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9期
教师是知识分子吗
作者：徐平利
一
当今中国谁做教师？据我观察，进入教师队伍的一般都是保守求稳者、因循守旧者和怯懦胆小者，这些人对外界信息缺乏敏感度，并对未来缺乏想象力，至少是对生命缺乏激情。总之，如今在中国做教师的大都是不敢或不愿意接受风险挑战的人。
然而，我所观察到的是不是仅仅属于一种表象？我怀疑在深层机理上，一定有某种东西让教师的人格变得卑贱了！也许，学校环境真是一个很好的打磨器和浇铸机，越是重点学校和公办学校，机器的质量越好。凡是愿意做教师者，不管因什么理由入行，不管原本是什么性子，都会被打磨成保守求稳者、因循守旧者和怯懦胆小者；没有激情和想象力终将成为表现学校严肃性的一条标准。
二
有人说，不要过分地在真理和谬误之间划清界限。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作风。若真如此，戴着美丽花环的假教育实施的阴谋就轻易地得逞了。而社会的悲哀在于，没有人愿意追问生活的本质意义，一般民众最关心形式主义的表象生活，即试图在一种“权力幻象崇拜”当中见风使舵，捞取一点蝇头小利。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罪恶，这种罪恶随着权力和金钱的欲望时而显现，时而隐藏。但是，我们要坚定地把每一个人都看作“善者”！因为谁也不愿意过罪恶的生活。善是人性的核心，更是开展教育活动永恒的指导思想。我们不能让一个人在成为教师之前把那份恶的人性清洗干净，也没有必要想方设法从罪恶的角度管制别人（而现在很多学校非常细微的所谓科学化管理指标的出发点就是人性恶）。不幸的是，在权力中心主义和物质功利主义泛滥的学校环境中，假教育无限扩大了恶的存在，并且基于“罪恶哲学”制定专制政策，这种专制政策把可怜的教师当作僵尸一样驱赶，但往往能够立见奇效，很多教师的训练性欲望在被驱赶的过程中也变得越来越强。
当教师善心不存的时候，教师就不信任学生，也努力要把学生作为僵尸驱赶。就这一过程的本质意义而言，教师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其实学生是最大受害者，同时也为未来的迫害者身份积蓄了能量，只是民众通常以“有用之才”的眼光审视学生的未来，学生当下存在的价值被忽视了），而作为受害者的大多数教师的迫害水平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民众之所以认为越是低年级的任课教师的教育水平可以越低一些，并且待遇也应越少一些，那是因为低年级任课教师的迫害手段通常没有高年级教师那么高明而已。
当今中国谁做教师？社会对教师的理论认知和教师对自己实际生存状态的审视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或者说，教育研究者和宣传者在报刊上写的教师和那些白天上班深夜在网上直抒胸臆的教师之间的认知很不协调。也许这种不协调恰恰在教师身上得到了完美统一，就像有些乞丐白天在路边乞讨而晚上换上另一套衣服出去消费一样，但是消费心态总不怎么理直气壮——教师难道就是如此可怜、可悲、可恨、可敬和无用的一群人吗？
三
如今，人们特别怀念上个世纪初叶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他们无论在北京的高校当教授，还是在上海的出版社做学者，个个都能做一流的学问，也敢说内心的真话；既能拿不菲的工资稿酬，又不依附于政治权力。
独立敢言的知识分子一定有大才、大德，也备受敬仰。广受尊崇的蔡元培敢于一次次用辞职对抗政治对于教育的胡乱干预，乃因为他不唯官不唯财，而唯学问唯教育。陶行知能把教育办得轰轰烈烈，不是因为他是“海归”，而是因为他有一流的学问、崇高的人格和把身家性命搭进“教人求真”的教育事业的行为。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获得“现代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伟人”的称号，就因为他不做官、不发财，而唯愿把终身献给劳苦大众——他的教育事业总是和最艰苦、最贫穷连在一起。
当年严修先生兴办南开中学的目的在于“以教育济天下苍生、救国家危亡”，他以其大才和大德赢得了各方尊重。为了实现教育抱负，先生数十次谢绝统治者的征辟、罗致和礼聘，而以他的人格声望，从那些枭雄豪杰和地主老板处获得最大限度的资助，投入办学。严先生的光辉人格照耀了南开中学一代代的求学者。他的教育救国理想经他的学生得到了最完美的实现。
四
如果看看近年来各种媒体上的教育批评文字，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真正戳到教育痛处的话语往往出自教育界外。惭愧的是，众多教育研究者仍然愿意沉浸在曲高和寡的教育科学理论中自说自话，由于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些汗牛充栋的教育研究成果使假教育越来越猖獗，而真教育越来越贫弱。
我相信，未来社会是教育家治理学校的时代；然而在当下中国城市化教育欲望中，似乎还没有真正的教育家出现的迹象，或者说，当下中国以训练性为特征的假教育环境还难以诞生真教育家。近一个世纪前，陶行知先生如此批评当时的教育界：“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个不必说了，第二、第三两种也都不是最高尚的。”那么，什么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呢？陶先生指出：“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陶先生所批评的三种“教育家”在中国只多不少！为什么中国教育界总是缺少“有胆量创造的人”和“有胆量开辟的人”呢？难道是因为教育事业的稳健性特征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吗？
恰恰相反，当今中国的教育脚步不是稳健，而是太快了！我们说，这种“快”实际上是权力中心主义和物质功利主义导致教育欲望无限膨胀的结果，教育已经被蹂躏成为捞取功名利禄和争权夺利的工具，它失去了教育的真正意义，是一种假教育。假教育像晃动的肥皂水制造泡沫一样，只能在虚假的繁荣中制造形形色色的假教育家，不可能产生纯洁的教育心。
五
形式战胜了内容，表象战胜了本质，指标战胜了价值，数量战胜了质量，枝节战胜了主干，过程战胜了效果，灵肉割裂的荒谬者在无限膨胀的权力中心主义和物质功利主义欲望中越战越勇。
当我们的教育者全都把教育作为迎娶功名利禄的大花轿的时候，这个教育就必然要导致功利化、肤浅化和形式化。应试教育为什么成了“不倒翁”？应试教育的成功者为什么猖獗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因为一种“假教育”在形式主义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而荒谬者对荒谬生活的认可又是这种形式主义文化环境产生的基础。当荒谬者及其荒谬生活成为假教育的追求对象时，我们不得不焦虑地思考这样的问题：教师由谁来做？或者说，教师是知识分子吗？在当今中国教育环境中，教师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六
我们常常把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区别开来。知识分子应该是顶天立地的主体力量。因此，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首先应该是社会责任感，要时刻具有大局观念；其次，一个顶天立地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必须保持旺盛的批判精神，并能够对权力和物质的引诱腐蚀保持不懈的警觉，否则知识分子就很容易被庸众同化。
如果要以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和担当责任来衡量，当下中国教育环境中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中国有“养士”传统，读了很多书的人（姑且称为“知识分子”）要被别人养起来才算过上好日子：如果你不养，那我就骂；如果骂不成，那我就消极遁世。现在，学了知识就要在优裕的环境中生活——这种传统观念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在日益膨胀的城市化教育欲望中愈演愈烈。大学毕业生想方设法要挤进大城市、好单位——最理想的当然是能够直接进入首都北京的中央各部委工作。经济发达城市的学校校长很好当，因为他们既不缺钱财也不缺人才，他们通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学校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很多教师直言不讳地说：“我之所以愿意在这所学校压抑自己，是因为它给的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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