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我们要见毛主席
作者：王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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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刚，著名演员，在《宰相刘罗锅》等影视作品中饰演的“和珅”等艺术形象家喻户晓。真没想到，电脑的字盘中竟有“串联”这个词。对当代青年，这个词恐怕是陌生的，而对我这一茬人，却能勾起许许多多值得回忆，甚至可以大书特书的往事。
“串联”又叫“大串联”，或“革命大串联”。它的表面意义，可以理解为：全国大中学生、红卫兵（这个词电脑里也有！）小将串通联合起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同仇敌忾，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及一切牛鬼蛇神作坚决的斗争。而它的实际效果，只用一句话便可说明——免费旅游！
1994年春运期间，车站码头，万头攒动，拥挤不堪，有报道一节定员一百零八位的车厢竟挤着四百多人，而厕所里硬是塞进十四个人。这记录也许绝后，却并非空前。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这阵势，我见得多了。
我的第一次“串联”实在是毫无准备。
那是1966年的8月二十几号，即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后没几天。
那天上午，我作为校救生队的队员，正躺在游泳池边晒太阳，时不时看看池子里如下饺子般瞎扑腾的同学，防止有谁出意外或有校外的野孩子们混迹其间。
一进8月，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游泳池里。我爱游泳，游得也不错，否则也不会将我算作救生队的。我之所以成天泡在那儿，主要不是为履行职责，实在是穷极无聊，还有，是想逃避什么。
逃避什么呢？我也说不大清。也许是看不得平素“为人师表”的老师们被人批斗的那副狼狈相；还有那接二连三地让你“表态”，也就是你的“立场”是站在哪一边——“造反”组织已经有分派的苗头了。
接近中午时，在吉林大学数学系读书的表哥来找我。他说他们班几个同学约好了，要去北京，问我去不去。
“去！”我二话没说，没换游泳裤衩，直接套上外衣，推上自行车就往外走。
表哥说：“你要先骑车回家，再去车站，可就来不及了。”
“那就直奔火车站！来，上车！”
我驮着他，飞似的赶往长春车站。
到那儿都快一点了，开往北京的60次快车应该发车了。可那列火车显然还停着，因为仍有不少旅客挤在进站口，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他们最容易区分的特征是：不像其他旅客那样手中高举着车票。
我将自行车停在票房子旁边，锁好了，转身拉着表哥朝人群挤去。
表哥还想找找他的同学，我说：“算了吧，等上车再说。”
表哥没再坚持，随我拼命地朝前挤。表哥长得很单薄，我也不壮实，挤了半天，反而退后了好几步。
我急中生智，掉头就跑，一边还招呼着：“疤哥，跟我来！”表哥脸上长块疤，所以我这样叫他。
我们一口气跑到了货运站口。那儿没人，只有一位穿深蓝色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在那儿把着，那人跟我爸爸岁数差不多。
我一边擦着迷了眼睛的汗水，一边对那位铁路大叔说：“您让我们进去吧。”
“这是货运站，客运在那边。”
他说完，便不再理我。
这时，客运站口那边隐约传来有节奏的口号声，细听是：“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不知为何，我的心情真的随之激动起来。我跨前一步，拉过那位大叔的手，紧紧握住，还拼命地抖动着。
我说：“大叔，行个好吧，我们要去北京，我们要见毛主席呀！”
我竟然流出了眼泪，眼见大叔的眼睛也红了。他抽出手，又在我的背上拍了一下，哽咽着说：“进去吧！”
我和表哥边喊“谢谢”，边往里飞跑。
我突然想起什么，又折回头跑到大叔的跟前，从裤兜里掏出那把车钥匙硬塞到他的手中：“麻烦你老，打个电话让我爸爸来取车，就放在票房子旁边，是辆凤凰二八的。”
我一时找不到纸，大叔张开手说：“写我手上吧。”
我也没时间客气了，便在他手心儿上写下我爸单位的电话号码和我爸的名字。
写完我就追表哥去了，耳听背后传来那位好心的大叔的喊声：“替我们工人阶级向毛主席问好——”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人真好，好就好在那般单纯质朴。这位铁路大叔的情感绝不是装出来的，更不是谁逼出来的，他是真心热爱毛主席，真的以为我们能把“问好”捎给毛主席，而我也真打算这样做，以此来报答他。
