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债务危机笼罩下的中国高校

作者:钟岷源




  “校区建设再豪华、规模再大也不能与高质量的大学划等号,相反,往往会像一些国有企业,越大摊子越烂!‘大师’也不是指在外面千方百计挖过来一两个专家,甚至聘几个‘挂名’教授,而应该是能够融入本校,形成特有的集体认同感,形成一个特定的有文化内聚力的高校专家集体。”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谢国财感慨道。
  在扩招的浪潮下,有的高校师生比高达1∶40,超过合理比例两三倍,出现了几百个学生同时上课、几十个人一起做实验的场面,不少研究生一年内甚至见不到导师一面。近年来,中国几乎成为论文的制造工厂,据国外专家评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十分鲜见。发论文交版面费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出现为赚版面费而办学术刊物的“中国特色”现象。
  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绍振直言教育部的所谓高校本科教学检查太过形式主义,对教学质量不但没有促进,反而造成许多干扰。在管理上,教学评估往往是领导层暗箱操作。不称职的老师没有压力,优秀的教师得不到充分肯定,有时甚至颠倒黑白。当然,教学效果的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难免有偏差,问题在于长官意志决定。其实,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学生的评价,但许多大学每年进行的学生对教学的评估结果却是保密的。在学生中口碑不好的“优秀”教师屡见不鲜。
  事实上,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在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的过程中,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极易凸显。高等教育大众化绝不仅仅是量的增加,更应该有质的提高。高校不能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来换取规模的扩张。
  
  高额的学费
  
  高校改革,“高收费”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2003年6月8日晚,央视播放了一个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节目里陕西榆林农民景统仕家徒四壁,在女儿景艳梅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一万元的学费,连续数天外出借钱,无功而返。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政府部门求助盖章,证明其家境困难以方便女儿申请学校困难补助,无奈章也未能盖下,于是喝农药自尽。
  同样在陕西,宝鸡“下岗”工人丁平良,在得知儿子丁炜考上复旦大学后,向其老板讨拖欠的工钱凑集学费不得,跳楼自杀。
  面对这些心酸的新闻,周洪宇教授分析:“高校培养学生涉及成本的分担问题。很多的中专学校一夜之间升格为高职高专,进大学的门槛低了,原先的中专生成为大学生,学生就开始支付不了大学的成本了。同时,由于政府投入不足,高校的成本迅增,收费也就水涨船高。”
  但对高校发展的“速度问题”,周洪宇提出要有一分为二的看法,因为“不扩张,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盲目扩张,其速度超过了我们经济和心理的承受能力,必将产生负面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从规模上看已经从过去精英式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但在这种转变中,隐含着许多重大问题。大学年平均学费达到5000元左右,而中国农民年平均净收入也就3000多元,一个农村家庭要供孩子读大学,常常是举全家之力还不够。但现在一些政府官员和大学校长,并不敢正视这个问题。”
  十余年间,中国高校学费涨幅是居民收入增长的10倍。据不完全统计,高校贫困生总数已高达320万,其中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特困生有100多万。
  而同时,“教育乱收费一直成为近来群众举报的热点”。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对此直言不讳。2004年审计署对教育部等中央部门直属的18所高校200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显示,18所高校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和国家明令禁止的有关费用以及超标准超范围收取学费、住宿费等共计8.68亿元。
  面对全社会的关注,高校如何规范收费?据悉,今年教育部决定制定高校生均成本核算办法,为高校收取学费提供法律依据。公众需要得到一个透明的交代。而且有一点应该明确,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它应该满足社会大部分民众的需求。而从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以及高校面临的财务危机来看,生均成本核算办法能否带给人们期待的结果,仍然充满变数。
  客观地说,靠成本核算办法控制大学收费是乌托邦式的,希望通过利益相关方的“成本控制”来遏制大学高学费的愿望也难免缘木求鱼。大学收费要真正合理,要从大学财务制度改革、资金使用效率评估、高校行政构架改革、政府财政倾向性贴补等多方面入手。给高收费一个“科学核算”出来的理由,远不如降低家长掏钱的事实来得可爱、来得温暖。
  “在社会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教育制度有几种选择”,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一是主动维护社会公平,将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二是至少不去人为制造差距与不公。而我国当前的教育不公,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失误和偏差所致。
  (摘自2007年2月20日《南风窗》)
   ■责编:子丑 插图:董苇
  (本文编号: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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