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7期
有多少时间可以孝顺
作者：谢胜瑜
我该怎么叙说我的国王呢？我的国王是个小人物，一个我叫他父亲的男人，一个连个生产组长也没当过，连一幢漂亮的青砖瓦房也没盖起来，甚至连说句话也不是那么有条有理的农民。
也许应该从父亲的父亲说起。父亲的父亲是条血性汉子。如果撇开他的刚烈性子而言，他也和父亲一样，是一把敦厚的侍弄庄稼的好手。但那样一条汉子，在与邻村争夺水渠引水灌溉权的时候，上前理论的祖父被邻村村民的铁铲劈中，血流汩汩，当场昏厥在田埂上不省人事。村里人叫来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祖父惟一的传人，那时他才13岁。他在村里人“快快快”的叫喊中弯下身子背起血流不止的祖父，往家里的方向艰难地移步。尽管他努力地挺直了腰，可他毕竟年龄太小，个子还没长成，祖父的长手和长脚垂下来，一直拖到了地上。就这样，父亲趟着祖父的血水，还有自己的汗水和泪水，艰难地把祖父背回了家中。祖父背回家后，一个星期不到，就闭上了眼睛。他用汩汩的鲜血，换来了全村稻田汩汩的灌溉水，却把父亲孤苦无依地丢在了一边……
那还是农业合作社时的事情。这些事情以及接下来的苦，父亲从来没跟我们说起。包括孤苦无依的他后来怎么迎娶了我的母亲，他都不愿意和我们说起，母亲也不跟我们说。作为儿女，我们只听村里人说，年轻时的母亲娇小漂亮，又是富裕人家的女儿，这样一个贤良女子嫁给了父亲，当真是憨人有憨福。
也许真是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在母亲面前，父亲从来都是少言寡语，什么事都是母亲说了算。母亲说东，他从不说西，母亲骂他，他也不声不响。在外人和我们几个儿女的眼里，我们家整个就是一个母系家族。母亲在家里有绝对权威，家里事无巨细，都得母亲操心，当然，也是她说了算。父亲呢，只是在母亲的差遣下做这做那。我从小就觉得母亲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家，什么事让谁去做，她总是安排得妥妥贴贴、合情合理。母亲自己做些手面上的活儿，儿女们则按从大到小的顺序做着轻重不一的家务活和农活。而最重的活，比如挑满担的谷子、轧砖头等出大汗的活，母亲和几个孩子都扛不下，自然就派给了父亲。除了农活和家务活，父亲每年农闲的时候，还得一个人到30里开外的深山老林里背木头出来卖。他把卖来的钱一分不少地交到母亲手上，然后母亲再拿到学校给我们交学费。
父亲好像从不管我们。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做父亲的角色，他从不吆喝儿女做家务，甚至连我们写不写作业他都不管。儿女们考学、学艺、恋爱、结婚，无论遇上多么大的事，都听不到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的声音。与别人家的孩子相比，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好像根本就不是庄稼地里的禾苗，而只是几兜混杂其间的分食的稗子，父亲根本就忘了还要给他责任田里的几株稗子施肥侍弄这回事，他完全由着我们自生自长，从不管我们的高矮胖瘦，甚至是否病着蔫着，好像，他只管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是否“活着”。小时候，他只要看着我们蹦蹦跳跳，是不会挑剔儿女们女的是否淑女，男的是否干净的。父亲的万事不管，使我们的童年生活过得野性而又自然。记得有一年除夕夜一家人围拢在一起的时候，儿女们各自数着过去一年的艰难，谋划着来年的出路，父亲听大伙儿热闹地说着，无言的目光里贮满了心疼和爱怜。他对我们说：“活着才是大事，只要活着，怎么活都好。”正是那一年，在我走出家门重返单位的时候，他给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叮嘱，他瘦高的个子拦在我面前，说：“不要和人争斗，身体好是第一好，遇事血性不要太旺。”父亲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我是个刚烈性子。他虽这么说着，却从来不曾阻挡我远离家，远离他的视线，在他眼不到心不及的地方为名利而扑腾，为所谓的理想而劳碌。他的话就像一个成熟职员在会议上的发言，自己把观点和意愿表达了，领导采不采纳执不执行，却决不再多言多语……
