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教改三十年:只是当时已惘然

作者:熊丙奇




  高考制度要不要改?当然要改,不改将导致应试教育越演越烈,学生畸形成长。可是,在现实环境中,高考制度似乎是最好的制度,在公平与公正难以确保的环境中改革高考制度,会不会导致社会公平丧失?
  高等教育要不要扩大规模?当然要扩大规模,给更多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可是,当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增多之后,社会有那么多岗位接受大学生吗?会不会导致大学生严重贬值?
  大学要不要实行终身教授制度?按国际经验,终身教授制度是保证学术自由,避免教授的学术研究受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的重要制度。但是,实行这种制度,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懒汉教授”,享受教授薪资却没有任何产出?
  教育要不要有市场机制?照理,教育也应该有竞争,才能促使其健康发展。可是,一旦“市场化”,教育会不会步入产业化的歧途,学校会不会变为学店?
  ……
  当我们审视当下的教育改革时,总会奇怪地发现。几乎每一项教育改革,其改革方向都应该得到认可,而实际推进时,却存在诸多隐忧。事实上,回顾过去30年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同样充满着这种复杂的情绪。
  
  高考改革与社会公正
  
  “大家都觉得不恢复高考,教育就没法办了。”回忆30年前在全国科教座谈会上的发言,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这样说。
  查全性教授被媒体誉为“倡议恢复高考制度第一人”。他回忆说,在发言中,他指出当时大学招生的4个严重弊病: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挫伤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他建议:“从今年起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
  听完查全性的发言,邓小平说:“高考确实应该恢复,但今年怕是来不及了。”其他代表纷纷说:“来得及,来得及!”邓小平同志又问了几个人:“来得及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邓小平决定当年就改,恢复高考。
  以上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一个传奇。
  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制度,这一决定,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从那天起,在过去30年中。高考一直扮演着改变命运的“角色”。
  2007年,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青年报社、ATA公司联合主办的“纪念恢复高考30年大型调查”结果显示:65%的人认为自己当年不参加高考的话,没有别的出路;89.6%的人承认,自己的命运因高考发生程度不同的改变。这种命运的改变,更明显地体现在社会中下层者中:57.6%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考生认为自己的命运通过高考发生彻底改变;而在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考生中,持这一观点的仅占16.2%。命运的改变同时体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别——在被高考“彻底改变命运”的人当中,农村考生的比例占了69.1%,远远高于城镇考生(30.9%)。
  毫无疑问,高考制度给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上升”的通道。正因如此,高考的公平显得十分重要。为了公平,为减少人为的阅卷误差,1985年的高考引人国外技术,尝试标准化命题,试行机器阅卷,从此许多科目的考试逐渐走向命题标准化和阅卷自动化的轨道。标准化命题被认为进一步增强了考试的公平性、公正性。同样为了公平,高考制度努力强化“一分也不能少”的录取规则,以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过去20多年里,关于标准化命题的争议不断,但是无论是国家统一命题,还是分省市命题,基本的命题方式,目前还是沿用标准化路线,因为这种命题方式可以减少主观因素对卷面成绩的影响,确保学生“公平竞争”。今年重庆高考作文评卷中传出消息,一篇对教师有负面评价的作文,最初被评为零分,在复查时才重新给了36分。这表明,如果高考试题中主观(非标准化)题目太多,极有可能导致一些学生因为评价标准不一而受损。
  同样,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带来了问题,比如基础教育育分不育人的“教育方向”。“从幼儿园开始准备高考”,已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现实,中小学教育题海战术盛行。
  素质教育概念在恢复高考10周年时,被国家教育部门隆重推出。1987年4月,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九年义务教育教学大纲统稿会上首次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概念。但在素质教育概念提出2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基础教育尚未探索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大家都意识到问题所在,套用查全性教授评价当年社会对恢复高考制度的渴求心情的句式——“大家都觉得不改革高考制度,不可能推行素质教育。”
  可是,高考制度的改革却很艰难。打破分数为唯一录取标准的高考改革艰难推进。自主招生实行6年了,效果如何?今年高考录取中,清华大学降60分录取蒋方舟引起争议,不少人仍旧反对实行自主招生,认为这制造了教育不公平:谁有资格申请自主招生,谁来评价自主招生学生的素质与能力,优秀的具体标准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大学并没有给出满意的回答。于是,有相当多的人呼吁,停止自主招生,甚至喊出“宁愿牺牲一个未来的钱钟书,也不能破坏教育公平”的口号。
  我是高考多元录取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具体建议包括:①改目前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统一高考为社会考试机构举办的学业水平考试。这样的学业水平考试可以有多家多种,并一年举办多次,由大学、高中生自主选择,在选择中促使考试机构的竞争。这既可避免教学完全围着考试转,也可使考试评价更加科学化。②改目前按统一高考成绩录取学生的录取制度为高校自主招生制度。高中生中学时的表现——选修了哪些课程,这些课程的难度如何,获得的成绩如何,参加了哪些社区服务活动,有哪些创新科技成果——同时列为高校考察的重要内容。如此,才能使对学生的考核评价综合化、动态化、持续化。可是,以上建议无一例外地被批评为不具备可操作性,根本原因是当下社会诚信依然缺失,大学公信力也有待提高。
  高考制度改革,不比恢复高考制度,虽有改革共识,但涉及利益广泛。因此在教育公平问题的困扰下陷入困境。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是未来高考改革的难题。
  高校扩招与大学生身份
  曾经有大学毕业生向我抱怨,扩招让他们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无法找到工作。按照官方的数据,每年至少有30%毕业生无法在毕业当年找到工作,就是说,现在每年无法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数,比1998年一年所有高校招收的学生还要多——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万人,而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近560万,按30%计算,不能当期就业的毕业生达到168万!
  1999年高校扩招的建议者汤敏先生,被称为“扩招之父”。在扩招的最初时光,这一称谓还有几分褒义色彩,因为这一举措,让多少被挡在大学校门之外的学生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而随着2002年第一批扩招学生就业,以及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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