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12期

学生就是学生

作者:赵公明 王俊亮




  2002年10月9日的《中国教育报》刊载了署名刘微的文章《当代教师应该具有怎样的学生观》,文中披露了对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的一些内容。有一类是反映当代教师教育观念,特别是如何评价学生的问题,例如“用百分制评定学生,给学生排名是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重要手段,这种评价方法取消不得”,虽有46.4%的教师不赞同,但也有多达21.4%的教师表示赞同;“教育中不应有差生或后进生的提法,学生只有发展水平和个性潜能的差异,不应有‘好’、‘差’之分”,74.4%的教师表示赞同,但也有10.4%的教师不赞同……事实上这只是观念上的百分数,在教育教学的实际操作中,我想大家都会认同这样的事实:大部分教师在用百分制评定学生,给学生排队,以期激励学生进步,这种情况在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尤其严重。在理性层面上,大部分教师认为学生不应有“好”“差”之分,但在实际操作中,大部分教师都在扮演甄别、挑选的角色。
  教师在“学生观”上表现出的双重评判标准是由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现状造成的。在理论层面上,面对教育改革的强大呼声和世界先进教育的经验,教师一般认为学生是活生生富有个性的人,有着千变万化的差异,教育应尊重学生的这种差异,促进他们向各自的优势方向发展,以期获得每个学生发展的最优化选择;而在实践操作中,面对一张张试卷考核后的量化排名,教师不能、也不敢幻想,教育主管部门、家庭和社会因你发展了学生的全面素质,就放松对学校考取重点学校学生的数量与质量的要求。在中国这样的理想教育与现实教育还存在着巨大差距的国度里,教师们建立理想化的学生观,在观念层次上是迫切需要而又行得通的,而面对现实教育的积重难返和考核、评价、选拔机制的过于僵化则是异常困难的,你必须有现实的学生观。而且越是重点学校、名校,这种现实的世俗的学生观念越强。
  当然这种为学生排队,并用带有等级性的字眼来命名他们当中的低等级类群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专利。一方面,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不断追求教育的理想,不断追求教育的卓越,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健康、充分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迎接挑战的主要对策。通过教育留给学生终生学习的愿望和能力,留给学生自信、责任感,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留给学生终生受益的影响,培养青少年健康健全的人格、获得比知识教育更高、更大的价值结构,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自觉的选择。另一方面,在以综合国力竞争为主要竞争方式,以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竞争内容的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意识早已提前影响到了学生的培养与教育上。在这种科学技术竞争日新月异的前提下,世界各国都存在着用带有歧视字眼来命名在现有的、指定性的学习内容上暂时表现不佳的学生群体的现象。中国人(不只是教师)最习惯最爱用的对学生最具杀伤力的是字眼是“差生”或“弱智生”。当然也有人将其科学化为“待发展生”、“后进生”、“学困生”、“学业不佳生”等等。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有学习障碍儿童(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也有人译成“学习失能儿童”、“学习低能儿童”、“学习缺陷儿童”、“学习特殊障碍儿童”等)、发展落后儿童(developmentally slowly child)、智力发展落后儿童、情绪困扰儿童、处境不利儿童、不适应儿童、学业不良的学生、相对学业不良、绝对学业不良的学生、“学习无能儿童”、“学习低能儿童”、“学习缺陷儿童”、“学习特殊障碍儿童”等说法。
  综上所述,就当今世界范围内而言,尽管名称各异,但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然后对其中的“下等”的一群用表面上科学准确,实际上带有歧视甚至侮辱性的字眼来称呼的现象是世界性的。即使在大讲人权的西方社会,这种现象也是司空见惯的。这样的学生观其本质是成人世界等级观念在学生身上的一种反映与折射,只是成人世界的等级称呼更重褒奖性,比如三级教师、二级教师、一级教师、高级教师等等。这种命名体现了对能者优者尊重,而又对普通大众不歧视的心理。为什么同样是人,对学生的要求就那么不人道呢?这有着深深的工业经济时代的烙印。在以“专业化”“集中化”“同步化”为显著特征的大工业生产中,“标准化”成为对产品流通与评价的必然要求,能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叫标准件,按其生产工艺与技术水平的不同,产品质量自然分出优劣,“优质产品”与“劣质产品”、“好的”与“差的”成为人们对产品类群的必然评价。在经历了太久的工业经济与文化的熏陶后,主宰人们经济生活的方式必然极大地影响着教育的生产方式,于是“教育”成为“生产”,“学生”成为“产品”。人们对产品的评价观必然极大地影响着对学生的评价观。可见,“学生”概念的一些衍生语、派生词其实都是工业化标准下对产品品质的鉴别用语在教育界对其产品“学生”身上类比泛化使用后产生的。这种学生观深刻折射出在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学校、教师对学生人权的漠视。在工业经济时代,学生只不过是“会说话的”产品,这是对学生人权、生命权的极度不尊重。
  这样的学生观的产生其实还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学生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角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学生成为职业者后,便总是以自己擅长的一面展示于人,扬长避短选择一种能展示自己长处的工作,使自己获得成功。飞人乔丹便是一个。他打篮球出神入化,可是一碰棒球,就把俱乐部带臭了,为什么?人各有长吗!所以,他不厌其烦地“退出”又“复出”篮球界,就是为了展示自己长处,获得成就感。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一个工作干不好时,人们普遍会选择而且可以选择换一个工作,以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张惠妹便是代表。如果让张惠妹别无选择,那么现在她一定还是端盘子的服务员,最多也只能是个领班而已,而不可能成为明星。另一方面,人们总是喜欢用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以获得成就感。有一个经典笑话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有一个人向别人吹嘘,我打败了世界举重冠军和世界象棋冠军,别人问他用什么方法,他说:“我和举重冠军比赛象棋,和象棋冠军比赛举重。”成人的这些扬己之长以获得成就感的手段,学生们却不可以用,学生不能像乔丹那样只会打篮球,也不能像张惠妹那样换一个角色去唱歌,更不能像笑话中的人那样自欺欺人。
  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学生就是学生,他们就像一堆螺丝钉或者一箱茶具一样没有选择!只有学习好才有成就感,学习不好,就只能是“差生”“弱智生”“后进生”……这是教育的悲哀,也是学生的灾难,更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教育史的最大悲剧:用单一的片面的语言、数理逻辑智能等为标准,去评价数以亿计的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未来文明的创造者;用伤害学生自尊的“差生、障碍生、落后生、学困生……”这样的字眼来表达人类正成长着的未来者成长的差异和个性。同时,教育以空前的执著和热情对人类最为宝贵可持续的资源——学生进行“模型化”开发。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问世后至今的一百多年来里,人们竟然还是用这样的学生观去片面地评价学生,而不是全面地辩证地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新的评价标准体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以“专业化”“集中化”“同步化”为显著特征,以“标准化”为目的的大工业生产将逐步走到尽头。因为标准化在带来方便的同时,扼杀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多样性。智能化生产为产品的个性化提供了可能,并且已经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企业已经能够根据客户需要生产出一件件各不相同的产品。随着这种富有个性化人性化生产的不断深入,教育也必将从本质上受到辐射,根据学生的差异,培育出一个个各具个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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