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我们要见毛主席

作者:王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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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车一路向北开。原本以为要经过天安门的,谁料穿过长安街竟进了一条小胡同,从几乎擦车而过的小门小户的门牌儿上知道,我们走的叫“朝阳门南小街”。
  第一次来北京,最想见到的建筑便是天安门,听车上的人议论,也都是一样心情。可眼前却是鳞次栉比的一座座小庙似的房子,而且全是灰色,看着了无生气。
  左拐右拐,车子开进了北京商学院。
  一个教室住二十人,打地铺睡。表哥和他的同学安顿下来就去吃早点了,我倒头便睡,一觉到天黑。
  
  那一天,我终生难忘。
  那是1966年8月31日。
  天刚亮,我们这些睡在大通铺上的外地学生便被叫起,抖掉满身的干草(也许还有虱子跳蚤——我们叫它们“串联虫”),匆匆吃过早点,便由当时还算北京西郊的马神庙步行赶往天安门广场。
  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聚集在那里等待毛主席的检阅。
  这是他老人家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第一次是在8月18号。就是那次,他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在了胳膊上,并亲口对一个叫“宋彬彬”的女学生说:“要武嘛。”后来那女生真就改名为“宋要武”了。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进而由“口诛笔伐”发展为“文攻武卫”——多少革命小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是后话。
  刚进广场坐定,我就发现这次和上次不大一样。“8·18”的场面从报纸上见过,毛主席只在天安门城楼上远远地向密密麻麻的红卫兵们挥手。而这次广场上却留出了车道,道两旁由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将学生们隔成了一个个方阵。
  莫非毛主席要下来?我猜测。
  若真如此,我可不能傻坐在这里。
  想到此,挤在方阵中间的我便开始一点点往边上蹭,一直到我能嗅到眼前一个解放军战士的臭胶鞋味儿。
  上午十点左右,“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炸雷般响起,原本席地而坐的我们呼啦一下全都站起来,向前拥去。战士们手拉手,如抗洪抢险般堵住汹涌的人潮。
  毛主席真的下来了。他的车离我越来越近。
  我还记得,主席高高站在那辆检阅车上向我们招手。
  车缓缓地走着,渐渐驶过西边的华表。
  离我只有四五米的距离了,我一下钻过拦在我前面的解放军警戒线,向前冲去。紧接着,后面又有好几个红卫兵也跟了过来。秩序一下就乱了。
  战士们拉了这个,跑了那个。我拼命挣脱了一个紧抱住我的战士,一个趔趄跌向主席的车前。
  车停了。我发现我的双手正扶着那辆崭新的北京吉普的右前灯。
  我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那一刻如同印在我脑海中的照片,至今难以忘怀。
  多少年后,我听曾同在沈阳军区文工团的一位小同志说,当年他才七八岁,老听人讲“韶山升起红太阳”,于是真的以为每天早晨太阳都是从韶山升起。我虽不至于如此天真,但对能亲眼见到毛主席,我曾设想那必定是感觉温暖、沐浴阳光、挥洒金色、无上荣耀、庄严神圣的一刻。
  然而当我亲临这一刻时,我不能不说,我有些失望。
  我看到的是一张比我想象的,比我在新闻纪录片中见到的显得苍老疲惫得多的脸,甚至略有些浮肿。解放帽下那明净的前额渗出滴滴汗水。下巴上那粒有名的痦子也黯然失色。肥大的绿军装依然能衬出驼着的背,还有顶在车护栏上的肚子。
  老人家神色不失庄重,却也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
  那一刻,我盼他能看我一眼。他果然看了。不,确切地说,是瞥了我一眼。
  我真想对他讲:我小时候曾给您写过信呢!还邮了我的照片!党中央还回过信呢!这您一定知道……
  他显然不知道,或不记得。他只瞥了我一眼,那眼神是漠然的,似乎我并不存在。
  但无论如何,我总体的感觉还是无比幸福的。我渴望这幸福能够多延长一些时间,我期盼他老人家能再看我一眼,我更奢望能面对面地聆听“最高指示”。
  然而我终于未能如愿。一只手拽住我的后脖领子,死命地往后拉。
  我的旧军装的领钩儿勒得我喉结生疼。
  我终于跌坐在警戒线的后面,头撞在一根灯柱上。
  等我的满眼金花散尽,我才看清我身边的一面红旗上写着:山东师范学院红卫兵。
  过后,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一个中学生什么时候混进大学生队伍中去的。
  这些今后要“为人师表”的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似乎比我更有革命朝气和造反精神,加上多比我身强力壮,尽管解放军战士拼命地拉扯,他们仍有不少围在主席车的周围,有节奏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我虽然站起身,但实在无力再冲过那道“绿色长城”,只能通过不断变幻的人墙的缝隙看到主席。一瞬间,他好像对他旁边的一个同样穿着绿军装的人说了一句什么。那人比他矮且瘦,手中挥动着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我这才意识到,那是“林副统帅”。
  忽然间,口号声小了,显出一个略带嘶哑却又十分高亢的声音:“红卫兵小将们,同学们,请散开,请注意主席的安全……”
  我连连跳起,终于看清,那是周总理在喊。他已经从第二辆车上走下来,走到学生们中间。
  很快地,学生们退回到各自的队伍中去。
  主席的车缓缓启动。老人家又高扬起巨手,副统帅小红书挥得更加起劲儿,口号声复又响起,多数人热泪纵横。
  车子一辆辆开过,我依次看到后面的康生、陶铸、朱德、江青、陈云、邓小平、刘少奇……当时我能将名字与长相对上号的也就这么几位。我只是有点纳闷儿:在此之前,多年来总挂在口头上的“毛刘周朱陈林邓”,一时间竟打乱了原有的排列顺序。我隐约感到“革命形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路线斗争”才刚刚开始。
  那满载着当时中国政治领导核心成员的车队,恰如一列战舰在海上驶过,那是百万红卫兵在这世界上最大的广场铺就的人海。它卷起人浪,荡起人潮,唤起人声,聚起人心。
  那一刻,不,应该说那前前后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作为个体似乎很难存在,无论是谁,他首先是群众的一员,是集体的一员,是某组织的一员,就如绿地的一棵草,大海的一滴水,甚至是大地上的一捏土。
  那天,直到太阳(不是韶山升起的那轮)偏向人民大会堂上空时,红卫兵百万大军才陆续散尽,广场上遍布踩落的鞋子。
  没过几天,我回到了长春。
  到家,便看见那辆“凤凰二八”立在院子里。我感谢那位铁路大叔,又觉对不起他,我忘了“代工人阶级向毛主席问好”。
  1966年9月6日的上午,一进校门,便有同学兴奋地告诉我:“你上报了。”
  那天的《吉林日报》头版印着:“长春二中红卫兵小将幸福见到毛主席”。里边有关于我的一段报道。
  其实,当时我根本没有参加红卫兵的任何组织,一直就没有。用后来的话讲,我只是个“逍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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