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鸡飞、马嘶、蛇出洞、狗上墙这些反常的现象都是地震来临前的预兆那样，周望对报社“开刀”也是有预兆的，而且，引发“开刀”的是一个记者。
海山市新修殡仪馆时，馆领导考虑到馆里职工住房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具体困难，便从建馆费用里挪出二十来万，补贴给大家修了单元楼。新馆刚刚落成时，有人将挪用专款建私房的事情反映给有关部门，主管局民政部门便委托审计事务所对工程进行审计。馆领导是个胆小怕事的人，面对已惹出的乱子一筹莫展，想要归还又无处找钱，不归还显然上面一定会追究到底的。看他的落魄样，办公室主任便出主意宽慰他，说现在哪个单位部门不是想方设法地从社会上捞钱啊！我们为何就不往这方面想。馆长苦笑说，社会上的确都是围绕一个钱字打转转，可我们是和死人打交道的殡仪馆，谁会给我们钱哪。主任说那倒不一定，毕竟有许多单位也很不起眼，一般人可能一辈子都不和他们打交道，殡仪馆虽说单位是不咋样，可所有的人都要和我们打交道。馆长说那能咋样，活人看不起我们，而死人又不会理我们。主任看馆长老实巴交的没有一点儿悟性，只好直言不讳地说，政府还不是给我们了一定的权力吗？何不乘新馆建成之机搞一个落成庆典活动，请柬发出去后看谁胆敢不给我们礼金。
海山市是一个落后而保守的地区，传统上一直盛行土葬，且在办理丧事时，唢呐、锣鼓齐鸣，纸火、挽幛飘扬，披麻戴孝的孝子们拉着灵柩招摇过市，有时一个送葬队伍竟零零散散地拖半条长街，把交通堵得水泄不通。当地领导和老百姓对这些事情早就司空见惯了，再说谁家不死人呢，死了人如果别出心裁地低调办事的话，那岂不是叫大家笑掉大牙。尚进到任后不久，在去电信局参加电视电话会议的路上，竟因送葬队伍堵在街头，结果迟到了受到省里的批评。坐在会议室，尚进满脑子想的是曾去过的江西赣州市，那里是蒋经国经营过五年的地方，三十年代初蒋在赣州时，推行了新生活运动，搞得有声有色，现在蒋经国的旧居里还可以看到当年他亲自在报纸上撰写的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文明公约，洋洋千余字，从洗脸、刷牙等小事入手，到好好学习、认真工作、孝敬父母、报效国家，是修身养性、文明生活、爱国为国的经典范本。现如今经济相对落后的赣州市，街道整洁，市容干净，民风淳朴，人们的生活方式十分文明。从赣州想到自己统领的海山，这都到什么时代了，还用如此落后的殡葬方式招摇过市，真叫他十分恼火。于是，尚进利用双休日进行调研，发现之所以土葬盛行除了历史上根深蒂固留存的原因外，在客观因素上还有整个海山市没有一家火葬场。尚进马上拍板定案，要求市、区政府多方筹集资金，尽快修一座现代化的大型火葬场，引导老百姓在殡仪方面走向文明。尚进指出，文明的过程是逐步发展的，推行火葬更要循序渐进。依据意外死亡者不能回家的风俗习惯，火化可以首先在溺水、交通事故等意外死亡者中推行，在充分赢得大家的支持下展开，千万不能蛮干。尚进还指示民政部门，参考全市每年意外死亡的人数，可以初步定下火化指标。
办公室主任所说的殡仪馆的权力便是指火化指标问题。尚进讲话后，两级财政很快拨付了专款，市政府办公室也将民政局出台的关于殡仪改革的文件进行转发，在文件的后面按照市区各社区人数分配了火化指标，并强调指标的落实事宜由市殡仪馆具体负责。主任的一席话，叫馆长茅塞顿开，小胆量的他独自不敢拿主意就召开馆长办公会讨论，既而又扩大到全体职工会议，要大家集思广益，拿出最佳方案。挪用专款的事情一发，连日来大家都愁眉苦脸的，惟恐问题查出后个人真要给单位退钱，那摊到各户头上近一万块钱要真是退出来的话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现在柳暗花明又一村，搞庆典拉赞助的确是个好主意，说实话，要叫大家给北京奥运会拿主意，这么遥远的事情大家也没什么大的兴趣，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哪怕是抓耳挠腮也要开动脑筋。