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东西排列在一起的分量特别重。它们在今天或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些东西已经离我们普通的生活而远去，现代人连黄金首饰也不屑于戴，我们更多地开始与电子产品亲近，连钱都变成了电子卡。但在古代这三样东西却举足轻重，很可能牵涉到整个地球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命脉。
把这三者联系起来其实不是偶然的，我关注它们很久了，但是有机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却是最近几天的事情。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属于黄金文明，中华文明属于玉文明，这不绝对，但它们确实有使用量上的多寡区别。难道这个区别就这样割裂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纽带？它像一个结让我困惑了许久。“解铃还需系铃人”，最终，还是他们三者解开了他们之间的神秘联系。
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海贝把东西方文明联系了起来。
并不缺乏黄金产地的中国在先秦的考古和文献中鲜见黄金，多见玉器。这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还是一种主动的审美价值取向？我认为，上古时代很可能长期存在着一种海贝换黄金的习惯。换句话说，“西方”（中东地区）很可能有组织地拿海贝来换取中国地区的黄金，并且他们之间有广泛接触的文明痕迹。
以良渚文化为例，这里大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地处长江下游，玉器是这个文化的主要特征，其雕刻工艺达到了无以想像的精美地步。这里是中国玉文化之集大成者。玉，归根到底是一种石头，石头雕刻工艺正是古埃及最拿手的一种工艺。古埃及也不缺乏对于玉器的征集，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记载他们到处去采掘玉料的史实，玉对他们也是宝贵的；但那不是最宝贵的，埃及人第一看重的是黄金和宝石。
与此同时，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有“民不藏金”之说。谁是“民”，谁是“官”？这个传说的起源在哪一代？事实是，在具有炼金能力以来的上千年间，商周时期里黄金竟然没有流行起来。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强力人为因素改变了自然的选择和自然的格局。难道生活在中国的统治者也依然是“民”吗？
尽管对于“金”什么时候成为货币出现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比较一致的是中国商周开始就有金器出现，只是量小而已。
对于贝币在先还是金币在前，情况比较复杂。同时在这个短文里讨论这个并没有意义，我认为“贝”比“金”先受到中国人的重视，因为它出现的时代早于“金”。我还倾向于认为海贝不是一种普通具有流通价值的货币，它还附带了其他神圣的价值，否则中国就不会有另外一种衍生出来的特殊的古代文物：储贝器。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一件青铜器并非一般财力可为，而使用“储贝器“来专门保存一些海贝，可见海贝为重中之重，其神圣意义也可见一斑。在春秋时期出现的“储贝器”其实还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这时的海贝已经渐渐退出普通流通货币意义，成为单纯具有极高收藏价值的珍贵古物——但非今天意义的文物。
从仰韶文化一直到三代时期，均有广泛使用海贝陪葬的习惯，从殷墟到三星堆，如此广大区域内都把海贝作为隆重的祭祀性礼品。并且越是重要人物的坟墓越容易发现有海贝。这个小小的海贝决非平常物品。我们真得问一问，海贝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在某些区域伸手可得的生物不仅与黄金等价，甚至比黄金还宝贵，它们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第一特殊是，这些中国墓地中的海贝产地多与中国相距遥远，并且以印度洋中的阿拉伯海一带为盛①，最远可达南非。第二特殊的是，这些海贝不是普通的生物，它们是一种信物，是一种承诺。第一个特性造成了物以稀为贵，自然逐渐可成具有特殊价值的货币；第二个特征可以使其进入崇拜行列，跃升为祭祀神品。要符合这第二个特征，只能这样推测：中国确实曾经是中东或者非洲某国的殖民地，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在红海沿岸，并且集中注意那些善水民族。
本来我们只能从这遥远地方的物品在中国腹地的出现作为两地相互文化交流的一个简单证据，但海贝在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神圣性”，不得不让人想起古代常说的“赐贝”、“取贝”等事件可能就发生在中国和中东之间。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海贝并非无限自由拾取，它是定量的，它因为路途的遥远是很困难的，所以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而影响中国地区的经济混乱，同时它是“换取”的：拿黄金换取海贝，并且必须交出黄金才能换取海贝似乎是一条铁律，“礼崩乐坏”的春秋之前是个道德社会，不可能对其中的规矩提出质疑。假如海贝真的来自这样一条途径，其实海贝就不可能仅仅承担货币的职能，每一枚货币上面承担着当时完全清楚自己故乡所在的人们对于“西土”的敬意、对祖先的崇敬，海贝寄托着中土人们对故国的绝对服从和无限思念。
在古埃及灭亡时，曾经有上千吨的黄金被亚历山大运到古希腊。那么埃及这个国家到底黄金储量和自己生产力之比如何就是个问题。实质上埃及这个大量使用金的帝国基本上不产金。中国的黄金矿储藏量有多少，从哪个时代才开始大肆采掘也需要考察。商朝已经出现金器，也就是说中国人从此时已开始炼金。中国既然不缺乏黄金矿，我们就要问古代中国为什么居然不是黄金流行的国度？换句话说，黄金有那么多的天然优越性弃之不用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的黄金到哪里去了？它真的应验了中国人的“民不藏金”的古训吗？如果中国是“民”，那么谁曾经是中国的“主”呢？
中国古代生产的黄金假如必须“交公”的话，那么中国人就只能发展一种中东人还不十分看重的玉了？
我设想，中国的黄金之于玉，正是西方王杖之于鼎。并且这个分别或者有意的等级出现是在早于或接近三代时期，这两个现象其实也不完全相同，但两者之间是有关联性的。
重新回到海贝的话题。在流传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年代跨度之大方面看，我绝对不相信海贝到达中国是一些商人的个人行为，我认为这是一种有组织的、双方有约定的政治行为。但是我不敢肯定的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会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而发生种种微妙的变迁，这包括它们的运输、使用、价值，尤其是经济之外的价值转换。
哪天中国人彻底解决了先秦墓地中海贝的产生、运输、使用和分布问题，我想就基本上可以给“中国文明起源”盖棺定论了。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就下定论，不仅是荒谬可笑的，而且是愚蠢的，归根到底是不严肃、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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