我和表哥是从窗户钻进火车车厢的。小桌面上好几个铁路专用的大白搪瓷缸子全让我们碰掉了，而人却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只能手攥着行李架子，脚踩在小桌上，同时嘴也没闲着，跟着大家不断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响彻车厢。
火车开动了，旅客们经过一番自我调整，重新排列，我总算有了落脚之地，刚刚激动万分的心情也渐渐平息下来。
车过了公主岭，连午饭都没吃的我开始感到饿了。我捅了一下紧挨着我的表哥：“饿不？”
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我想他来找我之前大概已吃过饭了。
等过了四平站，我的不争气的肚子一个劲儿地叫，我实在挺不住了，我想等下一站停车时，一定通过窗户从站台上买点吃的，因为餐车是休想挤得过去的。于是我开始找钱，可周身上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才凑出一毛二分钱。这点钱虽说不多，但那年月买两个烧饼或一个面包还富余。可转念一想，不行，得留着，到了站下了车，要去四姑家，得乘公共汽车的。这时我才想到，北京还有个亲戚呢，而且我还知道四姑住东四前炒面胡同。
就这样，不吃不喝，一直挺到天黑。也多亏不喝，再加上出汗，要不没地儿撒尿去——早听人讲，厕所里都挤满了。
不吃不喝能忍，可不睡觉真难熬。听到最后一声报站好像是“唐山”，过后便再不记得，显然我是睡着了，站着睡着了——站着能睡着觉，我若不亲身经历，打死也不信。
一阵响亮的乐曲声将我惊醒，那是车上的广播在放《东方红》。平素几乎每天都听，但今天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从车窗望出去，正是东方泛红的时候，火车正驶进北京站。我们真的到了北京！我们就要见到毛主席啦！
我和表哥，不，应该说全车的人，困顿全无，个个兴高采烈。
口号声复又响起，我随着人流向车门口走去。没走几步，我感觉腿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沉得很，木得很，我只是被前后左右的人夹着往前移动，出了车门，便跌坐在站台上。
表哥也坐下了。我们揉了半天腿，才互相搀扶着站起来。往前迈了几步，又觉两只脚疼痛难忍，原来已经肿了，塑料凉鞋一条一条的鞋面和鞋帮儿都勒进肉里。我索性将鞋子脱掉，光脚向出站口走去。
还没走出地下通道呢，前面的人就自动排上了长队，还不止一条。细问方知，出站口的大厅里已设了好几个接待站，分别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我这时才知道，当时还不接待中学生。
此时，表哥也找到了他吉林大学的同学，我便混在了他们的队伍里。
我们算“东北方面军”，被分到了地处西郊马神庙的北京商学院。
我们被专人引导着，井然有序地登上了等在站外的大客车。我注意到，引导我们的显然也是个学生，与我们不同的是，他穿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左臂上戴了一条红色的胳膊箍儿，上边印了三个红色大字，毛（主席）体的“红卫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红卫兵。
在客车上坐定，我才有心思看看北京站这座建筑。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贴满墙上的红白相间的一条条标语。我印象最深的，一条红色的写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条白底黑字“狗崽子，滚回去！”所谓“狗崽子”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我虽不在此列，可心里也有几分不舒服。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真的有几个默不作声，甚至低着头，与大呼小叫抢着往外看的大多数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莫非他们中间就有“狗崽子”？想到这儿，我立刻收回目光。我对他们似乎有几分同情。他们刚来，就让人家“滚回去”，天知道将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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