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么多人的脑子放在一起，便有了一套既严密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这套办法很是细致。考虑到请宾客来殡仪馆参观恐怕有些晦气，他们决定在海山宾馆举行庆典活动；庆典的名堂也不提殡仪两字，还是年轻主任脑子好使，他想出活动的主题叫做“人间天堂”庆典；为了彻底回避殡仪两字，到时连扣在请柬上的章子都是借殡仪馆主管部门市民政局的章子，反正这样做的结果是，既让大家心照不宣地上礼，又免得大家感到寒碜。
海山人本来热情好客，特别喜欢赶事情、凑摊场，虽说这次是殡仪馆举行的活动，但活动的名堂倒是很令人向往，况且地点也在星级宾馆，加上听说社区准备把火化指标分配到辖区的各个机关单位，到时候保不住要走殡仪馆的“后门”，所以收到请柬的单位大多派去了带着礼金的代表。庆典活动如愿隆重举行后，大家把账务一清点，竟收了近三十万礼金，除去活动花费，补上亏空的二十万“窟窿”还绰绰有余。大家喜滋滋地又在宾馆接着活动了几天，吃得大家都腰挺肚圆、满嘴流油，真像自己都进入到人间天堂了。
连续几天，大家光顾了吃喝，收的礼钱清点后还没来得及补上窟窿，有人就把“借殡仪馆开业之机大肆敛财，大吃大喝”的举报信投诉到海山的几家媒体。举报材料是殡仪馆一个副馆长写的，为的是搞倒窝囊的馆长给自己腾位置，便匿名打印了材料寄给各家媒体。省报站长雷向阳向来对这类事情不屑一顾，他随手把材料丢进垃圾桶里。而最感兴趣的《牵手百姓报》见了这种投诉材料则像毒瘾刚发作有人便送上高纯度的海洛因那样，瘾君子自然十分兴奋，记者部派出了三名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殡仪馆，后来之所以偃旗息鼓没有见报，是殡仪馆答应做专版广告。果然，事隔不久，该报套红刊登了“现代化的殡仪馆开业，邀请各界朋友届时光临”的整版广告。这样大篇幅的广告，放平时要没六万元是拿不下来的，套红还要另加15%的套红费。而撞在枪口上的殡仪馆，没有十万绝对不可能。
放平时这样的举报材料在《海山日报》是没人理睬的，即使有人去采访了，本报也不会发出稿子来。这份材料寄到报社按规定被通联部人员拆开后，自然放置一边。就在此时，一年也不到报社露几次面的记者李华强正巧进来，他一边和大家神侃海聊着德甲足球联赛，一边无意翻阅到这份材料，仅粗略翻阅看了几眼就感到里面蕴藏着“商机”，他乘大家不注意便若无其事地把材料装进衣兜。
李华强属报社人所共知的“具体人”，究竟怎么个具体法？例子举不胜举，比如他曾和同事为争论巴西还是德国最后夺得世界杯冠军就大打出手，将同事葬送了三颗门牙和一条肋骨。在定力极大的仇平稳的时代，编辑记者们对于老总是人人畏惧，可李华强却另类得对他从不发憷。有一年国庆节前夕，李华强采写了一条石寨县教师连续三个月领不到工资的稿子，原因很简单，县里挪用了扶贫项目款，省里要来检查项目，县政府便决定停发教师工资用来还账。这样的稿子放平时也不可能在传统的《海山日报》上公开发出，更何况当时是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可这个另类的记者偏偏不认这个理。按照一贯的惯例，稿子坐上直通车，编辑、主任几道手续，一路开着绿灯地直奔到总编办公室，仇平稳对此多次批评下属，大家都当老好人啦，然后把矛盾转移到自己头上。谁叫你当着官？下属嘟囔着，仇平稳他说归说，下属依然如法炮制。所以，这次当稿子呈送到仇总办公室时，他简直有些忍无可忍了，叫来李华强劈头盖脸便是一通训斥。李华强却出人意料的冷静，长时间的沉默倒叫仇总无话可说。拿着稿子走出仇总办公室后，他竟然胆大妄为地在发稿签上偷偷伪造了仇平稳的字迹，然后静静地等待着下班时间的到来。他看到报纸小样出来且仇总也已审阅完并离开办公室赴宴后，李华强拿着自己的那篇稿子来到编报部，假传仇总“圣旨”硬是取下来一张新闻图片，把这篇批评稿子挤上了头版并安置在倒头条位置上。
