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8期
中国植物学先驱
作者：胡宗刚
民国元年（1912年），18岁的江西新建县学子胡先骕参加了由江西省组织的首届东西洋官费留学考试，入选西洋留学指标。
胡先骕进入加州大学，开始选择的专业是农学，后改为植物学。他曾在致胡适的书札中阐述了自己选择植物学的理由：“别无旋乾转坤之力，则以有从事实业，以求国家富强之方。”
1916年夏，胡先骕学成回国。1918年秋，得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主任邹秉文的聘请，任该校农业专修科教授。南高农科创办时仅有主任邹秉文和原颂周两位教授，第二年聘定胡先骕和张范村两位教授，同事一共才4人。当时招收的学生有两个班，共四十余人，设备非常简陋。
当时的教学水平不高，且没有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胡先骕于是与邹秉文、钱崇澍共同编著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学生物学系使用的《高等植物学》教科书。该书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书中的理论及分类内容比较新颖，一改过去沿用日本教科书的编著体例。胡先骕还凭借对汉语的深厚修养，改正了原来应用不当的日文术语，如将“显花植物”更正为“种子植物”、“藓苔植物”更正为“苔藓植物”等等，这些更正后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创办第一个生物系
南高时期，由于教授不多，农科不能分系教学。1922年扩升为东南大学后，学有专长的教授已大有人在，农科便划分为农艺、畜牧、园艺、蚕桑、生物和病虫害等6个系。每系都拥有几位专家教授，共有教授26人，职员56人。系主任由有声望的教授担任，各系助教最初几乎全是南高农科毕业生。邹秉文用人唯贤，而且对所聘用的教授和助教非常信任，使老师们得以专心致志地进行教学、研究和推广。邹秉文在办学过程中，得到胡先骕的帮助最多。生物系就是在胡先骕的谋划下组建而成，胡并被聘为主任。经他招揽来的著名教授有秉志、陈焕镛、陈桢、张景钺、张艺伯等。
由于有国内当时最好的生物学教授，有最新的科学资讯，有提倡科学的最佳环境，南高、东大培养了大量的生物学人才，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生物学界的栋梁。
创办第一个生物研究所
当时国内各高校，除北京大学地质系在丁文江、翁文灏领导下开始研究中国地质外，其他各校还没有形成研究风气。秉志、胡先骕对高校科学研究的倡导在南高也很难实现。有的掌权者，自己不能从事研究，对他人的研究却又妒嫉而加以压制。秉志、胡先骕只好另谋发展，计划在中国科学社创立生物研究所。这个想法得到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的支持，于是让秉志、胡先骕、杨杏佛3人筹办，以很少的经费进行动植物学研究。东大生物系毕业生来生物所从事研究而成名者辈出。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于1922年8月18日在中国科学社南京成贤街文德里社举行开幕典礼，“名贤毕集，一时称盛”。
生物研究所成立后，大家共推秉志主持。下设动物部、植物部，分别由秉志、胡先骕负责。因为当时经费困难，所里从事研究的人员中，除助理员发一点津贴补助生活外，各研究员都是在大学教课之余来所里从事研究，不领取薪水。当时还创办了一份刊物，名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专刊》，以外文为正文，附中文提示，以便与国外学术机构交换，交换得来的刊物后来达五六百种之多。欧美各国生物学界对中国生物学渐渐有了认识和了解。
这里成了中国现代生物学的摇篮，许多著名的生物学家都曾在这里接受训练，并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
采集标本建立基础
植物学教学和研究的对象是植物。中国植物资源极其丰富，为西方植物学家所羡慕。自16世纪起就有外国人来华采集，到19世纪中叶则有更多的植物学家、探险家来华采集，所得都运回自己国家，收藏在各大植物园或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以供研究之用。所得标本中有许多新种。外国人在中国大肆采集，而国人对自己的资源既不珍惜，也不研究，胡先骕还在美国留学时，就认为这是民族的耻辱，所以，他组织领导的研究工作，自然要从采集入手。
1919年秋，胡先骕与邹秉文商量，决定大举采集中国植物。他们认为四川、云南是外国人常去采集的地区，采得的植物有五六千种之多，如果跟随其后，一定会有较大收获。但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一校的力量，还不足以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采集工作，胡先骕便动手写了篇缘起，拟定办法，征求北京大学和北京、沈阳两高等师范学校意见，共同发起调查活动。最后，有7所大学或专门学校、24所中学愿意参与，商务印书馆也愿意提供赞助。这些学校之所以积极加入，是因为可以从中分得教学标本。因为以前用的标本大多是从日本购得，而日本植物与中国植物有较大的差别，在中国讲授日本植物脱离实际，弊端很多，而且是拾人牙慧，现在国人自发采集，当然受到支持。
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但四川、云南的社会治安却不见好转，他们不敢贸然前往。后得知浙江、江西、湖南、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植物种类丰富，欧美植物学家还没有采集过。胡先骕觉得，浙江、江西距南京较近，采集工作比较容易进行，于是决定在去川滇之前，缩小规模，就近先去浙赣。他在《浙江采集植物游记》的后记中说：“此役历时三月，历水陆程三千余里，步行所经约一千六百余里，浙省东西名山，十探八九，而植物之探访，成绩大有可观。”
1921年春，胡先骕又带队去江西、福建，相继采得大量植物标本。
这两次采集到的标本多达万件。胡先骕经过整理鉴定后，于1921年到1924年相继写出《浙江植物名录》《江西植物名录》(附福建崇安县植物)《浙江菌类采集杂记》《江西浙江植物标本鉴定名表》和《增订浙江植物名录》等，陆续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后来又进一步研究，撰成论文《东南诸省森林植物之特点》，并以此文参加第四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赢得了国际声誉。
世界上普遍认为所有植物的种类是单一起源的，可是尚未有人能证明这一点。胡先骕于1950年提出了得到世界公认的第一个多元分类系统，也就是说，胡先骕认为当今世界植物不是起源于一次，而是多次起源的。胡先骕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
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
1928年春，原由范源濂(字静生)生前分别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尚志学会达成共识，共同在北京组建生物调查所，并用“静生”命名，以永久纪念范源濂先生。
静生所在筹建过程中，秉志和胡先骕担当主力任务，胡先骕主动承担植物部分的组建工作。调查所按计划于1928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秉志任所长。
静生所成立后，主要开展对华北、东北及渤海等地区的生物资源调查、采集及分类学研究，后又把工作目标投向生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四川、云南，收获极为丰富，引起了国际植物学界的重视。在抗日战争时期，胡先骕还设法在云南昆明设立研究所，以利于对云南植物进行研究。他还帮助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在西部科学院设立植物研究所。
调查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四川万县发现和命名了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水杉出现于6500万年前，绝迹于160万年前。1945年，农林部技师王战在湖北利川县“磨刀溪”采得标本，其鉴定为水松。后又有中大森林系技术员薛纪如前往万县“磨刀溪”采获花及果叶标本，乃由郑万钧函呈胡先骕，最后由胡先骕和郑万钧于1948年定名为水杉。这个发现，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科学的重要成就，对植物形态学、分类学和古生物学都有重要意义，轰动了当时国际生物学界。
创建庐山植物园
1931年，胡先骕为撰写《庐山志》而到庐山调查时，就感觉到庐山适合建设森林植物园，由此实现自己多年的宿愿。当时的庐山，从蒋介石驻山避暑起，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大员云集，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庐山也有了“暑都”“夏都”的称谓。优越的政治地位，再加上便利的交通和宜人的气候，也使得学者云集，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胡先骕选择庐山创办植物园，主要是选择这里已形成的文化环境，而自然条件还是次要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