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债务危机笼罩下的中国高校
作者：钟岷源
2007年1月19日，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海南大学用“确切的”数据佐证上述观点。他说：“1998年中国高校招生规模仅为108万人，2006年达到了540万人，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的发展阶段，毛入学率达21%。同时高校在校学生、科研经费分别是1998年的4倍和6倍，在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了更大的发展，高校的学科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科研水平亦有长足进步。”
但周济同时坦言，中国教育的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
现今，高校的急速扩张所引发的高收费、巨额负债、教学质量波动、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在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异象迭出，高等教育遂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
2500亿元——高校巨债
现今国内众多高校身陷债务的泥潭，2008年前后将进入还款高峰期。银行开始催债，但很多高校无力偿还，他们把目光投向政府——这个场景已经不是秘密，更非杞人忧天的凭空想象。
高校的巨额负债源于从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和扩张。但高校毕竟财路有限，一靠财政二靠学费，要支持扩张冲动需要巨额投入，找银行贷款成了当务之急。
在过去的两年里，厦门大学教授邬大光率领他的博士弟子们调查了全国20多个省上百所高校，随后完成的调研报告的结论是，“我国公办高校的贷款规模在2000亿元到2500亿元”。这个数据高出2005年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披露的“1500亿元至2000亿元额度”。即便这样，邬大光仍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告知本刊记者，他们对调查的结果尚有保留，手头也有两本账，真正的数据几乎翻番。
其实，仅通过媒体已经披露的信息，就足见近年高校贷款之疯狂。
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投资规模50亿元，广州某大学城总投资120亿元，江苏等地一些大学城投资最少也在40亿元到50亿元。要完成这样的“大手笔”，由于财政投入和其他融资渠道受限，银行贷款便成为高校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业内人士估计，贷款占高校基建总额的80%以上。
来自四川省银监会的数据表明，截止到2005年8月，该省4家国有商业银行对辖区内高校发放各项贷款52亿元，其中基建贷款36.7亿元。此外，湖南省25所高校目前有中长期贷款近百亿元，校均负债近4亿元。河南一所大学，5年来基建投资11亿元，其中贷款9亿多元。
有专家不无担忧地说，盲目扩张与贪大攀比，致使高校负债累累，也许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大学的“破产”。
事实上，这种担忧正在变成严峻的现实。
据邬大光介绍，2003年以来，个别学校出现了银行逼债的现象。“浙江一所大学面临破产，政府出面将该校并入另一所高校，化解了债务危机。”邬大光说，我们了解到的另一所学校，总资产10亿元，贷款就占8亿元，还息都困难，校长急得没办法，正好老工业基地享受国企改制政策，他们利用亚洲开发银行的30年贷款置换了部分银行贷款。类似的方式使2004年-2005年的还本付息高峰被延迟。
山东省人大财经委调查发现，截止到2005年5月，山东省教育厅所属23所高校贷款余额75.4亿元，是2004年总收入的1.57倍，其中5所高校贷款余额超过总收入的2倍。这些贷款每年的利息就需要4.3亿元，而省财政对高校投入的增量每年只有1亿元。随着还款期限的到来，部分高校运转将越来越困难。
今后3～5年内，进入还款期的高校将形成到期不能还本付息的局面。高校债务缠身，使居高不下的大学学费下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目前，许多大学已在亏损状态下运行，连利息都无法偿还，其实已经游走在“财务破产”的边缘。
谁是异象的制造者
笼罩在高校头上的债务危机不仅影响校方，同时波及银行和政府。
面对危机，有的学校只好压缩正常的教学及科研经费，减少或取消正常的科研项目经费支出，缩减学术交流活动的开支，导致大学教育资源不足。有的学校甚至降低教职工的待遇，连续数月冻结财务报销。
而同时，高校的巨额负债也把银行拖入风险之中。高校贷款扩建热，与当初的国企贷款热如出一辙，这条盲目贷款→财务危机→不良贷款→财政负担的国企老路，甚至会引发金融风险。
政府同样受此牵连。由于高教事业的公益性和高校的非盈利性特征，决定了政府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实际上，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为此买单。浙江省政府支出财政40亿元，直补高校贷款利息。河南省政府也酝酿为学校还1/3的利息)。学校不顾自身还贷能力和财务风险疯狂贷款“圈地”，就是摸准了政府不会坐视不管，最终会通过各种途径增加投入为学校买单。即使学校没有能力归还银行的巨额贷款，法院也不会支持查封学校。正像一名大学校长所言，“因为公办学校是国家的”。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为高校债务买单的现象，虽说缓解了金融机构与公办高校之间的信任危机，但是政府买单实际上就是民众买单，因为，财政的钱就是百姓的钱。换言之，高校债务政府买单的后果，势必要降低财政资金用于公共服务的投入，也就影响了民众对于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享用。假如把这种高校债务政府买单的后果上升到法律层面来审视，无疑是侵犯了民众的利益。
当然，出现今天高校巨债的诱因，并非高校单方所为所愿。“这是高校、银行、政府各有期待、共同作用的结果。”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告知本刊记者。
对高校而言，扩招后急需扩大规模是寻求银行贷款的因素之一，而教育“211”和“985”工程确是高校扩建的诱因。“211”是指中国在21世纪要建100所“高水平的大学”，“985”是指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北大调研时，提出中国要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周洪宇说，现在这类一流的大学全国已建35所。
教育部门对这些“工程”有评估的硬指标，每个学生要占一定校园面积，每个专业达到一定招生量，达不到硬指标，一些专业将被停招。故此，学校就不断圈地、扩张、合并、改校名、建大学城。对于高校建楼的“突飞猛进”，前任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称其速度是高校发展史上的“世界第一”。
而此时的银行，存多贷少，给国企的贷款因效益低下形成呆账。正当他们“山重水复疑无路”不知把钱贷给谁的时候，突然发现高校是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好去处，于是给高校的贷款也就格外大方。2001年左右，仅工商银行就签下超过100亿元的银校合作协议。一些商业银行给知名大学的授信额度达到了50亿元。一名工行知情人士说：“银行找个好客户不容易，当时资金流动过剩，银行存款不能空转，贷给大学，总比中小企业平均风险小得多。”
看着银校之间的“友好合作”，地方政府也“心情舒畅”。因为高校获得贷款，既弥补了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不足，高校大楼尤其是大学城的兴建，又拉高了当地的GDP(因为众多的投资者是地产公司，他们“虚”做教育“实”做地产)，政府业绩显而易见。
周洪宇总结说，在银企双方共有需求的情况下，高校把银行当成“取款机”，而银行则把高校的扩张视为自身发展的“良机”。
被牺牲的质量
当高校背负巨债盖起一座座雄伟大楼的时候，其教学质量并没有随之提升。近年来，高校教学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譬如学生素质下降、学术风气浮躁等已经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
中国一跃成为教育大国，与此同时毕业生就业难也是事实。据团中央学校部和北大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截止到去年5月底，2006年毕业的本科生中，有50.19%未能找到工作。前些天，媒体披露了广东高校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首次低于本科生，甚至专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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