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废除科举一百周年，也是日俄战争一百周年。日俄战争在春天结束，废除科举的命令于秋初颁布。废除科举虽早经酝酿，但是，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战胜俄国取得最终胜利，对于制定国策的清国君臣震撼极大，我们若说日俄战争是废除科举的催化剂，未尝不可。因此，在重估废除科举得失之际，有必要对日俄战争略作回顾。 　　黄白对决 　　日俄战争，有个绝对“第一”：这是人类历史上至此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奉天（今沈阳）会战，双方合共投入兵力达六十二万四千人，前所未有。此役另有一项相对“第一”：若排除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战胜意大利人的阿杜亚（Adowa）之战，则此役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非白种人战胜白种人的战争。规模之最的纪录，保持不了多久，此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皆远愈此役；然而，因一战之胜负，乃能显现一种契机，借以逐渐祛除前此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人种优劣”或曰欧亚强弱的成见，则意义重大。 　　十九世纪的世界，无论文治武功，堪称白种人或曰“欧洲文明”的天下。然至世纪末，白种人反躬自省，对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控制力不再居之无疑；黄种人穷极思变，则对本国本族的前景推导出一种“创见”。文艺、舆论最能反映时代面目，兹举数例，以说明世纪之交，白人世界对黄种人（亚洲）的警惧，以及东亚人士（特别是中、日二国）对未来百年的期望。日俄之战前十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手绘一图，内容为欧洲女武神（Valkyries）与乘龙之佛陀作战，用示保持优势、继续捍卫基督教西方的决心；1898年，日本人近卫笃麿发表全球范围内种族战争的预想，呼吁本国与同种结盟，为将来之黄白人种大对决作准备；1904，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撰文，对“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及“中国人口之巨大劳动能力”表示恐惧；更有趣的，则是英国作家H.G.威尔斯继《世界大战》之後，新撰《空中之战》（WarintheAir）一书，谓未来美国与德国交战，中国、日本联合组成强大的高科技的空军，对交战双方进行突袭（转引自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第12-4页）。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亦撰文唱和近卫笃麿之人种对决论，写下一段煽情文字： 　　“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与白色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83页）。 　　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了日俄战争，并以日本获胜终局。然则，预言中的人种对决不仅在现实里发生了，近代以来受尽欺凌的黄种人竟还战胜了白种人。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们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西方的科学和工业引进自己的国家，但必须像日本人那样摆脱欧洲的控制，自己掌握现代化进程，并保留自身的民族特点。嗣後，伊朗（1905）、土耳其（1908）先後爆发民族独立革命，盖即受日本战胜之启示与鼓舞（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第885-8页）。与战胜国同属黄种的中国人，战後反思所得，不能逾此范围，但是，别有一分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异于他国。 　　先说悲从中来。因为，这场外国战争竟在“禹域”（中国领土）内展开，而战争的目的，则是争夺对满洲（约当今东北三省）及朝鲜的控制权；更甚者，迫于形势，中国在此战中竟不得不宣布“局外中立”。自时人视之，此役较诸十年前的甲午惨败、五年前的庚子之难，不啻更形耻辱，而瓜分、亡国的危机感接踵而来。危机者，危险中孕育机遇也（据说这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训诂”）。日本，以前不被中国重视、近代屡受西方“列强”打压的“蕞尔小岛”，经过明治维新，竟摇身一变，晋级“列强”；中国若能知耻後勇，见贤思齐，不仅如此前“师夷长技”，更在政治、经济方面向西方取经，则实现保国保种之梦，未必就是奢望。时人悲痛之馀，想到这一点，不禁破涕成笑。 　　废制契机 　　其时，具有这种“辩证法”思维的人士，略分二类，一为“立宪派”（呼吁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精英），一为“实力派”（以袁世凯、张之洞为代表的封疆大吏）。