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树敌




  1953年,胡风举家北迁,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的一所幽静小院里安家落户。他在院子的四角种上了四株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棵白杏,还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四面树敌吗”?胡风只好放弃斋名,但在劫难逃,一年后即被捕入狱。

  茅以升在20世纪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在50年代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张贤亮打成右派后下放农场劳动,有一天收工回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呼天喊地地哭,问他怎么也会成为右派。原来他们县要押送二十个右派来劳改农场,押送的人已经派好了,他却想趁此机会到外面逛逛,非要争取这趟差事不可。苦苦请求,领导才同意他跟另一个干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时,一个右派逃跑了。两人向县里打长途电话请示办法,县领导说: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够上级规定的指标了,就让他顶那个空缺吧。

  在反右结束时,孙静轩和雁冀走到“大跃进”游行的文艺界队伍的最前面。他当右派,是“自己跳出来的最后一个”。因为他说过:“他妈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有人向上汇报了,他因此成为右派。

  阎锡山临终时给其亲属留下了六点遗嘱:“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生前,阎锡山还自作挽联数幅,嘱家人在他死后,贴在指定位置。贴在灵前的是:“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笔事功”。横幕为“朽嗔化欲”。贴在檐柱前的为:“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横幕为:“努力摆持”。贴在院中的为:“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横幕为:“公道爱人”。贴在院门上的为:“对在两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横幕为“循中蹈对”。中间两幅较易为人理解。对前后两幅,凭吊者往往莫明其妙,不解其意。有人说“阎一生喜弄玄机。临终还留此谜联,让人动脑筋”。

  1960年,中南海怀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这是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罗点点回忆说,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康生等在场的人都笑了。

  “大跃进”期间,杨献珍到河南调查。当时的河南省,据报纸报道,样样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一个一个放,好不热闹。某卫星公社小麦亩产吹到7320斤。杨到下边一看,卫星全是假的,普遍营养不良,人人患有浮肿病,还饿死了不少人,杨献珍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多一条打狗棍嘛!”当时河南“假大空”名正言顺,干部的基本功就是要学会弄虚作假,在河南省党代会上,一个县委书记发言说:“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与群众脸上无光荣……”杨献珍跟河南省委辞行时,省委书记腆着脸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说:“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值“大跃进”,农村的荒唐事层出不穷,亩产粮食万斤、10万斤地吹。因为说实话倒霉,人们均以沉默对待,至多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公社干部们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牛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回到城里,她把老舍当作好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