稿子一见报，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当天上午，仇平稳接到了主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长等人的电话，要他立即到市委进行解释。普通机关干部和老百姓意外地在党报上看到这样的新闻稿件，却是另外一番心态，都感到欢欣鼓舞，觉得海山日报开始贴近百姓啦！此时，早有人把报纸传真给百余公里外的石寨县领导，快到中午时分，石寨县委、县政府的明传电报便发到报社，电报中声称这是严重的导向错误，要求必须尽快调查，弄清事件真相，做出详细解释，并要求在合适的时候《海山日报》在同一位置上公开进行赔礼道歉。
仇总硬着头皮、满脸堆笑挨过上面的训斥后，回到报社便要收拾李华强。可这小子面对恼羞成怒的老总继续振振有词，说什么文责自负。可不管说千道万的，伪造总编的签名可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情。报社党组会上，仇平稳提出要将其除名，余震虽觉得李华强的做法是错误的，可从内心里来说对这篇报道本身是有些欣喜，也就低头不语了。其他人既对脾气暴烈的李华强有畏惧感，又享受着对“一把手”受了委屈所产生出来的快意，所以也都不表态，只说仇总你拿主意，我们听你的。在圆滑的官场上，大凡聪明的副职都把“临门一脚”留给正职，因为射门是否成功和自己没多大的关系，这也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态度。见此状况，仇平稳一时也没了主意，见他没了主见，大家知道这事在会议上议来议去到最后一定不会形成什么决议，果然过了一段时间，等到上上下下和方方面面的气都消得差不多了，再上党组会时，大家一致通过给李华强一个行政记大过处分，并立即由记者部调到编报部做校对。决定是这样做了，也仅是停留在文件上，这又不是啥好事，谁也不愿意传达这种岗位变动的事情，何况又是面对李华强这样一个具体人。
捅下这样大的娄子，却得到如此轻的处分，要放在任何人头上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可李华强压根不买账，他装作一副啥也不知的样子，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校对是干嘛的工作，依然每天来记者部晃悠。以前，部领导也不敢给李华强分配什么具体的采访工作，现在人调离则更没权力指挥了，他倒成为报社里真正的自由人。
其实，李华强人品还行，水平也不错，文学素养更高，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中文系毕业的本科大学生。1982年夏天，他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还正在筹建中的海山师范专科学校做老师。望着学校这堆废墟，早期想进党政部门的念头便在他的脑海里死灰复燃，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和人事局僵持着迟迟不去换派遣证。当时，国家拨乱反正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到处需要人才。他拿出鲜亮的大学毕业证书走了市里的几个单位，全部没有落空。几经比较，还是觉得到地改市前的海山行政公署办公室的前景广阔。李华强生性好动，性格暴躁，浑身散发出叛逆精神，加之他衣着随便、不修边幅甚至可以说是邋遢，这和机关干部西装革履的装扮、一本正经、庄严肃穆的工作作风很不协调。所以，他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但面对八股文式的规范材料往往显得一筹莫展。工作几年，除了接电话、抄材料、跟随领导下乡外，别奢谈什么作为了，连个正经的工作都没有，为此他很是苦恼。有一次，“八一”节前，专员突然想起按往年的规矩要到军分区和武警支队、消防支队去慰问，不巧的是秘书科的几个老材料们手头都有写作任务，专员只好叫李华强写封慰问信。本来，这样的材料有现成的，每年拿出来略微改动加上几句和当前形势与时俱进的客套话就可以了，可他想显示一下自己中文系大学生的水平，就查书本、找范文，熬了个通宵，写出来的慰问信很是抒情，领导拿到材料后来不及审阅立马带着秘书长去了军分区。慰问活动开始后，专员拿出材料照本宣科地念了几句，连续几个“啊”、“啊”的叫他气喘吁吁，跟不上了节奏，滑稽得像周星驰，很是搞笑。没办法，专员只好脱开稿子信马由缰地讲起来，讲常规话、客套话是当领导的基本技能，讲起来自然很是顺溜。
