭封他们送我们上船离开上海，到天津，然后进入解放区。没钱，从上海到天津坐的是统舱。这是我第一次见大海和海鸥，海水深暗，不像是水，更像重重的油液，感到阴森森的。这跟我儿童时的想像相差太远了。
到天津后找韩俊德（老乡，小学中学同学，地下党员）。1948年7月底他送我们到北平。韩与胡仁奎很好。1947年胡仁奎住在南京郊外。我去拜见过一两回，国民党已把他严格控制，他叫我带材料到解放区去代他向组织上汇报。我没有带他的材料，危险。但我仔细看了他的汇报材料，以便有机会时代为汇报。
1948年7月底到北平后，我和韩俊德考虑再三，没有去找一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谈胡仁奎的处境。
1948年8月，我在北平宣武门外住了十天。潜赴华北解放区的前几日，我把手头积存的零零散散的原稿（多为1946年至1948年所写，有部分为未定稿）从宣武门外邮局寄给上海的逯登泰和郗潭封，托他们转交给胡风。诗稿转到胡风那里后，想不到胡风认真看了我的全部诗稿，有的诗还在文字上作了少许的修改。由他编成一集，这就是列入《七月诗丛》第二辑的《彩色的生活》。1948年底，已打好纸型准备出版，因时局动荡而拖延至1951年1月才由上海泥土社出版问世。
天安门城楼是我第一个打开的
1948年8月中旬，挚友寿孝鹤护送我们一家三口由北平到天津。离开北平那天是朱自清去世的第二天。我们从天津坐火车到沧县泊头镇（现在叫泊镇，属沧州，京浦线上一个站），从这里进入华北解放区，是荣高棠介绍的（我没有见到他本人）。那时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有一条界河，渡口也有地下党。我们谎称回老家。到了沧县泊头镇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好吃好住，好几个人找我谈话。姓张的主谈。他是山西、内蒙口音（解放后当过天津市委领导，后当总检察院副检察长，是胡风案的主审人）。工作需要我取个新的名字。我说就叫牛丁吧。他说很容易重复，加三点水吧。从此我有了牛汀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
我接受审查，汇报了十年来地下活动的情况。他们要我找证明人，我说可找我三舅父（牛佩琮，当时是太岳行署主任），薄一波也知道我。城工部让我给薄一波写封信。薄一波很快回了信。有两三页纸，表示很高兴，知道我在大学表现很好，说我被捕的消息《解放日报》登了，说你来解放区，你舅舅放心了。还说已和有关组织联系，很快就会安排工作。城工部长刘仁也找我谈过话，大约有半小时。他光着脑袋，一边鼓励我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我把胡仁奎所托的事向刘仁汇报了，了却了一件事。（胡仁奎多年在国统区，怕党误会，把自己的处境和对党的感情讲了，解放后当过海关总署副署长。）
1948年8月末，我们到了河北平山烟堡华北局所在地。刘亚雄，中央华北局负责人在招待所接待我。我到华北局转关系，所谓转关系就是把我的材料密封了带到华北大学去。物质上还是紧张，擦屁股用土坷垃。刘亚雄给了史佳一包饼干。组织上知道我1938年第一次入党，被捕后很坚定，又熟悉学生运动，希望我留下来搞青年工作。但我渴望学习，以便充实自己。我自愿申请到华北大学学习，艾青在那里任文学院副院长。
这样，我便从华北局所在地到了正定县的华北大学。在这里，我看望了在华大任文学院副院长的艾青。艾青比我大13岁。他住在天主教堂旁一间平房里。他老婆韦嫈端庄典雅，广西人。我碰巧见到她在房外土地上铺张席子絮棉被。随后见到了徐放、鲁煤、陈企霞、严辰等人。还见到贺敬之。
在华大，我只学了个把月就在10月间调到华北大学教务部工作，具体任务就是负责审查由国统区进入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学生。一块儿工作的有黄达、徐禾等。
很快任命我为华北大学保卫小组成员。共三人，有胡沙，解放后担任过教育部办公厅主任，还有石××——解放后自杀。这个小组不公开，负责审查学生，很忙碌，每天都有国统区学生来华北大学；还负责审查党的干部，我把华北大学干部材料都看了。
1949年1月末，随校部二十人先遣队步行进北京（2月3日或4日到达）。我身上揣着四个手榴弹。华北大学校部在正定。我们经过保定走到长辛店才坐上火车进北京。没赶上参加进城仪式。
1949年2月进城到开国大典最忙，最累。
有一件事，值得回忆：天安门城楼门是我和一个工兵干部打开的。
那时天安门前面马路南有围墙，东西有牌楼。东边是北京市公安局，过去的一座王府。东西两侧也有边墙，直到前门。墙里面有草木地。
1949年9月22日，组织上让我带二三十个青年学生打扫天安门城楼。同时参加的还有北京市公安局和工兵部队的人。我们从西边马道上来。拐角有绞死李大钊的绞架，我们对前辈革命领袖肃然起敬，情不自禁地带领学生们默哀了三分钟。
来到天安门城楼，我和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人见重门紧锁。大锁其实早锈蚀了。我上去用手就把锁扭开了。里边黑黢黢的，感觉也没有现在高。从各个旮旯里噼里啪啦腾地飞起一些麻雀、鸽子。天安门上面的草很难清理，我们用刺刀撬，用手拔，手都流血了。直到第二天天亮（我们带着汽灯），清理出十几大箩筐的杂草、尘土和垃圾。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一早我就奉命到北京市公安局去，还带了几个学生。市公安局临时组成几个纠察队。我任其中一个纠察队的队长。后来有远处来的工人、农民陆续到达。我就站在天安门前中间的位置，负责维持秩序。大约中午过后，有受检阅的海陆空部队和几十万群众参加的开国大典才开始。
开国大典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我们负责清理会场。丢的鞋有好几百双，柳条篓装了四五篓子。还有布帽子、烟袋等等。郊区来的群众很热情，又渴又饿，打着赤脚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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