“立宪派”认为，日俄战争不仅仅是“军队之竞争”，更是“政治之竞争”；日本终能“以小克大，以亚挫欧”，似乎违背了近代以来大国克小国、西方胜东方的“公例”，但是，之所以会这样，则在于：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俄国为君主专政国家。不论国内政治，还是对外战争，都可看出立宪对专制的优越性。这种“泛政治化”的时评在学理上是否妥当，容有商榷，但是，现实效果不错。不久，清廷便派五大臣出洋，周游列国，考察宪政。“实力派”则借此机会，向科举制度开刀。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夏，袁世凯领衔会奏： 　　“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教师。即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而我国独相形见绌者，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实力派”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立宪派”如出一辙，盖以为一国政经文教之优劣，莫不应以战争胜负（或富庶程度）来验证；战胜国之政经文教，无不佳者，俱应奉行“拿来主义”，袭用不疑，而对本国固有传统及实际情况之优劣得失，则无暇检讨。这种思路，较诸“洋务运动”——道光末期以来，仅限于“师夷之长技”而绝不考虑变更根本制度的思路，似为大大进步。但是，二者俱未能在制度引进的本土化方面多加留意，则淮橘为枳、画虎类狗的风险必然存在。当然，苛责前人并无必要；局外论事，贵得其情，後人述往，贵知其要。我们且看当时诸人因日俄战争之结果，而渲染出不得不立停科举的形势；因积弱已久之现状，而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虽可谓狗急跳墙，亦可谓墙倒众人推，然而，袁世凯固是枭雄，西太后又何尝不是解人？ 　　自当时言之，满清覆灭、民国肇造之契机固在乎是；自後世观之，迄今犹未结束的百年现代化之契机亦在乎是。然欲讲清楚这个“契机”，不得不先对科举制度的沿革及其在传统政治中的作用稍作介绍。 　　程序正义 　　通俗地说，科，指考试科目的科；举，是举用人才的举；科举制度，则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有广义、狭义二种说法。狭义的科举，谓自隋代设进士科，历经唐、宋之修正，迄于明、清而完备的考试制度。广义的科举，则谓东汉（章帝、献帝）时已经出现科举的萌芽，尔後经历了魏、晋九品中正制的“插曲”，因积弊太深，乃在隋、唐时以诗、文进行考试，方形成科举制度（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569-72页）。 　　中国最後一个“探花”——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一甲第三名——商衍鎏，曾对科举制度作扼要总结：“自汉至隋，轻于文字而重于选举。自隋、唐至宋，重在考试而不核行能。自宋神宗後，专以进士为贵，降至于明、清，守之而勿失”（《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序例》）。由此可知，中国二千年来选拔人才有一个趋势，最初，注重候选者的品行、声誉（汉代举孝廉，分四科，以“德行志节”居首），衍变至末期，则一篇短文定终身（清代，八股文限定字数为七百）。若自理想主义层面评论这个趋势，必曰每况愈下；然自现实主义层面检讨，则不妨说，科举制度的嬗变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以品行、声誉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立法之意固然不错，无奈，执行起来实在无法客观。孔子在家乡，也不过是邻居眼里的“东家邱”，他若碰上郡国选举，能否被推举，委实难知；魏、晋时实行九品中正制，自下而上，层层推举，选出来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所谓“王、谢”世家的子弟，出身于寒门庶族者，无与焉。今人都知道，起点公平确难实现，惟可寄托者，在于程序正义。汉代的郡国选举，魏、晋的九品中正，虽都强调自下而上的选拔，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却未考虑到“群众”最易受俗论的蒙蔽，最易被强权所压制，由“群众”来“为国抡才”，滞碍最甚，掣肘最多，实在不具程序正义。反之，自上而下的统一考试，不分富贵贫贱，惟成绩是尚，却能最有效的保持程序正义。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句话，准确把握了时代精神，亦可视作程序正义的“制度化”。同时，中国官僚制度的“现代化”亦告完成，而且，引进这种“现代化”成果还令朝鲜、日本乃至英国受益。孙中山遍考欧美各国政治，回国演讲，尝说：“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1921年，《五权宪法》）。西人，如伏尔泰（法）、马礼逊（英）、杜兰（美）等，亦尝赞美科举制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更从学理层面探讨，谓科举制度使被统治者在专制国家趋向平等，堪称“消极的民主化”（passivedemocratization，余英时译）。 　　因此，我们才说，二千年科举制度的嬗变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是，科举制度终被废革。