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看了一个反映中国南方佤族人生活的电影《玉蝴蝶》，其中的女主角叶色乍一看与非洲黑人一般，当然她很美，但是她很让我纳闷了一会儿：这是不是美国的黑人模特什么的来中国拍摄电影了。无论多少人使用怎样学术的办法，其实都不要彻底摈弃直观的一些判断。我的意思是这个女演员与非洲人有些明显的渊源。
我开始向云南媒体的朋友咨询是否有更多的佤族人资料。她给过来一些，并且说她所知道的佤族人的共同特点是人很黑，我调了一些面貌资料看，其实多数人与汉人一样，只是那个演员比较特别，但是我想像她那样“特别”的肯定还有。不仅是她，而且壮族演员韦唯不也很特别嘛。她们两个甚至很相似，眼睛深陷，嘴巴大。
我突然想到，我们一刀切地认为今天的中国人是由新疆来或者由南部沿海或者印度等地过来都是片面的，来到中国的应该有不止一条、两条、三条路线。除了一些主通道以外，应该有无数条道路通向中国，到中国的道路可谓四通八达。这些不同的通道对于中国人口以及文明特点的形成起到了特殊作用。
继续查资料：
“佤族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语支。佤族先民很早以来就分布在澜沧江、萨尔温江流域，那时他们的居住区域比现在要广阔得多，北至保山、腾冲、永平、云龙，南到缅甸景栋和泰国景迈等地区。经过长期的融合、迁徙，才形成了今日的民族分布状况。佤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其历史源流难以考证。在佤族民间普遍流传着的‘司岗里’的传说，就是讲述佤族先民的最初来源。‘司岗’有‘石洞’和‘葫芦’的意思，‘里’是出来的意思，即佤族的祖先是从‘石洞’或‘葫芦’里出来的。这个‘石洞’和‘葫芦’在离西盟和沧源不远的巴格岱(今缅甸境内)及莱姆山(今缅甸境内)一带。新中国成立前，当地的佤族将这两个地方视为圣地，每年都要在此地举行祭祀活动。”① 这个地点指出了一条方向，但是真正的源头在哪里，难说。不过“巴格岱”这个地名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西亚的“巴格达”，说不了又是一处异地命名。
目前的资料可以肯定皮肤黧黑的佤族人等就是从更西南方位迁徙过来的。他们有崇拜牛的传统痕迹，并且把葫芦当作祖先的来源说明了他们曾经涉江过河的艰难历程。其实从世界地图上我们不难发现，从北部来到中国内地，基本上可以绕过江河直达内地中原，但是要从北非或西亚来到中国南方境内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开湖海江河，这样的民族肯定离不开木筏船桨，最原始的渡江工具恐怕就是葫芦了！久而久之，在葫芦上漂浮的祖先成为葫芦里出来的祖先是不足为怪的。
实际上目前对于人种上黑、白、红、棕的分法只能看作是一种粗略的区分。假如再进行更细的划分，仅在中国之内就可以有三五个区域来，当然这也很粗略，但是恐怕目前只能如此，因为过于复杂，人种上还有一些“飞地”，也不好一一列举。
几个大的分区：一个是西北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内蒙西部的黄白混血区域；一个是中原地区典型的五官平和的黄种人；中国西南地区怀疑带有部分黑人血统的少数民族（不止佤族一个）；中国南方沿海包括两广以及福建地区的矮型马来人种，他们既与西南地区有联系，也有北方汉人有关联。在中原人种之内，山东与东北地区的人群以高大、肤白为特点，似乎有欧罗巴遗传的痕迹。青藏高原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人种地区，那里的特别只表现在地理生存状态，与外部的混血机会相对少就保持了种族的原始状态。他们与其周边的民族并无特别的不同，没有明确的生理标志说明他们是个与中国其他民族或地区不同的证明，我认为他们来自西亚的可能性很大，看到某些藏民我简直觉得他们就是直接从苏美尔来的古人：高鼻、大眼、黄种人特征、长圆颅。但是大多数的藏民并非如此。我的意思是，只有在藏区我才见到过让我心服口服的“苏美尔人”，其他地方就少见，这个地区“纯洁”啊。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境内的人群经过相当充分的混血交流，这个特色的形成稳固以大约2000年前为界。不光是人种上如此，在文化交流传播与自我沉淀发展也基本上以2000年前为界。实际上更准确的界限或许应该画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是两个界限各有道理。后一个时期的划分主要是从出土文物的造型等方面做出的，因为即便在魏晋时期依然可以看到一些西域风情的特色，再下来就几乎彻底本土化了，那种开放洋气的风格就与中国无关了。
这次到甘肃一些地区语言经历很有趣。从敦煌开始，我确实很清楚来到了汉人文化区域，但是他们的话听起来很费劲，但当地的公共服务人员却可以讲很地道的普通话，我真正明白了普通话为什么叫“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北方土话与江南的土话我都听不懂，南方人的话语明显与普通话不是一个发音系统。
整个甘肃地区的方言也差别很大，越到甘肃南方越听不懂，但是我知道我的河南话——具体讲是河南嵩县土话——肯定来自甘肃。酒泉一带的俗语与我的家乡话是相通的，比如我们共同说“结磕子”就是“结巴”，说“鼻子桶”指“爱流鼻涕的人”，“骨堆”指“堆”，“娃子”指“未成年人”，“麻达”就是“麻烦”，“虮子”指头上的“虱子的卵”，“眼眨毛”指“睫毛”，“不觉起”意思就是“不觉得就”的意思，发音“bao”意思为“不要”，“颇烦”指“心烦意乱”，“维”指“结交人”，“美当”指“美好”、“舒服”，还有“多咱”表示“什么时候”，类似相通还有更多。这使我觉得十分亲切。嵩县的部分居民确实是从远在甘肃的戎人那里分离出来的，所以才在语言上有一定关联。但是，今天我却基本上听不懂甘肃“老乡”的话语。所以，这一经历会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千年变化确实会使任何原本同根的文化都“相见不相认”，我“听不懂”祖先的语言也是正常的，只能找到一鳞半爪的特征是很正常的，一切都在变化。
应该补充一句，我刚才说到家乡话与甘肃北部地区的联系对应，并不是说整个嵩县的话都一样可以对应。其实嵩县话在本地区也有相当大的语言差别，简单举例樊坡乡与县城以及车村、白河这两个乡镇就会很不相同，所以个别乡的人会发现某些用语与他们的重合，但另外一些却只与另外一个乡的重合。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推断，可能由于当初人们的流动给嵩县不同地区带去了不同的语言习惯，不是整齐划一的，今天想要做出很清晰的分离其实又是很困难的。推之全国也是同样，中国历史上有过大规模的、成族群的流动迁徙，也有个别少数的迁徙，或者有的地方是整体外迁，但是留下个别特殊的人群，也会形成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
似乎每个省区都有一些文化飞地或语言飞地，这群人跟周围的人无论哪方面都不一样。比如湖北的大冶人讲话周围地区的人就听不懂，大冶的夫妻在武汉吵架完全可以旁如无人，因为别人听不懂。偶尔我想或许是大冶古代的冶炼工人在周围人被迫大规模南迁的时候他们却侥幸被遗留了下来，从而造成了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假如说他们的语言与南迁的客家族有很多关联，那也许是很可能的。
中国地区过大，情况异常复杂，要仔细地区分中国地区的人种或者语言或其他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情况，会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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