慰问信事情叫领导对李华强彻底地失望，专员萌生了调走他的念头，秘书长天生就会看风使舵，品咂出领导的意思后，便找他谈话说你到行署办公室也几年了，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组织上准备给你压压担子，但眼下办公室的位子比较满，打算提拔你到下面工作，下面是哪里？秘书长委婉地说合适他的地方应该是那些学校、文化局、文联、报社等单位。
李华强是个聪明人，听秘书长这样一说就明白领导这是准备把自己扫地出门。说实话，在行署办这个典型的官场环境里，他也萌生过走的念头，因为知道自己长期呆下去要顺应官场的规则，恐怕会完全扭曲了自己的性格，活得将是十分劳累；而一意孤行继续和官场格格不入，会变得连狗都不理睬了。所以，此时不走还等何时？
按照李华强的要求，他如愿到了海山日报社，依照惯例，哪怕是行署机关出来的通讯员，到了下面单位也要考虑在工会、团委等组织里给个职务，何况是办公室秘书和本科大学生呢！刚巧，报社文艺部主任离岗腾出了位子，于是行署指示报社任命李华强担任了文艺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等过一段时间再考虑转正。
文艺部有十来个编辑，每两周才编一期副刊，大家的时间实在富裕，闲暇里的李华强便对新闻留起神来，经过揣摩和学习，很快掌握了新闻倒金字塔的写作规律，试着出去采访了几次，写出的稿子竟全部使用，其中有一篇写市里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给农民带来实惠的《田家山村从土疙瘩里刨出“金娃娃”》的稿子，上了头版头条。连一向很少表扬人的仇平稳也几次在编前会上对他看问题准、文章有厚度且文笔干练、表达准确大加赞赏。在扬眉吐气中不断进行总结和提高，依靠扎实的文化基础和良好的修养，在行署几年写不出行政材料的李华强一旦喜欢上了新闻，潜能就很随意地发挥出来。时间过了不久，有些飘飘然的他强烈要求到记者部做一名真正的记者。仇总和他谈到记者部可以，但那里已有一正三副四个主任，职务实在不好安排。他却表态自己到报社不是冲着当主任来的。仇平稳便叫他立了字据，还说这样做是为了上面过问起来好交差。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被弄出行署的都是领导不喜欢的，好不容易弄出去了，领导再也不会关心的。
报社虽说是业务部门，但和其他党政部门一样都是论资排辈，等级甚至更为森严。到了记者部后，李华强成了资格最浅的人，每天还时不时地被人唤着打开水、扫地、抹桌子。当年在行署办公室干这些活也就罢了，那时伺候的至少也是和仇平稳职位大小差不多的领导，而在报社干这些事情真叫他窝起一肚子火。有了火总要燃烧的。一天，他终于歇斯底里地爆发了，一怒之下将部里的四个暖水瓶全部打碎。从此，人们不和他交往，而他变得更加孤僻，我行我素，独来独往，逐渐成为报社的具体人和自由人。再渐渐地，大家感觉他的心理也有些变态，谁也不轻易招惹他了，他上不上班，平时在社会上干什么，没人去打问，来到单位也没人搭理他。而只要是他写来的稿子，编辑、主任谁也不敢动，签发“同意”后，基本原样呈送到总编那里，一般情况下，他的稿子都不会被“枪毙”。听说他还经常拿差旅费在报社报销。从李华强身上，人们得出一个道理，人活着都是为了那张薄薄的脸皮，如果谁把这层脸皮撕破，完全不准备进步，那时候只有领导惧怕你的份了。
周望上任后，像人们说的，报社无论业务工作还是人事安排，是稳坐钓鱼船，就是不开舟。面对李华强“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他也不闻不问。