难道，早在一百年前，科举制度便因本身的“现代性”作茧自缚，便已不合时趋，不得不被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冲溃？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么？ 　　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得使用“杠杆”理论。 　　神奇杠杆 　　科举制度的本质，若单以唐太宗名言“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而论，则不过是一种笼络人才、销磨士气、缓解内部矛盾的政治手腕。然考察历史，我们发现，唐太宗过于强调科举制度对统治者的益处，而对科举制度的本质及其与传统政治的深层联系认识不够，其言似是而非。窃谓王亚南以“杠杆”比喻科举制度，能得其要，他说： 　　“科举制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做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96页）； 　　按，王氏认为支撑传统中国的“杠杆”有两根，科举以外，则为两税制。以王氏此论与前揭韦伯的评价合而观之，不仅对科举制度，甚而对作为“官僚帝国社会”（韦伯语）的传统中国，我们将获得一种深刻认识。“封建社会”此一术语并不适用于秦、汉至清的中国，传统中国具有“帝国”特征，逐渐成为共识；而具有内部弹性、赖以维持“帝国”长期运作的制度核心，则是科举。然谓科举既是支撑帝国的“杆杠”，又是帝国的“构成部分”，此喻似凿枘难合。但是，我们若将科举制度与“士以天下为己任”联系起来，此喻之妙味就体现出来了。 　　天下，是谁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天下是人民的，所谓“十亿神州尽舜尧”。但是，在“帝国”时代，天下只可能是天子一人的，否则，就不是帝国，而是共和国了。不过，以天下之大，单靠天子一人，是没办法统治的，于是，选谁来“共治”天下，便是身为天子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帝王曾挑选、倚重过各类人马，如外戚，如宦官，如佞幸，然史有明鉴，此类人众俱属治国不足、肇乱有馀，惟有倚重读书人、士大夫的时候，天下方称乂安。是否因史书都由读书人编纂，利用话语霸权，故意贬低其他集团，抬高自己身份？似不尽然。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最瞧不起读书人，未得天下，即有“溺儒冠”的恶习，既得天下，更有“乃公马上得之（指天下），安事《诗》、《书》”的狂言。但是，登基不久，他对读书人的态度便来了个大转弯，诏曰： 　　“贤人已与我共平之（指天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这道诏书，固然是汉代选举制度的滥觞，也为接下来二千年的历史定下基调。诏书中的“贤士大夫”，自然指读书人。然而，战国时代的“士”，“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顾颉刚语），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倾人城倾人国者不知凡幾，时称“游士”。待到天下一统，再不妥善安置这些“游士”，令其尽快转变为“贤士大夫”，君主专制的国家安全实在堪虞，因此，刘邦才会发出邀请，请“从我游”，并许以“尊显”。于是，才会有科举的制度设计，让“贤士大夫”尽为我用，不致成为国家的隐患。不论如何本领高强的人，他只要有一丝入世之心，便不得不参与这个游戏。偶有游戏水平不够，愤而搅局，所谓“秀才造反”者，结局无一例外，都是“十年不成”，如黄巢，如洪秀全。所以然之故，无非在于科举制度的包容性极大，团结了有能力造反的绝大多数，足以对付极少数的反抗者。历史学家雷海宗尝对此现象作精辟评论：贵族制度解体後的中国社会（自汉代开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天下太平，士大夫掌权；天下大乱，则流氓得势。可叹的是，“流氓集团”侥幸造反成功，如刘邦，如朱元璋，成事之後，还是得将部分甚至全部权力让渡给读书人，大家坐下来，继续玩科举抡才、共治天下的游戏。士大夫“实际等于一个政党，并且是惟一的政党”（《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12页）。倘如所言，科举制度直可称作“士大夫党”的党内民主制度了。 　　然而，科举制度虽为读书人提供了参与政治、分享权力的公正途径，但是，科举制度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调，又令读书人不得不自废武功。先天不足，指自汉代以来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元代以来，则于儒学中独尊朱熹，更是等而下之），不仅限制了读书人的思想自由，更令儒学以外的各类学术，尤其是科学技术，得不到发展。适如韦伯所言：“西方与中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别在于，在我们这里，除了这种等级制的教育考核之外，还出现了理性的专业训练，并且部分的取代了前者”。 　　八股之死 　　先天，玄而又玄，牵涉太广，兹不赘论。後天失调，则指明代（宪宗成化以後）将唐、宋以来多种多样的考试方法，如策论、史传、诗赋、经义等，尽行捐弃，而只用四书文（又称制艺，即八股文）选拨人才。 　　