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义行的行商陈汀观,热情地接待了来自蓝旗国的外洋船大班,并且答应成为该公司的保商。老朋友寒暄之外,主要是讨论充当保商之后,马上需要着手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一是由保商出面,向海关监督衙门申明已经充任保商。这是外洋船的大班们,到了广州城外这个镇上,可以开始贸易的第一步。第二件大事,就是要设立夷馆。
设立夷馆,就是要把这些外洋船大班们安顿下来。所谓夷馆,洋人向来称为Factory。Factory当然不是现代英语当中“工厂”的意思。从英语Factory的古老意义上理解,Factory等于是Factor的行馆意思;而这个Factor,则是代理人或者代办的意思,所以这样理解起来,夷馆就等于现在的外商办事处。
雍正年间的外商办事处,自然和当代的办事处不同。这个办事处,需要安顿大班们的住宿和生活,需要办公,也需要仓储;因为洋行的大班们收了货物,先要有个地方放起来,然后再用平底船驳运到黄埔的岸上仓库。除了功能以外,还有两个因素,决定这种夷馆的形式:一是货物贵重,必须便于看守;二是清朝的对外政策很明确,所谓中外之大防,不能让洋人和中国人混杂,至少不能住在一起。
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决定了这一时期,夷馆的形式,属于洋货行里面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既是洋货行的一个部分,又相对独立,便于守卫和同普通的中国人隔离。雍正十年,这种夷馆是不固定的,外洋船到,选好保商,照例在保商的行里租赁一个夷馆。这样,保商和夷馆,合二而为一。这也就是为什么,瑞典大班们在选择保商的时候,要事先考虑到,这个行商的洋货行里,是否有靠江的驳口。因为有驳口的话,再将货物运送到黄埔去,十分便利。
雍正十年,崇义行的陈汀观,从规模和实力上看,仅次于广顺行的陈寿观,所以崇义行的规模也堪称庞大。行里专门建有不止一栋专门的建筑,出租给外洋船的大班们。雍正十年,陈汀观不光给瑞典公司当保商,也给荷兰公司做保商。想来荷兰公司也在崇义行内,租了一栋专门的建筑,当作他们的夷馆,或者说办事处。
中国人把外洋船的广州办事处,称为夷馆,大抵也很有道理。夷馆虽然是中国人造的,拥有者也是中国的洋货行的行商,但是其外观和格局与普通的中国建筑区别明显。想来这是那些熟稔外贸业务的行商们,针对外洋船大班的需求,又多少根据自己的理解,特意为洋人造的。既然是专门为洋人造的,风格又有点特别,所以称之为夷馆,也算妥帖。
当时的中国建筑,一般的民居和商行,想来都是平房,但是所有的夷馆,一律都是两层楼。夷馆通常造得比一般的房子要好,而且都是两层楼。大概是因为这类夷馆,算是新生事物,所以看上去,要比其他的房子造得好:外墙用的是青砖和龙骨砖,楼板用的是木头,屋顶上的瓦片,则和西班牙建筑的西洋瓦片相仿佛。潘•乌斯贝克(Pehr Osbeck)是瑞典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的学生,1750年至1752年作为随船牧师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船,远航广州。乌斯贝克提到,建筑用的砖头,里面有木棍做的芯,这比较符合中国南方的那种空心龙骨砖的形状。更加明显的特征是,这种夷馆,通常向江岸上伸出一个大阳台;阳台下面,石柱直接打入水面。这看上去,既像中国的水榭,却又是露天的,想来是比较特别的一种形式。
乾隆十五年左右,蓝旗国的洋人描述的夷馆,规模已经相当齐整。显然,夷馆是个独立的院子,进门有照壁,可以挡住外面的视线;大门一侧,建有一个门房,门房门口,挂着竹编的灯笼。夷馆里面,是两栋平行的两层楼建筑,两层楼中间,用长条形的石板铺出一个庭院;庭院的石板上还有排水孔,下雨天雨水就通过排水孔排出到阴沟,再直接排往珠江。这样的图景描绘出来,洋货行的办事处,还是相当不错的。雍正十年,坎贝尔等人租用的夷馆,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规模,不得而知。乾隆十三年,另一位瑞典公司的大班在日记中说,这些夷馆的格局,基本上是一样的。想来当年广州城外,专门有一家建筑行,为洋货行建造这
样的标准夷馆。所以雍正十年的夷馆,基本格局和形状,应该和十多年以后的这种夷馆一样。
从功能上讲,夷馆主要用于生活、办公和仓储。所以夷馆的两层楼,特别具有使用上的功能性。楼下的空间,主要是用作仓库,但是在楼梯口,都设有厨房。楼上则是大班们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有趣的是,夷馆一旦租下,从名义上讲,就不再称为洋货行的夷馆了,而是称为某国的夷馆,比如法兰西夷馆、红毛国夷馆和蓝旗国夷馆,等等。这和当代办事处的概念,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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