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大班们在贸易镇上，摆足了大人的派头 　　蓝旗国的外洋船，今年到港已经甚晚，而双鹰国的外洋船，到港更晚。等他们的大班赶到广州城外的贸易镇，已是雍正十年的阳历九月十五日了。和法兰西、英咭利国的外洋船六七月份就到了广州相比，要差了二三个月之多。到了这个时候，洋货行的行商都知道，今年不会再有外洋船到了，因为信风季节已过。 　　九月份，正是贸易镇上最热闹的季节。外洋船俱各来到，所有的外洋大班都已经租下了夷馆，开始贸易。外洋大班一进货，就会从船上调来十数名军官和水手，看守夷馆的仓库。因此贸易镇上，金发碧眼的洋人着实不少：来港贸易的，有英咭利国、法兰西国、红毛国、蓝旗国、双鹰国和几条港脚船，总数有十七八条外洋船之多；以国别建夷馆，每个夷馆的洋人连大班加上军官水手，当在近二十人左右，这样加起来，整个贸易镇上，来往的洋人也有上百之数。 　　雍正十年，洋人在贸易镇上，相当自由。大班们出入可以坐轿子，派头倒有点像中国的官老爷。学术界向来认为洋人不许在广州坐轿，而雍正十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坎贝尔记载：“这样，我们的轿子等在门口，我和其他的大班们一起去见海部。”官府虽然把洋人称为“夷”，比如“远夷”、“夷馆”等，这里的“夷”字，倒也没有歧视的意思。洋人大班去见官居二品的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坐着轿子去不说，按例赐座奉茶。这在官场上，基本上是品级相当的官员才有的待遇。甚至洋人大班觐见结束，关部衙门鸣锣相送。这种排场，可谓礼遇有加。 　　洋人住在广州城外，一应事务，均由大班们自决，官府基本不加干预。只要不进城，既可以到处闲逛，也允许登高望远，抒发情怀。一直到乾隆雍正十年，洋人进城也不算一件难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洋人自己出面，向海关监督衙门申请一个批文，写明几个洋人要进城；二是广州城内有人发出邀请信，即可获得批准，进广州城内访客，这就好比是眼下的外国签证，通常分成旅游签证和访友签证两种。 　　外洋船的夷馆，在洋货行里面，却又有朝街的独立门户。贸易镇上的管理，想来也是很规范的，因为晚上闭门和早上开门都有一定的时辰；蓝旗国的大班规定，从船上调派军官和水手十二名，前来守卫夷馆，定期轮换。这样船上所有的人都可以领略广州的风情。如此一来，这夷馆也俨然很有规模：大门口有洋人把守，里面有夷馆买办派来的厨子、佣人甚至轿夫，大班们出入期间，自然也很有威势，这在普通的中国人眼中，根本就是所谓大人的派头。 　　既然是大人的派头，这些洋人大班就像煞是中国的大人们，对于平头百姓，引车卖浆之徒，多少要摆点臭架子，甚至公开欺负。比如蓝旗国外洋船回程的时候，得知领航的引水，同时也给法兰西国的外洋船领航，结果把这可怜的引水给关在蓝旗国的夷馆里好多天，免得他给法兰西国的外洋船先一步领航，走在蓝旗国外洋船的前面。这当然是毫无道理的事情，因为粤海关治下的引水不止一个人，这就好比要救一个死囚犯的命，却去把相关的刽子手给关了起来，多少有点好笑。 　　这无辜的引水莫名其妙地给关了起来，虽然没有受到虐待，吃喝供应一应俱有，却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等到蓝旗国的外洋船一切准备妥当，让他领航出关的时候，想必他也只好忍气吞声，自认了倒霉。否则和洋人大班这种大人级的人物争执起来，未必有什么好处。弄得不好，还要到衙门里吃一顿竹笋烧肉：衙门里的老爷动不动就用竹板子打屁股。 　　另一方面，这些洋人大班，交往的也都是些大人。一是大班之间，二是和行商之间，互相来往，当面客气得很，背后做些小动作。粤海关的官员、关部正堂、家人和书办，自然不便和洋人大班来往：一是官体，二是名声。但是和外洋贸易无关的官员和士绅，也有和洋人大班交上朋友，你来我往，十分热络的。雍正十年，坎贝尔至少有两位这样的朋友，一位是盐运使手下的盐场主，另一位居然是总督衙门的把总。前者八成算是士绅，后者却是现役军官。 　　这位盐场主是个住在广州城里的富翁。盐是国家专卖品，盐运使也算得上是高官，所以这个盐场主的地位当然也不低。坎贝尔等人和他熟悉以后，也走动得热络，先是这位盐场主写邀请信出来，请蓝旗国的四位大班一起进城吃饭，饭桌上遇到了一位总督衙门的把总，坎贝尔等人又邀请他们第二天到蓝旗国的夷馆吃饭，结果盐场主没有来，把总却如约而至。 　　盐场主不说，总督衙门的把总是现役军官，能够和洋人大班套交情，喝老酒，来往密切，可见雍正十年，贸易环境非常宽松，并没有把这中外之大防，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再者，中国官绅以己度人，对于洋人大班，也是以大人的身份，予以尊重和礼遇。这和日后乾隆朝晚期，处处限制外人的情形，可谓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