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每天“三祝愿”




  “文革”期间,革命人民养成了每天“三祝愿”的习惯。早上、午前、午后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语录》,由一人作司仪,他说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随后是对领袖的祝愿词,右手高举语录本前后摆动。上行下效,某省委领导人要求群众“三祝愿”时还要祝愿这位省委大员“比较健康”。

  “文革”期间,河南西部山区一个公社中学有一位女学生,英语考试不会答题,便在考卷上写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一样为人民”。女学生受到学校领导批评,自杀身亡,江青知道此事后,认为这是教师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号召打垮“师道尊严”,反对“智育第一”。该中学校长和有关老师被捕判刑。

  “文革”期间,戴乃迭被关进监狱,她的唯一读物是《人民日报》和小红书——《毛泽东语录》,后来可以看到美国的左翼刊物,监狱还给她发了一支铅笔,一个笔记本。她了解到,在美国监狱里可以学习,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每天放风,就在笔记本上写道,她嫉妒他们,这惹恼了看守:“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法西斯监狱?我们这里是……!”戴说:“那么,我宁愿去坐法西斯的监狱,那样还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说:“你的思想问题太大,你得好好学习。”

  “文革”中,每当毛泽东发表一段讲话以后,大家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之后,回单位认真学习。在一次学习中,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对,结果导致一片“打倒”的喊声。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聂绀弩对古典名著有极深的造诣,黄苗子为其书房题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文革”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

  1973年,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比他资格老的张春桥心中不满。张春桥指使徐景贤给中央写信,揭发王洪文种种腐化变质行为,除了打猎钓鱼吃法国大餐外,还有一个重要指控:“洪文同志在家里还使用一个黑色的进口精密仪器,从远处操纵电视机(即今电视遥控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