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8期
学术腐败与论文造假
作者：耿明志
高校论文是功利性的产物
学术腐败和论文造假等问题，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关注的仅次于看病难、购房难等热点问题的又一热点，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这种局面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院士说：“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思想的产生，和我们科研部门的引导有一定关系，每年发多少篇论文，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上，都和他们的晋级挂了钩的，但有的研究领域专业是需要沉淀才能出成果的。这些要求又大都是各单位自行制定的一些土政策。结果就只能是，有些很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因为论文数量上不去，始终提不成教授，许多人就只好去搞邪门歪道，去剽窃造假，还有一些人在合作中将别人的成果据为已有。”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现在高等院校的教师，把评上高级职称特别是教授，视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因为职称与他的社会地位、住房补贴、学术声望甚至在社会上的话语权等都是紧密相连的。同时，各种经济收入也都是与职称息息相关的。比如有了高级职称，你活动的范围就会自然扩大，不但可以在公司和社会团体任职或兼职，甚至还可以进入政府部门兼任参事顾问等各种社会工作，不但有了社会知名度，而且还增添了号召力。技术咨询、企业求助，一般都要找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人，助教甚至讲师是很难有社会话语权的。哪怕你的学问或对某个问题的研究可能比教授还要强，可还是没人理你，就因为你不是教授。
可是，要取得高级职称也绝非易事。一名助教要升到讲师，需要3午时间：从讲师升到副教授，至少需要5年时间；从副教授再升到教授，起码还要5年。当然，这里说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也有不几年不经意间就蹿到了教授。不久前，广西就有一位25岁的年轻教师仅因“学术成果丰硕”就被破格评为教授，其教龄竟未满一年——这应另当别论。
绝大多数教师在争取晋升期间，每一个关口都要求有相应数量的论文或论著。虽然许多大学在各级职称评定中应发表论文的数量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数字都很可观，比如河北省的一所高校仅评副教授就规定至少需要发表10篇论文。为晋升职称，许多大学教师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论文和课题上，根本没有心思去琢磨课堂教学，导致教学质量普遍下降。不少教师之所以能勉强走上讲台，只不过是为了应付教学课时考核。他们不认真备课，不与学生交流沟通。他们想的不是如何取得最佳教学效果，而是如何以最少时间交差了事。现在，讲台上很难看到名教授，职称越高离讲台就越远的现象在很多大学里早已司空见惯。
在大学里，年轻教师们在学校的最底层苦苦奋争，因为不评上教授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而奋争的重要手段就是采用各种手法把发表的论文篇数凑齐。你想淡泊名利洁身自好吗?你想严守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之天职吗?那你就是逆潮流而动，在浮躁之风盛行的校园里，你就不会有光明的前途。
上海交通大学57岁的讲师晏才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教学水平和师风师德广受赞扬，在评教活动中也是唯一获得罕见满分的讲师。但是，只因为缺少论文，这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2005年3月因肺癌去世时也仅仅是讲师职称。
对于这样一位好教师的悲剧人生，学校当局是怎样解释的呢?上海交大一位负责人说：“大学要求教学、科研并重，教师既要传播知识，又要创新知识，两者不能偏废。以此衡量，晏才宏就不够全面。”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科研?什么是知识创新?在当今的尺度下，不就是花钱买版面发表几篇论文吗?一辈子忠于职守，在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中取得很大成绩并愿以毕生精力和智慧奉献于知识传播使命的深受学生爱戴的人才，在学校里属于“不全面”的另类，那么，不到一年教龄的人，却一下于蹿为教授，全面吗?不切实际地追求全面，没有产生积极作用，反而造成了中国高校教育质量全面下降，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传道授业解惑还有什么光荣?做假、抄袭、剽窃还有什么可耻?
论文专业户
年轻教师为了生存千方百计地去发表论文还情有可原，可一些已经当上了教授甚至博导的那些大人物、那些学科带头人也挖空心思发了疯似的去发表论文，就有些令人费解了。武汉某学院的一位教授，2003年共发表65篇SCI论文，平均不到一周就发表一篇，成为2003年度中国SCI最多的作者。浙江某大学一位博导平均不到2周就发表一篇SCI论文。东北某大学有一对教授夫妻，平均一天就发表一篇SCI论文。某高校还有一位院士，10年来竟然发表SCI论文500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举例说，他每年在评审优秀博士论文的时候都很惊讶，一些博士生短短三年内，竟然有几十篇的论文被SCI收录。他形容说：“简直是一个‘PaPer Machine’(论文机器)。”
他们近似疯狂地发表论文，为的是什么呢?原来，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主办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ion Index，简称SCI)，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它从全球挑选出6500种刊物(其中中国72种)，将其刊载文章收录其中。由于不同质量的期刊和文章被引用的频率不同，SCl在实际应用中，逐渐派生出科研绩效评价功能，但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SCI在科研绩效评价中只能起辅助作用，学术评价仍应以国际通行的同行评议为主。然而SCI到了中国情形就不一样了，完全发生了变化，并迅速渗透到科研评价体系中来，成为了评价科研成果的最高标准。最早把它纳入科研评价体系的是南京大学。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南京大学出于科研创新考虑，出台了对能完成规定指标的科研人员，每发表一篇SCI论文给予1000元左右奖金的规定。后来对研究生也作了这方面的规定。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可以量化的指标对科研人员实施一些压力，使南京大学的科研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1992年至1998年，南京大学的SCI论文收录数在全国居第一位。在此期间，由于可量化、易操作，南京大学的做法迅速在全国推广，SCI逐渐上升为衡量科研工作者学术水平的一把重要尺予。随后，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国内几乎所有高校都相应出台了奖励政策，明文规定每发表一篇SCI论文就可以获得数千元到1万多元的奖金。湖北的那位老兄一年得到了65万元。浙江的博导得了50多万元。那位院士一年收入超过百万元，被人称为名副其实的“SCI大师”，而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再也不是什么科学家了。
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大学医学院博导王立东说，学术研究是一种积累，不是做几天就有成果，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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