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曹振镛後，军机处领班大臣是穆彰阿和潘世恩。二位大佬不折不扣地继承和发扬曹氏老成持重的行政风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由此，道光一朝三十年间，便成为一个“不痛不痒之天下”。 　　苏州人潘世恩是个“全A生”；戏曲里津津乐道的的“状元宰相”，说的就是他这号人。他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高，拥有各种最高级别的文凭、证书和奖状，是全面贯彻“时代精神”的时代骄子。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时代，他既然代表那个时代，也就注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具有“不痛不痒”的特征——荣耀及身而止，名字与身俱灭。同治年间，李元度编撰极具权威性的清代名人大辞典——《国朝先正事略》，潘氏名下除了任职经历、恩奖记录、世系子女以及生卒年月，便再无其他内容。後人眼中的他，不再是时代骄子，只是一个时代的影子。 　　满洲镶蓝旗人穆彰阿也是一个影子，不过，他是一片面积巨大的阴影，幾乎笼罩了当时大半个中国。道光晚期，凡在政坛上有名有姓的角色，绝大部分出自“穆党”。即在咸丰前期，穆氏倒台、穆党势衰以後，仍有很多经穆氏提拔的官员占踞着各条战线的重要职位。曾国藩就是穆门高材的杰出代表。道光二十七年，经过穆氏的“运作”，他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连升五级，自叹“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同治七年——距穆氏逝世已十馀年——已是“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晋京面圣，在各类表彰庆典不暇接应的情况下，犹专程探问家道中落、生活拮据的穆氏後人，馈赠巨款，聊报知遇之恩。 　　与三十多年前的“权相”和珅相较，二人势力在伯仲之间，但是，穆彰阿与和珅有本质区别：他不是好货之人。对他来说，权力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并不一定要成为敛财的工具。穆氏追求权力，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更大更持久的权力，并不准备用这些权力作一番与之相称的事业。他是一个为权力而权力的权迷。故此，作为军机领班的穆彰阿，思虑所及，不过牢牢把持手中的权力；而潘世恩之自我期许，亦不过安稳作个太平宰相。然则，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为二人所不喜，自上而下的改革固然无从谈起，由外而至的事变也要讳莫如深。上行之，下必效之；于是，水旱灾变，民众暴动，都通过层层转报的公文系统，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皇帝有什么吩咐，也都唯唯诺诺，不作争辩，避免局面复杂化。最终，天子无事，天下无事，你无事，我无事，大家无事。 　　当日民间流传一副对联，戏仿穆、潘二人“面圣”情形，便是一幅生动的“盛世”君臣同乐图： 　　“喳喳喳，主子洪福； 　　是是是，皇上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