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0期
投石的诉说
作者：张承志
掷出石块的是一个少年。他站在熊熊的烈火中央，迎着隆隆驶来的怪兽。他的耳际轰响着的，是地狱里凄厉的风吼，和烈火焚烧石头的声音。环绕的一切都尖锐、钝闷、灼烫而恐怖。怪兽挂着金属板的装甲，傲慢又野蛮，沿着街巷横冲直撞而来。石块在迸溅中粉碎，一切倾听都被挡在了背后。在这恐怖的野兽轧碾之下，一切都变成了瓦砾，一切都化成了废墟，包括新世纪的精神，包括生存的希望。
少年从瓦砾里抓起一块石头，套上投石索，奋力朝那钢铁的野兽掷去。又一声砰的声音迸响在金属板上，红色的火焰映照着他舞着投索的弱小身影，如一个新鲜的塑像，如一个迎战魔鬼的大卫王。
大卫王的使命，如今正由这个巴勒斯坦的少年承担着。大卫这个名字用阿拉伯语读，恰好就是他的名字达乌德。战争怪兽里跳出凶恶的军队，抓住了他。达乌德的手被一根窄细的白色硬塑料带子反绑，士兵们殴打着他，活活地折断了他的一条胳膊。
瓦砾堆里同时跳出十个少年，他们愤怒地用投石索、用弹弓或赤手把石块投向毒焰和怪兽般的坦克。嗖嗖纷飞的石块撞在坦克的装甲板上，响起一片悲愤的声音。
——这不是文学的描写，这是完全的现实。硬塑料的窄带是最新的绑人工具，它比手铐更使人疼痛，比绳子绑的结实。揭露以色列军队折断投石少年手臂的行径及其法西斯心理的，是葡萄牙的著名作家萨拉马戈。《大侵入的前夜》一文介绍了他引起轩然大波的发言。
他的发言要旨是这样的：“折断参加Indifada的投石少年的手臂，就其精神而言，在犯罪一点上，可以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相比较。”(日本，岩波书店，《世界》，2002年6月号，p．53)
他冒险发言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见了石块传达的语言。他听懂了，并因良心的驱使不能回避。
使用石块难道能进行战争吗?不，这不是战争手段，而是心情的传达。巴勒斯坦人用这样的语言，呼喊着公正，呼喊着最古典和最底限的良心。投石的语言是神奇的：它超越了障壁唤起了良知和同情，也为非武装的民众反抗，作了痛苦而警醒的定义。
自从1987年的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起义(Indifada)以来，这种达乌德——大卫式的象征行为，以及这种石块迎击坦克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孩子的石块不可能打败坦克，所以这是象征，这是一种语言表达而不是战争手段。孩子们的石块说出了巴勒斯坦民众抵抗的正当性。孩子们用石块说：我们没有武器。我们用石块呼喊。人们，你们听见了吗?
二
我的耳朵听见了它们的声音。有很多耳朵听见了这石头的诉说。这声音和这形式太富于象征意味了，我甚至觉得巴勒斯坦的少年们是在谱写着一部诗篇。这诗篇因为使用了超越一切语言的语言，所以使一切诗人的作品都黯然失色。
象征和语言遇到的，是疯狂的野蛮行径。从2000年9月起，因沙龙对阿克萨清真寺的冒渎再次掀起了第二次Indifada。石块同样竭力传达着这种弱者的语言，但是希望被坦克的履带一天天碾得粉碎。与肆虐的坦克唱和着，世界在肮脏地“看杀”。于是，在对被剥夺和被侵略者的杀戮中，出现了怀抱炸弹的牺牲反击。绝望的石块，在悲愤的尽头变成了赴死。
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说——这就不对了!这么一来不就是以暴易暴了吗?这种造成平民伤亡的行为，同样必须谴责!
这种批评是面对屠杀表演公允。其实天平早已倾斜坍倒，其实人们早已使用极限上的语言呼救。知识分子公允病的症状后面，藏着他们接受既成事实的妥协心理。说到底还是与强权为伍划算，所以他们佯作没听见石块的呼救。他们把一个绝望民族的利益，换了卑怯的自慰感觉；他们不肯说一句——占领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是最大的犯罪!