那天，李华强在通联部拿到举报殡仪馆的材料后马上前去采访，到了殡仪馆，他发现除了《牵手百姓报》没来记者之外省内外驻海山的几家媒体的记者都不约而同地到了，他心想：这真他妈的是“几个贼歇在一个店了”。
搞庆典被举报一事，弄得殡仪馆馆长很是狼狈，好不容易以做十万元的专版为条件打发走《牵手百姓报》三名记者后，谁知后面的记者像蝗虫一样一批批地赶来。面对众多媒体记者，馆长心里说，既然拿出了十万，那就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坚决阻止媒体捅出去。他知道，一旦媒体披露此事，肯定会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那时他的馆长是必免无疑。只要媒体不介入的话，上面领导最多也只给个处分而已。保住了馆长的位子，至于处分有啥可怕的？在他不停的埋怨声里，已应接不暇的办公室主任小心翼翼地建议道，专版咱们是无力做了，再做恐怕连收来的礼金全贴进去都不够，现在不如对这些记者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按照他们所在报纸的分量和影响力以及他们来的人数情况，分头用2000到5000元不等的红包打发。馆长同意了他的建议。等红包给到海山日报时，考虑到这是党报，又只来了李华强一位记者，所以给了他最高的5000元红包。
写匿名举报材料的副馆长目睹了红包买通记者的全部过程，更加气愤，坚定了连记者在内一起状告的信念。究竟该如何把记者也告在一起，产生更大的轰动效应，他想起海山文联有一位专写报告文学的作家，近年来这位老先生转向了新闻写作，是中央几个大媒体的特约记者。此人一走上新闻道，便以写揭露报道而见长，有几篇在全国都产生过影响。他找到该特约记者，简单谈了情况，果然该记者比他还要气愤，当副馆长又试探性地告诉他，海山市里的所有新闻媒体都有人拿过红包，他一脸严肃地说真不像话，看来海山的媒体是全体堕落了。他一再保证说自己是不会堕落的，他说目前的材料已经很翔实了，就不准备再大张旗鼓地去采访，那样会暴露自己的，依照材料写稿子的前提是你要保证所提供的材料完全真实，自己可不想为此惹上官司。本来，举报是偷偷摸摸的事情，现在要立下字据，副馆长显得顾虑重重，最后在记者信誓旦旦的保密承诺中，写下了“如有半点失实，愿负一切责任”的字据。
虽有副馆长的保证书，特约记者依然不很放心，按照送过礼金的单位名单，他找了几个熟悉的朋友打电话拐弯抹角地核实，果然事实确凿。还有一个朋友气愤不已地主动提及此事，说要请他在媒体上揭露这种不正之风。他吃了定心丸之后马上写稿，像以往一样批评稿子从不过夜，赶在夜班截稿前将稿子发了过去。次日早晨，他在央视早七点新闻的“报刊浏览”中，听到了海山市殡仪馆借开业敛财的消息，知道稿子已经见报了。此消息一发，报刊、广播电视竞相转载，连各大门户网站也都安排在首页，作为社会新闻的头条稿子，此事一时间在全国炒得沸沸扬扬。
媒体一发，馆长后悔不迭，大骂自己做了件“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亏本买卖，便叫办公室主任把发去的红包统统收回来。主任解释说，那些拿过红包的记者并没有发稿，咱们要收就是不讲规矩。馆长便骂什么他妈的规矩，老子叫媒体害死了，哪还顾得上规矩不规矩的啦！主任只好挨个打电话，约见当事的记者见面讨要，大多数记者脸色很不好看，甚至嘴里不干不净，虽说是骂骂咧咧的，但还是不情愿地把红包退了回来。只有李华强是个例外，他说钱早打麻将输光了，拿出了一副死猪不怕滚水浇的泼皮相。本来，到了这个份上也只好算了，可馆长不想给这个记者搞特殊，非讨要回来不可。见主任为难便自己亲自出面找李华强，看到李见他后装聋作哑，气愤中便跑到报社向周望去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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