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优长




  “我的朋友”胡适之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他讲这话,是为了提倡“整理国故”,也就是要用西洋科学方法去整合和复兴乾隆、嘉庆时期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号称“乾嘉朴学”,即训诂考据之学,也称汉学。与乾嘉朴学不同,还有一种学问,叫性理之学,又称宋学。两种学问,各具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俗谓“村学究”者,就是汉学的基层代表;俗谓“道学家”者,则泛指宋学的粉丝们(fans)。当然,“道学家”和“村学究”的学问都不怎么样,其学养适足与电视剧中常见的“马列大妈”一较短长。

  汉学做好扎实的基础研究,宋学发挥性命天道的精妙,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固然是相得益彰的好事。但是,道光以来,汉宋之争势如水火,不单不相与谋,还要鸣鼓而攻,这是为什么呢?症结就在“学而优则仕”五个字。学问是学问,做官是做官,本来是两码事,但是,科举制度却风马牛为一体,将二者紧密结合。八股文和试帖诗,自有一套严格的规矩,本不涉及汉、宋学派的异同,但是,考官们却坚守汉、宋藩篱,在考试过程中上下其手,党同伐异。很多考生在考前便在省会、京城住上一段时间,通过宴饮面谈、投稿请教等方式获得有希望成为考官的官吏们的欣赏。正式考试时,试卷上的考生姓名虽被遮住,考官却早已暗示中意的考生,在行文时留下一些印记以利辨认。试卷缴上後,考官阅卷,首先就去找这些留有“後门”的试卷,不论诗文写得如何,批了高分再说。

  一旦学问成了敲门砖,那么,学问与学问之间,也就有了红黑冷热的差别。派往各省的主考们,若是汉学家,录取的便多是考据派;若是理学家,毫无疑问,望之俨然的岳不群们中举的幾率就大得多。这是地方上的情形。举子们赴京参加会试,高考指挥棒就由皇帝和大学士们操纵,揣摩风尚,投其所好,就成了必做的功课。曹振镛盘踞中央达二十三年之久,他对理学的偏爱必然影响乃至决定考风的走向,于是,汉学爱好者们发现作官的路越走越窄,宋学迷则躬逢盛世,大有作为。

  流风所及,身处高位的汉学领袖阮元也遭受打击。他自乾隆末就是副部级干部,此後历任督抚三十馀年。道光十四年某日,君臣闲谈,帝问曹氏:阮元官运如此亨通,何解?曹答:由于。道光觉得这个答案很别致,再问:此话怎讲?答:臣听说他在督署内日日刻书,时刻不忘治学。数语间,汉学研究和不务正业便划上等号,曹氏下黑脚成功。不多久,阮元即被内召,投闲置散,没有了实权。

  从此,理学派全面掌握主流话语权,“道学家”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