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1期

中国人的关系网

作者:于 阳




  关系是小城市生活秩序的主旋律,也是大城市生活的副旋律。在大城市里,它与公共秩序形成平行的双重控制体系,二者有时相互竞争,有时相互补充,这就像交响曲中的和声。至于在乡村,反倒是关系社会的例外,乡村基本不成关系社会。村民都是熟人,没有生熟之分,没有生熟差异生成的特权空间,这意味着不存在或者只有很微弱的拉关系的价值。作者特意跟随人类学家到贵州侗苗族村寨做田野调查,发现人人都是熟人,没有开后门的资源,公权寻租资源薄弱,没有搞关系的需要。这显示,关系基于社会交往的一种落差格局,它是熟人对生人的优先权,而这种落差只存在于一个生人与熟人混居的移民社会。小城市和城镇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大城市反倒人人都是陌生人,生熟差异削弱了。
  
  关系好办事
  关系这东西,很不好谈。讲起来人人都是专家,大家都有一套。
  在中国的中小城镇,居民日常要紧的事情常常诉诸关系网,而非诉诸公共行政程序和社会团体。即使走行政程序,要害也在托关系——行政机关里的关系,进办公室只为走过场,使走后门合法化。事情于幕后早已商定,进办公室无非填几份表格,戳几个红印。
  在现代中国人观念中,关系总与“办事”联在一起。想到“关系”,总是要办事;若要办事,总是先想有没有“关系”。不办事的平常日子,也未雨绸缪,不失时机地应酬,老江湖们更以战略家眼光构思关系网的战略性布局,主动地设置关系网的内容,触角延伸至城市各领域——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商铺、房屋维修……每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忙于应酬,巩固关系网以备不时之需。常人简称之“打基础”,也叫“应酬”。“应酬”是一种优先价值,只要电话里交代“今晚有个应酬”,毋庸解释具体,就不用回家陪妻儿吃饭。
  事实是,所有中国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关系”生存。“关系”已是中国人的非正式制度,不同人的差异只是依赖程度不同。关系能帮助常人办事的范围几乎无限制,小事如买猪肉、买葱可以省钞票,大事如升官发财、晋级提薪、开店办厂可以通路子。
  对于不同城市、不同个人来说,关系拥有不同价值,可以办不同的事。为避免行文空泛,我们就锁定一个地方样本,归纳关系的效用。这里姑且隐其地名,它无非一普通样本,代表中国许多城市运用关系的一般价值。作者初步统计了这座沿海小城十年的市民生活模式。尽管生活需求一直变化,但以下事务必定诉诸关系。假若不用关系,要么不成,要么久拖不决:调动、就业、提干、涨工资、提职称、转户口、出入境(此项目2002年开放办理)、工商登记、贷款、申请投资项目、申请批文、子女进重点中学就读……
  另一类事务,不诉诸关系也可办成,但是依赖关系则可以提高效率,减少交易费用,获得更满意的效果:购买贵重商品(通过关系可以打折且避免假货)、机动车申领牌照、机动车年检、手术住院、进政府机关办理一般手续、结婚登记婚检、火葬殡仪、学校招生录取、购买优惠车船票、旅行团的优惠价格、购文艺演出票……
  两相比较,前一类事务属于生存大事,后一类事务属于生活小事,无也可,有则更好。仅就大事而言,小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必依托关系网,几乎没有人一生完全不利用关系生存,差别只是依赖程度高低。所谓能人和老江湖,则凡事必求关系。即便通过白道和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也非要通过关系,这渐渐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因为在往日的应酬里,人情已经放出去,债权债务关系盘根错节,关系不用白不用。
  按通俗说法,托关系也叫走后门。有后门就有前门,前门是正统体制,是公共宪政程序,也就是俗称的“白道”。后门不仅走得通,甚至还必须走,进而走得泛滥。这种现象是一切转型期或者制度不稳定时代的常见情形,包括关系网在内的江湖都是制度断裂造成管理真空的产物。
  (摘自《书摘》2007年第7期插图:姚腊远)
  责编:子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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