明、清科举考试分为四级：童生（取得“入学”资格，又称“入泮”），生员（俗谓秀才），举人及进士。乡试一般于八月在省会举行，中式者称举人。会试于三月在京城举行，中式者称贡士，随後参加复试、殿试，中式者称进士。乡、会试皆分三场（分试四书文、五经文及策问），三场并重，後来，惟重第一场之八股文，遂有“三场并作一场”之谣。八股文何德何能，足以取代对经典学习（五经文）和时事政治（策问）的考察，而成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无他，标准化考试作怪也。 　　不论今古，但凡要考试，绝大部分的考官、考生都不会拒绝标准化。在考官，阅卷十分轻松（今日更可用计算机阅卷），在考生，见招拆招，有章可循。八股文虽是写文章，却具有极高的标准化程度。首先，命题有范围（不出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其次，思路有限制（以朱熹对四书的注解为标准），最後，作文有定格。一篇八股文，按写作次序，略可分为破题、承题、起讲、领题、收结幾个部分，而在领题、收结之间，便是起、中、後、末四大比，每比二股对偶，合之则为八股。八股文之得名，在此，八股文之优劣，亦系于此。 　　优，谓能较为客观的考察写作技巧、思维能力。不及详论，兹举一例说明。旧时刻四书，章节之间都刻一个〇，以作分段；一次，考官就用这个〇作题目，让考生写文章。今日所见有五份答卷，限于篇幅，仅录破题。一曰：“圣贤立言之先，得天象也”（天圆地方，故以“天象”代〇）；一曰：“圣贤立言之先，无方体也”；一曰：“圣人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也”（太极图作圆形）；一曰：“先行有言，仲尼日、月也”（日、月都是球，孔子光辉如日如月，故以球喻之）；一曰：“夫子为言之先，空空如也”（〇状中空，喻圣人之虚心）（分见于徐珂《清稗类钞》、李伯元《庄谐丛话》及邓云乡《清代八股文》）。面对这种刁钻谑虐的题目，还能写出如此“清真雅正”的文字，因难见巧，不得不叹为观止。 　　劣，则以其闭塞聪明，流于俗套，且养出一种不读书的风气。绝大部分考生，除了四书本文、朱熹注解及墨卷选集（相当于今日之教材、教辅及习题集）外，再不读别的书。有人讽刺这些不读书的读书人，说：“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徐灵胎《刺时文道情》，载袁枚《随园诗话》）；顾炎武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即是此意。 　　利害相权，弊大于利。单就文学价值而言，“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後为文，其文不足言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八股文虽智慧与技巧并重，然其本质，并无异于古今中外一切应试承命之作，究是用过即弃不堪回首之物，好听一点叫敲门砖，难听一点则是卫生巾、避孕套，难登大雅之堂（八股文未能进入文学史，即是明证）。再就选拔人才而言，考生将全部精力用于写作这种高难度、无实际的文章，四书以外的知识，一无所知；作文以外的生活，全无历练。一旦侥幸考中，政府授以职使，其不能胜任乃至渎职、作恶，又是题中应有之义。上之所求在彼，下之所应如此，“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名实背离，格格不入，一国之人才政事，日趋败坏，可想而知矣。 　　明亡，有人撰作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吕留良《真进士歌》自注）。这与吴伟业将明朝灭亡归罪于马吊牌（即後世之麻将，见《绥寇纪略》）一样，颇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但是，梁启超总结明代所谓“士大夫社会”，实则“以‘八股先生’为土台”，人皆空虚不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颜元语，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页），言下之意，亦认八股为亡国祸首。 　　有鉴于此，自清朝代兴以迄鸦片战争，近二百年间，民间、官方皆有人呼吁废除八股，然每次都有惊无险（《清史稿?志》选举三）。1840年以来，因鸦片战争惨败，请求改革科举者，更是迭见不鲜，如祁??奏开制器通算科（1843）、黎庶昌请开绝学之科（1862）、礼部请考试算学（1875）、潘衍桐请开艺学科（1884），直至1898年由康、梁等人推动，光绪皇帝赞成，下诏“停止八股”。只可惜，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西太后再度“训政”，儿皇帝被关禁闭，志士喋血，康、梁亡命，“晚生文八股”这才逃过一劫，直至庚子之乱次年（1901），才在考试中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而日、俄开战，东北大地上的隆隆炮声竟为科举敲响了丧钟。1905年9月2日，下诏：自明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科举之废 　　六年以前，六十四年以前，乃至二百年以前，建议改革科举者梦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政府颁布“新政”，不仅改革科举停止八股而已，竟根本将科举废除了。但是，科举一停，真就百废毕举、万事大吉？“文明之邦强盛之源”，真就“基于学校”，由此而致富强了？事实告诉我们，未必。 　　