父亲不喝酒，也不吸烟，不会弹二胡也不会玩牌，更不会有母亲之外的女人。对于我经常挂在嘴上的诸如事业爱情视野机遇啊什么的，父亲更当作是海外星云，从不曾想过要去抬头看它们一眼。这么高高大大的男人，除了耕耘着的几亩责任田和每天歇身的几间老屋，他的脚步从没有走出过方圆一百里。有一次，我把车开到家门口，想接他到我工作的省城住一段时间，也好让他的双眼里装进一些庄稼和猪牛以外的景致。哪知道我这里满溢着尽孝报恩的热情，他老人家却死活不领情。倒是以后有人从外面打工回来说城里多么繁华多么新奇光怪的时候，父亲实在瞧不惯年少小子的轻狂，就会不以为然地添一句：“城里有什么好？谁的脚板底下还不就那么尺把地？”语气里透着固步自封的愚顽，神情里写着随遇而安的自得。
可是，我跟父亲不一样，我喜欢那种走在路上的感觉，喜欢那种从熟悉走向未知和新鲜的感觉。为了不呆在一个地方发霉，我一次次被某种虚无牵引着愈走愈远。虽然一次次被现实所伤，一回回地感觉疲惫，但每一次回到家，当我用一双自以为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的眼盯着父亲粗砺的脸和有些脏乱的灰白头发时，心里还是觉得父亲活得不值，或者说活得意义不大。我这么自以为是地为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做着人生意义的答题的时候，人就自然而然地居高临下起来。于是，父亲的身躯在他儿子的眼里倏忽间就变了形，一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男子在他儿子的眼里竟变得猥琐而又渺小，甚至透出挥之不去的可怜和可悲意味。
那样的时候，我不会想到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功臣，不会想起，正是这么一个寂然无声的男人，吭哧吭哧地养育了五男二女。他和母亲给了我们最棒的身体，让我们风寒无侵，健康而强健地生长着。父亲从没对人说过自己希望儿女们多有出息，但他撑着挺着让七个儿女都把书读到了各自不愿读为止。后来，兄弟姐妹中除我靠读书在外面混了个饭碗外，另外六个都没能跳出农门。但就是这样，村子里的人都没有听到我父亲一言半语对儿女的责怨。我想父亲是怀揣希望的，但每一次平静地接受一个希望的破灭之后，父亲就自觉自愿地开始履行他对儿女的另一种职责——为他们操办婚事。当然，他的“操办”都在幕后，在耕耘的田地里，在喁喁欢叫的猪圈里，在遥远而又负重的通往山林的路上。而实际上，他的负重并没有因为儿女的“教养分居”而中止，我的几个哥哥结婚了、分家了，却因为父亲一直以来的大包大揽，庄稼地里的重活他们总是拿捏不好。这样，父亲这个庄稼好手就成了一头套上缰绳的老牛，一辈子也没能放下他手里的农活……直到2003年春忙时节，72岁高龄的他躺在病床上。
记得那时正是非典肆虐的时候，我通过无数次体温检测，从疫区回到家里把父亲“架”到医院，为他作全面的身体检查。我之所以说“架”，是因为父亲死活不肯去医院。我这才想起，从我记事开始，父亲竟然连乡卫生所都没有去过!当时父亲说他怕扎针的神情甚至还透出一股孩子气。于是，我向他保证说，我只是送他去检查，而不是去打针吃药。谁曾想这一检查就如雷霆击身，震得我和大哥全身麻木冰凉：从B超片子上我都可以看清楚父亲的心脏已经肿得很大。除了心衰，医生告诉我们父亲还患有糖尿病，而且肾也有问题。医生办公室给父亲的住院病床号插上了红牌!可父亲却怎么也不肯住院。他对医生说：“我还能吃能走呢，为什么要住院？”这么多年来，“能吃能走”是父亲判断身上零件是否完好的几十年如一日的“目测”标准。而作为儿女，我们竟然从未想到过要为老人家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生命中有些灾难是无法感觉和预料到的，而有些疏忽更是不可饶恕和无法弥补的。仔细想来，从十几岁离家住校以来，我读书、工作加起来有二十多年，我一只眼盯着自己的前程，一只眼盯着小家庭的生活，居然没有几次能够坐下来和父亲围炉话家常。父亲劳碌一生，我没有为他擦过一次汗水；父亲简朴一世，我没有为他买过几身像样的衣服；父亲皱纹无数，我却没能为他抚平过一条；我在外面扑腾了十多年工作换了三四个，却从没接父亲到身边歇息过一天享受过一时。实质上，我只是三十多年前从父亲身上游离出来的一颗精子，这么多年来，“游离”的我像天下所有的儿女一样，为妻为儿为己为自己的小家，却把生养了我的父母抛在了脑后，最真切地维系着我和父亲的，只是我间或寄回家的少许的生活费。以至于很多时候，“父亲”这个词语只是一个称谓挂在我的嘴上，置身千里之外的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感受他的脉搏、他的体温、他的喜怒哀乐，直到，直到父亲以一个百病缠身的躯体给儿女们这样一个残酷的提醒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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