哀兵如同坐以待毙，投石的语言，被人们充耳不闻。那么只剩下投降或者殉死，再无他途可供选择。
石块在绝望的尽头，含着眼泪爆炸了。它一头撞上那战争的野兽，发出孤独的一响，然后被黑烟烈火吞没。
以一己之死诉说的人蒙受着诽谤。他们动人的语言和难忘的形象，在火狱烈焰的映衬下，在巨大的话语压迫下，被描黑画丑，被下流地歪曲。
另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媒体在卑鄙地诱导。满足于自私的小康，人们习惯了白日的谎言。确实炸弹造成了伤亡。但是，以死为语言的人所实践的，同样不是战争行为而是语言的传达。他们企图用悲愤的一声轰响唤醒世界：我们只剩下了生命。人们，你们听见了吗?
三
听见了石头的诉说的，是如萨拉马戈一样怀有正义感的人。即使生逢如此时代，他们也决心回答。
在纳粹屠杀犹太人最烈的时期，曾有一个日本外交官抗拒正与德国结盟的政府命令，为逃命的犹太人发放了离开欧洲的签证。他的遗孀最近发表给沙龙的公开信，要求以色列从巴勒斯坦撤军。
应该让更多的人听见这位九十岁老妇的声音。她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平成14年(2002年)4月11日
沙龙总理：
——对以色列从巴勒斯坦撤退的要求——
沙龙总理，切望无论如何，从巴勒斯坦做有勇气的撤退。并实施基于人道主义的政策，为中东和平做出努力。
亡夫曾于1940年就任立陶宛代理领事。当时纳粹德国对犹大人的屠杀，正激化得超乎想像。北欧小国立陶宛也曾有大量犹太人逃来，我至今难忘领事馆门前拥挤着的、为获取签证的人们那必死的表情。亡夫曾向本国外务省提出了发给签证的请求，却因日本正与德国缔结同盟条约、并有诸端理由而被驳回。
但膨胀增多的难民的悲痛声音只见逐日高涨。亡夫苦恼至极，在征得家庭全员赞同后，作出了“吾宁负日本政府，不能负神”并发出签证的决断。他连日彻夜书写签证。我们不清楚发出的签证数量，只记得他在有限的时间里，不眠不休书写签证的情形。后来才听说有6000人获救。依出版社的强烈要求，《6000个生命签证》一书也在日后出版了。1945年5月，与德国的战败同时，我们一家被软禁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郊外的俄国收容所，至1947年归国一直流离于各地的集中营。归国后外务省逼迫亡夫辞职，并不顾及他早在战前便为国效力，而追究其发给犹太人签证的责任。亡夫依外务省之意辞职。那以后原本寡言的他更加沉默，他觉得因良心判断而致使家庭受连累，因此蒙着很大的心理负担。后来仰仗多方好意他才再获职业，总算生存下来。
他于1985年被以色列政府以援救犹太人生命的功绩授予“Yado Basiem”奖(诸国之正义者之奖)，次年7月3日静静降下了人生的激动之幕，享年86岁。
亡夫的行为，是我一家的巨大荣耀。一生中能救出那样众多的生命，且被救助者日后又多肩负以、美政治乃至世界经济之重任，听闻这一切亦使我一家无比喜悦。
但是，今日之侵攻巴勒斯坦，无论其理由如何，都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悲哀。不仅如此，每当想到惨死战祸者的遗族又笼罩于难忍的悲痛之下，我们便无法不为——究竟亡夫那样写下签证好吗?抑或若没有写才好?——诸如这些而苦恼不已。
我今年已90岁了。四个儿子中，三子晴生和长子弘树已经辞世。长年来，我和成为家长的次子千晓一起生活在乡下。我已经不可能再活很久了。惟一惦念的事情，只是培养能继承亡夫的“植根于人道主义的活动”的人。这是继承亡夫意志的我们的最后愿望。
去年末我们失去了长年住惯的家屋。或许人会觉得我们穷，但我们却永远抱着衫原千亩遗留的行为，怀着清高端正的自豪生存着。我们是幸福的，切勿对我们施与同情。
用不着为一个人，我们请人们关心的是“基于人道主义的活动”。请想想究竟还要让多少宝贵的生命在战争和自然破坏中死去，并切请在此刻，再次审度以色列的侵略带来的悲哀和损失的巨大。无疑，我相信武力之外还有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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