如前所述，科举制不仅是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更因其本身具有弹性，足以充当传统中国的“杠杆”。首先，参试资格的放开、考试程序的一律及对各省学额的调节，令国民不致遭遇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其次，“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宗旨，保证了耕读传统——读书人出则入仕，为官者退则居乡——的延续，不致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以及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隔膜；最後，科举制具有“开放政权”的作用，令隋、唐以来的中国形成一种“公开”、“透明”的政治模式（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56-7页）。最後一点似与常论相悖。然若考虑到“帝国”具有自身无法突破的局限性——君主专制，我们不得不承认，藉科举制（及与之配适的官僚铨选制度）体现出来的“消极的民主”，多少降低了出现君主绝对“独裁”的风险，终不失为自传统中国内部发展出来的最优解决方案。以此之故，陡然将科举这根“杠杆”撤去，若未能及时觅得代用物，一国政治之失衡势将无法避免。 　　当时定议：科举废除後，以学堂代之，并辅以留学。于是，天下读书或不读书的“读书人”，甫闻新诏，初则惊喜狂怒，继则狂怒惊喜，终于，纷纷“背起书包上学堂”而後已。为何惊喜？为何狂怒？为何上学堂？所以惊喜者，留心经济、立志匡时的人获得了解放，再不用千人万马挤在科举这条独木桥上你拉我拽举步维艰了；所以狂怒者，十年寒窗，砚透笔秃，何曾想换来一场黄粱梦？所以上学堂者，自此以後，神州大地，遍设学堂，将使“无地无学，无人不学”，并以此致富图强，有志报国养家者，舍此途无以进身矣。 　　学堂制度差不多全盘照搬自日本。所以如此者，一则因日本维新以来，国富兵强，适堪师法；二则日本为邻邦，对其制度进行考察甚为便利；三则日本刚刚战胜俄国，足以坚定主事者的信心。可是，直至科举废除，学堂制度并未建设完备，不论宗旨、科目、章程等软件建设犹待斟酌改善，即校舍、师资等硬件建设，亦因政府财政濒于破产，拿不出专项经费，无法展开。于是，“劝谕绅士”，“捐募绅、富”，遂成为办学主流，其时，不仅私立学堂幾乎全由各省士绅举办，即大部分公立学堂亦由其开办。这场改革，实质上是教育公有化全面转变为教育私有化，其利弊不可胜言，仅述其大者。 　　清末废除科举，改办学堂，从表面上看，前此得益于科举的士人绅士的特权受到破坏，或曰“士人政权”被瓦解，他们理应坚决反对此项改革。而实际上，广大士绅在此巨变中“机敏的停止了反抗”，转而以开办学堂作为“保存特权的新出路”。因为，学堂的考试内容虽由子曰诗云一变而为声光电化，可是，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照样被授予生员、举人、进士的头衔，照样做官，特权犹在。王闿运于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作诗云：“已无齿录称前辈，尚有牙科步後尘”；上联谓科举已停，为旧日翰林所重视之前辈、晚生的规矩，毋庸遵守，下联则谓新学方兴，医学生中佼佼者也可获得进士头衔。钱锺书撰《围城》，述及方鸿渐“博士”回乡，成为“本县的名人”，报馆请他题辞，学校请他演讲，一时风光无两，不啻如从前中进士、点翰林而衣锦还乡者。二者，冶华洋新旧于一炉，相映成趣，而幽默的背後，则显示了新、旧制度虽有差异，读书人的特权却未因此改变。 　　国民中读书人的特权依然保留，全体国民受教育的权利却因此不平等。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所费不过幾本书钱及微薄塾金，且入学以後还能得到政府的补贴（膏火银）；而新时代的学堂生，其学费、制服费、食宿费皆由自筹，贫家子弟因此废学者渐多。清代平均识字率约为20%，而民国时期很多地区的识字率竟低于此数。如江西寻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极为偏僻，在科举制度下，十万县人中识字率达到40%（包括一个举人、四百个生员），废除科举後，能进学堂（自小学至大学）读书者不过14%（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教育改革後，受教育人数反而减少，即此可见一斑。 　　一方面是读书人（当时已有“智识阶级”之称）依然占据各界的要津，一方面却是无力读书者数量越来越大，社会分化——包括城乡分化和阶级分化——日趋剧烈。旧时代的官绅，得风气之先的一部分学堂生，以及大小军阀（可以鲁迅《阿Q正传》中赵家父子、假洋鬼子及城中“革命党”作代表）成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农民及城市贫民成为社会底层，二者之间的阶级流动因缺少类似科举的制度设计而趋于静止，二者之间的矛盾亦日愈扩大。旧时代常见的“官逼民反”造成之动乱是可以克服的，不然不会有清代後期的“同治中兴”；新形势下的“列强瓜分”，因民族国家业已兴起，足以抵抗；但是，过渡期的制度性缺失——阶级流动不能经常、有序——却足以亡国。因此，虽然建立了宪制国家，虽然发生了号称“启蒙”的五四运动，虽然“教育救亡”的喊声不绝于耳，虽然有一段所谓“黄金十年”的上升期，民国仍因无法弥补制度性缺陷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终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